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集市贸易
  早在宋元朝代，境内已有自产自销形式的粮油交易墟市。明清时期，出现专营的米行、油行。清末，涵江始设碾米厂、油坊。民国时期，以加工为主的米厂、油坊计有15家，专营销售的米行、油店20多家。当时象埕（今鑑前）、宫下成为粮食加工销售中心，日成交量25～50吨。其中，较大的米行有瑞十九、米裕、柯阿兴等。由于粮食私营，殷商和富户操纵粮油经营市场，采用囤积居奇，低进高出手段，盘剥消费者，米价常一日数涨，粮食市场贸易混乱。
  新中国成立后，莆田县人民政府设立财粮科，开展整顿粮食市场，实行以销定购，并筹集粮油供应部队和支前民工。1952年7月，设立中粮公司涵江支公司，粮食经营转向购销结合，逐步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同年向农村富户借粮和调进大量粮食，稳定粮食市场。采取挂牌供应办法，时每50公斤大米售价13.8～14.4元。同年11月，撤销中粮公司涵江支公司，设立涵江支前供应站，开始征借粮食仓库，进行征收公粮和收购农村部分余粮，并继续保持粮食挂牌价格，按价供应。1950～1952年，通过集市总共收购粮食977.4万公斤，销售供应1469.75万公斤，同时调入粮食492.35万公斤，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涵江粮食市场供应工作，稳定了粮价。
  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贸易由国家控制专营，工商行政部门参与管理粮食市场，对私营粮商实行维持下来的“一条鞭”政策。由粮食部门委托代销挂牌供应。私营粮商向国营粮食部门进货，按国家牌价出售。粮食价格由中央、省政府统一规定，使粮价保持稳定。1954年，国家对粮食私方人员进行整顿安置。1956年，粮食代销店过渡为国家粮食门市部，私人粮贩也转为国家粮食部门职工。当时涵江有国营粮店6家，专营粮食商品，负责供应涵江城镇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驻军部队、农村缺粮户等各种口粮供应任务。当年供应各种粮食2128.6万公斤。
  1962年，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展粮油议价业务，开始粮油议价经营。境内有领导地开放粮食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把余粮进入市场交易，产销见面，互通有无。由于上市粮食日增，促进流通，使集市贸易粮食价格迅速下跌。大米每斤从元月的2.30元降至12月的0.75元，地瓜干每斤从元月1.20元降至12月的0.26元，黄豆每斤从5月的1.35元降至12月的1.10元，花生果每斤从7月的1.60元降至12月的1.35元，面粉每斤从元月的2.10元降至12月的1.05元。1964年，粮食类成交量3168.05吨，油脂类成交量156.2吨，粮油价格进一步下降。1962～1965年期间，集市粮食70％来自福清、长乐等地，少数由境内余粮户提供。粮食除供给境内缺粮户外，主要售向莆田沿海缺粮地区。1965年，省粮食厅和供销总社联合通知，粮油议购议销划归粮食部门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购销轨道。1968年，省粮食厅军管组正式通知，停止议价粮油经营业务。“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集市虽被禁止，但由于一度存在无政府状态，管理混乱，在境内塔桥、新桥头一带，自发形成粮食自由市场，日交易量约在5～10吨。
  1979年，恢复粮油集市贸易，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农村余粮逐渐增多。同时，政府全面提高粮食统购价格，保持统销价格政策不变，形成购销价格倒挂现象。对农民交粮实行超购加价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境内农民踊跃交售余粮，当年度收购议价粮食2.75万公斤。
  1983年，国家在发挥国营粮食商业销售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实行粮食多渠道经营，允许集体、个人参与粮食经营，活跃城乡粮食市场。涵江经营粮食个体户如雨后春笋，不断发展。铁灶、涵东、林柄、芳山等地分别建立粮行米市，形成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一条龙”经营模式。此后，境内塔桥一带发展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粮行米市之一。1985年2月，省粮食厅在涵江召开全省粮食集市贸易现场会，向全省推广涵江个体专业户经营粮行米市经验。
  1993年，区政府在三江口镇芳山村兴建占地200亩的粮油加工民营企业城。至1994年，全区有个体粮食经营户120家，私营大米加工厂59家，面粉厂15家，个体油商8户。日均加工销售大米、面粉20万公斤，可满足30万人的口粮需要，除供应本地外，还销往莆田、仙游、惠安等地。在此期间，涵江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把粮食作为本地头号紧缺商品对待，放开经营，并鼓励长途贩运调入原粮及成品粮，在收取工商管理费时从轻计征，予以扶持。并提供销售信息服务，使经营者得以从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及安徽、江西、浙江等粮区组织购运，及时将原粮调入。同时，涵江粮站也发挥粮食主力军作用，分别组织人员到外省、外地产粮地区积极调入议价粮食，平抑粮价。1994年，仅涵江粮站就从外地调入各种粮食848.83万公斤，适时投放粮食市场，保证粮食价格的稳定，使人民生活不受影响。
  第二节 粮油征购
  一、粮食征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支援前线筹集军粮，1949年9月，成立涵江支前办事处，同时设立涵江支前供应站，负责收借粮草工作（所借粮草后凭借据数量抵公粮量），供给人民解放军。涵江解放初期，共借粮草约680万公斤。
  1953年，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由国营部门统一经营。同年，涵江收购及统购粮食入库量共844.62万公斤，占当年涵江粮食总产量29％。1954年，涵江粮食入库1199.50万公斤，一度存在购过头粮现象。1955年8月，境内执行国务院《关于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定”政策，定出常年粮食总产量，扣除口粮、种子粮、饲料粮以后，余粮按90％计购，对缺粮户、社分别核定粮食供应量进行统销。对丰收的户、社实行增购，但不超过增产量的40％。对受灾减产户、社，根据不同灾情适当减购、免购或给予统销。全年净购粮食731.45万公斤，定销粮食434.3万公斤。但在此期间，曾对塘头、哆头、望江3个农业生产基础较差的地区，下达过重征购任务，一度影响群众口粮。
  1956～1957年，继续对农村实行“三定”政策。对部分征购任务偏轻、偏重现象进行调整。在121个村队中，提高征购生产单位27个，增加粮食征购49.68万公斤；降低粮食征购生产单位32个，减少粮食征购52.20万公斤。1957年，征购粮食870.80万公斤，占年总产量29.7％，农村人均口粮留用262公斤，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售粮的积极性，粮食征购工作比较正常开展。
  1958年，由于受“大跃进”影响，粮食征购工作也出现高估产、高征购，全年下达征购任务指标1263.6万公斤，而实际入库粮食只1190.52万公斤。虽粮食减产，征购数量反而增多，比上年增加68.91％，导致部分农村口粮产生紧缺。1959～1961年，粮食大面积减产欠收，平均亩产量只有120公斤。3年征购粮食3609.85万公斤，反之，统销粮食3584.2万公斤，造成产、购、销比例严重失调，农村缺粮现象加剧。虽然粮食部门回销一定数量的粮食，仍然缓解不了缺粮问题，部分群众出现水肿病，以至发生个别不正常死亡现象。不少群众则以瓜菜代粮，渡过难关。
  1962～1964年，实行“统筹兼顾，以丰补欠”的方针，逐步调整和解决征购任务负担偏轻、偏重不合理现象。解决同一年度内同一个生产队内又购又销矛盾，做到一个队内有购无销、有销不购。经整顿后，1964年，征购任务857万公斤，完成入库实绩893.01万公斤，年统销200万公斤，对抵后入库693.01万公斤。
  1965年，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政策，适当调整征购任务，遇到重灾适当调减当年度征购任务。遇到丰收年国家通过超购超奖办法，适当多购一些。当年完成入库实绩243.23万公斤，其中超购4.29万公斤。“一定三年”政策执行至1970年。
  1971年，粮食征购“一定三年”改为“一定五年”。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在全区原来“三定”基础上，进行任务包干，实行超购超奖办法。同年完成粮食入库实绩238.94万公斤，其中超购超奖粮食3.52万公斤。这一措施实行至1978年止。
  实行“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期间，值逢“文化大革命”，粮食工作遭受严重干扰，但广大粮食干部职工坚守本职岗位，开展正常征购工作，每年夏季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1967～1976年，共计完成征购任务2393.27万公斤，确保社会各项用粮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执行中央对农业进行改革的指示精神，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促进农民售粮积极性。1979年，完成征购入库286.5万公斤，其中加价超购粮食2.75万公斤，占完成征购任务总数1％。
  1983年，国家开始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和加价任务后，实行国营、集体或个人多渠道跨地域经营粮食购销和运输，从而结束自1953年以来粮食商品由国家集中管理、粮食部门独家经营的单一流通体制。涵江粮食部门当年夏季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325.72万公斤。以后，逐渐有个体粮商参与涵江粮食市场购销活动。
  1985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取消粮食统购，改为粮食合同定购，按“倒三七”计价（即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加价），并且行“三挂钩”（即发放定金、奖售柴油、奖售化肥挂钩），定购以外的粮食自由购销。当年全区夏季一季完成合同定购任务192.5万公斤。涵江粮食部门，实行粮食议购，从1985年至1994年，计议购粮食200万公斤。
  改革开放以后，涵江农民交纳爱国粮积极性空前高涨。1983～1994年，连续11年夏季一季完成全年国家粮食定购任务。1994年，在当年受6号台风严重影响下，全区夏季一季仍提前完成全年粮食合同定购120万公斤（现粮）的计划，并超额完成任务20万公斤。
  二、油脂、油料统购
  涵江是水稻作物主产区，粮食统购任务以早季稻谷为主，花生等油料作物属零星种植，因而只有少量征购。自1953年起，采取“一留一比”统购办法（即留种子，余按90％比例统购），1957年，改用“二留一比”办法统购（即留种子、留口粮，按比例统购）。1958年，油料又改用“一留一比”办法统购。
  1959～1961年，由于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一度较紧，花生种植面积减少，征购随之下降。1971年起，花生统购实行“一定五年”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涵江农村曾推广种植油菜籽，因而曾下达征购任务，年入库油菜籽2500～5000公斤。1981年，在继续实行“一定五年”的同时，采用超购加价收购办法。1985年，花生、油料改为合同定购，按“倒三七”价格计价收购。至1990年，涵江已无花生等油料统购任务。
  第三节 粮油统销
  一、粮食统销
  （一）城镇粮食供应
  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销工作，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校教职员工、企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均纳入国家统销计划，实行粮食定量供应，规定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6.5公斤，一般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2公斤。1954年，境内有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城镇人口3.28万人，年供应粮食334.56万公斤。
  1955年，实行按人分等定量供应办法。根据“一人一份粮，干什么工种吃什么定量”的原则。按工种定口粮标准，以户（单位）发给城镇粮油供应证，凭证记卡定点定量供应口粮。当时规定工作定量等级标准：特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8公斤；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17公斤；轻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15公斤；脑力劳动者及机关团体企事业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供应14公斤；大中专学生每人每月供应14.5公斤；一般城镇居民及10周岁以上的儿童，每人每月供应12公斤；6周岁至10周岁儿童，每人每月供应9公斤；3周岁至不满6周岁儿童，每人每月供应6公斤；3周岁以下儿童每人每月供应3公斤。供应品种有大米、薯类，还有调剂生活的粮食复制品及副食品。从粮食实行统一供应始，涵江设有粮食供应门市部6个，并根据方便群众需要的原则，曾在农贸市场以及一些农村增设供应点多处，专职负责涵江各机关单位、街道居民群众、驻涵部队以及农村回销等常年口粮供应工作。同时粮食部门把供应工作列入专项指标控制管理。
  1958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涵江集中人力大炼钢铁，对城镇居民供应放宽定量标准，导致粮食销量迅速增加，浪费粮食达12万公斤之多。
  1962年，整顿控制城市人口非正常性增长，供应商品粮人口控制在3.42万人。当年粮食供应量369.78万公斤，使涵江城镇粮食供应工作逐步趋向正常。
  1978年，机关团体的职工和劳动者，每人每月商品粮定量标准14公斤。就学高中学生，每人每月商品粮定量14.5公斤。就学初中学生，每人每月商品粮定量14公斤。10周岁以上居民，每人每月商品粮定量12公斤。当年，涵江粮食部门统计商品粮人口3.47万人，年供应粮食395.58万公斤。
  同时，1955～1983年，境内企事业单位商业性和生产性用粮，也由粮食部门统一供应。1983年，涵江计有工商行业用粮户21家，年供应粮食量最高达323.03万公斤。至1984年不再继续供应，由用粮单位采用市场议购粮食自行解决。在城镇供应中，还有票证供应，其票证种类有：军用供给票、军用价购票、流动证票、全国粮票、地方粮票（分省票、县票）、侨汇票等。1960～1990年，平均每年供应各种票证成品粮达120.33万公斤。
  涵江建区后，“三资”企业不断涌现，农转非人口不断增加，商品粮供应激增。
  1993年，取消粮食定量供应，改由市场自由购销。对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采用粮差补贴。
  （二）农村统销供应
  1953年起，政府实行统销供应粮食工作，按照“多缺粮多供应，少缺粮少供应，不缺粮不供应”的定销原则，由缺粮户自报缺粮数量，经民主评议，结合实际情况，核定应销户数和粮食统销数量。由于统销初期，各项制度不够健全，只求统购入库任务完成，忽视农村农民口粮安排工作，曾出现购过头粮现象。加上1955年粮食减产，农村缺粮面增大，经过开展生产自救，进行粮食统销补课等措施，扭转了涵江粮食紧张状况。1953～1954年，共统销粮食929.7万公斤。1955年9月，实行定销“一年一定”工作，定销任务数434.3万公斤，实际统销421.7万公斤。1956年，以农业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平衡余缺计划定销（未入社的个体农民仍以“三定”数字为依据，进行计购定销），通过平衡后，粮食定销数量430万公斤，比“三定”时期的1954年定销数减少166.1万公斤。
  1958年，“大跃进”期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农村粮食分配大搞平均主义，实行供给制，按“吃多少给多少”供应口粮。同时大办集体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浪费了大量粮食，造成不少生产队缺粮和断粮现象，统销数量下降，比原来统销量缩减27万公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农村口粮紧缺，政府及时回销供应粮食。3年期间，回销各类粮食最高年份达590.5万公斤，最低498.7万公斤，有力缓解了农村粮食紧张状况。
  1962年，粮食生产逐步恢复，农村回销粮食有所减少。1964～1965年，整顿农村粮食又购又销状况，购销相抵，回销面减少。1965年，回销供应量200万公斤。1971年，执行新的“一定五年”政策，农村统销工作又一次重新评议、核定。当年，统销粮食核定计划数量35万公斤，实际回销粮食34.5万公斤。
  1983年，国家对粮食实行多渠道流通，涵江农贸市场粮食充裕。同时，随着农村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农户多采用议购粮食补缺，粮食回销量逐年下降。1985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农村统销价格提高（统购统销同价），统销范围缩小。但各级政府鉴于备战备荒之需要，继续建立粮食储备，保持农村灾年欠收年统销安排供应工作。1985～1994年，涵江粮食部门共计供应农村各项回销救灾粮1125.99万公斤。
  其间，在农村粮食统销的同时，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部门还根据各时期政策规定执行各项奖售粮供应。从1961年起，实行收购农副产品奖粮办法，奖售项目有甘蔗、生猪、茶叶、水产品等14种类，当年奖售粮食数量147.9万公斤。1963年，奖售品种扩大到37种，花生果计划外收购每万公斤奖售原粮150公斤。同年，统计各项奖售粮食供应量264.5万公斤。1964年，减少8个品种奖售项目。1983年，部分放开收购品种取消奖售。1961～1985年，其中猪、蔬菜奖售粮食2137.5万公斤，促进涵江副食品生产。1985年，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后，逐渐取消奖售粮食项目。
  二、食油统销
  （一）非农业人口食油供应
  从1955年起，规定供应城乡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食油156.25克，当年供应食油6.01万公斤。1956年起，规定每人每月食油定量187.5克，年供应食油6.20万公斤。1957年，福建统一制定居民口油定量供应标准，规定每人每月定量125克，年供应食油量6.28万公斤。1958年，每人每月定量食油100克。1960年，又降至每人每月50克。1961年，再降至31.25克。1963年，每人每月食油定量62.5克。1964年，为150克。1970年，调为每人每月食油定量125克。1981年10月起，每人每月食油调整提高至250克，直至1990年定量供应未变。涵江非农业人口较多，食油供应量大。1991年，定量食油供应量达6.82万公斤。50～90年代初，粮食部门还常年供应部队、工商行业以及侨汇食油。1992年，在取消粮证供应的同时取消食油定量供应。
  从1982年国庆节起，实行每年国庆、春节每个节日每人补助供应食油250克。1992年底，取消节日食油补贴供应。
  （二）农业人口食油供应
  统购统销初期，农村不定量供应食油。1956年开始，规定花生产农每人每月定量食油200克，非产农每月食油125克。1960年起，油料作物生产锐减，市场食油供应紧张，产农每人每月定量食油下降为50克，非产农每人每月食油为25克。1961年以后，对农村油料只购不销，只保留一些临时性的供应，如“五保户”的口油等。涵江农村农业人口已无食油定量供应，依靠生产自给和议购调剂。
  第四节 粮食储存
  一、粮仓建设
  明洪武初（1368～1377年），境内已设粮仓，以供赈济。永乐四年（1406年），设有延寿里的岭头仓、仁德里的李墩仓。正统五年（1440年），又在延寿里圣妃宫设立涵头仓。万历三年（1575年），境内建立社仓，共有五廒（座）。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社仓改称积谷仓。
  新中国成立初期，境内粮食部门靠征借县、乡公产和利用宫、庙、祠、寺以及部分民房储存粮草。当时涵江暂借用粮仓有保尾善德堂、下洋乌台社、武当宫、苍前中和书院、陡门头大公仓、聚记仓、祠堂仓、涵东龙津社、四元殿、卓坡上生寺、码头马印仓和海岑前码头、四歇仓、港头仓等，以及当时归涵江行政区管辖的梧塘、江口、西天尾、萩芦等地部份庙宇和民房仓库。1952年，涵江中粮支公司在海岑前码头建造第一座砖木结构、木板地坪粮食仓库，用于粮食库存和海运调拨转运，该仓总容量40万公斤。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涵江粮食生产迅速发展，产量不断提高，粮食征收量和调入量迅增，仓库不能满足储粮需要。莆田县人民政府在涵江塘北山征地20多亩，建造粮仓3座（即今塘北山仓库），总仓容量110万公斤。还专修通往福厦公路运输大路一条和塘北村沟道一条专运粮食（沟道现已报废填平），粮库称为莆田县第二库区。
  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随着涵江人口不断增加，粮食调进量和供应量不断加大，财政部门和上级粮食部门先后拨款在涵江粮站塘北山库区内，建造仓库13座，仓库面积达10500平方米，仓库总容量531万公斤，保证国家储备粮和各项粮食品种的库存和收购。同时还建造储油池一个、储油缸2个，总储油量20万公斤。还建设器材室、麻袋室、值班室以及仓库保管人员宿舍等仓库配套设施。
  1953～1985年期间，粮食部门落实退还原借房等有关政策，先后归还交通不便的长时期没有储粮的祠庙以及民房。
  截止1994年，涵江粮站有储粮仓库计16座，仓库总容量641万公斤，仓库固定资产达1320万元。
  二、仓库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涵江粮食仓库多为借用的寺、庙、祠堂等改建的木构式仓库，当时保管粮食以防漏、防潮、防霉烂、防火、防盗等“五防”为主。依靠民兵等群众性护粮组织，并配备枪枝弹药，保卫粮食安全。1955年，涵江粮站开展无虫害、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粮仓活动，并建一整套粮食仓库检查制度。粮食进仓前，做好清洁卫生和空包消毒工作。入仓后，坚持粮食安全检查：三天一小查，七天一大查。风雨期间随时检查，危险仓库天天检查，当年全面实现“四无粮仓”。1959年夏季，粮食征购期间，由于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盲目追求粮食入库进度，放松质量把关，收进大量高水份粮食，致使入库夏粮全部发热，仓库粮堆温度高达42～45℃，粮站发动全体职工和涵江社会群众抢晒粮食，减少了损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无粮仓”活动受到严重干扰，检查评比制度一度中断。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恢复每季一查制度，每年组织二、三次粮仓普查，高温季节重点检查。由于广大保管人员的不断努力，涵江连续11年实现“四无粮仓”。
  在落实仓管制度的同时，涵江粮站广大职工还不断地进行粮食保管技术探索。1986年1月，涵江粮站作为莆田粮食局空调降温、机械通风试点首次试验，粮堆温度平均降低8～10℃。当年7月，省粮食厅、财政厅联合下拨资金5万元，改造塘北山粮点16、17、18号仓库。改造后，通过空调降温，粮堆温度控制在20℃以下。同时，粮站各仓库还配置电子测水仪、机械通风等专业工具设备。1990年底，粮站各座仓库都安装上防鼠雀的铁丝阀门。至1994年，仓库设施不断趋于完善，从量和质方面保证国库粮食的安全储藏。
  第五节 粮食调运
  莆田市为缺粮地区，粮食缺口大，调运任务重，而涵江水、陆交通方便，粮食调运大部分在涵江进行汇集转拨。新中国成立初期，涵江支前供应站就专职负责接收和调运省内外运来莆田的粮食。1952年，军需供应十分紧急，为了巩固人民胜利成果，涵江粮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曾经多次在海岑前抢运粮草，支援前线军需民食。
  1953年起，实行粮食统一调拨，根据晋江专署下达的各个时期的调拨（运输）计划，按照品种、数量、地点，实行对口调拨，使涵江成为莆田粮食主要中转站。这期间，粮食调运量增大，调运粮食品种繁多，调入粮食品种主要以稻谷为主，调出粮食主要以大米为主。初期调进粮食大部分来自福安、福鼎、永泰、仙游和县内山区地带，也有沿海杂粮类调入，调出地一般是县内沿海和海岛地区。
  1959年，为了配合涵江粮食调运需要，莆田县粮食局在涵江塘北山建造大型粮食加工厂，在中和书院建油脂车间。1982年，为适应品种变化需要，扩建日产3.5吨面粉厂一座，年加工小麦1.5万吨左右。
  1959～1961年，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救灾工作。省政府、省粮食厅指定涵江为福建省粮食集运点，各地粮源汇集涵江进行分段运输调遣使用。3年期间，涵江粮食流通吞吐量年均1849.73万公斤，其中转调拨最远终止点在北京广安门粮库。发运品种除粮食外，还有瓜、菜、水果等。
  60年代初至中期，虽然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但仍然满足不了涵江人口增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粮食调入量逐渐增加。1961年，粮食调入量最高达807.24万公斤，转运量826.10万公斤，平均年吞吐量1768.24万公斤。
  1962年，福建前线处在一级战备状态，省政府、省粮食厅再次指定涵江为粮食支前集运点，并配用粮食调运电话专线，负责联系接收各地来粮和支前调运任务。当时，海岑前转运粮仓爆满，并借用食糖码头仓库，调运粮食达几十万吨。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发粮、运粮、收粮工作处在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涵江粮站多次组织人员配合县粮食局到外地直接调粮。几年间，共调入各种粮食1297万公斤，保证军需民食供应。
  1984年，全国粮食普遍丰收，粮源充裕。涵江粮站各粮仓爆满，转运任务相对加大，采取租赁三江港口仓库应急储存。全年粮食调入量达3656.01万公斤，吞吐量也增至5995.97万公斤。
  1986～1987年，国家进行粮食宏观调控，进口大量粮食。涵江除接收进口小麦12157.6吨外，还接收泰国、缅甸大米2460吨。1988年，粮食调运实行“双轨制”调拨（即平价调拨和议价转平价调拨）。至1990年3月，涵江总计接收6917.4万公斤，占莆田县粮食调运任务50.49％。
  80年代末以后，境内铁灶、林柄、芳山、新浦等村个体运输户汇成民营粮食调运大军，数百位个体采购人员还跨出省际到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以及东北地区粮食主产地直接购买调运稻谷、小麦、玉米，每年调运回涵江粮食近30万吨，成为解决境内及周边地区缺粮的主要中转站和供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