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初掀起初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高潮，到1979年才逐渐收尾，前后持续1/4世纪以上，是建国后旷日持久的一场由政府组织的全社会运动。在漳州①，从1962年一直到1978年期间，前后有近两万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夹杂着大量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的城镇干部及其家属）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而家住农村在城镇读书毕业后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为数更多。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界，知青上山下乡可分为二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在1962年～1965年，这一时期依靠各级政府有条不紊动员，大多数知青是自愿上山下乡，依靠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还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模式（如一整套宣传模式、几条明确的安置方向、从动员到安置的一整套方针政策等等）。第二阶段在1969年～1978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路线影响，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群众运动，本身也被严重扩大化，形成两次高潮，分别发生在1969年和1974年。
  一知青上山下乡的初潮——“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上山下乡（1962年～1965年）
  知青上山下乡起源于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当时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的设想。到1954年夏秋，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城乡大力普及教育，各地首次出现了有65％的小学毕业生不能入初中，约6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的局面。为此1954年5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首次明确指示：绝大多数中小学毕业生今后都应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这一大方向。1955年，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参与农业合作化进程是各地政府大力提倡的政策，上山下乡开始被提起，全国范围内有些城市开始尝试动员城市少数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
  1957年，漳州市工业化兴起，1958年开始受“大跃进”影响，城市工业化步伐迅速加大，造成了城市劳力不足的虚假现象。为城市生活和较高的收入所吸引，大量来自外地（包括归侨）和本市农村的人口流入城市，使市区人口自1957年的86344人迅速上升到1960年的109626人，这其中除自然增长外，来自外地的有14018人，来自本市农村的有6687人。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家大幅度地压缩各项基本建设，对城市工业实行关、停、并、转综合整治，大规模减少城镇人口，精减工厂职工。以此为转折点，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开始被严格执行，1962年，在这一前提被明确以后，国家重提上山下乡政策并开始把重点完全转到城市中来。
  在漳州，有组织地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是以1962年为起点的，其起点就是1962年5月开始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工作。1961年下半年起，漳州市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动员一部分多年来流入城市的闲散人员回乡，同时采取精简各单位各工厂临时职工以及停止1961年新进职工等措施，使全市职工净减20.6％，两项合计净减市区人口3898人，占全市人口的3.55％。1962年又压缩城镇人口10879人，占1961年底市区人口总数的8.6％；精简职工8670人，占1961年末职工人数32.72％。1963年，在着重巩固的基础上又精减城市人口3000余人。这样到1963年底，三年精简工作全面完成地委分配的任务，共精减职工10797人，占1960年末全市职工总数的48.29％；减少城镇人口19260人，占1960年末全市城镇居民总人口的17.57％。三年中共动员原本来自农村的干部、职工、家属和其他居民9084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2年底在精减城镇人口工作基本结束后，漳州市开始组织动员和安置城镇无就业居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年底和1963年共计动员和安置1551人下乡，其中到市郊农村人民公社插队落户有277户674人；上农场、林场、渔场有377人，这些人应该是漳州市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居民。这些人分布安置在市郊6个公社43个大队插队，具体安置情况是：
  1、下乡当会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63户64人。
  2、市区居民下乡插队40户96人。
  3、天宝、浦南两镇部分居民分散在附近农村就地插队有45户188人。
  4、原分布在农村“五匠五员”（铁匠、木匠、泥水匠、石匠、竹匠；理发员、代售员、缝纫员、医务卫生员、民办教员）就地插队114户294人（其中家属约180人）。
  5、1963年初通过自找亲友下乡插队15户32人。
  6、1963年4月动员城镇闲散劳力（被精简的青年职工、干部子女、知识青年）377人到省亚热带作物试验场（五凤农场）、诏安水产养殖场、天宝林场、程溪军垦农场（大房农场）。
  到了1964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起来，政府推进知青上山下乡的计划愈来愈显出强势。早在1963年周总理提出：在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一件大事。要求各省编制15年安置规划（1964～1979年），计划编成经审定后，纳入国家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1963年底各省制定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的15年安置工作规划，并自1964年度开始实施。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将下乡插队转向农村人民公社这一广阔天地，同时确定了以插队到农村人民公社各社队为主的下乡安置方向，并决定每年国家拿出一笔专款作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的经费，以便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并使农村生产队易于接纳他们。插队安置费，南方各省为185元/人（用于路费、建房、口粮、农具家具等）。1964年3月20日，国家粮食部还专门下达了《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保证下乡插队人员头三年在农村口粮得到供应。
  按照上级通知精神，1964年精简城市居民的口号改为“建设山区、支援边远农村”，下乡插队人员开始被安置到边远的山区农村。1964年5月，漳州市撤消精简办公室，改称“建设山区精简安置办公室”，列为行政编制，编制4人。1964年，动员下乡插队人数是按计划指标逐级下拨的，指标完不成要多方设法，压力巨大。1964年龙溪专区下达漳州市的任务数是1000人，计划安排700人去长泰县农村插队，其余300人辖区内解决。市委按这一任务详细分解下达全市各基层单位，需要动员知识青年400名，城市居民150户600人。动员涉及单位主要有：市教育系统、街道总支、市手管局、市城建局、市卫生系统。安置方向：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700人（其中插队到长泰县农村500人、市郊农村200人）；到农、林、渔“三场”300人。
  全市大动员工作自1964年5月23日开始，首批以街道总支为主，市手管局及各服务社配合，经过近一个月的宣传发动，六月下旬开始报名以及资格审查，到7月28日，首批下乡插队约300人，主要安置到长泰的城关公社和陈巷公社约250人，市郊公社约50人。第二批于8～9月间，在中、高考后发动一次宣传高潮，动员不能升学的应届毕业生约200人，往届毕业生约150人，安置方向依然以长泰为主，市郊为辅。第三批于11月中旬发动宣传，12月中旬约安置近100人去市郊后房农场，以及城郊公社在天宝大山下举办的集体农场。另外，全年共约动员300人到平和的安厚农场、长庐林场、天马林场、天宝亚热带五凤农场、云霄的园岭林场、华安金山林场、潭口林场等。
  这年，安置到长泰的大部分集中在城关公社的十里大队、积山大队；陈巷公社的美彭大队、后坊大队、祖地大队；坂里公社的新春大队、正达大队。其中以十里大队居多，有158人，美彭大队次之，有近100人。安置到市郊的主要集中在过塘公社的盘谷大队、仙都大队、埔里大队；石亭公社的南山大队、秋坑大队；浦林公社的浦林大队、布坑大队；浦南公社的园坑大队、谢坑大队。知青下乡后，单身下乡的以集体插队为主，三、五人成一个集体户，分散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居民户则成户插入生产队落户。安排经费是近插130元/人，远插为150元/人，口粮全劳力33斤/月·人，供应一年，生活补助头一年6元/人·月，还有农具、医疗、搬迁等生产补助等。
  到了1965年，省、地区下达漳州市的下乡任务有所减少，达600人，安置方向也改变了，主要转向华安县。从5月中旬开始动员，到10月9日，首批欢送231人到华安县。华安县把单身的知青安置到县办龙头山柑桔苗圃场28人，社办沙建公社官古农场61人，高车公社前岭农场52人；整户下乡18户82人以及其它社会青年8人，安排在高车公社高车大队各生产队。10月下旬开始，又在街道系统、教育系统、交通系统、市劳动服务公司动员约280人上华安，加上陆续全年动员400人到市郊插队，全年实际动员957人下乡，超额完成省、地区下达漳州市的下乡任务。
  二、大潮涌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
  （1969年～1970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勃然兴起，文化教育部门首先受到冲击，教育系统瘫痪，各中小学停课。随后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行各业也纷纷受到冲击。8月，漳州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掀起了“红卫兵”运动，中小学被迫停课。9月～10月形成“破四旧”高潮，随后红卫兵又加入全国大串联。到1967年1月，市委被夺权，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1967年3月，建立起“三结合”的市革命委员会，维持起新的社会秩序，到1967年10月，接上级指示精神，各中小学校才开学复课。自1966年夏季起，教育部门一直是受“文革”动乱影响最深的领域，全国所有的大中专学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所有工作也同时中断。加上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漳州也深陷派性武斗的泥潭，社会秩序处于失控和半失控状态。对中小学校毕业生的管理更是无从谈起，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68年的秋季，这时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有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史称“老三届”。这些毕业生一直不能升学，也不能分配到社会上参加工农业生产工作。到了1968年夏秋之间，为了尽快解决“老三届”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在全国性的各新闻媒介上介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道骤然增多。其中最重要的是196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发表的社论《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这篇社论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奠定了理论依据。随后，全国各地报纸一再以同一口径反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问题”。这一政治路线确定下来后，全国各地上山下乡运动骤然加速，全国各省会城市纷纷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上刊登了甘肃会宁县（长征时，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地）下放城镇居民的消息，文章之后的编者按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各级革委会和所有进驻大中学校领导“斗批改”运动的工宣队、军宣队都被立即调动起来，主要任务就是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毛主席的一声令下，上山下乡迅速演变成席卷全国城乡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1968年底至1969年初，漳州市正处于“斗批改”运动高潮中，大批干部被打倒“靠边站”等待精简下放。1968年12月下旬，市革委会制订出《第一期动员干部下放，知青和城镇居民插队落户的初步计划（草案）》提出：全市初步规划动员上山下乡人员16958人，其中，初、高中毕业生3886人，干部1072人，城镇闲散人员12000人，需要下乡的对象有：①1966年、1967年、1968年老三届毕业生家住农村全部回家，家住城镇的全部安排插队落户。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河北灵保县的经验，全市大部分干部要精简下放农村，市直下放80％干部，各公社（街道）下放25％干部，企事业单位下放35％干部。③全市文艺团体人员大部分下乡插队落户。④一切城镇中闲散人员一律下乡插队落户。⑤五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右分子）全部下乡插队落户。安置去向主要是地多人少的山区和内地农村，初步规划主要是去长泰、华安二县。
  1969年1月中旬，第一批上山下乡高潮形成。1969年1月10日，专区、市革委会召开了1969年第一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1月14日，又成立市革委会四面向办公室（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基层）。启用办公室印章及信件专用章等有关印章。15日，市区以各中学、各街道公社为主进入动员高潮，至1969年2月8日，第一批以老三届毕业生为主的知青约1300（其中夹杂部分市直机关下放干部）被送到华安、长泰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9月上旬，第二批上山下乡高潮形成。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牵动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还带动了对城市人口的清理和城镇干部下放工作。9月7日，专区、市革委会召开1969年第二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后以各街道公社为主在军宣队、工宣队的主持下，成立各街道四面向办公室，下设宣传组、办事组，各公社分别召开干部大会、群众大会、街道小组会以及各点学习班。到9月15日，各街道公社报名完毕，送走了约8000余人。这次下乡插队除了1969年应届毕业生和部分往届毕业生，最大量的是城市居民1680户共7010人（其中市区下放干部和居民1181户5333人，郊区各公社及集镇499户1677人），市区的大部分去了华安、长泰，一部分下放千部和居民去了南靖、平和、漳浦、龙海，郊区全部下放在本公社各村。
  第三批上山下乡高潮主要是针对天宝和浦南两镇。1970年5月中旬起至8月止，共动员两集镇居民608户2622人（到1973年又增加到2914人）下农村插队，主要插队到石亭公社、浦林公社、过塘公社、天宝公社、浦南公社各生产大队落户。这二镇居民历史上来源复杂（特别是浦南镇）居民半工、半农、半贩者居多，居民中除少量干部或国营单位职工外，大部分是集镇各种集体合作单位职工及其家属。1970年5月起为了顺利完成上山下乡任务，以改造旧镇为名义，除保留国营供销合作社外，撤消所有集体合作单位（如合作运输队、合作饮食小组、水果小组、手联社等），所有职工下乡插队，以减少城镇人口。以浦南镇为例，该镇居民424户2235人，被动员下乡插队270户1151人，占总人口51.5％，每年减少国家粮食供应53万斤。动员工作从1970年5月16日开始，先后撤消22个集体合作单位，共有职工294人以及家属904人、小商贩49人。动员期间举办各类学习班9个，有490余人参加，到8月下旬，送走大部分人。安置地方主要在浦林公社的浦林村、金沙村；浦南公社的谢坑村、宏道村、溪园村、园坑村。安置以集体安置为主。如原浦南镇船民运输队于1970年7月3日被集体安置到园坑大队落户，组成一个有26户人口169人的船民生产队，两年后共开荒总面积198亩，建成住房仓库等40余间，抽水站一座。
  “文革”前下乡安置方式，一种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当农业工人，一种是到农村社队插队落户当农民，当时主要也是采取集体插队方式，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然而“文革”开始后，“再教育”理论成为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的金科玉律，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的做法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使知识青年脱离政治，脱离了贫下中农”，所以为了便于对知青进行“再教育”，于是就推行了把知青点直接建在生产队上的做法。具体做法是把下乡人员编成若干人的小组直接安排在各生产队，集中吃住，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这一时期安置主要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由于部分农村生产队房屋无法落实，就安排知青租借农户家中，这样就出现了分散插户的现象。
  三、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全面调整（1973年）
  1972年，几位不同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上书毛泽东，其中以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一事最为影响力。以此为契机，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被迅速提上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从而掀开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篇章。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并将李庆霖的上书和毛主席的复信以及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复信的通知》，一并传达到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广大群众中去。1973年6月22日～7月15日，漳州市上下开始传达中共中央21号文件以及省委11号文件。7月16日～7月22日，各街道公社开始组织上山下乡知青和居民揭发问题，最后形成材料上报市委。基层公社传达中央21号文件的详细情况，据市区新桥公社1973年7月12日一份情况简报摘要如下：1973年6月22日～7月15日，全公社传达14000人，占总人口94.6％，历年知青倒流人员281人全部参加学习，各街道共召开群众大会64场，各居民小组会210场，共有71846人次。
  1973年6月22日，全国第一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终于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两个附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送毛主席圈阅后，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转发全国，之后全国各地掀起热火朝天的宣传庆祝活动。各地相继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21号文件和30号文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认真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检查组被派往基层知青点，宣传落实知青政策。
  学习中央30号文件后，按照上级布署，漳州市委开始调整知青政策。其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1973年10月25日，市委加强了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力量，由市委第一书记直接负责并任组长，同时决定成立“福建省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并于1973年11月1日起启用新印章。1974年8月，接上级通知统一改称“中共漳州市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其二，自1973年11月开始，对历年知青上山下乡经费进行大规模清理，随后针对清理中发现的问题，采取纠正措施，凡被挪用、私分、冒领侵吞、误拨重拨的下乡经费，一律追回。其三，重判严惩，按照1973年中发[1973]30号文件精神，举行公判大会，严厉惩处了一批摧残迫害下乡知青的罪犯。其四，根据中央1973年30号文件和省委[1973]20号文件精神，对1972年以前下乡知青的生活困难进行补助，凡1962年至1972年下乡的知青、社会青年，并且包括由城镇回原籍农村落户的知青，能坚持在农村的都是补助对象，补助起点统一从1973年7月15日起，至1974年6月15日止为第一年度，生活不能自给的每人每年补助100元，没有建房的每人补助200元，同时还补助发放了口粮，医药费以及布票等，与华安、长泰县有关方面协调，解决了知青与当地农民同工同酬、无故克扣工分以及给予知青自留地等问题。
  四、高潮再起——“文革”中第二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1974～1976年）
  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后，上山下乡很快摆脱了萎靡不振的状态，全国各地立即再掀起高潮，强大的国家机器调动起各方面的力量使这场运动重振旗鼓，开足马力，迅猛向前。中发[1973]30号文件的附件之一《规划草案》传达到全国各地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其所属的区、县均根据中央的指示，制定出本地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逐级上报、汇总。同时为了扭转长期以来城乡两个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积极性不高的被动局面，1973年底，一种新的知青安置模式在湖南株洲脱颖而出，史称“株洲模式”。到1974年6月15日，经《人民日报》推出后，将全国的学习活动推向高潮，全国各地知青工作部门争先派人到株洲“取经”学习并相继发出通知，推广落实。1974年4月9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4]21号文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推广湖南省株洲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的通知》，1974年11月7日，中共漳州市委以漳委[1974]031号文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株洲经验，继续掀起我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的通知》，并随文件发了两个附件《厂社挂勾分配表》、《漳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员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说明》。随后，漳州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立即进入高潮。
  漳州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1969年掀起第一次高潮后，随后由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并向恶性发展。到了1972年，上山下乡运动就遇到巨大的阻力：下乡知青失望（大量倒流），家长忧虑，农民不满。这种情况对即将毕业的城市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产生了极不利的影响，城市居民普遍把上山下乡视作畏途。所以，到了1973年，当政府重新启动上山下乡运动时，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1973年，根据省、地委指示，漳州市须动员一千名知青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经过全市上下大张旗鼓动员，结果不了了之，实际上没有动员一个知青下乡。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在家长和毕业生都在抵制面前，靠学校和街道来做动员工作已经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说服力，人们都在互相观望。
  到1974年6月25日，按省委指示精神，漳州市委发出漳委[1974]015号文《关于认真做好1974年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意见》，提出在6、7、10月间来一个大动员，共需动员2500人上山下乡，但随后动员工作也迟迟不能开展。直到11月7日，市委发出学习株洲经验的漳委[1974]031号文件，动员工作才进入高潮。从1974年12月起，先从地市二级首脑机关着手，带头先走一步，自市委常委开始直到各系统各科室领导带头，把符合下乡插队条件的子女送到农村。随后又研究决定指定地区农械厂、汽车分公司、轴承厂、糖厂、木材站、中百站、地区医院、市罐头厂、市麻纺厂、市蜜饯厂、手工业系统市轴承厂、市中百公司等为首批试点单位，自1974年12月1日起先走一步，吸取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动员工作随后全面开展。在随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动员了604人下乡插队。
  到1975年3月，全市包括地区各系统各企事业单位采取系统包单位、单位包职工子女，街道包居民的做法，依照市委安排的《厂社挂勾分配表》，执行对口动员与安置工作。纷纷进入动员高潮。至12月中旬，基本完成本年度动员工作。1975年全年全市共动员知青4561人（这一数字包括地区专署各机关、各企事业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八军以及驻军2878部队、龙溪军分区、175医院等军地干部子女近2000人。）下乡插队。这一数字几乎是把1971年以来该动员而未能动员下乡插队的知青一扫而光，其中大部分是这些年来符合上山下乡条件却被招收在城里的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做临时工、季节工和家属工的青年，这些青年在这轮动员高潮中一律被清退后立即送下乡插队。随后1976年、1977年、1978年三年，基本延用“知青对口下”制度，又分别顺利动员了277人、609人、356人下乡插队。
  1974年以后，推广株洲“厂社挂勾”经验后，知青安置由原来的分散转变为集中，安置地域由远转变为近，知青点由以生产队为基础改为设在大队或人民公社所在地，安置工作由主要依靠农村单方面做转变为城市农村两方面共同来做。这些都标志着知青的安置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漳州市安置知青的地点全部被指定在市郊，不必再被撵到长泰、华安等较远的山区地方。再加上城乡“对口下”，调动了城乡双方的积极性，城里的各单位主动帮助，基于对本单位职工子女利益考虑，对挂勾社队从技术上、物资上多方扶持，甚至可以以各种名义将各种物资包括紧俏物品支援给挂勾社队，使农村社队得到不少实惠，自然地农村对知识青年的态度有了好转。这一转变也使1974年初困难重重的知青住房建设有了极大的改观。
  农村社队对下乡插队知青用房建设的抵触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尽管1973年以后国家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标准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用于建房的经费仍然不敷所出。知青下乡后建房仍然需要当地公社或大队直至生产队的人力和物力的无偿支出。可以说在长期上山下乡中，由于建房误工多，增加社队集体负担，影响生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始终缺乏给知青建房的热情。最理想的情况也就是上级拨多少就建多少，没有社队愿意超额完成任务。
  1974年初，面对即将到来的又一轮知青动员安置高潮，为了做好安置工作，落实定点建房迫在眉睫。1974年元月10日，市委组织市郊各公社、各农场主管副书记和各公社专职干部以及有安置任务的大队支部书记等30多人专程来到龙海的清泉大队、长泰的美彭大队参观学习建房先进经验。2月3至4日，市委又专门召开了农村安置工作会议，专门布置定点建房工作。然而过后，各公社、农场建房进度很不平衡，只有石亭公社的几个大队动工兴建，其余各公社、农场基本上按兵不动。这种状况一直延至1974年12月学习株洲经验，“知青对口下”制度迫使城里对口单位拿出大量物资支援社队建房，这一老大难问题才算完满解决。
  1975年，漳州市郊区有8个公社、81个大队、751个生产队、三个国营农场、一个畜牧场。1974年12月到1975年底，市区共有4500多人知青下乡插队，基本上是全面开花，知青插队几乎遍布市郊农村每一个角落。期间建立起88个知青点，在社队知青数1975年底突破5500人，紧急建成知青住房106座745间21610平方米。到1976年夏收时，还有在建的达25760平方米。所有的基建材料，除了市委下拨的专料专款，其余的绝大多数来自城里挂勾单位的协作。
  1975年知青下乡插队大高潮过后，面对地区下达的1976年2400人下乡插队任务，压力主要来自农村社队，这时已经没有社队表示愿意再接收知青。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市郊每人平均土地9分8厘（水田5分8厘，农地4分），近郊的城郊、上墩两公社人均土地更少。经过1975“遍插”后，市郊农村已安置了5500多人知青，加上1970年整户上山下乡的居民近三千人，合计已达8600多人，已占市郊农业人口10％多。所以在“无地可插”的情况下，1976年5月19日，市委向地委发出《关于要求跨县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请示地委把漳州市1976年以后应动员数分配给兄弟县协助进行安置，跨县安置同样以株洲模式进行。但是这一请示1976年没有得到地委批准，所以1976年全市只完成近300人知青下乡插队任务，非常艰难地插到市郊各公社社队。1977年，地委批准这一请示，指示除少数可以插队到郊区，多数应插到长泰、华安、南靖、平和四县。1977年、1978年有近1000名知青被安置到这四县农村社队。其中以靠近漳州市的几个公社较多。
  五、知青的返城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并没有立即被调整过来，上山下乡依照其惯性继续进行着，但是运动中许多根深蒂固、长期积累下来的严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到1978年这些知青问题已经形成了全国性、全社会的头号老大难问题。为此，1978年10月31日～12月10日，全国第二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宗旨是：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知青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稳妥地解决现存的问题。会议形成了两个重要文件《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工作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会后以中发[1978174号文件传达全国，对上山下乡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其一是改变城市学生以下乡为主的分配主要方向，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扩大留城比例，放宽留城政策，缩小下乡插队的范围；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再搞上山下乡工作。所以漳州市1979年起就不再动员上山下乡。
  其二是开始多方疏通在乡知青返城渠道，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宽病、困退条件。为此，早在1977年11月，国务院就已经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山下乡知青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城市家中的，经市、县知青办审查同意，准予落户。在此之前，各地病、困退制度虽实行有相当长的时间，但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确定，还属首次。1979年更是采取了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称子女顶替），扩大“两招一征”名额等措施，使知青回城有了更多的渠道和机会。
  1978年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就是：上山下乡行将收场。所以各地等不到会议文件的贯彻落实，一场空前的返城风潮拨地而起。1979年知青返城形成高潮，1980年次之，到1981年，仍然坚持在农村的已经寥寥无几了。1982年5月，市委知青办撤消，其业务合并到市劳动局，成为市劳动局一个科室，处理知青问题善后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