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20世纪中国大批在海外留学生陆续归国。他们目睹了域外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深感中国公共卫生的落后。因此，这批留学生在回国后即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全力投身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即是一显著例证。他回国终生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举凡民国时期重大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与运动，都少不了他的参与。
  一、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水平。据载，1917年，胡宣明学成回国后，在厦门应城里人邀请于城内及附近村庄举行了卫生运动，持续“一礼拜之久”。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水平。运动以演讲和电影放映为主要形式，演讲的题目包括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婴孩卫生、家庭卫生及其他。每夜映演蝇、蚊、菌迹等影片，“聚而观者一万三千人”。极大地普及公共卫生知识。
  又载，胡宣明与毕德辉两博士曾携带卫生演讲展览模型，周游十八行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并在当时政府的配合下开展卫生运动。1922年6月，胡宣明在黄炎培的赞助下，任“中国卫生教育会”总干事，与聂云台从事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对推动卫生运动具有很大促进作用。
  二、勇挑卫生局长重任，致力于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据载，1921年2月16日，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分别委任孙科为广州市市长、魏邦平（香山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为广东省警务处处长兼市公安局长、蔡增基（中山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为市财政局长、程天固（香山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经济学院，硕士）为市工务局长、黄桓（番禺人，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电科学士学位）为市公用局长、胡宣明（福建漳州人，毕业于约翰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为市卫生局长、许崇清（番禺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为市教育局长。（见《陈炯明文集》任命孙科等7人职务令（1921年2月15日））因这些局长全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故有人称市政府为“洋化机关”。足见这批留洋局长在当政者眼中的份量。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第一建制市——广州市的正式成立。
  1921年3月广州市卫生局成立，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建立的市级独立卫生行政机构，它的体制和卫生法规对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它设有教育课、洁净课、防疫课、统计课。其中“在防疫课职责中有公共卫生等内容”。此外，卫生局还制定了各种卫生管理条例或章程，在卫生防疫等方面较之前有所完善。对此，时为首任卫生局局长胡宣明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胡宣明还创立了中华卫生学会，以开展卫生运动唤起民众，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卫生运动。尽管如此，市民对于卫生行政上的取缔规则之不满以及强烈的反抗态度仍然十分明显。因为民众认为，这是个人生活习惯的自由，政府机关不应该作强横无理的干涉。胡宣明认为，个人不良习惯必须根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负起此事。最后，胡宣明顶住种种压力，坚持公共卫生管理。此举也赢得了市长孙科的支持和理解。他认为市民在卫生行政上的误解与谬见，“非俟市民卫生知识普及时，是很难消除的。”
  难怪当时访问广州的黄炎培看到城市建设特别是公共卫生的极大变化时感叹道：“民国六年，鄙人曾到广州，那时广州四周有城墙，街道狭窄。自陈炯明入广州后，大放光明。现在全市道路宽阔，居然面目一新。”为此，他还总结了以下几条经验，“……六，励行卫生。疏通河道，共整理沟渠五千尺。七，医生注册。规定无论中国人外国人，习医的都要呈验文凭，向市政府注册。八，公共场所。规划设立公共菜场、公共浴室、公共屠宰场等。九，禁鸦片。十，禁赌博。”1922年2月18日香港的《士蔑西报》发表《广州指示怎样做》的评论，指出：“广州市政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以上这些与胡宣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公共卫生的改观和变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三、建立模范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上海医学院，又称上海公共卫生学院（暨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创建于民国16年（1927）7月，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民国17年（1928）7月，他又在医学院内组建了公共卫生科，并亲任科主任兼公共卫生教授，聘用了胡宣明等6人任教员，逐步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和妇幼保健等工作，是年，由胡宣明负责建立了“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基地）。学校重视公共卫生教学，规定医学专业学生都要进行1个月的公共卫生实习，并且把建设公共卫生教学区与办好教学医院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学生明确预防医学的重要意义，不少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因此选定了公共卫生专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民国18年9月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吴淞卫生公所”改称“吴淞卫生模范区”。
  四、参与中医废除大会。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打响了废除中医的第一炮。时为南京铁道部医务处长胡宣明和协和医院第一个华人教授林可胜（漳州人，林文庆之子，爱丁堡医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也到会参加。
  据载，1929年2月23日至25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开幕式到者50余人，由西医出身之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南京卫生局局长胡定安等19人（一说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即余岩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统一医士登录办法》（生字第22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36号），《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生字第42号）。这四项提案因内容相似，故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四项议案的内容，基本上包涵在余岩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在这场论争中，胡宣明旗帜鲜明支持中医废除论。
  不过，此后由于参与科学社及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特别是深入广大农村开展卫生活动之后，对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触动。不久，他写下了《摄生论》等宣传弘扬中华传统养生书籍。这也可看作他不再那么“坚持中医废除论”思想转变的一个信号。
  五、积极支持科学社活动。1929年8月，胡宣明作为科学社成员，又是发起人赵元任、社长竺可桢的同批留美学生，参加了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于1915年由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鸿隽任社长。
  1918年中国科学社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该社于1959年秋结束。
  据载，1930年10月24日，演讲委员会邀请铁道部卫生部长胡宣明博士莅校发表讲演，题目是：“卫生与运输之关系”。（见《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930年一庚午年（民国十九年））
  六、积极参与陶行知“科学下嫁”运动。1931年2月，胡宣明先是参加美国儿童教育专家华虚朋（C.W.Washburne）夫妇在上海所作的《家庭儿童训练问题》、《儿童心理上之卫生问题》演讲，这对其此后编撰儿童卫生知识起了很大作用。随后，积极参加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为科学知识的普及作为了极大贡献。
  是年夏天，陶行知发动科学下嫁运动，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与陈鹤琴、丁柱中等一同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共108册。
  1932年6月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聘请丁柱中、陈鹤琴、高士其、胡宣明等担任指导员。学校教学内容包括儿童生物、儿童物理、儿童化学、儿童天文、儿童气象、儿童地球、儿童工艺、儿童农艺、儿童生理卫生及儿童科学指导等10门课程，采用通讯教学和共同工作两种方式。（《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74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另据载，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篇有关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的报道：“陶行知（此时，陶行知刚被取消通缉，得以公开自由活动）、丁柱中、陈鹤琴、胡宣明等，近为普及儿童科学起见，特约集专家创设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该校宗旨依据‘社会即学校’与‘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从事：补充小学导师的科学知能；补充师范生之科学知能；补充儿童家长之科学知能；补充识字青年儿童之科学知能。凡小学导师、师范生、幼童之家长，以及识字青年，儿童能看懂浅显语文者，皆可入学。”
  他们在国难深重，民族工商业日渐凋零的艰苦环境下，凭着顽强毅力编写了101本《儿童科学丛书》，还有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和一批通俗科学译著，为中国儿童科学教育事业作出极大贡献。
  陶行知、陈鹤琴、胡宣明等就是凭着这股顽强的精神冲破了社会的种种束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下嫁运动，为中国的普及科学教育奠立了一块基石。（见《陶行知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作者：徐明聪，陶研会副秘书长）
  七、为了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自1933年起，胡宣明连续两届（3、4届）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积极为公共卫生事业宣传教育奔走呼吁，出谋献策。1946年胡宣明发表了《健康浅说》。在这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尽管卫生社团大多以“公共卫生”作为自己的要务之一，但因缺少稳定而长期的经费支持，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各社团之间缺乏分工与合作，中医社团与西医社团、政府之间争斗不息，长期的“内耗”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温饱都成问题，尽管宣传者一再强调卫生如何关乎民族健康与国家强盛，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空中楼阁。为此，胡宣明曾尖锐指出：“我国多数的人民，饮污浊的水，住简陋的屋，衣不足以御寒，食不足以充饥，不幸而病，更是无力延医，卧以待毙，其痛苦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因此，公共卫生建设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变。不过，从整体上，在当时的中国，在胡宣明的努力下，公共卫生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卫生知识的普及也得到了广泛开展和应用。
  八、晚年远离政治，过着平静恬淡生活。1948年春，儿子胡伯亮到加拿大多伦多皇家音乐院学习。胡宣明对国民党政权早就失望，坚决辞去了福建省的国民大会代表的提名，提前退休，回到上海。周淑安在上海允中女子学校教音乐，并在家中教授声乐与钢琴。夫妻两人，相依为命，过着清寒的日子。1956年，沈阳音乐学院聘在加拿大留学的胡伯亮为钢琴系教授。胡伯亮乃遵从父母意愿归国。后来，胡宣明虑及晚年最好和独生子胡伯亮共同生活，老有所依，于是，胡伯亮回到上海。1965年，胡宣明在上海因脑溢血病逝。
  胡宣明虽然走了，但他亲手播下的公共卫生火种已呈燎原之势，至今仍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