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现金管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银行执行国民政府财政部《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进行现金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管理执行机关。1950年5月，县人行执行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开始实行现金管理，要求一切公营企业、机关及合作社等单位的所有现金及票据，除核定的限额外，必须存入县人行。库存现金限额一般不得超过3天的日常开支；对离银行较远，取款不便的，报经银行同意，可坐支超限额的部分现金，但也不得超过一个月的日常开支。各单位除支付工资、向农村采购及零星小额开支可支付现金外，均应使用转帐结算，并按季、分月编制现金收支、库存计划，送开户银行审核存查。至1952年，全县受现金管理的单位有105个。银行对币管单位的留存库存现金及其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单位送交银行的存款或提取现金之凭证要注明现金来源或用途，接受银行的审核和监督。1953～1957年，县人行加强现金管理，现金净回笼545万元，年均回笼109万元。1958年“大跃进”中，放松现金管理，实行“三要三给”，同年，现金收支总额9126万元，净投放519万元。1959～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物资奇缺，现金管理偏松，增发了大量货币，其中1959年支出4679万元，是50年代现金投放最多的一年。1960～1961年，又投差现金159.4万元。
  1962年，县人行贯彻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进一步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当年现金收入3857.7万元，支出3499.5万元，净回笼358.2万元。1963～1965年，县人行贯彻国家关于现金管理“只许加强，不许削弱”的指令，重新确定现金管理对象，按照省人行《关于做好农村存款和现金管理工作的几点规定》，对信用社业务库存也实行限额，并重点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现金管理和帐户管理。严格控制大额现金支付，杜绝坐支。特别注意审查由国家机关单位转到集体所有制单位或个人的款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现金管理遭到干扰，管理放松。至1968年，3年累计现金净投放554万元，年均投放184.66万元。1969年起加强现金管理，由投放变为回笼，1974年，进行货币流通持有量的调查，选择了大济公社蒲山大队下张生产队，游洋公社游洋大队第13生产队，城关镇五星街团结生产队及枫亭公社等，分别作为经济作物区、林区、城镇职工居民区及沿海区货币进出渠道的典型调查点。采用点上调查与面上抽查相结合的方法，经过调查，货币持有量人均达8.62元。比1965年人均净增3.71元，增长1.18倍。1975年起，对城镇集体、农村社队亦实行现金管理。
  1977～1978年，县人行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和总行的《现金管理实施办法》，组织人员深入开户单位检查库存现金，对坐支现金、白条抵库、职工借支等问题，进行清理，限期改正并收回，重申财经纪律，调整核定现金库存限额。两年共回笼现金1249万元。
  1979年起，国家向农民收购农副产品由转帐改为支付现金，单位零星开支使用现金的限额和采购员携带现金适当放宽。1983年起，各专业银行对开户单位库存现金及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新调整和核定库存限额。对违反现金管理制度的单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至1984年，拒付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的423笔（户）、金额203.8万元。为了进一步加强现金管理，县人行、农行、工商行还定点选择城乡居民户，建立现金收支典型调查，为货币持有量提供参考数据。
  1986年，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金管理暂行条例》。1988年10月，国务院颁发《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人行总行印发《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县人行对各专业银行及信用社现金管理进一步加强监督和稽核，各专业银行负责对开户单位现金收支、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1989年起，实行《现金领取卡》，开户单位凭卡领取现金。各专业银行每年对开户进行现金管理大检查。1992年，共查610个现金管理单位，发现有57个单位库存现金超过核定限额，共68.04万元；坐支现金15个单位，白条抵库20笔。1992年，现金收付31.5亿元，相当于1982年前30年现金收付的总和。当年，现金投差7661万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金投差最多的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行不断抓好防假币、反假币斗争。1951年9月，台湾派遣陈令德率“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兴泉纵队”窜扰东南沿海，携入假人民币8580元，被我沿海军民全歼，收缴其全部假币。从1953年起，市面流通中发现假币有：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等7种。银行、信用社举办多期反假培训班，提高识别能力，并配合政法部门，严厉打击伪造贩卖国家货币、捣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1991～1992年，各银行共查获没收假币43490元。
  第二节 金银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黄金、白银以市价自由买卖和流通。民国24年（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纸币政策，禁止金银流通。但因纸币不断贬值，且一日多变，买卖交易多用金银，民间仍旧自由买卖金银。
  1949年9月，县人行挂牌收兑金银，禁止金银流通和买卖。当年，收购银币3747枚，大小头银圆522枚，杂洋牌银圆504枚。1950年，县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与私人自由买卖、携带。县人行金银收兑点扩大到枫亭、榜头、度尾，由当地营业所指定人员收兑，发现黑市出售金银者给予没收。金银收购价格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1953年，县人行按照《金银管理暂行办法》，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贩卖金银非法活动，全面取缔了金银加工店，严禁买卖金银和加工金银首饰品。1951年、1958年、1966年，在全县范围内进行3次群众性收购金银。其间，1958年，发动献金献银支援工业化建设，共收兑黄金4.18万克，白银224.6万克，银圆10127枚。
  1976年后，走私者在民间收购金银，以银圆为多。每枚银圆以20～50元人民币收兑。城乡居民中有收存金银的。银行收购的一些金银，是公安机关破案缴交银行收购的。1979年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金银自由上市，购买金银饰品的人越来越多。
  1984年以前，县人行照上级下达指标，本着节约的原则，对工厂、国家建设工程以及县团级以上干部镶牙等所需，批准给予配售少量金银，不向社会公开出售。1984年后，贯彻“藏金于民”的政策，县人行于当年下半年设黄金饰品销售部。1985年起，经批准，在县华侨特需公司、县第一百货公司、县人行设立专柜销售黄金饰品。1990年起，仙游又出现一批金银饰品加工店。
  第三节 工资基金管理
  195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家工资总额突破。当年12月11日，国家计委、劳动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工资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自1960年起，县人行配合劳动部门对开户单位实行工资基金管理，以1956年底在册人员固定工资总额为基数，核定工资基金总额，设立工资基金专户，在批准核定的额度内监督支付。
  1961年，省人民政府下达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劳动部门会同主管单位对工资基金实行减人、减钱双重控制，开户银行监督支付，促进企业压缩劳力，缩短基建战线，制止工资基金超支现象。
  1966年起，一度放松管理，有的企业在用工上“私招乱雇”，以费用支付工资。1971年，出现劳力、工资、粮食“三突破”，县人行与劳动部门核对落实，确定工资基金总额，压缩计划外用工，制止了乱付工资的现象。1972年，人行总行规定，统一使用工资基金专用支票，登记、控制、监督工资支付。
  1978年12月4日，莆田地区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县以上集体单位，也实行工资基金管理。县劳动部门协同县人行核定各单位人员和工资总额，发给《集体单位工资基金管理手册》，凭册支付工资。对迁入迁出人员工资严格登记。
  1980年后，实行改革开放，扩大企业自主权，其工资和加班工资改由企业单位的法人代表负责审批，直接向银行领取。出现企业滥发奖金和加班工资等现象。
  1985年9月，国务院颁发的《工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恢复银行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等工资基金管理监督，由各专业银行分别管理。1989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的通知》后，省人事局、省人行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集体企业重新颁发“工资基金管理手册”，各单位每月领取工资，一律按县人事劳动部门或主管部门核定工资总额和工资基金手册，开户银行凭册审核支付。
  第四节 利率管理
  民国期间，各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是自行确定的，各个时期差别很大。民国26年（1937年），贷款月利率12％；民国29年，月利率50％。抗战胜利后，利率略有下降，但不久又急剧上升，由50％升至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存贷款利率，颁布执行。为保障存款价值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县人行在开办折实储蓄的基础上，又开办折实贷款，初期只限农业，后来扩大到工业、商业，根据公私企业及其经营内容分别确定折实标准和利率。1950年，活期储蓄月利率3.6～10.5％；定期储蓄，月利率13.0～29.0％；对逾期贷款按原定利率加50％计息。1951年，人行总行允许农村信用社按照总行规定的利率政策自订利率，对私人自由借贷利率国家未加限制，由借贷双方根据自愿原则商定。1953～1957年，为适应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对存贷款利率进行4次大调整，简化利率种类，按照所有制性质，实行差别利率。月利率4.8％至14％。1955年，大幅度降低储蓄存款利率，与1951年12月相比，平均降幅50％。1958年“大跃进”时期，再次大幅度降低储蓄存款利率，平均降幅40％，并取消了3个月期档次；简化贷款利率，把工业、农业等项贷款和信用社对个人贷款利率统一为月利率6％。
  1959～1965年，为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缓和物资供应紧张状况，储蓄存款恢复了3个月期，增加了2年和3年期档次，1年期存款利率提高20％，农业贷款月利率降至公社化前4.8％水平。1963年起，对国营工业、手工业和商办工业的逾期贷款实行加息10％，1965年，强调以政治动员为主，为照顾小储户利益，减少大额储户利息支出，将储蓄存款利率平均降低1.8％，并取消了3个月、2年和3年期档次。同时，开办现金保管业务（无息存款）。
  1966～1976年间，受“左”的思潮影响，档次越来越少，利率越来越低，利差越来越小，存贷款利率分别降低20％～30％。对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的属于财政拨款或实行差额补助的存款一律不计息；对党费、团费、工会费和企业主管部门的存款不计息。
  1978年后，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存贷款利率进行多次调整和改革。1979年4月1日起，定期储蓄存款利率恢复到1966年水平。1980年4月1日起，调高了活期储蓄存款和半年、1年、3年、5年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利率。1982年，又扩大了利率调整范围，流动资金贷款由月利率4.2％调整为6.0％，固定资产贷款月利率由4.2％调为4.8％；对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分别加息20％～50％。同时，对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开始计息。1985年4月1日和8月1日，先后两次调高储蓄存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1988年，在调整存贷款利率的同时，规定了利率浮动幅度和范围。当年9月，社会出现抢购风，存款滑坡，开办保值储蓄。1989年2月1日，提高了半年、1年、3年、5年、8年期的存款利率和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利率；对逾期、挤占挪用贷款，加息幅度由原来20～50％提高到30～100％。这次存款利率调整是历年来调整档次最多的一次，利差最高的一次，促进储蓄存款，全县首次突破亿元（1.17亿元）存款关。
  1990年4月15日，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调低1.26％。同年8月21日，定、活期储蓄存款利率分别调低1.74％和0.72％。
  华侨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一直高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
  1991年4月21日，定、活期储蓄年利率平均下调1.62和0.36百分点。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下调7.6个百分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行贯彻执行总行规定的存贷款利率。县人行自从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后，对各专业银行不定期存贷款利率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各专业银行分别成立了审计、稽核股或配备专职审计员进行事后复核；对基层处、所、社执行存贷款利率开展专项审计，发现多收少付、少收多付的利息，及时办理退补手续。
  第五节 资金管理
  1952年9月，人民银行实行“统收统支”的资金管理体制。县人行的存款全部逐级上缴，各项贷款根据上级行按季核批，下达分项指标发放，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
  1958年，工商企业体制下放，资金管理偏松，贷款突破计划，增发了大量货币。从1959～1960年，资金实行“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除了一部分存贷款必须由中央管理外，其他都由县人行统筹管理。1961年，县人行接总行《关于改变信贷管理体制的通知》，停止执行这一管理办法。
  1962年3月至1971年，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收回了几年来银行下放的一切权力，银行业务垂直领导。人行总行对资金管理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和分口管理负责相结合”的办法。县人行对各项贷款按照总行规定的范围发放，从严控制，各项贷款指标分别专项管理不得挪用。
  1972年9月至1980年，县人行根据总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资金管理原则，对营业所下达指标，按项目分级管理，农贷实行包干，多收回可多放款。
  1981年，人行总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办法，总行把统管的信贷基金分解到县人民银行，作为自有资金，自行运用。各基层行按照这种管理体制，积极组织存款，多存款可多发放贷款，加上各项贷款指标可以相互调剂运用，促进了各基层行的信贷计划平衡。
  1985年，改革银行资金管理体制，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划分资金，在统一的信贷计划下，实行计划与资金分开管理，改指标管理为资金管理。各专业银行在县人行分别开立存贷款帐户，专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或在专业行之间拆借。当年，各专业银行根据人民银行制定的资金管理办法，相应制定各行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县工商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实贷实存，差额控制”；县农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实借实存，自主经营”；县农行对营业所资金实行“实存实借，县辖控制，统一调度，差别利率”等办法。各基层所在县支行分别开立5个存、贷户，计划内、外资金，实行差别利率。1987～1988年，改为“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县辖控制”的做法。1989年起，在完善上述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实行“以存定贷，以收定支，不留缺口”的政策，以及“按年一次亮底，按季控制，按月考核，适时调节”的做法。
  县建行执行上级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差额控制，实借实存，存差上缴”的决定。1990年起，市分行对县建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比例上缴，戴帽供应，超收留用，融通搞活”。
  仙游中行对外贸人民币贷款按照上级行下达指标，实行指令性管理，全年亮底，按季监控，按月考核。外汇贷款实行“统一计划，分别管理，余额控制，周转使用”。
  1991年为调节资金余缺，县人行牵头，各专业银行出资组成资金市场，交纳会员基金600万元。至1992年底，调剂给各银行临时户头资金计6875万元。
  第六节 财务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行财务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收支相抵，损益集中”的管理体制，业务收入全部上缴总行，支出由总行下达指标，逐级分解到各县支行，盈亏由总行统一核算。
  1979年起，随着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各专业银行相继建立，改变了以前财务上统收统支的行政管理型的做法，实行各自财务管理的改革办法。县建行从1977～1980年6月，实行报帐制，财务收支，由市建行统一核算。1980年7月起，实行预算包干办法，独立核算。1985年起，财务费用与业务收支纳入统一会计科目，统一计算损益。1988年起，实行“统一领导，计划管理，分级核算，利润分成”。1992年起，执行费用包干，利润实行“两金”分成。
  县农行恢复后，财务实行“单独核算，指标管理，利润上交”办法。1981年，固定资产实行综合折旧率；1982年，实行经济责任制提取企业基金。1983年，实行“独立核算，自计盈亏，损益集中，利润‘两金’留成”，改变全额成本开支作法，职工综合奖金，其它福利费、三项费用，不再从成本中列支，改由利润留成“两金”中开支，利润分配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金留成”。1984年，实行“公用费用定额包干，节余留用”，1985年取消。1986年，利润留成实行一个统一比例，不搞计划内和计划外留成比例，完成计划利润按实际利润和核定比例提取留成“两金”。1987年，改革财务管理制度，把费用纳入综合费用率管理核定综合费用指标和费用率双向控制，并划分业务费用和企业费用分别管理；利润留成按人头、业务、利润“四、三、三比例分配”。1988年起，县农行与上级行实行“三包一挂”（包利润、包资金效益、包宏观调控完成，与留成资金挂钩）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根据核定目标利润和超目标利润分别计算留成。县支行对营业所实行经营目标承包责任制。
  县保险公司财务收支自1981年成立特约代理处，至1983年，由莆田地区人行保险科管理。1984年公司升格后，财务收支由保险公司统一核算。分级管理，费用定额包干，节余留用。1986年，省公司对县公司继续实行“各项费用定额包干，节余留用”政策。1989年起实行分险种核算，分别考核，按不同险种采取费用包干和利润留成核算办法，其中国内自营业务和涉外业务，实行市县两级核标，以县公司为单位，自计亏盈，核定费用开支。1991年起，财务管理实行省、地（市）统一核算，分级管理，县公司实行经费包干和经济指标考核奖惩办法。
  1984年10月起，县工商行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单独核算，损益集中，利润留成”财务管理制度；1987年起，实行收支成本率、综合费用率及专项费用指标（储蓄代办费、固定资产修理费、业务宣传费）双线控制。1992年起，实行“统一计划，统负盈亏，分级核算，指标考核，分配挂钩”的管理办法。
  仙游中行从1985年12月至1987年，财务收支统由莆田市分行核算。1988年起，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单独核算，损益集中，利润留成”的财务管理体制。费用管理实行双线（费用指标和单项指标）控制，利润留成由上级行分解下拨。
  县人行于1980年起，财务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5项经济指标（资金运用、工作质量、工作效率、费用开支、利润）核算考核。1987年起，实行“指标管理，利润留成”。1988年起，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成本核算，利润留成”的规定。
  第七节 信贷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国营、集体工商企业贷款资金充分供应；对私营工商户贷款，只限用于人民生活必需品，以稳定市场为目的；对农业、农户贷款，主要解决其生产、生活困难，以小组立据，分户贷款，组借户还，由乡农会配合管理。
  1953年强调阶级路线，贷款管理偏松。1957年，全面实行“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三查”制度，注重勤俭方针，抓贷款回收工作，扭转贷款偏松状况。
  1958年～1960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实行存贷合一办法，出现“长官意志”，批条贷款，出现滥放贷款的现象。
  1961～1962年，强调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投放，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取消“存贷合一”，实行存、贷分户管理；执行“确有物资，物资适用，群众欢迎，讲求实效”的贷款原则，纠正盲目滥贷的现象。
  1963～1965年，实行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统筹安排，分口管理，分别使用的原则，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银行信用社干部、职工与贫下中农“四共同”，参与生产和分配，深入实际，加强信贷管理，贷款放得准，收得回，贷款收回率达95％以上。
  1966～1976年，贷款由银行安排指标，以县政府名义下达执行。
  1978年起，贯彻“择优扶持，区别对待”的信贷原则。对工商企业按资金周转率核定贷款指标；对商业企业试行按销售资金率发放贷款；对工业企业实行以销定贷，贷款按比例管理，并实行贷款逾期加息，挤占、挪用罚息的制度。
  1984年以后，全面建立健全贷款按期限管理考核制度。对贷款企业实行信用等级管理，每年对企业评定信用定级，区别发放贷款。行、社内部实行贷款收放责任承包，与奖金挂钩。
  1989年，县农行、信用社全面实行信贷资产监测考核制度，建立二套账，注重管好盘活贷款存量。并全面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贷款方针、政策、原则、对象、审批程序和工作人员纪律等公布，并把各贷户的贷款金额及有关内容定期公布到有关单位及各乡、村，便于群众监督。
  此后，各专业行推行“三查”岗位分离，审、贷分离的审批制度，对大中型企业和大额贷款进行可行性调查评估论证，逐步建立贷款风险基金制度，推行抵押、担保、公证制度，减少信用贷款，进行信贷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县政府每年召开一次清收非正常贷款会议。金融部门配合司法机关对“赖债户”、“钉子户”采取依法收贷。
  1992年11月起，推行贷款证制度，增加贷款透明度，减少贷款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