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一、肉、禽、蛋
（一）、肉
唐代，境内就有肉贩屠猪宰羊上市。宋代，肉贩已成为城乡市场一个行业。私营肉贩本钱薄，设备简陋，很少设铺营业。乡村屠商农闲上市，农忙下田，没有固定网点。境内城乡多以猪肉消费为主。民国38年（1949年），城乡大小屠商肉贩近300家，在城镇固定营业的不上30户。猪、羊日宰量，各为38头和5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境内肉食品供应仍由私营屠宰商经营。1954年，国营商业设食品收购组，组织生猪外调。1956年，国营县食品公司开始经营肉、禽、蛋购销业务，对生猪实行收购、屠宰、销售一条鞭经营。同年8月，又实行派购、派养。1957年，境内猪源渐缺，供应紧张，开始凭证、定时、定点、限量供应猪肉，并禁止私商贩运生猪，国营商业统一经营。
1958年，“大跃进”期间，国营商业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收购，统一宰杀，统一供应”，大购大销，集体献售。1959年，收购生猪26211头，平均每头重仅53.5公斤，对部分养猪户发放预购定金，但有的养猪户没有生猪销售。1960～1962年，境内肥猪存栏数下降到最低点。为确保军需特供，非农人口停止定量供应。集市上个体肉贩私宰暗售猪肉每公斤20多元。国营商业采取卖猪留肉，奖售粮、肥以及紧俏工业品的办法收购生猪。1963年，又实行购半留半按比例派购生猪，并开始经营议销业务，从而调动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1965年，国营商业取消猪肉定量和票证供应，敞开平价供应。1968年，全县收购生猪113980头，销售110811头，人均年供应猪肉13公斤，是计划供应的最高年份。1970年10月到1971年9月停止购猪奖售，10月起，恢复奖售制度，但由于生猪生产下降，国营商业又恢复了对非农业人口吃肉的凭票定量供应，实行统一经营。
1978年底，国营商业又按购半留半的政策派购，生猪由各国营食品站统一收购，统一宰杀，留部分允许养猪户自食或上市，也可由食品站议购议销。境内城乡个体屠户重新屠猪宰羊。1982年起，国营商业实行定基数派购生猪，年计划34000头，一定四年不变。任务外生猪一律议。1982～1984年，国营商业收购生猪131800头，其中：派购占74.9％；销售生猪109382头，其中议销占33.2％，调出13868头。
1985年5月1日起，生猪取消派购，实行自由经营。国营商业取消肉票。非农业人口由国家每人每月发给副食品补贴2元，1988年4月，副食品补贴取消。境内猪肉消费逐年增长，猪源供不应求日趋突出。国营商业转向深购远调，从外地调进商品猪批发经营，以调控市场，稳定城乡肉食品供应。1986～1992年，国营商业收购生猪130912头，其中从外地调进79927头。销售143226头。国营商业经营比重占全社会屠宰业的51％。
1956～1978年间，牛、羊肉类购、销业务，均由国营商业和基层供销社统一经营。废牛归国营商业统一收购，凭证宰杀。期间，也实行肥、粮挂勾换购、奖售等临时性措施。1956～1978年，共收购废牛10764头，菜羊27922头；销售废牛2667头，菜羊35222头；调出废牛10122头，菜羊1000头。1979年起，上市的牛、羊肉多由个体屠户经营，国营商业经营量逐渐减少。
（二）禽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禽、蛋多由农户自产自销，亦有串乡收购的小商贩经营。1950年，农村供销社也推行以蛋易货，换售日用小商品，购进蛋品6.05吨，销售4.1吨。1956年，国营商业贯彻“积极主动，大胆收购，加强保管，扩大销售”的方针，开始经营禽、蛋，主要为支前供应。1959年，实行禽、蛋派购，集体献售，年购进蛋品64吨，家禽4.46万只。1960年起，为满足出口需要，采取控制社员禽蛋自用量，增加商品量的办法，规定每一农户每年要交售派购的2只禽，每季度交售0.75公斤鲜蛋。此后，虽然实行以粮挂购奖售收购和改派购为“先留后购”的补救措施。但是，由于农户家禽饲养量锐减，1961年国营商业仅购进鲜蛋11吨。1963年又恢复禽、蛋派购，拨专项物资实行奖售收购，农村家庭禽、蛋生产得到发展。1965年，国营商业在完成上调计划后，禽、蛋实行平价供应。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饲养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限制，不准禽、蛋自由上市。国营商业禽、蛋收购量逐年下降。1976年，仅收购家禽7只，蛋品14吨。1977年，为完成军需计划，由省拨专项奖售物资指标，突击派购鸡、鸭5.57万只。1978年，实行旺季以化肥奖售，淡季以钱补差价换购禽蛋。1978～1985年，国营商业收购鲜蛋1921吨。1985年，禽蛋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取消了定量计划供应，乡、镇专业化养殖业迅速发展，禽、蛋商品量增多，品种增加。1986～1992年，境内蛋品年均销售量为319吨，禽类食品年均销售21.64万只。其中国营商业仅占20％。
二、食盐
盐为官办产业。自唐代置县之后，县署就设专司管理盐民、盐业。宋代，县城和枫亭已设置2个官办盐仓，城乡集镇官盐批办、零售或代销的“盐子店”，自成一大行业。民国期间，食盐经营为境内五大行业之一。1949年，境内食盐销售量为2000多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盐业批发经营归晋江专署盐业公司直接管理。19521960年共销售食盐3.42万吨。
1961年1月起，食盐下放给县副食品经销部经营。1962年，划归县供销社日杂公司统一收购、调进，统一批发给城乡供销零售门市和农村代销店经营，保障供应军需民用。工业盐、肥田盐、农牧盐则由县计委统一计划、审批分配，由枫亭、莆田、惠安等地盐场直接批量供应。1961～1992年，境内年均销售食盐3807吨，1992年销售2212吨。
三、烟酒
（一）烟丝
明代中叶，境内就有农家土制烟丝上市。明末、清初，晒烟已大量输出境外。清代乾隆年间，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制作的“荔枝牌”烟丝，风行浙江，打开“无烟不兴化”的局面。民国期间，境外已有10多家仙游的大烟商，年销仙游产土制烟丝6.6吨。境内城镇也有大烟丝场铺10多家，年销量近2吨。1949年前，晒烟运销出口量年约300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商业收购晒烟。1952年，通过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为农民解决了陈年积压的晒烟230吨，国营商业总收购量达1608吨。1956年起，境内晒烟收购、出口和烟丝的加工制作，统一由县供销社土产公司经营。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烟丝凭票定量供应。1978年后，烟民嗜好转向卷烟。1949～1981年，共销售烟丝3584吨。1982年，土烟丝停产，晒烟的生产收购和调出量也逐年减少。1951～1982年，共收购晒烟15229吨，1983～1985年停购，1986年仅收购6吨，此后停止。
（二）卷烟
清光绪十八年（1882年），境内就有德国“哈德门”卷烟上市。民国7年（1918年），买办商人张茂松在仙游推销英国“老刀牌”卷烟。接着，又有国产卷烟入境。烟民习惯水烟和旱烟，卷烟消费量极少。1949年，境内销售丙级卷烟4万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商业对烟草实行专卖专营。1955年，销售甲级卷烟45条，乙级卷烟16250条，丙级卷烟80750条。1959年起，卷烟列为二类商品，由国营商业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安排供应。1960年，卷烟紧缺，实行凭票定量分类供应。1961年，县产“鲤城”牌卷烟上市，补充货源不足。同年，卷烟商品量下降至8万条，市面出现个体走私香烟。1962年8月，国营商业卷烟高价敞开零售。1964年起，取消高价和定量凭票销售，恢复平价供应。1966年后，卷烟消费以年均21.6％递增。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甲、乙级卷烟确保特需的侨汇供应。丙、丁级卷烟恢复凭票定时供应。1977年，丙、丁级卷烟敞开销售。1978年后，进口卷烟走私入境，甲、乙级卷烟销量剧增，丙、丁级卷烟取代土烟丝转入农村消费。1978～1984年，共销售各类卷烟1424万条，是1949～1977年28年总和的1.5倍。
1983年，国家再度对卷烟实行专卖。国营商业加强了境内卷烟的专卖管理，在有关部门协助下，1987～1992年，共查获、没收走私的进口香烟249834条。1988年4月1日开始，13种名烟零售价格放开，卷烟取消凭票定量供应，年销售量达454万条。1991年1月1日，卷烟批零价格放开经营。当年，国营商业购进卷烟417万条，销售508万条，各占社会总经营量的94％和96.2％。1992年，境内有1302家商店经营卷烟，年购进475.29万条，销售489.67万条。
（三）酒
宋代，境内已有酝酒业及酒店。明、清时期，城、乡集市酒类自由买卖十分盛行。民国时期，酒类销售以地方米酒和地瓜酒为主，商家、药铺亦从境外调进少量散装黄酒、高梁酒和瓶装药酒、果汁酒销售。1949年，县内销售白酒51.6吨，黄酒0.4吨。
1952年，国营商业对酒类实行专卖管理，年销售黄酒1.4吨，白酒68.2吨，果汁酒4.3吨。1961年，境内酒类销售猛增至623吨。在粮食供应紧张，酒类货源紧缺的情况下，国营商业组织收购境内自酿酒类有白酒、药酒、黄酒、果汁酒等20多种。亦出销境外10多个县、市。1962年1月起，国营商业对部分名酒实行高价敞开供应，对粮食酿制酒定量发证供应。1964年，取消定量发证和高价销售。1968年，酒类供应趋向紧张，名优酒实行控制供应。境内消费水平以散装酒、地产米酒、地瓜酒为主，占80％以上。1979年后，优质瓶酒供不应求，侨供、特需按批条供应。普通瓶装酒销势转旺，啤酒由城镇普及农村，销量逐年增长。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形成酒类经营的多渠道流通，经营品种达126个。1979～1991年，年均销售各种酒类1009.6吨，其中国营商业年均销售745吨。社会总销量中，啤酒占70％，名优酒与瓶酒占20％，散装白酒占10％。1992年，境内购进各种酒类4582吨，销售4444吨，其中国营商业的经营比重55％。
四、蔬菜
境内蔬菜多由农民自产自销，城镇集市亦有个体菜贩经营。1955年，国营商业组织城关菜农生产蔬菜，供应市场。1958年，国营商业把城关合作化菜店并入副食品经理部，开始蔬菜经营业务，按政府下达的指令性生产指标，向城关菜农收购蔬菜，供应军需和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1959年后，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蔬菜供不应求，国营商业以确保军需特供为主，停止对非农人口的平价供应。1961年后，允许社员自留地种菜上市。国营商业实行粮、肥挂勾奖售，合同订购政策。1963年，蔬菜供应的品种、产量增长，国营商业敞开平价销售，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天蔬菜供应量超过0.5公斤。1966年后，禁止菜担子、菜摊子上市，蔬菜由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统一供应。蔬菜以大路菜为主，品种单调，淡季如遇到自然灾害，新鲜蔬菜难以上市；旺季和重大节日供应，积菜难销，霉烂变质，造成重大损失。1976年后，恢复蔬菜自由上市。国营商业采取管放结合，大管小活的经营方式，在“两淡”（春淡、秋淡）、三节（春节、国庆、元旦）及灾后市场的供应上实行粮肥挂勾和差价补贴合同订购。1978～1984年，国营商业购进蔬菜3582吨，销售3539吨，营业额达49.68万元。1985年6月后，蔬菜放开经营，国营商业停止蔬菜供应。
（一）、肉
唐代，境内就有肉贩屠猪宰羊上市。宋代，肉贩已成为城乡市场一个行业。私营肉贩本钱薄，设备简陋，很少设铺营业。乡村屠商农闲上市，农忙下田，没有固定网点。境内城乡多以猪肉消费为主。民国38年（1949年），城乡大小屠商肉贩近300家，在城镇固定营业的不上30户。猪、羊日宰量，各为38头和5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境内肉食品供应仍由私营屠宰商经营。1954年，国营商业设食品收购组，组织生猪外调。1956年，国营县食品公司开始经营肉、禽、蛋购销业务，对生猪实行收购、屠宰、销售一条鞭经营。同年8月，又实行派购、派养。1957年，境内猪源渐缺，供应紧张，开始凭证、定时、定点、限量供应猪肉，并禁止私商贩运生猪，国营商业统一经营。
1958年，“大跃进”期间，国营商业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收购，统一宰杀，统一供应”，大购大销，集体献售。1959年，收购生猪26211头，平均每头重仅53.5公斤，对部分养猪户发放预购定金，但有的养猪户没有生猪销售。1960～1962年，境内肥猪存栏数下降到最低点。为确保军需特供，非农人口停止定量供应。集市上个体肉贩私宰暗售猪肉每公斤20多元。国营商业采取卖猪留肉，奖售粮、肥以及紧俏工业品的办法收购生猪。1963年，又实行购半留半按比例派购生猪，并开始经营议销业务，从而调动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1965年，国营商业取消猪肉定量和票证供应，敞开平价供应。1968年，全县收购生猪113980头，销售110811头，人均年供应猪肉13公斤，是计划供应的最高年份。1970年10月到1971年9月停止购猪奖售，10月起，恢复奖售制度，但由于生猪生产下降，国营商业又恢复了对非农业人口吃肉的凭票定量供应，实行统一经营。
1978年底，国营商业又按购半留半的政策派购，生猪由各国营食品站统一收购，统一宰杀，留部分允许养猪户自食或上市，也可由食品站议购议销。境内城乡个体屠户重新屠猪宰羊。1982年起，国营商业实行定基数派购生猪，年计划34000头，一定四年不变。任务外生猪一律议。1982～1984年，国营商业收购生猪131800头，其中：派购占74.9％；销售生猪109382头，其中议销占33.2％，调出13868头。
1985年5月1日起，生猪取消派购，实行自由经营。国营商业取消肉票。非农业人口由国家每人每月发给副食品补贴2元，1988年4月，副食品补贴取消。境内猪肉消费逐年增长，猪源供不应求日趋突出。国营商业转向深购远调，从外地调进商品猪批发经营，以调控市场，稳定城乡肉食品供应。1986～1992年，国营商业收购生猪130912头，其中从外地调进79927头。销售143226头。国营商业经营比重占全社会屠宰业的51％。
1956～1978年间，牛、羊肉类购、销业务，均由国营商业和基层供销社统一经营。废牛归国营商业统一收购，凭证宰杀。期间，也实行肥、粮挂勾换购、奖售等临时性措施。1956～1978年，共收购废牛10764头，菜羊27922头；销售废牛2667头，菜羊35222头；调出废牛10122头，菜羊1000头。1979年起，上市的牛、羊肉多由个体屠户经营，国营商业经营量逐渐减少。
（二）禽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禽、蛋多由农户自产自销，亦有串乡收购的小商贩经营。1950年，农村供销社也推行以蛋易货，换售日用小商品，购进蛋品6.05吨，销售4.1吨。1956年，国营商业贯彻“积极主动，大胆收购，加强保管，扩大销售”的方针，开始经营禽、蛋，主要为支前供应。1959年，实行禽、蛋派购，集体献售，年购进蛋品64吨，家禽4.46万只。1960年起，为满足出口需要，采取控制社员禽蛋自用量，增加商品量的办法，规定每一农户每年要交售派购的2只禽，每季度交售0.75公斤鲜蛋。此后，虽然实行以粮挂购奖售收购和改派购为“先留后购”的补救措施。但是，由于农户家禽饲养量锐减，1961年国营商业仅购进鲜蛋11吨。1963年又恢复禽、蛋派购，拨专项物资实行奖售收购，农村家庭禽、蛋生产得到发展。1965年，国营商业在完成上调计划后，禽、蛋实行平价供应。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饲养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限制，不准禽、蛋自由上市。国营商业禽、蛋收购量逐年下降。1976年，仅收购家禽7只，蛋品14吨。1977年，为完成军需计划，由省拨专项奖售物资指标，突击派购鸡、鸭5.57万只。1978年，实行旺季以化肥奖售，淡季以钱补差价换购禽蛋。1978～1985年，国营商业收购鲜蛋1921吨。1985年，禽蛋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取消了定量计划供应，乡、镇专业化养殖业迅速发展，禽、蛋商品量增多，品种增加。1986～1992年，境内蛋品年均销售量为319吨，禽类食品年均销售21.64万只。其中国营商业仅占20％。
二、食盐
盐为官办产业。自唐代置县之后，县署就设专司管理盐民、盐业。宋代，县城和枫亭已设置2个官办盐仓，城乡集镇官盐批办、零售或代销的“盐子店”，自成一大行业。民国期间，食盐经营为境内五大行业之一。1949年，境内食盐销售量为2000多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盐业批发经营归晋江专署盐业公司直接管理。19521960年共销售食盐3.42万吨。
1961年1月起，食盐下放给县副食品经销部经营。1962年，划归县供销社日杂公司统一收购、调进，统一批发给城乡供销零售门市和农村代销店经营，保障供应军需民用。工业盐、肥田盐、农牧盐则由县计委统一计划、审批分配，由枫亭、莆田、惠安等地盐场直接批量供应。1961～1992年，境内年均销售食盐3807吨，1992年销售2212吨。
三、烟酒
（一）烟丝
明代中叶，境内就有农家土制烟丝上市。明末、清初，晒烟已大量输出境外。清代乾隆年间，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制作的“荔枝牌”烟丝，风行浙江，打开“无烟不兴化”的局面。民国期间，境外已有10多家仙游的大烟商，年销仙游产土制烟丝6.6吨。境内城镇也有大烟丝场铺10多家，年销量近2吨。1949年前，晒烟运销出口量年约300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商业收购晒烟。1952年，通过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为农民解决了陈年积压的晒烟230吨，国营商业总收购量达1608吨。1956年起，境内晒烟收购、出口和烟丝的加工制作，统一由县供销社土产公司经营。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烟丝凭票定量供应。1978年后，烟民嗜好转向卷烟。1949～1981年，共销售烟丝3584吨。1982年，土烟丝停产，晒烟的生产收购和调出量也逐年减少。1951～1982年，共收购晒烟15229吨，1983～1985年停购，1986年仅收购6吨，此后停止。
（二）卷烟
清光绪十八年（1882年），境内就有德国“哈德门”卷烟上市。民国7年（1918年），买办商人张茂松在仙游推销英国“老刀牌”卷烟。接着，又有国产卷烟入境。烟民习惯水烟和旱烟，卷烟消费量极少。1949年，境内销售丙级卷烟4万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商业对烟草实行专卖专营。1955年，销售甲级卷烟45条，乙级卷烟16250条，丙级卷烟80750条。1959年起，卷烟列为二类商品，由国营商业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安排供应。1960年，卷烟紧缺，实行凭票定量分类供应。1961年，县产“鲤城”牌卷烟上市，补充货源不足。同年，卷烟商品量下降至8万条，市面出现个体走私香烟。1962年8月，国营商业卷烟高价敞开零售。1964年起，取消高价和定量凭票销售，恢复平价供应。1966年后，卷烟消费以年均21.6％递增。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甲、乙级卷烟确保特需的侨汇供应。丙、丁级卷烟恢复凭票定时供应。1977年，丙、丁级卷烟敞开销售。1978年后，进口卷烟走私入境，甲、乙级卷烟销量剧增，丙、丁级卷烟取代土烟丝转入农村消费。1978～1984年，共销售各类卷烟1424万条，是1949～1977年28年总和的1.5倍。
1983年，国家再度对卷烟实行专卖。国营商业加强了境内卷烟的专卖管理，在有关部门协助下，1987～1992年，共查获、没收走私的进口香烟249834条。1988年4月1日开始，13种名烟零售价格放开，卷烟取消凭票定量供应，年销售量达454万条。1991年1月1日，卷烟批零价格放开经营。当年，国营商业购进卷烟417万条，销售508万条，各占社会总经营量的94％和96.2％。1992年，境内有1302家商店经营卷烟，年购进475.29万条，销售489.67万条。
（三）酒
宋代，境内已有酝酒业及酒店。明、清时期，城、乡集市酒类自由买卖十分盛行。民国时期，酒类销售以地方米酒和地瓜酒为主，商家、药铺亦从境外调进少量散装黄酒、高梁酒和瓶装药酒、果汁酒销售。1949年，县内销售白酒51.6吨，黄酒0.4吨。
1952年，国营商业对酒类实行专卖管理，年销售黄酒1.4吨，白酒68.2吨，果汁酒4.3吨。1961年，境内酒类销售猛增至623吨。在粮食供应紧张，酒类货源紧缺的情况下，国营商业组织收购境内自酿酒类有白酒、药酒、黄酒、果汁酒等20多种。亦出销境外10多个县、市。1962年1月起，国营商业对部分名酒实行高价敞开供应，对粮食酿制酒定量发证供应。1964年，取消定量发证和高价销售。1968年，酒类供应趋向紧张，名优酒实行控制供应。境内消费水平以散装酒、地产米酒、地瓜酒为主，占80％以上。1979年后，优质瓶酒供不应求，侨供、特需按批条供应。普通瓶装酒销势转旺，啤酒由城镇普及农村，销量逐年增长。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形成酒类经营的多渠道流通，经营品种达126个。1979～1991年，年均销售各种酒类1009.6吨，其中国营商业年均销售745吨。社会总销量中，啤酒占70％，名优酒与瓶酒占20％，散装白酒占10％。1992年，境内购进各种酒类4582吨，销售4444吨，其中国营商业的经营比重55％。
四、蔬菜
境内蔬菜多由农民自产自销，城镇集市亦有个体菜贩经营。1955年，国营商业组织城关菜农生产蔬菜，供应市场。1958年，国营商业把城关合作化菜店并入副食品经理部，开始蔬菜经营业务，按政府下达的指令性生产指标，向城关菜农收购蔬菜，供应军需和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1959年后，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蔬菜供不应求，国营商业以确保军需特供为主，停止对非农人口的平价供应。1961年后，允许社员自留地种菜上市。国营商业实行粮、肥挂勾奖售，合同订购政策。1963年，蔬菜供应的品种、产量增长，国营商业敞开平价销售，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天蔬菜供应量超过0.5公斤。1966年后，禁止菜担子、菜摊子上市，蔬菜由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统一供应。蔬菜以大路菜为主，品种单调，淡季如遇到自然灾害，新鲜蔬菜难以上市；旺季和重大节日供应，积菜难销，霉烂变质，造成重大损失。1976年后，恢复蔬菜自由上市。国营商业采取管放结合，大管小活的经营方式，在“两淡”（春淡、秋淡）、三节（春节、国庆、元旦）及灾后市场的供应上实行粮肥挂勾和差价补贴合同订购。1978～1984年，国营商业购进蔬菜3582吨，销售3539吨，营业额达49.68万元。1985年6月后，蔬菜放开经营，国营商业停止蔬菜供应。
相关地名
仙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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