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郑一鹏，字九万，号抑斋，莆田县城关人。明世宗朝给事中，居谏官之职，以“谏垣中最敢言”闻名于史，是莆阳历史上以敢谏著称的一位谏官。 读书翰苑 积极议政 郑一鹏出身莆阳望族，为南湖郑氏后裔。明弘治六年（1493），生于莆田城关。曾祖郑兴宗、祖父郑迁善，俱由乡荐（举人）出任儒学训导。一鹏自幼聪敏，不沉湎于戏玩；稍长，博通群书，议论英发。明正德八年（1513）乡试中举，十六年登进士第，选翰林庶吉士。一鹏虽属读书馆中，仍积极议论时政。 先是，当年三月，三十一岁的明武宗沉湎玩乐，捕鱼落水，病死于深宫豹房。因武宗无子，遂由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翌年改元嘉靖元年（1522）。 时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总揽朝政，适时颁布武宗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废皇店，遗还豹房番僧、教坊乐人与四方进献的美女，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收捕拥有重兵的武宗宠将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害；草拟明世宗登极诏书，对时事多有兴革；极力维护皇朝政权的平稳交接，顺应了民心，获得朝野声望。 明嘉靖元年（1522），明世宗念及杨相辅政拥戴之功，提议封号伯爵。郑一鹏上书杨廷和，劝其力辞封爵，未为杨所接受。后御史曹嘉疏论大学士杨廷和在“内阁柄（权力）太重”，郑一鹏驳之曰：“明太宗始立内阁，简（选任）解缙（大学士）等商政，至漏下数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宣召有几？张锐、魏彬之狱，献帝追崇之议，未尝召廷和等面论。所拟旨内（宫廷）多更定，未可谓专（专权）也。” 明世宗以藩王继大统，多谋而刚愎，在即位礼仪上与内阁发生争执，拒绝行皇太子即位之礼。之后，在议定生父兴献王主祀称号上，又生分岐，不听杨廷和内阁的主张，致杨被迫辞职。[1]以上所论，反映郑一鹏对朝政的关注，论人的正直。名臣海瑞赠诗与其共勉，曰：“丈夫所志在经国（治理国家），期使四海皆衽席（安居乐业）。”（《樵溪行送郑一鹏给内》） 授任给事 忘身论谏 明嘉靖十八年（1523），郑一鹏庶吉士结业，授户科给事中[2]，开始了谏官的生涯。后转吏科左给事中，尝奉命出使楚地册封藩王，拒收馈赠礼金，受到好评。不久又差委巡视光禄寺。光禄寺是朝廷直属机构之一，掌皇宫酒膳、祭祀燕飨供给等事务。一鹏巡察后，“疏陈十四事甚悉”，全面揭露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接着，又论劾该寺揽权纳贿、侵占冒领行为，及宫内小臣强横索贿行径，依法予以处置。由此，寺中宿弊得到肃清，每岁节省了不少经费，而近侍宠臣却颇感不利。 明代设置六科给事中职使，主要是对六部及诸寺直属机构执政实施监察，纠察论劾，维护纲纪，充当帝王的耳目。郑一鹏则更多关注涉及国家大政要务，直陈时政得失，忘身言谏，乃至触及帝王之失。 明世宗迷信道教，即位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1523）四月，世宗听信太监崔文所言，修醮可以去祸，遂于乾清、坤宁诸宫设斋醮祭拜，宫中诸多厂阁亦莫不设醮，或连日夜，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经筵成为虚设而无用。对此，郑一鹏上疏谏曰：“近来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伤太平之业，失天下之望，莫此为甚。臣巡视光禄，见一斋醮蔬食之费，为钱万有八千。陛下忍敛民怨，而不忍伤佞幸之心。况今天灾频降，京师道殣（饿死道路者）相望；边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饱食，而为僧道靡费至此。臣谓挟此术者，必皆魏彬、张锐之余党，曩以欺先帝，使生民涂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陛下急诛之，远之可也。敢乞陛下立停斋祀，放归方士，如有灾祸，由臣身当之！”疏上，世宗觉悟，降旨曰：“天时饥馑，斋祀暂且停止。” 郑一鹏针对皇宫中用度日益奢侈，耗费比明英宗天顺时多至数倍，上疏曰：“今岁灾用诎（短缺），往往借支太仓。未央诸宫，每有赢积，率馈遗戚里。曷若（何不如）留供光禄，彰母后德？”于是，明世宗命乾清、坤宁二宫暂减岁用十分之一。郑一鹏又针对鲁迷（今土耳其国）进贡狮子、西牛、西狗、西马及珠玉等宝物，援引汉朝关闭玉门关，谢绝西域外国进贡奇宝的故事，疏请世宗敕令边臣，对鲁迷来贡量行赏赍，就地遣送回国，勿使进京，彰明天朝不以远物为宝的盛德。世宗不采纳。 明嘉靖三年（1524）二月，给事中邓继曾上疏，对皇帝不与内阁共政的做法进行规谏。曰：“祖宗以来，凡有批答，必下内阁拟议而行。顷者，中事不考经，文不会理，或左右群小，窃权希宠，以至于此。陛下不与大臣共政，而容若辈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世宗大怒，将继曾下诏狱，不久降职为县丞。郑一鹏与几位给事中，皆进行论救，不报。 东厂理刑千户陶淳假手杀人，郑一鹏论劾将其正罪谪戍。世宗诏复查案情，改拟带俸。一鹏又与御史李东等奏劾刑部侍郎孟凤失职，世宗不听。 预议大礼 执义谏诤 时中外臣僚对明世宗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展开一场经久激烈的争论，在当时被认为是维护封建礼制的重大原则问题。郑一鹏义无反顾，投身这场激烈的斗争中。 明嘉靖三年（1524）三月，世宗诏为兴献帝加尊号并议为其建庙奉祀之事。礼部侍郎吴一鹏会同朝臣力言建庙之非，翰林修撰吕楠、编修邹守益亦上疏谏争。世宗恼怒，令将吕、邹逮送镇抚司（诏狱）拷讯。忠义之士虽知二人无罪，却无人敢言。郑一鹏毅然上疏论救。疏曰：“臣闻人臣之职，以进言为忠；人君之德，以纳谏为明。近修撰吕楠、编修邹守益，论谏大礼，俱以言辞忤慢，下锦衣狱，臣谓此非盛德也。二臣文学行谊，素为翰林所重。今其言虽激切，而忠爱之心，诚有可亮者。有臣如吕楠辈，陛下宜置之左右，以资其论思启沃之益，顾（反而）忍摧折而挫辱之耶？”指出：“夫士君子之正气，国家之元气系焉。今吕楠与守益相继下狱，臣恐士气益靡，元气日耗，国之理乱未可知也。伏望陛下深维社稷安危之计，天命人心去留之机，不以容受直言为难，而以阻塞言路为惧，特宥吕楠等照旧供职，则士气益振，圣德弥光，国家元气愈固，一举而数善从之矣！”4]从国家治乱安危高度，论述帝王广开言路的重要性。世宗不听，吕楠、邹守益二人被贬谪远州。 明嘉靖三年（1524）七月，由于明世宗在大礼议问题上，坚持尊生父兴献帝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并于宫中另立庙，朝议时，遭受二百多名朝臣反对，而被斥为“无君”举动。朝臣认为事关封建纲常名教的根本大事，一旦孝宗改为皇伯考，则“太庙无考，正统有间”。于是，二百多名翰林、寺、部、台谏官员，决心“仗节死义”，伏跪于左顺门，向世宗争谏。自辰至午，世宗两次遣太监传旨谕退，百官皆伏跪不起，甚至有人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世宗甚怒，令司礼监登录姓名、逮捕首事者八人下狱。群臣撼门痛哭，声震阙廷。世宗大怒，遂命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另八十六人姑令待罪。世宗令将八名首事编伍，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者廷杖。郑一鹏因参加伏阙争谏，被廷杖三十。[6]多名莆臣亦受到严厉处罚，郎中黄侍显以首事者流戍广东陆丰碣石卫；御史张曰韬被杖几死，以布裹臂肉，强挟而归，越三日卒。共有十七人因杖责病创先后死去，可见这场斗争的残酷。 郑一鹏虽遭责打，但并未放弃议礼之争。时观政进士张璁、前朝老臣席书等，迎合世宗，鼓吹“继嗣不继统”之论（即尊明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不继承孝宗至武宗系统）。郑一鹏上《黜邪说、正大礼疏》，论述“小宗继大宗”是万古不易的纲常之制，立庙之议违反古制，是“大宗之外复有一大宗”。斥席书所论为“无礼君父”之邪说，动摇国是，应如鹰鹯逐鸟雀一样，不共戴天，不忍与之并立于朝。又言桂萼、张璁等人，朋比为奸，熒感圣听，云云。一些史志称，一鹏再次被廷杖三十。[6] 今天看来，大礼议乃是当时君臣对封建纲常名教，即传统礼制是否坚持之争，同时亦反映朝廷权力之争。郑一鹏等一大批士族精英，在议礼过程中，为维护传统礼制所表现的坚定政治信念，不惜仗节死义，其勇于谏诤的精神，历来为史家所称颂。 秉忠议政 举直斥佞 郑一鹏在言官任上，秉义尽忠，与议大政，不畏威势，忘身逆言，指佞触邪，举枉错直，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明史》称，“时诸臣进言多获谴，而一鹏间得俞旨，益发舒言事”。意为，因所论有时获帝王允许，而更加放手论事。 诸如上疏论杨宏（漕运总兵）不宜推用为宁夏总兵官；论席书（礼部尚书）不宜揭发费宏，而留其弟席春为翰林修撰；论王宪（兵部尚书）夤缘贵近，邓璋（都御史）败事甘肃，举用三边总督；服丧的尚书罗钦顺，告假的祭酒鲁鑙，被谪官的翰林修撰吕楠等，宜召回安置于经筵；对廷臣乞省养疾，不宜一概不许，“诸疏皆侃侃” 。[7]侍郎胡瓒、都督鲁纲，督师讨伐大同叛卒，所奏请功状，列名遍及文武大臣、台谏、部曹，及各边抚、按、镇、监。一鹏上疏揭发鲁瓒贪功欺罔之罪，曰：“桂勇诛郭监等，在瓒未至之先；徐毡儿等之诛，于瓒无与。瓒欲邀功冒赏，惧众口非议，乃请并叙以媚之。夫自大同构难，大臣、台谏谁为陛下画一策者？孤城穷寇，尚多逋逃，各边镇、抚，相去数千里，安在其能犄角（抵抗）也？请治瓒等欺罪。”于是未予行赏。 武定侯郭勋，阴谋得到毗邻的虎贲左卫公署，以扩大自家府第。于是指使卫指挥王琬等声称卫署低下狭小，不足吏士居住，而民郭顺愿以宅易之。郭顺系郭勋家奴，实际其宅更为低狭。郑一鹏遂与同官张嵩参劾郭勋曰：“以敝宅易公署，骄纵罔上。昔窦宪改沁水园，卒（终）以逆诛。（郭）勋谋夺朝廷武卫，其恶岂止（窦）宪比；部臣附势曲从，宜坐罪。”尚书赵璜等人，不得已自劾其罪。诏令郭勋归还所得卫署。郭勋由此对一鹏甚为怨恨。郑一鹏还参劾了皇亲张鹤龄侵占民田案。 郑一鹏在谏署四载，纠察纪纲，举直斥佞，不遗余力又无所顾忌，上疏达百章之多。他在伏阙被仗后，相继上《重经筵以养圣德疏》、《辟左道以除圣德疏》、《却贡献以光圣德疏》、《保全谏官以开言路疏》、《宥狂直以振士气疏》、《止传乞抑奔竞以正士风疏》、《纤劾权奸疏》等十余疏[8]，所论皆关系君德，直切世务，尽现其爱君效国之心与深思卓识。由于对权贵利益多有触犯，而被怀恨在心，蓄谋加害之。 罢职居家 课子授徒 郭勋尝被指与谋反的白莲教徒李福达交往，并为李辩护，而受到大臣的弹劾。此时，郑一鹏再次以李福达案论劾郭勋。因郭勋赞成议大礼，世宗欲对其加以保护。遂命桂萼、张璁重审李福达案，结果完全推翻了旧案，大批官员受到严惩。郑一鹏亦被指“妄奏”坐罪，拷掠除名[9]，实施政治报复。 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正值对京官进行考察，礼部侍郎桂萼疏请借机斥逐反对议礼的言官。明世宗下令科道官（六部言官与各道御史）互相纠劾。郑一鹏倡议诸同僚执奏宣言：“非事体不敢奉诏。”世宗预先派人侦缉访得其状，甚怒，权幸乘机陷害，致一鹏被杖六十，罢职为民。“臂肉削尽，濒死犹得生还。”[10]两种说法其实是一致的，后说所云“权幸乘机陷害”，即前说被指“妄奏”。 郑一鹏罢职归家后，杜门读书，课诸子学业，在学堂壁上大字书曰：“希圣希贤，作天下第一流人物；维忠维孝，扶世间亿万载纲常。”用以激励诸子，亦是其忠实奉行的人生宗旨。 一鹏因家贫无以为养，遂赴建宁授徒，敝衣布冠，恂恂如寒士，主人亦不知其为前谏官。逾年，有新补弟子员者入公塾中，甚为矜色。一鹏询其年，俨然曰：“才三十耳！”一鹏笑曰：“此仆拜杖之年也！”主人询知其姓字，大为惊奇，敬谢不已。一鹏归时，赠贻颇厚，得以买田数亩以供生活之费。 一鹏居家二十六年。巡按御史先后十次保荐起用，明世宗俱不听用。郑一鹏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病逝，终年五十九岁。明隆庆元年（1567），新君更化，言官屡请追恤，乃复官，赠光禄寺卿。 郑一鹏著有《馆省书疏》二卷，《抑斋遗集》四卷。 注 [1]明武宗无子，世宗由藩王入继帝位，欲尊生父兴献王祐杬为皇考。内阁首辅杨廷和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武宗父）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因事关封建纲常名数根本大事，二百余名朝臣仗节死义，伏阙力争，被世宗视为无君之举，横加镇压。嘉靖七年，世宗颁布《明伦大典》为结论，决定称孝宗、张皇后为皇伯考、皇伯母，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早已辞官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削籍为民。 [2]明代无宰相，于六部设都给事中（正七品）一人，左、右给事中（从七品）各一人，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具有言谏、封驳、弹劾等责，重点对尚书六部行政的监察，直接对皇帝负责。 [3]《明史》卷二百六，郑一鹏传。《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 [4]郑一鹏《论吕楠、邹守益不宜下狱疏》（涂庆澜《莆阳文辑》卷一）。 [5]《福建通志》卷六十九；林岵瞻《莆田县志稿》名臣传。 [6]《福建通志》卷四十四，郑一鹏传；林岵瞻《莆田志稿》郑一鹏传；黄海《续莆阳比事》卷七《精金粹玉，大节孤忠》，皆称“廷杖三十”，疑有误。《福建通志》又将《黜邪说、正大礼疏》，与论劾“席书、桂萼等妄议摇国是”之事，裂为前后不同二事。邑人史家柯维骐《郑一鹏传》（《国朝献征录》）则云：“甲申七月，科道百官伏阙请正大礼，一鹏同杖三十。虽被挫折，志操愈励，报论席书、桂萼、张璁、方献夫，妄议大礼，以摇国是。”所载甚确，从之。 [7][9]《明史》卷二百六，郑一鹏传。 [8]贾三近辑《皇明两朝疏抄》。 [10]柯维骐《吏科给事中郑一鹏传》（《国朝献征录》卷八十）。 [11]郑王臣《莆风清籁集》卷十七，《兰陔诗话》。 [12]《福建通志》卷六十八，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