漳州市图书馆

近几年以来，广西左江流域的宁明花山、高山、珠山、龙江花山、沉香角、大舟头以及赫头山至新湾山等地的悬崖峭壁上，先后在几十个地点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崖画像。国内考古、民族、历史等学科的许多研究人员对此做了不懈的探素和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福建仙字潭摩崖石刻位于福建南部华安县汰内乡汰溪流域的崖壁上，共有五处崖刻，约二十余个象形图画文字。据方志记载，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早在唐代就已经为人所发现，清代的《福建通志》和《漳州府志》等方志对此也曾有过记载。一九一五年，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曾到该地进行考察，并发表了《汰溪古文》一文，此实开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之先河①。一九五八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对该处石刻进行了调查、测量和拓片，随后发表了调查简报②。此后有关的考证论文仅见福建师大刘蕙孙教授和笔者的拙作两篇③。一九七八年中央民族学院石钟健教授曾发表论文，对广西花山及福建华安仙字潭这两处的崖画、崖刻作了一些初步的论证④。不过，总的说来，与广西左江等地崖壁画的研究工作相比较，福建华安仙字潭崖刻的研究工作做的较少，尤其是与广西左江崖壁画各个方面内涵的详细比较的工作做的更少。
  本文在对福建华安仙字潭崖刻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拟将福建汰溪与广西左江两地古代文化遗物作深一步的比较分析。
  二
  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分析，广西左江崖壁画与福建华安仙字潭崖刻的主要差异有以下几点：
  1、左江崖壁画全部是用赭红色矿物为颜料描绘于崖壁之上，华安仙字潭崖刻则是运用金属工具将图象凿刻于崖壁之上。
  2、左江崖壁画描绘的人物十分之多，从左江流域几十个地点发现的数量看，至少可达几万个之多。华安仙字潭崖刻的人物象形画刻则仅有二十个左右。左江崖壁画描绘的场面十分壮阔，有的一幅图画人物排列长达三十米以上，各个人物形象也远为高大。华安崖刻的每刻画面长仅二、三米左右，场面容量与人物数量无法与之相比，且人物形象较小，大的约七十厘米，小的仅十厘米左右。
  3、左江崖壁画由于是用赭红色矿物为颜料直接描绘。所以各种人物和动物图象都描绘得较为活泼，人物、饰物、动作、伴器等局部图象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有着较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华安仙字潭的各种形象则较为呆板，给人以深沉的凝重感。
  4、左江崖壁画中出现了许多铜鼓、环首刀、舟船以及动物等图象，这些图象也是华安仙字潭崖刻所不见的。在这里。我想附带提一下宁明花山等地崖壁画中的所谓“骑马”图。根据花山等地的崖壁画资料看，关于“骑马图”的提法我认为有的是不够妥当的。因为从宁明花山等地的有关图象看，一些类似“酋长骑马图”中的“马”其实都是一些诸如家犬之类的动物。如《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发表的陈汉流《广西宁明花山崖壁上的僮族史迹》一文中所附的临摹图，一些腰佩刀剑、形象高大的人物脚下所站立的动物，有不少都不是马而是家犬。如该文第三幅画中的几只动物，都画得细腰曲肢，类似狗形。中央一幅腰佩环首刀的人物象之下的一只动物，尖嘴张开，两耳耸立，四肢弯曲，尾巴斜直，其形象更与家犬毫无两样。我们知道，古代南方越人只善行舟，不善骑马’《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说法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汉书·地理志》也曾明确记载，儋耳、珠崖郡等地“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鹿（下京）”，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这里的越人并未畜马。因此左江花山等地崖壁画中的“马”，其时有很多可能应是家犬等类动物。这些动物的具体作用也并非在于当“坐骑”，而是在于充当祭品。古代越人屡有以犬为祭品的习惯，三国时期生活在浙江一带的越人后裔安家之民，每逢父母死亡，仍“杀犬以祭之”⑤。左江花山等地崖画表现祭祀活动中的类似图象，可能也是这类犬祭现象的反映。
  5、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意见，左江崖壁画的内容可能可以包括诸如对太阳、山川、鬼神、土地以及战争的祭祀等等，这说明左江崖壁画所包含的宗教迷信等内涵是较为丰富的。与此不同，华安仙字潭崖刻所显示的内容可能只有一项，即表现战争祭祀及纪功这一主题，这和左江崖壁画的内涵也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
  6、左江崖壁画的人物形象中有一些戴有面具或羽毛、弯角等奇异装饰，这与他们各自进行的各项内容不同的宗教祭祀活动关系密切，但此类现象在华安仙字潭崖刻中也不见存在。
  7、在华安仙字潭的五处崖刻中，曾出现〓形图象，笔者根据综合分析，初步认为这可能是当时这一举行祭祀的部落的图腾符号。此外，华安仙字潭的崖刻中还出现一个尸字形的刻画符号，这可能是代表当时某一越人部落的“戊”字⑥。类似这类可能表示图腾或文字含义的代表性图形，在左江崖壁画中却没有发现。当然，左江崖壁画中为数众多的铜鼓图形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在整个崖面中可能仅是代表当时人们祭祀时所用的祭器而没有更深一层的代表意义。
  8、华安仙字潭崖刻的第五刻之左刻中，有两个龇牙咧嘴的特殊人首形图象，根据古代越人曾经存在着猎首、馘首之俗这一现象分析，这可能是表示当时战争中的猎首或馘首之举。这一现象在左江崖壁画有关表现祭祀的场面中似乎也未曾见到。
  除了以上列举的主要差异之外，左江崖壁画与华安仙字潭崖刻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相同、相似或基本类似的现象。兹列举如下。
  1、左江与华安仙字潭的画、刻都是绘刻在人迹罕到的悬崖峭壁之上。华安仙字潭崖高三、四十米，崖刻距汰溪水面也有两米之遥，这和左江流域各地崖壁画所在的地理形势基本上是相似的。这可能表明他们在绘刻这些作品时持有某些共同的神秘的心理意识。
  2、左江与华安仙字潭的所有人物形象均属裸体形，这也表明了他们共有的原始文化习俗与性质。
  3、左江与华安仙字潭的人物形象是以粗线条简单地加以勾勒描画或凿刻。可以看到，两地许多人物形象的绘、刻是十分类似的，如一些双手曲肘张开上举、两足张开的人物形象更是如出一辙。虽然两地作者的绘、刻技术都是比较幼稚的，但是在运用粗线条勾勒这一技巧上，他们却又何其接近。
  4、两地在对男女人物形象的性特征绘刻中也有一些一致的地方。如两地对一些男性的绘、刻都有在其下腹延伸划出一线条以象征男性生殖器的现象。个别女性的描绘也有共同的大腹、鼓腹或肥臀等现象。当然，左江崖壁画中的女性也还有披发或在其胯下绘一圆圈或以表示为女性生殖器等现象，这些描绘方式在华安崖刻中却又是见不到的。
  5、两地的绘、刻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对酋长或巫祝等主要人物的绘画、凿刻都显得较为高大和威武一些。花山等地的崖画中有为数众多的此类酋长或巫祝的形象，他们独立于众人，或身佩剑、或头戴羽帽，张牙舞爪，盛气凌人。与此类似，华安仙字潭的“王”字形人物不但在全部石刻人物之中形象最为高大，而且胸前较之其他人物多出一横，也最为特殊。其手足张舞，神气十足的形状也可以使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联想到左江崖壁画中的酋长（巫祝）人物形象。
  6、华安仙字潭崖刻中有几处是表现以人祭祀活动的祭祀图刻，左江崖画中也有与此类似的场面。如宁明花山崖壁画中有一幅画面人像排成四队，上方一排之中，巫觋（酋长）头结双椎，威武而立。其左侧一人手执一小人形，右侧中的几个人也有两人象手执人形状。第二排的八个人中，每人手上都执抓着一个小人形。第三、第四排的人物都是参加这一仪式的歌舞者。这些被人抓着的“小人物”，可能类似华安仙字潭崖刻第一刻中的俘虏一样，他们的作用可能都是用于“献俘”及“牺牲”，即充当祭品。
  四
  根据以上的排比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广西左江与福建华安两地崖画崖刻之间文化内涵的差异和近似。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两地崖画、刻的年代、族属、内涵、性质以及有关问题做出一些新的比较和研究。
  其一，关于年代的比较问题。华安仙字潭崖刻反映的宗教祭祀场面较为单调和简陋，左江崖壁画所反映的此类场面则是空前的复杂和壮观，一些表现祭祀及歌舞的场面可以令人想到当时这里曾经有过慷慨激昂、如痴如醉的狂热情形，这是华安崖刻所无法比拟的。一般说来，早期原始阶段人们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大多是比较简单、呆板和谨慎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思想意识境界的扩张，后期人们对各种神灵的崇拜则赋予许许多多新的复杂的内容，这包括各种狂热的祭祀、舞蹈和积极的媚神娱神等活动。左江与华安两地崖画、刻对此反映的明显差异，这于区分两地之间年代的早晚是至为重要的。
  华安崖刻还反映了当时野蛮的馘首习俗，这一现象在众多的左江崖壁画中并不存在，这里的差异也足以表明二者之间年代的差距。我们知道，原始时期的人们为了祈求或者表示战争的胜利，他们往往在征战前或战争中杀害敌人并割下他们的头颅。他们相信，只有用敌人的头颅祭祀神灵才能灵验，只有收取敌人的头颅才能显示自己的胜利战绩。这一野蛮落后的习俗在后期较为发达的越人部落中基本上消失了，因此它比较两地之间的年代早晚也能说明问题。
  此外，华安崖刻所展示的兵器似乎仅见戈、戊两种，花山等地的崖画中则出现了坏首刀、扁茎剑等战国以后南方地区常见的兵器，这一点也是区分两地崖刻画年代早晚的佐证之一。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认为两地之间的年代差距是较大的。一些研究者根据左江崖壁画中的环首刀、扁茎剑及铜鼓等重要物证推断其年代约当战国至东汉这一历史时期，应该说这是较为恰当的。华安仙字潭的年代大致可以追溯到商代末期，这是笔者根据崖刻中的有关内容和以上综合分析而推论的。商代末期武夷山地区的越人就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部落组织和社会生产力，这一事实已为一九七八年清理的武夷山越人船棺葬所证实⑦。华安仙字潭崖刻者所处的年代与此相同的可能性因此也显得更大。为此，华安仙字潭崖刻的年代较之左江流域的崖画年代可能早了若干个世纪。
  其二、关于族属等问题。左江崖壁画根据画中所展现的铜鼓、环首刀、扁茎剑等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器物分析，可以认为是属于战国至汉代左右地区骆越人所为。华安仙字潭崖刻由于没有类似器物的佐证比较，因此其族属问题也只能崖刻中的其他有关字形加以考证推论。仙字潭崖刻中有一个十分重要字形即“尸”字，此形与商代甲骨文中的“戊”字的写法基本一致。三十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就有甲骨文戊即越字的说法，随着百越民族史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一说法正逐渐地为许多学者所认可。仙字潭崖刻中出现的这个“戊”字，也完全可能代表古代越人某一部落或氏族的名称标记。古代越人内战频繁，这一表现战争祭祀及纪功石刻中出现的戊字，正可以说明这一作品是属于越人所为的。由此说来，虽然闽桂两地相差较远，商末福建地区的土著越人与战国以后的西瓯骆越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两地的这些崖画、刻显然还应属于同一民族的文化内涵的。从两地的崖刻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某些共同内涵，这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已经有了论证。百越民族是一个分散的民族，《吕氏春秋《所谓的“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的“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等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尽管地域广阔，部落分散，文献和考古的材料都证明了这一古老民族仍有许多诸如行舟、铸造、断发文身、崇拜蛇、鸟图腾等等惊人的共同文化内涵。同样，做为崖刻、崖画，华安和左江两地的古代越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也为阐明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证据。
  其三、关于两地崖画、崖刻的性质问题。左江流域的崖画基本上是通过图画的形式来反映古代越人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及内容，其壮阔的场面，广泛的内容，可以称是一幅幅不朽的图画作品。近几年以来，一些研究者从文化分野出发，认为这些崖画统称之为”巫术文化”⑧。我国古代原始宗教基本上有三个方面的分野，其一为自然灵物祟拜，其二为鬼魂神灵祟拜，其主为占卜巫术之类的迷信。左江崖画中有许多集体祭祀日神、河神和地神等自然灵物祟拜的大型图画场面。这些场面显示了当时越人的集体崇拜现象，其与以某些巫觋为代表进行的某些巫术祭祀活动应是有所区别的。因为：集体祟拜和魔（巫）术不同之点就是它是畏惧、敬仰和对自然的感激的表现，而魔（巫）术大概专求一种特殊的欲望立刻的满足”⑨。
  至于华安仙字潭崖刻的性质问题，一九八五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简报、福建师范大学刘蕙孙先生以及笔者的论文基本上都认为可能是属于早期原始的象形图画文字。这一推断的理由主要是从崖刻本身几个较为明显的字形中加以分析的。如第一刻中的“”字，类似甲骨文中的“子”或“祀”字，第三刻的大型人物字形类似“王”字，其与广东广宁、罗宁等地出土的南越人矛、斧、剑等青铜器上所铸的双线“王”字标记也颇接近。此外还有上文提到的“戊”字，使人更能马上与甲骨文的同类字形相联系。凡此几类，都说明华安仙字潭崖刻更接近于象形图画文字。从新石器晚期的考古发现看，福建及江西等地的同期陶器中都已出现了一些原始刻划象形文字。这一发现可以使华安仙字潭象形图画文字的定性有了一个比较稳当的立足依据。从文化分野来看，华安仙字潭崖刻可能反映了征战前的祭祀活动和该次战争的胜利状况，所以其应属于一次表示战争祭祀和纪功的崖刻。
  据此，福建华安仙字潭崖刻与广西左江崖壁画的性质也是不尽相同的。前者利用象形图字记载了当时福建越人某次战争的全过程，后者则是通过写实的绘画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几百年间古代左江流域骆越人民的原始宗教、崇拜、信仰和各种繁杂的祭祀及巫术迷信活动。
  （附图见盖山林《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新解》一文图一至图六）
  （原载于《广西民族研究》一九八七年第1期）

注释：①参见《岭南文学》四卷二期，1935年 ②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 ③参见刘蕙孙《福建华安汰溪摩崖图象文字初研》，《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拙作《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试考》，《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 ④石钟健《论广西崖壁画与福建岩石刻的关系》，《学术论坛》1987年第1期。 ⑤三国沈荃《临海水土志》，《太平御览》卷七八〇引。 ⑥同③拙作。 ⑦参见《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筒报》，《文物》1978年第5期。 ⑧王克荣等《巫术文化的遗迹》，《学术论坛》1984年第5期。 ⑨J·E·斯温著，沈宗文译《世界文化史》第三章，开明书店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