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10年8月16日，胡宣明剪掉长辫子，身穿洋装，会同杨锡仁、赵元任、竺可桢、胡适、过探先、路敏行、胡达等70人，在游美学务处英文副文案唐孟伦和严智崇、胡敦复两位教师带领下，从上海乘“支那号”（一说“中国号”）轮船离开祖国，公费赴美国留学，由此成了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第一个漳州人。
  胡宣明（1887—1965），祖籍福建龙溪县前山村（今漳州市芗城区芝山镇前山村），中国公共卫生专家。1910年在上海约翰学堂（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1915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获医学博士，是该校第一个中国人；1916年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卫生保健官员学校，获C·PH；1916～1917年巡回考察于美国各地有关公共卫生业务；1917年回国，1917年～1920年任广州卫生教育委员会副秘书。1921年任广州卫生局局长，系中国第一个建立城市的首任卫生局局长。1922年，胡宣明在黄炎培赞助下，任“中国卫生教育会”总干事，从事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1923～1925年任卫生教育委员会学校卫生处主任。1926～1928年再度赴美学习公共卫生行政管理，回国后继任内政部公共卫生部门技术专家，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武胜康健中心主任。1928年11月任铁道部环境卫生专家。1929年11月任铁路卫生署主任兼卫生部下属中央卫生委员会成员、卫生部和劳工商业部联合组织的劳工卫生委员会会员、考试院的医疗委员会会员。1934年以后任立法院委员。1948年，胡宣明辞去了福建省国民大会代表的提名，提前退休，回到上海。1965年，胡宣明因脑溢血病逝。译作有《预防医药与卫生学原理》《怎样求生存》《遗传与优生学》《疾病的导因》《家庭急救法》；著作有《中国卫生健康状况的再建设》。
  庚子赔款留美漳州学生第一人
  1910年7月，时年19岁的胡宣明在上海约翰书院（也称“圣约翰大学”）毕业，获知清华学堂在国内招考第二批庚子留美消息后，欢呼雀跃，立即北上报名投考。这一年，对胡宣
  明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为选拔留学人才，清廷在全国各省招考。按规定，凡年龄在15岁至18岁者皆可报名投考。考试与第一批招考相似，仍分初试、复试进行。初试由各省提学使主持，复试由学部尚书主持。
  在这场400多人参加的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中，胡宣明顺利地通过了首轮的国文、英文选拔初试。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为“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接下来是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后3天考官随考随阅，核定分数后，由游美留学处将取定学生传至该处核对笔迹，取“具愿书”。在各省选送京师报考的400多名考生中，仅取用70名，胡宣明名列42（成绩平均61分，位于中上水平，其中赵元任第2名，73分，胡适第55名，59分）。
  据载，“同榜七十人，以省份计，如下表：江苏29，浙江14，广东10，直隶3，安徽3，福建3，四川3，贵州2，湖南1，广西1，山东1。以学校计，则约翰书院最多，约12人，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次之，约7人，岭南学堂又次之，约5人。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唐山路矿，复旦公学，南洋中学，五校各约4人。其余各校皆在二人以下。”胡宣明即是其中之一。
  8月，留美起程前，胡宣明与同学们都剪掉了长辫子，将长布衫换成了西装，从外观生活习性上首先与西方欧美同步（即生活洋化）。据赵元任自传述，“我们必须换穿西装，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我告诉理发师剪掉辫子，他问了我两次，以便确定我要那么做。他说有一个人（不是我们团体之一）剪掉了辫子，他的太太竟而自杀。我们每人获得旅行津贴，做全套西装和购置旅行装备，包括一个衣箱和一个大皮箱。……在我们快要起程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请我们全班。他看我们改换衣着，说道：‘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见《从家乡到美国》）
  9月10日，轮船到达旧金山。正在加州大学读四年级的蒋梦麟领着几位早年留美的同胞，前来迎接胡适、赵元任、胡宣明他们，并带着他们游览了旧金山一番。70人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但对于一些事情来说，属于未来的变化已开始潜滋暗长了。
  在旧金山短暂休整了两天，70名留学生又登上了东去的火车。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留美学生监督处”。在这里，对每个人学习的专业、所去的学校作了最后确定，并与有关方面联络妥当。当初，大厦将倾的清政府试图实施“新政”以挽救局面，急需专门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担心出国学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于是规定庚款留学生，“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见《世界从此不同：民国留美学生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
  胡宣明刚开始也象其他同学一样在家人朋友或其他留美前辈的指点或帮助下，选择了自己兴趣爱好或回国比较易于找工作的专业。据传，胡宣明在家人的影响建议下，选择了传承光大他们的胡氏祖传医术——医学。“先辈曾有这么交待”，胡宝根（胡宣明的远房亲戚，芗城区芝山镇前山村人）拿出家中珍藏的清光绪十八年家谱及祖传医书如是说。
  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年轻学子胡宣明就这样翻开了人生全新一页——海外留学生活。他，由此成了那个从西方带回火种，倡导中国公共卫生文明的领衔人物。
  霍普金斯大学留学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胡宣明选择了公共卫生，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空白的专业。在霍普金斯大学，他成了在这所名校学习（医学）的第一个中国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于1876年2月22日，是遵照1873年去世的巴尔的摩银行家和教友派教徒约翰·霍普金斯7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赠而建成并命名的。霍普金斯大学是世界最著名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之一，其所属医学院最顶尖且负盛名，与哈佛医学院齐名。
  在此期间，胡宣明除了刻苦学习，埋头于医学知识海洋之中，还与同期的康奈尔大学文学大师胡适、哈佛大学语言学家赵元任及其校友、素有“中国幼儿教育之父”之称陈鹤琴等结下了深厚友谊，留下了一段段令人饶有兴趣的逸事。
  一、力劝好友胡适戒烟的故事。胡适，这位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他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不过，他有一个吸烟恶习，且抽得很凶。因而，他的好友胡宣明要求他力戒此弊。
  正如《胡适自传》中所描述的：1912年10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告诫自己要戒烟：“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志之以自警。”细揣文意，当是学习医学的胡宣明先生力劝胡适戒烟，胡适当着好友的面也曾信誓旦旦，决心戒除此弊。但是事过之后，胡适烟瘾复发，又捡起了纸烟，照旧吞云吐雾起来。在这一吞一吐、一戒一复过程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胡宣明对好友身体健康的担忧和关心，也看到了（胡适）“一个人的性情、趣味、毅力、心志与情感的脆弱以及诸多的无奈”。
  二、胡宣明与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赵元任因共同追求一个女孩子周淑安，也留下一段旷世佳话。
  周淑安，曾用名胡周淑安。1894年5月4日生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家庭。1914年作为清华学校官费女留学生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新英格兰音乐学校、纽约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钢琴与声乐等科目，取得哈佛大学艺术学士学位。她是中国现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第一位合唱女指挥家、第一位女作曲家。1974年1月5日病逝。
  原来，胡宣明在上海约翰学堂读书时，因与周淑安的二哥是同学（且同是闽南人），故早已认识周淑安。加上当时周森友（周淑安的大哥）已学成回国在上海挂牌行医。由于他热爱音乐，所以经常在家中和亲友练习唱歌，周淑安视谱能力很强，是连弹带唱的钢琴
  伴奏。因而，胡宣明也常到周家凑热闹，并由此结识了周淑安。后来，胡宣明考入清华学堂赴美国留学去了。可他们感情依旧深厚。1914年周淑安也赴美公费留学。在美国，无论是在康奈尔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她除了继续与胡宣明保持联系外，还结识了同样热爱音乐的赵元任，相同兴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知音、知己，为此结下了矢志不渝牢不可破的友谊。
  对此，赵元任曾回忆说：“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从中可以看出，赵元任理性、理智，感情专一。或许，恰恰这样，赵元任最后才找到了被胡适称为“最值得羡慕的伴侣”杨步伟女士。
  也正因如此，1973年，周淑安收到多年老友赵元任从美国寄来的信，说他将回国一趟，5月份到上海时一定来看她。赵元任一到上海便要求会见周淑安，但有关方面知道她家实在见不得外宾，便骗赵元任说周淑安不在上海。如此一连两次，到了将回美国前夕，他对有关方面负责人坚持说：“周淑安一定在上海，因为我收到她的信了。”有关方面见瞒不住了，才不得不安排他们会面。既然家里不好相会，便用小汽车把周淑安送到和平饭店。……赵元任见到周淑安那副龙钟憔悴、诚惶诚恐的神情，不禁黯然神伤，潸然泪下。共进午餐、叙旧畅谈之后，赵元任夫妇便径直往虹桥机场乘飞机，悻然离开中国。后来，赵元任对朋友们说：“我这次回国虽有各界的热情招待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但整个旅程的顶峰，却是与周淑安的会面。”足见他们间的友谊之深之纯之挚。
  三、与同校陈鹤琴结成最好知己。“1914年9月15日清晨，火车驶进巴尔的摩火车站。下了车，陈鹤琴向四面一望，没有看到接站的人。按惯例，凡有新生报到，总会有当地华侨、留学生组织派人来迎接的。陈鹤琴的心中又感到一阵失落，他只好一只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搭着雨衣，跟着下车旅客鱼贯而出。到了出站口，终于看见了一个中国人等在那里。陈鹤琴大声问对方：“你是不是来接我的？”那人有些狐疑地问道：“你不是到巴尔的摩来念书的么？”陈鹤琴连连回答：“是的！是的！”那人带着陈鹤琴在当地的青年会住下了。经攀谈，陈鹤琴得知这个人叫胡宣明，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医科——他后来回到国内成为有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两人来往密切。陈鹤琴回忆：“我当时一个人在青年会很孤独很无聊的时候，他（按：指胡宣明）老是来看我，并且带我到他的美国朋友家里去玩。到后来，我们二人成了最好的知己呢！”（见《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8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自此俩人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陈鹤琴在各种重要场合，无论是科学社，还是开展“科学下嫁”运动，都把胡宣明紧紧拉到一起。
  在美国，在霍普金斯大学，胡宣明经过刻苦攻读，191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结识了大批志同道合之人和有识之士，为回国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公共卫生领衔人物之代表
  20世纪中国大批在海外留学生陆续归国。他们目睹了域外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深感中国公共卫生的落后。因此，这批留学生在回国后即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全力投身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即是一显著例证。他回国终生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举凡民国时期重大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与运动，都少不了他的参与。
  一、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水平。据载，1917年，胡宣明学成回国后，在厦门应城里人邀请于城内及附近村庄举行了卫生运动，持续“一礼拜之久”。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提高民众卫生意识水平。运动以演讲和电影放映为主要形式，演讲的题目包括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婴孩卫生、家庭卫生及其他。每夜映演蝇、蚊、菌迹等影片，“聚而观者一万三千人”。极大地普及公共卫生知识。
  又载，胡宣明与毕德辉两博士曾携带卫生演讲展览模型，周游十八行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并在当时政府的配合下开展卫生运动。1922年6月，胡宣明在黄炎培的赞助下，任“中国卫生教育会”总干事，与聂云台从事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对推动卫生运动具有很大促进作用。
  二、勇挑卫生局长重任，致力于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据载，1921年2月16日，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分别委任孙科为广州市市长、魏邦平（香山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为广东省警务处处长兼市公安局长、蔡增基（中山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为市财政局长、程天固（香山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经济学院，硕士）为市工务局长、黄桓（番禺人，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电科学士学位）为市公用局长、胡宣明（福建漳州人，毕业于约翰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为市卫生局长、许崇清（番禺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为市教育局长。（见《陈炯明文集》任命孙科等7人职务令（1921年2月15日））因这些局长全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故有人称市政府为“洋化机关”。足见这批留洋局长在当政者眼中的份量。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第一建制市——广州市的正式成立。
  1921年3月广州市卫生局成立，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建立的市级独立卫生行政机构，它的体制和卫生法规对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它设有教育课、洁净课、防疫课、统计课。其中“在防疫课职责中有公共卫生等内容”。此外，卫生局还制定了各种卫生管理条例或章程，在卫生防疫等方面较之前有所完善。对此，时为首任卫生局局长胡宣明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胡宣明还创立了中华卫生学会，以开展卫生运动唤起民众，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卫生运动。尽管如此，市民对于卫生行政上的取缔规则之不满以及强烈的反抗态度仍然十分明显。因为民众认为，这是个人生活习惯的自由，政府机关不应该作强横无理的干涉。胡宣明认为，个人不良习惯必须根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负起此事。最后，胡宣明顶住种种压力，坚持公共卫生管理。此举也赢得了市长孙科的支持和理解。他认为市民在卫生行政上的误解与谬见，“非俟市民卫生知识普及时，是很难消除的。”
  难怪当时访问广州的黄炎培看到城市建设特别是公共卫生的极大变化时感叹道：“民国六年，鄙人曾到广州，那时广州四周有城墙，街道狭窄。自陈炯明入广州后，大放光明。现在全市道路宽阔，居然面目一新。”为此，他还总结了以下几条经验，“……六，励行卫生。疏通河道，共整理沟渠五千尺。七，医生注册。规定无论中国人外国人，习医的都要呈验文凭，向市政府注册。八，公共场所。规划设立公共菜场、公共浴室、公共屠宰场等。九，禁鸦片。十，禁赌博。”1922年2月18日香港的《士蔑西报》发表《广州指示怎样做》的评论，指出：“广州市政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以上这些与胡宣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公共卫生的改观和变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三、建立模范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上海医学院，又称上海公共卫生学院（暨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创建于民国16年（1927）7月，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民国17年（1928）7月，他又在医学院内组建了公共卫生科，并亲任科主任兼公共卫生教授，聘用了胡宣明等6人任教员，逐步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和妇幼保健等工作，是年，由胡宣明负责建立了“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基地）。学校重视公共卫生教学，规定医学专业学生都要进行1个月的公共卫生实习，并且把建设公共卫生教学区与办好教学医院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学生明确预防医学的重要意义，不少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因此选定了公共卫生专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民国18年9月与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吴淞卫生公所”改称“吴淞卫生模范区”。
  四、参与中医废除大会。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打响了废除中医的第一炮。时为南京铁道部医务处长胡宣明和协和医院第一个华人教授林可胜（漳州人，林文庆之子，爱丁堡医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也到会参加。
  据载，1929年2月23日至25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开幕式到者50余人，由西医出身之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南京卫生局局长胡定安等19人（一说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即余岩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统一医士登录办法》（生字第22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36号），《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生字第42号）。这四项提案因内容相似，故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四项议案的内容，基本上包涵在余岩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在这场论争中，胡宣明旗帜鲜明支持中医废除论。
  不过，此后由于参与科学社及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特别是深入广大农村开展卫生活动之后，对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触动。不久，他写下了《摄生论》等宣传弘扬中华传统养生书籍。这也可看作他不再那么“坚持中医废除论”思想转变的一个信号。
  五、积极支持科学社活动。1929年8月，胡宣明作为科学社成员，又是发起人赵元任、社长竺可桢的同批留美学生，参加了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于1915年由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鸿隽任社长。
  1918年中国科学社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该社于1959年秋结束。
  据载，1930年10月24日，演讲委员会邀请铁道部卫生部长胡宣明博士莅校发表讲演，题目是：“卫生与运输之关系”。（见《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930年一庚午年（民国十九年））
  六、积极参与陶行知“科学下嫁”运动。1931年2月，胡宣明先是参加美国儿童教育专家华虚朋（C.W.Washburne）夫妇在上海所作的《家庭儿童训练问题》、《儿童心理上之卫生问题》演讲，这对其此后编撰儿童卫生知识起了很大作用。随后，积极参加陶行知的“科学下嫁”运动，为科学知识的普及作为了极大贡献。
  是年夏天，陶行知发动科学下嫁运动，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与陈鹤琴、丁柱中等一同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共108册。
  1932年6月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聘请丁柱中、陈鹤琴、高士其、胡宣明等担任指导员。学校教学内容包括儿童生物、儿童物理、儿童化学、儿童天文、儿童气象、儿童地球、儿童工艺、儿童农艺、儿童生理卫生及儿童科学指导等10门课程，采用通讯教学和共同工作两种方式。（《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74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另据载，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一篇有关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的报道：“陶行知（此时，陶行知刚被取消通缉，得以公开自由活动）、丁柱中、陈鹤琴、胡宣明等，近为普及儿童科学起见，特约集专家创设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该校宗旨依据‘社会即学校’与‘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从事：补充小学导师的科学知能；补充师范生之科学知能；补充儿童家长之科学知能；补充识字青年儿童之科学知能。凡小学导师、师范生、幼童之家长，以及识字青年，儿童能看懂浅显语文者，皆可入学。”
  他们在国难深重，民族工商业日渐凋零的艰苦环境下，凭着顽强毅力编写了101本《儿童科学丛书》，还有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和一批通俗科学译著，为中国儿童科学教育事业作出极大贡献。
  陶行知、陈鹤琴、胡宣明等就是凭着这股顽强的精神冲破了社会的种种束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下嫁运动，为中国的普及科学教育奠立了一块基石。（见《陶行知发起“科学下嫁”运动》作者：徐明聪，陶研会副秘书长）
  七、为了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自1933年起，胡宣明连续两届（3、4届）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积极为公共卫生事业宣传教育奔走呼吁，出谋献策。1946年胡宣明发表了《健康浅说》。在这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尽管卫生社团大多以“公共卫生”作为自己的要务之一，但因缺少稳定而长期的经费支持，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各社团之间缺乏分工与合作，中医社团与西医社团、政府之间争斗不息，长期的“内耗”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温饱都成问题，尽管宣传者一再强调卫生如何关乎民族健康与国家强盛，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空中楼阁。为此，胡宣明曾尖锐指出：“我国多数的人民，饮污浊的水，住简陋的屋，衣不足以御寒，食不足以充饥，不幸而病，更是无力延医，卧以待毙，其痛苦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因此，公共卫生建设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变。不过，从整体上，在当时的中国，在胡宣明的努力下，公共卫生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卫生知识的普及也得到了广泛开展和应用。
  八、晚年远离政治，过着平静恬淡生活。1948年春，儿子胡伯亮到加拿大多伦多皇家音乐院学习。胡宣明对国民党政权早就失望，坚决辞去了福建省的国民大会代表的提名，提前退休，回到上海。周淑安在上海允中女子学校教音乐，并在家中教授声乐与钢琴。夫妻两人，相依为命，过着清寒的日子。1956年，沈阳音乐学院聘在加拿大留学的胡伯亮为钢琴系教授。胡伯亮乃遵从父母意愿归国。后来，胡宣明虑及晚年最好和独生子胡伯亮共同生活，老有所依，于是，胡伯亮回到上海。1965年，胡宣明在上海因脑溢血病逝。
  胡宣明虽然走了，但他亲手播下的公共卫生火种已呈燎原之势，至今仍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