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决定，在企业经营上是尔虞我诈的，因此好景不常。我独资经营的玻璃厂，除我夫妻外，只一个亲戚帮作会计，对他信任自不待言。不料一九四九年春节后，我正拟往福州聘请技工时，发觉会计不来上班，这时才得悉：以他为主谋，早已与旧工友计议以合作形式在厦设厂，技工以工代股。因此我厂除徒工外，主要技工全部被拉走。这个突然拆台，几乎使我措手不及。根据当时情况，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倒厂，二是不借一切代价维持企业继续生产。
  当时我认为：我是独资经营的，在有劳资关系中，生产力再好也有一定限度；而他们是合伙形式，从技工到学徒，包括会计，出纳等在内，都是以工资入股，生产力自然会尽其所能。这两种方式对比，其生产力会比我厂约高一倍。因其产品搭配较得当。工时可拉长，原材料能节约使用。更因他们早有准备，全班人马提前到厂，马上可以开始生产。等我到福州延请技工，时间得延缓一个月。在这条件优劣悬殊的情况下，我采取下列措施：
  （一）在我往福州前，先把我厂产品价格降低，对先前批发商进货的价格亏损部分，由我厂赔补。牢牢地把批发商掌握在我厂手中，这样批售商就产生了观望的态度，使对方的产品不能及时脱销，资金周转因而不灵。
  （二）提高收购玻璃碎的价钱，使我厂有足够利用的原料；收购价每担原只银元三、四元，提高为美元七元。对厦门各旧货摊，不但预付货款，且派专人驻厦及时收购，有多少收多少。计放款约一千美元，解放后均被倒帐。
  （三）为战胜对方，把产品售价降低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如四号灯筒每打由六角降至二角。这样使对方产品难以销售，不但没有工资可拿，连吃饭也成问题。
  漳州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解放时，我在厦门，二十日乘最后一条船至浮宫，当晚在该地迎接解放，翌日步行返漳。解放初期我厂的经营情况如下：
  （一）四九年招聘的技工，年终回福州过年后，五○年初又被挖走，因而又去招聘；为计划扩大生产，于四、五月间以美元三百元给师傅头再去福州招聘，结果被其挥霍空手而回，翌年也不再来。五一年初聘请当时任福州玻璃厂工会主席某来漳为我厂生产组长。
  （二）对方在厦门经营失败后，又在漳另组小厂，但不久又跨台，剩下几件破烂家具、模型等，由我厂以银元三百八十元收购。
  （三）为推销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在厦门升平路顶过店面，购置家具约花美元一千元，设立分销处。
  解放后，我为保存企业而力图发展，不少人视我为傻，说“人家关鸡尔放鹅”。本来，我厂五一年招聘的技工，到同年年底回福州后，厂里只剩一些学徒，解雇是容易的，何乐不为，但我有个信念：认为如共产党不好，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呢？这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因此对企业积极经营，把原米在台湾、厦门经营商业的资金，集中投入玻璃厂。
  自四九年春节后，我厂会计主谋拉走技工在厦设厂，双方在经营上进行竞争。对方在我厂的压力下，不得不拖长其生产工时，每日劳动在十八小时以上，因而有些学徒在生产中打瞌睡被师傅用吹筒烫罚，事被厦门《江声报》得悉，在报上加以揭发，并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进行调解。不久，对方派工友来漳配合我市总工会派员参加谈判。对方代表提出每日生产时间定为八小时，我双手赞成，但要求互派代表驻厂监督执行，而对方竞不答应不辞而去。可见对方来漳谈判是企图以工会对我厂施加压力，限制生产，但事与愿违，不能如愿以偿。
  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开始后，该会计受其厂技工学徒纷纷质难弃职而逃，双方通过这次运动的教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的错误手段有所认识，觉得今是而昨非，两厂的斗争得以结束。经过三年多的较量，我厂损失达六、七千美元，但企业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