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八·一五”胜利后，福建省主席刘建绪就立即组织“接收厦门委员会”，报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核准，並经陆军总部同意，决定以省保安处处长严泽元为主任委员（即“受降主官”），同时，又委派省政府委员黄天爵（海澄人）为厦门市市长。于是“接收厦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会集在漳州，筹划如何进入厦门受降及接收的一切事宜了。
  当时严泽元下榻于漳州的九龙饭店，住在这里的，除了严泽元和他的随从人员外，还有准备到厦门担任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职的阙渊少将，参谋长柯远芬少将，秘书沈桢，以及担负受降官警卫的保安×团大队长邬学义中校，“中央社”特派员冯文质（闽警二期毕业），受降官的英语翻译陈振福（协大毕业生）等人。
  厦门市市长黄天爵和厦门市党部书记长黄谦若，市府主任秘书吴春熙以及陈烈甫（后任厦门市参议会参议长）、严燄（后任厦门市商会会长）等人，则住在福建省银行漳州分行内（现厦门路）。但都到九龙饭店中商讨接收问题，九龙饭店一时成为接收工作的中心活动区。
  对于“厦门受降”问题，当时海军司令陈绍宽正奉命主持接受日本海军投降工作，由于厦门历来是海军驻防的要港，侵占厦门的正是日本海军，应该由海军派人前往主持受降仪式。因而早巳电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少将兼任接收厦门日本海军专员，指令克日前往办理具报。于是，李世甲立即率领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第一营（约二、三百人枪），由福州循陆南行，于八月二十六日抵集美，准备进入厦门受降，并通知严泽元。但原先正集结在集美的，由陈重率领的保安团（约一千余人枪），则阻止海军进入厦岛，並敦请李世甲到漳州洽商。这么一来“接收厦门委员会”和海军，究竟应以谁为主，代表中国政府入厦受降呢？
  正在这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又来急电，声称：“奉总裁手谕：凡全国敌产应由财政部统一接收处理。现派李致中兼厦门市接收组组长”，並说“在李尚未莅任之前，不得擅自接收。”严泽元接电后，赶紧复电敦请李组长莅漳，谁知回电却说“李尚在广州接收”。
  情况越变越复杂，这时戴笠的军统局又以蒋总裁名义电知福建省政府：“全国汉奸案一律归军统局统一处理”。又电转军统局紧急通知说：“巳派沈觐康任厦门市警察局长，负责处理该市汉奸案件。”
  原设在华安的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俗称“华安班”）的副主任陈达元更认为接收厦门“非我莫属”。因为他所属四个营（约三千多人枪）实力最强，所以他和另一副主任雷镇钟早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五天，就命令所属四个营立即移防逼近厦门：第一营驻海沧，第二营驻嵩屿，第三营驻石码，第四营驻海澄县城里，随时准备去厦门接收。
  由于多方插手，各有来头，互相制肘，争执不下，最后省主席刘建绪亲自坐镇漳州跟各方面反复磋商，仍然无法解决究竟以谁为主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刘只好报陆军总部核准；李世甲也致电海军部请示。陈绍宽复电：“仰遵照前令办理”。态度十分明朗、坚定。由于上头意见未能统一，所以受降之事一直拖延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