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8年，我在龙溪中学念书时加入了中共漳州工委组织。1949年“九·一九”漳州解放，便在老家漳州工作。1951年1月，作为一名调于生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我们一批初进北京的外地同学，都想在暑假期间到颐和园一游，游泳游泳度度署，便提前予购了入园游泳的门票。当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解放了，需要许多干部去那里工作。学院放暑假前两天，辅导员正儿八经地找我谈话，说外交部要在拉萨设外事处，决定调我到该处工作，同去的还有五名闽籍和北京籍同学。对组织决定，我们这些人毫不含糊，一点也不讲“价钱”，说走就走，我是党员，到“世界屋脊”额下的西藏去干革命，还有什么二话。第二天便和西调同学一起到外交部报到，把颐和园游泳门票撂掉。
  随后，我们先抵重庆外事处作进藏前的准备工作，由杨公素处长组织学习，学外事纪律、民族政策，要我们明确进藏任务，
  号召我们要吃大苦耐大劳，增强革命意志力，克服“高山反应”困难，保证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拉萨。
  7月下旬，我们一行18人从重庆乘车出发，经成都、康定、甘孜抵达当时川藏公路终点站海×山。旅途中，我们经过的第一座大山，便是闻名于世的二郎山，这座大山海拔3000多公尺，山分阳坡、阴坡，那阴坡多雨潮湿，森林茂密，云雾弥漫，山路艰险，公路沿坡盘旋而上，回头看坡下是万丈深沟，见不到过往车辆的车影，却能够听到车轮滚动的马达声。我们坐在车上颠颠簸簸，有些同志晕车呕吐，但谁也不叫苦。据说修筑这条盘山公路，还有筑路工人献出了年青的性命，我们受点苦算得了什么！大家互勉互励，高唱革命歌曲向前进。后来，听说从二郎山山脚到山顶有百里长，因为是高原的衔接处，车到山巅便见晴朗天空，沿山巅滑下坡，两旁几乎没有树木，这就叫阳坡。阳坡脚下是泸定县，著名的大渡河流经这里。我们特地下车去紧接县城的泸定铁索桥走了走，桥下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桥面用木板条铺成，没有用铁钉固定，走在桥面上摇摇晃晃，铁索也因而左右晃动，想当年红军战士抢渡大渡河，横跨铁索桥，该是何等英勇，个个雄姿跃在眼前，令人敬佩！
  从泸定沿瓦斯沟溪流上行到康定，沿途村落稀少，一片荒凉。康定是国民党西康省省会，可是市面小，只沿河一条街，还不如内地的一个镇，但这里已闻高原风味，藏胞、汉胞杂居一起，生活都很穷苦。我们的车出康定不远，便到折多山，这里比二郎山还高得多，开始“高山反应”了，胸闷头晕，特别是长在东南海滨的我尤其敏感，但想到进藏干革命，克服“高原反应”的意志力也加大起来，终于来到甘孜终点车站，开始徒走向西藏方向行进。在甘孜，我们和西南军区派赴西藏工作的干部汇合，组成以杨公素处长为领队的一个小队，雇上藏胞赶着牦牛向昌都进发，坐牛皮筏渡过金沙江。金沙江正逢洪水期，江面很宽，江水黄浊，旋涡套旋涡，渡口又在德格县的岗托，而牛皮筏只两米来长米把宽，用木条支撑着如船的筏体，这种牛皮筏离水时，一人可扛到肩膀上行走，下水只容载四至五人，我们坐在这样的牛皮筏上横渡江面宽阔、流水湍急的金沙江，简直像一片树叶在大江中飘动一样，随时有翻覆丧命的危险，可是我们一行人一船又一船地平安渡过。不过，我在渡江时紧闭双眼，不敢睁目看看江上险境。
  从德格到昌都一带，都是解放不满一年久的新区，沿途兵站布点少，保证不了我们一行人的住宿，经常露宿在杳无人烟的草地上。看上去，草地是干干的，可睡上一宵，第二天早起，贴身的褥子已经湿透了，要是碰上雨天就更糟啦！高原气候真是瞬时骤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天昏地暗，狂风大作，不是一阵暴雨便是一阵冰雹。我们随身携带的方块防雨布，根本抵挡不住这种风雨雹雪的袭击，为了胜利西行到拉萨，同志们都用双手护住面部，任雨雹撕打。幸好这种变化莫测的恶劣天气，来得快也消逝得快，风暴一过，又是万里晴空，令人神舒。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的高原跋涉，我们于九月下旬胜抵昌都。
  在昌都稍事休整，便要继续向拉萨进军。高原地区有句行路俗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们必须争取利用“正好走”的有利季节向前走，10月上旬，雇上藏胞骡帮，由10几头骡子驮着行李离开昌都，经类乌齐、丁青、雅岸多、索县，下秋卡、那曲，我们选走这条大北路是个牧区，虽然海拔的绝对高度大，但是这山走向那山的相对高度却小一些，走起路来不会那么吁喘吃力。这里，雪山茫茫，银光灿灿，一路满是冰雪，一脚踩下便陷入一尺多深，寒气袭人躯体，大伙为着增强御冷能力，便在翻山前夕多喝酥油茶，有的同志受不了酥油那股腥腥味，也只好捏住鼻子清落滑落地咽下去。翻山越岭上陡坡，身强力壮的同志当先，后续同志一手拉住前面同志的衣衫角，一手柱着木棍一步步往上蹬，谁先锋到达山顶就当起啦啦队员，给后续同志鼓劲：“加油！加油！”下坡了，因为崎岖跋涉，加上“高原反应”，有些同志走路不能保持自身平衡，直挺躯干前进仍有困难，照样要靠前面同志的辅力和自柱木棍的协助，才能够一步又一步地蹒跚下行。
  我们小队伍虽然有骡帮驮行，但每个人的身上负担也不轻：头戴毛皮帽，身着毛皮衣裤，脚穿大头毛皮鞋，肩背一条装米的长条布袋和一块五、六斤重的帐蓬防雨布，外加少量杂物，也是鼓鼓囊囊的，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路，有时还要赶八、九十里，往往是天未亮动身，月升空还在途中走。高原行军，其日行程的远近，要取决于沿途的水草状况，因为牲口吃不上草、喝不上水，次日便休想赶路，所以高原行军很难取决于人的意志力。牲口要吃草喝水了，我们只好搭作帐蓬，挖排水沟，就地宿营，入晚顾不得跋涉疲累，大伙儿又轮流站岗放哨保安全。
  西行路上的生活，真有点类似原始人那样过。因为高原的气压低，水不到沸点便滚开，每顿饭都做得夹生不熟，我们也只好采折灌木小枝条当筷子，夹起半生半熟的饭团嚼起来，再动手抓熟羊肉作菜下饭。那时候，做饭用的燃料，主要是靠我们在行军路上拾来的干牛粪烧，女同志开始觉得恶心，后来在燃烧的牛粪上烤馒头，吃入口也不觉得脏臭。雪地行军，根本无法洗漱，口渴了，就地抓把雪往嘴里塞，脸面脏得难受，就捧起雪往脸上搓搓擦擦，正规点的洗脸、洗脚，只能够等到兵站享受啦！进军西藏的生活是艰苦的，党中央对西行入藏的同志十分关心，为着保证进藏人员的身体健康，特地从内地给各兵站运送了许多代食粉、蛋黄腊等军用食品。这类食品的原设计是按人体正常所需要的营养成分选用精料配制的，可是承制这两种食品的不法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暗地里私自改变配方，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致使我们一行人吃了霉变品，发生肚胀腹痛事件，有的同志剧痛得倒在地上打滚。进藏后听说，伤天害理的不法资本家受到人民政府的应有惩处。
  经过近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人终于1951年11月27日胜利到达西藏首府拉萨。目的地到达了，大家喜颜悦色，可是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已经褴褛难辩，面相也和年龄不相称，二十几岁的年青人个个像三、四十岁的大中年。一到拉萨，大伙都围坐在太阳底下抓虱子。为了不给藏族中的反动分子授予讥讽的把柄，我们选择了僻静小道，绕进事先安排好了的住处，然后逐渐开辟工作，完成进藏任务。事过40年，如今回想西行入藏，饶有情趣：虽然历尽千艰百苦，但从艰苦生活中，我们的思想、意志、毅力都经受住磨炼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