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15年（1926年）2月，中共莆田支部成立。从此中共开始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领导全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民国16年下半年，中共转入地下斗争。中共莆田特区委决定设立县特支，以加强对群众运动领导。民国18年3月，中共莆田县委领导机关迁到涵江镇。莆田革命领导中心由城区移到涵江。莆田县委在王于洁领导下，初步打开工作局面。为了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县委增设职工委员会，由陈光潜任书记。当时涵江和城区约有30个行业，几千工人，开展工运的有21个行业，成立赤色工会的有8个行业。其中汽车工会工作成绩显著。时驻军林寿国部要成立“民办公司”，以便征收捐税和路费，遭到汽车工人反对。工会发动联合罢工，终使林的图谋流产。
  同年7月，共青团涵江区委发动涵江中学学生100多人，把平时包揽捐税、敲诈有术、群众恨之入骨的粮差张竹庭从家中揪出，戴上高帽游街。在游斗过程中，工人、农民和市民纷纷加入游斗队伍，城内和江口、广业等地区学联会为之声援，这次斗争影响到福清一带。
  同年8月底，县委组织发动千余农民，在涵江举行声势浩大的拥护苏联的示威集会，相继在城区、笏石、江口和广业等地区也举行拥苏集会。这次示威集会，使莆田统治者大为震惊，城、涵等主要城镇均实行戒严。
  同年9月，英商泰利公司驾鳌号从厦门开进三江口港，时英国买办指使水手殴打学生林景仪。对此，中共莆田县委立即发动学生、工人和农民300多人，奔赴三江口，登上驾鳌号轮船，因找不到英国买办，示威队伍返回涵江，捣毁一家设在宫下的税局，抄砸一家在宫口一贯与英商勾结的豆饼行。同时，成立莆田各界反帝援助林案委员会，这一斗争得到全国许多大专院校的声援。
  同年，中共莆田县委派人在涵江开设文墨斋书店，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组织和联系进步知识分子。
  民国19年3月4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练文兰主持下，在涵江召开全县党团联席会议，准备发动地方暴动。后因当局在涵江地区增派一连军队，暴动计划未能实施。
  同年3月下旬，为声援印度和朝鲜独立的革命运动及上海“一·一三”惨案后援会，涵江中学学生罢课3天，到郊区发动农民参加示威游行，在镇上鼓动商人罢市，在街道、学校、车站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通电全国。驻军林寿国派兵围捕，因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早已离开幸免遇难。
  同年8月，莆田县党团组织合并为莆田总行动委员会。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影响，武装斗争接连失利。
  同年12月下旬，原共青团莆田县委书记韩永藩偕秘书徐元昌在涵江文墨斋书店提取地下党经费700元，计划购买药品、文具、纸张及军用品后，雇农民挑到涵江宫口汽船站，准备由梧塘转运到外坑苏维埃根据地，时被涵江警察局便衣特务拘捕。因挑夫供出文墨斋书店和卢埕的交通站，致使两处交通站均被捣毁。
  同年12月25日，谢刚在涵江得悉国民党海军3个连向广业区移动的情报，立即派交通员，向外坑的红军领导陈天章报讯。
  民国21年，革命形势逐渐好转，驻在涵江的中共莆田县委，在涵江农村发动秋收斗争，动员青年农民组织赤色农会，开展抗租斗争。在“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后，党发动群众组织反日团体，涵江中小学的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其中抗日济难总会领导学生罢课，反对涵江学校开除学生；党团县委也先后组织罢考斗争3次；莆田反帝大同盟组织坚持斗争到民国22年；实验小学分会建立小学生不买日货团，有团员20多人，活动影响较大。
  民国26年12月2日，中共闽中工委领导动员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在涵江成立时事研究会，出版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日救国主张。时事研究会设在涵江霞徐新宫，不久迁到下洋瑶池祠。首期吸收爱国志士42人，党组织派蔡文焕参加。会上选出蔡博人等7人为理事，决定创办《时论》旬刊。4月上旬出版创刊号。此刊发行9期，深受读者热爱，社会影响颇大。后为当局压制，先后更名为《抗日知识》、《永生》、《总动员》等，共出刊20多期。4种抗日刊物只发行半年多，就被迫停刊。但刊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宣传抗日主张，并留下一批珍贵的抗日文献资料。
  民国33年2月，黄国璋接受中共省委援助闽北党的斗争任务后，率领武工队15人，智取涵江交通银行，得现钞400多万元，黄金2两多，全部上交省委。
  民国37年秋，中共闽中地委决定在城、涵建立地下联络站，作为党组织领导城镇革命活动的交通站。
  民国38年1月，莆田人民除暴队在涵江地下联络站配合下，枪杀叛徒特务傅韵簧未遂（傅在解放后伏法）。
  同年3月6日，由康金树率队，在涵江地下联络站周密侦察和安排下，袭击涵江镇公所，缴获一批枪械。
  同年，涵江地方党组织通过地下联络站，为闽中地委和人民游击队筹粮、募集经费、医药物资和军械；掩护革命者和家属；为清江和大洋革命根据地输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侦察敌情、收集情报，配合武装斗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通过策反、瓦解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支持工人、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压迫”的罢工、罢课及示威游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