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旧时仙游交通闭塞，地脊民穷，历来财政收入微薄。宋绍兴中期，县之版赋始定。民国以前，历代财政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收统支。县财政开支，大部分用于衙署、官吏、差役等行政费支出及维持军费，用于社会福利甚微。
民国时期，县财政收入除田赋外，各时期还滥增附加费，以弥补财源。民国16年（1927年），虽有国家、地方收支划分办法，但省、县财政未切实分开。至民国25年，始建立县级财政收支预算。由于县财政支出逐年猛增，入不敷出，苛捐杂税日繁，人民群众不堪重负，抗捐、抗税时有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逐步形成比较合理的收支结构。1950年，县财政收入中，农业税仍占首位。1951年后，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工商税跃居财政收入首位。各个时期，税收结构及比重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税贯彻“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1952年，占财政收入的22.86％，至1990年，降为12.95％；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70.90％，至1990年增至76.66％。县财政除上缴外，主要用于发展生产、行政事业开支及抚恤救济等。1952年和1990年财政支出对比变化是：发展生产投入由0.95％增至10.52％；文化、教育、科技投入由30.79％增至52.47％；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由2.51％增至5.46％；行政费用由50.61％降为14.66％。
财政管理体制几经调整、改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统收统支”，至1953年改为“分级管理”，1982年改“统”为“包”，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递增缴补，分级包干”。糖税是仙游财政的主要收入。1980年甘蔗生产大发展，糖税收入达2891万元，占县内直接收入的78.6％。实行财政包干后，以此核定为上缴基数，且每年还递增5％～10％。1986年后，甘蔗生产滑坡，至1992年糖税收入仅280万元，占县内直接收入4.36％，而同年上缴高达2417万元。因此，县财政赤字逐年增加。
第一章 收人
历史上，仙游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和契税，工商税收较少。宋代，有夏税、秋税和盐税；明代，又增加鱼课、窑冶、商税、酒醋、契纸工墨等课征。清末，工商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税目繁多，有坐贾捐、烟苗捐、防务捐、牙捐、典铺税、铁税、兽骨税、房捐等，其数额无考。
民国时期，财政收入仍以田赋为主。民国24年（1935年），总征额为72734元（民国国币，下同），另征附加费3900.28元，契税1610.61元。工商税税目，由少到多，不断增加，发展到30多种，年征额为19982.30元；分税目为：营业税15000元，烟酒牌照税等960元，房铺税4022.30元，另有鱼牙税289.54元，桂圆千牙税150元。民国25年，又新增特种营业税、屠宰税善后附加、住房捐、教育捐、公益捐等，征额达48065.50元。其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逐年增加。民国27～36年间，县财政收入由27.49万元，增至373316.83万元，增长1358倍，多系苛捐杂税。民国37年，改国币为金圆券，当年1～9月收入达7484388.24万元，比民国36年增加2004.8倍，其中课税和特别课税占82％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兴办国营商业，发展地方工业，建立生产、供销、信用合作事业，发展经济，增加财政积累。1949～1992年间，全县直接收入累计113755.7万元。其中1950年收入314.3万元，以后财政收入范围扩大，数额逐年增长（见表17—1）。1992年，全县财政收入达6419.7万元，比1950年增长20.43倍，其中农业税收入399.3万元，占6.22％；工商税收入4158.5万元，占64.78％。
糖税是仙游财政收入的支柱，占着重要的比重。1953～1957年，县内直接收入4777万元，其中糖税2667.5万元，占55.84％；1963～1965年，收入5582万元，糖税3828.4万元，占68.58％；1976～1980年，收入16413万元，糖税12961万元，占78.97％。由于甘蔗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1987年起，甘蔗种植面积大下降。1992年，财政收入6419.7万元，其中糖税占不到5％。
第一节 税收收入
历史上各种税收在县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不详。据《仙谿志》载：宋宝祐年间，县内征盐课五千三百八十二贯七百三十四文，夏税七千六百九十一贯四百五十文，麦一千石三斗，秋粮等米二万四千八百九十一石三斗九升。明成化年间，征食盐米一千零六十三石有奇，鱼课米一百一十七石二斗六升，夏税钞二百四十六锭三贯二百九十五文，秋粮等米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一石。清乾隆年间，秋粮总征银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两，外加附征杂项捐税总额共二万八千零二十两，地丁为二万八千两，折合大洋九万五千元。光绪末年，实征八万二千元，寺租银三百八十八两六钱八分。
民国时期资料不全，据民国30～36年（1941～1947年）统计，县内征实、借征、征公粮等3项合计实征稻谷3100.81万公斤。民国37～38年间，征田赋稻谷936.56万公斤。民国38年，营业税预算金圆7.8万元，屠宰税20.105万元，筵席娱乐税4.2万元，营业牌照税3.6万元，使用牌照税3.3万元，房捐3.6万元，土地税25.94万元，自卫特捐3.477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财政收入中的税收主要有工商税、农业税、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等。1949～1992年，县内共征农业税折稻谷41536.64万公斤，折金额8274.8万元；共征工商税96372.6万元，占县内收入总额的84.72％；共征水果、水产、蘑菇等特产税1450.8万元；1987年起，开征耕地占用税，至1992年共征471.9万元；契税并在农业税和耕地占用税中，称为“农业四税”，至1992年，收入16.2万元。
1951年起，工商税收入占县内财政收入的首位。糖税是工商税收入的主要税课。各个时期，农业税收入占县内收入的比重是：1949～1952年，占37.23％；1953～1957年，占15.31％；1958～1962年，占12.86％；其后各个时期均在10％以内。年平均收入是：1949～1952年，160.3万元；1966～1970年，159.7万元；1981～1985年，141.9万元；1986～1990年，299.4万元。
第二节 企业收入
1952年始有企业收入，至1992年，共收入3618.3万元，占县内同期财政收入的3.18％，次于工商税和农业税，居第3位，其收入形式为上缴利润。1983年，改为国营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随着各个时期企业管理体制的下放与上划，收入时多时少，收入的大头为商业，工业居次。国营商业1970～1973年曾一度下放归县管，至1983年，再度下放（石油、烟草两公司1984年又上划）。1985年，粮食、医药、煤炭、木材、农机、物资、新华书店下放给县，收入归县财政。80年代后，化肥厂、煤炭公司和粮食企业，效益逐年下降，成为企业亏损大户，仅1985～1990年粮食企业亏损达1495万元。至1992年底，化肥、煤炭亏损761万元。1985～1988年，实行甘蔗综合价补贴拨补，共拨补805万元。1986～1987年，代省收甘蔗利润1546万元。企业收入年平均为：1958～1975年间30～50万元；1976～1990年为134～179万元。1992年，企业总收入364.3万元。
第三节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历代无考。仅民国38年（1949年），财政统计资料中有征收地方公有土地及财产租谷257800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他收入包括公产、规费、罚没、赃款、赃物及杂项收入等。契税至1986年划出，并在农业“四税”中。1954～1959年，公债收入196万元。1985～1992年专款（排污费和教育附加费二项）收入197.4万元，一起并在其他收入中。1950～1992年，共收入3551.1万元，占县内同期财政收入的3.12％，各个时期所占比重很小。1986～1992年间，公安、工商、物价等方面的罚没收入，有所增加，占同期财政收入的8.59％。仅次于工商税和农业税，居第三位。
第四节 调拨收入
1949～1992年，省、市对仙游县财政补助共20946.3万元，其中1949～1981年计4861万元，年平均157.3万元，占23.21％，其调拨均为省、市定的各项专项支出补助，有的年份是回拨定支的指标补助。1982～1992年，财政包干后计调拨16085.3万元，年平均1462.2万元，占76.79％。调拨收入多属于专项支出、固定补助、政策性减收补助等，还有年终补助、能源交通及预算调节基金分成补助等。除专项支出外，多用于弥补预算的缺口。
1949～1992年，从预算外或其他资金调入334.8万元，作为平衡预算，或支付各个时期应急之需。
第二章 支出
宋宝祐年间县财政支出，上解居多，除实物外，其余折算成白银，分别上解使府、京司、通判所、经司和提举司。县支付的有：弓手额3575贯40文，支遣吏役手力等庸钱1896贯文，县省仓递年科拨白米约200石支官员俸，太平仓递年科拨糙米2400石支寨、铺兵月粮。
清代，仙游县财政支出，均属于中央集中，无资料可考。
民国初期，地方军阀割据，以支定收，多方筹饷，边支边收，无章可循。支出以军饷及政府费用为主，至于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多赖民众自筹自办，建设支出甚微。民国24年（1935年），县财政支出17104元，其中用于保安、防务、行政支出达9370元，占54.78％。民国27年，财政支出20.33万元。至民国36年，增至324203.34万元，增长1595倍。这10年中年平均支出3996.43万元。民国33年以后，财政用于保安、警察、防务、行政等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大。民国38年，岁出预算，全县财政支出中，保安、警察及行政费占61.98％；教育、文化、卫生等，占30.39％；社会救济和抚恤支出占3.75％；经济建设支出占3.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财政支出相应增加。1949～1992年，共支出59417.5万元，年平均支出1350.4万元。财政包干前33年（1949～1981年），县支出16606万元，年平均503.2万元。财政包干后11年（1982～1992年），县内支出42811.5万元，年平均3891.95万元。县内支出中，各类费用占支出总额的比重为：经济建设类支出7543.6万元，占12.7％；农林水等部门事业费3348.7万元，占5.64％；文教卫生科学等部门事业费28986.8万元，占48.78％；抚恤和社会救济事业费3627.1万元，占6.1％；其他等部门事业费1258.2万元，占2.12％；行政及公检法司支出8916.3万元，占15％；价格补贴支出3088.7万元，占5.2％；专款和其他支出2648.1万元，占4.46％。
第一节 经济建设支出
民国时期，县内农、林、水、气象、交通、电讯等部门经济建设支出，为数甚少。民国38年（1949年）的岁出预算中，经济建设支出58680元（其中正常门15396元，临时门43284元），占支出总数的3.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农业、工业、商业、科技、基本建设（包括交通、邮电、教育、卫生等）、城市建设和边境建设等。1949～1992年，共支出7543.6万元，占县内支出12.7％，居第3位，其中，农业4216.4万元，占55.89％，居首位；工业1267.2万元，占16.81％；基本建设796.6万元，占10.56％；城市建设678万元，占8.99％；边境建设264.7万元，占3.51％。1958～1962年，投入经济建设支出占县内支出比重最高，为26.48％。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时期，投入工业的基本建设支出的资金多。1982年，财政包干以来，受财力的制约，投入越来越少。1981～1985年间，为14.81％；1986～1990年，只有9.51％；至1991年和1992年，仅为7.06％和6.27％。
第二节 行政事业支出
民国初、中时期，县属的事业和行政支出，均无资料可考。民国38年（1949年）岁出预算中，教育文化支出417132元，卫生支出58680元，各占总支出的27.55％和2.84％；社会救济支出55644元，占3.67％；公务人员退休及抚恤支出1188元，占0.08％；行政支出235248元，占15.53％；保安及警察支出292320元，占19.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项事业费支出有：农林水部门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兽医、农机、气象（1962年后由省垂直管）、农垦、农场、水土保持、农业区划等事业费开支，1949～1992年共支出3348.7万元，占县内支出的5.64％。农业和水利居多，1953～1957年年平均5.96万元，1986～1990增至225.0万元，增长36.6倍，其中农业增16.9倍，水利增106.4倍，林业增29.2倍。文教卫生科学部门的文化、文物、教育、卫生、公费医疗、体育、电视广播、计划生育、科学等事业费开支，1949～1992年共支出28986.8万元，占县内支出的48.78％，居第一位。教育、卫生、公费医疗等支出居多。1953～1957年，年平均74.86万元，1986～1990年增至2101万元，增长27.1倍，其中：教育增27.3倍，卫生增17.1倍，公费医疗增16.7倍。抚恤和社会救济事业费，主要用于军属抚恤、退伍军人伤残抚恤、民工伤残抚恤、离退休金及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残老院、精神疗养院等开支，共3627.1万元，占县内支出6.1％，1952～1957年，年平均11.34万元，1986～1990年，增至237.5万元，增长19.9倍。其他部门事业费含工交商事业费，城镇青年就业经费，工商、税务、财政、审计、民兵等事业费，共支出1258.2万元，占县内支出2.12％。行政管理费支出8916.3万元，占县内支出15％，居第二位，1953～1957年，年平均73.2万元；1986～1990年，增至560.8万元，增长6.66倍，增长幅度最小。
第三节 价格补贴和其他支出
1985年后，开始有价格补贴支出，主要是粮、油价外补贴，民用煤销售价差补贴，平抑市场肉类、蔬莱价差补贴及国家批准的其他政策价格补贴等。至1990年，共支出3088.7万元，占县内支出的5.2％，其中，1988～1989年共补贴1527.6万元，占总数的49.46％。1991年起，改暗补为明补，随工资一起发放。
另有专款支出，1985～1992年，环境保护支出107.2万元；1991～1992年，教育费附加支出44万元，两项支出计151.2万元，占县内支出的0.25％。
其他支出，1950年后，支出的主要内容是：兵役征集费，支前经费，办案费补助，财政贴息，不脱产干部补助，及其他杂项开支等共支出2496.9万元，占县内支出的4.21％。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开支较少，1985年后逐渐增加。
第四节 上解支出
明清时代，财政收支尽收尽解。民国时期，虽有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划分，但上解支出无资可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92年底，仙游县共上解支出80618万元，占县内收入的70.87％，年平均1832.23万元。其中：1949～1981年，共上解50529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80.86％；1982～1992年，财政包干后共上解30089万元，占同期收入的58.69％；其他上解支出471.4万元，（含中央借款294万元）。财政包干后的上解数中，按体制规定递增上交和增收分成上交计5239.6万元，占同期上解数的17.41％。1988年原定上交基数2216万元，至1992年达3801.2万元，升为基数的171.53％。上解支出与上级补助对抵后，净上解支出为60143.1万元，占县内收入总额的52.46％，其中财政包干前支出45669万元，占同期收入的73.08％；1982年财政大包干后，仙游财政超财力上缴，当年赤字182.4万元，其后逐年增加。1987年仙游甘蔗滑坡后，平均每年上缴2677.7万元。1992年底，财政赤字达6515.8万元。
第三章 赋税
在五代时，仙游境内征“身丁钱”，按人口征税，每人年征米5斗。宋代沿袭旧制，仍征丁税，改用官斗计量，每人年交7斗5升。另有夏税、秋税、商税、盐税等，税率无考。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税目分为民、军、盐、匠、医、弓兵、铺兵等项，分别征收实物及服差役。清康熙末年（1722年），以田赋取代丁税。清咸丰三年（1854年），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开办“厘金”税，仙游亦设立税厘局，开征“厘金”。民国10年（1921年）前仍沿袭旧制，征收田赋、厘金。之后，除菸、酒、印花税由省明委暗包外，其他苛捐杂税，由地方自征自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田赋“征实”、“征借”及各种苛捐杂税，实行征收与减免相结合的新税制。
第一节 农业税
一、田赋
宋绍兴中期，仙游始有田赋，按土地亩数计征，有夏税、秋税之分。品种有钱、麦、布、草之别，另有盐课土贡之征。宋庆历四年，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福州一带旱灾严重，粮食欠收，人民生活困苦，蔡襄上奏皇帝，减去一半丁口税。明初，仙游有人丁六千五百多户，后因天灾人祸、虎患，人丁只剩一千四百多户，但州府官员仍按明初之军户人丁数课纳军户役和丁米，弄得小民百姓户户无力交纳，逃走流落他乡。当时正值郑纪任南京左通政，得知此惨状，立即致函新任闽按察司庞大参，要求“改正名册，从实清查”，并上疏朝廷，要求免除仙游军户役的苛法。孝宗帝准奏，赦免军户役，减免钱粮，流离颠沛者始归家耕作。至明天顺年间，全县分为14里，里设“里长”一名，推其田粮多者充任，专负催办田粮及办理公务之责。每里统10图，明初编籍，全县辖64图，计6400余户。万历四十年间（1612年），户数为8522户，人口10678人。洪武廿四年有田、地、山4245顷62.92亩。至景泰三年，全县增为4687顷64.24亩。
明代田粮征收繁杂。明嘉靖五年（1526年），知县肖宏鲁奏疏云：“天下寺田，惟福建为多，赋外之科，惟福建为繁，试以仙游一县言之，民田粮一万六千有奇，而僧粮至七、八百石，小寺一僧，田粮亦不下三、五十石……，民间田粮，有里甲之役，有均徭之差，逐年输纳外，每粮一石，每丁又有科银八分，驿付银九分，近年又编民壮银九分，每丁丁银四分五厘，赋外之科，亦已繁矣！”。
清代田赋，原为“地丁”、“渭粮”、“差徭”、“垦务”、“租课”、“杂赋”、“附税”等7项之通称。境内以地丁为主，粮米次之，租课、杂赋、附税又次之，尚无差役、垦务之征。古代赋出于地，役出于丁。迄清初期，丁口税与田粮并纳。雍正二年，摊丁税于地粮之内，合一征收，即后来所谓“地丁”。
清乾隆时，全县官民田、地、山共4645顷24.59亩，计征银23414.61两，外加附征杂项捐税等，全县田赋总额达28020两。粮米4594石，折征大洋为：地丁每两征2.6元，粮米每石征6.5元。后以地丁每两征粮米0.125石，每两共征大洋3.41元，全县地丁28000两，全年计征95000元。光绪时，因实征赋额逐年减少，报省批准，实行“自封投柜”办法，由县晓喻各里粮户持款到县自行投税。是年，全县实征数达24000两余，折征大洋82000元（附加不计在内）。
清代征赋，系采取“包征”办法。粮胥包征，上则贿赂上司，下则鱼肉粮户。豪绅巨室，钱权交易，勾结官府，拉拢粮胥，得以拖欠免纳。贫苦农民，虽三餐不继，亦难幸免。
民国初年，兵灾匪乱，征额逐年减缩，实征数降至银19800两。“耗羡”革除之后，各种附加层出不穷，除“随粮捐”、“附加捐”外，逐渐增加“教育费”、“建设费”、“保卫团费”及“自治费”等。民国26年（1937年）春，仙游开始土地测编，编查结果：全县土地总面积516115亩，其中田438073亩，农78042亩。地目分为田、农、基（宅）、荡、果、林、坟、什等8种，按3等9则制定“等则”，按亩核赋额（税率）。田分4等，最高者为0.76元，最低为0.44元；农分3等，最高为0.45元，最低为0.15元；基宅分2等，为0.74～0.45元；林分2等。为0.03～0.015元；坟、荡、什不分等，各为0.015元，果并在农的地目中。全县赋额为249609元。民国32年，在城关、枫亭两镇进行地籍整理，市镇之房屋地基，由业户申报地价，征收地价税，税率为20‰。
民国27年（1938年），依照新订赋额征收货币，历代遗留的地丁、粮米征收制度从此消逝。统归经征处自征。田赋除征正税外，县附征“义勇壮丁常备费”二成，“公务员役米薪”三成。民国29年，因货币贬值，改按实物计征。按赋额每元征谷3市斗（每石10斗，折54公斤），名日“征实”。民国31～33年，相继附加“征借”2市斗，“公学粮”1.5市斗，“积谷”5市升。至民国34年，征借增至2斗5升。至此，每石共附征7.5市斗，折重40.5公斤。民国31～36年间，全县共征实、征借、征公粮计实征稻谷3100.81万公斤。民国37～38年夏，全县田赋实征稻谷936.56万公斤，以当时人口30万人计算，每人平均负担30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贯彻“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稳定负担政策。1949年冬征稻谷671.75万公斤，征柴草785万公斤。1950年征稻谷952.25万公斤，1958～1959年间，依率计征达1550万公斤，出现征过头粮现象。1960～1961年，经过核定，进行依实调整，全年应征数稳定在1000万公斤，一直保持到1992年不变。1949～1992年，共实征稻谷41536.64万公斤（含附加），占依率计征数的82.81％。其中，1953～1957年间，平均年征1164.84万公斤；1986～1990年间平均806.12万公斤，减少358.27万公斤，下降30.33％。
1950年后，国家对老、弱、残、孤寡和军烈属贫困户及灾情实行农业税减免。1949～1992年，共减免折谷8620.84万公斤，其中，1979～1983年，穷队减免3374.8万公斤，占39.14％；1988～1992年，穷队减免3493.5万公斤，占40.52％。
二、特产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仙游开始征收林木、水果、沿海区海洲埕地特产税。1951年，特产税合并入农业税，按户累进计征。1952年，改按实收入折合主粮以固定税率计征，归户一并征收。1953年，省制定林木农业税征收办法，林木特产税按山价计征，水果以果农实收数6～9折，按户累进税率计征。为鼓励发展生产，1982年，颁发《福建省特产税征收办法》，对特产税的征收办法及部分税率作了调整，同时开征部分新税目。仙游征收特产税源税目，水果类有：龙眼、柑桔、荔枝、枇杷、香蕉及其他杂果，以龙眼、柑桔为多；水产类有：鳗鱼、对虾及其他；食用菌类有：香菇、蘑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其他类有：原木、原竹、薪炭柴、松脂、药材、西瓜、茶叶、笋干、果蔗等。
1989年冬，境内启用《福建省特产税暂扣凭证》，对不交纳特产税者，又不能提供保证人或保证金者，实行暂留部分货物限期交税。1991年，各乡镇普遍建立农林特产税申报站，村设申报分站，实行划分税目，评定产量和按实计征相结合，评产定税，计划征收。木、竹等以林业部门批伐量征收。水果、水产及茶叶等大宗土特产品，超过评产部分，按实补税，以村管征，起运纳税。
1949～1992年，仙游共征收特产税1450.9万元，其中，1981～1985年平均年收3.44万元；1988年后，随着多种经营的发展，特产税收入逐年增加，1986～1990年，平均年征189.1万元；1991～1992年，年均征收达250.5万元。
三、耕地占用税
1987年，境内开始征收耕地占用税。征收办法按国家规定，人均耕地0.5亩以下（含0.5亩）的，水田每平方米10元，其他耕地（菜地、渔塘、农地、围垦内滩涂地，下同）每平方米8元；人均0.5～1亩（含1亩）的，水田8元，其他耕地6元；人均耕地1～1.5亩（含1.5亩）的，水田6元，其他耕地4元；人均1.5亩以上的，水田4元，其他2元。农村居民占用山坡地和围垦滩涂地建房，减半征收。1987～1992年，共征收471.9万元（不含中央30％），年平均78.65万元。
四、契税
在东晋时就有“估税”。北宋开宝二年（969年），规定人民典卖田宅，应在两个月内向官府输钱，请求验印，叫“印契钱”。明代，有“契本工墨钞4贯800文”的记述。清代，颁有契税定章，规定甚严，税率照买价征3％。清末，买契税增至买价的9％，典契为典价的6％。隐税不报，予以严罚。岁课征额无考。民国时期，契税改由省财政厅直接办理，采取认额承包制，承包者又分区转包。民国16年（1927年），中央颁发《契税暂行条例》，规定民间旧契，无论已税未税，一律呈验，每张收契纸费1.5元。民国20年，由省直接派员来县查验，每契收查验费1元。民国37年，改定税率，卖契6％，典契4％，交换契2％，赠与契6％，分割契2～6％，并定各契税中县附加25％。民国38年，县预算收入为金圆48000元，其他年份无考。
1951年冬，先在城关开展契税试点，以后扩展至枫亭、榜头等集镇。1953年，普及至农村。1967年停办，1978年开始复办。
1991年，全面恢复契税征收。莆田市财政局在仙游举办一期契税征收人员培训班，境内各乡镇财政所及县局农税股均派员参加。1992年5月，县府发布《关于全面恢复征收契税的公告》，凡在县境内发生房产买卖、典当、交换、赠与等情况者，均应办理税契。对上手白契，属于公告开征契税前的，追补一次税款；开征后的，有几手，追几手，并定有处罚规定。这年共收税款15.6万元。以前各年度收入甚微，列入其他收入中。
第二节 工商税
宋有盐税之征；明有鱼课、窑冶、酒醋、铸泻、商税等的课征；清咸丰三年（1853年），创办厘金。其后有考据的捐税有：
坐贾捐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为应付“庚子赔款”而创办的，因税额苛重，民不堪负，激起众愤，捣毁税馆，引官兵“清乡”，残杀民命，酿成惨案，此税亦被迫停征。后至民国初复征，改名“贾捐”。征收对象为商业的京果、杉木、豆饼、挂元、布匹、纸等货物，为包征制，按营业额或货物额征收。全年税额为银2万两。至民国18年（1929年）停征，改征营业税。
烟苗捐 课税对象为鸦片、烟苗，按地亩征收。清光绪中叶起征，民国20年（1931年）止，种烟者每亩征大洋10元至40元不等。随政治变化，时征时禁。民国初，军阀割据，为维持军饷，强迫农民种烟苗，以裕税收。据民国18年资料统计，全县税额为36万元，加上附加及浮收，年达百余万元，比之田赋，尤为过之。
防务捐 清末开办，征收对象为赌场，亦称赌捐。民国7年（1918年），系由政府征收，包征于人。民国10年后，由地方军阀自征，逐日派军队驻场征收，以充军饷。征额多少，无从查考。由于政府征税，形同合法，到处赌场林立，一掷千金。尤以“花会”一项为甚，男女老少，日夜聚赌，农事废驰。有的破家荡产，因赌而盗。民生凋蔽，社会动乱。
牙税 课税对象为经纪商，清末开征。以鱼牙一行，历史最久。民国时期，又有粉牙、猪牙、京果牙等行业。经纪商应向政府请发“牙帖”（即牌照），始得营业。税率不一，税收归地方收入。至民国25年（1936年）改制，划归国税。
典铺税 据民国26年（1937年）《福建地方财政沿革概要》载，典当之役，清康熙三年（1664年），创设典当税。雍正六年（1728年），设典当行帖税，按年纳税，按年报解。乾隆年间，分大小当户，本银500两以上谓大典，500两以下为小典。民国7年（1908年）以后，纷乱相承，典铺多停业，税亦停征。
清末民初捐税，除上述之外，还有契税、铁税、兽骨税、菜牛捐、房捐等。民国初年，税捐名目，日渐增多，军阀各据一方，为增强其势力，竞相筹枪勒饷，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如窑捐、蔗铺捐、靛桶捐、灰壳捐，麻布捐、船埠捐，驴驼捐、烟灯捐（鸦片馆税）、花捐（妓院税）等，皆为包征制。民国12年（1923年），仙游军阀吴威，控制仙游，向全县14里筹枪勒饷，派款派夫。由各里设局征收，名为“大饷”，其下级官兵，肆意在其本里擅增附加，多方勒取。翌年，吴威改编任“陆军六旅旅长”，调驻永春，其军队饷款，仍勒派仙游群众负担，派军需处人员来仙游设处征收，谓之“临时费”。饷款每月达3万多元，全年达36万元之巨，分配给14里，按田亩比例分摊。加以浮收及附加，超过原数额一倍以上。群众称之为“老鼠”，以喻月月交税，犹如老鼠月月滋生不断。至民国15年冬，北伐军入闽，吴威他调，始得停征。还有“特别饷”，系军阀向殷实户摊派，漫无制度，为数无考。
民国时期，较大宗的税种有：
菸酒税 征收范围有土菸叶、土菸丝、白酒、色酒等。均系从价征收，税率及征收办法各时不一。民国初，采用明委暗包制，先后为军阀吴威、王剑南、林秀国的亲信承包。民国19年（1930年），以查定或起运时依率计征。当时城关有菸商14家，酒商13家，每月查定从数十斤至数百斤，视各户生产情况而定。其时，查定额最高者酒14担，菸丝6担。全年约征菸丝税2400担，酒税1000担。非仙游商户，于运销前申报完税，查验起运。其税率初定40％，后改50％。至民国37年，提高至100％，以遏制消费量。美其名曰：“寓禁于征”。
糖税 民国33～37年（1944～1948年），全县产糖37295吨，征糖税13734067万元（民国旧币）。
统税课税范围包括板、纸、迷信品等。迷信品采用查定征收，板、纸零星部分在通过第一道税务机关时报请完税。大宗的由收购商收购后起运前申报纳税，经查验后起运。
印花税 初系实行包征制，由仙游地方士绅向省印花税务局承包开办。其征收范围为商事凭证、承揽契据、簿籍及特种行业等。税率依据凭证种类按值贴花。民国16年（1927年），公布印花税条例仍为包征制。民国20年，取消包征制，归邮局发行，由商家自行购贴于各种帐簿、凭证，税务机关负责监督。民国37年，公布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繁杂。仙游自行规订：固定商户簿据照贴外，其余凭营业额按月购贴。外销者，必须取得进货发票，无发票者，则由进货商购贴，由税务机关验讫方准运行。
屠宰税 以猪、羊、牛等3种为课税对象。清末开征，猪每只4角，羊1角，牛1元。民国初略有增加。民国15年（1926年）起，相继附加“善后捐”、“公益捐”、“教育费”等。民国25年，又有增加，至此，猪每只2.9元，羊1.05元，牛5元。民国30年，划归地方收入。民国36年，为加强警卫，附加50％作为警卫经费。同年，又提取10％作为公教人员工资。先为包制，后归经征处自征。但因屠商私宰，民间偷宰，官商勾结，贪污舞弊，国家收入甚少。据民国38年收入预算，列为201048元（圆元）。
此外还有：土地税、筵席娱乐税、营业牌照税、房捐、旅馆捐、迷信捐、房宅地税、营利事业所得税、财产租赁所得税、财产出卖所得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综合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孳息收入、公共财产收入等。另有县自定的“公款公产”、“国民教育基金”、“军食差价”、“自卫特捐”、“应变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苛捐杂税。1950年4月，执行政务院颁发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在全县范围内征收的税种有：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货物税、交易税、摊贩营业牌照税、印花税、临时工商税、特别消费行为税、房产税、地产税、使用牌照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等13种。新税收注意发展经济，培养税源，增加积累，简化手续，调整税目，实行减免等。
新税制初步确立以流转额和所得额两大类为主体的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雏形。1950年7月，执行调整税收简化税种的决定，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城市房地税，免除和合并原货物税的征收品目，降低所得税和房地税的税率。这年，全县共征收工商各税147.82万元，其中工商税（包括货物税）106.41万元，占71.99％；工商所得税10.89万元，占7.36％；屠宰税21.68万元，占14.67％；房地产税2.63万元，占1.78％；牲畜交易税4.08万元，占2.76％；车船使用牌照税及其他2.13万元，占1.44％。
1953年1月，工商税制又作重要修正。本着简化的原则，试行商品流通税。废酒类、杉木、毛皮、麦粉等4个品目货物税，改征商品流通税。摊贩营业牌照税、粮食交易税分别并入工商营业税和货物税中征收。取消特种消费税，改征文化娱乐税。货物计税价格，由原来不含税款在内的价格，改为含税款在内的国营公司批发牌价。
经过调整，仙游征收的工商各税为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印花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税等9种。1953年7月，依照“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对私营批发征税，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或经销、代销的私营者给予优惠政策，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鼓励个体经济走合作化道路。同年，全县工商各税收入480.68万元，比1950年增长2.25倍。其中，工商税（含商品流通税、货物税）408.73万元，占85.03％；工商所得税35.21万元，占7.32％；屠宰税29.79万元，占6.2％；牲畜交易税6.81万元，占1.42％；其他0.14万元，占0.03％。
1958年，原来对工商企业征收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工农业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实行两次课征制。即工业销售环节和商业零售环节各课征一次，取消批发环节税收；把原来货物税、商品流通税一律改为根据实际销售收入计税。同年，全县工商各税收入1636.33万元，比1953年增长2.4倍，增收1155.65万元。其中，工商统一税1505.43万元，占92％；集体企业所得税101.85万元，占6.22％；屠宰税22.88万元，占1.4％；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及其他6.17万元，占0.38％。
1961年冬，为保护农民合法交易，打击和限制投机活动，促进农贸市场发展，开征集市交易税，1965年停征。
1973年1月，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原来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对国营企业只征收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同年，全县工商税各税收入2294.57万元，比1958年增长40.22％。其中，工商税2243.22万元，占97.67％；集体企业所得税47.5万元，占2.07％；
1983年，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大中型企业税利并存，按企业实际的利润先征收55％的所得税，然后根据企业不同情况，对税后剩余利润在国家与企业之间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分配。有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税后由企业自负盈亏，国家不再拨款。1983年10月，开征建筑税。1984年秋，实行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把流转税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成为工商税收的主体之一。国务院于同年发布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5个税收条例。财政部同时颁发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等4个实施细则和资源税若干问题规定通告。同年，全县工商各税收入3530.68万元，比1973年增长53.87％，扣除糖税，增长171.26％。其中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工商统一税3399.03万元，占96.27％；工商所得税103.91万元，占2.94％。
1985年为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国务院发布了奖金税条例，开征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奖金税。为稳定和扩大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来源，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1986年，开征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1988年，开征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和筵席税。1991年，开征外国企业所得税。是年，全县工商各税全年收入4201.2万元，比1984年增长18.99％，扣除糖税增长2.85倍。其中：产品税304.7万元，占7.25％；增值税1845.7万元，占43.93％；营业税1207.2万元，占28.73％；工商统一税107.1万元，占2.55％；集体企业所得税242.7万元，占5.78％；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104.5万元，占2.49％；个人收入调节税82.5万元，占1.96％；城市维护建设税124.2万元，占2.96％；外国企业所得税12.6万元，占0.3％；盐税8.3万元，占0.2％；车船使用税28.2万元，占0.67％；房地产税75.8万元，占1.81％；其他（含奖金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57.6万元，占1.37％。
税制改革后，初步建立以流转税类和所得税类为主体的复合税制。至1992年，仙游实际征收的税种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工商统一税、盐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奖金税（含国营、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城市维护建设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等15种，和国营企业所得税，合称为“两税”。1984年，国家为集中资金加速交通能源等重点建设，决定征集能源交通基金。1989年，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适当集中一部分财力，为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创造条件，决定征集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称“两金”。
境内产品税占工商税收入的第3位；增值税收入占工商税总收入的一半营业税占工商税收入的第2位。
仙游县的工商税源，产品税、增值税主要有：食糖、钢材、罐头、冰糖、原木、毛竹、纸、电力、化工、工艺品、水产品、香菇、茶叶、砖瓦、酒类、酒精、生猪等，以食糖居多。糖是仙游工商税收入的支柱，1956年糖税并在货物税中征收，1957年后始单独设糖税目。1979年甘蔗面积扩大，产糖9.6万吨，共收糖税3260万元，为历史最高水平。80年以来，经几度调低税率，以后又改征增值税，减轻了税负，吨糖平均税款由1979年的350元，至1990年降为183元。加之糖税收入急剧滑坡，糖税由1979年3260万元，至1990年降至773万元，占工商税收入的比重由85.3％降至22.4％。至1992年底，糖税收入仅剩280万元。营业税则以商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行业、临时经营等为主，以商业居多。集体企业所得税则以商业、建筑、交通运输、工业、供销社、乡镇村企业、信用合作社、合作商店等为主。80年代以前以供销社居多，80年代以后以乡镇村企业居多。
1949～1992年，经税务机关征收的工商税收入98194.4万元（中央级32.7万元，省级1789.1万元，县级96372.6万元）；国营企业所得税5422万元（省级251.1万元，市级2407万元，县级2763.9万元）；能源交通基金1809.3万元；预算调节基金586.4万元。
第四章 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历代对财税管理，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以司其职。宋时县设簿厅，厅设主簿，下有监税廨舍。明洪武初，设税课局，后设有布政分司。清代，赋税机构分开设置。田赋（即钱粮）设“户房”，置“钱谷师爷”主其事。税课设局征收。咸丰三年（1853年），设有莆仙税厘局。仙游县南门设卡，征收客商“厘金”。
民国时期，县衙的“钱谷师爷”改为第二科，专管财赋，设有财务，稽核，以司其事。至民国25年（1936年），始把第二科改为财政科，设会计室和公库，分管财、赋，下设有经（稽）征处。民国31年，设粮政科（旋又改称田粮处），实行财、赋分管。捐税机构先后设有硝磺税局、菸酒税局、印花税局、货物税局、直接税局与专卖局，时撤时合，或设分局，或设坐办员，因时而异。有承包制，也有坐办征收。至民国34年，设直货两局，分管直接税和货物税。民国37年，直货合并，设福建省税务管理局仙游分局，管辖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大田等5县税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财粮科，负责管理财政和田赋（农业税）。县税务局设人秘、税政、会计等3个股。1950年2月，财、粮分设，其后粮食又分粮食和农税两科，分管粮食储运和农税征收。县税务局共有税工人员109人。1952年2月，农税又并入财政科，财政科负责财政收支和农业税征收，区、乡（公社）设财粮委员和会计，分管农税征收和财政管理。至1981年，设公社财政组，1984年改为乡（镇）财政所，设所长、总会计、农税管征及企业管理各专职人员。1952年，县财政人员18人，分设行政、预算、企业、农税、册籍等5个股室。至1992年，增至37人，分设人秘、监察、综合、预算、事业、农财、农税、工交企业、商粮企业、册籍、控办、国债推销等12个股、室。基层财政人员，至1992年，增至137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税务仍沿用民国建制，设福建省税务局仙游分局，负责莆、仙、永、德、大等5县工商税征收管理。1950年2月，各县设税务局，负责县辖区工商税征收，撤消福建省税务局仙游分局。基层按经济区设置税务所（组），1950年设6个所，15个驻征组。至1992年，县税务局设人教、税政、会计、征管、稽查、监察、办公室等7个股，下设有城关、枫亭、榜头、大济、龙华、度尾、郊尾、盖尾、园庄、西苑、社硎、游洋、钟山、赖店等14个税务所和郊尾税务稽查站。全县共有税工人员270人。
第二节 预决算管理
清代财政实行中央集权制，县级没有独立财政权，亦无预、决算管理。
民国初期，时局纷乱，财政无章可循。民国16年（1927年）中央始有国家、地方收支划分，而省、县财政仍无切实分开。至民国24年，先后有“省、县收支划分标准”及“财政收支系统法”。县财政收支范围，始有明确划分，并依此核定县收支预算。民国30年，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省并入国家财政，自治财政包括县、市和乡镇。将国家税课划分一部分归县市收入，但因地方财源枯竭，多仰赖划拨国税弥补。民国36年起，因币值惨跌，一年六七度追加预算，亦难平衡。为支付之计，政府擅增税种，提高附加，预算徒有其名，难付实施。
1949年后，为适应政治经济需要，各个时期，财政管理进行过多次的改革与调整。由高度集中，逐步过渡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1950年，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次年，又发布《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县内各项收入，逐级上缴；县、区的各项支出，按季编制预算，由专署按月核拨。乡村的公产租赁，公益事业收入和农业税附加收入，作为地方财政，用于支付乡村公益设施和行政开支。县财政设中央审、会计和地方审、会计分别办理中央和地方预、决算的编制及经费领拨事宜。1953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预算明确分为中央、省和县等3级。县正式成立一级财政预算，年初编制预算，年终编审决算。省对预算收入，实行地方固定分成和省、县按不同收入项目调剂分成的办法。县的预算支出，则由省按年核定控制数。为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县人民银行设立金库。
1958年，“大跃进”时期，财政体制进行较大的改革，把“以收定支，一年一变”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但由于当时经济工作中，盲目追求高指标，搞浮夸虚报，造成预算收入不实。1959年，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按收支划分核定全年收入任务和支出指标，以其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作为总额分成比例。超核定收入任务的，实行超收分成。1963年起，把工商税中的其他工商各税和其他收入，作为县的固定收入。改总额分成为超收入任务，实行“五五”分成办法。支出的采取核定指标，结余留用，让县有一定财力，发展地方经济建设。
1966年起，又恢复初期的“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即收入全额上交，支出核定全年指标，从收入中回拨。1970年，省将商业企业下放归县，其收入归县级预算。同时，又将中学教育经费划归县管，列县预算支出。1972年，作了调整，收入实行按总额给县分成1％，超过核定收入的部分，按核定比例给县分成。
1977年，改总额分成为超收分成，并恢复其他工商各税收入全额留县。超过省地核定收入任务数的部分按45％给县分成。1978年，实行工业企业留利50％。1979年，改为固定分成。1980年，改为增收分成，比上年增收的部分，给县40％留成；支出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超支不补。
1980年起，财政年度预算和决算，都要经过县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预算在执行中遇有政策性的变更，应向人大常委会提交预算变更报告。决算是预算执行的结果，应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作财政决算报告。预算、决算编制后，要上报省、市和县人民政府。县政府加强对预算资金的管理。预算外资金切块管理，分为财政部门管理的，事业和行政单位管理的，企业及其他部门管理的；实行年初编预算，年终报决算，按规定渠道组织收入，办理支出。
1982年起，财政实行改统为包，分灶吃饭政策。仙游财政收大于支，以1980年收支决算为基础，核定基数为：收入3678.73万元（其中：糖税收入为2890.81万元），支出1107.51万元，上缴2571.22万元，1985年，实行第二个包干体制，以“不挤不让”的原则，保证各自既得的财力，均以原体制1984年的缴补数为依据，核定包干基数为：收入3635.96万元，支出1078.1万元，上缴2557.86万元。
1987年后，对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专户储存，计划管理，财政审批，银行监督”的管理办法。对企业和主管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实行“用款计划审批”办法，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督管理。
1988年，实行第三个包干体制，核定包干基数为：收入4060.6万元，支出1844.8万元，定额上缴2215.8万元，并规定定额上缴数每年递增10％。三次财政包干，至1992年，仙游财政净赤字达6686.8万元。
第三节 税务管理
民国时期，税务管理由分局领导，县在交通隘口设卡征收。仙游在南门、枫亭、沧溪、何岺、坝下、磨头、三般店等地设征收点，派税务员工驻点征收。城关过岺设申报站和总站，负责县城各站税点征收和各站货物查检。当时社会动荡，税务规章制度不全，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税官与官商勾结，横征暴敛，加重人民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税务管理逐步制度化，并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不断调整税收政策。1950年后，工商税的征收管理，大体上是经过纳税申报，查定税源，查帐征收，贴照查验，设卡检查，出厂纳税，运货登记，先税后运，货照同行，纳税鉴定，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代征代扣等办法进行。并实行驻厂管理，划片管理，专责管理，涉外税收和税收检查等管征方式。各税种的管理也有区别。所得税采取汇算清交的办法，屠宰税实行屠场宰杀，课税盖印，验讫出售。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左”的思想和“非税论”的干扰，淡化了税收职能的作用。1958年后，税制过分简化，税工人员裁减。“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管征当作“管、卡、压”来批判，使管征工作受到削弱和破坏。
1980年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加强征管工作。国务院颁发《税收征管条例》，福建省人民政府又颁发《福建省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对依法征税，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帐票管理，税收检查，违章处理等作了明确规定，遵循“统一税法，集中税权”的原则，实行以法治税。1988年，成立税收稽查队，对违章行为进行稽查，从组织上加强征管工作。198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加强对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管征工作的决定》，国家税务局发布《关于整顿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秩序的通告》，增强全民纳税意识。对城乡纳税对象进行整顿，加强税收管征。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为依法治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对税务内部实行“征、管、查”三分离的管理监督措施。
为了搞活经济，支持脱贫致富，工商税收作了减免规定：对直接用于农业方面的农药、小化肥等产品和农机具的修理修配，实行轻税政策和减免办法，以扶持农业生产。属于社会福利事业组织盲、聋、哑及肢体残疾人生产的产品，除规定应征税的品目外，实行免征产品税或增值税，鼓励其自食其力。对乡（镇）村办企业，在开办之初，或在一定期限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实行“放水养鱼”，“养鸡下蛋”的优惠政策，支持乡（镇）村企业的发展。对贫困乡、村和老、少、边地区，以优惠的减免规定扶持脱贫致富。学校的勤工俭学，待业知青就业，新产品试制等，都有减免的规定。在改革开放中，为有利于引进外资，贯彻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分别对投资者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减免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对其他有关提供劳务等方面的收入，也予优惠照顾。
第四节 财务管理
一、行政事业财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行政事业经费支出实行定员定额管理，禁止以任何形式指令派募捐罚，禁止动用公粮公款，禁止各种铺张浪费及超标准补助餽赠，禁止超标准开支和其他不必要的开支等。县区行政费和部门事业费，按国家供给的统一标准，实行报销制，按季向晋江专署财政局办理报领。乡、村行政费及其公益事业由地方财政开支。1953年起，建立县一级总预算，实行分口管理，年初编预算，年末报决算，按月送收支报表。在财务管理上分为全额、差额和自收自支等3种形式。
全预算单位经费开支由财政全额拨款。经费的开支按编制内实际到达人数和人均的开支定额，核定全年支出控制数。修缮、设备等临时费，经报批后，追加预算。1979～1992年间，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政策。
差额预算单位，大部分支出由单位自身业务收入中支付，其不足部分由财政拨款补助。以后改差额为“定额补助”，以促进增收节支。
自收自支单位，以其业务收入用于自身的业务支出，财政部门不予拨补。
二、国营企业财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仙游有电厂、印刷厂和大济利民糖厂等3家企业，1951年，经清估后转为国营。1952～1957年间，先后创办园庄、石马、龙华、玉山、锦田、郊尾、杉尾、南溪、下明等9个小糖厂及酒、乳品、食品、冰糖等厂。1958年间，县财政拨款200.83万元，投入工业建设，又新办钢铁、化肥等厂和建筑公司。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境内开展财务成本大检查，检查27家企业，发现未经批准擅自搞基建、技改及四项费用共26.54万元，浪费损失35.71万元，呆帐和积压物资16.02万元；长期挂帐赊销款20.57万元；乱摊成本和少交利润、折日3.7万元。检查后开展清产核资及企业整顿，历时1年多，先后被关（停）的工厂有：南溪、下明、玉山、锦田、大济、石马、龙华等7个小糖厂和肥料厂，还有大济水泥厂、后埔纸厂、政法炼铁厂、中学炼铁厂等。至1965年，在产企业剩下17家。1966～1976年间，放松财务管理，利润普遍下降。至1975年，在产企业15家，盈利12家，亏损3家。
1980年，境内又开展清产核资，促企业修旧利废，共处理积压物资25.7万元，核销财产报废75.52万元，帮助枫亭糖厂、乳品厂、农械厂等7家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为内容的经济核算，同时从县财政拨款206.6万元，支持化肥、水泥、无线电厂技改和罐头厂基建。
1981年实行经济责任制，对食品厂实行扩权管理。园庄糖厂、无线电厂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其余11家按三种不同形式，核定包干指标，实行“全额利润比例分成；亏损包干，减亏留用，超亏不补；定额上交，超收分成”的盈亏包干办法。是年，全县开展财务大检查，24家企业共查出违纪金额97.07万元，其中1980年27.04万元，1981年70.03万元。1983年，实行企业第一步利改税，改缴交利润为上交国营企业所得税。同年，国营商业企业下放归县管，收入基数定为296万元，定为县增加的上缴数。1984年，商业企业中的烟草、石油企业收回省管，核减基数33.74万元。同年冬，实行企业第二步利改税。1985年省又把医药、粮食、木材、农机及新华书店等企业下放归县。粮食亏损包干424万元。
1987年，全县有6家企业试行租赁经营。1988年，全县有32家国营企业试行第一轮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还推行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印发了《质量与效益工资挂钩的实施办法》促进了企业的回生。至1989年，在产企业24家，盈利19家，亏损5家。1991年及1992年，对企业陆续实行第二轮承包，部分企业采取与外商合资、合作组织等经营方式。
1986年后，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退休基金统筹管理，把工厂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金额，按在职人员的工资总额比例分摊，按月集中后分拨，减轻老企业的负担。
1989年，实行国有资产管理。国家投入各类企业（包括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国有资产，在产权变动时，必须进行资产评估。1991年，对全县100家国营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行政性公司，首次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1986～1991年，对行政、事业、企业实行财务大检查，发现违纪的金额有：1989年70.96万元；1990年83.37万元；1991年24.52万元。对违纪的部门和单位进行查处，并力强了财务制度建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的规定》，外经财务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资产、成本费用、收入、利润及其分配的管理、检查与监督。至1992年，仙游经工商登记发执照的外商企业共41家。
三、控购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规定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要压缩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196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明确规定所有单位在一年内一律不得购买沙发、地毯、桌椅、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照相机、录音机、扩音机、计算机、电风扇和其他非生产性设备用品。1962年，又增加床柜、钢丝床、汽车和呢绒绸等高级物品。同年，仙游实行《购物证》和财政审批的《购物计划》，商店凭购物证和购物计划供货，并下达各单位全年控购指标，大大压缩了商品性支出，节约了开支。
1966年起，控购管理放松，公用经费骤增。1967年，专控商品增加为22种，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未能控制。1972年，再次重申把控购增到30种，亦未能控制住。
1977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坚决压缩和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请示报告》，恢复1966年前的“核定限额，发给购物证”的管理办法。次年，实行“凭证定点”供应，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事业、企业单位购买办公用品及设备等，指定在西门兜百货商店供应。规定无经批准，财政不拨款，银行不付款，商业不供货。1979年，县成立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设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办理专控商品的审批手续。1982年，专控商品为32种。1985年，为17种，1987年为18种，1991年又增至31种，1992年为29种。但奢侈攀比之风屡禁不止，违章购买依1存在。1989～1991年，财务大检查中发现未经批准擅自购置专控商品金额为：1989年6.56万元，1990年12.19万元。1990年重点检查72个单位，违纪27个，罚款8000元；1991年检查73个，违纪单位20个，金额3.67万元，罚款5600元。
国、会计管理
民国时期，会计工作处于混乱和落后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会计管理逐步加强。仙游县进行清查财产，清查资金，整顿会计帐据等工作，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1952年起，省、专署、县都对在职财会人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以提高业务素质。会计在经济管理、核算和保证国家资财不受损失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计工作受到挫折。
1981年后，为恢复和加强会计工作，采取一系列措施。1981年，国务院批转“会计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同年，省府又颁发《关于贯彻执行会计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1983年，县成立“会计干部技术职称评委会”，对在职财会人员进行会计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同年，全国珠算在太原比赛，仙游中百公司林碧英获优秀奖。1984年4月，财政部颁发《会计人员工作规则》，发挥会计工作在维护财政（财务）制度、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加强经济管理中的作用。1985年1月，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对在职财会人员进行业务考核并发放《会计证》。1986年4月，全县第一批182人领取了《会计证》，二、三、四批计181人。1987年，组织会计基础知识统一考试，由市财政局重新办理颁发《会计证》的有425人，对会计的技术职称进行评、聘。至1992年上半年，全县共评审会计师107人，助理会计师464人，会计员328人。1992年7月起，改评审为考试。会计管理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1987～1988年，全县从事财政工作30年以上的财会人员获省财政厅和国家财政部颁发《荣誉证书》的126人。1991年，获财政部《荣誉证书》的16人。
五、乡镇财政管理
1949年10月后，乡、村的公有财产租金和收入归入地方财政。1951年6月，县人民政府颁发《乡村财政收支范围和会计手续的规定》，明确收支范围和会计手续。1952年，贯彻“包、禁、筹”的方针，小学经费开支由政府包下来，禁止以各种形式向群众摊派筹资，并对全县220个乡村财政进行全面清理整顿。1954年，各乡普遍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管财理财。1957年，试建乡镇一级财政，于同年8月，制订《仙游县乡镇财政管理办法（草案）》。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乡镇财政由公社接管，县制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建立后乡（镇）财政收支划分的处理意见》。次年，又颁发《仙游县农村人民公社财务管理办法（初稿）》。1960年，全面建立公社一级财政。
1966～1976年间，公社财政失管。1981年，各公社普遍成立财政组，管理财政。1984年，政社分设，公社财政组全部改为乡（镇）财政所。规定乡（镇）财政所职权范围是：（一）、管理国家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二）、按照“乡财、乡管、乡用”的原则，筹集、分配、管理乡（镇）自有资金的收入与支出，并必须向乡（镇）人大报告财政预算、决算，提交审议。
1987年，县对乡镇一级财政实行“定收定支，增收分成，短收扣支，节支留用，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88年，对乡镇试行收支包干办法，实行“划分收支，分税分成，递增上缴，定额补助，收支包干，一定三年”的管理体制，实行收与支直接挂钩，超收节支全留，短收超支自补，自求平衡。预算外资金实行“定收定支，包干使用”的办法。乡镇自有资金实行“乡管、乡用”，由乡镇统筹安排。1991年，对乡镇财政体制进行调整，把“三税”分成，改为工商税收总额分成，县45％，乡（镇）55％，递增上交比例为20％。1992年10月，在榜头和枫亭两镇试办乡镇财政国库，分别由县农行的榜头和枫亭营业所承担办理基层国库业务。
第五节 检查监督
清乾隆至民国时期，地方已设有专门机构监督财政收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县财政和税务部门设有财税监督机构，对财政、税务规章制度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监督。检查监督一般以财政互审、清仓查库、清理小金库、财务大检查等方式进行。1953年，对乡村财政进行检查清理，全县220个乡清出违反规定库存粮食2.56万公斤，存款4775万元（旧人民币）；挪欠大米4.13万公斤，挪用现金2806万元（日人民币）。1961年，对企业开展财务成本大检查。27家企业共查出擅自搞基建、技改及四项费用计26.54万元，浪费损失35.71万元，呆帐和积压物资16.02万元，长期赊欠款20.57万元。1962年，开展清仓查库，共处理压库材料和产品等，计损失45.92万元。1964年，对行政事业单位进行检查，发现民政发放救济款（物）短缺，追回款物，并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文化大革命”期间，财政监督职能削弱，违章违纪案件较多。1978年12月，县恢复财政监督机构，重新开展财税检查监督。1984～1985年，全县开展清理小金库和预算外资金活动，纠正一些把预算内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及私设小金库的错误做法。1988年开展大检查中发现一些单位和部门用公款请客送礼，搞奢侈攀比等不正之风。检查监督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努力进行制止。1989年，通过检查发现行政事业、企业单位违纪金额70.96万元，1990年高达83.37万元。通过严肃处理，1991年违纪金额降为24.52万7。
税务的汇算于每年终进行。在汇算过程中，每年都追补回部分被偷漏的税款。对一些工商户，采取突然检查或稽查方式，发现偷抗税严重的给以补税和罚款，特别严重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查处。1985年起，每年秋都进行税收大检查，查补的税款，逐年增加。1989年235.5万元，1990年274万元，1991年278万元，1992年307万元。对管征员实行不定期抽查，核对税单和发货票，发现3起重大贪污税款案件，交司法部门查处。
第六节 国债发行
民国3～4年（1914～1915年），县公署募国内公债2.2万元和3.7万元。民国24年，发行地方建设公债300万元（法币）。国债有借有还，按规定年限偿还本息。
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分为单位。每分含量为：大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16斤。以上海等六大城市的批发计算“分”值，以此为“折实单位”，结算公债的发行与兑付。发行对象为：城市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对工人、职员、公教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农民实行自愿认购。全县共认购3.01万元（按当时每分值的含量折算为人民币）。
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8年，改为地方建设公债。发行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店员、工人、公教人员、工商业者、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国家建设公债共认购122.67万元，地方建设公债共认购72.55万元。
1981年起，发行国家国库券。发行对象为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和农村富裕社队。1982年起，发行对象扩大至城乡人民个人。至1992年，共分配认购2675.67万元，其中分配个人2390.34万元，单位285.33万元。
1988年，发行国家建设债券，发行对象为单位及个人。全县共分配认购4.78万元。1989年，还另发行保值公债，发行对象为城乡职工、居民、个体工商户、各基金会、保险公司及有条件的公司，共分配购买220.28万元，其中个人212.28万元，单位8万元。
1989～1991年，发行特种国债。发行对象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企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待业保险管理机构等，3年共认购119.35万元。
各种债券的发行，由县成立国债推销领导小组，下设国债推销办公室，抽调专人办理分配任务，宣传动员认购。县人民银行及其所属各专业银行，负责办理收款、发券和兑付事宜。
国债兑付本息工作，规定每年7月1日至9月30日。各专业银行及其所属办事处、营业所都设专柜办理兑付工作。至1990年，兑付工作扩大到邮政和各国债服务部（点）。1992年，各级财政部门也陆续办起国债服务部，同年5月，莆田市财政局批准仙游县设立莆田市国债服务部仙游县代办所。此后，国债的发行直接由代办所办理。代办所同时也承办到期国债券还本付息和国债转让业务。
民国时期，县财政收入除田赋外，各时期还滥增附加费，以弥补财源。民国16年（1927年），虽有国家、地方收支划分办法，但省、县财政未切实分开。至民国25年，始建立县级财政收支预算。由于县财政支出逐年猛增，入不敷出，苛捐杂税日繁，人民群众不堪重负，抗捐、抗税时有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逐步形成比较合理的收支结构。1950年，县财政收入中，农业税仍占首位。1951年后，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工商税跃居财政收入首位。各个时期，税收结构及比重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税贯彻“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1952年，占财政收入的22.86％，至1990年，降为12.95％；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70.90％，至1990年增至76.66％。县财政除上缴外，主要用于发展生产、行政事业开支及抚恤救济等。1952年和1990年财政支出对比变化是：发展生产投入由0.95％增至10.52％；文化、教育、科技投入由30.79％增至52.47％；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由2.51％增至5.46％；行政费用由50.61％降为14.66％。
财政管理体制几经调整、改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统收统支”，至1953年改为“分级管理”，1982年改“统”为“包”，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递增缴补，分级包干”。糖税是仙游财政的主要收入。1980年甘蔗生产大发展，糖税收入达2891万元，占县内直接收入的78.6％。实行财政包干后，以此核定为上缴基数，且每年还递增5％～10％。1986年后，甘蔗生产滑坡，至1992年糖税收入仅280万元，占县内直接收入4.36％，而同年上缴高达2417万元。因此，县财政赤字逐年增加。
第一章 收人
历史上，仙游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和契税，工商税收较少。宋代，有夏税、秋税和盐税；明代，又增加鱼课、窑冶、商税、酒醋、契纸工墨等课征。清末，工商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税目繁多，有坐贾捐、烟苗捐、防务捐、牙捐、典铺税、铁税、兽骨税、房捐等，其数额无考。
民国时期，财政收入仍以田赋为主。民国24年（1935年），总征额为72734元（民国国币，下同），另征附加费3900.28元，契税1610.61元。工商税税目，由少到多，不断增加，发展到30多种，年征额为19982.30元；分税目为：营业税15000元，烟酒牌照税等960元，房铺税4022.30元，另有鱼牙税289.54元，桂圆千牙税150元。民国25年，又新增特种营业税、屠宰税善后附加、住房捐、教育捐、公益捐等，征额达48065.50元。其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逐年增加。民国27～36年间，县财政收入由27.49万元，增至373316.83万元，增长1358倍，多系苛捐杂税。民国37年，改国币为金圆券，当年1～9月收入达7484388.24万元，比民国36年增加2004.8倍，其中课税和特别课税占82％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兴办国营商业，发展地方工业，建立生产、供销、信用合作事业，发展经济，增加财政积累。1949～1992年间，全县直接收入累计113755.7万元。其中1950年收入314.3万元，以后财政收入范围扩大，数额逐年增长（见表17—1）。1992年，全县财政收入达6419.7万元，比1950年增长20.43倍，其中农业税收入399.3万元，占6.22％；工商税收入4158.5万元，占64.78％。
糖税是仙游财政收入的支柱，占着重要的比重。1953～1957年，县内直接收入4777万元，其中糖税2667.5万元，占55.84％；1963～1965年，收入5582万元，糖税3828.4万元，占68.58％；1976～1980年，收入16413万元，糖税12961万元，占78.97％。由于甘蔗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1987年起，甘蔗种植面积大下降。1992年，财政收入6419.7万元，其中糖税占不到5％。
第一节 税收收入
历史上各种税收在县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不详。据《仙谿志》载：宋宝祐年间，县内征盐课五千三百八十二贯七百三十四文，夏税七千六百九十一贯四百五十文，麦一千石三斗，秋粮等米二万四千八百九十一石三斗九升。明成化年间，征食盐米一千零六十三石有奇，鱼课米一百一十七石二斗六升，夏税钞二百四十六锭三贯二百九十五文，秋粮等米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一石。清乾隆年间，秋粮总征银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两，外加附征杂项捐税总额共二万八千零二十两，地丁为二万八千两，折合大洋九万五千元。光绪末年，实征八万二千元，寺租银三百八十八两六钱八分。
民国时期资料不全，据民国30～36年（1941～1947年）统计，县内征实、借征、征公粮等3项合计实征稻谷3100.81万公斤。民国37～38年间，征田赋稻谷936.56万公斤。民国38年，营业税预算金圆7.8万元，屠宰税20.105万元，筵席娱乐税4.2万元，营业牌照税3.6万元，使用牌照税3.3万元，房捐3.6万元，土地税25.94万元，自卫特捐3.477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财政收入中的税收主要有工商税、农业税、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等。1949～1992年，县内共征农业税折稻谷41536.64万公斤，折金额8274.8万元；共征工商税96372.6万元，占县内收入总额的84.72％；共征水果、水产、蘑菇等特产税1450.8万元；1987年起，开征耕地占用税，至1992年共征471.9万元；契税并在农业税和耕地占用税中，称为“农业四税”，至1992年，收入16.2万元。
1951年起，工商税收入占县内财政收入的首位。糖税是工商税收入的主要税课。各个时期，农业税收入占县内收入的比重是：1949～1952年，占37.23％；1953～1957年，占15.31％；1958～1962年，占12.86％；其后各个时期均在10％以内。年平均收入是：1949～1952年，160.3万元；1966～1970年，159.7万元；1981～1985年，141.9万元；1986～1990年，299.4万元。
第二节 企业收入
1952年始有企业收入，至1992年，共收入3618.3万元，占县内同期财政收入的3.18％，次于工商税和农业税，居第3位，其收入形式为上缴利润。1983年，改为国营企业所得税和调节税。随着各个时期企业管理体制的下放与上划，收入时多时少，收入的大头为商业，工业居次。国营商业1970～1973年曾一度下放归县管，至1983年，再度下放（石油、烟草两公司1984年又上划）。1985年，粮食、医药、煤炭、木材、农机、物资、新华书店下放给县，收入归县财政。80年代后，化肥厂、煤炭公司和粮食企业，效益逐年下降，成为企业亏损大户，仅1985～1990年粮食企业亏损达1495万元。至1992年底，化肥、煤炭亏损761万元。1985～1988年，实行甘蔗综合价补贴拨补，共拨补805万元。1986～1987年，代省收甘蔗利润1546万元。企业收入年平均为：1958～1975年间30～50万元；1976～1990年为134～179万元。1992年，企业总收入364.3万元。
第三节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历代无考。仅民国38年（1949年），财政统计资料中有征收地方公有土地及财产租谷257800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他收入包括公产、规费、罚没、赃款、赃物及杂项收入等。契税至1986年划出，并在农业“四税”中。1954～1959年，公债收入196万元。1985～1992年专款（排污费和教育附加费二项）收入197.4万元，一起并在其他收入中。1950～1992年，共收入3551.1万元，占县内同期财政收入的3.12％，各个时期所占比重很小。1986～1992年间，公安、工商、物价等方面的罚没收入，有所增加，占同期财政收入的8.59％。仅次于工商税和农业税，居第三位。
第四节 调拨收入
1949～1992年，省、市对仙游县财政补助共20946.3万元，其中1949～1981年计4861万元，年平均157.3万元，占23.21％，其调拨均为省、市定的各项专项支出补助，有的年份是回拨定支的指标补助。1982～1992年，财政包干后计调拨16085.3万元，年平均1462.2万元，占76.79％。调拨收入多属于专项支出、固定补助、政策性减收补助等，还有年终补助、能源交通及预算调节基金分成补助等。除专项支出外，多用于弥补预算的缺口。
1949～1992年，从预算外或其他资金调入334.8万元，作为平衡预算，或支付各个时期应急之需。
第二章 支出
宋宝祐年间县财政支出，上解居多，除实物外，其余折算成白银，分别上解使府、京司、通判所、经司和提举司。县支付的有：弓手额3575贯40文，支遣吏役手力等庸钱1896贯文，县省仓递年科拨白米约200石支官员俸，太平仓递年科拨糙米2400石支寨、铺兵月粮。
清代，仙游县财政支出，均属于中央集中，无资料可考。
民国初期，地方军阀割据，以支定收，多方筹饷，边支边收，无章可循。支出以军饷及政府费用为主，至于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多赖民众自筹自办，建设支出甚微。民国24年（1935年），县财政支出17104元，其中用于保安、防务、行政支出达9370元，占54.78％。民国27年，财政支出20.33万元。至民国36年，增至324203.34万元，增长1595倍。这10年中年平均支出3996.43万元。民国33年以后，财政用于保安、警察、防务、行政等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大。民国38年，岁出预算，全县财政支出中，保安、警察及行政费占61.98％；教育、文化、卫生等，占30.39％；社会救济和抚恤支出占3.75％；经济建设支出占3.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财政支出相应增加。1949～1992年，共支出59417.5万元，年平均支出1350.4万元。财政包干前33年（1949～1981年），县支出16606万元，年平均503.2万元。财政包干后11年（1982～1992年），县内支出42811.5万元，年平均3891.95万元。县内支出中，各类费用占支出总额的比重为：经济建设类支出7543.6万元，占12.7％；农林水等部门事业费3348.7万元，占5.64％；文教卫生科学等部门事业费28986.8万元，占48.78％；抚恤和社会救济事业费3627.1万元，占6.1％；其他等部门事业费1258.2万元，占2.12％；行政及公检法司支出8916.3万元，占15％；价格补贴支出3088.7万元，占5.2％；专款和其他支出2648.1万元，占4.46％。
第一节 经济建设支出
民国时期，县内农、林、水、气象、交通、电讯等部门经济建设支出，为数甚少。民国38年（1949年）的岁出预算中，经济建设支出58680元（其中正常门15396元，临时门43284元），占支出总数的3.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农业、工业、商业、科技、基本建设（包括交通、邮电、教育、卫生等）、城市建设和边境建设等。1949～1992年，共支出7543.6万元，占县内支出12.7％，居第3位，其中，农业4216.4万元，占55.89％，居首位；工业1267.2万元，占16.81％；基本建设796.6万元，占10.56％；城市建设678万元，占8.99％；边境建设264.7万元，占3.51％。1958～1962年，投入经济建设支出占县内支出比重最高，为26.48％。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时期，投入工业的基本建设支出的资金多。1982年，财政包干以来，受财力的制约，投入越来越少。1981～1985年间，为14.81％；1986～1990年，只有9.51％；至1991年和1992年，仅为7.06％和6.27％。
第二节 行政事业支出
民国初、中时期，县属的事业和行政支出，均无资料可考。民国38年（1949年）岁出预算中，教育文化支出417132元，卫生支出58680元，各占总支出的27.55％和2.84％；社会救济支出55644元，占3.67％；公务人员退休及抚恤支出1188元，占0.08％；行政支出235248元，占15.53％；保安及警察支出292320元，占19.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项事业费支出有：农林水部门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兽医、农机、气象（1962年后由省垂直管）、农垦、农场、水土保持、农业区划等事业费开支，1949～1992年共支出3348.7万元，占县内支出的5.64％。农业和水利居多，1953～1957年年平均5.96万元，1986～1990增至225.0万元，增长36.6倍，其中农业增16.9倍，水利增106.4倍，林业增29.2倍。文教卫生科学部门的文化、文物、教育、卫生、公费医疗、体育、电视广播、计划生育、科学等事业费开支，1949～1992年共支出28986.8万元，占县内支出的48.78％，居第一位。教育、卫生、公费医疗等支出居多。1953～1957年，年平均74.86万元，1986～1990年增至2101万元，增长27.1倍，其中：教育增27.3倍，卫生增17.1倍，公费医疗增16.7倍。抚恤和社会救济事业费，主要用于军属抚恤、退伍军人伤残抚恤、民工伤残抚恤、离退休金及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残老院、精神疗养院等开支，共3627.1万元，占县内支出6.1％，1952～1957年，年平均11.34万元，1986～1990年，增至237.5万元，增长19.9倍。其他部门事业费含工交商事业费，城镇青年就业经费，工商、税务、财政、审计、民兵等事业费，共支出1258.2万元，占县内支出2.12％。行政管理费支出8916.3万元，占县内支出15％，居第二位，1953～1957年，年平均73.2万元；1986～1990年，增至560.8万元，增长6.66倍，增长幅度最小。
第三节 价格补贴和其他支出
1985年后，开始有价格补贴支出，主要是粮、油价外补贴，民用煤销售价差补贴，平抑市场肉类、蔬莱价差补贴及国家批准的其他政策价格补贴等。至1990年，共支出3088.7万元，占县内支出的5.2％，其中，1988～1989年共补贴1527.6万元，占总数的49.46％。1991年起，改暗补为明补，随工资一起发放。
另有专款支出，1985～1992年，环境保护支出107.2万元；1991～1992年，教育费附加支出44万元，两项支出计151.2万元，占县内支出的0.25％。
其他支出，1950年后，支出的主要内容是：兵役征集费，支前经费，办案费补助，财政贴息，不脱产干部补助，及其他杂项开支等共支出2496.9万元，占县内支出的4.21％。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开支较少，1985年后逐渐增加。
第四节 上解支出
明清时代，财政收支尽收尽解。民国时期，虽有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划分，但上解支出无资可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92年底，仙游县共上解支出80618万元，占县内收入的70.87％，年平均1832.23万元。其中：1949～1981年，共上解50529万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80.86％；1982～1992年，财政包干后共上解30089万元，占同期收入的58.69％；其他上解支出471.4万元，（含中央借款294万元）。财政包干后的上解数中，按体制规定递增上交和增收分成上交计5239.6万元，占同期上解数的17.41％。1988年原定上交基数2216万元，至1992年达3801.2万元，升为基数的171.53％。上解支出与上级补助对抵后，净上解支出为60143.1万元，占县内收入总额的52.46％，其中财政包干前支出45669万元，占同期收入的73.08％；1982年财政大包干后，仙游财政超财力上缴，当年赤字182.4万元，其后逐年增加。1987年仙游甘蔗滑坡后，平均每年上缴2677.7万元。1992年底，财政赤字达6515.8万元。
第三章 赋税
在五代时，仙游境内征“身丁钱”，按人口征税，每人年征米5斗。宋代沿袭旧制，仍征丁税，改用官斗计量，每人年交7斗5升。另有夏税、秋税、商税、盐税等，税率无考。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税目分为民、军、盐、匠、医、弓兵、铺兵等项，分别征收实物及服差役。清康熙末年（1722年），以田赋取代丁税。清咸丰三年（1854年），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开办“厘金”税，仙游亦设立税厘局，开征“厘金”。民国10年（1921年）前仍沿袭旧制，征收田赋、厘金。之后，除菸、酒、印花税由省明委暗包外，其他苛捐杂税，由地方自征自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田赋“征实”、“征借”及各种苛捐杂税，实行征收与减免相结合的新税制。
第一节 农业税
一、田赋
宋绍兴中期，仙游始有田赋，按土地亩数计征，有夏税、秋税之分。品种有钱、麦、布、草之别，另有盐课土贡之征。宋庆历四年，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福州一带旱灾严重，粮食欠收，人民生活困苦，蔡襄上奏皇帝，减去一半丁口税。明初，仙游有人丁六千五百多户，后因天灾人祸、虎患，人丁只剩一千四百多户，但州府官员仍按明初之军户人丁数课纳军户役和丁米，弄得小民百姓户户无力交纳，逃走流落他乡。当时正值郑纪任南京左通政，得知此惨状，立即致函新任闽按察司庞大参，要求“改正名册，从实清查”，并上疏朝廷，要求免除仙游军户役的苛法。孝宗帝准奏，赦免军户役，减免钱粮，流离颠沛者始归家耕作。至明天顺年间，全县分为14里，里设“里长”一名，推其田粮多者充任，专负催办田粮及办理公务之责。每里统10图，明初编籍，全县辖64图，计6400余户。万历四十年间（1612年），户数为8522户，人口10678人。洪武廿四年有田、地、山4245顷62.92亩。至景泰三年，全县增为4687顷64.24亩。
明代田粮征收繁杂。明嘉靖五年（1526年），知县肖宏鲁奏疏云：“天下寺田，惟福建为多，赋外之科，惟福建为繁，试以仙游一县言之，民田粮一万六千有奇，而僧粮至七、八百石，小寺一僧，田粮亦不下三、五十石……，民间田粮，有里甲之役，有均徭之差，逐年输纳外，每粮一石，每丁又有科银八分，驿付银九分，近年又编民壮银九分，每丁丁银四分五厘，赋外之科，亦已繁矣！”。
清代田赋，原为“地丁”、“渭粮”、“差徭”、“垦务”、“租课”、“杂赋”、“附税”等7项之通称。境内以地丁为主，粮米次之，租课、杂赋、附税又次之，尚无差役、垦务之征。古代赋出于地，役出于丁。迄清初期，丁口税与田粮并纳。雍正二年，摊丁税于地粮之内，合一征收，即后来所谓“地丁”。
清乾隆时，全县官民田、地、山共4645顷24.59亩，计征银23414.61两，外加附征杂项捐税等，全县田赋总额达28020两。粮米4594石，折征大洋为：地丁每两征2.6元，粮米每石征6.5元。后以地丁每两征粮米0.125石，每两共征大洋3.41元，全县地丁28000两，全年计征95000元。光绪时，因实征赋额逐年减少，报省批准，实行“自封投柜”办法，由县晓喻各里粮户持款到县自行投税。是年，全县实征数达24000两余，折征大洋82000元（附加不计在内）。
清代征赋，系采取“包征”办法。粮胥包征，上则贿赂上司，下则鱼肉粮户。豪绅巨室，钱权交易，勾结官府，拉拢粮胥，得以拖欠免纳。贫苦农民，虽三餐不继，亦难幸免。
民国初年，兵灾匪乱，征额逐年减缩，实征数降至银19800两。“耗羡”革除之后，各种附加层出不穷，除“随粮捐”、“附加捐”外，逐渐增加“教育费”、“建设费”、“保卫团费”及“自治费”等。民国26年（1937年）春，仙游开始土地测编，编查结果：全县土地总面积516115亩，其中田438073亩，农78042亩。地目分为田、农、基（宅）、荡、果、林、坟、什等8种，按3等9则制定“等则”，按亩核赋额（税率）。田分4等，最高者为0.76元，最低为0.44元；农分3等，最高为0.45元，最低为0.15元；基宅分2等，为0.74～0.45元；林分2等。为0.03～0.015元；坟、荡、什不分等，各为0.015元，果并在农的地目中。全县赋额为249609元。民国32年，在城关、枫亭两镇进行地籍整理，市镇之房屋地基，由业户申报地价，征收地价税，税率为20‰。
民国27年（1938年），依照新订赋额征收货币，历代遗留的地丁、粮米征收制度从此消逝。统归经征处自征。田赋除征正税外，县附征“义勇壮丁常备费”二成，“公务员役米薪”三成。民国29年，因货币贬值，改按实物计征。按赋额每元征谷3市斗（每石10斗，折54公斤），名日“征实”。民国31～33年，相继附加“征借”2市斗，“公学粮”1.5市斗，“积谷”5市升。至民国34年，征借增至2斗5升。至此，每石共附征7.5市斗，折重40.5公斤。民国31～36年间，全县共征实、征借、征公粮计实征稻谷3100.81万公斤。民国37～38年夏，全县田赋实征稻谷936.56万公斤，以当时人口30万人计算，每人平均负担30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贯彻“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稳定负担政策。1949年冬征稻谷671.75万公斤，征柴草785万公斤。1950年征稻谷952.25万公斤，1958～1959年间，依率计征达1550万公斤，出现征过头粮现象。1960～1961年，经过核定，进行依实调整，全年应征数稳定在1000万公斤，一直保持到1992年不变。1949～1992年，共实征稻谷41536.64万公斤（含附加），占依率计征数的82.81％。其中，1953～1957年间，平均年征1164.84万公斤；1986～1990年间平均806.12万公斤，减少358.27万公斤，下降30.33％。
1950年后，国家对老、弱、残、孤寡和军烈属贫困户及灾情实行农业税减免。1949～1992年，共减免折谷8620.84万公斤，其中，1979～1983年，穷队减免3374.8万公斤，占39.14％；1988～1992年，穷队减免3493.5万公斤，占40.52％。
二、特产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仙游开始征收林木、水果、沿海区海洲埕地特产税。1951年，特产税合并入农业税，按户累进计征。1952年，改按实收入折合主粮以固定税率计征，归户一并征收。1953年，省制定林木农业税征收办法，林木特产税按山价计征，水果以果农实收数6～9折，按户累进税率计征。为鼓励发展生产，1982年，颁发《福建省特产税征收办法》，对特产税的征收办法及部分税率作了调整，同时开征部分新税目。仙游征收特产税源税目，水果类有：龙眼、柑桔、荔枝、枇杷、香蕉及其他杂果，以龙眼、柑桔为多；水产类有：鳗鱼、对虾及其他；食用菌类有：香菇、蘑菇、白木耳、黑木耳等；其他类有：原木、原竹、薪炭柴、松脂、药材、西瓜、茶叶、笋干、果蔗等。
1989年冬，境内启用《福建省特产税暂扣凭证》，对不交纳特产税者，又不能提供保证人或保证金者，实行暂留部分货物限期交税。1991年，各乡镇普遍建立农林特产税申报站，村设申报分站，实行划分税目，评定产量和按实计征相结合，评产定税，计划征收。木、竹等以林业部门批伐量征收。水果、水产及茶叶等大宗土特产品，超过评产部分，按实补税，以村管征，起运纳税。
1949～1992年，仙游共征收特产税1450.9万元，其中，1981～1985年平均年收3.44万元；1988年后，随着多种经营的发展，特产税收入逐年增加，1986～1990年，平均年征189.1万元；1991～1992年，年均征收达250.5万元。
三、耕地占用税
1987年，境内开始征收耕地占用税。征收办法按国家规定，人均耕地0.5亩以下（含0.5亩）的，水田每平方米10元，其他耕地（菜地、渔塘、农地、围垦内滩涂地，下同）每平方米8元；人均0.5～1亩（含1亩）的，水田8元，其他耕地6元；人均耕地1～1.5亩（含1.5亩）的，水田6元，其他耕地4元；人均1.5亩以上的，水田4元，其他2元。农村居民占用山坡地和围垦滩涂地建房，减半征收。1987～1992年，共征收471.9万元（不含中央30％），年平均78.65万元。
四、契税
在东晋时就有“估税”。北宋开宝二年（969年），规定人民典卖田宅，应在两个月内向官府输钱，请求验印，叫“印契钱”。明代，有“契本工墨钞4贯800文”的记述。清代，颁有契税定章，规定甚严，税率照买价征3％。清末，买契税增至买价的9％，典契为典价的6％。隐税不报，予以严罚。岁课征额无考。民国时期，契税改由省财政厅直接办理，采取认额承包制，承包者又分区转包。民国16年（1927年），中央颁发《契税暂行条例》，规定民间旧契，无论已税未税，一律呈验，每张收契纸费1.5元。民国20年，由省直接派员来县查验，每契收查验费1元。民国37年，改定税率，卖契6％，典契4％，交换契2％，赠与契6％，分割契2～6％，并定各契税中县附加25％。民国38年，县预算收入为金圆48000元，其他年份无考。
1951年冬，先在城关开展契税试点，以后扩展至枫亭、榜头等集镇。1953年，普及至农村。1967年停办，1978年开始复办。
1991年，全面恢复契税征收。莆田市财政局在仙游举办一期契税征收人员培训班，境内各乡镇财政所及县局农税股均派员参加。1992年5月，县府发布《关于全面恢复征收契税的公告》，凡在县境内发生房产买卖、典当、交换、赠与等情况者，均应办理税契。对上手白契，属于公告开征契税前的，追补一次税款；开征后的，有几手，追几手，并定有处罚规定。这年共收税款15.6万元。以前各年度收入甚微，列入其他收入中。
第二节 工商税
宋有盐税之征；明有鱼课、窑冶、酒醋、铸泻、商税等的课征；清咸丰三年（1853年），创办厘金。其后有考据的捐税有：
坐贾捐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为应付“庚子赔款”而创办的，因税额苛重，民不堪负，激起众愤，捣毁税馆，引官兵“清乡”，残杀民命，酿成惨案，此税亦被迫停征。后至民国初复征，改名“贾捐”。征收对象为商业的京果、杉木、豆饼、挂元、布匹、纸等货物，为包征制，按营业额或货物额征收。全年税额为银2万两。至民国18年（1929年）停征，改征营业税。
烟苗捐 课税对象为鸦片、烟苗，按地亩征收。清光绪中叶起征，民国20年（1931年）止，种烟者每亩征大洋10元至40元不等。随政治变化，时征时禁。民国初，军阀割据，为维持军饷，强迫农民种烟苗，以裕税收。据民国18年资料统计，全县税额为36万元，加上附加及浮收，年达百余万元，比之田赋，尤为过之。
防务捐 清末开办，征收对象为赌场，亦称赌捐。民国7年（1918年），系由政府征收，包征于人。民国10年后，由地方军阀自征，逐日派军队驻场征收，以充军饷。征额多少，无从查考。由于政府征税，形同合法，到处赌场林立，一掷千金。尤以“花会”一项为甚，男女老少，日夜聚赌，农事废驰。有的破家荡产，因赌而盗。民生凋蔽，社会动乱。
牙税 课税对象为经纪商，清末开征。以鱼牙一行，历史最久。民国时期，又有粉牙、猪牙、京果牙等行业。经纪商应向政府请发“牙帖”（即牌照），始得营业。税率不一，税收归地方收入。至民国25年（1936年）改制，划归国税。
典铺税 据民国26年（1937年）《福建地方财政沿革概要》载，典当之役，清康熙三年（1664年），创设典当税。雍正六年（1728年），设典当行帖税，按年纳税，按年报解。乾隆年间，分大小当户，本银500两以上谓大典，500两以下为小典。民国7年（1908年）以后，纷乱相承，典铺多停业，税亦停征。
清末民初捐税，除上述之外，还有契税、铁税、兽骨税、菜牛捐、房捐等。民国初年，税捐名目，日渐增多，军阀各据一方，为增强其势力，竞相筹枪勒饷，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如窑捐、蔗铺捐、靛桶捐、灰壳捐，麻布捐、船埠捐，驴驼捐、烟灯捐（鸦片馆税）、花捐（妓院税）等，皆为包征制。民国12年（1923年），仙游军阀吴威，控制仙游，向全县14里筹枪勒饷，派款派夫。由各里设局征收，名为“大饷”，其下级官兵，肆意在其本里擅增附加，多方勒取。翌年，吴威改编任“陆军六旅旅长”，调驻永春，其军队饷款，仍勒派仙游群众负担，派军需处人员来仙游设处征收，谓之“临时费”。饷款每月达3万多元，全年达36万元之巨，分配给14里，按田亩比例分摊。加以浮收及附加，超过原数额一倍以上。群众称之为“老鼠”，以喻月月交税，犹如老鼠月月滋生不断。至民国15年冬，北伐军入闽，吴威他调，始得停征。还有“特别饷”，系军阀向殷实户摊派，漫无制度，为数无考。
民国时期，较大宗的税种有：
菸酒税 征收范围有土菸叶、土菸丝、白酒、色酒等。均系从价征收，税率及征收办法各时不一。民国初，采用明委暗包制，先后为军阀吴威、王剑南、林秀国的亲信承包。民国19年（1930年），以查定或起运时依率计征。当时城关有菸商14家，酒商13家，每月查定从数十斤至数百斤，视各户生产情况而定。其时，查定额最高者酒14担，菸丝6担。全年约征菸丝税2400担，酒税1000担。非仙游商户，于运销前申报完税，查验起运。其税率初定40％，后改50％。至民国37年，提高至100％，以遏制消费量。美其名曰：“寓禁于征”。
糖税 民国33～37年（1944～1948年），全县产糖37295吨，征糖税13734067万元（民国旧币）。
统税课税范围包括板、纸、迷信品等。迷信品采用查定征收，板、纸零星部分在通过第一道税务机关时报请完税。大宗的由收购商收购后起运前申报纳税，经查验后起运。
印花税 初系实行包征制，由仙游地方士绅向省印花税务局承包开办。其征收范围为商事凭证、承揽契据、簿籍及特种行业等。税率依据凭证种类按值贴花。民国16年（1927年），公布印花税条例仍为包征制。民国20年，取消包征制，归邮局发行，由商家自行购贴于各种帐簿、凭证，税务机关负责监督。民国37年，公布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繁杂。仙游自行规订：固定商户簿据照贴外，其余凭营业额按月购贴。外销者，必须取得进货发票，无发票者，则由进货商购贴，由税务机关验讫方准运行。
屠宰税 以猪、羊、牛等3种为课税对象。清末开征，猪每只4角，羊1角，牛1元。民国初略有增加。民国15年（1926年）起，相继附加“善后捐”、“公益捐”、“教育费”等。民国25年，又有增加，至此，猪每只2.9元，羊1.05元，牛5元。民国30年，划归地方收入。民国36年，为加强警卫，附加50％作为警卫经费。同年，又提取10％作为公教人员工资。先为包制，后归经征处自征。但因屠商私宰，民间偷宰，官商勾结，贪污舞弊，国家收入甚少。据民国38年收入预算，列为201048元（圆元）。
此外还有：土地税、筵席娱乐税、营业牌照税、房捐、旅馆捐、迷信捐、房宅地税、营利事业所得税、财产租赁所得税、财产出卖所得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综合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孳息收入、公共财产收入等。另有县自定的“公款公产”、“国民教育基金”、“军食差价”、“自卫特捐”、“应变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苛捐杂税。1950年4月，执行政务院颁发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在全县范围内征收的税种有：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货物税、交易税、摊贩营业牌照税、印花税、临时工商税、特别消费行为税、房产税、地产税、使用牌照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等13种。新税收注意发展经济，培养税源，增加积累，简化手续，调整税目，实行减免等。
新税制初步确立以流转额和所得额两大类为主体的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雏形。1950年7月，执行调整税收简化税种的决定，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城市房地税，免除和合并原货物税的征收品目，降低所得税和房地税的税率。这年，全县共征收工商各税147.82万元，其中工商税（包括货物税）106.41万元，占71.99％；工商所得税10.89万元，占7.36％；屠宰税21.68万元，占14.67％；房地产税2.63万元，占1.78％；牲畜交易税4.08万元，占2.76％；车船使用牌照税及其他2.13万元，占1.44％。
1953年1月，工商税制又作重要修正。本着简化的原则，试行商品流通税。废酒类、杉木、毛皮、麦粉等4个品目货物税，改征商品流通税。摊贩营业牌照税、粮食交易税分别并入工商营业税和货物税中征收。取消特种消费税，改征文化娱乐税。货物计税价格，由原来不含税款在内的价格，改为含税款在内的国营公司批发牌价。
经过调整，仙游征收的工商各税为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印花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税等9种。1953年7月，依照“公私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对私营批发征税，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或经销、代销的私营者给予优惠政策，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鼓励个体经济走合作化道路。同年，全县工商各税收入480.68万元，比1950年增长2.25倍。其中，工商税（含商品流通税、货物税）408.73万元，占85.03％；工商所得税35.21万元，占7.32％；屠宰税29.79万元，占6.2％；牲畜交易税6.81万元，占1.42％；其他0.14万元，占0.03％。
1958年，原来对工商企业征收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工农业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实行两次课征制。即工业销售环节和商业零售环节各课征一次，取消批发环节税收；把原来货物税、商品流通税一律改为根据实际销售收入计税。同年，全县工商各税收入1636.33万元，比1953年增长2.4倍，增收1155.65万元。其中，工商统一税1505.43万元，占92％；集体企业所得税101.85万元，占6.22％；屠宰税22.88万元，占1.4％；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牲畜交易及其他6.17万元，占0.38％。
1961年冬，为保护农民合法交易，打击和限制投机活动，促进农贸市场发展，开征集市交易税，1965年停征。
1973年1月，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原来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对国营企业只征收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同年，全县工商税各税收入2294.57万元，比1958年增长40.22％。其中，工商税2243.22万元，占97.67％；集体企业所得税47.5万元，占2.07％；
1983年，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大中型企业税利并存，按企业实际的利润先征收55％的所得税，然后根据企业不同情况，对税后剩余利润在国家与企业之间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分配。有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税后由企业自负盈亏，国家不再拨款。1983年10月，开征建筑税。1984年秋，实行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把流转税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成为工商税收的主体之一。国务院于同年发布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5个税收条例。财政部同时颁发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等4个实施细则和资源税若干问题规定通告。同年，全县工商各税收入3530.68万元，比1973年增长53.87％，扣除糖税，增长171.26％。其中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工商统一税3399.03万元，占96.27％；工商所得税103.91万元，占2.94％。
1985年为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国务院发布了奖金税条例，开征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奖金税。为稳定和扩大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来源，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1986年，开征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1988年，开征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和筵席税。1991年，开征外国企业所得税。是年，全县工商各税全年收入4201.2万元，比1984年增长18.99％，扣除糖税增长2.85倍。其中：产品税304.7万元，占7.25％；增值税1845.7万元，占43.93％；营业税1207.2万元，占28.73％；工商统一税107.1万元，占2.55％；集体企业所得税242.7万元，占5.78％；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104.5万元，占2.49％；个人收入调节税82.5万元，占1.96％；城市维护建设税124.2万元，占2.96％；外国企业所得税12.6万元，占0.3％；盐税8.3万元，占0.2％；车船使用税28.2万元，占0.67％；房地产税75.8万元，占1.81％；其他（含奖金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57.6万元，占1.37％。
税制改革后，初步建立以流转税类和所得税类为主体的复合税制。至1992年，仙游实际征收的税种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工商统一税、盐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奖金税（含国营、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城市维护建设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等15种，和国营企业所得税，合称为“两税”。1984年，国家为集中资金加速交通能源等重点建设，决定征集能源交通基金。1989年，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适当集中一部分财力，为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创造条件，决定征集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称“两金”。
境内产品税占工商税收入的第3位；增值税收入占工商税总收入的一半营业税占工商税收入的第2位。
仙游县的工商税源，产品税、增值税主要有：食糖、钢材、罐头、冰糖、原木、毛竹、纸、电力、化工、工艺品、水产品、香菇、茶叶、砖瓦、酒类、酒精、生猪等，以食糖居多。糖是仙游工商税收入的支柱，1956年糖税并在货物税中征收，1957年后始单独设糖税目。1979年甘蔗面积扩大，产糖9.6万吨，共收糖税3260万元，为历史最高水平。80年以来，经几度调低税率，以后又改征增值税，减轻了税负，吨糖平均税款由1979年的350元，至1990年降为183元。加之糖税收入急剧滑坡，糖税由1979年3260万元，至1990年降至773万元，占工商税收入的比重由85.3％降至22.4％。至1992年底，糖税收入仅剩280万元。营业税则以商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行业、临时经营等为主，以商业居多。集体企业所得税则以商业、建筑、交通运输、工业、供销社、乡镇村企业、信用合作社、合作商店等为主。80年代以前以供销社居多，80年代以后以乡镇村企业居多。
1949～1992年，经税务机关征收的工商税收入98194.4万元（中央级32.7万元，省级1789.1万元，县级96372.6万元）；国营企业所得税5422万元（省级251.1万元，市级2407万元，县级2763.9万元）；能源交通基金1809.3万元；预算调节基金586.4万元。
第四章 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历代对财税管理，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以司其职。宋时县设簿厅，厅设主簿，下有监税廨舍。明洪武初，设税课局，后设有布政分司。清代，赋税机构分开设置。田赋（即钱粮）设“户房”，置“钱谷师爷”主其事。税课设局征收。咸丰三年（1853年），设有莆仙税厘局。仙游县南门设卡，征收客商“厘金”。
民国时期，县衙的“钱谷师爷”改为第二科，专管财赋，设有财务，稽核，以司其事。至民国25年（1936年），始把第二科改为财政科，设会计室和公库，分管财、赋，下设有经（稽）征处。民国31年，设粮政科（旋又改称田粮处），实行财、赋分管。捐税机构先后设有硝磺税局、菸酒税局、印花税局、货物税局、直接税局与专卖局，时撤时合，或设分局，或设坐办员，因时而异。有承包制，也有坐办征收。至民国34年，设直货两局，分管直接税和货物税。民国37年，直货合并，设福建省税务管理局仙游分局，管辖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大田等5县税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财粮科，负责管理财政和田赋（农业税）。县税务局设人秘、税政、会计等3个股。1950年2月，财、粮分设，其后粮食又分粮食和农税两科，分管粮食储运和农税征收。县税务局共有税工人员109人。1952年2月，农税又并入财政科，财政科负责财政收支和农业税征收，区、乡（公社）设财粮委员和会计，分管农税征收和财政管理。至1981年，设公社财政组，1984年改为乡（镇）财政所，设所长、总会计、农税管征及企业管理各专职人员。1952年，县财政人员18人，分设行政、预算、企业、农税、册籍等5个股室。至1992年，增至37人，分设人秘、监察、综合、预算、事业、农财、农税、工交企业、商粮企业、册籍、控办、国债推销等12个股、室。基层财政人员，至1992年，增至137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税务仍沿用民国建制，设福建省税务局仙游分局，负责莆、仙、永、德、大等5县工商税征收管理。1950年2月，各县设税务局，负责县辖区工商税征收，撤消福建省税务局仙游分局。基层按经济区设置税务所（组），1950年设6个所，15个驻征组。至1992年，县税务局设人教、税政、会计、征管、稽查、监察、办公室等7个股，下设有城关、枫亭、榜头、大济、龙华、度尾、郊尾、盖尾、园庄、西苑、社硎、游洋、钟山、赖店等14个税务所和郊尾税务稽查站。全县共有税工人员270人。
第二节 预决算管理
清代财政实行中央集权制，县级没有独立财政权，亦无预、决算管理。
民国初期，时局纷乱，财政无章可循。民国16年（1927年）中央始有国家、地方收支划分，而省、县财政仍无切实分开。至民国24年，先后有“省、县收支划分标准”及“财政收支系统法”。县财政收支范围，始有明确划分，并依此核定县收支预算。民国30年，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省并入国家财政，自治财政包括县、市和乡镇。将国家税课划分一部分归县市收入，但因地方财源枯竭，多仰赖划拨国税弥补。民国36年起，因币值惨跌，一年六七度追加预算，亦难平衡。为支付之计，政府擅增税种，提高附加，预算徒有其名，难付实施。
1949年后，为适应政治经济需要，各个时期，财政管理进行过多次的改革与调整。由高度集中，逐步过渡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1950年，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次年，又发布《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县内各项收入，逐级上缴；县、区的各项支出，按季编制预算，由专署按月核拨。乡村的公产租赁，公益事业收入和农业税附加收入，作为地方财政，用于支付乡村公益设施和行政开支。县财政设中央审、会计和地方审、会计分别办理中央和地方预、决算的编制及经费领拨事宜。1953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预算明确分为中央、省和县等3级。县正式成立一级财政预算，年初编制预算，年终编审决算。省对预算收入，实行地方固定分成和省、县按不同收入项目调剂分成的办法。县的预算支出，则由省按年核定控制数。为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县人民银行设立金库。
1958年，“大跃进”时期，财政体制进行较大的改革，把“以收定支，一年一变”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但由于当时经济工作中，盲目追求高指标，搞浮夸虚报，造成预算收入不实。1959年，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按收支划分核定全年收入任务和支出指标，以其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作为总额分成比例。超核定收入任务的，实行超收分成。1963年起，把工商税中的其他工商各税和其他收入，作为县的固定收入。改总额分成为超收入任务，实行“五五”分成办法。支出的采取核定指标，结余留用，让县有一定财力，发展地方经济建设。
1966年起，又恢复初期的“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即收入全额上交，支出核定全年指标，从收入中回拨。1970年，省将商业企业下放归县，其收入归县级预算。同时，又将中学教育经费划归县管，列县预算支出。1972年，作了调整，收入实行按总额给县分成1％，超过核定收入的部分，按核定比例给县分成。
1977年，改总额分成为超收分成，并恢复其他工商各税收入全额留县。超过省地核定收入任务数的部分按45％给县分成。1978年，实行工业企业留利50％。1979年，改为固定分成。1980年，改为增收分成，比上年增收的部分，给县40％留成；支出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超支不补。
1980年起，财政年度预算和决算，都要经过县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预算在执行中遇有政策性的变更，应向人大常委会提交预算变更报告。决算是预算执行的结果，应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作财政决算报告。预算、决算编制后，要上报省、市和县人民政府。县政府加强对预算资金的管理。预算外资金切块管理，分为财政部门管理的，事业和行政单位管理的，企业及其他部门管理的；实行年初编预算，年终报决算，按规定渠道组织收入，办理支出。
1982年起，财政实行改统为包，分灶吃饭政策。仙游财政收大于支，以1980年收支决算为基础，核定基数为：收入3678.73万元（其中：糖税收入为2890.81万元），支出1107.51万元，上缴2571.22万元，1985年，实行第二个包干体制，以“不挤不让”的原则，保证各自既得的财力，均以原体制1984年的缴补数为依据，核定包干基数为：收入3635.96万元，支出1078.1万元，上缴2557.86万元。
1987年后，对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实行“专户储存，计划管理，财政审批，银行监督”的管理办法。对企业和主管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实行“用款计划审批”办法，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督管理。
1988年，实行第三个包干体制，核定包干基数为：收入4060.6万元，支出1844.8万元，定额上缴2215.8万元，并规定定额上缴数每年递增10％。三次财政包干，至1992年，仙游财政净赤字达6686.8万元。
第三节 税务管理
民国时期，税务管理由分局领导，县在交通隘口设卡征收。仙游在南门、枫亭、沧溪、何岺、坝下、磨头、三般店等地设征收点，派税务员工驻点征收。城关过岺设申报站和总站，负责县城各站税点征收和各站货物查检。当时社会动荡，税务规章制度不全，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税官与官商勾结，横征暴敛，加重人民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税务管理逐步制度化，并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不断调整税收政策。1950年后，工商税的征收管理，大体上是经过纳税申报，查定税源，查帐征收，贴照查验，设卡检查，出厂纳税，运货登记，先税后运，货照同行，纳税鉴定，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代征代扣等办法进行。并实行驻厂管理，划片管理，专责管理，涉外税收和税收检查等管征方式。各税种的管理也有区别。所得税采取汇算清交的办法，屠宰税实行屠场宰杀，课税盖印，验讫出售。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左”的思想和“非税论”的干扰，淡化了税收职能的作用。1958年后，税制过分简化，税工人员裁减。“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管征当作“管、卡、压”来批判，使管征工作受到削弱和破坏。
1980年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加强征管工作。国务院颁发《税收征管条例》，福建省人民政府又颁发《福建省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对依法征税，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帐票管理，税收检查，违章处理等作了明确规定，遵循“统一税法，集中税权”的原则，实行以法治税。1988年，成立税收稽查队，对违章行为进行稽查，从组织上加强征管工作。198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加强对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管征工作的决定》，国家税务局发布《关于整顿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秩序的通告》，增强全民纳税意识。对城乡纳税对象进行整顿，加强税收管征。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为依法治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对税务内部实行“征、管、查”三分离的管理监督措施。
为了搞活经济，支持脱贫致富，工商税收作了减免规定：对直接用于农业方面的农药、小化肥等产品和农机具的修理修配，实行轻税政策和减免办法，以扶持农业生产。属于社会福利事业组织盲、聋、哑及肢体残疾人生产的产品，除规定应征税的品目外，实行免征产品税或增值税，鼓励其自食其力。对乡（镇）村办企业，在开办之初，或在一定期限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实行“放水养鱼”，“养鸡下蛋”的优惠政策，支持乡（镇）村企业的发展。对贫困乡、村和老、少、边地区，以优惠的减免规定扶持脱贫致富。学校的勤工俭学，待业知青就业，新产品试制等，都有减免的规定。在改革开放中，为有利于引进外资，贯彻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分别对投资者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减免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对其他有关提供劳务等方面的收入，也予优惠照顾。
第四节 财务管理
一、行政事业财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行政事业经费支出实行定员定额管理，禁止以任何形式指令派募捐罚，禁止动用公粮公款，禁止各种铺张浪费及超标准补助餽赠，禁止超标准开支和其他不必要的开支等。县区行政费和部门事业费，按国家供给的统一标准，实行报销制，按季向晋江专署财政局办理报领。乡、村行政费及其公益事业由地方财政开支。1953年起，建立县一级总预算，实行分口管理，年初编预算，年末报决算，按月送收支报表。在财务管理上分为全额、差额和自收自支等3种形式。
全预算单位经费开支由财政全额拨款。经费的开支按编制内实际到达人数和人均的开支定额，核定全年支出控制数。修缮、设备等临时费，经报批后，追加预算。1979～1992年间，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政策。
差额预算单位，大部分支出由单位自身业务收入中支付，其不足部分由财政拨款补助。以后改差额为“定额补助”，以促进增收节支。
自收自支单位，以其业务收入用于自身的业务支出，财政部门不予拨补。
二、国营企业财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仙游有电厂、印刷厂和大济利民糖厂等3家企业，1951年，经清估后转为国营。1952～1957年间，先后创办园庄、石马、龙华、玉山、锦田、郊尾、杉尾、南溪、下明等9个小糖厂及酒、乳品、食品、冰糖等厂。1958年间，县财政拨款200.83万元，投入工业建设，又新办钢铁、化肥等厂和建筑公司。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境内开展财务成本大检查，检查27家企业，发现未经批准擅自搞基建、技改及四项费用共26.54万元，浪费损失35.71万元，呆帐和积压物资16.02万元；长期挂帐赊销款20.57万元；乱摊成本和少交利润、折日3.7万元。检查后开展清产核资及企业整顿，历时1年多，先后被关（停）的工厂有：南溪、下明、玉山、锦田、大济、石马、龙华等7个小糖厂和肥料厂，还有大济水泥厂、后埔纸厂、政法炼铁厂、中学炼铁厂等。至1965年，在产企业剩下17家。1966～1976年间，放松财务管理，利润普遍下降。至1975年，在产企业15家，盈利12家，亏损3家。
1980年，境内又开展清产核资，促企业修旧利废，共处理积压物资25.7万元，核销财产报废75.52万元，帮助枫亭糖厂、乳品厂、农械厂等7家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为内容的经济核算，同时从县财政拨款206.6万元，支持化肥、水泥、无线电厂技改和罐头厂基建。
1981年实行经济责任制，对食品厂实行扩权管理。园庄糖厂、无线电厂实行企业基金制度。其余11家按三种不同形式，核定包干指标，实行“全额利润比例分成；亏损包干，减亏留用，超亏不补；定额上交，超收分成”的盈亏包干办法。是年，全县开展财务大检查，24家企业共查出违纪金额97.07万元，其中1980年27.04万元，1981年70.03万元。1983年，实行企业第一步利改税，改缴交利润为上交国营企业所得税。同年，国营商业企业下放归县管，收入基数定为296万元，定为县增加的上缴数。1984年，商业企业中的烟草、石油企业收回省管，核减基数33.74万元。同年冬，实行企业第二步利改税。1985年省又把医药、粮食、木材、农机及新华书店等企业下放归县。粮食亏损包干424万元。
1987年，全县有6家企业试行租赁经营。1988年，全县有32家国营企业试行第一轮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还推行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印发了《质量与效益工资挂钩的实施办法》促进了企业的回生。至1989年，在产企业24家，盈利19家，亏损5家。1991年及1992年，对企业陆续实行第二轮承包，部分企业采取与外商合资、合作组织等经营方式。
1986年后，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退休基金统筹管理，把工厂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金额，按在职人员的工资总额比例分摊，按月集中后分拨，减轻老企业的负担。
1989年，实行国有资产管理。国家投入各类企业（包括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国有资产，在产权变动时，必须进行资产评估。1991年，对全县100家国营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行政性公司，首次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1986～1991年，对行政、事业、企业实行财务大检查，发现违纪的金额有：1989年70.96万元；1990年83.37万元；1991年24.52万元。对违纪的部门和单位进行查处，并力强了财务制度建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的规定》，外经财务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资产、成本费用、收入、利润及其分配的管理、检查与监督。至1992年，仙游经工商登记发执照的外商企业共41家。
三、控购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规定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要压缩公用经费中的商品性支出。196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明确规定所有单位在一年内一律不得购买沙发、地毯、桌椅、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照相机、录音机、扩音机、计算机、电风扇和其他非生产性设备用品。1962年，又增加床柜、钢丝床、汽车和呢绒绸等高级物品。同年，仙游实行《购物证》和财政审批的《购物计划》，商店凭购物证和购物计划供货，并下达各单位全年控购指标，大大压缩了商品性支出，节约了开支。
1966年起，控购管理放松，公用经费骤增。1967年，专控商品增加为22种，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未能控制。1972年，再次重申把控购增到30种，亦未能控制住。
1977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坚决压缩和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请示报告》，恢复1966年前的“核定限额，发给购物证”的管理办法。次年，实行“凭证定点”供应，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事业、企业单位购买办公用品及设备等，指定在西门兜百货商店供应。规定无经批准，财政不拨款，银行不付款，商业不供货。1979年，县成立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设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办理专控商品的审批手续。1982年，专控商品为32种。1985年，为17种，1987年为18种，1991年又增至31种，1992年为29种。但奢侈攀比之风屡禁不止，违章购买依1存在。1989～1991年，财务大检查中发现未经批准擅自购置专控商品金额为：1989年6.56万元，1990年12.19万元。1990年重点检查72个单位，违纪27个，罚款8000元；1991年检查73个，违纪单位20个，金额3.67万元，罚款5600元。
国、会计管理
民国时期，会计工作处于混乱和落后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会计管理逐步加强。仙游县进行清查财产，清查资金，整顿会计帐据等工作，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1952年起，省、专署、县都对在职财会人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以提高业务素质。会计在经济管理、核算和保证国家资财不受损失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计工作受到挫折。
1981年后，为恢复和加强会计工作，采取一系列措施。1981年，国务院批转“会计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同年，省府又颁发《关于贯彻执行会计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1983年，县成立“会计干部技术职称评委会”，对在职财会人员进行会计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同年，全国珠算在太原比赛，仙游中百公司林碧英获优秀奖。1984年4月，财政部颁发《会计人员工作规则》，发挥会计工作在维护财政（财务）制度、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加强经济管理中的作用。1985年1月，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对在职财会人员进行业务考核并发放《会计证》。1986年4月，全县第一批182人领取了《会计证》，二、三、四批计181人。1987年，组织会计基础知识统一考试，由市财政局重新办理颁发《会计证》的有425人，对会计的技术职称进行评、聘。至1992年上半年，全县共评审会计师107人，助理会计师464人，会计员328人。1992年7月起，改评审为考试。会计管理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1987～1988年，全县从事财政工作30年以上的财会人员获省财政厅和国家财政部颁发《荣誉证书》的126人。1991年，获财政部《荣誉证书》的16人。
五、乡镇财政管理
1949年10月后，乡、村的公有财产租金和收入归入地方财政。1951年6月，县人民政府颁发《乡村财政收支范围和会计手续的规定》，明确收支范围和会计手续。1952年，贯彻“包、禁、筹”的方针，小学经费开支由政府包下来，禁止以各种形式向群众摊派筹资，并对全县220个乡村财政进行全面清理整顿。1954年，各乡普遍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管财理财。1957年，试建乡镇一级财政，于同年8月，制订《仙游县乡镇财政管理办法（草案）》。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乡镇财政由公社接管，县制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建立后乡（镇）财政收支划分的处理意见》。次年，又颁发《仙游县农村人民公社财务管理办法（初稿）》。1960年，全面建立公社一级财政。
1966～1976年间，公社财政失管。1981年，各公社普遍成立财政组，管理财政。1984年，政社分设，公社财政组全部改为乡（镇）财政所。规定乡（镇）财政所职权范围是：（一）、管理国家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二）、按照“乡财、乡管、乡用”的原则，筹集、分配、管理乡（镇）自有资金的收入与支出，并必须向乡（镇）人大报告财政预算、决算，提交审议。
1987年，县对乡镇一级财政实行“定收定支，增收分成，短收扣支，节支留用，超支不补，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88年，对乡镇试行收支包干办法，实行“划分收支，分税分成，递增上缴，定额补助，收支包干，一定三年”的管理体制，实行收与支直接挂钩，超收节支全留，短收超支自补，自求平衡。预算外资金实行“定收定支，包干使用”的办法。乡镇自有资金实行“乡管、乡用”，由乡镇统筹安排。1991年，对乡镇财政体制进行调整，把“三税”分成，改为工商税收总额分成，县45％，乡（镇）55％，递增上交比例为20％。1992年10月，在榜头和枫亭两镇试办乡镇财政国库，分别由县农行的榜头和枫亭营业所承担办理基层国库业务。
第五节 检查监督
清乾隆至民国时期，地方已设有专门机构监督财政收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县财政和税务部门设有财税监督机构，对财政、税务规章制度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监督。检查监督一般以财政互审、清仓查库、清理小金库、财务大检查等方式进行。1953年，对乡村财政进行检查清理，全县220个乡清出违反规定库存粮食2.56万公斤，存款4775万元（旧人民币）；挪欠大米4.13万公斤，挪用现金2806万元（日人民币）。1961年，对企业开展财务成本大检查。27家企业共查出擅自搞基建、技改及四项费用计26.54万元，浪费损失35.71万元，呆帐和积压物资16.02万元，长期赊欠款20.57万元。1962年，开展清仓查库，共处理压库材料和产品等，计损失45.92万元。1964年，对行政事业单位进行检查，发现民政发放救济款（物）短缺，追回款物，并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文化大革命”期间，财政监督职能削弱，违章违纪案件较多。1978年12月，县恢复财政监督机构，重新开展财税检查监督。1984～1985年，全县开展清理小金库和预算外资金活动，纠正一些把预算内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及私设小金库的错误做法。1988年开展大检查中发现一些单位和部门用公款请客送礼，搞奢侈攀比等不正之风。检查监督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努力进行制止。1989年，通过检查发现行政事业、企业单位违纪金额70.96万元，1990年高达83.37万元。通过严肃处理，1991年违纪金额降为24.52万7。
税务的汇算于每年终进行。在汇算过程中，每年都追补回部分被偷漏的税款。对一些工商户，采取突然检查或稽查方式，发现偷抗税严重的给以补税和罚款，特别严重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查处。1985年起，每年秋都进行税收大检查，查补的税款，逐年增加。1989年235.5万元，1990年274万元，1991年278万元，1992年307万元。对管征员实行不定期抽查，核对税单和发货票，发现3起重大贪污税款案件，交司法部门查处。
第六节 国债发行
民国3～4年（1914～1915年），县公署募国内公债2.2万元和3.7万元。民国24年，发行地方建设公债300万元（法币）。国债有借有还，按规定年限偿还本息。
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分为单位。每分含量为：大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16斤。以上海等六大城市的批发计算“分”值，以此为“折实单位”，结算公债的发行与兑付。发行对象为：城市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对工人、职员、公教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农民实行自愿认购。全县共认购3.01万元（按当时每分值的含量折算为人民币）。
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1958年，改为地方建设公债。发行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店员、工人、公教人员、工商业者、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国家建设公债共认购122.67万元，地方建设公债共认购72.55万元。
1981年起，发行国家国库券。发行对象为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和农村富裕社队。1982年起，发行对象扩大至城乡人民个人。至1992年，共分配认购2675.67万元，其中分配个人2390.34万元，单位285.33万元。
1988年，发行国家建设债券，发行对象为单位及个人。全县共分配认购4.78万元。1989年，还另发行保值公债，发行对象为城乡职工、居民、个体工商户、各基金会、保险公司及有条件的公司，共分配购买220.28万元，其中个人212.28万元，单位8万元。
1989～1991年，发行特种国债。发行对象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企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待业保险管理机构等，3年共认购119.35万元。
各种债券的发行，由县成立国债推销领导小组，下设国债推销办公室，抽调专人办理分配任务，宣传动员认购。县人民银行及其所属各专业银行，负责办理收款、发券和兑付事宜。
国债兑付本息工作，规定每年7月1日至9月30日。各专业银行及其所属办事处、营业所都设专柜办理兑付工作。至1990年，兑付工作扩大到邮政和各国债服务部（点）。1992年，各级财政部门也陆续办起国债服务部，同年5月，莆田市财政局批准仙游县设立莆田市国债服务部仙游县代办所。此后，国债的发行直接由代办所办理。代办所同时也承办到期国债券还本付息和国债转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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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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