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是怎样进行禁烟的？
  辛亥革命（1911）漳州光复后，当时的漳州参议员会设立各局、课，其中民事局特别设置“禁烟”一职，由吴松亭负责。虽有机构和议事，但因积习难改，实际上工作并无开展，不久，该机构也随着政局变动而解散。
  民国七年（1918），陈炯明率粤军入闽，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推行新政，高喊禁烟，革除陋习等口号，但事实上在所辖的二十一县中，创设所谓“田亩捐”，又名“义捐”，实即鸦片捐，当时漳州有些农民曾为不种鸦片而捐款甚重不能交纳，推派代表进谒陈炯明陈情请予减轻，陈炯明却答说：“我们所征的是田亩捐，种植鸦片可听其自由，但捐款不能减”。这说明陈炯明只要收田亩捐，种鸦片也可以，而吸毒更有何妨！
  军阀张毅自民国十二年（1923）起统治漳州的几年间，他废除原有禁令，允许烟馆公开营业，一时间，旧新烟馆遍布市内各角落，其时张正天为防务局长，于正税之外勒收烟（鸦片）捐，田亩捐（烟苗），为了勒收田亩捐，公开的胁迫农民种植罂粟，如有违抗便遭残杀。当时，漳州一群爱国青年组织“震中学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活动，该组织青年卜益友出面请除“三害”，即烟（鸦片）、赌（赌博）、花（妓女）三害，其后卜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以枪杀。
  民国十四年（1925）漳州成立了“漳属禁烟办事处”，以漳州人陈兆龙（又名彬侯，系同盟会漳州第一任会长）为主任，张寿河为禁烟总检查，陈、张二人颇有抱负，也想做一点有益大众的事，但因政局不稳，加上地方恶势力顽抗阻挠，有令难行，禁而不止。
  民国十七年，张贞（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入漳，在驻漳的数年间（1928—1933），表面上三令五申要肃毒禁烟，可是田亩捐（种植鸦片捐）也是他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项目，何况他那些旅、团长中也有几个瘾君子，对于禁烟一事，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由泛滥下去，彼此皆大欢喜。
  民国二十年（1931）福建省成立“禁烟查缉处”，以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规定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当时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本人就是一个吸大烟享受腐化的典型官僚，所谓禁烟只是自我标榜，而实际却是公开买卖鸦片，以招商承包鸦片税。这期间漳州也随之以征代禁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福建省主席改由十九路军的蒋光鼐担任，蒋又兼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漳州也同时设置“禁烟督察员”，但刚成立不久，十九路军进行闽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将福建改为四个省，即闽海省、兴泉省、龙漳省、延建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禁烟一事谁也顾不上，这又给予毒贩子以可乘之机，买卖鸦片和吸毒没有人过问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政府对鸦片实行“寓禁于征”的公卖政策，通过“公卖”征收重税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勘乱”经费。事实上“寓禁于征”只是巧立名目，从鸦片收取更高税额，在“禁政”之中变个手法罢了。不久，陈仪、刘建绪相继主闽，“禁烟”调子唱得高一些，就漳州的情况看，表面上政令是严加禁止，但是烟毒泛滥之势不减，只是不象以前那么公开而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民党提出对鸦片“六年禁绝计划”，而且把每年的“六月三日”定为戒烟节说的颇为冠冕堂皇，但是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实际做起来却另外一回事。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间，在南靖曾发生一起鸦片“贼抢贼”的丑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福建上膏局龙岩分局，有一批“川土”鸦片，计十一箱三百多斤，伪装成包裹邮件，从龙岩运到南靖水潮，然后由省保安团派一军官率士兵八人押运，准备运往漳州出售，事被南靖金山人吴昂成（时任汀漳师管区连长，因请假回龙山）获悉，认为发财机会到了，便纠集亲信十多人，到龙山、雁竹两乡交界处地名“九丛松柏”地方埋伏，当运鸦片的帆船抵达该处，吴指挥同伙鸣枪喊话，命令交出鸦片，吴抢劫得手后，把这批鸦片分别运往和溪、华安、漳州等地销赃。事后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电令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严查，但这是明摆的“贼抢贼”丑事，谁也不愿出头损角，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综观国民党统治中国三十几年间，对鸦片烟毒口头上说禁，而实际上国民党内的官员和军队却始终在自由抽吸，甚至他们还利用查缉鸦片、征收鸦片捐税从中牟取钱财。由此，鸦片烟毒也是不断地在各地运销和任人抽吸。笔者曾经亲眼目睹这样的事实：
  1949年秋，国民党刘汝明第八兵团，被解放军追击，撤逃至漳州一带，其一四三师王守谦部驻守南靖山城时，军心惶惶不安，而这个师所部三个团长都是老烟枪，公然躺在民宅（他们占住民居）横榻上吸食鸦片，此时此地国民党军队还是不忘鸦片，悠然自得在大庭广众中吞云吐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