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中谦烟厂创办纪实
  谢友谦
  早在几年前老七叫我写谢家家史，那时我刚退休，觉得写家史要回忆，要动脑筋，因而踌躇未敢进行。现在觉得众兄弟没有一个对谢家历史比我更了解，我不写谁来写？再说家史也应该使下代子孙们知道一些。可惜上辈很少讲家史，所以我知道的亦不多，现在只有凭记忆，知多少写多少，重点是从我刚念初中一年就辍学，随父亲经营私营工商业开始，我在10岁左右童年时期，与堂弟谢松是最亲近的叔伯兄弟，那时父亲与伯父共同营业，没有分居，我与松同桌吃饭，直至我刚念中学时，恒美米厂倒闭后才分居。记得那时每年三月间，都和二伯及松弟，随同老伙计涨仔到南门外渗坑巡风水，墓地在半山腰，墓碑顶端写“长泰”。据父亲说，曾祖父是从长泰县“那阿社”（注一）出来漳州谋生的，离开老家时只带谢裕母子两人及扁担一支。至祖父谢裕，才自己在新桥头米市街（今漳州市区解放路）开小米店，俗称土砻间，同父辈们共同劳动。筛米、挨土砻都靠自己干，以维持全家生活。
  大约1928年，父亲和二伯在米市街合开小型机器碾米。这时是漳州市最早使用的初级动力石春打米，号曰恒美。我在南方巷毓南小学念初小一班，每天由郑位南最小弟弟名叫位育带往上学，那时候父亲由郑位南伴同往上海购买动力碾米机器，没几年就买下址在厦门路大路头一间大房屋，业务由米市街迁往大路头，又把落后的机器改为大型碾米机器，雇用许多工人，是为恒美米厂。把生产出来的白米，运往厦门九八行家销售，行家在厦门洪本部，号为震锦美，经理傅维珍。该行有代购代销五谷业务，恒美米厂每年运往厦门销售的货款购回五谷，如面粉、豆饼、豆类、仰光米及肥田粉等运回漳州批发。恒美米厂就成为漳州巨商，也曾一度代销厦门春生堂药酒。物资出入川流不息，自己资金难以周转，经常向本市钱庄贷款，生意兴旺大约有好几年时间。1933年我毕业于华英小学，1934年转入芝山寻源中学，念初中一年，并寄宿于校内宿舍，每周回家一次。是时恒美米厂因经营不善，管理不严，偷漏甚多，兼之货物在漳厦水路运输发生事故，资金损失惊人，钱庄贷款难以偿还，因此宣告倒闭。各债权纷纷上门讨债，最后由有代表性的债权出来斡旋，把恒美机器及房屋变卖打折扣归还各债权了事。恒美倒闭后，父亲和伯父无职业，在米市街租一房屋共居。这段时间厦门老朋友傅维珍在厦门开了一家蜜果店，父亲无工作，往厦受雇为店员。因月薪有限，不足众多子女的开支。1935年我17岁，父亲辞去店员职务，回漳州谋生活，计划开囷丰小米店，资金只有50担稻谷的本钱。
  抗战期间，寻源中学迁移华安继续上课，我因家庭生活困难。就辍学在家帮助父亲开小米店，自己劳动，筛米及店前买卖业务都自己干，只雇用计件工资的春米工人及挨土砻工人。当时每担稻谷只能出白米100市斤左右，每斗早米15斤只售七角钱左右，晚米只售一元左右。到了早晚稻谷青黄不接之际，每斗米涨价约壹角左右，有规律，年年这样。因此，每年利用新谷登场价贱多买些囤积，到季末青黄不接时才出台，以增加利润。在米市街维持一二年时间，就在厦门路“张琴记茶庄”隔壁（35号）向番客周进耀租一房屋（周进耀家住厦门路良岗王巷对面“寿其轩成衣店”与“怀济堂中药店”中间），把米市街囷丰米店迁来厦门路营业。同年伯父也在“活人中药房”与“林金官理发店”中间一房屋（29号）租来营业，号曰仁德米店，“囷丰”“仁德”两米店中间只隔“活人药房”。二年后，父亲买下厦门路33号“张琴记茶庄”这座厝，进行修建并加盖三楼。
  是时南乡各农村都种植柑桔，果农食粮必需来城市购买白米，囷丰和仁德二家门市白米，大部份售给附近农村果农，米市街的米市此时也已逐渐转移到厦门路来。随着业务的进展，囷丰仁德相继向石码各大米厂购进白米来漳零售兼批发，批发对象是三盘商，即城区各小米店及推车沿街叫卖的白米小贩。但是，这些三盘商、推车小贩大部份是赊销的，先货后款。每逢三八期，我就骑单车到处向各小米店收账，并收回暂借的“牛奶袋”（大麻袋）。在门市销售的对象，除大部份是农村果农外，诗墩、埔尾、新亭等社的卖餜户来买大米的为数亦不少，但赊销的人有的是，形成无赊不成店，“生理”（买卖）并不好做。“欠钱走主顾”，年终被倒账的为数不少。幸而囷丰没到赊了店开不成的现象，米店还是照样开，且年年有盈余。抗战期间，漳厦水路不通，面粉来源由其他路途挑运到小溪（平和）。囷丰当时兼营小五谷，我时常身携带现款，搭小溪船到小溪买面粉。从漳州开船至小溪要在船上过夜，我把带出的货款包在行包中当枕头睡觉，是时我不足20岁。我在这抗战期间，在商场上经验几年，并边干边学习文化，文化程度也有了进步。
  我21岁中签壮丁，因为己有几个弟弟，我为长子，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幸而父母极力应酬有关人员，并外祖父陈拔手抱“神主”到有关部门力争，哭诉要求当独孙条件，给予缓役。母亲为了我的现役中签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续后，利用学生可以缓役的条件，由华英小学校长张连金先生亲自带我到华安县（同行者还有我岳父）寻源中学插班初中一年级（再从初一念起）。翌年，因国民党把抓兵改为倩兵，中签兵役对象只须按壮丁的名额交纳兵仔钱就行，这样，抓丁风波才告结束，这时是我婚后第二年。
  抗日战争爆发，厦门沦陷，日机常来漳州骚扰，空袭频繁，市民纷纷逃避到农村。我家和二伯一家，偕同林杏雨先生（漳州绅士）一家、蒋天汉医生（西医）一家逃往浦南鳌浦社，以避空袭。离家后等于难民，当时若打听到漳州“警报”少了，就回家住上几天。“警报”多了，又匆匆忙忙逃往鳌浦。最后一段时间因传说战况紧张，认为住在鳌浦也不安全，就转移到更远，更偏僻的华安农村，叫“勤也”（注二）。小社农户很少，四周寂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真象难民。但无时不在打听漳州消息，稍为安定，即仍搬回鳌浦。
  1941年我23岁，漳州市开始闹米荒，大米奇缺，大户米商囤积居奇，小米店无原料，老百姓买不到米，叫苦连天。眼看米店无前途，全家生活怎么办？父亲得到林杏雨先生的启发（时林杏雨在良岗王巷住宅开办一间手卷烟厂），父亲在得其指点后，决定兼营烟丝店，米途逐渐放弃。刨烟工场就在厦门路33号，门前一边排米桶卖米，一边摆柜台卖烟丝，店号由“囷丰米店”改为“中谦烟庄”。二楼为拆烟叶女工工场，成件烟叶用葫芦滑轮吊上楼。工场位置窄小，暂时开工过渡。聘请刨烟工人陈夏香，外行人开烟店，诸多不懂，就请教陈夏香，特别是对购进烟叶的质量选择，更是要认真从头学习，起初难免有购进不对路之货，质次价高，影响成本，致使产品滞销大问题。旧社会大鱼吃小鱼，要与同途内行人竞争确实是难题。米途转入烟途头一年中，父亲尚能帮助一些业务，但一年后他就不管了，干脆把进销各项业务都放给我，自己整天与顾客泡茶聊天。
  抗战期间上海机制卷烟断绝来源，漳州市个体手卷烟户如雨后春笋，小卷烟户只须买几斤烟丝及烟纸，就可自卷土烟上市场烟摊寄售，商标只用最简单印牌唛，甚至无牌唛的白包。因此，能卷烟的赤色烟丝销路大增，烟丝店也随之增开好几家，全市竟发展至20多家，另外家庭副业搞卷烟的也不可胜数。这时中谦的平和烟叶来源，进货条件比“和兴”、“万山”两家差，他俩家老板都是平和人，能在老家平和自行采购烟叶，运到漳州使用，成本低质量好，而中谦的平和烟叶来源要依靠行商或九八烟行转手进货，因而购用平和烟叶这项品种，条件就输和兴与万山两家数筹。
  中谦不得不采取制造卷香烟用途的赤色烟丝为重点，制造以平和叶原料的厚烟为次要，赤色烟丝的原料来源是以永定县及广东省南雄县所产的烟叶，由行商运来漳州靠九八行代销。漳州各大小烟丝店大都无能力向产地购进烟叶，所以成本区别不大，但资金较大的烟丝店，碰上有对路货，有能力多进些货，这样对质量和价格明显有利。整个业务除进货是关键外，再来就是销售方面，中谦产品销路对象除赤色烟丝供本市各手卷烟户以外，还向晋江安海等地推销，业务大振。我不时前往晋江、安海、南安、同安、马巷等地联系业务，中谦字号信誉大有提高，闻名闽南一带。
  中谦的产品还有平和叶所产的厚烟丝，一部份是每大包二市斤装，另一部份是每小包一小两装，每斤16包，大力向邻县推销。根据产品质量分成几个牌唛，打进厦门、同安、马巷、安海、南安、石码、浮宫、海澄、港尾、白水营等地，各地均有主顾代销。当时又兼营只仔烟纸，每刀（即每小本）有几十张白张烟纸不等。原料是连城县所产的粉连纸（在闽西连城县手工作坊生产的），水运至浦南圩，由漳州经营纸商的九八行承销。我每逢浦南圩日，则骑自行车到浦南船上看货采购，然后运到漳州交货。中谦产的“天使”牌烟纸，起初由安海竞升号郭永福代销，我每月须几次跑安海一带了解销情，销路曾盛极数年。抗战初期，卷烟户所用的卷烟纸，没有真正的机卷烟所用的卷烟纸，而是以粉连纸，经过加工上粉帮助燃烧白烟灰以代替，吸烟微带臭味，质量虽不及机器制盘纸，但无中取有解决了卷烟急需的烟纸。漳州市起先有几家加工染纸作坊，后来中谦也曾一度再设染纸房，生产“天鹅”牌卷烟用纸。业务逐步扩大，每包一小两庄的“双燕”牌烟丝基本销往白水营、浮宫、港尾等地，已成为畅销牌唛，这三处都设有固定代销商贩。卷烟用的金黄色烟丝，以散装批发给安海各卷烟大户，业务大振，年年均有盈余。中谦产品打出外地，信誉胜过和兴、万山两大家，在漳州市烟途中列在三名内。
  在我改途烟店期间，老三友卿押运烟叶的下脚料——烟梗头到台湾去推销，后就读于台北大学中文系，1949年台湾“台大、师院四六事件”，他因在《台北日报》写文章抨击国民党被捕入狱（注三）。解放后被国民党驱逐出境返回大陆，接受政府改造一段时间，期满后在厦门中谦分店管理业务，后应聘到鼓浪屿女子中学（厦门二中）任国文教师。为了扩大业务，1951年在厦门大同路租一房屋，开设中谦分店，由老三管理，推销二斤庄烟丝产品。不久，受不了各种运动的挫折而收盘。
  由于业务颇有盈余，中谦设在厦门路33号的厂房兼住宅显然不够用，就再买下厦门路88号房屋一座，后面是邻店桶三的小平屋，就再买来，打开后门连在一起当工场用。旁边是良岗王巷，这样制烟车间的工场就宽敞多了。刨烟工人由陈夏香一人增加至四人，日产烟丝数百斤。
  厂房迁到厦门路88号后，我就托永定烟叶行江某的弟弟特夫（在广州工作）在广州向胡球记购买一架切烟丝机器，改手工刨烟为手摇机切烟丝。那时老五志华由北方回来，在家无工作，就到厂内帮忙。他向郑文澜借来一架小型柴油发动机，聘请士琳来开发动机，手摇机就改为动力切丝机，再借来一架发电机（小型）自己发电。照明线路由厦门路88号安（架）到厦门路33号住宅。当时厦门路竟无电灯，唯独中谦有自己发电照明，大出风头，这也为后来我戴上不法资本家帽子埋下祸根。
  原手工操作的烟丝店自改为机器切丝后，四个刨烟工人都改变为打捆工（切烟丝的第一道工序），陈夏香认为机刨不用刨烟工人，故自动辞职，找他的小舅子合伙开烟店。
  抗战胜利后，漳州新增几家机制卷烟厂，如“红猫”牌、“白马”牌、“白宫”牌等牌唛厂家相继开设，手工卷烟业大受打击。当时沪产香烟也逐渐进入漳州市场，因此，手工卷烟户被迫先后滞盘，中谦供应卷烟户的赤色烟丝，销路大受影响。为了土烟丝的出路，中谦另立一个厂名为“实芳”卷烟厂，请了一批卷烟女工，出品几个手卷烟牌唛，如“山东”牌、“天然”牌、“天真”牌、“猎狗”牌等向外埠推销。其中“猎狗”牌手卷烟在厦门曾盛销一时。
  由于卷烟产品都是先货后款，国民党统治接近尾声，币制贬值超过利润，厂内物质减少惊人。及至全市实行货价以黄金本位，中谦物质已损失大半。是时手卷烟受机卷烟打击已逐步退销，就购买人家一台旧的小型卷烟机，聘请原机工人张周庸为挡机。解放初几年，机卷烟业务还算不错，时有解放军来订货，前途未觉悲观，且遵照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搞好生产，资金越多，生意越好做，从没有想到逃资的念头。
  解放初期，中谦烟厂安装机器，增加工人。在“五反”前后中谦烟厂节节补交“偷漏”的税收，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盘烂摊子，要维持其存在是十分困难艰巨的。这个重担当然由我一人来挑：每月家庭费用在工人阶级监督下，不能侵支。工人的工资、补税、买原料，还要推销产品，弄得我难以招架。这时，中谦烟厂要继续经营已很艰难，让它倒闭，政府又不答应，前途悲观。幸而维持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松了一口气。
  1956年全国私营企业改造大高潮，中谦烟厂全部财产投入公私合营，每季度领到股息人民币140多元。
  父亲谢惠民出生于1896年，逝世于1960年，享年65岁；母亲蓝兰出生于1901年，逝世于1968年，享年67岁。我一生最遗憾的莫过于父母逝世的日子，都没有在侧尽孝。父亲逝世日我出差河南省郑州，接老三来电得悉，因非一天路程能赶回家，只得复电交代老三料理丧事。幸而当时老七及瑛妹在家稍慰。后来，母亲逝世之日又碰上我出差在广东省南雄县，家中电报打给南雄县烟草公司转给我，但归途必须在南雄乘长途汽车到韶关转火车，同样一二天时间不可能赶回漳州。待急赶至家中，丧事已治理完毕了，留下了一生无可挽回憾事。至清明扫父母墓时，在墓前回忆童年时代，严父慈母爱天伦之乐的情景历历在目，父母临终时不能随侍在侧尽孝，不觉泪如雨下，久久不能平息。
  我在1934年至1956年，这23年都献身于谢家的私营企业。大公无私，一心为企业的兴旺发达，帮助父母维持庞大的家庭费用。我20岁结婚后，小家庭的开支也极其节约，难怪“文革”红卫兵、工人赤卫队来抄家时，就不相信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家里连一只象样的皮箱都没有，而用布袋包及纸箱装的衣服大都是破破烂烂的，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事实上，我这一生也太不懂得享受，更没有想到为私人谋利益。处于兄弟众多的家庭里，做为除父母以外的主要成员，这样的结局，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但应该说，当时父母处于“落囝坑”环境中，做为长子的我，刚念初中就辍学来帮助父母维持全家生活是应该的。
  家史暂写到这里，时间是1991年8月。为使谢家历史写得比较全面，本人于六月份曾分函各异地兄弟征求各自不同资料，由于等了两个月不见来文，只好凭我个人经历书写。因此，“谢家创业史”大部份内容是我亲身经历的，也可以说是本人自传式历史。后如有巨大变迁，也可以再作第二集记录，以供后人参考。
  附：
  ▲漳州图书馆馆藏【漳州民国初期文献三种】，“龙溪县商会征信录”注册金收入表（民国九年一月起至十年正月止）载：恒美4元（银数）。
  ▲漳州新桥威惠庙【重建新桥头大庙募捐碑记】载：恒美号捐大（洋）五十元。
  注一：“那阿社”疑似长泰岩溪镇“长隆前社”长泰话之音误。长隆前社分大、小两社，图右村落为小社。就是长辈所讲公祖、祖父谢裕原居住地。清光绪年间，祖父谢裕随父母迁居漳州新桥头小大埕巷，至今约有一百四十多年。
  注二：今华安丰山镇芹坂村。
  注三：2005年台湾当局对“台大、师院四六事件”受害者进行平反，并发放赔偿金。
  “康山西义学”今现芗城
  林盛发
  最近，在芗城区芝山镇康山村合宝楼林曾公官厅内（注：林曾，系万历己未科进士）发现了一块曾被当作摆放花盆底座使用的、迄今已有四百二十多年历史的石制校牌——“康山西义学”。
  据当地文史专家推断，这块校牌可能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块石制校牌，对于研究漳州地区乃至闽台的文化教育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该校牌系花岗岩制作，长约1.99公分，宽约0.43公分，厚约0.12公分，正面正中刻有“康山西义学”五个苍劲有力大字，左侧上款为“万历壬辰（1592）春元日吉”，右侧下款为“赐进士知龙溪县事临海王士昌肇建”等字样，背面刻有“棠荫槐芳”四个大字及“余应中书”等字样。
  如今，校牌静静地躺在林曾公官厅门埕的左侧墙脚下，似乎在向人们陈述当年贫苦寒子发奋学习的尘封往事，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少年时代林曾埋首苦读的身影。
  据当地耆老的介绍，现在林曾公官厅就是当年义学的所在地。这所明代“义学”校址及“义学校碑”的发现，对研究古代漳州乃至闽台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义学，又称义塾，“塾者何？所以教于家者也。塾而谓之义者何时？将推其教于家者，以教其乡人之子弟也。”是一种“以义为名”专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学校。其始于北宋时期名相范仲淹。有的是一些官员、地主出资在家乡开办，也有以祠堂地租或私人捐款而设。明初，官方社学兴盛，“虽穷乡陋壤，莫不有学”，义学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全国不少地方大姓，创设义塾，“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间，以为讲习之所，旁为室以供寝处厄福”。到了明中后期，义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康山西义学，则是当时的产物，在漳州教育史上占有其独特地位。透过这块校址、校牌，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明清以来漳州地区的文化教育尤其是义学状况。
  康山西义学，始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据载，康山赡学官塘，旧有金峰寺，田数百亩环其区，因旱荒不得水，乃择官地为塘。凡九十五亩有奇，旁滋灌溉，鱼利广焉。及寺废，入于豪右之手。前龙溪令王士昌清查，仍据署府推官龙文明严惩，得课息四十金，计岁入额，贮公帑以赡贫士。郡守李日文为之记，见艺文。（见《漳州府志》中《漳州旧学田》清.沈定均修撰）除了捐官塘以为助学外，王士昌还亲自题写“康山西义学”校牌，并主持开学仪式。（该校牌也因此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美学价值和艺术（书法）价值及收藏价值。）从中可见，当时龙溪县令王士昌对兴办义学的重视与倾注。另据，明林釬《康山社重兴义学记》称，“康山义学者，建于万历十八年，时抚台王公为龙邑侯，泽详恩普，康之民有不得其所者，本地水利、塘为势豪占阻。公慨然议复养得而教亦兴。于是，义学之见，棠荫槐芳，将百世纪……”（见《康山林氏族谱》清.林昌言修撰），则进一步印证了当年王士昌县令重民生，抑强豪，倡教化从政风范。再据，康熙四十一年（1702），颁布的“定义学小学之制”，康熙五十一年（1713），“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延师教读”之规定。由此拉开了全国各地大举兴办义学的声势。漳州各县义学之举蔚然成风。据统计，漳州各县新设立的义学就达三四十之多。更为可喜的是，清时漳州义学，还影响到台湾。在台湾规模影响最大的有台北芝士林文昌祠、板桥林家的大观义学等。以上诸多种种，足以说明当时漳州地区的人文传承发展已到了相当程度。
  追溯漳州教育，还得从唐代开始。自唐代起，漳州地区便有了办学的记载。据漳州地方史志记载，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翰林直学士陈珦接受当时龙溪县令席宏的邀请，在环境优美的漳州北溪之滨松州堡创办松州书院。此后，漳州各地相继选送优秀的良家子弟来此精修经书。几年之后，学院已成气候，傲岸的学子风范吸引了全州乃至四方有识之士会聚于此。从此这个蛮獠之地渐渐向云蒸霞蔚的中原文化看齐，后来，漳州治所迁至龙溪县，书院前增建松州大庙（威惠庙），祀陈元光及其部将，形成前庙后校的格局。这比《中国教育史》所载全国最早的学校——丽正书院还早了10年。（注：以书院为学校“其始于唐代洛阳丽正书院”。丽正书院创办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而此次义学校址及校牌的发现，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中原文化在漳州在闽南的延续、拓展。这也是为什么漳州地区自古以来素有“海滨邹鲁”美誉的原因之
  此次“康山西义学”校址（包括校牌）是继松州书院之后，漳州文化教育又一重大发现，这不仅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具有重要的里程牌意义。
  链接：王士昌（1561—？），字永叔，号斗溟。明朝官员。浙江临海人。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进士。十六年任龙溪县知县，以贤能著称，升任兵科给事中，历改吏科、礼科，遇事敢言。万历二十九年（1601），因进言册立太子，谪贵州州镇远典史。万历三十六年（1608），起为刑部员外郎，转大理寺少卿，万历四十五年（1617），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当时福建海盗猖獗，王士昌剿抚并用，将寇盗平定。后因直言罢归，卒于家。王士昌工诗，擅画山水。有《三垣摘疏》、《镜园草》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