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今年3月7日，林盛发因协助文化媒体工作，到龙文区的岩洞里考察新发现的文化古迹，下山时突然摔倒，竟因未能及时抢救而离开人世，时年未满48岁，漳州文史界惊呼拼命三郎英年早逝。
  林盛发1967年9月生于龙文区朝阳镇登科村（当时属龙海县）的一个普通的农家，从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对文史感兴趣。1990年毕业于福建司法学校，分配到福建省程溪农场，先任保卫兼武装干事，后来任书记（场长）秘书，他在校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却执着地学习文史知识，业余时间广泛收集和阅读各种文史书籍。1993年任福建省广宇集团漳州公司经理（法人代表），虽然做成了几笔成功的生意，但是他仍然将业余学习热情倾注在文史方面，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埋首于浩如烟海的书堆里苦读。
  1994年他被调到福州，任龙海市人民政府驻榕办事处副主任，后来升任主任。在不少人的眼里，这是一个觥筹交错的单位，但人们走进这个主任的宿舍，看到的竟然是除了书还是书。在自学的过程中，他感到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性，便争取机会到北京的中央党校成人教育学院去学习，借此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
  2002年6月他到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任稽查科副科长，后来又改任市场科科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虽然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不断更换，但他对文史的执着与热情并没有减退，手头稍有宽裕他就尽可能去买一些当前急需的或将来用得上的书籍和资料，每逢周末，他都要跑到全市的各个县区去实地考察、发掘和收集各种文史资料。
  他关注的一个重点是闽台关系，小学时的一次作文比赛中他获得了学区的名次，当时的奖品是两本连环画，其中一本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这使他自幼对台湾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十出头就开始致力于漳台关系研究，除了广泛地收集现有的有关书面资料之外，他更热心于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整理，收集了散存于各地的漳州文献、石刻等乡土资料，访问了不计其数的有关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至亲密友。在此基础上他的两本书《根缘》和《祖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唐山》也已基本定稿，计划在今年出版。
  2010年6月18日中央文献出版社致信第四届漳台恳亲大会说：“值此第二届海峡论坛举办之际，得悉林盛发先生所著《根·缘——台湾人“根”在漳州知多少》一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论坛期间举行发行仪式，我们感到由衷地喜悦和高兴。”全国台联会会长汪毅夫在为《祖地》所作的序中说：“林盛发学兄秉承学术传流，以严肃的学术态度，从漳州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制度之原委因果’、‘人物’之‘各种关系’、‘活动之事实经过’等方面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闻取材，钩沉发微，辨疑考据，成就了具见学术功力、具有学术价值的掌故学著作。”
  他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漳州的民国人物，在去世前的两三年内，他走访了许多民国时期漳州的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写出了不少很有分量的文章，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也澄清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误传。
  林盛发为人热情而随和，脸上常带着笑容，但在他作文史调查时就往往不再“随和”了，对于某些人们视为定论的事，他也不肯随声附和，总爱刨根究底，在看到确凿的证据或亲历者的证实之前难免抱存疑的态度。这使人想到他的法律专业出身，而这一职业习惯也使得他的文史研究成果避免了堆砌辞藻和文学想象，经得起学者的诘难和时间的考验。
  林盛发兼任芗城区政协文史员之后，更自觉更执着地投入地方文史资料工作。文史界称他为拼命三郎是因为他不仅将文史作为个人的业余爱好，而且将发掘和保存漳州的历史资料当作自己的使命。一般的人难以想象，他利用公休自费到香港不是去旅游，主要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找某个漳州民国人物的亲属了解某一段历史细节。不幸的是他最终竟因为这种执着而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他对业余文史的研究付出了太多的精力，但这绝不是意味着他是一个尸位素餐的公务员。正相反，他工作兢兢业业，勇于负责，敢于任事，廉洁奉公，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
  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稽查科和市场科时，他立足于本职工作，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在探索药品法律监管的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他的文章《“破窗理论”与药品监管》、《药品监管，该怎么出手——从一起邮寄假药案说起》、《药品广告，重拳出击》等发表在国家级的刊物《医药世界》上；他的《浅析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后的法律监管》一文发表于《中外健康文摘》，获得了“2008——2009年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优秀论文”特等奖，被中央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丛书》收录，并且入选2009年——2010年《走向和谐社会》、《共和国不会忘记》、《光辉岁月》、《中国优秀共产党人论坛》等丛书，也被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共产党在线等资料库。
  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后，他立即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本职工作。由于意识到廉政建设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时他每每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即使说是切肤之痛、芒刺在背也不过分。但他并不是当旁观者，仅限于发发议论而已，而是对这一现象作深入的思考，并极力探索解决这一顽疾的方法。2012年12月他在《管理观察》杂志上发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一文，其中强调“历史的问题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才能找到合理解决的思路”，提出应该“使大多数官员从转型时期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腐败中解脱出来，彻底恢复他们良知和勇气，轻装上阵”，为此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实施细则。
  作为区区的科级干部，却琢磨到国家的顶层设计，这只能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来解释，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到其依据。
  他甚至将自己的文史专长也转到党史研究领域上，利用工余时间他在民间和田野调查中发掘和抢救地方史料，整理和保存我党在革命和执政期间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同时期社会各界人士的历史贡献，包括国民党人士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体现了作为执政党员对民族命运的高度负责。
  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他极其关切党的思想建设，他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社的2013年第10期《民生周刊·学术版》上的《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文中指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是非常危险的，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林盛发在漳州文史界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敏锐地接受新事物的同时又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怀有高度的自豪感。在上文中他写道：“上月习总书记访问中亚各国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除了其政治经济方面重大的战略意义之外，也具有以正视听的重大意义。我们还应该宣传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比起哥伦布或麦哲伦的船队强盛得多，但是中国的舰队从未占领海外的一寸土地，六百多年过去了，在东南亚各地还有不少郑和庙、三保井这样的历史遗迹，甚至有三保山、三宝垄这样的地名。反观哥伦布或麦哲伦的远航，他们的来到使当地人遭到了灭顶之灾，土著居民可能出于自愿来建造纪念他们的建筑物吗？”这也是国际上不少人没有想到或不愿意想到的。
  今天党中央对反腐倡廉高度重视，“猎狐”和“天网”的震慑效果以及各级官员对廉政亲民的自觉要求已经足以告慰林盛发；看到如今“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与响应，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