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金盏》和《水仙花》尽管因为经费不足都办得非常困难，举步维艰，但是由于编者们事业心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克服千辛万苦，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新成绩，显露出英姿焕发的勃勃生机，获得社会各界的赞赏与好评，有目共睹。然后正当它们都处于欣欣向荣、吐蕊盛开的美好时节，却均不幸中途凋谢夭折了，多少人扼腕痛惜。可是为什么呢？又有多少人知道其内幕与真实原因呢？
  原来《金盏》小报自1982年3月创刊至1983年5月，在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任何一分钱的情况下共编辑印刷16期，发表了140多位作者的20多万字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作品，取得较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还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为进一步搞好我市民间文艺事业创造了条件，形势很好。但有极个别的编委平时热衷于自己写稿赚稿费，不干或少干编辑工作，这时却跳出来，吵着要求发给编辑费。我说，刊物经费困难，只能先支付印刷费和稿费，编辑费因为绝大多数代售点尚未结算要以后再说；我一个人承担了绝大部分编务工作一分钱都没领过，大家也要稍安勿躁，多加理解。他又吵着要公布账目。我说，我们自办发行，比较被动，代售点报纸未售完，中途收回结账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结账，每期都让代售者来漳并报销往返路费我们也吃不消，要新旧搭配、滚动销售，才能取得较好效果；况且小报发表的民间文学作品没有时间性，可以慢慢卖。我劝告说，我们负责办报不要为赚钱，要赚钱就去做生意；我们当编委的，将来结账如果有盈余，也不要急于把钱分掉，要将其做为“民间文学研究活动基金”，争取将《金盏》发表过的好作品挑出来，编印《金盏丛书》。他听不得我的意见，不顾业余办报，刊物在人手、时间、经费、经验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实际困难，固执己见，不达目的就一再无中生有地对我造谣中伤。他甚至到市文化局诬告我“经济不清”；文化局不理他，又跑到宣传部告我，纠缠不清。最后文化局只好建议我“休刊结账”。结账的结果是：总印数为405840份，扣除赠送、交流、损耗等，应售288504份，实收金额为11499.16元，又收广告费1348元，合计总收入为12847.16元；付印刷费10187.03元，稿费691.30元，出差、邮汇、托运等公杂费为1528.75元，合计为12407.08元；略有盈余440.08元。
  诬蔑我的罪名不能成立，但收回的未售小报多达12451份，文化馆尚未发出的小报54490份也无法再售出，只能当废纸处理，造成了不必要的惨重损失。由于剩余的款不多，编辑费就无法发放了。该款只好用来在市民研会换届时买礼品送给与会代表。一个好端端的小报就这样被糟塌了，可惜呀！
  至于《水仙花》杂志，却是由于个别作者发表欲太强所累。他们所投寄的稿件要求编委们篇篇都用，编委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满足其愿望，其就迁怒于刊物。他们先是用文革的伎俩，对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做文章，断章取义，歪曲污蔑，吹冷风，放暗箭，大造舆论，四处散布所谓的《水仙花》编辑水平低，发表许许多多有问题的文章甚至毒草的谎言；接着又散布《水仙花》某些人“有经济问题”，挑拨《水仙花》和《芝山》两个刊物的关系，用种种手法欲置《水仙花》于死地而后快。最后是怎样搞倒《水仙花》杂志的呢？开头我并不清楚。是几年前在刊物已经停刊了二十多年后，某位作者亲口对我讲，我才恍然大悟。他说：我们当年搞垮《水仙花》是个错误。我问：怎么说？他说：多一个刊物大家可多些发表作品的机会。我问：那你们是怎么搞垮《水仙花》的呀？他说：我通过与省里一位部长的爱人是老同学的关系，大讲《水仙花》的坏话，讲《水仙花》的编委水平太低，靠不住。于是部长就让主管部门下文件，强调地区级文化部门才能办刊物，县市级的刊物要一律停刊。谁会想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界还会出现这种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