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弘一大师全集》发端在漳州
  施正渊
  我国近代八大高僧排在首位的是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九一年六月至一九九三年二月连续出版才完成。这部一千三百多万字，十大本精装的《全集》，重现大师的佛学思想、论述、嘉言、懿行，嘉惠后学，影响极其深远。
  《全集》的前言有一段话这样写：“1947年，漳州刘绵松居士曾以个人之力，从事大师遗著，且已印出全集目录，并向国内知名学者丰子恺、丁福保、姜丹书、蒋维齐、范古农、陆丹林、姚宛雏征得序文。当时因材料尚未备足，又限于经济条件，无力出版。时光流逝，忽忽已经四十余年。”这段话说的是事实，回顾弘一法师的弟子漳州人刘绵松居士以无比热情搜集，编辑弘公（名演音）的著作，其含辛茹苦奋力工作的过程，可以施正渊提供1938年弘一法师卓锡漳州，九月离开后说起。
  漳州人刘绵松受音公大德感化，对恩师卓绝的梵行，无限崇仰。对大师才华横溢，出家前后丰富的佳作，认为十分宝贵，应予收集，编辑、印行，以广受诲。所以音师离漳后，他就着手搜集文稿，经过十个多月的努力搜求和整理，编出《弘一大师文钞》或称《全集》的目录。寄呈大师征求意见。大师在1939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复信云：“编辑文稿之事，由朽人自编，或用或删，排列定名，皆由朽人自己裁酌。名目决定不用文钞之名。手札、诗偈不编入。朽人编辑主旨在精不在多。仁者所辑之全集有百卷，披阅之，大失所望，精湛的仅数首而已，其他皆平庸、敷衍，毫无可取。朽人出家之宗旨，决不愿为文字之法师。编辑之事，乞勿视为重大，今日宜置之度外。”弘一法师虽然没有答应刘进行编辑文稿之事，但对刘锦松日前要求大师惠赐墨宝、文稿等等，在1939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复信云：“此系小事，不必介意。”曾先后寄给刘墨迹三叶、拙书四种、丰子恺手札及马东涵居士印稿一本、石印心经一册、金刚经一册，弘师辑的“地藏菩萨灵感录”一册、警策身心之书《寒茄集》一册、清凉歌集一册及演讲稿数种。亦告诉刘：“数年前居厦门时，已收集不少可编入的材料，存厦门万石岩箧中。”刘十分珍重收藏这些宝贵材料。对于编辑之事，不敢违背音公旨意，而暂搁下。
  弘一法师圆寂后，杭州在抗战胜利后1947年举办了弘一法师生西五周年纪念会，触动刘绵松重新涌起编就大师遗著以作纪念的强烈愿望。他说：“音公为一代高僧，梵行卓绝，世上稀有，应有一套完整的文集来纪念他，使慧命懿迹垂世永久。”就继续多方收集材料，在漳找施慈航拿去音公致慈航手札十五封，又找与大师来往的人，也索去一些材料，还到厦门万石岩找材料去……。他在原有基础上作许多有益的补充后编出《弘一大师全集目录》向大师生前好友、知名学者姜丹书、范古农、丰子恺、陆丹林、蒋维齐、丁福保、姚宛雏诸公征求序文。诸公感刘居士之诚，于1948年纷纷寄序文来，还附许多有关的材料。当时因时局紧张，接着全国各地都解放。刘绵松在解放后忙于工作和生活俗事，编辑工作就完全停顿。
  解放前，1947年间，刘绵松通过南山寺一位法师的介绍引荐，与当时在上海市佛协工作的漳州人林子青居士通信，林子青系我国著名佛教学者，刘与之谈了编辑众所敬仰的大师的《全集》的愿望，得到乡兄林子青先生大力支持。林十分赞同家乡漳州做这件很有意义的大事，帮忙找一些材料寄去。但刘于解放后编辑工作停顿，也没有跟林先生通信了。
  刘绵松到1955年10月才继续与林先生通信。1956年11月他复林先生信，云：“承兄询弘一大师全集编辑情况，自解放以后，弟忙于生活俗事，编辑工作完全停顿。但此事十年来始终耿耿于怀，心中痛苦不已，深恐大师遗著散失也。”得知林子青兄愿意抽些时间给予帮助，他很兴奋，说：“有兄热心帮助，弟再用一二年时间和雇一人抄缮，就原有基础上继续工作，必能完成”。从此两方书信往来三十年从不间断，互相视为知己。林子青先生对刘的编辑工作诚心鼓励，刘工作每进展一步，都给予肯定；刘处境一遇到困难，即给予关心慰问；林对刘的请求什么也都有求必应。曾赠送一九四七年林子青重修的《弘一大师年谱》一册（香港版），并先后提供了：李叔同为沪学会撰文并系之以诗四首，还有音公在西湖之印藏及手书，音公遗偈及照片，音公致毛子竖、黄涵之、寄尘法师……等之手札，和音公一些旧友的通讯地址，还帮助翻译音师致日本其中堂书店的日文信，又代刘找有关的人借到《觉有情》合订本和雇人到北京图书馆（注：林先生1957年调北京中国佛协工作）抄录《海潮音月刊》及《净业月刊》里音公的遗著数篇寄下……等等。正如刘于1960年5月11日致林子青的信，说：“音公遗著之篡辑，十六年来，始终得到兄的鼓励，及工作上无限助力。兄相助之深，关怀之切，高谊盛情，使弟时时感念在心，永不能忘。”
  刘绵松在乡兄林子青的鼓励、帮助下，也得到性愿法师热心支持编辑经费，就下决心争取编就《全集》。他胃有疾，时常作疼，却不顾休息，长期利用工余时间，带病忘我工作。从1957年起至1960年，将已收集的大量材料，分类整理，重新编目。并雇请一人逐篇誊录，同时继续发函多方征求音公遗著，以搜亡补阙。到1960年4月，誊录者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将所有文稿抄录完，而《全集》也重新编就。依编辑先后，《全集》初稿，计有论述十五篇、法语三十六则、序跋二百一十七篇、碑铭六则、传志二十五篇、颂赞二十则、疏启八则、书简八百五十一通、诗词三十一篇、歌曲三十一首、杂著八十八则，合计六百六十五篇。接着，抄录的《全集》初稿的校正、核对、审订等等的工作量仍很大。
  1960年10月28日，刘绵松突发大病，胃大量出血，体温下降至31度，全身僵硬，昏迷不醒，亲友皆谓必死无疑。幸得医院抢救脱险，但从此体质愈来愈坏。胃仍时时作痛，食量日减，并伴气喘，十分虚弱，不能不杜门养疴。于是，《全集》初稿校勘工作暂停。至1962年，他才逐渐恢复编辑校勘工作，先抄一份新编目，寄给林子青先生。
  这时他企望《全集》能够出版，托人到处联系出版事宜和筹集出版经费，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当时有人提出，先印发《全集》目录，征求各方意见，以进一步修改，提高质量。印书之事，待机进行。后来，他就油印目录，自己刻写、印刷、摺叠、乃至装订，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带病工作，《全集》目录印100本，每本23页46面，制作四个月才装订完。这是限于经济，尽管身体虚弱仍不得不一切都亲自动手。
  《全集》目录印好寄发林子青先生和音公旧友叶圣陶、丰子恺、姜丹书……，诸公，请求斧正。先后收到资深学者叶圣陶、尤墨君、马一浮、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范古农、潘天寿、林子青……复信，来信多是赞扬，也提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如某些应该删除、某些是误收的，歌曲类有四首非音公作品，应删去等等。马一浮老先生收到《全集》目录后，欢喜得什么似的，又是写信，又是题诗，今恭录其诗于下：
  题《全集》诗
  名句文身示法空 一花一叶总神通
  会看编满尘沙界 万行庄严在此中
  题句以志赞喜 蠲戏老人时年八十三（印）
  众长者还寄了不少音公旧时材料。由于不断发现新材料，底稿变动之处又不少。刘绵松为病穷二者拖累，校核、修改、增补工作进展缓慢，迟迟不能收尾。
  尔后，“文革”十多年中《全集》编篡工作再停顿，刘还把《全集》誊稿和音公手迹及有关资料装入箱中，转移妥藏。
  到1980年，沈继生先生在夏天和秋天，两度来访，想取《全集》初稿，刘在病中勉强接谈，没给誊稿。冬季，与刘深交的林子青先生专程从北京来探望，也想取去誊稿将它编辑完。刘在病中勉力交谈，也没有给。事后，刘自责与林以文字相知四十年，今一旦晤面，却连杯水之敬亦无，心甚不安。到1983年9月，刘突然胃大出血，送到医院，抢救已来不及，刘闭上眼睛与世长辞了。他一生珍守的音公手迹、遗著、《全集》誊稿与有关资料均令人痛心地流失了。
  刘谢世后，谁来编纂这部篇幅巨大的《全集》？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目光都投向林子青先生身上。
  漳州人林子青先生是研究弘一大师生平事迹的专家，早在1944年，大师圆寂后的第二年，他就出版《弘一大师年谱》一册，后来，他继续广泛收集资料，又重修。在1947年再出版增订的《弘一大师新谱》，由原来的236页增至344页。刘生前病中，对继他编就弘公全集的，也是寄托在林先生身上。林子青先生是终生致力佛教文化研究的研究员，责无旁贷愿担负续成《弘一大师全集》的光荣使命。
  1986年，发愿实现出版《弘一大师全集》的林子青先生，在泉州成立了弘一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选出赵朴初为顾问，林子青为编辑主任，圆拙、陈珍珍、沈继生为副主任，委员二十多人，他们齐心协心，奋斗三年，终于1990年冬举办的纪念弘一大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会上，福建人民出版社先印《全集》第一册送来呈现在参加盛会的海峡两岸佛教界众缁素大德和爱好艺术的人士的面前。
  林等在编纂这部大著的过程中，刘绵松虽然没把《全集》誊稿交给他，但林先生原本收集弘公的资料就相当丰富。今在刘的《全集目录》启示下，他千方百计，想尽办法，经过一番努力也将一些尚未收集的补收齐全，有些材料比刘还多。作为《全集》，刘绵松有的材料尚未备足，特别是体现大师佛学思想的对佛学典籍精到的校注，尚未收入。林子青先生深切了解大师的志向，以弘扬南山律学为己任。大师重兴南山律宗而成为近代中国佛教稀有的律宗高僧，大师对律宗典籍《南山三大部》和对于唐道宣之《三疏》、《三记》巨著，圈点校注至为精到。是无比可贵的珍品，所以编委会决定将这些校注的律宗典籍影印，编入《全集》，这是刘绵松及前人所未着手。在分类方面，林主编的《全集》分佛学卷，包括律学典籍校注、佛学著述。讲学卷，包括佛院教学，历次演讲录。传记卷，包括人物传记、塔铭、墓志。序跋卷，大师博览群书，所作序跋为数不少。文艺卷、大师于诗词、绘画、音乐、戏剧、书法、金石等方面无不精通，有杰出成就，出家前文艺著述甚丰。书法卷，大师书法独步冠时，卷中有不少是第一次精印的墨宝。杂著卷，包括所作题记、杂文乃至辑录的古德、古贤、法语、格言，别具特色。书信卷，所收集信札逾千通，以见大师日常生活之一斑。附录卷，各方对大师事迹、德行、轶事的记述和学术的研究，以及纪念文字，体现海内外对大师之所以景仰。内容全而真，而且编得科学，是世人共赞许的。这部洋洋大观、恢宏大著，影响深广，是目前的大师文集中规模最大、篇幅最多、收集最全的一部。
  当我们感叹《弘一大师全集》巨著问世之时，不能不怀念为此做出贡献的林子青先生和刘绵松先生。刘绵松（？-1983年）世居漳州新府路（今称共和路），幼时好读书，奉《四书》为经典，与学友吕畏哉交往甚密，得畏哉之父、名中医吕玉书赏识。1938年弘一大师居漳期间与吕玉书交谈颇洽，为吕所引见，刘绵松拜识弘一大师，此机缘成就佛弟子刘绵松对佛学更深入的学习、研究。弘一大师曾为刘绵松撰写《水仙花志》题写书名，可惜，因条件限制而不能出版。刘绵松一生素食、独身、信佛、精心研究佛教经典。弘一大师圆寂后，他决心整理出版弘公专著。解放以后，由于环境变化，刘绵松持事更稳重，奉佛于内心，但工作负责任，待人真诚有礼一如既往，故邻里对他的印象极好。他长期在街道居委会工作，担任文书、治安主任。他的人品、学品是值得称赞的。
  漳州这块美丽而富饶的热土，哺育了无数有作为的儿女。漳州人林子青、刘绵松为弘扬中华文化编辑《弘一大师全集》作出的贡献，给漳州历史文化、闽南文化添了值得记载的一页。
  参考的资料：
  一、1939年1月至12月，弘一法师致刘绵松的信；
  二、从1848年3月至1981年6月，刘绵松给林子青的信札；
  三、《弘一大师全集》十大本。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至一九九三年二月出版。
  许世英龙溪五日行
  庄宗沛
  许世英（1872-1964年）安徽东至县人。他是中华民国历史中一位著名的人物，也是现代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许世英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书法家。清朝光绪年间中秀才并列为拔贡，任刑部主事，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时吁请清帝退位，支持建立民国，1912年参加国民党。民国初期，中国政坛如同走马灯，仅十余年就有五个总统上上下下，许世英却游刃有余，得袁世凯赏识，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福建巡按使；被孙中山嘉许，称其“司法革命”之人；为段祺瑞重用，任执政的内阁总理；受蒋介石礼遇，临危之际任驻日大使，战时任中央多处要职，去台后任“总统府”资政，直至92岁病逝。许世英一生活跃于政界，然而，其诗文其书法，仍不失为一位方家，厦门鼓浪屿日光岩“天风海涛”即是其所题写。
  1915年，许世英为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委派，到福建任民政长，后改巡按使。其间的5月24日至7月4日巡视福建沿海各县，共计42天。《闽海巡记》一册，许世英以日记形式，叙述途中见闻，其中6月18日-22日龙溪五日行，反映了今日芗城90年前的社会状况。
  1915年5月24日，许世英一行离开福州时，当地举行颇为隆重的送行仪式。上午八时骑马出城，沿街店铺及江中船只悬挂国旗，护军使、盐运使、财政厅长、闽海道尹、警察厅长、水上警察厅长、审判厅长、检察厅长、闽侯知事等诸多要员及绅商学界代表集福州南台江边送行。沿马尾、连江北行，过罗源、宁德、福鼎折回向南到平潭，再福清、莆田、惠安、晋江围头，而后绕金门至厦门，驻厦门十天。6月18日上午九时乘小轮船上嵩屿，乘漳厦铁路火车至江东桥，开始龙溪县（今芗城区和龙海市部分区域）巡视。
  当年漳厦铁路仅26公里，从厦门嵩屿起，经海沧、芦塘、下厅、通津亭、后港溪、石美、蔡店、金桐社、吴宅至江东为止。许世英评价漳厦铁路“一年以后即有停车之虞。”原因是“厦门至龙溪，一苇可航，谁肯舍舟而陆，运货于此极短之路线，而又不能直抵龙溪乎，所以历年亏本，几难支持。”不幸被许世英言中了，不久铁路停运，生锈的铁轨竟被周边人撬走了。然而，许世英从江东下车后十分欣赏北溪风光，其记述之：“龙溪之水，来自北者，至江东桥为柳营江，折而南为三叉河，由三叉河西行，时风紧雨急，两岸青山，如在云雾中，时窥半面，舟行胜景也。”他也记述江东桥建于宋绍兴间，先是浮木为桥后方易石，以后累次废兴，当时状况为清康熙24年施琅所筑，大石长四五丈，宽三四尺，厚四五尺。许世英访问得知江东桥原名虎渡桥，因有虎于此处渡江而得名，其时仍有虎患。他知道附近有名士黄道周的“邺山草堂”，即古时学堂，可惜这一胜迹当地村民不知晓，许世英失去一个瞻仰机会，于是从江东乘船向漳州驶去。
  6月18日下午三点，许世英一行从漳州南门溪码头上岸，道尹孙世伟，县知事陈家栋，驻军团长沈国英等率一帮人迎接，当天下榻漳州西门内观桥脚实业学堂（今漳州教育学院校址）。当时，漳州城内闻知巡按使奉袁世凯大总统之命巡视到处，绅商纷纷求见，据载，许世英只接见县府各局局长和学校校长数人。
  翌日，即6月19日上午十点，许世英用一小时时间接见前来拜会的绅士、商人，然后与道尹、县长谈话片刻即来到当时县立第一小学，文昌宫旧址（今芗城区东铺头中心小学）。他只见校舍陈旧，学生130人，也许时值中午，幼童饿等大人物光临，所以个个“精神稍欠振作”，许世英自说“召全体学生，训以为学之要及爱国之道。”转而到育贤小学（漳州实小前身，今金宝花园附近），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许世英见学生多数赤足、衣冠不振，猜测可能贫民子弟为多，停留半小时，又到北门外看一所由私塾转制的初小学。这所北门外的学校，学生仅25人，许世英与师生接触后，十分感叹。他说：“教员不明单级教育之理，形式上不脱私塾习气，学生多未剪发，精神不振作，教员视若无睹，良可悲叹。”又停留半小时就折入城内到崇正女学校（今芗城实小西侧）这是一所天主教设立的学校，以年龄大小分二级教学，学生年龄相殊很大，从七、八岁到三十几岁，许世英观察后，认为其办学目的专为发展教会势力，其教学唯手工课成绩尚佳。接着再看看基督教幼儿园，觉得还满意。许世英从上午八点出门连续走了四校一园，下午二点半又到钟南初小（今漳州实验幼儿园），先听校长汇报，接着实地察看，学生63人，名为5级实则两班，学国语练写字，他认为“毫无精神”。三点往东门接官亭，看华英小学（今新华东礼拜堂），他认为“含有教会气味”，只是“形式尚觉整齐”。他又看一所中国人出资，英国人管理的幼儿园（原苍园小学旧址）后，下午五点到岱东小学（今岳口小学），他斥为“学生43人，精神散漫”，五点半看县立第二初等高等小学校，唯此学校获许世英赞赏，称其为“龙溪各学校之最”。
  许世英所称赞的“县立第二初等高等小学校”，就是如今的巷口中心小学前身。清宣统二年（1910年），钟文英创办简易的识字学塾，民国建立后，漳州城守营撤消，于是民国四年（1915年）二月，学塾迁入城守营，一时间学生骤增到167人，当时轰动本城，堪称大型学校。时任县长的陈家栋将其收归县管，更名县立第二初等高等小学校，并赋于比较进步的教学管理。许世英步入该校时已近黄昏，下午五点半，全校百来个师生列队操场，精神抖擞，表演体操，并且高唱歌曲欢迎巡按使莅临视察。许见之大喜，不顾一日疲劳而登台演讲：“今日为学问竞争时代，小学尤其要紧，譬如树木、枝叶扶苏，必由根本坚固，小学即树之根本，小学良好，则根深本固，及其长大，自成良好人格，今见诸生体操整齐，足见平日注重体育，大总统屡下命令，提倡三育，诸生体育之注重，本使无任欣慰，惟当辅之以德育智育，毋使体育徒为血气之勇，致酿成无意识之举动。漳泉一带人民习尚械斗，是其大戒。今以十字与诸生共勉：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之后，天色惭暗，许世英一行离开学校。
  是日，许世英巡视学校并察看市容，之后评价道：“今日巡视各学校，皆奄奄无生气，唯县立第二小学尚佳，第一小学稍可，与厦门各学校相比，厦门较优，即教会学校与幼稚园之成绩，远不及厦门，足征交通不便，进步必迟也。龙溪街道污秽已极，粪草任意堆积通衢，日光熏蒸，秽气触鼻，致年年酿成疫病。”当晚，许世英面告县知事陈家栋，要重视教育，重视卫生。
  6月20日漳州下大雨。上午十点，许世英接见台湾义士张国明。张国明又称张第三，台湾人，反对日本占台，聚众抗日遭追捕，于是逃回祖国大陆。清朝腐败，竟不容爱国抗日志士，张国明以华安径口农场为基地继续抗争，当局认为此入“不守法律，累次扰乱地方”。后来张国明结识漳州革命党陈智君，参加同盟会，辛亥光复后，组织武装支持革命军，1920年为军阀李厚基所杀。午餐后，许世英即视察漳州驻军，如其记载，当时部队驻扎地点大概是现在漳州一中附近，但兵营环境不好，“深草没径，斜屋碍人”。他转了一圈即到东门漳州商会，时中午一点许，会长陈智君致欢迎词，许世英发表讲演。他对工商界人士表示两点感谢三点希望，所谓感谢，一谢协理地方秩序，二谢购买公债。所谓希望，一是发展实业，特别糖业、布业；二是疏通河道，要求商人辅助，解国家财政困难；三是清洁街道，其大贬漳州之脏，说漳州“粪草堆积，犬豕纵横”、“通衢作畜牧之场”、“大道为纳污之地”等等。通篇演讲可见许世英对漳州了如指掌，剖析症结指点方向也很有见地，可惜毕竟是讲讲而已。
  下午二点，许世英冒大雨看新桥、旧桥，并对漳州府指示减少水患的策略。三点入南山寺，许对南山寺历史沿革及文物保藏颇为熟悉，阅看贝叶经及血书法华经，然遍寻陈金花所书“悠然”两字却无着，并与寺院住持交谈一段时间，五点多方离寺到南门暨南分局（邮寄侨汇侨信机构）。许世英在此会见百余名华侨并发表演讲，希望华侨回国发展实业，后与大家合影留念。
  当晚七点，许世英回府写下龙溪观感，尽述地方之不是：“好讼喜斗，迷信风水鬼神”、“安于懒惰、故步自封、不谋进步”，认为只知砍伐而不封山育林，地理不错却无可观之商务学校市政。其仅仅赞扬八宝印泥和水仙花。他清楚“圆山之水仙花为全球特产，凡日照圆山，影之所至，皆产此花，过此一步，即不生殖。”
  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九），时逢初夏，雨停日出天气骤热，许世英一行出漳州西门往南靖巡视。他乘坐竹轿，从西街、石龟头、西洋坪行进，只见乱草夹杂猪粪、牛粪散落一地，臭气熏天，只好掩鼻而过，催赶轿夫快行。一到金峰略感爽快，他说“自此而西，空气较洁，纤云四卷，赤日丽天。”当他们来到天宝时，眼见香蕉密集成林，身受蔽风汗如雨下，鼻闻腐臭挥之不去，感叹而口占诗一首：“累累熟实垂云绿，片片残丝带雨红，初长英葩如玉粟，老来根蒂似金榆，浓阴蓦地承朝露，气炎熏天障晚风，其味不和其质腐，肯教逐食与人同。”到南靖看靖城文昌阁和山城几所小学及监狱，又察看水利，当晚返回漳州城里歇息。
  6月22日上午八点半，许世英等从漳州南门码头乘船赴石码，又看看几所学校，会见商界人士，当天下午六点乘小火轮经海澄到厦门，至此，许世英龙溪五日行程结束。
  《闽海巡记》所载龙溪五日行，许世英察看学校最多，共14所，时间最长，约10小时，听汇报两次共两小时，巡视水利四处用6小时，接见士绅商贾四次共4小时，瞻仰文物点四处约6小时，视察军队、监狱三处共1个半小时。扣除途中大量时间，食宿耗时很少，足见许世英还是一位勤政官员。他每到一处，或江河、或寺院、或学校、或地域，都知道其历史掌故，地理形势，人文特色，饱学之士显明至极，踏实作风可见一斑。正如其自叙：“巡视沿海各县，阅日四十有二，足迹所至，凡山川险要，人情风俗，悉备记之约数万言。不敢谓利病成书，上拟顾氏，然躬自亲历，当就异于影响之谈，关心民瘼者，或有取于斯。”
  闽南画展第一人——蔡谦吉
  林南中
  不久前，漳州文史爱好者陆续从古旧市场收集到一批民国初年画家蔡谦吉在厦门、漳州两地举办个人画展的资料，内容有画展作品、名人题字、画册、老照片等，这是“闽南画展第一人”蔡谦吉的实物资料，完整地记录了80多年前轰动闽南社会的一次艺术盛事，填补了闽南美术史和地方志的空白。
  蔡谦吉，漳州人，幼年在乡里接受教育时已表现出对美术的浓厚兴趣，1918年蔡谦吉到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学习，得到美术大师刘海粟、丁悚等的传授，1922年学成归来后应聘于集美学校任教。
  民国十二年（1923年）蔡谦吉在厦、漳两地举办个人画展，厦门画展会场设于通俗教育社，展出的时间是5月18日至20日。画展共展出油画、水粉画、铅笔画等作品86件，展出前蔡谦吉在《厦声日报》上刊登了三天广告，并发出了许多请柬。展出期间，厦门各报刊发了多篇评论文章，5月20日，《时潮日报》周恨天文章《对于蔡谦吉君个人绘画展览会的批评》称：“蔡君这次在厦举行个人绘画展览会，一般人们看了之后，颇受感动，厦门社会，亦因之震动一时，实谓闽南从来未有的艺术运动，也算是提倡闽南社会艺术化的先导者”。5月26日，厦门《道南时报》陈承恩文章《看了蔡谦吉君绘画展览以后》载文评：“我的画伴蔡谦吉，他底艺术天才，在他的同学中，可说是特出，他自从毕业以后，绝不自满，仍然继续努力研究，这回把他所得的结果，在厦门开个空前未有的展览会，要给这干枯寂寞的厦门艺术界，得了不少的生气和幸福。”此外，评论家吴梓人也在《时潮日报》发表文章，称蔡氏个人画展“于厦门的人生枯燥，艺术饥荒的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并“希望鹭江作画者，也继起谦吉的画会，时时作美育群众化的运动。”
  漳州展出的会场设于霞文校友会，展出时间6月17日至19日，由于当时“漳州没有报馆（从前有），所以除了送各学校几封请帖外，只得粘几张广告。”“而来宾的评语，亦属寥寥。”（摘自蔡谦吉《我的“画展”之经过》）对于在漳州办展，蔡谦吉认为：“漳州虽是内地，也有传播艺术的必要，况又是我的故乡，更该去尽点宣传的责任。”
  此次画展的部分画作、评论文章、作者宣言以及各界祝词等收录在漳州南方艺术用品社出版的《蔡谦吉个人绘画展览会纪》画册里，新中国第一届政务院副总理，时任上海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为画册题写书名，他还专门为蔡谦吉题写了“天才与人功欤”的贺词，美术先驱刘海粟也为画册题词，他盛赞蔡谦吉“富艺术天才，所作生动绝纶”是“今之青年艺术家也”。社会各界为此次画展发来几十幅祝辞，称此次画展是“觉闽先声”、誉蔡谦吉为“美术先锋”。
  西方绘画作为艺术“舶来品”，在中国只有百年多的历史。上海图画美术学院是由我国当代艺术大师、近代美术教育事业奠基人刘海粟创办于1912年，1920年1月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1918-1920年陈炯明主政漳州时，曾选派一批青年到上海各高校学习，蔡谦吉正是在这段时间到上海图画院学习的。上海美专学成归来后，蔡谦吉致力于西方美术的教授和推广，正如他在《宣言》中所称：“此次展览会的发生，含著几种意思：一、使生活的人们得一点艺术的感动。二、引起吾闽研究艺术的兴趣，并启发了本有的创作欲。三、现在吾闽研究艺术的机关少得很，如果这个展览会发生以后，再能继续著有同样的展览会出现，那真可算得贯彻了这回展览会的目的。”
  由于西洋画在当时的闽南社会尚属新生事物，人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以致观看画展的人寥寥无几。蔡谦吉在总结画展经过时自嘲：“照这样的情形看来，厦门社会虽说是闽南文化的中心，对于艺术的趣味，未免太为薄弱。……漳州人士鉴赏绘画不及厦埠，而厦埠亦不及外省。我很希望研究绘画的同志负点责任提倡提倡。”
  画展后，蔡谦吉在漳州筹划组建了“福建青年艺术社”，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加入，并于1926年6月在漳州第一公园仰文楼举办“福建青年艺术社第一回展览会”。
  这样一位“美术先锋”，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即从闽南画坛销声匿迹，画家蔡谦吉因何种原因未能继续活跃于画坛，蔡谦吉后来的人生轨迹究竟如何？有关蔡谦吉的后续生平引起了漳州文史界的关注。
  经多方查询，笔者终于在市区寻访到蔡谦吉的内弟，85岁的林朝旺老先生。据林老先生介绍，画展结束后，蔡谦吉回到故乡漳州，执教于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即现漳州一中）。身为美术教师，蔡谦吉的收入并不宽裕，而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能有闲情逸致去购藏西方绘画艺术的人并不多，于是蔡谦吉做起养蜂、种柑、养鸭、牛车货运等副业，但因不善经营，屡屡亏本。抗战胜利后他去台湾，在台北一家大型博览馆任美术室主任，1953年，蔡谦吉因病去世。
  林朝旺老先生还介绍说，蔡谦吉去台前居住的老屋，座落在芗城区新华东路653号，老屋在解放后交由房管所出租给他人居住。蔡谦吉办画展时的大部分资料都保留在这所老屋里，老屋内仍留有蔡谦吉当年使用过的床铺和书桌。直到不久前，承租户清扫卫生时将这堆“废纸”卖给收破烂的，经数位文史人士的细心搜集整理，这批尘封了数十年的画展资料才得于重现，这批珍贵的资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国早期闽南美术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实物史料。
  我的老师黄稷堂
  王少华
  我的老师黄稷堂（1903-1985），是闽南著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他在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漳州笔耕了数十个春秋。
  我的孩提时代还是“文革”时期，当时身体较弱，祖母总是请一位从公社卫生院下放到大队当赤脚医生的老中医给我看病，祖母称他“黄先生”。听祖母讲，黄先生原来是城区很有名的画家，解放前夕在祖籍湘桥村购置了几亩水田，土改时被定为“地主成分”。因为他的医术医德好，人们对他还是敬重三分，只是在那划清界限的年代，想跟他多谈上几句话都有所顾忌，然而祖母对他很尊敬。他听说我很喜欢画画，就要我拿一张画给他看看。我取来一张刚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一见就鼓励我，说我有这方面的资质。我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画了《松鹤图》和梅、兰、竹、菊，挂到墙上，刚好黄先生到我们村出诊，看到我的画就夸奖说：“画得不错，很大胆，用笔放得开，是可造之才。”并当场示范讲解了一些国画基础知识，如画竹叶的基本笔法是个、介、分字，梅花的枝以女字形交叉，菊花品字形排列，兰花留凤眼，及中锋用笔，墨分五色等。我才知道这位“江湖郎中”原来是个造诣颇深的老画家。
  先生原名则唐，字尧民，号湘道人，晚号稷翁，1903年5月出生于福建漳州市区东门的一户书香门第。他自幼聪颖过人，读书过目能诵，对美术工艺独具慧心。功课之余，他常用母亲裁衣剩下来的碎布，自制成“布偶头”，并画上图案，作为玩具与小伙伴们一起表演。有时他打上一盆清水，倒下几种颜色，然后轻轻一搅，成为千姿百态的自然图纹，再用叔公画画剩下的宣纸，在水面上印染出美妙的图案，自己从美术游戏中获得创造的乐趣。先生原来是“左撇子”，刚练习书法时，左手写得比右手好。有一次他把左手倒书和右手正书的两张字同时拿给其父慧斋翁批改。老夫子没注意，把左手写的字圈批为较好。他很得意，回书斋正津津有味地以左手倒书，慧斋翁默不作声地走过来，发现其子用左手倒写练书法，就敲了他一旱烟壶，并说：“叫你不能这样练字，怎么不听话？”慧斋翁是位传统文人，认为练字必须按规矩用右手把字写端正才可以。先生的顽皮让自己挨了不少的旱烟壶，但最终还是在烟壶头的威胁下，以右手练就了扎实的书法基本功，而作画还是习惯用左手，后来就写字用右手，作画用左手，左右开弓，配合密契，挥洒自如。
  先生中学毕业后，慧斋翁托人为他谋一份教学工作，先生学业优秀，师长们乐于引荐，不久即到学校任课，后来慧斋翁见先生具有再入高等学府学习的强烈愿望，就允许他把自己的月薪积蓄起来，选择一门合适的专业深造。先生在学校任教三年之后，于1925年考取上海美专，先生就读高师系，受业于刘海粟、潘天寿、诸闻韵等名师，艺术造诣突飞猛进。先生少时学习马兆麟的海派风格，进美专后受到名家辅导，并汲取吴昌硕苍润挺拔、大气磅礴的画风，艺术造诣更臻高妙，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诸闻韵曾在先生所作小品扉页题赞曰：“天机活泼”，潘天寿亦在长跋中对先生的作品赞赏有加。
  上海美专学成后，先生回到漳州执教。他把新的美学思想传播给学生，教导学生要多学习美学理论，多观察客观事物，多写生、多思考。国画则以吴昌硕大气磅礴的风格一扫纤巧守旧的时弊，在他影响下漳州形成了一股新的艺术风尚。当时在漳州的新行街，有一户姓施的地方绅士，主人施拱南雅好翰墨，家藏不少历代名家书画作品，施老先生有一个儿子叫香沱，亦喜好金石书画。香沱与先生中学时期是同窗，因志趣相投就结为好友。先生从上海美专回漳州后，常到施家的“古藤书馆”读书绘画。两人唱和诗词，挥毫泼彩，终于各有进展，后来香沱南渡新加坡，曾任美术学会主席。先生亦取得不凡成就，1930年参加出版《古今名画大观》，刊载《红梅》一幅；1933年，在全省展览中独占鳌头，荣获第一名，作品选送南京参加全国展览被列为珍品之一，赞誉之声风靡金陵。
  先生信仰佛教，对佛学也有研究，曾任漳州佛教分会理事。抗日战争时期，弘一法师来漳，居住在漳州城东祈保亭，先生与弘一法师既结佛缘又结翰墨之缘，过从甚密。先生常向弘一法师请教佛学，法师对先生的书画篆刻艺术很欣赏，还托治印章，谓“仁者篆刻甚精”，并为先生收藏的一幅白龙山人王震所作《达摩图》用蝇头小楷题写全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见其交谊不浅。弘一法师还对先生所制“慧庐印泥”推崇备至，所书斋名跋语云：“稷堂居士娴工艺术，所制慧庐印泥莹润精妙，为题志赞之。”在弘一法师的生平纪略，收录了先生同法师的一段交谊。
  1979年，先生回到老家湘桥村。这时我刚好高中毕业，被先生收为入室弟子，他言传身教，我受益极大。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将先生的艺术成就和坎坷境遇，介绍给来福建视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谷牧同志慧眼识才，决定邀请先生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交流书画创作。于是，1981年5月，先生由其子黄行灶陪同赴京，在颐和园藻鉴堂中国画研究院，同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交流艺术创作。当时在中国画研究院参加交流的有安徽老画家萧龙士先生，四川美院原院长沈福文教授，南京陈大羽教授，广东年轻画家林镛，苏华夫妇等一批全国老、中、青书画名家，他们欢聚一堂，交流艺术创作。中国画研究院负责人之一的叶浅予先生，看到全国各地来的名家同时临写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吴昌硕画作时，指着先生的画说：“黄老临得最快最好。”黄胄先生接着说：“黄老的画源自吴昌硕，难怪画得好。”在藻鉴堂交流创作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谷牧同志于百忙中两次亲临画室看望先生。彭冲和夫人骆平中学时期曾是先生的学生，特地派车接先生到中南海寓所作客，他们详细地询问先生的一些近况，对其晚年生活关心备至。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心下，先生焕发出高度的创作热情，又进入一个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这时，先生创作的《梅》、《竹》两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有一些作品被选送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展出，先生的艺术得到了人民的赞赏和尊敬。1983年，有关部门对先生被错定为“地主成分”给予平反，从1953年起承受三十年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昭雪，先生和他的艺术如深埋在泥土中的黄金，终于重新发掘，大放光明。
  先生从北京回来之后，常说到外边开阔了眼界，增加了不少见识，要画出一些有新意的东西来。这时他作画有别于从前简单的挥洒，创作一些较大幅作品时，经常是三易其稿，充分思考。他要把笔墨发挥得更加得心应手，景物挥写得更加传神生动，构思得更为完整大气，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佳作。
  先生是一位谦和淡泊的老人，当他从北京回来后，依然默默无闻地生活。有一次谷牧同志来漳，向当时龙溪地委领导问起先生，并提出要见面。因为先生已退休，又未落实政策，简居乡下湘桥村，很少到城里参加社会活动，所以地区的领导竟不知有位老画家黄稷堂，急忙询问文化馆负责人方枫，才知道先生原来在龙海步文卫生院当中医。第二天地委办公室主任到步文湘桥接先生进城，当沈主任乘车到湘桥村，向村民打听先生时，村民指村口一位手提粪筐在道上拾猪粪，银须齐胸的老者说：“那老人就是黄先生。”沈主任一时语塞，惊讶地迎上去紧紧握住先生的手，激动地说：“黄老，您好勤劳呀！”年逾八旬的先生淡淡地笑着说：“没什么，这一者可积肥，二者可以搞好环境卫生，我还可以锻炼身体。”当先生得知谷牧同志相邀时，高兴地说：“谷公现在这么忙，还想着我，我这就去。”先生就是这样的坦荡谦和。
  1983年底，谷牧同志再次莅漳，并会见黄稷堂先生，先生向谷牧建议说：“福州画院已经成立，漳州也有不少国画人才，为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艺术，培养年轻一代艺术人才，希望漳州也能够成立一所画院。”谷牧同志听后非常赞同，当即示意龙溪地委负责同志落实办理，又请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支持。地委研究后即请先生和文化局配合，同时召集本地区部分画家到漳州宾馆集中创作，并商讨办画院事宜。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漳州画院终于在1984年5月1日成立，先生被推任院长。
  在先生的作品中，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不单单只是画面上那寥寥几笔，而是通过对景物的“迁想妙得”，以笔墨形式的艺术表现。那散发出的高雅俊逸气质，把人们领入一个高尚的艺术境界。从这些遒劲磅礴的意境中，似乎还可以看到先生在坎坷的人生遭遇中，刚正不阿和独立不羁的性格，那饱经风霜的清癯形象也依稀可见。
  先生数十年来潜心观察四时风花鸟虫，不懈地进行艺术实践，他素慕青藤、八大、石涛、缶翁等诸家的艺术，朝夕揣摩，熔于一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终于形成了隽永简练，性灵超脱的独特艺术风格。每幅优秀作品的产生，都是作者的修养、功力、气质和对生活感受的反映。“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意溢于海”，作者在与自然景物触发感应，产生创作激情时，主观意识起了潜化作用。先生在应中国画研究院之邀，赴京交流艺术创作和落实政策之后，焕发了艺术青春，正如他题画中所云：“今日彩笔重开，怎任飞花片片，定教点缀入图来。”先生秉性清逸，作画时常对素凝神，蓦地下笔烟云，一气呵成，或铁骨冰心，或空谷幽香，或劲节干云，或东篱挺秀，或凌波仙子，或昂首高瞻之鸷鸟，或低头梳羽之渔鹰，皆能各具神韵，藉以抒发其内心的情愫，表达他对生活的追求和理想的寄意，给读者展现出一派清新雅逸的意境。
  先生的国画艺术特色源于几个方面：一、生活的底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长期闽南生活和历练，丰富了其艺术内涵，在作品中也展现出闽南地方特色和风貌。如《蕉雀图》、《竹》、《枇杷》等，并自题《竹》：“无须选种扬州种，仍是江南一片青”（中国美术馆藏）。二、不悔的追求。持之以恒、甘于寂寞，不为外在际遇所动，处心若泰，将艺术作为自我内在修养和内在精神的充实和提升，自省自励、自我完善。如题《梅》：“历尽千霜万雪，浑不怕，角吹彻”（中国美术馆藏）。三、高尚的人品。自重自爱、淡泊名利，以简朴的个性追求简约的艺术风格，画如其人，人品即画品。如《兰竹》所题：“只宜幽谷称风雅，未许高堂拥牡丹。”四、继承和创新。常承、变革，变从常起，学习前人，镕冶诸家，自出机杼，抒发灵性，经过一番吸收、一番孕育、一番变化，达到一个自适自足的新境界。如《蕉雀图》题：“寥寥几笔好传神，莫将繁枝扰性灵。”五、自我的面目。借物抒怀，所表现的形式已脱略自然的本形，而赋予主观臆造，以笔墨造景，非刻意于自然物象的原原本本的再现，顺诸学养的积淀，潜意识逐渐求进，以达到自我的自然流露，表现出自家风貌。如题《白梅》：“铁干铜皮白玉团，休同凡卉一花看，乾坤自尔存清气，傲雪凌霜只等闲”。
  从先生的国画特色，我们感受到其透露出追求简约的风格特征，在作品中以笔迹为表述，是借景寄意，主观意识已超乎自然形象，而游逸于物外。以意遣笔，因物象生意念，念动意至、意生法立，仍自然生动之至法，所以笔简意赅，笔活墨灵，气韵生动，于是形成了自己的造型、笔墨、意趣。给人予天机活泼，淡远空灵的艺术感受，创造出简淡天真、高雅飘逸的高尚的艺术风格。
  打虎能手游金章
  游亚惠口述庄宗沛整理
  游金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位闻名漳州的打虎能手，名叫游金章，俗名“刁仔”，人称“刁兄”、“刁师”。
  鹰厦铁路开发之前，漳州地区的荒山野岭颇多，市区也不及如今三分之一，走出郊外，举目皆山。自然环境造就飞禽走兽的自由乐园，兽多成灾，老虎是百姓生活的一大隐患。猎户职业应运而生，“打虎刁仔”因其猎技超群而遐迩闻名。
  游金章，1900年生于芗城东郊下池村，出身贫穷，父母皆目不识丁，随便用“挑刺儿”的“挑”字叫他，闽南谐音“刁”字，此后，“刁仔”之名知者甚多，其正名“金章”反而鲜为人知。“刁仔”自幼丧父，留下寡母和弟妹，他过早地挑起生活重担。他的农活手艺样样皆精，犁耙播割打挑无所不通，一有余暇就拿弹弓射鸟，作为家庭用餐，于是练就高超目测力。稍长，邻居打猎者见其手脚利索，耳目聪灵，有时带他外出打猎，十七、八岁就能独立穿行山间，弹鸟射獐，甚至打虎。
  “打虎刁仔”熟悉天文地理，天空云雾变化，日明月暗，风速走向，冷暖燥湿，地上蚁虫出没，草木形状，他都能借此辨别天气和地形，并以推断野兽行踪。他的一手好枪法，常常能够获取丰盛猎物，收购药材的频频光临，虎骨、虎胶、兽皮、兽肉供不应求，家庭生活也差强人意，不过，他为人爽快，经常无偿送些兽肉给邻里，人缘很好。
  四十年代初，洋筠大山一带有只跛脚虎，因为中了机关后腿被铁器咬住，它竟然忍痛拉断脚掌逃生，此后变得极度凶猛，伤人尤烈。有一天凌晨，跛脚虎潜入市后村，卧在猪圈旁，有人发现了，急忙鸣锣呼喊，家家户户紧闭大门，操起扁担木棍敲打脸盆、木板，跛脚虎在吼声中向北窜回山林，“打虎刁”判断其行走路线，早在如今漳州糖厂一带山上布下拉线机关，老虎果真中计，前腿碰线，飞镖“嗖”的飞来，富有避难经验跛脚虎纵身一跃，意欲逃离，“打虎刁”扣动扳机，“嘣”的一声击中虎颌，跛脚虎应声倒地。又有一次，“打虎刁”闻知郭坑附近山上有老虎伤害家畜，带上一个伙伴叫“朝仔”同去打虎，一路寻觅踪迹，行走在山道上，“朝仔”年轻力盛，大步流星向杂草丛间小路走着，“打虎刁”大声喊道：“走慢点，看准了才踩过去。”这个小伙子很自信地自个儿前进，一不小心踩空了，落进杂草遮捂的坑里，老虎正好伏在那里，小伙子吓得大叫“刁兄！”说时迟，那时快，老虎咬着他的大腿奔起来。“打虎刁”急了，开枪，说不定连人也打死，不开枪，人一定叫老虎咬死。他急中生智，端起双筒猎枪，瞄准老虎耳侧放一枪，老虎稍一惊诧，嘴巴一松，“朝仔”重重摔在地上，紧接又一枪击中虎额，老虎摇晃几步也趴下了。“朝仔”送到当时协和医院，截去一腿保全生命，留下残疾。“打虎刁”名声大震，漳浦、云霄、长泰、华安经常有人邀他去打虎。
  当时十九路军驻漳时，有位叫黄强的长官，得知百步穿杨的“打虎刁”，经常骑一匹白马到下池村拜访，也曾随他上山狩猎。离漳时，黄长官还赠“刁仔”一把德国造双筒子猎枪。四十年代开明人士洪应士，在如今龙文区朝阳开辟四维农场，特地聘请“打虎刁”管理农场，看中他正直个性，熟悉农活，更重要是打猎技艺。解放后，虎患基本消除，游金章（打虎刁仔）安住在四维农场直至转为市农科所农技员，1986年10月以86岁高龄逝世。
  （照片由游亚惠提供）
  我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
  蔡文辉
  我是漳州人，家居漳州城圆圈边（今新华西路），一九四五年我到台北任台湾省粮食局调查股股长，经常于花莲港县与台东县之间催报粮运工作，随后调到花莲县接收日本移交粮食事务，并委任我为花莲县的台湾省粮食局花莲县粮食事务所所长（后改分局）。
  台湾“二·二八”是什么事件？它是一九四七年发生在台湾省的一场持续数月的流血大暴动。台湾事变本来是以粮食为突破口的反饥饿运动，不巧当年二月廿七日台北的外省官员因查缉一个当地老太婆摆摊贩卖走私烟与其发生纠纷，而引发族群纠纷。当时警察对她拳打脚踢，周围群众看不下去，愤怒喊打，缉私员一见不妙，上车逃走，群众尾追，缉私员心慌开枪，误杀一当地人，群众追到宪兵司令部要求交出凶手，司令部回答，明天去长官公署请示。28日成千上万群众前往公署示威，警卫说，会见长官要派代表，双方言不投机，群众一气之下，竞向警卫夺枪，官员一声令下，楼上枪林弹雨，往下扫去，死伤数人。群众头目惊觉事态严重，紧急疏散。消息马上传播全台，各县市立即起义，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于是引发本省人迁怒外省人，他们把日本人投降时埋在地下的马刀都取出来，开始滥杀殴打走路的乘火车的外省人，路上的宪兵都空手站岗，对治安事故视若无睹。本地人对花莲县——台东——花莲县往返火车上的外省人一站上、一站下轮流殴打，他们还把外省人住旅馆和开店铺的东西（包括有私仇台湾人在内）统统搬到路上烧掉，行为之暴令人咋舌。我所在的花莲县也在二月二十八日开群众大会成立“二·二八事件委员会”。我所勤务兵来说：“听说大会宣布要杀七个单位领导，有所长你一名。”起初我想，我没有贪污腐化，更没为非作歹，何怕之有，不以为意。但又考虑，老婆刚生小孩，啼哭必会暴露目标，于是心惊胆战。第二天，有花莲县参议长、商会长，“二·二八”黄委员等三人采访，我硬着头皮出现，商会长说：大家都很熟识，有话实说，最近台风，地震频繁，公路、铁道断绝，粮食恐慌，想要借大米五万斤，以资救济难民，我同意由“二·二八”委员会具条批给五万斤。三人之中，唯独“二·二八”黄委员一直不发言，静观我的相貌。第二天他又来了，我问他，你会看相算命吗？其点头应是。所以在“二·二八”会上，他为我辩说，蔡所长为人正派老实，执行业务奉公守法，不受县长行为支配，日常生活也很勤俭，他在台风、地震来临时，同外省职工都煮地瓜过日子，所以证实蔡是个好人。黄委员一番话，令在场公众认可，从而对我平息了杀机。在解决事件中，陈仪长官与台湾“二·二八”委员会谈判条件未妥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立即发动示威，声请政府派兵镇压台湾反乱。陈仪也电告救援，蒋介石即调八千部队由基隆上岸，陈仪长官预先通知部队不许先开枪，但持枪的人群却预先埋伏在岸边进行打击，于是部队怒不可遏，上岸一见台民就开枪射杀，一路杀到台北，然后分赴各县市执行治安。凡有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人，都难逃厄运。花莲县“二·二八委员大会”那位曾救我一命的黄委员这时也失踪了。他老婆跑到我家，跪地哭救。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台湾“二·二八事件结束时，国民党中央罢免了陈仪，换了魏道明接替，台湾省粮食局局长被撤，我也被撤，泥菩萨过海自身难保，又何谈有权救人。我欠了黄某一条救命人情！其人其事，我会永久记在心里。
  我亲历“二·二八”事件，现年届九十，所以写下这段回忆，以备后人查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