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州晓庄书店创建于1932年10月。创建人庄仰升原系福建省立八中、漳州丹霞师范的教师。因在旧社会里，教师每学期要受聘，都得先行送礼品，并以好话奉承当权者，深感困难重重，被迫走读书人来卖书的生涯。他仰慕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师范学校，采用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制度。因而取名“晓庄书店”用以自励。
  晓庄书店刚开业时地址在马坪街77号（现延安南路南段），并向亲戚许永昌贷款1000元作为基本资金。由庄仰升亲任经理，并雇用学生张如江当伙计。主要经营古典文学小说和文具，时隔三个月多，由于生意不好，就搬迁到马坪街中段“民兴银行”的隔壁，也就是原来延安南路和太古桥的交叉点，店面不大，座西朝东。大约过了两年时间，到1935年底，才搬到中山西路177号，自己的房屋经营（也称道口街，解放后改为新华西185号）。此店址一直使用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折价并入新华书店。1973年改为新华西175号，直到1997年旧城改造时才被拆除。
  该店坐南朝北，共三进两天井，一进二进为二层楼，三进是三层楼。一进楼下是店面，宽约4.6米，深约7.5米。店面由六扇大门板组成三组扇门。店面两侧是书架，左侧临街的地方设一个玻璃橱窗，玻璃宽1.5米，高2米，是荷兰产的，在当时的漳州是一流的装置。玻璃橱窗的侧后面有一个由木头当支架的玻璃柜台，以摆设钢笔、墨水等文具。
  三十年代初，漳州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加上庄仰毕竟是当教师多年，没有经商经验，又不善于搞经营管理，晓庄书店开始入不敷出，出现经营危机。最后，只好把初中未毕业的长子庄荣禄召回参与经营书店。
  本人出道之始，血气方刚，虽文化水平不高，但精力充沛，好学上进，加上在学校受到新文化的教育，也了解一些学生读者的阅读需求，很快掌握图书发行经营之道。本人勤问，勤学，勤动手。勤问就是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勤学就是向读者请教，向长者请教，认真学习记账结账，并练就一手好算盘；勤动手就是要自己卖书、打包、开单、用小黑板写图书推荐广告。晚上还得点着煤油灯，亲自写信，开添单向有关书店、书局、报社进货。毕竟本小利微，要养家糊口，凡事得靠实干苦干。
  三十年代的漳州，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改文言文为白话文，书写文章有分段落下标点等等。但因人口只有八、九万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图书销售不多，且当时多家书店，如大同书局、大益书店、彩文楼、崇文书店、育文书店、良友书店等。中小学课本由大同书局垄断包销经营。晓庄书店想要生存就得见缝插针，只能卖一般图书、杂志、报纸、文具和体育用品等。
  一般图书除《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古典文艺小说外还出售一些思想性较新较好的图书，如高尔基的译著《母亲》、《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剑客》；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七剑十三侠》、《三侠五义》、《聊斋故事》等，鲁迅先生的作品《阿Q正传》、《朝花夕拾》、《狂人日记》、《野草》、《坟》、《热风》等等。西安事变时期，还发行过朱德、毛泽东的画像挂图，《二万五千里》、《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大约半年后被国民党查封了。旧上海的各书局进货超过100本以上者，即可在书的封底印上“晓庄书店发行”。
  至于科技书，解放前的漳州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小手工业和维修业。医学图书需求很少，没有医学院校，只有一家西医协和医院，其他中医都是靠祖传秘方行医，对科技书的需求可想而知。常销书如《五金手册》、《汤头歌诀三百首》、《药性赋四百味》、《家常巧作》等。由于备货很少，需要科技书的读者多数是通过报纸、杂志上的介绍前来预订，我店再到厦门去代购回来。科技图书发行比较好的时期是解放后向新华书店进货，特别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其中靠工程师、技术员的帮助、推荐、介绍图书起很大的作用。如郑维廉、胡训己、黄张样、杨觉初等，他们除自己买书外，还鼓励青年工人买科技书提高技术水平，而我能经常为他们代办和送书感到高兴。
  杂志方面发行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还有《时代》、《论语》、《宇宙风》、《人间世》、《良友画报》等。其中《生活周刊》最受青年学生欢迎。因为《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经常刊登邹韬奋、沈钧儒、李公仆、史良等后来被称为七君子的文章，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当时很多学生每周都前来我店看这本杂志，最好销时一期都超过一百多本。《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是林语堂的兄弟主编的，也很受欢迎。解放后发行的杂志是《时事》、《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等。
  报纸方面有《大公报》、《申报》、《救亡日报》、《天文台》、《前线日报》等。漳州的《申报》是由塔口庵黄鸿河先生总经销，《大公报》由巷口柑仔市陈济轩先生总经销。我店先向读者征订，再向这两家批进，分送给订户；只能以需定进，不敢多进。《天文台》是香港出版，《救亡日报》、《前线日报》是上海出版的。这些报纸多数是从上海直达厦门再转到漳州，而后由我店送给读者。
  文具是我店兼营的一个项目，为的是能方便学生读者。销售一些适应新文化所需的钢笔、稿纸、新式簿记、墨水、铅笔、毛笔、小刀、复写纸、八宝印泥、信封、信纸、毛边纸、改良纸、牛皮纸等等。这些文具大多是到厦门翔文书店批进的。其中钢笔（也称自来水笔）最好销，品种又多。八宝印泥是家慈陈秀买来原料，艾绒、银珠、蓖麻油亲手配制加工而成，分散装与精装两种，但销量不大。信封、信纸也是自己加工制造的。
  体育用品也是我店经营的一项物品，如篮球、排球、足球、铅球、羽毛球、乒乓球、象棋、腰鼓、钱鼓等等。我店从厦门买来布匹，由妻子廖美政裁剪缝合后再钉上“晓庄书店”的标志，制作成洋装短裤和运动裤，摆在门市一起销售。或者制作一些“童子军”用品，如肩章、臂章、服装等，卖给学校和学生，以增加一些销售额。但备货很少，销完即补。
  其他出版物，如逢春节都要进一些年画、春牛图来销售，圣诞节、复活节也卖一些小礼品和彩色的小画画、贺年片给节日增添一些快乐的气氛。此外，芗潮剧社在漳州光明剧院与黄金剧院公演的话剧《小英雄》、《伤兵医院》、《巡按使》等剧目，也委托晓庄书店预售部分戏票。因芗潮剧社的柯联魁是我店的基本读者，他不但经常帮我店向读者推荐介绍图书，而且还指导我店进货方法。代售戏票是互相帮忙之事。天宝读者柯鸾声自己出版《鸾声》杂志也委托我店销售。还有翁国梁先生编著的《漳州民间故事》（1～3）集也由晓庄书店发行，数量有几百本。
  晓庄书店的性质是独资的父子夫妻店，没有雇用店员。全家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埋头苦干，积极劳动，早开门晚关店，努力经营好书店。在分配上，没定等级也没定工资，同吃一锅饭。如需出外或零用，得向家严另行支取。家中伙食按每人每月三元提取，交给家慈陈秀办理。由于家严信奉基督教，所以每星期日上午都要关门停业到教堂去做礼拜，下午再开门营业。这个习惯到1951年上半年，星期日上午才由我照常开门营业。
  图书进货主要是到厦门。每星期都得跑厦门一趟，多数是由本人从新桥头乘小汽船，开到厦门要四个小时左右，或乘漳嵩公司的汽车到嵩屿渡海到厦门。设在厦门思明南路的生活书店、设在中山路的良友书店是我店的上级店。生活书店的老板张文象先生，良友书店老板陈真正先生对我店都很好，我店向这两家书店进货都可以赊账，但我店非常讲信用，该结账时从未欠账，否则丢了自己的进货渠道，等于丢了自己的饭碗。良友书店、翔文书店还设有简易的客房，免费为下手店进货人员提供床位，解决我们很多的困难。此外，还要到厦门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中正书店等较大的书店进一些适合漳州群众阅读的图书，来供应读者的需要。这些书店的货都得用现金给买回来，不得赊欠。因为店小资金短。并且竞争对手又多，想养家糊口，就得又勤又俭，又得与对手比速度，看谁的货到得快；比质量，看谁进的货对路，受读者欢迎；还得比服务态度好，看谁的回头客多！所以每次都得把货一同带回来。虽然每次只是补二、三件货，不管是图书还是文具，这样搬上搬下的，风吹日晒来回奔波，其中的辛苦就不必多言了。碰上向上海订的货到厦门得一同带回时，一人搬动不了，还得雇短工帮忙搬运装卸。后来只好带二弟庄荣樟一同到厦门进货。
  在图书宣传方面，除了有一个玻璃橱窗陈列图书外，我们主要采用口头宣传，介绍图书内容大意，个别重点书还得用小黑板进行宣传推荐。此外我们利用一些常客读者，如郑策、刘绵松、张蕴琪、陈松年、陈虹、柯联魁、柯鸾声等替我店宣传，反馈一些读者对图书的需求。当时民众教育馆馆长吴方桂先生，图书馆馆长巫伯姿先生都很关心我店的业务活动，经常光临指导。
  晓庄书店的对面是复兴日报社，隔壁是福建新闻报社。便衣特务经常来书店，图书经常受到检查机关的检查，甚至武装部队前来搜查。一些进步的图书是不能公开卖的，只能夹在一些中间性质的图书中销售，被查抄没收，时有发生，连《三国演义》、《水浒传》也被收缴检查过，但从未归还。
  在处理一些破旧书、期刊杂志方面，一般发现过时就马上折价处理，目的是使资金不滞，图书不积压，如有读者要就马上打折处理，若时间隔久一点，就半年左右，在店门口另摆上一只竹床，把这些要处理的图书、杂志摆在上面，让过路的读者注意，或写个小黑板，挂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三、五天作一次性处理。
  书店经常碰到一个棘手的事，就是与偷书人打交道。明明一本书才摆上，没人买走，又没人借走，怎么会不翼而飞！后来经一些老读者指点，发现问题，与偷书人谈判，并与其交朋友，优待他们来看书，只能采取攻心为上的办法来减少损失。
  历史事件回顾
  一·二八事件后，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漳州来，司令部设在东坂后礼拜堂，军部的俱乐部设在后河仔（大众影院对面）。那时我店设在延安南路中段，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经常来我店看书买书，多次提议我店去批发进步图书前来供应，还邀请我到军部俱乐部下象棋。其部队的连长排长常来购书，表面上看，他们待人和气，公平买卖，也不欺行霸市。但军中的亲日派，特务团团长李金波却受人收买，设计陷害当时龙溪抗日后援会的主任委员林惠元。林为查禁、抵制日货，十九路军竟然不调查，不审判，怕申辩，把林惠元枪杀了。
  我店原向亲戚许永昌借款1000元当本钱做生意，两年来生意一直不好，无法及时还上，许又前来讨了多次。无奈之下，家父只得将位于双门顶牌坊傍两处房产卖掉，来抵还这欠款。这大概是1934年，之后我们就搬到中山西路自己的房子。
  1937年初，西安事变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新的局面，图书发行也发生重大的变化。共产党的图书，朱德、毛泽东的画像，在国统区公开发行，这可是件破天荒的事。有一天到厦门生活书店进货，看到朱德、毛泽东的画像挂图，是对开张的，就各进10张回来试销。没想到回来一下子就卖光，再到厦门补了货，总算补上货又卖了几十张，还购进一些共产党出版的图书，如《二万五千里》、《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等。卖了一阵子，生意还不错，后来被检查机关给没收了。
  三十年代的漳州有个专门在卖“水货”的人，名叫陈长安。我店曾多次向他购进钢笔等文具来销售，此人多次往返于厦门与香港之间。大约是1937年5月初，他带我到香港，从12日到15日参观了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庆典活动，庆典过后，我就地买了许多普通钢笔和派克钢笔及派克墨水一起带回来。随身行李就是一大一小两件皮箱，船到厦门海关，在检察站查关时，如被发现有很多钢笔即被全部没收，我心里七上八下，此时经陈长安指点，将大约两块钱的钞票折好，塞到验关员的皮鞋与脚的缝隙间，验关员就用粉笔在行李上写上“OK”的字样，表示查过可以放行，我心上的石头才放了下来。这样来回香港大概一星期时间，带回的钢笔也卖好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走水”的经过。
  1937年10月金门告急，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厦门面临沦陷。
  1938年6月5日晚上12点，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暴露其假抗日真反共的真面目。芗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满街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如临大敌，气氛非常紧张。其中一队冲进我晓庄书店，扬言要抓拿共产党员柯联魁。只因我家后面的空地与柯联魁家后的空地相连，汉奸特务怕抓漏了人，派兵连夜包围。几天后才知道柯联魁和柯鸾声被活埋在北庙，芗潮剧社也查封解散。回想柯联魁是个好人，平时助人为乐谦虚和善，只不过演了一些抗日救国的话剧，竟然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杀害，柯联魁的死使共产党失去一位好儿女、好干部，我店失去一位良师益友。痛心、痛哉！
  自从1938年福州和厦门沦陷后，我店不敢再到厦门进货，改由从永安方面进货。那时没有直达的班车，只能先乘船到南靖金山水头，然后弃船上路，顺着漳龙公路从金山、和溪、永溪、适中到龙岩，然后再乘汽车到永安。找到出版社后，又因抗战时期物资紧张无法出版什么新图书，所能进的货很有限。来回一趟一个星期，得不偿失。过后就没有再去了。
  自1937年8月起，日寇的飞机常来轰炸漳州，九龙江南岸的飞机场和龙眼营被炸得最厉害，死伤多人，百姓纷纷逃到乡下避难。我店也只开半天，业务锐减。由于国民党采取焦土抗战的政策，到处破坏公路，炸毁桥梁，堵塞河道。此时从上海发来的货或从香港发来的报纸经常发到浦南镇邮局。我店在接到通知后得骑自行车到浦南去把货载回来，一路上坑坑洼洼，走一里路就得下来好几次抬车子。那时我年轻，来回虽然只有二十几公里，但还是得走一天，并且非常累。碰到雨天，摔倒是经常的事。但到浦南领货可以避开国民党检查机关的检查。
  1940年城里各中学都迁到山区，我店生意无法作了，只好跟着学生到华葑镇。1941年夏秋之际，父母留在漳州，我带着妻子廖美政和一儿一女，以及几十包图书和文具，从浦头溪上帆船，顺着九十九湾进入九龙江北溪，逆江而上。沿着鳌浦险滩到浦南，在浦南换乘大船，再到玉兰坂一潭口一沙建一天宫险滩一新圩。然后弃船上岸，翻山越岭来到华葑镇，找到熟人李东溪，租了房子，打起了晓庄书店华葑分店的招牌，开始了卖书卖文具的生活。就从这时起我的妻子廖美政由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一个营业员，正式为晓庄书店劳作。而我每个月都要下漳州补补货，这时廖美政又要带孩子又要顾门市，生活十分艰难。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活中，如遇有什么困难事，她都会自言自语鼓励安慰自己地讲，这点困难与抗战时到华葑比算不了什么。就这样过了一段，华葑生意也没什么可做，不久，我们又搬回漳州道口街。
  林语堂的兄弟林玉林在上海创办杂志《宇宙风》、《论语》，因抗日战争开始，无法发行全国，特别是内地。又因原与家严庄仰升相识，故委托晓庄书店发行。货从上海到厦门后，由小“交通船”运到漳州，再由我店按订单整理包装，从邮局发往重庆、昆明、永安等全国各地，同时也部分在漳州零售。代发工作到抗战胜利才停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又对漳州进行多次狂轰滥炸。无奈之下，关起店门，带上一家人先到浦南，而后又到华安县玉兰坂避难，当时我还应当地小学陈校长邀请，为小学生上了两个星期的数学课。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但人们仍然不能安居乐业。由于国民党黑暗统治，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加上漳州于1948年遇上台风暴雨，大米一百斤卖到1.6亿法币。饿殍载道，目不忍睹。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此时图书生意几乎无法经营。当时图书已不是三十年代的一折几扣，而是变成了基本定价加十倍、二十倍，最高加到五十倍，也就是说买一本书用的钞票几乎与书一样厚。这是什么世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因此，购书的人日益减少。加上国民党在北方吃败战，就印“金元券”来发行，钞票与废纸差不多。晓庄书店面临绝境。为了生存，我店只好买来大树碱、石灰、炉底、鸭蛋等原料，经过多次试验后，自制成松花皮蛋摆放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销售，令人啼笑皆非。此外，我店还从长汀购进毛边纸、改良纸，全家齐动手，自制信封、信纸来销售。
  1949年6月，国民党军刘汝明兵团进驻漳州城，漳州人民再次遭受国民党军阀的凌辱和蹂躏。他们为非作歹，磬竹难书。直到9月19日漳州解放。第二天天刚亮，我打开窗帘往街上看，满街两侧的屋檐下都躺着解放军，抱着枪在睡觉，没有打扰市民。到第三天看看没什么不良的动静，我把店门打开，陈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站在我的面前，我俩又寒喧了一阵，我知道他是跟部队一起回来解放漳州的。
  漳州解放后，厦门不久也解放了。我店又开始到厦门进货。那时我看见有毛泽东的画像挂图，以及毛泽东的著作《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等，进了一大批回来。非常好销，受到群众的欢迎。不久，新华书店漳州支店也已成立。由于当时国内生产属于恢复时期，没什么书好卖。我店只能在文具方面下功夫，除信封、信纸外，主要制作学生用的作业本，还制作硬皮的日记本，在封面上烫上金字，印上
  晓庄书店发行。同时又为学校的少先队提供红领巾、少先队旗、臂章、腰鼓、钱鼓、铜锣、金钗等。此外，全市的文具店还组织“联购分销小组”经税务部门批准，到上海等地购进大批文具，供应市场需求。
  1953年全市进行工商企业清产核资，晓庄书店改为“新华书店晓庄代销店”。
  1956年1月，随着对私改造，晓庄书店并入新华书店漳州支店。庄荣禄为晓庄书店的代理人，庄荣樟、廖美政为从业人员一起进入新华书店安排工作。从此，我们一家人都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为新中国文化事业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