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食糖
  一、食糖购销
  宋代，境内商人从集市收购食糖，运销淮浙等地。明代后期，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利用游资以“放青苗”，“牛头碰”等高利贷形式，盘剥蔗农，囤积成糖，或直接运销出境，或批量贩卖给京果商，成为垄断食糖的商户。亦有自产自销的蔗农们，肩挑“盆糖”上市或出境求售。清末，境内食糖年销售量达1500多吨。
  民国初期，农村的大糖户向城里集结，城里的部分大商人也转向主营糖业。私营糖行规模庞大，成为垄断市场的“五虎”行业之首。民国34年后，境内有私营糖业行栈55家，外埠头有食糖转运站、经销行20多家。销售网络幅射上海、天津、青岛、宁波、营口、芜湖等近20个省、市。1949年，仙游食糖销售量达2万吨，其中境内销量达113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商业仍主营食糖购销。1952年7月，对私营糖商实行收购限制，国营商业食糖经营量上升至92％。1954年12月，实行食糖统购。由国营商业按国家计划统一收购计划供应。1957年随着大、中型机械化糖厂的陆续投产，国营商业食糖经营量逐年增长，成为销往全国各地的食糖供应大户。1958年，收购食糖4.53万吨，比1952年增长3.5倍，调出食糖3.95万吨，比1952年增长3.95倍。1959年蔗糖生产严重滑波，1960年，食糖收购量降至0.87万吨。1961年后，境内实行交售甘蔗奖售化肥、粮食、布票等物资和返销糖、免税糖，并发放甘蔗生产预定金等政策。国营商业亦实施回销糖换购和加价收购，以及对土糖坊生产发放预购定金，还为社队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1963年，蔗糖生产开始回升。1966年，国营商业食糖收购量达到5.44万吨。1969年，仅收购2.33万吨。1978～1985年间，是食糖经营的黄金时期，平均年收购量达7.46万吨。其中，1980年达10.56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1987年由于受蔗糖比价“剪刀差”的制约，甘蔗价格低，生产成本高，多数农民不愿种甘蔗，蔗糖生产逐年下降。国营商业的食糖收购量从1985年的7.97万吨，降至1990年1.77万吨。1991年，食糖经营放开后，1992年，国营商业食糖收购量仅为1.02万吨。国营商业食糖调出量：1957～1992年共154.43万吨，年均4.29万吨，最高年份的1981年达9.14万吨，调出量年均占榨季收购量的77.2％。
  境内食糖供应分为市场行业和工业用糖，以及民用糖两类。市场行业和工业用糖，最高年份的1980年达5713吨，1987年后逐年减少，1992年仅供3358吨。民用糖在1959年前免票供应。1959年12月起至1990年，从紧张限量供应，间歇出现缓和，平价敞开供应，但在多数年份，均采取按计划掌握供应、凭证（凭票）定量供应。非农业人口每年2～3公斤；农业人口，按交售甘蔗数量，每吨甘蔗回销食糖10公斤。1991年，食糖随行就市敞开销售。1949～1958年，境内食糖供应量共3923吨，年均销售392吨。1959～1990年，共供应食糖16.05万吨，年均销售量达5016吨。其中1986年最高达11267吨。1992年食糖购进10152吨，调出10059吨。
  二、冰糖
  唐代，境内已能制作冰糖。到了清光绪年间，冰糖加工户已发展到20多家，年产量50吨左右。这些亦农亦工的冰糖商，自产自销或与城、镇京果商交易，或运销永春、德化、大田、尤溪、永安。民国8年（1919年）洋糖入境，地产食糖积压，原料便宜，县城大糖商设厂加工经营，销路扩展至闽北、闽西。年运销出口量达1500吨。民国35年后，境内的冰糖商发展到35家，年经营量达4000多吨，贸易额40多万银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冰糖仍由私营糖业经营。1955年，境内23家私营冰糖制作商公私合营为2家冰糖加工厂。1958年，合并为1家商办的国营冰糖厂。1961年1月，商办冰糖厂和糖果糕饼厂合并。成立国营仙游综合食品厂，归县经委管辖。60年代起，由国营商业按国家计划提供原料糖给食品厂，采取委托加工的办法，收回冰糖统一销售。1965～1984年，县糖业烟酒公司加工收回冰糖6.6万吨。境内销售0.29万吨，调出境外6.2万吨。1985年，仙游糖厂开发冰糖生产。至1990年，糖业烟酒公司收购冰糖0.17万吨，加工收回1.62万吨。境内销售0.12万吨，调出1.64万吨。1991年，食糖放开经营，食品厂也开始自购原料糖生产。19911992年，国营商业收购冰糖16.4吨，加工收回138吨，境内销售1吨，调出50.2吨。
  第二节 食品副食品
  一、肉、禽、蛋
  （一）、肉
  唐代，境内就有肉贩屠猪宰羊上市。宋代，肉贩已成为城乡市场一个行业。私营肉贩本钱薄，设备简陋，很少设铺营业。乡村屠商农闲上市，农忙下田，没有固定网点。境内城乡多以猪肉消费为主。民国38年（1949年），城乡大小屠商肉贩近300家，在城镇固定营业的不上30户。猪、羊日宰量，各为38头和5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境内肉食品供应仍由私营屠宰商经营。1954年，国营商业设食品收购组，组织生猪外调。1956年，国营县食品公司开始经营肉、禽、蛋购销业务，对生猪实行收购、屠宰、销售一条鞭经营。同年8月，又实行派购、派养。1957年，境内猪源渐缺，供应紧张，开始凭证、定时、定点、限量供应猪肉，并禁止私商贩运生猪，国营商业统一经营。
  1958年，“大跃进”期间，国营商业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收购，统一宰杀，统一供应”，大购大销，集体献售。1959年，收购生猪26211头，平均每头重仅53.5公斤，对部分养猪户发放预购定金，但有的养猪户没有生猪销售。1960～1962年，境内肥猪存栏数下降到最低点。为确保军需特供，非农人口停止定量供应。集市上个体肉贩私宰暗售猪肉每公斤20多元。国营商业采取卖猪留肉，奖售粮、肥以及紧俏工业品的办法收购生猪。1963年，又实行购半留半按比例派购生猪，并开始经营议销业务，从而调动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1965年，国营商业取消猪肉定量和票证供应，敞开平价供应。1968年，全县收购生猪113980头，销售110811头，人均年供应猪肉13公斤，是计划供应的最高年份。1970年10月到1971年9月停止购猪奖售，10月起，恢复奖售制度，但由于生猪生产下降，国营商业又恢复了对非农业人口吃肉的凭票定量供应，实行统一经营。
  1978年底，国营商业又按购半留半的政策派购，生猪由各国营食品站统一收购，统一宰杀，留部分允许养猪户自食或上市，也可由食品站议购议销。境内城乡个体屠户重新屠猪宰羊。1982年起，国营商业实行定基数派购生猪，年计划34000头，一定四年不变。任务外生猪一律议。1982～1984年，国营商业收购生猪131800头，其中：派购占74.9％；销售生猪109382头，其中议销占33.2％，调出13868头。
  1985年5月1日起，生猪取消派购，实行自由经营。国营商业取消肉票。非农业人口由国家每人每月发给副食品补贴2元，1988年4月，副食品补贴取消。境内猪肉消费逐年增长，猪源供不应求日趋突出。国营商业转向深购远调，从外地调进商品猪批发经营，以调控市场，稳定城乡肉食品供应。1986～1992年，国营商业收购生猪130912头，其中从外地调进79927头。销售143226头。国营商业经营比重占全社会屠宰业的51％。
  1956～1978年间，牛、羊肉类购、销业务，均由国营商业和基层供销社统一经营。废牛归国营商业统一收购，凭证宰杀。期间，也实行肥、粮挂勾换购、奖售等临时性措施。1956～1978年，共收购废牛10764头，菜羊27922头；销售废牛2667头，菜羊35222头；调出废牛10122头，菜羊1000头。1979年起，上市的牛、羊肉多由个体屠户经营，国营商业经营量逐渐减少。
  （二）禽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禽、蛋多由农户自产自销，亦有串乡收购的小商贩经营。1950年，农村供销社也推行以蛋易货，换售日用小商品，购进蛋品6.05吨，销售4.1吨。1956年，国营商业贯彻“积极主动，大胆收购，加强保管，扩大销售”的方针，开始经营禽、蛋，主要为支前供应。1959年，实行禽、蛋派购，集体献售，年购进蛋品64吨，家禽4.46万只。1960年起，为满足出口需要，采取控制社员禽蛋自用量，增加商品量的办法，规定每一农户每年要交售派购的2只禽，每季度交售0.75公斤鲜蛋。此后，虽然实行以粮挂购奖售收购和改派购为“先留后购”的补救措施。但是，由于农户家禽饲养量锐减，1961年国营商业仅购进鲜蛋11吨。1963年又恢复禽、蛋派购，拨专项物资实行奖售收购，农村家庭禽、蛋生产得到发展。1965年，国营商业在完成上调计划后，禽、蛋实行平价供应。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饲养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限制，不准禽、蛋自由上市。国营商业禽、蛋收购量逐年下降。1976年，仅收购家禽7只，蛋品14吨。1977年，为完成军需计划，由省拨专项奖售物资指标，突击派购鸡、鸭5.57万只。1978年，实行旺季以化肥奖售，淡季以钱补差价换购禽蛋。1978～1985年，国营商业收购鲜蛋1921吨。1985年，禽蛋多渠道经营。国营商业取消了定量计划供应，乡、镇专业化养殖业迅速发展，禽、蛋商品量增多，品种增加。1986～1992年，境内蛋品年均销售量为319吨，禽类食品年均销售21.64万只。其中国营商业仅占20％。
  二、食盐
  盐为官办产业。自唐代置县之后，县署就设专司管理盐民、盐业。宋代，县城和枫亭已设置2个官办盐仓，城乡集镇官盐批办、零售或代销的“盐子店”，自成一大行业。民国期间，食盐经营为境内五大行业之一。1949年，境内食盐销售量为2000多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盐业批发经营归晋江专署盐业公司直接管理。19521960年共销售食盐3.42万吨。
  1961年1月起，食盐下放给县副食品经销部经营。1962年，划归县供销社日杂公司统一收购、调进，统一批发给城乡供销零售门市和农村代销店经营，保障供应军需民用。工业盐、肥田盐、农牧盐则由县计委统一计划、审批分配，由枫亭、莆田、惠安等地盐场直接批量供应。1961～1992年，境内年均销售食盐3807吨，1992年销售2212吨。
  三、烟酒
  （一）烟丝
  明代中叶，境内就有农家土制烟丝上市。明末、清初，晒烟已大量输出境外。清代乾隆年间，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制作的“荔枝牌”烟丝，风行浙江，打开“无烟不兴化”的局面。民国期间，境外已有10多家仙游的大烟商，年销仙游产土制烟丝6.6吨。境内城镇也有大烟丝场铺10多家，年销量近2吨。1949年前，晒烟运销出口量年约300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商业收购晒烟。1952年，通过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为农民解决了陈年积压的晒烟230吨，国营商业总收购量达1608吨。1956年起，境内晒烟收购、出口和烟丝的加工制作，统一由县供销社土产公司经营。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烟丝凭票定量供应。1978年后，烟民嗜好转向卷烟。1949～1981年，共销售烟丝3584吨。1982年，土烟丝停产，晒烟的生产收购和调出量也逐年减少。1951～1982年，共收购晒烟15229吨，1983～1985年停购，1986年仅收购6吨，此后停止。
  （二）卷烟
  清光绪十八年（1882年），境内就有德国“哈德门”卷烟上市。民国7年（1918年），买办商人张茂松在仙游推销英国“老刀牌”卷烟。接着，又有国产卷烟入境。烟民习惯水烟和旱烟，卷烟消费量极少。1949年，境内销售丙级卷烟4万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商业对烟草实行专卖专营。1955年，销售甲级卷烟45条，乙级卷烟16250条，丙级卷烟80750条。1959年起，卷烟列为二类商品，由国营商业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安排供应。1960年，卷烟紧缺，实行凭票定量分类供应。1961年，县产“鲤城”牌卷烟上市，补充货源不足。同年，卷烟商品量下降至8万条，市面出现个体走私香烟。1962年8月，国营商业卷烟高价敞开零售。1964年起，取消高价和定量凭票销售，恢复平价供应。1966年后，卷烟消费以年均21.6％递增。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甲、乙级卷烟确保特需的侨汇供应。丙、丁级卷烟恢复凭票定时供应。1977年，丙、丁级卷烟敞开销售。1978年后，进口卷烟走私入境，甲、乙级卷烟销量剧增，丙、丁级卷烟取代土烟丝转入农村消费。1978～1984年，共销售各类卷烟1424万条，是1949～1977年28年总和的1.5倍。
  1983年，国家再度对卷烟实行专卖。国营商业加强了境内卷烟的专卖管理，在有关部门协助下，1987～1992年，共查获、没收走私的进口香烟249834条。1988年4月1日开始，13种名烟零售价格放开，卷烟取消凭票定量供应，年销售量达454万条。1991年1月1日，卷烟批零价格放开经营。当年，国营商业购进卷烟417万条，销售508万条，各占社会总经营量的94％和96.2％。1992年，境内有1302家商店经营卷烟，年购进475.29万条，销售489.67万条。
  （三）酒
  宋代，境内已有酝酒业及酒店。明、清时期，城、乡集市酒类自由买卖十分盛行。民国时期，酒类销售以地方米酒和地瓜酒为主，商家、药铺亦从境外调进少量散装黄酒、高梁酒和瓶装药酒、果汁酒销售。1949年，县内销售白酒51.6吨，黄酒0.4吨。
  1952年，国营商业对酒类实行专卖管理，年销售黄酒1.4吨，白酒68.2吨，果汁酒4.3吨。1961年，境内酒类销售猛增至623吨。在粮食供应紧张，酒类货源紧缺的情况下，国营商业组织收购境内自酿酒类有白酒、药酒、黄酒、果汁酒等20多种。亦出销境外10多个县、市。1962年1月起，国营商业对部分名酒实行高价敞开供应，对粮食酿制酒定量发证供应。1964年，取消定量发证和高价销售。1968年，酒类供应趋向紧张，名优酒实行控制供应。境内消费水平以散装酒、地产米酒、地瓜酒为主，占80％以上。1979年后，优质瓶酒供不应求，侨供、特需按批条供应。普通瓶装酒销势转旺，啤酒由城镇普及农村，销量逐年增长。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形成酒类经营的多渠道流通，经营品种达126个。1979～1991年，年均销售各种酒类1009.6吨，其中国营商业年均销售745吨。社会总销量中，啤酒占70％，名优酒与瓶酒占20％，散装白酒占10％。1992年，境内购进各种酒类4582吨，销售4444吨，其中国营商业的经营比重55％。
  四、蔬菜
  境内蔬菜多由农民自产自销，城镇集市亦有个体菜贩经营。1955年，国营商业组织城关菜农生产蔬菜，供应市场。1958年，国营商业把城关合作化菜店并入副食品经理部，开始蔬菜经营业务，按政府下达的指令性生产指标，向城关菜农收购蔬菜，供应军需和工厂、机关、企事业单位。1959年后，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蔬菜供不应求，国营商业以确保军需特供为主，停止对非农人口的平价供应。1961年后，允许社员自留地种菜上市。国营商业实行粮、肥挂勾奖售，合同订购政策。1963年，蔬菜供应的品种、产量增长，国营商业敞开平价销售，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天蔬菜供应量超过0.5公斤。1966年后，禁止菜担子、菜摊子上市，蔬菜由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统一供应。蔬菜以大路菜为主，品种单调，淡季如遇到自然灾害，新鲜蔬菜难以上市；旺季和重大节日供应，积菜难销，霉烂变质，造成重大损失。1976年后，恢复蔬菜自由上市。国营商业采取管放结合，大管小活的经营方式，在“两淡”（春淡、秋淡）、三节（春节、国庆、元旦）及灾后市场的供应上实行粮肥挂勾和差价补贴合同订购。1978～1984年，国营商业购进蔬菜3582吨，销售3539吨，营业额达49.68万元。1985年6月后，蔬菜放开经营，国营商业停止蔬菜供应。
  第三节 工业品
  一、百货
  清光绪二十年（1884年），由福州人在城关开设的新泰隆号第一家百货商店，经营日用小百货。民国初期，城关又有泰隆、泰盛、双茂、广奇居、光声等百货店开业。百货业逐步兴隆，货源主要来自福州、涵江等地。民国8年（1919年）在枫亭开业的兴江公司是莆、仙两地最大的百货商家。百货用品从数量到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民国38年，境内有百货商店50多家，经营品种300多个。
  1952年7月，国营仙游百货公司成立，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经营品种316个。1953年，百货商品纳入国家计划，由国营商业县公司按计划从二级站调拨，统一批发国营、供销社和私营零售商店经营。收音机、缝纫机、钟、表等大百货商品实行分期付款，扩大销售。1956年，私营百货业纳入公私合营渠道，国营商业经营百货商品近1000种，年购进总额96万元，销售总额101万元。1958年，撤销百货公司，社队建立百货供应点。1959年，百货商品日趋紧张。1960年，境内国营商业50多种日用百货商品实行限量赁票（证）供应。1962年5月，开始供应高价钟、表、缝纫机等商品。1965年，取消供应高价百货商品。国营商业凭票证限量供应的仅剩名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不上10种。1966～1976年间，部分传统和名优的百货商品因印有花鸟等图案被查禁。部分日用百货商品又实行凭票（证）限量供应。1978年起，百货商品货源充裕，销售额逐年增长，国营商业的百货商品经营扩大到3600多种。1983年后，国家计划调拨的大、小百货商品逐步放开经营。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的各类专业公司、基层供销社以及个体百货商店打破行业界限，实行产销见面，多渠道流通，主营、兼营、批零兼营大小百货商品，并扩大家用电器、室内装饰品、现代家俬、中高档化装用品、儿童玩具、黄金首饰等消费品经营。1988年，境内有国营、集体、个体等有证百货商店112个，从业518人，经营品种4000多个。国营商业百货类销售总额765万元，比1978年增长69％。1992年，全县有百货商店60个，从业人员390人。国营商业经营大小百货4518种，年销售总额478万元。
  二、针、纺织品
  宋代，城镇里布庄已成一大行业。经营品种有：境内手工织造的苎麻布、土细布，莆田输入的棉纱布，福州、苏州、杭州的绫、罗、绸、缎。明、清时期，城关、枫亭两地的大布庄已具备批、零、栈、贩经营规模。民国29年（1940年）后，洋布和外埠机织棉布以及各种针织品大量入境。1949年，境内棉布销售量107万米，销售毛巾2150打，袜子932打，卫生衫裤100打，毛线550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商业就开始批发经营白细布、龙头布、士林布、元斜布等纺织品和少数针织品。并对私营针、纺织品经营商，采取了保护政策，1952年，销售棉布205万米，其中私营商业比重占70％以上。国营商业针纺织品经营品种扩大到44种。
  1954年，针织品按国家计划由国营商业统一进货，批发供应。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定量供应每人每年供20市尺布证。1955年，境内针织品销量增至上年的3倍，对呢绒、哔叽等高档纺织品则实行免票分期付款推销。1959年起，境内棉纺织品和针棉织品供应日趋紧张。1961年，每人每年定量布票降到4市尺，针织品类的卫生衫裤、棉布衫裤、毛巾、袜子、汗衫、背心、蚊帐布等也折收布票供应。1962年，对部分中、高档针棉织品敞开供应。1964年，针、纺织品货源增多，购销回升。每年布票定量增加到8市尺。国营商业，逐渐缩小针织品凭票和高价供应的范围。1966年起，化纤混纺织物问市。1967～1976年，国营商业销售棉布2791万米，化纤混纺布395万米，销售针织品1626万元。
  1978年后，针、纺织品货源充裕，花色品种较多。呢绒、丝绸、含棉化纤混纺织物和针织品一律免收布票，敞开供应。国营商业1981年纺织品销售额达119万元。1982年最高达529万元。化纤纺织品和针织品物进入千家万户，逐步为群众喜爱。1982年销售化纤混纺布260万米，纯棉布234万米。1983年3月，取消布票，针纺织品敞开供应。随着台湾、日本产化纤混纺织品逐步入境，国营商业纺织品经营趋向疲软。集体与个体的针、纺织品产销见面，直接进货，石狮、广东、上海的新潮服装和针、纺织品风靡城乡。1992年，国营商业经营针、纺织品2788种，销售总额达395万元，其中销售纯棉布20.87万米，占社会总销量的17.42％；销售化纤混纺布2.87万米，占社会总销售的28.35％；销售各种服装0.97万件，占社会总销量的7.08％，销售针织内衣裤12.5万件，占社会总销量的28.4％。
  三、文化用品
  宋代，枫亭和县城已经营纸张、笔墨、砚台等文化用品。到了民国时期，县城私营文化用品商店已有15家，年营业额20多万银元。枫亭亦有文化用品商店6家。
  1952年，国营商业开始批发经营文化用品，经营品种有169种。1956年，国营商业设县文化用品专业公司，统一调拨，批发供应，年营业额14万元。1960年，文化用品供应紧张，各类文化用纸，使用代用品，小学生的铅笔，练习簿都限量零售。1963年后，文化用品供应恢复正常。1965年，国营商业文化用品经营达10个大类，1000多个品种，年营业额73万元。1966～1976年间盛行贴大字报，纸张、毛笔、墨汁销量剧增。1972年，销售纸张820吨，是1956～1963年销售量的总和。学习文具、教学用品销量锐减。
  1978年后，文化用品货源充裕，品种更新，国营商业购销持续增长。1984年起，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多渠道经营文化用品。1990年，国营商业文化用品购进总额156万元，销售总额196万元。1992年，境内文化用品经营达1200多种，国营商业年营业额104万元，是社会文化娱乐用品类零售额1685万元的6.17％。四、五金交电化工
  民国时期，县城有私营五金商店12家，化工染料店4家，枫亭、榜头等集镇五金、化工商品由百货商店兼营。
  1952年，国营商业开始批发经营五金、交电、化工（简称五交化）商品。1953年，首售自行车和电子收音机。1956年，私营五交化商店经公私合营改造后，纳入县百货公司五交化零售门市。国营商业经营五交化商品600多种，年购进额14万元，销售额15万元。1959年后，生产原料日趋紧张，大部分五交化商品供不应求。国营商业收购购地方工业产品和化工产品补充货源，对日用小五金商品实行配额限量供应，对自行车等商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化工商品以保证糖厂需求为主。1962年5月，放开自行车销售，并出售“永久牌”轻便摩托车4辆。1964年，五交化商品扩大到1400多种，除名牌自行车仍凭票供应外，其他商品一律平价销售。1965年，半导体收音机问市。国营商业五交化商品购进总额128万元，销售总额90万元。
  1966年，因城乡全面制作毛主席语录牌，红、黄油漆供不应求，销量持续上升。1969年，自行车销量达1680辆，其他五交化商品时松时紧，有的长期脱销。
  1978年，国营商业经营的五交化商品，品种增加到2000多种，黑白电视机开始问市。1979年后，国营商业开始经营电风扇、收录两用机、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80年代，境内食用菌发展，城乡建房成风，元钉、铁丝等商品供不应求。1980年，国营商业以名牌自行车搭配推销进口摩托车、彩色电视机。1983年起，进口家用电器供不应求。1985年起，五交化商品和家用电器逐步放开经营，集体、个体商业逐步发展。1988年，国营商业年购进总额1031万元，销售额1087万元。1989年，五交化商品销售疲软，家用电器畅销不衰，进口音响、彩色电视机、摩托车成为抢手货。1992年，境内有国营、集体、个体等五交化和家用电器经营商店41家。国营商业年销售额1050万元，约占社会经营比重的44.2％。
  五、石油
  清光绪初年，买办商人林紫英首家代理美孚洋行在境内经销煤油。民国17年（1928年），相继有陈芹、林成轩、方家华、张应三、吴平甫、薛瑞永等大商家，代理德、英美、苏等国在境内推销煤油，平均年销量30万筒左右，营业额70万银圆。
  1950年，国营商业开始经营煤油。1952年，石油划为国家一类物资。1953年，境内推广煤油点灯。1952～1958年，销售煤油1638吨。1959年，国营商业扩大石油经营品种，年销售汽油19吨，煤油342吨，柴油68吨，润滑油13吨。1960～1962年，煤油按人定量供应，每月仅供250克。1965～1976年，年均供应柴油839吨，煤油581吨，汽油109吨，润滑油94吨。1980年起，石油按季安排供油，凭票购买。境内经营的石油产品有4大类，40多种，年销量9657吨。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农机具及交通用具的发展，石油销量不断增加。1983年，国营商业实行议购议销，年销售量11120吨，其中议价油235吨。1987年，国家统配计划内供油量逐年减少，境内个体专业运输户用油量逐年增加。石油公司扩大议价油销售，个体经营的汽油、柴油加油站，相继出现。国营商业石油年销量达12346吨，其中议价油经营比重35.2％。随着石油经营的逐步放开。1992年，境内个体小加油站70多个。国营商业销售石油11357吨，其中议价油占84％。
  第四节 特需供应
  华侨供应1956年5月，国营商业开始供应华侨特需棉布1万米。1957年12月，百货公司设侨汇供应专柜，每百元侨汇供应特需商品60元。1962年11月，国营商业设华侨特种物资供应公司，经营侨汇特供商品420多种。每百元侨汇供应高、中档平价日用工业品、副食品65元。1963年，侨汇商品改为按工业品、副食品券供应。1963～1965年，共销售侨供商品147万元。1966年，华侨供应公司撤销，侨汇特供停止。1978年7月，恢复侨汇特需供应，由县百货公司设专店经营。1984年1月，国营商业恢复华侨友谊供应公司。侨汇供应由省公司预拨商品，定期回笼，抽样检查，凭票结算，共有高档针、纺织品，家用电器，名烟名酒，名贵药材，进口商品等220多种。1988年，国营商业侨汇商品销售额721万元。随着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逐步放开经营，1992年，省拨侨供计划商品仅剩高级烟、名酒、名牌自行车、进口彩色电视机等100多种，国营商业侨汇商品销售额仅72万元。
  劳保用品1957年，国营商业开始经营劳保用品，由县百货公司设专柜销售，经营商品30种。1962年11月，劳保用品归县华侨特种物资供应公司兼营，对供应较紧的商品，分配原则是先全民、后集体。1963～1966年，共销售劳保用品16.06万元。1967年，劳保用品归县百货公司经营。1966～1976年间，劳保用品偏紧，有的只能以代用品供应。1978年起，恢复正常供应。1982年，按照同工种、同劳动、同条件、同待遇的原则，改善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劳保用品供应。1984年，劳保用品复归华侨友谊供应公司兼营，经营商品28种，年销售额4.02万元。随着计划供应物资逐步放开经营，1990年，国营商业停止劳保用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