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郑炳中，笔名耿庸，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杂文家，也是出版界的知名人士。祖籍台湾，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童年生活在福建漳州，中学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1937年，他16岁，父亲带他到上海准备报考大学，正值抗战全面爆发，考大学的计划暂时放弃。他随父亲回到漳州。没过多久，他决意要离开大家庭独自外出谋生。在以后的七八年中，他到过闽北、桂林、重庆等地，当过教员，甚至在盛宣怀经济研究所从事过经济研究，但写作已渐渐成为他主要活动。1941年，他在彰州《青年日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些杂文，这些杂文被当局认为是攻击国民党和政府的，他因此被捕入狱，后得家人保释，才得以出狱。此后，他继续从事文学活动，40年代，他因写作认识了聂绀弩、胡风、秦牧等人，由聂绀弩代署的笔名“耿庸”成为他终身使用的名字。这个期间，是他在写作上成果颇丰的时期，除了杂文和小说，还写了不少评论。然而，这些文章在他以后遭遇坐牢抄家中几乎都失没了。
  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之后，许多参加过起义的人都不得不离开台湾。从台湾回到上海的左联作家尹庚对郑炳中表示，希望他能去台湾工作，因为他会讲闽南语，而且，当时他的父母、姐弟也都在台湾。尹庚还为他写了给几位台湾朋友的信。这年9月，他到了台湾，与他同行去台湾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友王皓。
  抵台之后，他在台湾《公论报》任编辑，并继续从事杂文写作，不久，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杠鼎集》在台湾出版。由于时局复杂，报社的人和事也愈加复杂，1948年5月，他离开报社，在华南银行经济室任研究员，同年，他的一本从制糖业看台湾经济的著作出版。在他一生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这是唯一一部与文学无关的著作。
  1949年，有朋友告诫，他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劝他早日离开。
  1949年5月，他带着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离开台湾回往上海。他们经香港到达广州，因时局混乱，道路受阻，他们被迫在广州滞留。直到1951年2月，才回到上海。
  他离开台湾回到大陆之时，他的父亲也回到漳州，不久，海峡两岸中断通航，他的母亲、姐姐、两个弟弟留在台湾。此后近四十年，一家人相隔在两岸不能见面，甚至不能通信。直到1988年开放探亲之后，他的姐姐、弟弟先后到上海探亲。然而，他的父母早在70年代先后去世，他们没有能再团聚，是极大的遗憾。1992年，在阔别了43年之后，他回到了台湾。还看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公论报》和华南银行，不由感慨万千。
  回到上海后，郑炳中先后在人民艺术剧院和震旦大学任教，后受朋友相邀，到当时还在筹建的新文艺出版社工作。除了职业工作之外，他勤于写作，出版了一个剧本，一个杂文集，还有一部论著《（阿Q正传）研究》。从40年代～50年代，他在文学上已有了成就和影响，然而，随之而来的厄运，不仅使他的文学生涯被迫中断，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也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1955年5月，因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郑炳中被捕入狱，以后遭受监禁近十一年。1966年4月，他获释出狱，这时他才知道，他的妻子王皓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迫害自杀身亡了。他被捕入狱时，以为过几天事情弄清楚了，他就能回家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远不是他想得那么简单。11年过去，人事全非，妻子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好象很陌生。现实令人痛心。
  出狱时，他暂时被安排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当时的辞海编辑所）工作，但不到两个月，“文革”就开始了，他被勒令“监督劳动”。这个出版社的所在地，原是一个英籍华人的私家花园，庭院内绿草与树木常青。他的“劳动”是清扫这里的树叶和捕捉常青树上的青虫。他被要求搬出了原先的住所，住进了集体宿舍，孩子们也栖居在另外的狭小的居所。又过了两三年，三个孩子全部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分到了江西和黑龙江，十多年后，父子才得以团聚。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他先后被关进“牛棚”和到“五七千校”劳动，种过地，养过猪，还做过汽车修理工。直到1979年胡风案开始复查，他才被允许回到编辑部工作。
  在遭受迫害的岁月里，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失去了家庭和至亲，但他对于文学的信念没有动摇。在狱中的近十一年间，他在允许他读的书的边页上和一些供他写交代的纸上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主题仍然是他从40年代起就着力研究的文学的现实主义和鲁讯思想。这些文字大多在上交后未得归还，少量得以带出监狱的也在后来的“文革”抄家中抄没，只有很少几册书在“文革”后得以归还。这些书上写下的笔记经后人整理成《狱中札记》发表。“文革”期间，在受监管的“劳动改造”中，尽管外境恶劣，他仍然找寻各种能利用的机会和各种可利用的纸张簿子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但都十分零乱，只有少量文字经人整理编辑成《狱外笔记》发表。
  1980年，胡风案平反，他恢复了政治名誉，也得以继续编辑和写作生涯。他负责创刊了学术性杂志《辞书研究》，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由于他的敬业与成就，他不仅是出版局的先进工作者，还连续两届（1981年度、1983年度）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这在出版人和作家中是非常少的。1982年3月19日《解放日报》有报道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3月1日下午，上海市出版局召开1981年度表彰先进大会，会上介绍的局先进工作者名列第一的是耿庸。介绍事迹的同志说，由于耿庸和同志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编辑的全国唯一的一本关于辞书学和辞书编纂的学术性期刊《辞书研究》，质量很高，为我国的辞书学研究赢得了荣誉。叶圣陶评价道：“在当前可有可无的杂志大量出版之时，《辞书研究》是一本不可没有的好杂志。”这个杂志向国外发行，受到不少国家读者的欢迎。为了编好这本杂志，耿庸把全部身心都投上去了。……
  耿庸是一个忠厚长者，谈话诚恳、坦率、谦和。
  1983年，郑炳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联委员。
  1984年，他在工作的出版社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她对于他品格的敬仰和对于文学的领悟，使他们渐渐熟悉并相知。四年后，他们成为生活的伴侣。生活又有了阳光和音乐。
  在恢复自由之后，他继续文学生涯。十多年间，先后出版杂文集《回收》、《流火、花环和荆棘》、《逢时笔记》；文学论著《文学对话》（为何满子合著）；回忆文集《未完的人生大杂文》；主编大型工具书《新编美学辞典》、《青年文学手册》。他在长期的文学研究中，在现实主义和鲁讯思想研究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心得，他在这一方面的论述也达到了新的学术成就，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他的回忆文章，不仅是个人以及文友的经历和遭遇，也是文学史的片段，发表后受到欢迎。2004年6月，他的《文学：理想与遗憾》一书出版，其中汇集了他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主要论述和文学生涯回忆录，是一个作家文学信念、文学经历和文学精神的真实记录。一位学者对这部书评论道：“这部文集不是耿庸的全部作品，但从中可以看到他在中国文坛的成绩和影响了。有人说，耿庸的文风是西化的，在我看来，耿庸的作品不仅逻辑严密、文风犀利，而且文笔华瞻而优美，读起来实在是一种享受。”这几句简单的话，是对郑炳中作品风格以及文学影响的概括。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他个人的遭遇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曲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虽然有很多遗憾，但因为理想不变，终究无愧于心。
  耿庸年表
  192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门苏答腊。
  1922年随父母回到家乡漳州。
  1935年中学生。开始以郑重等笔名在漳州地方副刊发表散文、小说。
  1936年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高级新闻科。以丁琛鸣角等笔名在厦门《星光日报》、《江声报》的等副刊上发表杂文小说。
  1937年由父亲带到上海报考大学，正值抗战爆发，升学计划放弃。遂入文艺界救亡协会战时工作训练班，后响应文协号召回到漳州。
  1938年在漳州《福建导报》写通讯。
  1939年在江西为《新章南日报》副刊写稿。
  1940年在桂林《青年书店》任职员，并以丁琛的名字在泉州的《大众报》、南平的《南方日报》等发表通讯、文艺短论、杂文等。
  1941年先后在建瓯《1北日报》和章州《青年日报》任编辑，并用力衷、郑淬等笔名在所编日报上发表大量杂文及文艺短论，并发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
  1942年在福建长汀县立长汀中学任教员。后在永安《大成报》任记者，并以祝每、赵艇等名发表散文、杂文。
  1943年先后在重庆国民党人事工作训练班学习和国民党财政部货运局工作，后在重庆《新蜀报》任编辑。
  1944年在重庆中华书局总管理处工作，以柯念中、耿庸等名字发表杂文，并以耿庸的名字向《希望》投稿。
  1945年与胡风建立联系，第一次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与胡风见面。
  1946年在重庆宣怀经济研究所工作。以耿庸的笔名在《大众晚报》、、《民主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
  1947年在上海宣怀经济研究所（由重庆迁沪）工作，在《文汇报》等报刊发表杂文。这年8月离沪赴台（此时父母已迁居台湾），在台湾华南银行研究所任研究员，负责编《华银通讯》。1948年在《公论报》任编4。在台湾出版杂文集《杠鼎集》。，
  1949年由台湾返回上海，先后滞留香港、广州，在广州《新商晚报》任副总编辑。以耿庸、邵亦望等笔名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文章。
  1951年在上海展望周刊社任编辑主任。并分别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震旦大学任教。出版杂文集《论战争贩子》。
  1952年进新文艺出版社任编审。
  1953年出版《〈阿Q正传〉研究》。
  1955年5月被关押。至1966年一直在押。
  1966年3月获释到上海辞书出版社。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年底，被关入“牛棚”。
  1969年转到奉贤“五七”干校，继续接受批判和“监督劳动”。
  1975年从奉贤“五七干校”回到上海。被安排到出版局大院做汽车修理工。
  1977年回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做扫地工。
  1979年受安排筹建《辞书研究》杂志工作。
  1980年获平反。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学论文《真实散记》。
  1983年出版文学论文集《文学对话》（与何满子合作）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5年出版杂文集《回收》。
  1989年出版杂文集《流火花环和荆棘》，出版主编的《青年文学手册》（与何满子合作）和《新编美学百科》。
  1990年之后几年在报刊发表杂文、文学论文和评论。
  1996年出版文集《未完的人生大杂文》。
  2000年出版杂文集《逢时笔记》。
  2004年出版文学论文和回忆文集《文学：理想与遗憾》。
  2008年2008年1月去世。
  （作者系耿庸夫人，现任东方出版中心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