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经济概况
第一节 建国前经济
建国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和小农生产体制的束缚，境内自然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生产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薄弱。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9871万元，国民收入6086万元。
一、农业
由于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落后，水利设施差，生产水平低下，粮食历来紧缺。1949年，粮食亩产240公斤，总产量1亿公斤，森林总蓄积量300万立方米，生猪存栏10万头，水产品总产量6500吨。农业总产值833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4.4％。
二、工业
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传统行业有制盐、打铁、织布、制糖、酿酒、造纸、刺绣、烧瓦、竹木器制作等，皆为私营作坊，设备和技术落后，产值低。清光绪十九年（1893）后，陆续出现印刷、碾米、火电、炼乳等现代工业，但规模都不大。1949年全县有动力机械74部，功率750千瓦。工业总产值153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5.6。
三、交通邮电
历史上交通运输靠的是徒步、肩挑、畜驮和船运。木兰溪干流和下游支渠为内河运输动脉。海运业兴于宋代，但时禁时开。民国13年（1924）始筑公路，路况极差，晴天可通，雨天则阻。1949年，全县只有公路45公里，通航河道360公里，水陆路总货运量10.9万吨。
清末，先后设邮局、电报局，至民国12年（1923），全县有邮局4个，电报局2个。1949年有邮电局、代办所49个，农村邮路12条（总长397.5公里），长途电话电路2条，电报电路3条，邮电设施简陋、业务量少。
四、商业
唐代，境内已有市集进行商贸活动。宋元以后，一些墟集逐渐形成小镇（水市），海运业大有发展。商品流通日趋活跃。清末至民国初年，三江口成为境内最大的港口，至抗日战争期间发展为东南沿海唯一口岸，涵江成为商业重镇，曾一度被称为“小上海”。县内商业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发展缓慢。1949年社会商品零售额2082万元，人均商品零售额30元。
第二节 建国后经济
建国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逐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至1990年，经历4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1956）
主要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通过民主改革，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得到发展。1956年全县社会总产值21217万元，比1950年的14356万元增长47.8％，年均递增6.7％；工农业总产值16940万元，比1950年的11463万元增长47.8％，年均递增6.7％；国民收入11335万元，比1950年的7669万元增长47.8％，年均递增6.7％。
农业 实行土地改革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全面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1956年，农业总产值12780万元，比1950年增长34％，年均递增5％。粮食总产量2亿公斤，造林73568亩，养猪12.12万头，水果总产量6995吨，水产品总产量21990吨。
工业 采取调整、改造、重点建设和积极扶植的措施，扩大国营工业。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合营，逐步把企业的生产直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通过民主改革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水平。1956年工业总产值4160万元，比1950年增长115.9％，年均递增13.7％，其中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占86.24％。
交通邮电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不断改善交通邮电设施。1956年公路总长168.7公里，通航机动船的内河航道32公里。交通部门水陆路总货运量73.6万吨，年货运周转量1527.89万吨公里。全县有邮电局1个，邮电所10个，代办所62个，市话97户，农话191户，通邮乡村157个，长话交换机1部20门，农话交换机325门，市话磁石交换机2席150门，邮电业务收入26.67万元。
商业 建国后，先后建立国营商业机构和专业公司，逐步形成国营商业网。1953年开始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棉、油等实行统购统销，基本形成以公有制商业为主体的商业体系。195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5996万元，比1949年增长188％，人均商品零售额70元。1956年恢复对外贸易，外贸出口总额7万元。
财政税收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1956年财政总收入1240万元，比1950年增长210，年均递增20.8％。
二、第二阶段（1957～1966）
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指导方针失误，急躁冒进，脱离实际，经济比例失调，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挫折，出现暂时困难。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经济复苏。1966年社会总产值19626万元，比1956年减少7.5％；工农业总产值15670万元，比1956年减少7.5％；国民收入10484万元，比1956年减少7.5％。
农业 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变革过快，随之出现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出现徘徊甚至倒退的情况。1962年调整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三包一奖”等政策，生产逐年恢复。1966年农业总产值10046万元，比1956年减少21.4％，年均递减2.4％。粮食总产量2.323亿公斤，水果总产量6795吨，水产品总产量30000吨，生猪存栏31.59万头。
工业 1958年，由于“大跃进”，工业盲目发展，国营企业增至109个。因为资源、设备、技术、管理诸方面都跟不上，多数企业亏损，被迫下马。工业生产从1958～1962年，每年平均递减10.8％。经过整顿，1964～1966年，工业生产以每年递增16.3％的速度发展。1966年，工业总产值5624万元，比1956年增长35.2％，年均递增3.1％。
交通邮电 人民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修筑公路，1966年公路总长281.9公里，比1956年增长67.1％，其中干线公路95.9公里。可通航机动船的河道63公里。交通部门水陆路总货运量50.91万吨，年货运周转量3573.27万吨公里。
邮电事业得到发展，1958年实现乡乡通电话。1966年有通邮大队511个，农村邮路达2126公里，逐步以自行车和机动车取代人工邮运。市话167户，农话553户，长话交换机1部20门，农话交换机38部1200门，市话磁石交换机3席300门，邮电业务收入45.23万元。
商业 大跃进”期间，商业工作受“大购大销”影响，资金损失。随后，集市贸易被关闭，商业网点减少，商品流通不畅，物资奇缺，凭票证供应的品种增多，影响人民生活。1962年调整合作商店，允许少量个体商贩营业，恢复供销社和集市贸易，购销业务逐步扩大，除粮、油、布匹实行凭证供应外，其他陆续敞开供应。196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7812万元，比1956年增长30.2％，人均商品零售额75元。外贸出口总额302万元，为1956年的43倍，其中粮油食品161万元，土产15万元，畜产27万元，工艺品99万元。
财政税收 1966年财政总收入1309万元，比1956年增长5.6％。年均递增0.5％。
三、第三阶段（1967～1976）
“文化大革命”中，党政机关受冲击，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所谓的“管、卡、压”制度，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1967～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数低于1966年水平。由于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抵制“左”的错误，坚守岗位，搞好生产，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成绩。1976年全县社会总产值52328万元，比1966年增长166.6％，年均递增10.3％；工农业总产值19148万元，比1966年增长22.2％，年均递增1.8％；国民收入15362万元，比1966年增长46.5％，年均递增3.9％。
农业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由于耕作制度和技术的革新，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但只抓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把农民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和批判，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头。森林乱砍滥伐现象屡禁不止，10年间，林木蓄积量损失125万立方米。1976年农业总产值12461万元，比1966年增长24％，年均递增2.2％。粮食总产量2.515亿公斤，造林53655亩，生猪存栏30.1万头，水果总产量9390吨，水产品产量28735吨。
工业 由于长期实行产品经济，工厂企业经济效益不高。1968、1972年工业生产先后两次出现负增长。1975年经过整顿，情况有所好转。1976年工业总产值6688万元，比1966年增长18.9％，年均递增1.7％。
交通邮电 1976年，全县公路总长398.5公里，10年增加116.6公里。内河可通航机动船的航道40公里。交通部门水陆路总货运量26.49万吨，货运周转量2901.06万吨公里。是年，通邮大队554个，通电话大队378个，市话310户，农话912户，长话交换机1部140门，农话交换机33部1750门，市话交换机5席500门，农话载波终端机16端。
商业 这个时期，商业机构大精简，大合并，个体商业被取缔，集市贸易被再次关闭。加上派性武斗干扰，交通阻塞，商品供应紧张，投机倒把活动猖獗，市场萎缩。197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0360万元，比1966年增长32.6％，人均商品零售额76元，与1966年基本持平。外贸出口总额1186万元，比1966年增长2.93倍。其中粮油食品700万元，土产79万元，畜产9万元，工艺品329万元，矿产8万元，其他61万元。
财政税收 1976年财政总收入1961万元，比1966年增长49.7％，年均递增4.1％。
四、第四阶段（1977～199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全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90年社会总产值185367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62625万元，国民收入75398万元，分别比1976年增长254.2％、749.0％、390.8％，年递增率分别为9.4％、16.5％、12.0％。
农业 1981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扩大水产、水果及食用菌的生产规模，开发性农业及创汇农业得到发展，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农村经济更快发展，并为农村富余劳力找到出路。1990年农业总产值35215万元，比1976年增长182.6％，年均递增7.7％，粮食总产量3.175亿公斤，造林46489亩，生猪存栏49.25万头，水果总产量2万吨，水产品总产量6.795万吨，乡镇企业总收入153456万元。
工业 1979年后，计划管理强调市场调节作用，以指导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为辅，给企业增添活力。随后，实行厂长负责制和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职工积极性。1982年开始整顿企业，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完善企业内部配套改革，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应变能力。坚持“速度、效益、后劲”三统一的原则，工业发展较快，1985年起，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1986年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为83.3。1987年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当年，县经委系统12个企业实现利润1316万元，比1986年增长13％。由于始终坚持抓重点企业，保支柱行业，发展“三资”企业，改造传统工业，开发新兴工业，加强基础工业和创汇型工业建设，“七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以年递增率22.3％的速度持续发展。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127410万元，比1976年增长1805.1％，年均递增23.4％。
交通邮电 1980～1984年，投资1175万元修建乡村公路61条共275公里，实现乡乡通公路。这时期，公路建设以改线扩建和提高等级标准为主，路况明显好转。1990年，全县公路总长753.75公里，晴雨通车里程691.4公里，路旁绿化里程214公里，84％的行政村通公路。可通航机动船河道55公里。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交通运输呈现国营、集体、私营、个体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繁荣局面，是年仅交通部门的水陆货运量就达42.4万吨，年货运周转量5307.7万吨公里。
1990年，邮电设施比较完善。城关、涵江、江口、梧塘、西天尾设有直拨国内外长途电话。电信靠无线电、无线传呼和电脑自动程控。全县农村投递邮路2214公里，市话3541户，农话1027户，长话交换机16席160门，市话自动交换机16288门，农话交换机32部3030门，农话载波终端机60端。
商业 坚持改革、开放，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商品流通体制，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允许集体和个体商业适当发展。小型商业企业全部放开经营，农村供销社改“官办”为“民办”，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样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新格局。随着商业购销政策的调整和物价改革的实施，减少统购派购及凭证凭票供应的品种，扩大集市贸易，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物资丰富，品种齐全。1990年社会商品零售额40068万元，比1976年增长286.8％。人均商品零售额274元，为1976年的3.6倍。
这个时期，由于发展外向型、创汇型经济，外贸收购额逐年增加。1990年，外贸出口总额5.4032亿元，为1976年的45.5倍。其中以鞋类出口为主，此外，还有活成鳗、对虾、香菇、兴化粉、罐头、瓦楞纸、摩托车刹车蹄块、花岗岩、工艺品等。
财政税收 1990年财政收入8779万元，比1976年增长347.8％。1984年以前，县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由于经济建设和行政事业费支出的不断增加，1984～1990年（除1989年外）出现财政赤字，1990年超支935万元。
第二章 经济结构
第一节 产业结构
建国前，莆田经济以农业为主，1949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3.2％，工业产值占16.8％。
建国后，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重视发展第二、第三产业，逐步把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体转变为以农业、工业为主体，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和农业的内部结构日趋合理。199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53173万元，为1949年的114倍，为1979年的12倍。第三产业增加值32757万元，为1949年的32倍，为1979年的8倍。一、三种产业比例
1950～1956年，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体。1949年以第一产业为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分别为0.10和0.21。1957年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三种产业的比例，1957年为1∶0.21∶0.24，1966年为1∶0.23∶0.26，1990年为1∶0.92∶0.57。
二、产业内部结构
农业内部结构一直以农业种植业为主。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后，充分发挥山、海、田的自然资源优势，在以粮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开发性农业、创汇性农业得到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比例渐趋合理。
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一直保持着轻工业超过重工业的比例结构，以重工业产值为1，则1949年轻工业为5.68，1990年轻工业为10.65。1980年村及村以下的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2％，1990年上升到35.1％。
第三产业的内部比例，以第二层次产值为1，则一、二、三、四层次的比例，1949年分别为9.99∶1∶1.73∶2.2，1980年起第二层次发展较快，第三、第四层次呈下降状态。1990年分别为1.38∶1∶0.41∶0.13。
第二节 所有制结构
建国初，以个体经济为主，还有部分私营经济和极少量的国营经济。1953年至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农业方面集体经济占92.2％，个体经济占7.8％；工业方面国营经济占11.5％，公私合营经济占22.8％，合作经济占13.0％，私营和个体经济占52.7％。
1958年，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后，社会经济只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份。1960年后又出现个体经济。1966年，国营农业占1.8％，集体农业占84.6％，社员自营农业占13.6％；国营工业占82.4％，集体工业占17.6％。没有私营工业。1976年，国营农业占1.0％，集体农业占94.4％，社员自营农业占4.6％；国营工业占77.5％，集体工业占22.5％，仍没有私营工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有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1990年，工业方面，国营工业占37.8％，集体工业占20.3％，中外合资工业占41.8％，私人合营工业占0.1％。
第三节 基本建设投资结构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是时，县内没有大中型建设项目。1950～1956年的7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仅230.85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200.89万元，占87.0％，建安投资180.3万元，占78.1％，7年中新增固定资产原值225.65万元。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
是时，县内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长。1958年基建投资336.69万元，1959年猛增至2800.21万元，1960年投资1675.49万元，三年合计4812.39万元，投资规模过大，建安工程投资比例过高，占64.6％，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由于超出客观经济承受能力，违背国民经济各门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客观规律，加上农业歉收，酿成1959年～1961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随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下放工业企业职工，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增加农业投入，用经济杠杆调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1957年～1966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7275.29万元，年均727.53万元。其中生产性投资6652.95万元，占91.4％。建安工程投资4977.88万元，占68.4％。新增固定资产原值4176.23万元。1966年，工农业生产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1976）
全县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3966.45万元，年均396.6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3569.5万元，占90.0％；建安工程投资3106.65万元，占78.3％。新增固定资产原值1993.83万元。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7～1990）
1977～1979年，全县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4334.63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2570.86万元，占59.3％；建安工程投资2655.94万元，占61.3％。新增固定资产原值2022.04万元。1980～1984年，基本建设投资9132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能源、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1985～1987年，调整投资方向，集中财力，确保重点工程建设和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1772万元，新建水利工程3128处，电灌站87处；投资1337万元，建成小水电站15处，装机容量2917万千瓦，架设输电线路967公里，新增144个村通电；投资670万元，新建、续建、改造乡村公路线25条，146公里；投资1534万元，兴建黄石、笏石、梧塘、华亭、江口、灵川、西天尾七个乡镇商业街，长达5820米；投资9905万元，用于工业企业实施基建、技改项目88项；1986年投资300万元，兴建三联鞋帽厂，当年基建，当年投产，当年见效，不到二年收回全部投资。1988～1990年，继续集中财力物力，加强生产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建成重点项目：笏石22万伏输变电工程，南日跨海供电工程，南洋供水第一期工程，后海围垦续建工程，梧塘11万伏输变电站前期工程，新建县、乡公路21条103公里，新建农话电缆长度548.1公里，完成19个“三废”治理项目。这些项目建设，促进莆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1980～1990年，基本建设投资额24451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16542万元，占67.7％，非生产性建设7909万元，占32.3％。共新增固定资产原值20764万元。1977—1990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共28785.63万元，新增固定资产原值22786万元。
第三章人民生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莆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清初实行截界，膏腴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无数人民流离颠沛，苦不堪言。民国时期，战事频仍，民不安其居。抗日战争胜利至建国前夕，国民党发动内战，征军饷，抓壮丁，苛捐杂税，加上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城乡人民生计更为窘迫。
建国后，经过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1990年人均国民收入911元，人均消费额731元，社会商品零售额40068万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31823.4万元。
第一节 城镇居民生活
一、城镇居民收入
建国前，莆田属农业县份，城镇居民多为工商业者和自谋职业者，且为数不多，收入不等，少数人兼收田租。还有部分官员和职工依靠薪俸（清乾隆时（1736～1795）的月俸银：知县45两，县丞40两，典史31两，教谕40两，皂隶12两4钱，门子6两2钱，马夫6两2钱）。
建国初期，党政机关干部，部分实行供给制，部分实行工资制，留用职工和公教人员暂时照旧支薪。1955年4月实行工资制。1956年进行工资改革。1957年，职工人均年工资474.4元。1966年，职工人均年工资503.6元。1978年后，进行经济改革，城镇居民收入增加。1980年职工人均年工资685元。1985年和1989年工资改革后，职工人均年工资1985年为937元，1990年增至1986元。
二、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
饮食
建国前，城镇民家一般每日三餐稀饭，或辅以甘薯、薯干等杂粮。菜肴以蔬菜、豆酱、腐乳、小杂海味为主。逢年过节才买些猪肉、海鲜等副食品（一些家禽、蛋皆自养自用）。1953年起，对城镇居民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口粮的办法，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6.5公斤，一般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2公斤。1955年起，按居民年龄和职工工种分等级供应口粮，每人每月统一供应食油156.75克。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减少，食油定量先后降为50克和31.25克，居民主食普遍为“瓜菜代”。1961年开始定量供应糖、肉、豆腐等副食品。1980年以后，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居民饮食构成和食品种类都发生变化，讲究营养，肉类、食油等副食品和粮食复制品的消费量增加，主食大米的数量减少。在喜庆和节日多举办家宴，且菜谱花样多，食品档次高。饮料由传统的地瓜酒、米酒发展到精装名酒和易拉罐果汁等。卷烟质量也由低档转向高档。水果消费除本地的荔枝、龙眼、枇杷、柑桔外，外地的梨、苹果等销量也不断增加。
穿着 建国前，城镇居民多数穿土布汉装、机织布中山装，布鞋、木屐。少数官僚富绅才穿绸缎、呢绒、长衫马褂，皮鞋、棉鞋。建国后，城镇居民的服装布料、式样花色不断更新。50～70年代穿着布料为细纱棉布、卡叽、灯心绒、毛线、涤卡、的确良、化纤等，服式多为汉装、中山装、列宁装、青年装、军干装等，布色单调。80年代起穿用哗吱、呢绒、乔其纱、羽绒、兔毛、皮革的增多。服式有茄克、风雪衣、羽绒衫、西装等。色彩鲜艳，特别是女的穿用连衣裙、旗袍、时装，日新月异，讲究时髦漂亮。成衣销量日增。补钉衣服已罕见。鞋子从布鞋、解放军鞋发展到凉鞋、皮鞋、旅游鞋、运动鞋及各式高档鞋。袜子从线袜发展到尼龙袜及各式丝袜。
住宅 建国前，城镇民居皆单层木构瓦房、穿斗式芦苇墙或土木结构的平屋，民国才出现绅富户建筑砖木结构的宅第、楼房。建国后，50～70年代，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陆续兴建砖木、砖混结构两层或单层宿舍，改善干部、职工住房条件。县城50年代住房建筑面积99593平方米，60年代住房建筑面积61021平方米，70年代住房建筑面积105426平方米。1980年后，县人民政府采取贷款、集资和开发房地产，出售商品房等办法，逐步缓解居民人口增加住房紧张状况。一般住房为4层以上的钢筋水泥混合结构单元式楼房。一些富裕户建的住宅结构比较新颖豪华，外嵌彩瓷砖，内贴壁纸、塑料天棚，积木式地板。1985～1990年，城镇住宅竣工面积34.48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17.1平方米。
用品 建国前，城镇居民家具简陋，多为世代传用。极少数家庭才有自行车、缝纫机、座钟、留声机。使用钢笔、手表的个人并不多。建国后，50年代只有少数侨眷、干部戴手表。机关、单位有为数不多的公用自行车。60年代，一般居民家庭渐有购置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电风扇、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冰箱、照相机、摩托车等已经普及，而且逐年有更新提高档次趋势。
第二节 农村人民生活
一、农民收入
建国前，农民少地或无地，以租种田地为生，租额多占年产量的50～60％，最高达70％以上，终岁辛苦，难得温饱。逢灾荒之年，就要卖儿鬻女，加上高利贷盘剥，遭遇更加悲惨。民国37年（1948），石城一农民欠地主由高利贷积累起来的60多担薯干，仅仅一年连本带利增至90多担。
建国后，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劳动所得纯归自己，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56年，农民人均粮食拥有量232.5公斤，比1949年的149公斤增加83.5公斤，增长56.04％1958年“大跃进”，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收入减少。1959年人均粮食拥有量降至189.5公斤，1961年仅129公斤（比1949年少20公斤）。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农业生产回升，1965年人均口粮168.5公斤，人均纯收入35.8元。“文化大革命”中，“以粮为纲”，丢掉全面发展，采取“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的作法，再次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下降、1976年人均口粮155.5公斤，人均纯收入37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国家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1979年人均口粮215.5公斤，人均纯收入45元。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61元，比1979年增加616元，增长13.6倍。
二、农民生活消费水平
饮食 建国前，平原地区农民日进三餐稀饭，以大米为主，搭配大小麦、甘薯、芋头。逢过年节或农忙季节才有一干两稀或两干一稀。沿海、山区农民三餐皆为甘薯或薯干、甚至薯渣为主粮，来客或过节或病人才吃大米饭。大多数农户缺粮，若遇旱涝灾害，往往无以度日。建国后，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性高，连年丰收，多数家有余粮。在“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多以瓜菜代为粮，致使许多人患水肿病，个别人甚至饿死。1962年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经济得到复苏，1965年人均口粮168.5公斤。“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75年人均口粮175.5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生产全面发展。1983年人均口粮221.5公斤。1985年人均口粮259公斤。人民政府积极扶持贫困乡、村脱贫致富，尽快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95％贫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沿海旱地改水田，甘薯已不是农家的主粮了。农民食物结构变化，主副搭配，荤、素调节，已从吃饱向吃好发展。1985年副食品消费占食品消费量的39.0％，1990年提高到57.8％。农民家庭副业得到发展，副食品可以部分自给，多产多吃。岁时节日宰猪羊、杀鸡鸭、做豆腐、蒸糕粿，以水果、美酒佐餐，自有农家之乐。
穿着 建国前，农民都穿土织苎布、棉布制作的花色单调的蓝色、青色、黑色“本地装”，贫困农民还补钉加补钉，衣不蔽体。许多家庭冬无棉衣棉被，夏无蚊帐。一般人多赤脚，木屐、草鞋伴一生，出门进城也只穿布鞋。建国后，农民逐渐穿上细布衣，夏有汗衫、衬衫；冬有卫生衣、毛线衣。1949年，商业部门销售棉布1144千米，毛线620公斤。1954年销售棉布3763干米，毛线17126公斤。农家床上有棉被、蚊帐，稻草床垫逐渐被棉褥、毡毯所代替。平时穿布鞋、军鞋，雨天穿胶靴，夏天穿凉鞋、拖鞋，青年人穿运动鞋、旅游鞋、皮鞋。农村里穿鞋袜的人多了，打赤脚的日渐少见，衣着趋向城市化，由穿暖向穿好发展。
住宿 建国前，农村住宅多为石基土墙瓦顶平屋。室内阴暗潮湿，前后左右另搭棚舍为牛栏、猪圈、柴草间和粪池，人畜混居，卫生条件差。贫户无力建房，只住茅房土舍或借居庙宇。唯殷实之户，住“四目房”、“三间厢”、“五间厢”。建国后，农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多数家庭修建新房。50年代民房以打土墙，土坯包砖为主。60～70年代，砖木、石木、砖混结构的增多了。80年代后，农村个体户掀起建房热潮，二、三层钢筋水泥或砖石混合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有的专业户还盖起了别墅式楼房，1985～1990年，全县农村新建住房218.97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为24.4平方米。
用品建国前，农民家具简陋，使用木制脸盆、水桶、箱柜、凳搭木板为床，冬天垫稻草御寒。夜间以篾芒、麻稭、松明照光，只有富绅和商户才用煤油灯。建国后，农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50～60年代，手电筒、闹钟、热水瓶、搪瓷制品为普通家庭所使用。70年代，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从城镇转向农村普及，大小衣橱、高低床、床头柜木家具为婚嫁必用品。80年代，收录机、电风扇、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等开始进入农家，结婚条件要金戒指、金项链，乡村公路上摩托车的数量不断增加。1990年农民人均消费水平709元。据抽样调查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缝纫机59台，电风扇63台，收录机23台，收音机29台，电视机51台，自行车107辆，摩托车1.4辆。
第一节 建国前经济
建国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和小农生产体制的束缚，境内自然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生产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薄弱。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9871万元，国民收入6086万元。
一、农业
由于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落后，水利设施差，生产水平低下，粮食历来紧缺。1949年，粮食亩产240公斤，总产量1亿公斤，森林总蓄积量300万立方米，生猪存栏10万头，水产品总产量6500吨。农业总产值833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4.4％。
二、工业
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传统行业有制盐、打铁、织布、制糖、酿酒、造纸、刺绣、烧瓦、竹木器制作等，皆为私营作坊，设备和技术落后，产值低。清光绪十九年（1893）后，陆续出现印刷、碾米、火电、炼乳等现代工业，但规模都不大。1949年全县有动力机械74部，功率750千瓦。工业总产值153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5.6。
三、交通邮电
历史上交通运输靠的是徒步、肩挑、畜驮和船运。木兰溪干流和下游支渠为内河运输动脉。海运业兴于宋代，但时禁时开。民国13年（1924）始筑公路，路况极差，晴天可通，雨天则阻。1949年，全县只有公路45公里，通航河道360公里，水陆路总货运量10.9万吨。
清末，先后设邮局、电报局，至民国12年（1923），全县有邮局4个，电报局2个。1949年有邮电局、代办所49个，农村邮路12条（总长397.5公里），长途电话电路2条，电报电路3条，邮电设施简陋、业务量少。
四、商业
唐代，境内已有市集进行商贸活动。宋元以后，一些墟集逐渐形成小镇（水市），海运业大有发展。商品流通日趋活跃。清末至民国初年，三江口成为境内最大的港口，至抗日战争期间发展为东南沿海唯一口岸，涵江成为商业重镇，曾一度被称为“小上海”。县内商业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发展缓慢。1949年社会商品零售额2082万元，人均商品零售额30元。
第二节 建国后经济
建国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逐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至1990年，经历4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9～1956）
主要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通过民主改革，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得到发展。1956年全县社会总产值21217万元，比1950年的14356万元增长47.8％，年均递增6.7％；工农业总产值16940万元，比1950年的11463万元增长47.8％，年均递增6.7％；国民收入11335万元，比1950年的7669万元增长47.8％，年均递增6.7％。
农业 实行土地改革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全面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1956年，农业总产值12780万元，比1950年增长34％，年均递增5％。粮食总产量2亿公斤，造林73568亩，养猪12.12万头，水果总产量6995吨，水产品总产量21990吨。
工业 采取调整、改造、重点建设和积极扶植的措施，扩大国营工业。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合营，逐步把企业的生产直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通过民主改革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水平。1956年工业总产值4160万元，比1950年增长115.9％，年均递增13.7％，其中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占86.24％。
交通邮电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不断改善交通邮电设施。1956年公路总长168.7公里，通航机动船的内河航道32公里。交通部门水陆路总货运量73.6万吨，年货运周转量1527.89万吨公里。全县有邮电局1个，邮电所10个，代办所62个，市话97户，农话191户，通邮乡村157个，长话交换机1部20门，农话交换机325门，市话磁石交换机2席150门，邮电业务收入26.67万元。
商业 建国后，先后建立国营商业机构和专业公司，逐步形成国营商业网。1953年开始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棉、油等实行统购统销，基本形成以公有制商业为主体的商业体系。195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5996万元，比1949年增长188％，人均商品零售额70元。1956年恢复对外贸易，外贸出口总额7万元。
财政税收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1956年财政总收入1240万元，比1950年增长210，年均递增20.8％。
二、第二阶段（1957～1966）
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指导方针失误，急躁冒进，脱离实际，经济比例失调，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挫折，出现暂时困难。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经济复苏。1966年社会总产值19626万元，比1956年减少7.5％；工农业总产值15670万元，比1956年减少7.5％；国民收入10484万元，比1956年减少7.5％。
农业 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变革过快，随之出现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出现徘徊甚至倒退的情况。1962年调整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三包一奖”等政策，生产逐年恢复。1966年农业总产值10046万元，比1956年减少21.4％，年均递减2.4％。粮食总产量2.323亿公斤，水果总产量6795吨，水产品总产量30000吨，生猪存栏31.59万头。
工业 1958年，由于“大跃进”，工业盲目发展，国营企业增至109个。因为资源、设备、技术、管理诸方面都跟不上，多数企业亏损，被迫下马。工业生产从1958～1962年，每年平均递减10.8％。经过整顿，1964～1966年，工业生产以每年递增16.3％的速度发展。1966年，工业总产值5624万元，比1956年增长35.2％，年均递增3.1％。
交通邮电 人民政府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修筑公路，1966年公路总长281.9公里，比1956年增长67.1％，其中干线公路95.9公里。可通航机动船的河道63公里。交通部门水陆路总货运量50.91万吨，年货运周转量3573.27万吨公里。
邮电事业得到发展，1958年实现乡乡通电话。1966年有通邮大队511个，农村邮路达2126公里，逐步以自行车和机动车取代人工邮运。市话167户，农话553户，长话交换机1部20门，农话交换机38部1200门，市话磁石交换机3席300门，邮电业务收入45.23万元。
商业 大跃进”期间，商业工作受“大购大销”影响，资金损失。随后，集市贸易被关闭，商业网点减少，商品流通不畅，物资奇缺，凭票证供应的品种增多，影响人民生活。1962年调整合作商店，允许少量个体商贩营业，恢复供销社和集市贸易，购销业务逐步扩大，除粮、油、布匹实行凭证供应外，其他陆续敞开供应。196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7812万元，比1956年增长30.2％，人均商品零售额75元。外贸出口总额302万元，为1956年的43倍，其中粮油食品161万元，土产15万元，畜产27万元，工艺品99万元。
财政税收 1966年财政总收入1309万元，比1956年增长5.6％。年均递增0.5％。
三、第三阶段（1967～1976）
“文化大革命”中，党政机关受冲击，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所谓的“管、卡、压”制度，给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1967～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数低于1966年水平。由于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抵制“左”的错误，坚守岗位，搞好生产，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成绩。1976年全县社会总产值52328万元，比1966年增长166.6％，年均递增10.3％；工农业总产值19148万元，比1966年增长22.2％，年均递增1.8％；国民收入15362万元，比1966年增长46.5％，年均递增3.9％。
农业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由于耕作制度和技术的革新，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但只抓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把农民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和批判，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头。森林乱砍滥伐现象屡禁不止，10年间，林木蓄积量损失125万立方米。1976年农业总产值12461万元，比1966年增长24％，年均递增2.2％。粮食总产量2.515亿公斤，造林53655亩，生猪存栏30.1万头，水果总产量9390吨，水产品产量28735吨。
工业 由于长期实行产品经济，工厂企业经济效益不高。1968、1972年工业生产先后两次出现负增长。1975年经过整顿，情况有所好转。1976年工业总产值6688万元，比1966年增长18.9％，年均递增1.7％。
交通邮电 1976年，全县公路总长398.5公里，10年增加116.6公里。内河可通航机动船的航道40公里。交通部门水陆路总货运量26.49万吨，货运周转量2901.06万吨公里。是年，通邮大队554个，通电话大队378个，市话310户，农话912户，长话交换机1部140门，农话交换机33部1750门，市话交换机5席500门，农话载波终端机16端。
商业 这个时期，商业机构大精简，大合并，个体商业被取缔，集市贸易被再次关闭。加上派性武斗干扰，交通阻塞，商品供应紧张，投机倒把活动猖獗，市场萎缩。197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10360万元，比1966年增长32.6％，人均商品零售额76元，与1966年基本持平。外贸出口总额1186万元，比1966年增长2.93倍。其中粮油食品700万元，土产79万元，畜产9万元，工艺品329万元，矿产8万元，其他61万元。
财政税收 1976年财政总收入1961万元，比1966年增长49.7％，年均递增4.1％。
四、第四阶段（1977～199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全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90年社会总产值185367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62625万元，国民收入75398万元，分别比1976年增长254.2％、749.0％、390.8％，年递增率分别为9.4％、16.5％、12.0％。
农业 1981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扩大水产、水果及食用菌的生产规模，开发性农业及创汇农业得到发展，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促进农村经济更快发展，并为农村富余劳力找到出路。1990年农业总产值35215万元，比1976年增长182.6％，年均递增7.7％，粮食总产量3.175亿公斤，造林46489亩，生猪存栏49.25万头，水果总产量2万吨，水产品总产量6.795万吨，乡镇企业总收入153456万元。
工业 1979年后，计划管理强调市场调节作用，以指导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为辅，给企业增添活力。随后，实行厂长负责制和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职工积极性。1982年开始整顿企业，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完善企业内部配套改革，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应变能力。坚持“速度、效益、后劲”三统一的原则，工业发展较快，1985年起，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1986年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为83.3。1987年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当年，县经委系统12个企业实现利润1316万元，比1986年增长13％。由于始终坚持抓重点企业，保支柱行业，发展“三资”企业，改造传统工业，开发新兴工业，加强基础工业和创汇型工业建设，“七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以年递增率22.3％的速度持续发展。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127410万元，比1976年增长1805.1％，年均递增23.4％。
交通邮电 1980～1984年，投资1175万元修建乡村公路61条共275公里，实现乡乡通公路。这时期，公路建设以改线扩建和提高等级标准为主，路况明显好转。1990年，全县公路总长753.75公里，晴雨通车里程691.4公里，路旁绿化里程214公里，84％的行政村通公路。可通航机动船河道55公里。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交通运输呈现国营、集体、私营、个体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繁荣局面，是年仅交通部门的水陆货运量就达42.4万吨，年货运周转量5307.7万吨公里。
1990年，邮电设施比较完善。城关、涵江、江口、梧塘、西天尾设有直拨国内外长途电话。电信靠无线电、无线传呼和电脑自动程控。全县农村投递邮路2214公里，市话3541户，农话1027户，长话交换机16席160门，市话自动交换机16288门，农话交换机32部3030门，农话载波终端机60端。
商业 坚持改革、开放，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商品流通体制，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允许集体和个体商业适当发展。小型商业企业全部放开经营，农村供销社改“官办”为“民办”，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样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制新格局。随着商业购销政策的调整和物价改革的实施，减少统购派购及凭证凭票供应的品种，扩大集市贸易，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物资丰富，品种齐全。1990年社会商品零售额40068万元，比1976年增长286.8％。人均商品零售额274元，为1976年的3.6倍。
这个时期，由于发展外向型、创汇型经济，外贸收购额逐年增加。1990年，外贸出口总额5.4032亿元，为1976年的45.5倍。其中以鞋类出口为主，此外，还有活成鳗、对虾、香菇、兴化粉、罐头、瓦楞纸、摩托车刹车蹄块、花岗岩、工艺品等。
财政税收 1990年财政收入8779万元，比1976年增长347.8％。1984年以前，县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由于经济建设和行政事业费支出的不断增加，1984～1990年（除1989年外）出现财政赤字，1990年超支935万元。
第二章 经济结构
第一节 产业结构
建国前，莆田经济以农业为主，1949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3.2％，工业产值占16.8％。
建国后，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重视发展第二、第三产业，逐步把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体转变为以农业、工业为主体，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和农业的内部结构日趋合理。199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53173万元，为1949年的114倍，为1979年的12倍。第三产业增加值32757万元，为1949年的32倍，为1979年的8倍。一、三种产业比例
1950～1956年，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体。1949年以第一产业为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则分别为0.10和0.21。1957年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三种产业的比例，1957年为1∶0.21∶0.24，1966年为1∶0.23∶0.26，1990年为1∶0.92∶0.57。
二、产业内部结构
农业内部结构一直以农业种植业为主。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后，充分发挥山、海、田的自然资源优势，在以粮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开发性农业、创汇性农业得到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比例渐趋合理。
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一直保持着轻工业超过重工业的比例结构，以重工业产值为1，则1949年轻工业为5.68，1990年轻工业为10.65。1980年村及村以下的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2％，1990年上升到35.1％。
第三产业的内部比例，以第二层次产值为1，则一、二、三、四层次的比例，1949年分别为9.99∶1∶1.73∶2.2，1980年起第二层次发展较快，第三、第四层次呈下降状态。1990年分别为1.38∶1∶0.41∶0.13。
第二节 所有制结构
建国初，以个体经济为主，还有部分私营经济和极少量的国营经济。1953年至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农业方面集体经济占92.2％，个体经济占7.8％；工业方面国营经济占11.5％，公私合营经济占22.8％，合作经济占13.0％，私营和个体经济占52.7％。
1958年，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后，社会经济只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份。1960年后又出现个体经济。1966年，国营农业占1.8％，集体农业占84.6％，社员自营农业占13.6％；国营工业占82.4％，集体工业占17.6％。没有私营工业。1976年，国营农业占1.0％，集体农业占94.4％，社员自营农业占4.6％；国营工业占77.5％，集体工业占22.5％，仍没有私营工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有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1990年，工业方面，国营工业占37.8％，集体工业占20.3％，中外合资工业占41.8％，私人合营工业占0.1％。
第三节 基本建设投资结构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是时，县内没有大中型建设项目。1950～1956年的7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仅230.85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200.89万元，占87.0％，建安投资180.3万元，占78.1％，7年中新增固定资产原值225.65万元。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
是时，县内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长。1958年基建投资336.69万元，1959年猛增至2800.21万元，1960年投资1675.49万元，三年合计4812.39万元，投资规模过大，建安工程投资比例过高，占64.6％，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由于超出客观经济承受能力，违背国民经济各门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客观规律，加上农业歉收，酿成1959年～1961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随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下放工业企业职工，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增加农业投入，用经济杠杆调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1957年～1966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7275.29万元，年均727.53万元。其中生产性投资6652.95万元，占91.4％。建安工程投资4977.88万元，占68.4％。新增固定资产原值4176.23万元。1966年，工农业生产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1976）
全县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3966.45万元，年均396.6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3569.5万元，占90.0％；建安工程投资3106.65万元，占78.3％。新增固定资产原值1993.83万元。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7～1990）
1977～1979年，全县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4334.63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2570.86万元，占59.3％；建安工程投资2655.94万元，占61.3％。新增固定资产原值2022.04万元。1980～1984年，基本建设投资9132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能源、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1985～1987年，调整投资方向，集中财力，确保重点工程建设和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1772万元，新建水利工程3128处，电灌站87处；投资1337万元，建成小水电站15处，装机容量2917万千瓦，架设输电线路967公里，新增144个村通电；投资670万元，新建、续建、改造乡村公路线25条，146公里；投资1534万元，兴建黄石、笏石、梧塘、华亭、江口、灵川、西天尾七个乡镇商业街，长达5820米；投资9905万元，用于工业企业实施基建、技改项目88项；1986年投资300万元，兴建三联鞋帽厂，当年基建，当年投产，当年见效，不到二年收回全部投资。1988～1990年，继续集中财力物力，加强生产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建成重点项目：笏石22万伏输变电工程，南日跨海供电工程，南洋供水第一期工程，后海围垦续建工程，梧塘11万伏输变电站前期工程，新建县、乡公路21条103公里，新建农话电缆长度548.1公里，完成19个“三废”治理项目。这些项目建设，促进莆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1980～1990年，基本建设投资额24451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16542万元，占67.7％，非生产性建设7909万元，占32.3％。共新增固定资产原值20764万元。1977—1990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共28785.63万元，新增固定资产原值22786万元。
第三章人民生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莆田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清初实行截界，膏腴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无数人民流离颠沛，苦不堪言。民国时期，战事频仍，民不安其居。抗日战争胜利至建国前夕，国民党发动内战，征军饷，抓壮丁，苛捐杂税，加上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城乡人民生计更为窘迫。
建国后，经过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1990年人均国民收入911元，人均消费额731元，社会商品零售额40068万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31823.4万元。
第一节 城镇居民生活
一、城镇居民收入
建国前，莆田属农业县份，城镇居民多为工商业者和自谋职业者，且为数不多，收入不等，少数人兼收田租。还有部分官员和职工依靠薪俸（清乾隆时（1736～1795）的月俸银：知县45两，县丞40两，典史31两，教谕40两，皂隶12两4钱，门子6两2钱，马夫6两2钱）。
建国初期，党政机关干部，部分实行供给制，部分实行工资制，留用职工和公教人员暂时照旧支薪。1955年4月实行工资制。1956年进行工资改革。1957年，职工人均年工资474.4元。1966年，职工人均年工资503.6元。1978年后，进行经济改革，城镇居民收入增加。1980年职工人均年工资685元。1985年和1989年工资改革后，职工人均年工资1985年为937元，1990年增至1986元。
二、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
饮食
建国前，城镇民家一般每日三餐稀饭，或辅以甘薯、薯干等杂粮。菜肴以蔬菜、豆酱、腐乳、小杂海味为主。逢年过节才买些猪肉、海鲜等副食品（一些家禽、蛋皆自养自用）。1953年起，对城镇居民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口粮的办法，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6.5公斤，一般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2公斤。1955年起，按居民年龄和职工工种分等级供应口粮，每人每月统一供应食油156.75克。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减少，食油定量先后降为50克和31.25克，居民主食普遍为“瓜菜代”。1961年开始定量供应糖、肉、豆腐等副食品。1980年以后，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居民饮食构成和食品种类都发生变化，讲究营养，肉类、食油等副食品和粮食复制品的消费量增加，主食大米的数量减少。在喜庆和节日多举办家宴，且菜谱花样多，食品档次高。饮料由传统的地瓜酒、米酒发展到精装名酒和易拉罐果汁等。卷烟质量也由低档转向高档。水果消费除本地的荔枝、龙眼、枇杷、柑桔外，外地的梨、苹果等销量也不断增加。
穿着 建国前，城镇居民多数穿土布汉装、机织布中山装，布鞋、木屐。少数官僚富绅才穿绸缎、呢绒、长衫马褂，皮鞋、棉鞋。建国后，城镇居民的服装布料、式样花色不断更新。50～70年代穿着布料为细纱棉布、卡叽、灯心绒、毛线、涤卡、的确良、化纤等，服式多为汉装、中山装、列宁装、青年装、军干装等，布色单调。80年代起穿用哗吱、呢绒、乔其纱、羽绒、兔毛、皮革的增多。服式有茄克、风雪衣、羽绒衫、西装等。色彩鲜艳，特别是女的穿用连衣裙、旗袍、时装，日新月异，讲究时髦漂亮。成衣销量日增。补钉衣服已罕见。鞋子从布鞋、解放军鞋发展到凉鞋、皮鞋、旅游鞋、运动鞋及各式高档鞋。袜子从线袜发展到尼龙袜及各式丝袜。
住宅 建国前，城镇民居皆单层木构瓦房、穿斗式芦苇墙或土木结构的平屋，民国才出现绅富户建筑砖木结构的宅第、楼房。建国后，50～70年代，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陆续兴建砖木、砖混结构两层或单层宿舍，改善干部、职工住房条件。县城50年代住房建筑面积99593平方米，60年代住房建筑面积61021平方米，70年代住房建筑面积105426平方米。1980年后，县人民政府采取贷款、集资和开发房地产，出售商品房等办法，逐步缓解居民人口增加住房紧张状况。一般住房为4层以上的钢筋水泥混合结构单元式楼房。一些富裕户建的住宅结构比较新颖豪华，外嵌彩瓷砖，内贴壁纸、塑料天棚，积木式地板。1985～1990年，城镇住宅竣工面积34.48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17.1平方米。
用品 建国前，城镇居民家具简陋，多为世代传用。极少数家庭才有自行车、缝纫机、座钟、留声机。使用钢笔、手表的个人并不多。建国后，50年代只有少数侨眷、干部戴手表。机关、单位有为数不多的公用自行车。60年代，一般居民家庭渐有购置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电风扇、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电冰箱、照相机、摩托车等已经普及，而且逐年有更新提高档次趋势。
第二节 农村人民生活
一、农民收入
建国前，农民少地或无地，以租种田地为生，租额多占年产量的50～60％，最高达70％以上，终岁辛苦，难得温饱。逢灾荒之年，就要卖儿鬻女，加上高利贷盘剥，遭遇更加悲惨。民国37年（1948），石城一农民欠地主由高利贷积累起来的60多担薯干，仅仅一年连本带利增至90多担。
建国后，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劳动所得纯归自己，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56年，农民人均粮食拥有量232.5公斤，比1949年的149公斤增加83.5公斤，增长56.04％1958年“大跃进”，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收入减少。1959年人均粮食拥有量降至189.5公斤，1961年仅129公斤（比1949年少20公斤）。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农业生产回升，1965年人均口粮168.5公斤，人均纯收入35.8元。“文化大革命”中，“以粮为纲”，丢掉全面发展，采取“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的作法，再次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下降、1976年人均口粮155.5公斤，人均纯收入37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国家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1979年人均口粮215.5公斤，人均纯收入45元。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61元，比1979年增加616元，增长13.6倍。
二、农民生活消费水平
饮食 建国前，平原地区农民日进三餐稀饭，以大米为主，搭配大小麦、甘薯、芋头。逢过年节或农忙季节才有一干两稀或两干一稀。沿海、山区农民三餐皆为甘薯或薯干、甚至薯渣为主粮，来客或过节或病人才吃大米饭。大多数农户缺粮，若遇旱涝灾害，往往无以度日。建国后，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性高，连年丰收，多数家有余粮。在“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多以瓜菜代为粮，致使许多人患水肿病，个别人甚至饿死。1962年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经济得到复苏，1965年人均口粮168.5公斤。“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75年人均口粮175.5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生产全面发展。1983年人均口粮221.5公斤。1985年人均口粮259公斤。人民政府积极扶持贫困乡、村脱贫致富，尽快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95％贫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沿海旱地改水田，甘薯已不是农家的主粮了。农民食物结构变化，主副搭配，荤、素调节，已从吃饱向吃好发展。1985年副食品消费占食品消费量的39.0％，1990年提高到57.8％。农民家庭副业得到发展，副食品可以部分自给，多产多吃。岁时节日宰猪羊、杀鸡鸭、做豆腐、蒸糕粿，以水果、美酒佐餐，自有农家之乐。
穿着 建国前，农民都穿土织苎布、棉布制作的花色单调的蓝色、青色、黑色“本地装”，贫困农民还补钉加补钉，衣不蔽体。许多家庭冬无棉衣棉被，夏无蚊帐。一般人多赤脚，木屐、草鞋伴一生，出门进城也只穿布鞋。建国后，农民逐渐穿上细布衣，夏有汗衫、衬衫；冬有卫生衣、毛线衣。1949年，商业部门销售棉布1144千米，毛线620公斤。1954年销售棉布3763干米，毛线17126公斤。农家床上有棉被、蚊帐，稻草床垫逐渐被棉褥、毡毯所代替。平时穿布鞋、军鞋，雨天穿胶靴，夏天穿凉鞋、拖鞋，青年人穿运动鞋、旅游鞋、皮鞋。农村里穿鞋袜的人多了，打赤脚的日渐少见，衣着趋向城市化，由穿暖向穿好发展。
住宿 建国前，农村住宅多为石基土墙瓦顶平屋。室内阴暗潮湿，前后左右另搭棚舍为牛栏、猪圈、柴草间和粪池，人畜混居，卫生条件差。贫户无力建房，只住茅房土舍或借居庙宇。唯殷实之户，住“四目房”、“三间厢”、“五间厢”。建国后，农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多数家庭修建新房。50年代民房以打土墙，土坯包砖为主。60～70年代，砖木、石木、砖混结构的增多了。80年代后，农村个体户掀起建房热潮，二、三层钢筋水泥或砖石混合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有的专业户还盖起了别墅式楼房，1985～1990年，全县农村新建住房218.97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为24.4平方米。
用品建国前，农民家具简陋，使用木制脸盆、水桶、箱柜、凳搭木板为床，冬天垫稻草御寒。夜间以篾芒、麻稭、松明照光，只有富绅和商户才用煤油灯。建国后，农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50～60年代，手电筒、闹钟、热水瓶、搪瓷制品为普通家庭所使用。70年代，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从城镇转向农村普及，大小衣橱、高低床、床头柜木家具为婚嫁必用品。80年代，收录机、电风扇、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等开始进入农家，结婚条件要金戒指、金项链，乡村公路上摩托车的数量不断增加。1990年农民人均消费水平709元。据抽样调查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缝纫机59台，电风扇63台，收录机23台，收音机29台，电视机51台，自行车107辆，摩托车1.4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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