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一、水稻
  水稻栽培历史悠久，宋代从占城国（今越南）引进耐旱的“占城稻”种植，一年一季。新中国成立前，水稻已是涵江主要粮食作物，各村普遍种植双季稻。由于生产条件差，栽培技术低下，单产一直徘徊在110～150公斤之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稻谷产量不断提高。1955年，水稻单产209.8公斤，总产14012.9吨。60年代，普遍推广矮杆水稻良种，减少倒伏损失。1965年，水稻单产达到247公斤，总产19298.4吨，均比1955年大幅度增产。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生产受“左”的干扰，水稻生产也徘徊不前。1976年，水稻播种面积69082亩，单产275公斤，总产18996.6吨，单产比1965年有所提高，总产却下降。
  1976年后，水稻生产开始推广杂交水稻。1979年，总产达28379.3吨，单产426公斤，总产比1976年增产9382.75吨，增长49.39％；单产提高151公斤，增长54.9％。
  1984年，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稻谷产量达29011.75吨，比1979年增产632.45吨。1984年后，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水稻生产也在不断变化。1985～1990年，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比1984年有所下降。1991～1992年，强调科技兴农，建立万亩吨粮田，主攻单产。1992年，全区早稻单产458公斤，晚稻单产451公斤，全年稻谷总产29993吨，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埭里科技组实施市科委下达的年产粮食超“三纲”（亩产1200公斤）、跨三千（亩产1500公斤）的试验示范田，经市科委验收10亩跨3000市斤/亩丰产田，年亩产3007.9市斤，早稻单产最高的达688.4公斤，晚稻单产最高的达621.5公斤，均对全区粮食高产栽培起了示范作用。
  二、大、小麦
  南宋始引种小麦。至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冬季都有种大、小麦习惯，以聊补青黄不接无米之炊。
  新中国成立初，大、小麦亩产徘徊在50～100公斤之间。1955年，种植面积14770亩，单产123.8公斤，总产1827.8吨。因为大、小麦单产不高，60年代，社队集体肥料紧张，怕种麦损稻，种植面积受影响。1965年，种植13344亩，单产134.1公斤，总产1788.9吨，面积和产量均比1955年减少。70年代，开始推广抗病高产新品种，面积有所扩大，产量开始突破。1973年，引进青海麦良种在苍林村示范种植，最高的亩产达400公斤。1977年，莆田地区农科所陈孝钦副所长，在埭里农科组种植的莆麦一号“比武田”，最高亩产达544.2公斤。1978年，涵江种植大、小麦19788亩，单产180.5公斤，总产3572.4吨，单产和总产均比60年代有大幅度提高。1984年，种植24830亩，单产193.3公斤，总产4799.3吨。1985～1993年，种植面积都在2万亩以上，除个别年份因灾减产外，总产都在4000吨以上。1994年，种植面积降至5450亩，总产970吨。
  三、甘薯
  甘薯于明代后期传入种植，多分布于境内东北部低丘农地，少量种植于易排水的平原水田，俗称田红薯。甘薯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多为开荒地之先锋作物。因栽培季节不同，分为早、中、晚薯。
  新中国成立前，甘薯栽培粗放、产量低。1951年，甘薯种植面积12471亩，亩产150公斤（按薯干计，下同）。此后，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品种，推广先进技术，促进甘薯增产。1975年，种植13418亩，亩产227.8公斤，总产3056吨。1978年，种植11190亩，亩产283.9公斤，总产3176.6吨。1979年，铁灶村进行亩产万斤薯高产试验，单产鲜薯5050公斤（折干粮1010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60～70年代，由于农改田，农地面积逐渐减少，可种植甘薯面积随之减少。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甘薯以其高热量、耐饱性，被称为温饱型粮食作物，在没有解决温饱之前，一直被人们重视。在农地减少情况下，农民千方百计，采取套种扩种办法，种植甘薯，以弥补单种甘薯面积的减少。1980年始，国家、集体和个人基建增多，经济开发区建设大面积征用农地，农地再度大量减少，甘薯种植面积也随着大幅度减少。1980年，甘薯面积9480亩，总产2497.5吨，比1975年分别下降29.3％和18.3％。1994年，甘薯面积4771亩，总产1503吨，又比1980年分别下降49.7％和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