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市区中山公园有一座实心四面的纪念亭。亭的东南两面镌署名何应钦的《中山公园纪念亭记》（下简称《亭记》）。到中山公园散步时，曾几次被热情友人邀至该亭前，共同探讨其中一些典故和文句。其文典奥，确实需要作一番解释，但又不是一时口头所能完全阐释明白的，故撰此小文。
  按《亭记》原文顺序说来：“丙寅冬，我军东征入漳，距斯园落成既七载矣。园故有碑，陈氏仅叙其经营缔造之迹与夫华表亭馆诸胜，而当日之所以克（能够）有斯园之故阙如（欠缺、没有）也。”（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的注解，下同）
  译：1926年冬天，我国民革命军东征入漳。这时，这座公园已经落成七年了。原来，陈氏在园中树一碑，它仅仅叙述公园经营缔造的事迹。以及华表亭馆诸胜景，但是对于当日之所以会有这座公园的原因，却没有加以说明。
  陈氏指陈炯明，清末秀才，早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18年入闽打败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在漳州开辟这座公园。1919年落成，命名为漳州第一公园。园中原碑今已不存，从“陈氏仅叙其经营缔造之迹……而当日克有斯园之故阙如也”等语，可知该碑只是炫耀陈炯明的功劳，却不述及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作用。何应钦认为，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推翻清政府，驱赶北洋军阀，才可能在漳州开辟这座公园。这是根本原因，而原陈氏碑却只字不提，于是有下文——
  “应钦戎马余闲，谋及有众，佥（qiān，副词，皆，都）曰：淮西一役，李愬功居多，而实能左右之者，繁（yī，副词，惟，只有）裴晋公之力，故昌黎（指韩愈）归美之。”
  译：我何应钦在军务的闲暇，曾与很多人讨论此事。大家都说：唐代平定淮西这一战役，李愬功劳最多，但实际上却只有裴晋公之力能左右局势。所以韩愈写《平淮西碑》特别称许赞美裴晋公。
  淮西，唐方镇名，全称淮南西道，长期领有申、光、蔡三州，相当于今河南郾城、上蔡、新蔡以南，西平、遂平、确山、信阳以东的地区，治所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央统治力量受到削弱，形成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其中淮西先由李希烈所据，并一度（公元784-786）称帝。公元786年李希烈死后，吴少诚（李希烈的部将）、吴少阳（吴少诚的大将）、吴元济（吴少阳的儿子）先后割据。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吴元济因袭位不得朝廷许可，遂自领军务，纵兵焚掠舞阳、叶等县，威胁洛阳（唐王朝的东都）。唐政府多次对淮西用兵，总不能将其平定。于是朝廷就如何对付吴元济的问题进行讨论。多数大臣认为淮西割据“其树本坚，兵利卒顽”，反对讨伐，主张：“因抚而有，顺且无事”（以上引文见韩愈《平淮西碑》），妥协迁就。裴度（即裴晋公）力排众议，坚持讨伐削平。他的主张深合帝意。元和十二年（817），唐宪宗命裴度以宰臣为淮西宣慰使，督诸将进兵。其中，唐、随、邓三州节度使李愬战功突出。他率师雪夜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淮西遂平。这次战役，裴度起战略决策与统帅指挥的作用；李愬也作了特殊的贡献，但总的来说是属于战术执行性质。因此“帝曰汝度（你裴度）功第一”（李商隐诗《韩碑》）。韩愈在淮西战役中任裴度的行军司马，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诏令韩愈撰《平淮西碑》。韩碑突出了裴度的功劳。
  《亭记》这几句话意在说明决策指挥、控制全局者的重要性，不要拘泥地体会为这是以裴度比拟孙中山先生，以李愬比拟陈炯明。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功绩大大超过裴度，而陈炯明则根本不能与李愬相比。
  “斯园也，功狗追杀，固非昔之辟者所得私；功人指示，又岂今之来者所可没。”
  译：这座公园的功劳啊，本来就不是昔日那个追杀敌人的功狗可以私自独占的；那位指挥猎狗者，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功人，他的功劳又岂是现在这些后来者可以抹杀的？
  “功人”、“功狗”的典故源自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最后，汉高祖定萧何为首功。诸将认为萧何无战功，不服。汉高祖用打猎作比喻，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亭记》用这典故，以“功人”比喻孙中山先生，以“功狗”比喻1918年入闽的陈炯明。公园的原陈氏碑，“功狗”将全部功劳独占为己有，而抹杀“功人”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拽（yè，拉）厥（jué，代词）长绳，砂石磨治，责无旁贷矣！”
  这几句话比较含蓄，大意是：（既然大家意见这样，那么着人）用长绳把它拉倒，再用砂石把碑上的文字磨掉，对于我何应钦来说便责无旁贷了。
  陈炯明虽然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但在1922年却背叛孙中山先生，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发动武装叛乱，使当时的国民革命蒙受巨大的损失。1923年，陈炯明的叛军被击败。1925年，其所部也被广东革命军消灭。陈炯明只好蛰居香港。这样，他便从昔日的“功狗”，变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走狗，反噬孙中山先生的恶狗，最后沦为丧家之狗。这才是何应钦要毁掉公园原陈氏碑的真正原因。如果此时陈炯明仍站在国民革命军这一边，想来何应钦也未必就决然把原陈氏碑废掉。这真正的原因，《亭记》代笔者焉有不知之理？然而行文若如此直白道来，便显得直露而土气。必得先摆正当年孙中山先生与陈炯明的“功人”与“功狗”的位置，斥责原陈氏碑抹杀孙中山先生领导和指挥的决定性作用而独吞全功之非，水到渠成得出结论：非毁掉不可。这是《亭记》代笔者高人一筹的大手笔。
  废了错的，必树正的，于是《亭记》结尾为：
  “光昭
  先总理之令典（美好的典文，指下面的《总理遗训》），泐（1è，同勒，雕刻）以遗训，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译：为了彰扬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的美好典文，就在这中山公园纪念亭雕刻上《总理遗训》，以帮助和启发我们后一辈，都能遵行正道而没有缺失。
  《亭记》末尾十字用《孟子·滕文公下》转引的《尚书》文句，引用得很自然，天衣无缝了无痕迹。
  最后是署名：“义兴何应钦撰。”（注）
  义兴，古县名，在江苏省。宋太平兴国初年，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为宜兴。
  亭的西北两面则勒《总理遗训》。纪念亭建于1927年1月。
  把废陈氏碑的意图化为众人的意见，又将“漳州第一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建纪念亭，镌《总理遗训》，向民众表明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以博取声誉，足见何应钦的“精明”。在中国现代史上，何应钦也算是一个人物了，他一生的功过，历史是会给予公正评价的。而从此，纪念亭便成了中山公园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千秋不泯，海内外同钦。他的《遗训》也成了历史文献流传下来。当然，它不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据一位前辈的介绍，《亭记》碑文是当时漳州名宿徐飞仙老先生代笔的。
  （编者注：“义兴何应钦撰”有误，《中国公园纪念亭记》原文为“兴义何应钦撰”。兴义在贵州，何应钦为贵州兴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