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粮食供应
内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历史上仙游缺粮。“民赖广米积济，客舟至则就籴”。至于供应官俸和军饷，宋《仙谿志》载：“县省仓递年科拨白米约二百石支官员俸（随年增减）。太平仓递年科拨糙米二千四百石，支寨兵铺兵月粮。”明、清年间，“凡各衙门差役因公事之劳逸，定工食之多寡”。同治年间，仙游设官粮和民粮。官粮：“官出籴本，谷贱则增价籴之以利农；谷贵则减价粜之以利民，随时粜籴，以平其价”。民粮：“官不出籴本，但令民秋收各以贫富为差，共出粟米，藏诸当社，委社司执帐检校，遇岁不熟，则均给之，以民之粟，济民之饥”。荒年，官府偶尔也开仓赈济。清乾隆《仙游县志》载：“淳熙十一年（1184年），诏守臣赈粟贷种”。亦有个别富户乐善好施。清代“邑绅徐万安、李长华等合捐社谷三千五百五十石，奉文归入官捐款内”。自宋代以后，仙游粮市自由交易，由米商、粮贩操纵。民国时期，粮食仍由私商粮贩经营，或从农村收购，或从外埠输入。当时，仙游主要从安徽、江西、台湾以及缅甸、泰国等地调进应市。灾年，少数米商趁机哄抬米价，米价大起大落。民国19～25年（1930～1936年），仙游粮价基本稳定。民国19年，上市旺季早谷每50公斤3.06元（银元，下同），淡季3.24元；晚谷旺季每50公斤3.44元，淡季3.83元；民国25年，早谷旺季每50公斤2.82元，淡季3.80元；晚谷旺季每50公斤3.55元，淡季4.04元。粮市上常见农民低价售出高价买入；富户低价收购，高价出售。抗战期间，因海路被封锁，陆路不畅通，粮价上扬。民国31年8月至民国32年4月，仙游持续干旱，禾木尽枯。县长骇逃崇安老家躲避，乡下地主、城镇私商乘机囤粮压库，抬价而沽。每50公斤稻谷涨到750元、甘薯160元、花生油2200元（法币）。民国37年6月，米价暴涨，1斤由6万元（法币）涨至8万元、18万元、20万元。民国38年初，金圆券急剧贬值，是年3月中旬，市场上一堆花生米，价值50元（金圆券），每堆只有10粒，每粒5元，折法币1500万元。市面交易用米作价：猪肉0.5公斤换米2.375公斤，带鱼0.5公斤换米1.75公斤。其他商品均用米交换。当时教、职、员、工薪金以米支付。当局先后采取拍卖公粮、贷放积谷、平售赋谷、计口配售、责令粮商限价销售。但因社会腐败，无法实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50年代初期，农业连年丰收，粮价稳中有降，粮食经营以自由购销为主。县、区机关与团体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按核定指标领取粮食，教职员工以粮代薪。1951年，取消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干部和居民用粮，向贸易公司、合作社或农贸市场购买。1951年，城关每50公斤早谷6.50元，晚谷7.75元。1952年，粮食部门委托合作社代销大米1875.5吨，以2％手续费计奖。粮食部门主要供应军队、政府和事业单位用粮。1952年，共供应大米1842.45吨，稻谷2691.7吨，小麦7.4吨。至1952年，大米市价每50公斤13.20元，最低跌至8.60元，低于国家牌价（14.50元），市场粮食供大于求。是年，粮食总产量达89369吨，年人均口粮217.5公斤。1953年，委托合作社代销13491.2吨，占国营销售量的40％左右。粮食市场零售总额比重分布：合作社占50.3％，粮食部门占8.7％，私营占41％。
（一）城镇居民供应
1954年1月起，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城镇居民口粮按户发证，不计定量，采取内部控制办法进行供应。机关团体按人数编造计划，经粮食部门核定后凭证定点供应。实行统购统销后，市场供应正常，物价稳定，群众拥护。
1955年，粮食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全县城镇居民分布在14个集镇和365个机关单位，共有3634户计21350人，约占总人口的5％。根据等级和从事工种定量，居民由居委会，职工、师生由单位编制名册，由粮食部门审查核定，按户发证，划区定点供应。全县每月供应贸易粮260.403吨，每月人均12.195公斤。
1955～1987年底，居民口粮定量标准调整8次，其中调高5次，调低3次。1960年，因粮食减产，供应困难，分别调低定量1～3公斤。1963年，个别重点工种供应标准调高，部分工种恢复定量标准。1979年，粮食形势好转，工种定量有较大辐度提高。
粮食定量供应后，居民外出凭供应证向粮站领取粮票或者办理流动供应证。婚嫁迁居、出生、死亡等，凭户口迁移证、人口增减证明，办理有关供应、迁移和停止供应手续。粮食供应证按月定量，由粮站统一核发，一年换发一次，由指定粮店供应。
1958年公社化后，由街道办大食堂，居民在大食堂用膳，户粮归食堂管理。1960年冬，食堂撤销，粮食恢复按户供应。1961～1962年，实行精简下放，部分干部、职工下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两年共压减城镇人口9300多人，减少平价销量1600多吨。1969～1970年，又压减城镇人口1340人，再次减少商品粮供应数量。
城镇居民供应的粮食以大米为主。困难时期和80年代前期也搭配供应薯干、薯米以及面粉等，搭配比例一般为30％左右。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长期购销价格倒挂。1983～1992年间，全县平价亏损累计达4500多万元。同时，因平议差价大，发生虚报冒领现象。为堵塞漏洞，粮食局每年都组织统销整顿，压缩不合理销售。
1969年起，国家控制城镇人口增长。招生、招工凭《录取通知书》、《录用证》办理粮食迁移手续。1982年起，落实城镇人口政策、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城镇人口逐步增加。至1992年底，全县城镇居民人口54856人，比1955年三定时的21350人增长1.57倍；每月计划供应粮食738.368吨，平均每人13.46公斤。但因粮站供应大米质量较差，价格超过市场价，多数居民放弃粮证，转向自由市场购粮。国家粮店实际销售数不及计划总数的20％。
（二）行业用粮
工商行业的食品业、副食品业、酿造业、加工业所需的粮食，1953年至1954年，按实际需要量供应。从1955年开始，按耗粮定额核定计划，由粮站发给供应站，分月定量供应。1955年，粮食三定时，工商行业用粮单位有541个、从业人员1309人，每月供应粮食94吨，全年供应1163吨；1956年，供应行业用粮1955吨；1957年，下降为1600吨，占全年总销量的4.75％，比上年压销43.6％。1959年及此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饮食行业和粮食熟食品实行凭粮票供应。1963年，工商行业供应427.4吨，比上年843.65吨下降49.3％。1979年以后，行业用粮的供应范围和数量逐年缩减。1985年起，改为议价供应。
（三）华侨供应
国家对侨汇用粮实行专项安排，保证供应，对华桥回国观光、探亲、就业的用粮，给予优惠照顾。1956年2月规定，华侨回国观光期间，每人每月供应大米22.5公斤，新归侨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5公斤，还供给一定数量的特殊用粮。是年，供应华侨专用粮78吨。1957年12月，对回国观光、新归侨在6个月以内的，每人每月口粮按当地定量增加15％供应。1958年3月，供应增加至25％。1961年3月，恢复15％供应，超过6个月则按当地居民定量供应。1963年9月，回国观光、探亲的华侨粮食临时供应每人每月17.5公斤，食油150克。超过一年不再出国、赴港的，已就业的按当地同工种供应，未就业的按当地居民定量供应。属农村人口的华桥，由所在社队安排，一年内每人月定量不足12.5公斤者给予补足。侨汇粮油供应标准几经变动，1968年8月至1978年6月停止供应。1979年1月，落实优待华侨政策，重新恢复供应。随着粮食逐步放开经营，1988年以后，华侨用粮停止供应。
（四）其他补贴
粮食实行分等定量供应后，还有会议补贴、夜间值班补贴、出差补贴、民工补贴等。1955年，粮食三定时，全县水利、开荒、会议补贴等定销975吨。1956年，各种用粮补贴大米1070.6吨。1957年，补贴用粮降为426.5吨，占全年总销量的1.5％。1960～1963年困难时期，对高级知识分子、半脱产干部、产妇、病人等人均月补贴粮食5公斤左右。1976年起，每年元旦、国庆、春节、中秋等四个节日，定量供应的人口每人补贴粮食1公斤、食油0.5公斤。1982年起，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干部每月增供食油、大豆等品种。至1992年，各项补贴一律取消。
（五）农村粮食计划供应
1953年12月，国家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的同时，对农村缺粮队（户）、经济作物区和灾区所需粮食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区别情况，合理供应。1954年，由人民政府提出农村缺粮区粮食销售的控制数量，实行全年一次计算，分期供应。是年，全县农村回销粮供应373950吨。
1955年，粮食三定时，全县年核定统销11385吨，周转粮回销2655吨，一年一评，按月凭证定量供应。1956年，社员口粮由农业社统一分配。粮食局组织人员下乡了解缺粮情况，分片包干，及时安排粮食回销。
1958年公社化时，全县13个公社、256个大队，全面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用粮没有计划，加上因灾减产和高征购，农村平均口粮每人每月由1954年的18.5公斤降至13.625公斤，粮食紧缺。1960～1962年困难时期，连年粮荒，政府号召“低标准、瓜菜代”。1960年，全县种菜26627亩，南瓜651万株（折合32550亩），瓜菜合计59177亩，平均每人种瓜菜1分3厘。同时，发动群众找野生代食品800多吨。1961年初，全县在一个多月内采集野生瓜菜类38250吨（折合原粮4625吨），平均每人85公斤（折合原粮10.25公斤），全年回销粮5620吨，比上年4365吨增长28.8％；增拨大豆2487公斤，细糠5931公斤，麦皮4237公斤，食油825公斤，作为营养不良、水肿等疾病专项治疗物资。1962年，取消社队机动粮2000吨，加上国家减少征购，粮食增产，全县农村增加口粮5000多吨，每人平均增加口粮10多公斤。粮食供应开始好转。
1966年，调整粮油购销包干计划，全县全年净统销1050吨。1969年，春季粮食作物受灾减产，晋江专区给仙游补销250吨粮食。1971年，受旱减产，莆田地区又给仙游增加回销500吨。1979年后，粮食统销在粮食部门内部实行包干，对缺粮户分别实行定销包干或回销。1984年，全县596户，667人五保对象，按居民定量标准发证供应粮油。1985年，在适当减购的同时，对农村粮食统销也缩小计划供应范围，扩大市场调节。农村粮食销售，实行购销同价。1986年，全县为4个贫困乡拨回销粮1050吨，平价饲料400多吨，18个粮站共挂钩扶贫107户。1987年，又拨出粮食1420吨，花生油137公斤，精饲料214.4吨，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帮助挂钩的208户贫困户脱贫致富。1953～1991年，全县供应农村回销粮358405吨。1992年后取消农村回销粮。
（六）奖售粮及甘蔗粮
1963年1月，实行社队和个人向国家交售农、副、土特产品，给予粮食奖售，规定收购生猪每0.5公斤毛重奖售稻谷1公斤，收购0.5公斤鲜蛋奖售稻谷1公斤。此后，陆续对黄麻、中药材等产品（21种）收购实行奖售。1964年后，多次修订奖售项目和标准，有些项目因市场供应好转而取消。1985年，取消奖售粮。
1976年起，仙游实行粮蔗挂钩政策。从1976～1983年，以1976年前每亩甘蔗常年产量为基数，超过部分，每交售1吨甘蔗奖粮125公斤。1984年，取消甘蔗基数，吨蔗奖粮125公斤，当年兑现粮达105000吨（其中40％付钱）。1985～1988年，糖厂收购甘蔗实行综合价，粮食以议价卖给蔗农。但蔗米每50公斤限价30元，粮食部门经营费用亏损由市、县财政拨补，吨蔗奖售粮改为62.5公斤。1989年，吨蔗奖售原粮75公斤。1990年，改为吨糖奖原粮1.84吨。1991年，吨糖奖原粮1.94吨。1976～1991年，全县共奖售蔗粮130890吨。
历史上仙游缺粮。“民赖广米积济，客舟至则就籴”。至于供应官俸和军饷，宋《仙谿志》载：“县省仓递年科拨白米约二百石支官员俸（随年增减）。太平仓递年科拨糙米二千四百石，支寨兵铺兵月粮。”明、清年间，“凡各衙门差役因公事之劳逸，定工食之多寡”。同治年间，仙游设官粮和民粮。官粮：“官出籴本，谷贱则增价籴之以利农；谷贵则减价粜之以利民，随时粜籴，以平其价”。民粮：“官不出籴本，但令民秋收各以贫富为差，共出粟米，藏诸当社，委社司执帐检校，遇岁不熟，则均给之，以民之粟，济民之饥”。荒年，官府偶尔也开仓赈济。清乾隆《仙游县志》载：“淳熙十一年（1184年），诏守臣赈粟贷种”。亦有个别富户乐善好施。清代“邑绅徐万安、李长华等合捐社谷三千五百五十石，奉文归入官捐款内”。自宋代以后，仙游粮市自由交易，由米商、粮贩操纵。民国时期，粮食仍由私商粮贩经营，或从农村收购，或从外埠输入。当时，仙游主要从安徽、江西、台湾以及缅甸、泰国等地调进应市。灾年，少数米商趁机哄抬米价，米价大起大落。民国19～25年（1930～1936年），仙游粮价基本稳定。民国19年，上市旺季早谷每50公斤3.06元（银元，下同），淡季3.24元；晚谷旺季每50公斤3.44元，淡季3.83元；民国25年，早谷旺季每50公斤2.82元，淡季3.80元；晚谷旺季每50公斤3.55元，淡季4.04元。粮市上常见农民低价售出高价买入；富户低价收购，高价出售。抗战期间，因海路被封锁，陆路不畅通，粮价上扬。民国31年8月至民国32年4月，仙游持续干旱，禾木尽枯。县长骇逃崇安老家躲避，乡下地主、城镇私商乘机囤粮压库，抬价而沽。每50公斤稻谷涨到750元、甘薯160元、花生油2200元（法币）。民国37年6月，米价暴涨，1斤由6万元（法币）涨至8万元、18万元、20万元。民国38年初，金圆券急剧贬值，是年3月中旬，市场上一堆花生米，价值50元（金圆券），每堆只有10粒，每粒5元，折法币1500万元。市面交易用米作价：猪肉0.5公斤换米2.375公斤，带鱼0.5公斤换米1.75公斤。其他商品均用米交换。当时教、职、员、工薪金以米支付。当局先后采取拍卖公粮、贷放积谷、平售赋谷、计口配售、责令粮商限价销售。但因社会腐败，无法实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50年代初期，农业连年丰收，粮价稳中有降，粮食经营以自由购销为主。县、区机关与团体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按核定指标领取粮食，教职员工以粮代薪。1951年，取消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干部和居民用粮，向贸易公司、合作社或农贸市场购买。1951年，城关每50公斤早谷6.50元，晚谷7.75元。1952年，粮食部门委托合作社代销大米1875.5吨，以2％手续费计奖。粮食部门主要供应军队、政府和事业单位用粮。1952年，共供应大米1842.45吨，稻谷2691.7吨，小麦7.4吨。至1952年，大米市价每50公斤13.20元，最低跌至8.60元，低于国家牌价（14.50元），市场粮食供大于求。是年，粮食总产量达89369吨，年人均口粮217.5公斤。1953年，委托合作社代销13491.2吨，占国营销售量的40％左右。粮食市场零售总额比重分布：合作社占50.3％，粮食部门占8.7％，私营占41％。
（一）城镇居民供应
1954年1月起，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城镇居民口粮按户发证，不计定量，采取内部控制办法进行供应。机关团体按人数编造计划，经粮食部门核定后凭证定点供应。实行统购统销后，市场供应正常，物价稳定，群众拥护。
1955年，粮食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全县城镇居民分布在14个集镇和365个机关单位，共有3634户计21350人，约占总人口的5％。根据等级和从事工种定量，居民由居委会，职工、师生由单位编制名册，由粮食部门审查核定，按户发证，划区定点供应。全县每月供应贸易粮260.403吨，每月人均12.195公斤。
1955～1987年底，居民口粮定量标准调整8次，其中调高5次，调低3次。1960年，因粮食减产，供应困难，分别调低定量1～3公斤。1963年，个别重点工种供应标准调高，部分工种恢复定量标准。1979年，粮食形势好转，工种定量有较大辐度提高。
粮食定量供应后，居民外出凭供应证向粮站领取粮票或者办理流动供应证。婚嫁迁居、出生、死亡等，凭户口迁移证、人口增减证明，办理有关供应、迁移和停止供应手续。粮食供应证按月定量，由粮站统一核发，一年换发一次，由指定粮店供应。
1958年公社化后，由街道办大食堂，居民在大食堂用膳，户粮归食堂管理。1960年冬，食堂撤销，粮食恢复按户供应。1961～1962年，实行精简下放，部分干部、职工下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两年共压减城镇人口9300多人，减少平价销量1600多吨。1969～1970年，又压减城镇人口1340人，再次减少商品粮供应数量。
城镇居民供应的粮食以大米为主。困难时期和80年代前期也搭配供应薯干、薯米以及面粉等，搭配比例一般为30％左右。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长期购销价格倒挂。1983～1992年间，全县平价亏损累计达4500多万元。同时，因平议差价大，发生虚报冒领现象。为堵塞漏洞，粮食局每年都组织统销整顿，压缩不合理销售。
1969年起，国家控制城镇人口增长。招生、招工凭《录取通知书》、《录用证》办理粮食迁移手续。1982年起，落实城镇人口政策、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城镇人口逐步增加。至1992年底，全县城镇居民人口54856人，比1955年三定时的21350人增长1.57倍；每月计划供应粮食738.368吨，平均每人13.46公斤。但因粮站供应大米质量较差，价格超过市场价，多数居民放弃粮证，转向自由市场购粮。国家粮店实际销售数不及计划总数的20％。
（二）行业用粮
工商行业的食品业、副食品业、酿造业、加工业所需的粮食，1953年至1954年，按实际需要量供应。从1955年开始，按耗粮定额核定计划，由粮站发给供应站，分月定量供应。1955年，粮食三定时，工商行业用粮单位有541个、从业人员1309人，每月供应粮食94吨，全年供应1163吨；1956年，供应行业用粮1955吨；1957年，下降为1600吨，占全年总销量的4.75％，比上年压销43.6％。1959年及此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饮食行业和粮食熟食品实行凭粮票供应。1963年，工商行业供应427.4吨，比上年843.65吨下降49.3％。1979年以后，行业用粮的供应范围和数量逐年缩减。1985年起，改为议价供应。
（三）华侨供应
国家对侨汇用粮实行专项安排，保证供应，对华桥回国观光、探亲、就业的用粮，给予优惠照顾。1956年2月规定，华侨回国观光期间，每人每月供应大米22.5公斤，新归侨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5公斤，还供给一定数量的特殊用粮。是年，供应华侨专用粮78吨。1957年12月，对回国观光、新归侨在6个月以内的，每人每月口粮按当地定量增加15％供应。1958年3月，供应增加至25％。1961年3月，恢复15％供应，超过6个月则按当地居民定量供应。1963年9月，回国观光、探亲的华侨粮食临时供应每人每月17.5公斤，食油150克。超过一年不再出国、赴港的，已就业的按当地同工种供应，未就业的按当地居民定量供应。属农村人口的华桥，由所在社队安排，一年内每人月定量不足12.5公斤者给予补足。侨汇粮油供应标准几经变动，1968年8月至1978年6月停止供应。1979年1月，落实优待华侨政策，重新恢复供应。随着粮食逐步放开经营，1988年以后，华侨用粮停止供应。
（四）其他补贴
粮食实行分等定量供应后，还有会议补贴、夜间值班补贴、出差补贴、民工补贴等。1955年，粮食三定时，全县水利、开荒、会议补贴等定销975吨。1956年，各种用粮补贴大米1070.6吨。1957年，补贴用粮降为426.5吨，占全年总销量的1.5％。1960～1963年困难时期，对高级知识分子、半脱产干部、产妇、病人等人均月补贴粮食5公斤左右。1976年起，每年元旦、国庆、春节、中秋等四个节日，定量供应的人口每人补贴粮食1公斤、食油0.5公斤。1982年起，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干部每月增供食油、大豆等品种。至1992年，各项补贴一律取消。
（五）农村粮食计划供应
1953年12月，国家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的同时，对农村缺粮队（户）、经济作物区和灾区所需粮食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区别情况，合理供应。1954年，由人民政府提出农村缺粮区粮食销售的控制数量，实行全年一次计算，分期供应。是年，全县农村回销粮供应373950吨。
1955年，粮食三定时，全县年核定统销11385吨，周转粮回销2655吨，一年一评，按月凭证定量供应。1956年，社员口粮由农业社统一分配。粮食局组织人员下乡了解缺粮情况，分片包干，及时安排粮食回销。
1958年公社化时，全县13个公社、256个大队，全面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用粮没有计划，加上因灾减产和高征购，农村平均口粮每人每月由1954年的18.5公斤降至13.625公斤，粮食紧缺。1960～1962年困难时期，连年粮荒，政府号召“低标准、瓜菜代”。1960年，全县种菜26627亩，南瓜651万株（折合32550亩），瓜菜合计59177亩，平均每人种瓜菜1分3厘。同时，发动群众找野生代食品800多吨。1961年初，全县在一个多月内采集野生瓜菜类38250吨（折合原粮4625吨），平均每人85公斤（折合原粮10.25公斤），全年回销粮5620吨，比上年4365吨增长28.8％；增拨大豆2487公斤，细糠5931公斤，麦皮4237公斤，食油825公斤，作为营养不良、水肿等疾病专项治疗物资。1962年，取消社队机动粮2000吨，加上国家减少征购，粮食增产，全县农村增加口粮5000多吨，每人平均增加口粮10多公斤。粮食供应开始好转。
1966年，调整粮油购销包干计划，全县全年净统销1050吨。1969年，春季粮食作物受灾减产，晋江专区给仙游补销250吨粮食。1971年，受旱减产，莆田地区又给仙游增加回销500吨。1979年后，粮食统销在粮食部门内部实行包干，对缺粮户分别实行定销包干或回销。1984年，全县596户，667人五保对象，按居民定量标准发证供应粮油。1985年，在适当减购的同时，对农村粮食统销也缩小计划供应范围，扩大市场调节。农村粮食销售，实行购销同价。1986年，全县为4个贫困乡拨回销粮1050吨，平价饲料400多吨，18个粮站共挂钩扶贫107户。1987年，又拨出粮食1420吨，花生油137公斤，精饲料214.4吨，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帮助挂钩的208户贫困户脱贫致富。1953～1991年，全县供应农村回销粮358405吨。1992年后取消农村回销粮。
（六）奖售粮及甘蔗粮
1963年1月，实行社队和个人向国家交售农、副、土特产品，给予粮食奖售，规定收购生猪每0.5公斤毛重奖售稻谷1公斤，收购0.5公斤鲜蛋奖售稻谷1公斤。此后，陆续对黄麻、中药材等产品（21种）收购实行奖售。1964年后，多次修订奖售项目和标准，有些项目因市场供应好转而取消。1985年，取消奖售粮。
1976年起，仙游实行粮蔗挂钩政策。从1976～1983年，以1976年前每亩甘蔗常年产量为基数，超过部分，每交售1吨甘蔗奖粮125公斤。1984年，取消甘蔗基数，吨蔗奖粮125公斤，当年兑现粮达105000吨（其中40％付钱）。1985～1988年，糖厂收购甘蔗实行综合价，粮食以议价卖给蔗农。但蔗米每50公斤限价30元，粮食部门经营费用亏损由市、县财政拨补，吨蔗奖售粮改为62.5公斤。1989年，吨蔗奖售原粮75公斤。1990年，改为吨糖奖原粮1.84吨。1991年，吨糖奖原粮1.94吨。1976～1991年，全县共奖售蔗粮130890吨。
相关地名
仙游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