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2年初，龙溪专区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后的广大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组织“三大合作”—互助合作、供销合作和信贷合作。龙溪地委决定抽调原海澄县县长郭景周到专区供销合作总社担任主任，负责筹建供销社工作，并把地委农委会和专署行政干校两个单位的干部全部移交专区合作总社。同年5～6月间，各县在当地党委的重视下，也都抽调了得力的干部筹备成立各县、区供销社。至1952年8月份，建社工作就在全区普遍铺开，仅用半年时间，全区共建立10个县供销社、106个区基层供销社，社员有45.1251万人，占当时全区总人口的28.2％，吸收股金达77.5745万元。
  各级供销社的建立得到了各级党政的有力支持，不但抽调了大批干部到供销社工作，而且把土改中没收的公房、家俱无偿地
  调拨给供销社使用。福建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还下达“关于扶植合作社发展的指示”，指示各级财委、国营贸易、银行、税收、运输等部门要给予优待，大力扶植供销社的发展。
  当时，供销社职工多数来自农村土改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虽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但从事商业工作却是门外汉，为了使供销社的经营管理尽快走上轨道，抓紧职工的专业培训，成为当务之急，地、县供销社都建立了干部的培训中心，还因供销社业务繁忙、点多、人员分散的特点，除了脱产学习以外，还创造了长会短训，巡回教学和在职业余学习等多种培训形式，加强对职工的专业训练。这对于提高供销社的经营管理水平，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使企业的运转迅速走上轨道，并充分启动企业的功能，起到了组织保证作用。
  1954年底，党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供销合作社担负着对城乡手工业和农村私人商业的改造任务。国营贸易公司把扶植壮大供销社经济当做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们通过控制粮油、纱布、食盐、煤油、红糖、木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物资，以优惠价和方便的方式，批发给供销社，使供销社在与私人商业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迫使私营商业不得不接受改造。到1956年改造基本结束时统计，全区私营商业、饮食服务行业共5699家、8389人，纳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各种改造形式的有5329家、7935人，分别占总户数的93.31％，总人数的95.03％。
  在私人手工业方面，供销社通过加工订货，引导23种行业，组织276个生产小组，从业人员达3032人。直到1955年专署手工业科成立，手工业管理才从供销社移交出去。
  供销社从成立后，就为广大农民谋利益作为办社的宗旨，由于多数职工出身于农村，熟悉农村生产情况，了解农民生活习惯，和农民心连心，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凡农民要求举办的事，供销社就千方百计去办。建社初期，供销社业务经营范围无所不包，凡是农渔业产品，几乎统归供销社收购或代购，包括粮、油、生猪、药材、水产、食盐、食糖、烟草等。商业以外的第三产业，包括医药卫生、饮食、照像、旅社、统归供销社经营和管理，供销社发挥着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步划细，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才把粮食、花生、水产、生猪、食糖等移交给国营商业去经营。
  供销合作社除了负责农付产品收购、推销和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的繁重任务外，还担负着国防建设，支援前线和抗旱、抗灾等后勤工作。例如3613飞机场、鹰厦铁路、厦门海堤、漳龙公路等大型项目的建设，上场民工有10多万人，供销社抽调了大批职工到工地设点供应。仅支援鹰厦铁路建设，就抽调了3百多人，设立了16个供应点，组织了大量物资、生活用品，满足军工的需要，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总之，供销社在它初创阶段，在为农渔业生产、国防建设、支援前线服务，在促进私人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党内开始滋长着一种“左”的做法，产生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恶果就是发生在1958年8月撤销了供销社，把地、县供销社并入国营商业，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变供销社集体经济为全民所有制，供销社体系第一次解体。直到1961年5月，龙溪地委根据上级的指示，才决定恢复供销社的建制。到7月份除漳州市外，各县、基层供销社才陆续从商业局和人民公社脱离出来，重新建立专、县、基三体系。
  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共产风，浮夸风泛滥成灾，供销社也不能幸免。业务上出现大购大销，放“卫星”，资金盲目投放。原来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在大破大立，不破不立的错误口号鼓吹下，商品资金听从长官意志决定，到处出现赊销挪用。据1961年全区统计损失财产高达2382万元。供销社恢复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手要抓自己内部的清理、整顿；一手要为遭受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休养生息提供支援。
  供销社重建后，把促进农付业生产的发展放在首位，在当时化肥极端紧缺情况下，各级供销社认真贯彻“以农家肥为主，商品化肥为付的方针”，大办土化肥厂，组织山海协作，大搞化肥上山；千方百计组织城镇骨肥、砒肥、发肥、人粪肥下乡。由于大炼钢铁，竹木资源遭受严重摧残，中小农具供应非常紧张，供销社积极配合手工业部门，组织专业队伍下乡巡回维修。在农付产品收购方面，重视等价交换，制定合理的购留比例和物资奖售政策，推广购销合同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克服大跃进中抢购、购过头和不等价交换的过“左”行为，保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重视对野生小宗农付产品和废旧物资的收购，千方百计为农业生产筹集资金，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在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的时期，供销社广大职工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在困难时期，党内“左”的思想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因此，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左”的思想又开始抬头，而且愈演愈烈。它表现在供销社各方面工作中，从1963年开始，在各级社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五反”运动。大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把少数职工为克服经济困难用单车载客，养猪卖议价，看古装戏，商品走后门等都当成阶级斗争的动向。在合作店、组中清除所谓不纯分子和违纪分子。在农贸市场排摊设点，挤垮无证商贩和弃农经商的农民。对352种农付产品价格重新进行平衡和调整，大部份调低了收购价，使农民一年减少148万元的收入。强调统购派购是国家掌握农产品的重要手段。强调以粮为纲，限制付业生产，限制以现金支付收购款。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供销社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政治冲击一切，结果业务下降。1966年“文革”后，供销社当然也无可幸免地被卷进10年浩劫中。从此，各级供销社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到1969年初、在所谓斗批改的狂热中，又一次被宣布解散，并入国营商业。这次解体延续到1975年，才又第二次恢复供销社体系。
  1975年，地委决定文革前原地区供销社主任李佩瑄回到地区社继续主持工作。在这年年底和76年初，地、县机构陆续得到恢复，地区社刚恢复时确是一无所有、办公楼被外单位占用，家具在文革中被拍卖，大量档案烧毁或遗失，干部经过长达10年的折腾，巳精疲力尽，思想相当涣散，派性、无政府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极左思潮还沿着原有的惯性在继续滑行。学大寨、学大庆，把商业网点下伸到农村生产大队和小队，做到买卖不出村、实现“两个完全一个代替”（即农产品收购和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完全归社会主义商业，以社会主义商业代替资本主义商业）的极左作法，还搞得热火朝天。
  1978年供销社在三中全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体制让位于千家万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品经济让位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独家经营让位于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渠道。供销社原来的僵化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继续发挥供销社在农村流通中主渠道的作用，广大供销社职工不断更新思想观念，解放思想，大胆开拓，不断探索新的路子。提出改供销社“官”办为民办，加强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通过扩股集资，从农村招聘合同工，健全社员代表会和理监会，下放权力，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广经营承包责任制，强化为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等等改革开放措施，尽管探索的道路还很漫长，但终究站隐了脚跟，而且不断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环境，不断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了企业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
  回顾40年供销社所走过的历程，是一部充满曲折和痛苦的历史。它的经验和教训是我党建设社会主义宝贵经验的组成部份。在纪念建国40周年之际，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希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可做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