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金铺第一街漳州金银首饰制造业历史悠久，明末清初市面上就有从事首饰加工及买卖的店家。到清代光绪年间，马坪街一带开金银首饰店的就有崇瑞、东盛、广兴、胜川、长盛、庆记、庆昌、庆福、瑞兴、珠山等十多家。光绪廿四年（1898年），瑞兴号直接到广州采购玉器应市，获取巨利，各家竞争效法，金银首饰业生意兴隆。于是，马坪街又增开了开发、庆春、长发、义德、振成、宝源、和成、珍山、庆源、胜美等十多家，造成半条马坪路，尽是金银铺。
  辛亥革命后，银首饰取代了铜首饰，并逐渐向金首饰过渡。金首饰的发展还有其重要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为支付军费，大量抛出黄金，一时金价下跌，金制首饰大为畅销，首饰店的经营大发展。二是漳州在张毅、张贞新旧军阀轮番占据时期，由于军饷多是用银元，行军作战中，携带不方便，大批官兵就把银元兑换成金饰品，以便携带。三是潮汕一带盛行安金谢神的风习，所用金箔多是漳州产的。四是富有人家在新婚喜庆时都要打造金质首饰做纪念。因此金银首饰业不显清淡，反而有所增长。
  嗣后，由于红军进漳，十九路军入闽，抗日战争爆发，连年战争加上国民党政府禁止银元流通，一时金价上涨，首饰业的生意变得清淡。
  1946年内战爆发，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农村富户售出土特产，转手买黄金收存，连平民百姓也收存硬通货以防货币继续贬值，因此首饰业生意又转好。1948年间，国民党政府所发的钞票在人民心中已毫无信用可说，市面上改用黄金、银元、美钞、大米进行交易。在这种形势下，金饰品被充当硬通货使用，首饰业买卖黄金生意兴隆，进出频繁，业务比以往增加十倍以上。因此金银首饰店由原来三十多家猛增至一百多家。投机营运，市场混乱。解放后，人民政府禁止黄金买卖，社会风气崇尚简朴，金银首饰已无销路，于是全市首饰业相继歇业。
  首饰店的业主大都有加工首饰的工艺技术。他们白天营业，夜晚关门后就在家中加工订货，如戒指、项链、手镯等。只有大批订货时才雇用外面的打银师傅来帮忙加工。漳州专业首饰加工的打银师傅有五六十人之多，工资按件计算。
  抗战前漳州有益美、振兴两家首饰店业则专业在炼纹银（即纯度较高的银），他们回收一些废旧的银首饰，银器皿和市面已停止使用的银毫回炉熔炼成纹银后，制成各种式样的银首饰或是银锭转售给其他的首饰店，有时也代钱庄将回收的杂银毫熔炼成纹银，由银庄转售到厦门各金银楼。
  漳州首饰业当年制造和加工都是手工操作的，各店家之间的工艺技术高低相差很大，加工制成的每件首饰的工艺、花样、色泽、成色都直接影响商店的信誉和生意。因而大多数店家为了商业竞争都顾及信誉，一般加工时都不敢任意地偷工减料。在金首饰出售时，都有打上“足赤”的字印，并打上牌号以示负责。其实早期金饰品也只有九成七或者九成八。后来商人贪图厚利逐渐减至九成六，个别店家甚至只有九成三。由于各店的金饰品纯度不一致，所以在收购时要看牌号决定价格，一些较为注重质量，严守信誉的店铺，生意自然较为兴旺。
  第一家银庄公会民国13年，漳州成立银庄公会。会址设在断蛙池（即延安南路），历任会长为许桂芳、郑秉禹、杨斌侯、黄友冬、谢梅英、蔡竹禅、高鸿勋等。
  银庄是由钱庄转化过来的。清朝末期，市场买卖使用的货币，一般是以银元为主，以银毫、铜钱为辅币。当有些商店在收入辅币较多时，就感到收藏和使用不方便，然而在辅币较少时又感到找零不开，为解决这个矛盾，有些人就开设钱店（俗称“钱柜仔店”），经营银毫、铜钱的兑换，以调节盈缺。原来一个银元值银毫十角，或铜钱千枚。钱店在换入时，则以一千零三、四十枚为一银元。兑出时仍按一千枚为一银元；银毫兑换时也有差额，从中得些利润，作为经办兑换手续的报酬，但所得利润最高也不超过百分之十。后来银毫、铜钱逐渐贬值，银毫跌至十二角为一元，铜钱跌至一千三百枚为一银元，但钱店在兑换时仍保持一定的利润空间。钱店还有另一功能就是鉴别银元的真伪，钱店就是钱庄的前身。清光绪三十四年，漳城有5家钱庄。民国9年漳城有钱庄9家。到民国13年漳城共有钱庄18家。其中较为出名有庆源、源丰、豫原、启源、恒源、京元、宝元、天元、溢源等等。
  由于经营钱庄者的资本较商店雄厚可靠，因而有些人将剩余款项寄存于钱庄而得些利息，而钱庄则将存款转贷给较妥当的商家，收取略高的利息而得些利润，由于有了这种存放款的业务，就孕育了银庄的雏形。随着本市对外地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借鉴其他大中城市（如厦门等）已有开设银庄的先例，因而有些官绅富豪认为这是一条发财致富的门路，开办银庄是以轻利收储，高利放贷，从中牟取利润；自己集资开设既能确保自己的资本不被别人所倒欠，又能动用存款作为囤积居奇的资本，且能得到优厚的利息，又能在社会上提高名誉地位，是一种名利双收的事业，因而纷纷向这方面投资，以图获取更多的财富。宣统三年（1911年），漳城首家银庄启源银庄在大路头（今厦门路）开办，富商庄启勇亲任经理，后由许桂芳接任；此后有厦门豫丰银庄与本市诊原堂陈启裕等合资经营的豫原银庄，由吕春源、郑秉禹任经理；又有天益寿药局和厦门谦顺洋行合资的天元银庄，由杨斌侯任经理。这三家银庄开设较早，业务兴旺，各吸收市面游资约七、八十万，在银庄行业中号称“三元”。至民国13年，由钱庄转为银庄的还有福成、百源、溢源、连记、恒源、京元、宝元、长裕、美祥、集益、万源、达丰等。民国17年，蔡竹禅与华侨曾友合股创办“华侨银庄”。继之有永孚、恒足、宏源、德祥、百川、建康、建丰、光美、益记、中孚、福原、信昌、集源、信丰、裕余、互益、天南、国兴、宏川、济川、哲
  当时银庄的业务是以存放款为主，兼办汇兑和兑换，一般以每百元付出月息七角，借款以每百元收入月息一元二角。由于同行户数开设过多，业务上竞争激烈，多采取提高存款利息，降低放款利率及汇费等以吸引客房。如对大户存款每百元月息提高到八、九角，妥当户借款每百元月息降低到一元左右。为解决同业间的矛盾，经过同业讨论成立银庄公会，各银庄参加为会员，按资金和营业的多少分为三档，一档交纳会金200元，二档150元，三档100元，以这会金的利息作为公会的费用。并制定一些规章制度：规定存款利率和汇款的划一，各须遵守，如有违反者则没收其交纳的会金。
  银庄发给开户者发簿以资记账，小簿有两种：一为存款簿，只存不能借；一为来往簿，可以透支，但不能超过限额，甚至有的必须托人担保或以房地产契据作押。银庄使用的票据也有两种：一是凭条，由银庄开给客户使用的；一是支票，由客户开给受款人。这两种票据都可以到银庄取款，但开出支票的客户如无款额，银庄就拒付而予以驳回，所以有的商户（客户）由于一时资金不能周转，就开出限期的支票，这叫“空头支票”。此外另有一种转账的办法：例如厦门行家到漳州向五谷、棉布、百货等行业收取货款，交款户可在厦门行家的收款簿上写明由本市某银庄拨交款项若干，并盖上印记为凭。（当日某银庄即与付款户对账），厦门行家则向拨款银庄换取向厦门银庄领款的汇票。由于那时还没有转帐支票这简便方法，所以对凭条，支票的使用较为烦杂，因此增加了现金的数额。由于当时交易多用银元，社会上流转的钞票较少，只有中国银行和中南银行印的，其后又增加了美丰银行的钞票，至于由外埠流入的通商银行、盐业银行等的钞票都拒不使用，而商家又为出门携带方便，需要兑换钞票时必须补贴“票水”，每百元补贴二、三角，且因“银水”（什银价格的变动）的时价早晚不同，“票水”（指对各埠的汇票）也时常变动，所以各银庄在客户的往来簿上都盖上“银水，票水现会，以后不得多论”的印记。而“银水”、“票水”的行情，是每日由厦门报来的。
  在汇兑业务上，对邻近地区的石码、厦门一般都有直接来往，可以开汇票付与客户直接到当地银庄支取。如汇往香港、福州、汕头、上海等，则需经漳源银庄转，做法是收票根寄往厦门漳银银庄等，由其批转给付款地的承付银庄，而来往账目由厦门分头结算；如本市收到上海等地的汇票，亦托厦门银庄代收。
  当时漳州的各银庄为汇兑方便、存款可靠，以及自己能赚回利润，认为有必要在厦门设立自己的机构，因而于1927年间合股（由各银庄认股，每股一千元）集资四万元在厦门开漳源银庄，聘请较熟悉厦门情况的陈实甫为经理，并推举我地黄仁裕担任副经理，以资监督。由于漳源银庄全盘垄断了漳州业务，经营业务非常发达，逐年获得利润甚为可观。其后，本市永孚银庄与厦门商家也在厦门合伙开设裕孚银庄。
  银庄店员的工作较为繁忙，在待遇上比其它行业好，不但工资高，比其它行业高30％，而且年终又有一笔可观的“赏年”（即奖金），特别是当经理（俗称“家长”）可以得到盈利10％的抽分。店员的工作条件比其它行业优越，而且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上层人物，较有高攀的机缘，所以一般人希望其子弟能进银庄工作。
  在二十多年间，银庄的寿命都不长，各股东每年分得的一些红利，却都是记在账面上，但终究不如当经理的实惠，所以有“风水头出家长”的俗谚。到1933年间，各银庄在存户付支和欠户不能清还债务的情况下，全部先后停业以至倒闭清理。由于银庄经营的结果已不能满足富豪们获利奢望，他们无意再继续经营这种行业；同时，银庄也不能取信于人民，难于吸收存款以发展业务。自1934年后，国民党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国家银行，先后在漳城设立办事处，分支行，经营存放款和汇兑等，取代了银庄的业务，至此银庄就成为商业史上的往事。
  解放前，旧中国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四大银行属国家金融机构。在漳州除中国银行办事处设在丝线街32号（今新华西），其他三家大银行均在延安南路设立办事处或者建立分支机构。
  民国23年6月24日在漳州醒民路（今厦门路）设立中央银行漳州兑换所。同年10月1日，升格为漳州办事处，民国25年7月奉命撤销。民国31年11月，在漳州威定南路13号（今延安南路）复设的中央银行漳州办事处，民国34年10月漳州办事处奉命移设厦门，民国35年6月1日办事处结束。
  民国24年5月1日。在漳州定威南路9号（今延安南路）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漳州办事处，开始发放合作社贷款。民国31年，发放农田水利贷款，以田亩为抵押，贷款月息最高1分2厘，期限3年～10年，是年水利贷款2万元。民国33年5月1日起，调整农贷利率，新订约贷款改为月息2分5厘。民国35年，抗战后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农贷范围扩大为农业生产、运销推广、副业。贷款对象为各级农会、农村合作社、私人农业、农业企业。当年农贷余额4627.5万元。民国36年，对合作社社员或农会会员发放合作社贷款。普通贷款月息5分，特种贷款月息7分，期限一年。民国37年，因时局紧张，紧缩信用，停止一切放款业务。民国38年8月办事处奉命结束。解放后，由漳州军管会接管，后整顿停业。
  民国24年6月15日，成立交通银行漳州支行，系官商合办性质，有纸质发行权，余馥生任经理。7月开办放款业务，着重押汇，民国34年6月30日，奉命联合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存期三年。民国38年8月奉命结束。
  1953年12月，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漳州支行。地址设延安南路125号。
  1964年5月在延安南路94号成立的中国农业银行漳州支行。后迁延安南路125号。
  延安南路有漳州第一家地方银行“漳州农工银行”。民国11年由汀漳龙道尹汪宋珍在漳城闽学书局创设“漳州农工银行”，主要业务办理存、放款和代理道署金库，当时曾发行过一种“漳州地名券”面额“铜元拾贰枚”，是漳州最早的地方货币。民国15年清理停业。民国17年8月，由龙溪县县长林者仁在漳州断蛙池创立“民有银行”，民国21年4月宣告停业。
  延安南路还有第一家发行纸币的地方银行。民国18年4月，由陆军49师师长张贞创办“民兴股份有限公司”（实为民兴银行）；发行面额1角、2角、1元、2元、5元及10元6种纸币，10元纸币上印有孙中山的画像。纸币印制总额40多万元，在49师辖区漳属各到及同安县等地通用。曾大额贷给大兴建筑公司承建龙溪中学、芗江女子师范校舍等工程。为信用起见，在龙岩、厦门、汕头三地设立兑换处。民国21年4月，工农红军东路军进漳后，该公司停业。后滥发纸币信用差，在民情的压力下，不得不清理债务，于民国25年倒闭。
  民国25年3月，福建省银行在漳州醒民路设立办事处。厦门沦陷后，民国27年福建银行厦门分行并入漳州办事处。民国30年12月升格为漳州分行，民国34年，福建省银行漳州分行在马坪街及浦南设立办事处，民国37年奉命结束。解放后由漳州军管会接管，后整顿停业。
  民国35年5月，由陈嘉庚等人创办集友银行在漳州设立办事处，后升格为漳州支行，地址在延安南路建康银庄旧址，1949年6月撤销。
  以上各种银行的建立，可见漳州的金融业与延安南路息息相关。
  延安南路除金融机构外，还有许多漳州之首。
  漳州第一家照相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照相技术始传入漳州城。当时年仅18岁的画师赵维武感到画像不如照相逼真，即前往鼓浪屿照相馆学习照相技术，回漳后在今延安南路创办“美玉照相馆”。这是漳州第一家照相馆。当时采用的将人像摄于玻璃上和静物阳面、晒图蓝标相片。到民国9年陈炯明拆城墙修道路时，“美玉照相馆”已经搬到陆安西路38号，一直到漳州解放。宣统元年（1909年）延安南路又出现“如真照相馆”。宣统三年（1911年）陈清福创办“福南昌照相馆”。1949年市区有晨光、美容、美光、群莺、东亚、卢山、美玉、璇宫、玉林、我的、留美、念慈、玲珑等14家照相馆。1968年服务公司在延安南路建成漳州照相馆，二楼面积200平方米，拥有3个摄影棚，可拍摄百人以上的团体照。是全市最大的照相馆，也是全省重点的照相馆。
  漳州第一家铅印报刊。1919年12月1日，陈炯明创办并出版《闽星》半周刊。1920年元旦，改《闽星》为日刊。该刊开创漳州铅印报刊之始，并且该报又是漳州第一家以白话文为主要形式的报刊。社址在“三道祠”旧址，即延安南路52号（现已拆迁）。陈炯明从广东聘请陈秋霖到漳州负责创办工作，陈炯明自任总编辑，对于办报内容，陈炯明力求“进步”、“民主”，以此自诩。在孙中山领导下，《闽星》刊登革命言论。除发表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廖仲凯、徐谦等人的文章，阐述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等内容外，绝大部分篇幅是介绍马列主义学说，传播新思想。它欢呼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把十月革命称为“红革命”、“红潮”、“赤潮”，赞扬“红革命是世界的改造”，认为“俄国革命的目的在改造社会，是社会革命，是积极的，是谋全人类幸福的，是大多数平民革资产阶级的命，完全是人民自动的。”并以十月革命后，苏俄粮食获得第一次大丰收，驳斥资产阶级国家对十月革命的造谣诬蔑。还全文刊登苏维埃俄国的第一部宪法；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即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中国社会，指出“沉沉黑狱的中国，不堪闻问”，然而，在中国的学界里面，已“微微有所蠕动”，社会方面“已到了发育的时期，想来不要几年工夫，一定风靡全国，到那里平民高唱凯歌，竟是意中之事”。并预示世界已到“资本主义末日”，社会主义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必然打倒，指出“旧社会的根本罪恶要积极推翻，新社会的根本基础要重新奠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闽星》是福建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刊物。
  该刊销行颇广，影响甚大，1920年6月陈炯明奉召回粤，乃将该刊交地方人士陈忏真、陈家瑞、李纪堂、黄甲登等人接办，出版前后约3年左右，后因受军阀李厚基部的摧残，房屋及印刷机件被没收，于1923年间停刊。
  漳州第一家电话公司。民国14年4月，厦门侨商黄奕柱创办漳州通敏电话有限公司，经营市内电话业务，地址在断蛙池即延安南路157号。民国16年，通敏电话公司将线路扩展到靖城、天宝、浦南等地，并设立当地电话代办处。民国19年又架设漳州至石码、海沧、嵩屿、鼓浪屿至厦门的电话线。民国36年用户204户，至1949年通敏电话公司只有磁石交换机200门，1952年12月5日，漳州市人民政府投资人民币30万元，厦门电话公司投资30万元，漳州通敏电话公司投资10万元，1953年1月1日改名为公私合营漳州电话公司。1958年5月1日，并入漳州邮电局，同年7月1日正式合账。1963年市内电话从延安路迁入民主路机房，扩容为1000门。
  漳州第一家与中央红军打交道的华侨商店。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城。第二天在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上，毛主席总结漳州战役，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时指出：除军阀兼地主或资本家的财产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商人采取自愿捐助政策。为筹集资金，红军曾号令漳州工商界捐款。只要捐了款，店门照开，生意照做。当时延安路上有家华侨陈嘉庚开设的胶鞋店，该店经理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听信国民党的谣言，弃店逃跑。负责筹款的红军一时找不到鞋店的经理，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把鞋店打开，将鞋店里的胶鞋搬出来抵捐款，按当时市价折算，取到捐款数为止。红军战士每人发两双胶鞋，有的战士舍不得穿在脚上，还放在背包里。为此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亲自接见他，还为当年取走他漳州店里胶鞋的事，主动向陈嘉庚道歉。陈嘉庚连声说：“您太客气了，红军做得对，那经理太糊涂了，红军应该这样做。”就是因为这间胶鞋店，显示了两位伟人宽大的胸怀。两颗爱国的心跳动在一起，从此在爱国和建国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一段美好的故事。
  漳州城第一条水泥路，民国八年陈炯明率粤军进漳，拓建街道，利用拆古城墙下来的墙石，铺设10条石砖路和25条沙泥路。定威北路（延安南路北段）为石砖路，定威南路（延安南路南段）为沙泥路。解放初，漳州的经济还没有得到迅速恢复发展时，人民的生活还不是很好，为了给漳州人民办实事，1952年，市政建设投资13.8万元，修建延安南路（北从新华西南至修文路段）为水泥混凝土路面。由此掀起古城旧路面改建的新序幕，百年来漳州城内路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光滑平坦的水泥路面大大利于行人，更利于行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生活条件。改变了漳州“马路不平”的旧城面貌。1954年延安南路南段（修文路至澄观道）、新华西路、北京路、台湾路等也陆续修为水泥路面。
  漳州第一家长途汽车股份公司。民国8年初，在陈炯明的鼓动下，漳码厦门地方绅商及南洋侨胞集资5万元，筹办漳码马路始兴汽车有限公司。3月开始修筑漳州至石码公路。民国9年2月，漳码正式通车营运，车站设在白鹭洲。年底，公路延伸至浮宫，重新募股改称漳浮长途汽车始兴公司。民国10年在农工部注册，投资开辟漳龙所属的由漳州起点而达各县的线路。改称汀漳龙长途汽车始兴公司，总站设在三民路（今延安南路），面积一万平方米，大小客车近百辆，是全省最大的车站。从而使漳州成为当时闽西南的交通枢纽。民国19年，漳浮公司已建的漳龙、龙诏、漳嵩等干路各段及漳南县路，均归省公路局接管。该公司缩短线路，仅经营漳浮公路，改称漳浮长途汽车股份公司。民国27年，抗日战争时期，所有车辆被征用往龙岩。民国37年10月通车复业。1952年由人民政府赎买改造，改为漳州汽车站，直至1973年4月迁新华北新车站，长达50多年之久。
  漳州第一家国有书店。1949年11月中旬，漳州军管会文教部小教接管组在完成小学接管任务后，奉命筹备创办新华书店漳州支店。从这时开始，新华书店漳州支店筹备组就受到军管会宣传科与文教部的双重领导。宣传科科长鲁光，文教部部长罗晶，两次找阮位东谈话，要求尽快到福州找福建省新华书店进一批优秀图书来漳州配合开展政治运动及宣传活动；满足图书市场的需求；选好店址；尽快成立新华书店漳州支店。
  店址要求选在市中心的闹市区，光线要好，营业场所要大，交通相对方便的地方。最后选定三民路102号（即延安南路106号，芳华横路接延安南路靠北第二间，现已拆迁）为新华书店门市部和办公地点。楼下是门市部营业场所，楼上当办公室及休息的房间。店内的设备包括床铺、桌、椅、书架、书台、书橱、算盘、台灯等，全部是从国民党接收的，没花人民政府一分钱。人员有阮位东、董尚德、周蕴琛、刘经时（女）、徐文华（女）以及肖墙等。大家都认识到新华书店是宣传马列主义，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待遇上都是供给制的，每月只发0.31元的生活补助金。但大家的工作情绪都非常高涨。其中董、周、刘、徐四人是原南下服务团成员。肖墙是原安溪游击队成员。
  11月18日，由军管会文教部出证明，介绍阮位东经理及董尚德干事两人到福州向福建省新华书店进货。在路上遭遇土匪袭击和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历经三天时间才到达福州。在福建省由于漳州解放较迟，各地都已成立新华书店，唯独漳州从9月份解放到11月份还没有成立新华书店。福建省新华书店非常重视和支持，无偿调拨给新华书店漳州支店10000多册图书，装有12个大麻袋。这12大麻袋图书就是新华书店漳州支店的起动资金。阮、董两人亲自装卸搬运这12大麻袋图书，乘上运送军火、子弹到集美的卡车，夜行昼伏，先到集美卸下军火后，再把图书运到漳州。
  12月2日，新华书店漳州支店正式成立开业。新华书店漳州支店第一任经理阮位东，第二任经理肖墙，第三任经理李晓山。
  1950年春季全市中小学教材由新华书店发行，结束了由个人书店发行教材的历史。教材订数上报新华书店福建分店，教材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发行。从上海发货。
  漳州第一家冰棒厂。民国11年，漳州第一家制冰厂在江东桥附近建成投产，城区小贩买进冰块刨成冰花，售给顾客饮用。民国13年，华侨中学农艺班第一届学生毕业后自谋职业，制造雪糕沿街叫卖，随着英语词汇传入，雪糕被称为冰淇淋、冰激淋。40年代初，江东凉冷制冰厂生产100克的冰棒，产品单一，销量很少。抗战胜利后，该厂派人往上海学习制冰技术，购买美国产制冰机一台，在市区三民路238号（今延安南路）开设“凉冷”制冰厂生产冰棒。民国36年7月1日起，冰棒生产增加咖啡、菠萝、牛乳等品种，改变品种单一的市场状况。1953年“凉冷”、“夏实”2户私营制冰厂成立合作社。1956年改造为漳州饮食公司公私合营冰棒加工厂，下设2个门市部。
  漳州第一家皮鞋店：据芗城区志载：清宣统二年（1902年）新加坡华侨严万年在漳州马坪街开设皮鞋店，漳州市区开始制造皮鞋。当时产品很粗糙，只有一种布鞋式皮鞋。民国元年，市民严仔成到皮鞋店学艺，后又到台湾学新式的制鞋法，学成回漳州推广，由此皮鞋业逐步发展。据1920年福建护法工务局所编《漳州市政征信录初编》内所记载，当时在定威北路上已经有皮鞋店“福利贞”、“庆隆”、“成顺”、“建安”、“福履斋”、“启东”等六家。到了三十年代末，在漳州市区相继开了“南佳”、“时代”、“中美”、“步远”、“西施”等十几家店。到了1948年在三民路北段开设的皮鞋店有“光华”、“森记”、“今代”、“中美”、“南佳”、“步月”、“西施”、“特家”、“新中”、“金城”等十家，这条百年老街成为漳州销售皮鞋最集中的街道。直到解放后漳州成立国营皮鞋厂，也在该条街选中两间店面作为该厂的门市部。成为漳州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漳州印刷双明珠：据民国9年11月10日所编《漳州市政征信录初编》内所载，定威北路11号为店名：“彝器社”，行业：石印；23号店名：“聚文堂”，行业：石印。这两家是漳州最早登记印刷的店家。在此之前漳州的印刷业都是雕版印刷和石印的工艺。东方印务创始人李镇东先生生于1890年，孩童时代从台湾被拐卖到泉州，12岁时被送到厦门学习印刷，当个名副其实的学徒工。由于生性聪明，又能吃苦耐劳，很快就掌握印刷技术运作的全过程。辛亥革命时李镇东从厦门被聘请到漳州“聚文堂”当家长（经理）。漳州人看他年纪轻，又掌握印刷新技术，就鼓励他独立门户，开拓创业。于是他在亲朋好友的帮助支持下，筹集了部分资金，开办东方印务。
  民国11年至民国23年，东方印务厂址租在中山西路（道口街）177号。租用房屋前面当店面，后面当工场摆机器，楼上当住家及铅字排版的场所。
  东方印务主要是印刷各种簿籍，单据、办公用品，还有商标。在门市部只有销售印刷品，而没有从事印刷用品的销售。其主要基本客户及产品有：龙溪中学和崇正中学的各种学生使用的簿籍；县政府里科室的办公用品；杨协成酱园店的灯塔牌酱油商标；璞山僧帽片仔癀商标。两家企业的商标长年累月都在东方印务印制。学校的印刷费经常拖欠，只能每月结算部分，政府里的办公用品也得按月结算，店里的资金经常周围不灵。收到资金后得先考虑购买纸张，投入再生产，以维持小店的经营以及一家老小的生活费用。
  东方印务之所以能在漳州生存，主要是它添置的设备都是当时比较新型的日本产的产品。如石印的石板，各种印刷机，所用的铅字也是向上海、厦门方面购进的，字体好看客户也能满意，包括英文字母及其它的铅字。
  1933年，李镇东先生病故，其妻李赖英，除要养活家里五个子女外，还要继承丈夫的事业，继续从事印刷事业，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民国34年，她租用三民路13号作为东方印务的场所。自己亲自承担起东方印务的业务重担。里里外外操持着这个工厂和家庭。当年在漳州还有古宋印刷所、商民印刷社、南天印刷所等多家在竞争业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飞机前来漳州轰炸，漳州市民生活极不安宁。各中学都搬迁到内地上课，印刷业更加萧条，东方印务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后，又碰上国内战争，业务更受影响。1954年，东方、古宋2家印刷厂率先合营，后于1958年并入漳州印刷厂。
  漳州古宋印刷厂创始人张祥印先生，生于1898年，原是石码人。青年时家境贫困，靠屠猪为生。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后，他在石码给红军战士带路打击土豪劣绅，被当地土豪劣绅所记恨。红军撤离漳州后，当地土豪劣绅就找他报复，他到处躲避，加上原来生活困难，欠债无法还清，在这双重压力下，他只好背井离乡到菲律宾吕宋岛谋生。在吕宋岛华人区，张祥印遇到了好时机，他开始学习印刷新技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很快学会并掌握铅印的印刷技巧。1934年他回到漳州，先在旧府路（今共和路教师进修学校附近）租房开始搞印刷。后由祥明印刷厂（在断蛙池）出机器，张祥印出铅字，合办“仿宋印刷厂”。半年后分开各自办厂，张祥印乃延用“仿宋印刷厂”的字号。由于张祥印聪明能干，加上抗日战争爆发前漳州有一段较为平静的环境。漳州铅印印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仿宋印刷厂”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这时出了一件事，“仿宋印刷厂”在一次借贷中为人充当担保人角色，后来因借款人无法还清债务，债权人找到“仿宋印刷厂”要求偿还债务。为了躲避官司的纠缠，专心致力搞印刷，张祥印在律师的指点下，于1935年间将“仿宋印刷厂”更名为“古宋印刷厂”。
  1937年间，古宋印刷厂为了再扩大业务，就贷款买下三民路与太古桥交叉处南侧的一片空地，相继盖起一片平房当厂房，一直连接到隔壁的光明影院。并且在三民路58号开设古宋印刷厂的门市部。从此以后古宋印刷厂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业务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实力越来越强。张祥印亲自掌管印刷业务、销售、采购以及安排工人生产等经营活动，显示出一个企业家的风范。到这时古宋印刷厂不仅还清贷款，还参与开办钱庄运作和大宗面粉交易生意的活动。
  古宋印刷厂不仅承印学生用的簿籍、收款收据、医院用的药袋子、商标等小件物品，还承印的《漳浦县志》和《长泰县志》这种大型的书籍。抗日战争时期，还承印漳州出版的《大刀报》，时间长达5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停印。同时在门市部还兼营多种印刷器材的零部件、油墨、纸张等，既能增加收入，又为同行提供方便。
  在生产设备上古宋印刷厂拥有平面印刷机二开、三开、四开、六开各一台，虎头机二台，石印面版机四架，还有装订机、裁切机等。使用的铅字多数是从上海购进，字体多，型号齐全。在当时的漳州印刷业中印刷设备是数最先进的一家。但最独特的是古宋印刷厂自己发电搞印刷，解决了由人工用脚踏印刷机当动力，生产率低下的老问题。电用不完时还可供应隔壁的光明影院使用。印刷高峰时雇用工人60名，分两班倒作业。劳资双方关系融洽，没有发生跳槽和罢工的事件。1949年漳州古宋又到石码开办古宋印刷所，承印《九龙江报》及帐簿，票证。1954年率先与东方印务公私合营，1958年并入漳州印刷厂。张祥印还担任副厂长的职务。
  漳州达记药房，创始人周崇耀，1925年间开业。原在马坪街40号左右，先盘下亲戚的药店，连同家长和伙计，将药店命名为“漳州达记药房”，但民间俗称为“漳州药房”。随后迁马坪街22号自己的房子从事经营。漳州药房专营西药，含料药、片剂、针剂、酊剂等达千种，同时经营医疗器械、试纸、试剂等。药品货源主要从厦门、上海购进，还独家代理德国拜耳药厂的药品、英国斯各脱鱼肝油。平时零售给市民外，还供应学校和单位的医疗室，同时还向南靖、平和、长泰等山区个体医生提供货源。当时的成品药品不少，但很多原料药也有零售，如凡士林、大苏打、小苏打、硼酸。理发店买凡士林自己调配“毛腊”使用；照相馆买大苏打冲洗相片。抗日战争时期歇业，抗战胜利后从厦门回漳复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并入漳州医药公司。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漳州三民路有西药店“漳州药房”、“延年”、“国际”、“德俊”、“瑞年”等。
  小百货店：小百货店是漳州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据1920年福建护法区工务局所编《漳州市政征信录初编》内所记载百货店或洋货店就有十来家。1935年印尼华侨自筹资300银元在三民路开设了“竟新”百货店，到了1948年在三民路登记为百货店有“楚元祥”、“福顺”、“南泰”、“金隆兴”、“德和”、“崇利”、“天祥”、“宜友”等家，还有成衣店5家、文具店7家，五金店9家，钟表店8家，烟草业8家，粮食业店5家，牙科6家，照相馆2家，乐器店5家等等，形成热闹繁华的市场景象。
  延安路自古以来就是漳州市区的主干道，漳州人民的生活离不开延安路，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发展，延安路记录着漳州人民的酸甜苦辣，同时也记录着漳州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从1990年开始，随着城市建设的重点不断扩大、东移，延安南路也进入了搬迁的范围之中。它已从主干道降为次干道，它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形象和作用仍牢牢地记忆在漳州人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