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古代人物
  陈迈（585—658）
  陈迈，字子征，一名项，行元一，他是颍川陈氏入闽始祖陈润的第十二世孙、太守陈解的长子。隋大业十二年（616年），陈迈领泉州兵马镇守莆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诏莆田置县，陈迈为首任县令；武德五年（622年），加封车骑都尉。陈迈因“爱莆田山水之胜”，便卜居城内刺桐巷（今莆田市荔城区坊巷），为陈姓入莆始祖。
  陈迈任县令期间多有惠政。他一边操劳建城设署，一边认真处理军务与政务。当时莆田治安状况不佳，商旅常被百越人抢劫，人心惶惶。陈迈恩威并举，措施果断，使地方治安日趋改善，道路交通畅达。陈迈还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先后在南洋修筑六塘，北洋修筑五塘。又沿凤凰山、壶公山山麓一带修筑其他11口水塘，总共灌溉农田达1200顷。同时，邑内集镇也有所发展，人口大量增加，至建中年间（780—783年），莆田县住户有6000多户，成为上等县。
  陈迈去世后，百姓感载其恩德，为其送葬，并举行隆重的葬礼，葬于县城西边永嘉乡文赋里（今华亭镇）紫帽山。为纪念陈迈首任莆田县令及开发建设的功绩，又于县治东厢建“兵马诚应庙”（又名为“崇功祠”，坐落于今荔城区城内大路街文献居委会内）。后人题门联曰：“圣恩天广大；宗祀日光辉。”陈迈后裔成为莆田著名的大姓望族。
  欧阳詹（755—800）
  欧阳詹，字行周，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生于泉州市晋江池店镇潘湖村；后迁居南安市诗山镇高盖山，又迁居泉州城内。
  欧阳詹从小喜爱安静，常一人独处，在山湖溪河边流连忘返，执书长吟高啸，大声吟诵。他先后在晋江龙首山“妙峰堂”、南安县丰州莲花峰、高盖山白云书室、泉州城北清源山、莆田凤凰山广化寺灵岩精舍（书堂）等地读书。特别是在莆田灵岩精舍、福平山、“延寿山别业”等书堂，与林藻、林蕴兄弟一起读书的5年时间，其学业大进。在此期间，欧阳詹还娶了林蕴之妹林萍为妻，育有三子四女。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气醇以方（质性醇厚尚义）、容貌嶷嶷然（相貌堂堂，高峻魁梧）的欧阳詹西上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这是泉州士子破天荒的举动。他怀着“射百步期必中，飞三年而必鸣”的信心，经过一年艰辛的长途跋涉，抵达京都。
  在长安，欧阳詹苦等六年。他借钱租房读书，生活穷困。贞元八年（792年），37岁的欧阳詹终于与当时著名文士韩愈、李观、崔群等22人同登金榜，当时誉称“龙虎榜”。贾稜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明代理学名臣、乡贤蔡清为《欧阳行周文集》重刊作序时认为，欧阳詹中进士后，福建文士才开始向慕读书，儒学风气开始振兴。如果没有欧阳詹的先驱之举，福建就难以有“文献名邦”的称谓。
  贞元十五年（799年）朝廷授予欧阳詹“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他全力支持和参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并与韩愈结为至交。
  贞元十六年（800年）十一月，欧阳詹卒于太原，享年仅45岁。韩愈闻讯非常悲恸，写《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名士李翱为他立传。
  欧阳詹笃于友谊，临终时立遗嘱将灵柩运回南方，要求葬在年轻时与林藻、林蕴兄弟读书的莆田广化寺之旁。欧阳詹墓至今尚存，系莆田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欧阳詹著有《欧阳行周文集》（《欧阳四门集》），明万历刊本，约十卷，共收诗、赋、传、记、论、述、序、文、铭、颂、书、、启诸门类作品148篇（一说146篇）。唐末李贻孙作序称，欧阳詹“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欧阳詹的诗文大多有新意，有独见。他认为，“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后。”韩愈评他的文章“切深，喜反复，善自道”。宋朝理学家朱熹为欧阳詹先生故居撰联：“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欧阳詹在泉州的故居所在地因称“甲第巷”。
  林蕴（？—826）
  林蕴，字梦复，号赤松，生年不详。先世居于尊贤里北螺村（今荔城区西天尾林峰村福平山南），后移居澄渚乌石（今西天尾镇龙山村）。父林披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明经及第、授临汀曹掾揭。披生有九子，先后均担任过州刺史或别驾，即州牧，故世称“九牧林家”，为后来莆田林姓的最大支派。蕴排行第六。
  蕴少年时代就有忧国忧民的济世之心，他曾说：“（蕴）幼读书不求甚解，但见古人之有建功立业者，心则慕之。”他与次兄林藻和晋江人欧阳詹皆就读于灵岩精舍（今广化寺）。灵岩精舍的前身，即梁陈间名儒郑露创办的湖山书堂。蕴仰慕郑露兄弟“开莆来学”的遗风，以兴办家乡教育为已任。大历年间（763—779年），蕴与其兄林藻在家乡澄诸村首创“澄诸书堂”（址在今西天尾澄诸庙前村宁昌庙），这是莆田立县后创办的第一家私人学校。贞元四年（788年），蕴明经及第，授集贤校理。
  贞元十六年（800年），蕴应西川节度使韦皋之聘，赴成都任节度推官。永贞元年（805年），刘辟继任西川节度使，企图据地称雄，不遵朝廷号令。蕴直言劝谏，据理力争，刘辟大怒，以杀头相威胁。蕴面不改色，大声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幸矣！”刘辟密令行刑者把刀架在蕴的脖子上来回磨锯，逼迫蕴屈服。蕴怒斥刘辟：“死则死，我颈岂顽奴砺石耶！”蕴的凛然正气震慑了刘辟，就把他放了，贬为唐昌县尉。蕴乘机离开四川回到长安，秉性鲠直的林蕴一再向朝廷上书指陈时弊，主要有：指斥朝廷用人不当，主张国家应该选拔天下“岩居谷隐”而“敢露肺肝之人”，并施行“三年考绩，能则优奖，否则孥谬”的制度；更要“开东阁以延天下之士”，量材委用。
  他抨击当时把持朝政及胡作非为的官吏，“（这些人）朝受命而夕寝行，日富贵而月骄慢，跨广衢而罗甲第，指长河而固胤嗣。”并愤斥权臣奢侈专横，营谋自己及子孙的福利，国家安能不乱？
  他竭力反对节度使兼并土地，压榨农民，指出这样会使“农夫一人给百口，蚕妇一人给百身。竭力手下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他大胆揭发“将帅纵侈，边兵菜色”，及“士卒不足奉一骄将，穷年不离饥寒”的情况。主张“将帅有不用命者，许以军法按之”。对于饥寒之士，则必须“赤子保之”。但当时朝廷政局不稳，蕴的建议一直不被采纳。
  元和十三年（818年），蕴应沧景节度使程权之聘，再次入川担任掌书记。时宪宗正努力恢复朝廷威望，削弱藩镇权势。蕴乘机劝程权献出四川辖地，只求入朝为官。程接受蕴的建议，向朝廷上表献地，得到宪宗嘉许。蕴陪同入京见宪宗。宪宗授蕴为礼部员外郎，不久，升任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蕴因事被流放儋州（今海南省），卒于途中。唐.懿宗赠蕴为洪州刺史，谥号“忠烈”。此后，蕴子孙有移居莆田沿海者，遂以“忠”字自诩，称其地为“忠门”。
  蕴平生工诗，书法得拨镫法，著有《林邵州集》一卷。
  妙应（820—898）
  妙应，即妙应禅师，俗姓黄，名文矩，字崇法、子薰，莆田县延寿里黄巷（今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人，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生。
  文矩与其兄崇精在少年时代就笃信佛教，潜心佛学。兄弟两人先后出家，崇精法名本寂，为禅宗重要支派“曹洞宗”创始人之一。文矩法名涅槃、辟支，人称“辟支佛”，封为妙应禅师。妙应在其父母逝世后，舍其家田宅创建佛寺（即今国欢寺）。大中六年（852年），妙应在莆田筱塘创建“石室岩精舍”（又称“伏虎岩”，俗称“筱塘岩”）。此后，妙应以兴建佛寺，崇扬佛法为已任。亲身到各地化缘重修灵云岩（在今凤凰山）和紫霄岩（在今荔城区西天尾镇渭阳村）作为自已隐居弘法之所。乾符年间（874—879年），妙应驻锡灵云岩，创建山寺，又到崇福里砺山（在今秀屿区月塘乡）创建梵林庵。
  此后，妙应长期在囊山（在今涵江区江口镇）高岩之下结茅单身栖隐，传说其趺坐不食，行则二虎相随。中和元年（881年），妙应在囊山下创建延福院，作为其宣讲佛法的场所，因此声名远播。闽王王审知仰慕妙应道行，于光启二年（886年）奏请朝廷，升院为寺，僖宗遂改延福院为“囊山慈寿禅寺”，莆人俗称其为囊山寺。
  光化元年（898年），妙应在囊山寺圆寂，终年78岁，葬于囊山西塔院。闽王奏闻于朝廷，昭宗“妙应禅师”。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闽王喜生孙王昶之庆，将妙应所舍俗家田宅建造的佛寺，更名为国欢寺，作为囊山寺的下院。宋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又加封妙应为“圆智大师”。
  妙应精于医术，“善相地脉”，著有《博山经》。
  林攒（生卒年未详）
  林攒，字会道，林披从孙，莆田乌石山下义门（今莆田城北东岩山下义门），唐贞元年间官福唐（今福清市）县尉，事母至孝。贞元九年（793年）岁初，母病，林攒弃官还，母卒，攒痛苦欲绝，“水浆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内外羸备，殆至殖灭”。林攒亲自安葬母亲于莆田东门名胜之地钟潭后山，“躬开坎室，自埏砖甓，与兄弟同负土作冢”。并且按照传统的规制习俗，在坟墓右侧结庐居住，潜心守孝。
  当年“春三月五日”，怪异之事发生了：林攒之母墓地“忽异气自天，氛氲下蒙，非云非烟，幂幂绵绵，彩耀光鲜，馨香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绕垄已栽松柏，洎自晨，枝叶间遍悬露滴，其滴齐大如桐子。公奇之，与兄弟及乡人时相慰者而尝之，其味甘，异于人间所甘之味。日渐高，不消不晞，转坚转明，莹然珠相，铿然玉声。如是者三日，睹者争取，或食或玩”（欧阳詹《甘露述》）。并且，墓地还有白色的鸟儿往来飞翔，蔚为奇观。
  这番奇异之事不胫而走，观察使李若初上奏于朝。唐德宗皇帝以为天降“甘露”之祥，是林攒孝道感动上苍所致，于是下诏予以褒扬，命立双阙于莆田城东门乌石山下，旌表门闾；同时，免除了整个家族的徭役。此后，当地人称其地为“义门”；林攒这一支林氏因此号为“阙下林家”。莆田林姓通用堂联之一“孝阙家声大；义门世泽长”，就典出于此。林攒被后世尊称“孝子公”，卒葬文赋里甘露山之左厝后山（今莆田城西郊林桥村）。
  贞元九年（793年）三月，刚刚及第不久、荣归省亲的才子欧阳詹，特地从家乡泉州赶赴莆田县，吊唁孝子林攒，并作《甘露述》以记之。
  徐昌图（生卒年未详）
  徐昌图，字子固，唐末五代徐寅曾孙，北宋兴化军常太里人（今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延寿村人）。五代末以明经及第，初仕闽陈洪进部。陈洪进归宋，派他奉《纳地表》入宋。宋太祖留之汴京，授国子博十，累迁殿中丞。
  昌图以文学著称，与兄徐昌燧、徐昌嗣等五人皆以明经入仕，且并有才名，为五代词坛高手。其词清幽隽美，风格柔丽，抒情宛转，意境、语言皆美；启北宋一代词风。（今人选词和研究宋文学史的，均要提到他的名字）。
  遗词只存三首，《临江仙》《河传》和《木兰花》。收入《全唐诗》卷898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唐宋名家词选》，亦收录其作品。沈雄《古今词话》云：“《尊前集》有徐昌图《临江仙》《河传》二首，俱唐音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柳塘词话》卷二沈雄云：有以徐昌图之《临江仙》为仙侣，而牛希济之《临江仙》为南吕者，其宫调自别，亦可也。”
  林居裔（生卒年未详）
  林居裔，又名茂殷，仙游游洋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喜欢打抱不平，解人危难，“以资武断乡曲”，深受当地农民群众的拥护。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林居裔发动和领导下，宋代福建第一次农民起义在仙游山区游洋洞爆发了。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林居裔自号“西平王”。朝廷下诏“就近调兵收讨”。涵江的陈应功“自请讨贼”，带着官兵轻敌冒进，赶往游洋围剿。林居裔率领义军沉着应战，利用山区有利地形，伏击敌人。陈应功被打死了，其余官兵四散逃走。起义军初战告捷，声威大震，并向兴太、广业山区发展。
  为了发展壮大义军，林居裔率领义军出仙游要地何岭关，秘密行进到仙游城关，突然发起进攻，当即攻下仙游县城。不久又乘胜前进，出仙游西乡，经南安洪濑，越过晋江西门的朋山岭，准备攻打闽南重镇军城泉州。起义军一路上纪律严明，受到惠安、南安、晋江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加入起义军。义军队伍扩大到“众十余万”人，很快兵临泉州城下。当时泉州“城中兵裁（才）三千，势甚危急”。泉州人民热烈欢迎起义军，齐心协力配合起义军攻城。泉州城官兵恐慌万分，最后决定弃城逃跑。然而正当此时，福建路漕运使杨克让亲自率领大兵从福州驰援泉州。官兵人多势众，里应外合，向起义军发动疯狂夹击。由于孤立无援，粮食缺乏，林居裔决定撤离泉州，返回游洋洞根据地，继续坚持战斗。经过这次激战，起义军遭到重大损失。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朝廷又增派王继升率兵到仙游围剿。面对重兵压境，林居裔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展开殊死搏斗，战斗坚持了两年，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北宋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政策，如“蠲削烦苛税名”、“念游洋地险，欲以德化之”。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宗阅泉福图志，以为游洋地界两郡，地多险阻，民或未信，必择其人往教之，乃可从化”。宋太宗决定“立兴化县，建太平军，改兴化军以统之”。兴化军相当于州郡一级的行政建制。管辖兴化、莆田、仙游三个县。军治、县治都设在兴泰里万山丛中的游洋洞。唐以前，福建只有七个州郡，宋加上兴化军，便有八个州郡，从此以后，福建才称“八闽”。这些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兴化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
  段鹏（生卒年未详）
  段鹏，京兆（今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由知兴化县（从八品）加著作佐郎（一说加著作郎，从七品），升任兴化军首任知军（从五品）。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自决定，析福州府福清、永泰，以及仙游的游洋、百丈二镇设置兴化县，并设置太平军，“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并提出“以德化民”的口号，故名“兴化”。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兴化县县治先在游洋，后迁至新县）三县。
  兴化县首任知县是著作佐郎、曾任司农寺丞的段鹏，喜欢读书，重视农本，在游洋主持兴建县署，其县衙大堂前的《戒石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初游洋县治“共赋轩”旁有“读书斋”“平伦斋”，后县治东设“书林斋”，县尉厅东设“真斋斋”，说明由于行政当局倡导，那里读书蔚然成风。《重刊兴化府志》对段鹏的评价是：“以礼乐忠信教民，此孔门作用。鹏学未有所考，意者其读《儒行篇》而有得耶？太宗建军曰兴化军，而以鹏领之，得其人矣。”段鹏由知县升任知军，也在情理之中。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福建路漕运使杨克让认为游洋转输不便，奏准将兴化军军治迁到莆田县城。这一年，知军段鹏又组织军民大规模建筑军城，并兴建兴化军的谯楼。刚兴建的军城为土城，周里318步，气势雄伟。整座军城“带山附海右紫城廓，北枕陈岩，南揖壶公，东薄宁海，西萦石室。木兰寿溪环流左右，环城千里”，形势险要，易守难攻。
  谯楼坐落于今莆田市区中心文献路中段。楼本为兴化军内城附在城垣上的月城（即子城）的城门楼，共三层，平面长方形，长约50米，高约25米，底层基台石砌，保持宋代城阙形制，中开门洞；基台东西端突出成“凹”字形。二层楼阁为木质结构，重檐歇山造。面阔7间，进深5间。三层周围有回廊，置砖石花式围栏；二、三层共有100根木柱。“登楼而揽莆阳之形胜，壶公、九华、木兰、寿溪环拱映带，山川之秀洵甲闽中矣”。它是福建仅存的一座鼓楼，也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谯楼建筑之一，现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面对创始之初的繁杂事务，精于农事的段鹏常能从容应对。他往往于农闲空隙借助民力而为之，并“教民以礼乐，导民以忠信”，所以百姓劳而不怨，“旧染之俗为之一新，邻郡之民望风向化”。短短四年时间，莆田城内就兴建起了宏大的军衙、县衙和兵营，加之手工业发展，商业兴旺，莆田城逐步成为了兴化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傅楫（1041—1101）
  傅楫，字元通，别号金石山人，北宋兴化军仙游县孝仁里（今仙游县赖店镇）人。
  傅楫八岁时，已经熟读《四书》《五经》，会背诵唐诗宋詞，而且善于对对子，留下不少美谈佳话，当地有“神童”之誉。后来，傅楫特地到腾山书院拜孙觉、陈襄为师，潜心学习经史子集，并且随从陈襄广泛游历。他那刻苦求学的精神，令陈襄大加夸奖：“傅元通，金石人也！”所谓“金石人”，是比喻修德性、做学问意志坚定不移，刻苦磨砺不止的人。陈襄的门生成千上万，但他最赞赏的就是傅楫，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宋治平四年（1067年），傅楫进士及第，初任扬州司户参军，掌管户籍、赋税、仓库之类。傅楫为人公正善断，当地官僚常以难办的事刁难他，甚至要他代理天长县令，傅楫总能从容不迫地予以化解，一点也不随和草率。即使官员的随从犯法，他也依法严惩。
  因为官清正廉明，果敢决断，不久，傅楫转福清丞，知龙泉县。傅楫任福清县丞时，同福州郡太守曾巩交往密切。曾布（曾巩之弟）当枢密院长官时，推荐傅楫为太常博士。绍圣二年（1095年），徽宗曾以端王的身份就学于资善堂。由于傅楫博学多才且品德高尚，深受皇帝和皇太后看重，被选派到端王府当侍讲、诩善，即当端王赵佶的老师。傅楫每次都把他的讲稿在回家前全都销毁掉，并从不对外张扬夸耀，连家人也不例外。
  徽宗即位，先后命傅楫为直秘阁、吏部司封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国子司业、起居郎、中书舍人等职。时曾布为宰相，因曾荐举过傅楫，想拉拢傅楫，楫却岿然守正，不徇私情。凡朝廷及曾布的命令中有不妥的，他都直谏不讳，竭力劝阻，不愿“俯首权门”。建中靖国初（1101年），宋徽宗赞誉傅楫道：“近臣中惟傅楫常道此”，即劝谏为君须清心寡欲。后来，傅楫逐渐看清赵佶是个胸无大志的帝王，就感叹说：“祸其始此乎！”“后当信吾言。”于是，请求外放，以龙图阁待制出任毫州知府。卒于职，享年61岁，朝廷赠少师，赐绢三百匹。
  傅楫作为一代帝师，学富五车，著有文集35卷。
  林师益（？—1126）
  林师益，仙游嘉禾乡仁德里（今仙游县龙华镇象运村）人。出身书香门第，文武兼备，身材魁梧，臂力过人，闻名乡闾。以父林豫任奏补三班借职，授枢密院，调任鸡泽县（今河北南部）县尉。
  师益任县尉期间，就上疏给宋徽宗，论说“加强边陲军事设施，以防外敌入侵。”且对时政弊端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朝廷认为人才难得，便调其入京候旨。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时朝臣纷纷上奏圣上“师益的奏论很值得考虑借鉴和采纳。”徽宗也很赞赏，于是调师益任京畿部队第十四副将，授予武翼郎以阁门宣赞舍人提举京城四壁导御司后军统制。时金兵进犯京城，由于主战派孙傅等人的推荐，师益改任第一副将，集中精兵训练马步军机于陈留阵地。
  当时，京城处境十分危急，著名学者杨时在讲筵奏曰推崇师益“晓达军政，使专督训练必有绩效可观。”于是擢升为守卫京畿正将，守御京城附近的郑州原武地域（今河南原县）。在原武的保卫战中，师益指挥若定，全力御敌，把金兵击退。
  不久，朝廷因功擢升师益为统制官，师益危难时受命，亲率所部，在李纲、宗泽指挥下，参加保卫京城开封的大战。
  金兵受挫败退而去，钦宗皇帝，罢了抗战派领袖李纲、宗泽的官。金国获悉后认为有机可乘，第二年，又派兵南下，进逼京城。当时，封丘（今河南新乡市东南部）处于金兵主力进犯之要冲。金兵前锋部队进至封丘，师益率部杀得金兵丢盔弃甲。第二天，金兵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了师益驻地。面对强敌，他孤军作战，对身边的副将说：“金众我寡，诚不敌，然此吾当以身报国，何足虑哉？”于是，一马当先，冲进敌阵，举刀奋勇杀敌，不幸身负重伤而壮烈牺牲。靖康二年冬天（1127年），京都城破，北宋灭亡。而林师益视死如归、英勇抗击金兵的芳名却永垂青史。
  林师益战死沙场时，女儿才9岁，儿子若渊刚满周岁。其妻叶氏与乳媪携子女南归，风餐露宿流落五六年，方回仙游故里。若渊长大后，痛惜其父为国捐躯而暴尸原野，便刻木招魂，归葬城西归仙岭。后人题其墓亭曰：“虎踞龙蟠经儿番，靖康孤节照苍旻。至今凛凛有生气，愧杀当年膜拜人。”
  蔡伸（1088—1156年）
  蔡伸，字仲道，号友古居士，宋元祐三年（1088年）生，仙游县连江里清泽亭（今仙游县枫亭镇九社村）人，后随家迁至莆田城南蔡宅（今属城厢区凤凰山街道）。
  伸少时受家庭薰陶，勤奋好学，尤爱诗词。后入太学读书，政和五年（1115年）举进士，授太学博士。宣和年间（1118—1125年）任徐州通判。宋室南渡后，历任楚州、饶州、真州三州通判。
  伸在真州任内，时逢隆冬，城中失火，焚毁民房无数，致使居民流离失所，露宿郊野雪地。伸亲自出城抚慰灾民，尽力为灾民安排住宿，并下令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时监守人员拒绝开仓。伸据理力争，认为设仓储粮不仅仅用于军备，更重要是要应付紧急事件，即使上司怪罪，由自已承当责任。终于说服守仓人开仓放粮。真州灾民得以保全，无不感激伸的德政。事闻于朝，为政者嘉许伸的品德，升任真州知州。后又历任徐州、德州、安州、和州四州知州。
  绍兴十三年（1153年），秦桧再度为相，权倾朝野，秦桧慕伸名声，因与伸曾是太学同窗，又是同科进士，企图拉拢伸为已所用，就亲自登门拜访，叙同窗情谊，伸痛愤秦桧误国，严词拒绝。秦桧怀恨，贬伸为浙东安抚司参议官；任期满，又被遣往台州，提举台州崇道观。秦桧死后，伸被起用，历升至户部尚书，加左中大夫。
  蔡伸是宋代著名词人，著《友古居士词》，收入《四库全书》。其词铺叙详瞻，语言精炼。词风早期近似柳永、周邦彦，后期格调雄爽，颇似苏轼。北宋破国后，词风悲凉凄切深沉。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伸逝世，享年69岁。
  陈均（1174—1244）
  陈均，字平甫，号纯斋、云岩。南宋兴化军莆田县人。其父陈审官卑职微，却“才高志介”，“嗜书博古”。从祖陈俊卿、再从父陈宓（陈俊卿四子）都是声名显赫的名臣、学者。这对于陈均“淳笃清苦，闻义必为，嗜学不倦”的性格，有很大影响。陈均自幼处于这样一个理学气氛浓厚、读史条件优越的名门望族之中，饱受理学与史学的双重熏陶，使之从小就勤奋刻苦，孜孜为学，“足不出书屋，口不及世事，利害得丧不足以动其心”；偶尔“从贤上大夫游，以博其见闻”。在学习过程中，他觉得像《续通鉴长编》那样的史书，“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未，则欲删烦撮要为一书，以便省阅”。
  陈均中年以后更加“慕尚义理之学”，“雅善汪应辰、李焘，尤敬朱熹”。
  嘉定九年（1216年），陈均“继游天子之学”，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为太学生。他以自己家族的名望，充分利用京师人文荟萃的条件，一方面“出入当世名流之门”，广泛采集朝章旧制；一方面博览官私群史，“得尽见先儒所纂次”，“博考而互订之”。其中官修国史、会要、实录诸书，均为一般士子所难以得见，即使私家史著，亦多为进呈国史院的抄本。入游太学时获读官修史与大量进奏本，大大提高了他所著述史书资料内容的丰富、可靠与权威。
  绍定二年（1229年），积十五年之力编纂而成的三十卷巨著《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亦名《宋九朝编年备要》）终于脱稿，并且即将正式刊行。该书仿效朱熹《通鉴纲目》义例，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节举要，目即备要。为了使书稿更趋完善，陈均凡“闻四方之士可与商榷者，不惮千百里，橐其书而从之，忘其道涂之难、羁旅之苦”。他遍访了当时著名的理学代表真德秀、郑性之、赵汝腾等硕儒名流，均得到大力帮助与肯定。真德秀还欣然为该书作序。此外，陈均还著有《中兴编年举要备要》一书。
  端平元年（1234年），郑性之入朝签书枢密院事。奏报了陈均著史一事，理宗下旨命兴化军缮录呈进。
  为了潜心著述，陈均于宝庆二年（1226年）和端平二年（1235年），两度坚辞迪功郎等官职，一意治史。
  淳祐四年（1244年），曾任福建安抚使的王居安“闻其名，延至福州甚礼遇之”。不久，陈均逝世于福州。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上起建隆，下至靖康，较为完整地记载了北宋一代九朝的历史。因该书并非仅据已成史书进行删除。特别是徽、钦两朝纪事，适可以补长编之阙。其编撰形式，纲简而目详，便于检索。清代大学者朱彝尊称其简而有要，颇为妥切。因而，该书至今仍被学界视为研究宋史的基本参考史料。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沛澡等点校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黄镛（1215—1276）
  黄镛，字器之，莆田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人。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以明经入太学，试中监元。当时丞相丁大全当权，陷害忠良。黄镛与陈宜中、林则祖、曾唯、刘黼、陈宗等6人，上书陈述应该“以礼进退大臣”，揭发了丁大全之奸。然而，这一举动立即遭到报复，被放逐出朝。一时朝野舆论哗然，誉称黄镛等6人为“宝祐六君子”。
  景定二年（1261年），黄镛终于还朝。翌年，登进士第，授正字；咸淳元年（1265年），宋度宗即位，次年即拜黄镛为国子编修、摄御史；咸淳三年（1267年），擢秘书省校书郎，皇上敕书褒曰：“自游六馆，学问文章，禀节可称”。黄镛清廉忠直，刚正立朝，“进贤才，通下情”，短短二年先后升为秘书省校书郎、枢密院编修、崇政殿侍讲、刑部侍郎。
  德祐元年（1275年），宋恭帝即位。元军大兵压境，进逼常州，国势危急。时任给事中的黄镛忧国忧民，慷慨奏陈时政十二事，欲力挽狂澜，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升任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加太傅。恭帝还“玺书褒崇”，追封其五代，并特遣尚书宋用臣为其“营府家里”，御赐“新府堂”之匾；不久又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封“涵国公”。
  临安陷落后，朝廷众议降元，黄镛、陈文龙坚决反对。景炎（1276年）五月，宋端宗即位于福州，再度起用忠直刚正的黄镛为右丞相，与陈文龙共主国事，招兵抗元。新州太守谢枋得与元军主帅吕夔师激战，流矢射中前往督战的黄镛右肩。年迈身衰的黄镛伤病卧床，不久便去世了，时年61岁。朝廷特赐墓葬于兴化县温阳。
  黄镛不仅刚正忠直，而且才华横溢，不囿于前人之见，所咏诗篇能以新巧之构思，于素语奇趣中蕴含哲理，化平淡为神奇，独具其风采和匠心。他与著名文学家、同乡前辈刘克庄结为忘年交，书信来往频繁。刘克庄曾赠诗作《答黄镛》。
  郭义重（生卒年未详）
  郭义重，字处仁，南宋初兴化军仁德里魏塘显应村（今莆田涵江区）人。他早年曾游学太学，以操守为人称道。绍兴七年（1137年），四十余岁的义重随高宗巡游钱塘时，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悲痛欲绝，赤脚徒步奔回莆田，多次呕血。义重家里十分贫困，但是对于人家的馈赠，却坚持不受。由于家贫，义重亲自聚土为坟葬母，并在墓旁种植松竹，搭庐舍为母守灵。绍兴九年（1139年）五六月，甘露降于墓地林木，“撒下如雨，至十月加盛；又乌鹊驯集，巢于木上”，据说是为其孝心所感动。绍兴十三年（1143年），高宗皇帝知道了郭义重的孝行后，下诏立双阙，旌表其闾，门前题以“绍兴旌表郭氏”六字。“于所居前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方正，饰白色，植佳树”。并免除三十年徭役，每年拨田租十石，用于子孙祭祀。直到60岁，郭义重才娶妻生子。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义重以特奏名补官德庆州录事参军。
  郭义重去世后，乡亲兴建起占地二亩多的孝子祠，纪念郭义重及其四世孙道卿、廷炜。祠的前门悬有“郭氏三孝子祠”的横匾，大厅上挂着郭义重、郭道卿、郭廷炜“三孝子”的灵像。孝子祠大门的楹联曰：“恩隆双阙旌三孝，祀肃四时锡九重。”
  对于这段绵延不断、感天动地的孝行，传说明成祖朱棣也曾作御制《郭义重孝顺诗》于“终慕堂”颂之，其中句曰“门闾当日蒙褒显，青简独留百世香”。
  傅淇（生卒年未详）
  傅淇，字元瞻，仙游嘉禾孝仁里（今仙游赖店镇罗峰村）人，傅楫侄孙，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
  任潮阳（今属广东）县尉时，傅淇前后十多次捕盗有功可赏，自己却未曾报功。刚好莆田籍老乡龚茂育提刑广东，上报其事，于是升任平阳知县，颇有政绩。时丞相虞允文抬徕豪杰，准备北伐中原。傅淇上书丞相论天下事，认为：“自古建功立业，必须非常之人。一时诞谩争言富强者，其意不过窃取爵禄，非能为国家深长计也。”丞相大喜，奏请提拔为主管诸司粮料院（掌管财赀出纳、贸易事务）的朝廷官员。
  傅淇虽然在京都为官，却从来不到有权有势的官衙去拉关系。一次，宋孝宗命有司出具六院官署官员名单，孝宗在翻阅花名簿时，点名要傅淇奏事。傅淇的奏章令孝宗十分满意，于是立即提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御史台官员奇缺，仅有傅淇一人。傅淇到任后，纠察庶务，风采凛然。孝宗大喜，对近臣夸耀说：“傅淇是我亲自提拔的！”那时孝宗有收复中原之志，于是特别优厚地奖励、提拔武将，致使许多投机取巧的文官“以文阶易武爵，骤至贵显”。傅淇感叹曰：“此风不可长啊！”就上疏论其害。孝宗阅数后幡然悔悟，即日把傅淇的疏论公诸于众。从此，再也“无敢求换武爵者”。
  不久，傅淇升任太府少卿。每逢轮对，他都劝说孝宗选择忠诚端正之士，作为官僚的后备；又进言四川、两广离朝廷遥远，守臣不可轻派。他的建言均为孝宗采纳。
  傅淇任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时，朝廷正选调“专对才”出使金国。所谓“专对才”，是古代奉使他国、擅长应对的外交人员。宋代是我国古代外交事务较为频繁复杂的时期，不少使臣奉命出使辽、金等国，进行外交斡旋。孝宗从所推荐的几位候选人中，选中傅淇作为贺生辰使赴金。归来后，孝宗详细询问了北方沦陷区的情况，傅淇奏言“河北河南之所以然”，得到孝宗的肯定。
  其后，傅淇乞请外任，孝宗不想让他离得太远，就改任傅淇浙江提刑。傅淇莅职二年，政平讼理，孝宗嘉奖其功，授予直龙图阁职衔，又连知宁国府（位于安微省东南部）、泉州府等职。傅淇的父亲傅佇（1084—1148年）曾任晋江县令。傅佇为人严明廉洁，俭朴平易，在朝为官的三十多载不取例外之银，家中无购置一分田产。他在病逝之前告诫儿子：“我死后，你们要像父亲一样，做官要清明，理事要严谨，侍奉长辈要恭敬，对待同辈要讲情义，办事要忠诚信用。这样做，即使贫贱也是个有德行的君子。如果贪图权势，猎取名利又有何用？”郡人曾绘其画像于县厅西堂祭祀。南宋名人陆游十分敬佩傅佇的品行，曾撰写其事迹以启迪后人。淳熙初年，傅淇知泉州时，接九十岁老母到泉州赡养。他秉承父志，洁身爱民，惟恐有愧于父。
  光宗时（1190—1194年），傅淇知温州，以疾卒于官。朝廷追赠中奉大夫，赠莆田县开国男。陈绍叔（1243—1313）
  陈绍叔，字克甫，莆田县灵川里金沙（今城厢区东海镇东沙村）人，自号“浮丘子”，学者称其为浮丘先生。宋淳祐三年（1243年）生。
  绍叔一生好学不倦，曾从好几位名师求学。年20岁就已博览群书，精于“性理”之学，对《河图》《洛书》《太极》《通书》以及律历、制度等无不涉猎。每有所得，便奋笔疾书。中年时期，时南宋覆亡，士大夫耻于仕元，多闭门著述，绍叔潜心于天文学，并开始收徒讲学。在教学内容上，他“以笃行谨信为先，文辞间辩为后”；教法上更具创意，应用自制仪器模型，观摩教学。如讲解《尚书》中的“璇玑玉衡”（古代天象仪），就用木材揉制成模型，显示天象，后来改用铸铜仿制。又创制“小天仪”模拟天象。其外形球状，外圆周长四尺五寸，中为空心，球的内外表层涂漆，上刻周天度数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用细贝壳填嵌，两端标示南北两极，同时按准确位置标明银河和各星宿的名称。天球仪外形光彩夺目，内里十分工巧精密。夜间审视，和星空中星宿的位置完全一致。天球仪的制作，引起当时士林的普遍重视。有人建议把这项成果奏报朝廷，但绍叔不愿仕元为官，便婉言谢绝。
  绍叔后半生皆以讲学著述为事，家居清贫，却至老手不释卷。所著有《浮丘集》百余卷，还有《历代纪年》《大元官品》《竞辰》《择日》《切字》等书，惜均已失传。绍叔居所僻陋，生活俭约，未曾服丝帛，便衣粥食，而“处之淡如”，语言平易近人。元皇庆二年（1313年），绍叔卒于家，终年70岁。
  洪希文（1282—1366）
  洪希文，字汝质，号去华山人，莆田下坂（今荔城区新度镇下坂村）人。元初，他与父亲隐匿山中，以至“贫甚食草”度日，表现了一位进步文人的崇高气节。
  皇庆元年（1312年），而立之年的希文应友人之邀，到兴化县县治游洋设馆收徒。后来，才学出众的希文被荐任莆田“训导”（负责教学工作）。他抱着“君子乐育才”的思想上任了，“郡之名族争致西席”，聘其任教。但是，他的高尚情操终不为黑暗世道所容，至正十一年（1351年），年近古稀的他，不久就被罢黜归田了。
  作为元代著名诗人，洪希文著有《续轩渠集》十卷，有诗词500多首，入选《四库总目》。其诗“激而高亢，悲而沉郁，上出九天，下入重渊”“清遒激壮，亦足落落独行”“皆自肺腑流出”“能以质取胜，不蔽其情”。后人评论其“在元代诗文创作中独树一帜”，是元代少数几个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林亨（1291—1361）
  林亨，初名林涤，字蒙亨，仙游连江里秀郊村（今仙游县枫亭镇麟山村）人。他从小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天文、地理、文章、词赋、理学皆精，才华横溢，然而家贫，亲属族党中无官僚可依靠；加上时运不佳，屡试不第，长期以执教为生。
  林亨常有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之慨，于是作《螺江风物赋》大声疾呼：“今有人焉，穷而意气之益坚，老而学问之日富，其待时则阴雾之豹，其得时则遇风之鸿，其或者锺美于是，人笑其勤苦而难成就。知夫，一鸣而人不惊，一飞而天可冲，有大摧折必有大成就。”
  元至正三年（1343年），时年53岁的林亨上京应试，殿试第一，高中状元。但官仅为朝奉大夫，从六品。顺帝为其知天命之年，赐他返乡“跑马圈山，谷皮镇海”为辖权，收取地租作为晚年俸禄。至正六年（1345年），林亨辞归故里，隐居龙华宝幢山下至寿终。明知县为其建状元坊，并建祠奉祀。
  林环（1376—1414）
  林环，字崇璧，号纲斋，九牧林后裔，莆田城内赤柱巷（今城厢区英龙街）人。他从小就“聪慧过人”，“过目成诵”.“百问百答，援笔立就”，“文章已为人所重，求者相踵”。
  明永乐三年（1405年），林环举福建乡试第六名；次年廷试第一，钦点状元。传说殿试时永乐皇帝出了一个对子“日明月明日月齐明大明天下”，令林环作对，林环略为思索，对曰：“君乐民乐君民同乐永乐万年。”永乐听了大加赞赏，授翰林修撰。永乐五年（1407年），升侍讲。林环学识渊博，在皇帝面前讲课，或为太子上课，条理清晰，“音语洪亮”，甚受永乐皇帝爱重。
  林环的主要贡献，在于参与修纂《永乐大典》，为《书经》总裁官。《永乐大典》是一部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编纂方法是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分类汇为一编。全书22877卷，写有凡例、目录60卷，约3.7亿字。编纂这部特大型的工具书，先由修纂人员按分工范围搜集文献资料，然后依韵目编排连接起来，经校对、谱写后上交各组负责人层层审定。所采书籍自先秦至明初，达七八千种，里面有很多宋元以前的孤本秘籍。参加修纂的工作人员有2000多人，机构庞大，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整个编纂机构由正副监修和正副总裁负责，总裁和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还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
  林环曾两次任礼部会试考官，他秉公办事，举贤荐能，“所取多为真才”，“声名籍甚”，一时儒硕也对他寄予厚望。林环的忠心、博学和机敏，为成祖所器重，“常侍帝侧”，出谋献策。成祖每次出巡，都让他随从。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亲征鞑靼，击败阿鲁台，林环上《平胡诗》1200言；次年六月，再征鞑靼，凯旋告庙；永乐十二年（1414年），林环随从成祖征瓦刺，途中染病，至北京卒，终年38岁。
  林环善诗文，著作颇丰，著有《纲斋诗文集》22卷。他主张“诗以道性情者也”，以“理性情为本”。后人赞其诗“清思异质，藻而不浮，朴而不枯，极诗家音色之妙”。林环又工书法，擅长狂草。
  林文（1390—1476）
  林文，字恒简，号澹轩，莆田城内赤柱巷（今城厢区英龙街）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廷对第三名，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参与预修《宣宗实录》，书成，任翰林修撰。正统四年（1439年）修成《历代君鉴》。正统七年（1442年），修成《寰宇通志》，此二书都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并有赏赐。景泰三年（1452年），升右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修撰。景泰七年修《天下郡志》，任副总裁。书成，升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
  天顺元年（1457年），升林文为翰林院学士，任国史馆副总裁，又兼东宫讲读官。天顺四年（1460年），古稀之年的林文请求辞官，英宗爱其忠厚，不忍放归。明宪宗即位，升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林文年已七十六，再次辞归，得到批准。
  林文耄耋之年依然神清气爽，思维清晰，应对如流。他是一个谦谦君子，来访者无论长幼，皆以礼相待，人称“醇儒”。其诗幽闲明秀，温厚俊雅，自成一家，朝野人士多求其诗文。林文著有《澹轩文稿》等。他的书法也很有特色，所以经常有人向他索取书法作品，他也有求必应。
  林文终年87岁，卒赠礼部左侍郎，谥“襄敏”，赐祭葬。
  柯潜（1423—1473）
  柯潜，字孟时，号竹岩。明代莆田县安乐里柯山（今城厢区灵川镇柯朱村）人。传说柯潜小时先是愚顽得出奇，后来“聪明花”顿开而颖异过人，“警敏嗜学”。他10岁能写诗，15岁能作八股文。柯潜在《东陇万卷书楼记》中提及年少时常去东陇万卷书楼读书借书之事：“故余读学而优则仕之论，固为迁延寿者钦，又观诗书勤乃有之句，实为居东陇者厚属也。”当时之万卷书楼为读书人首选之地。
  柯潜于正统九年（1444年）乡试第一；明景泰二年（1451年）状元及第，授职翰林院修撰。他身躯伟岸，外表温文尔雅，得体大方，与同仁相处融洽和睦，同僚无不钟爱敬重。景泰三年（1452年），柯潜升春坊中允，兼修撰，预修《历代君鉴》；书成，受代宗恩赐白金、文绮（华丽的丝织品）。景泰五年（1454年）礼部会试，潜为考试官。奉命预修《寰宇通志》，书成，景泰七年（1456年）升任司经局洗马，乃兼修撰。代宗再次恩赐其白金、文绮，足见皇帝对其十分器重。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位，潜迁尚宝寺少卿，任东宫讲读官；天顺三年，命修玉牒。明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即位，又奉命纂修《英宗实录》，书成，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朝廷三赐柯潜白金、文绮。此事在明代较为罕见。成化四年，又任侍经筵讲读。
  柯潜宦游京师20多载，历经代宗、英宗、宪宗三朝。虽无大起大落，但能平步青云。凭持的是他“淬砺”司业精神和“狷介”的正直性格。他性情正直，重视操行，不趋炎附势，不愿与不良行为同流合污，颇得同僚的好评。
  柯潜博学多才，“性尤喜游，供职之暇，偕诸知已，穷览胜概，雅歌报壶，分韵赋诗，襟度豁如也”。即在为官供职之暇，喜与文坛笔友欢聚，赋诗娱乐。他曾经自筑清风亭于官舍后园，挖池种荷，环池植柏，还美其亭曰“柯亭”，自谓其柏为“学士柏”。
  柯潜一生的最大建树，莫过于“文章雄一世”。除了完成朝廷指定的编写具有国史性质的《历代君鉴》《寰宇通志》《玉牒》和《英庙实录》等鸿篇巨作外，还著有《竹岩诗集》《竹岩文集》及《补遗》等（均收入《四库全书》）。
  成化四年（1468年）柯潜父母病故。柯潜回乡守丧期间，曾在观桥办学馆，教导子弟。柯潜卒于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享年51岁。
  柯潜御葬墓在安乐里和温山（今灵川镇柯朱村）。
  郑岳（1468—1539）
  郑岳，字汝华，号山斋，生于今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蒲坂村。其先祖是莆田望族，诗书传家，多代为官。其父朴庵，迁居城内金桥巷。郑岳7岁时，其父病逝，家贫如洗，有幸母亲之兄林嵎爱怜，鼎力相助，抚养成材。郑岳先后考中秀才、举人。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他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改刑部主事。
  郑岳为官“以公守法，一无所假”。由于他弹劾东厂锦衣千户恃势横行，欺压百姓，语伤皇帝宠信的小人，被“赎杖还职”。不久，擢升为刑部员外郎。湖广地区社会矛盾尖锐，当地宗藩依势侵占民田，累奏不决，民怨鼎沸。弘治帝派遣郑岳任按察佥事。郑岳一到那里，就着力处理多年争论不休的土地纠纷，把宗藩霸占之地“归之民”，缓和了社会矛盾。老百姓“岁饥无备”，他“设法以赈，全活甚众”。南京十三道御史联名盛赞郑岳的政绩。正德初年，岳升任广西兵备副使，平定土酋叛乱，改善了当地少数民族官员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稳定了地方局势。不久，调任广东兵备副使。他明断积案，“滞狱为空，治绩称为第一”。因政绩显著，升任江西按察使。当时，野心勃勃的宗藩宁王朱宸濠勾结刘瑾，阴谋造反，夺中央政府的权，并依仗权势，“横夺民田亿万计”。
  郑岳不畏权势，“力振风纪，为濠所忌”，遭宁王诬陷，郑岳再次被“夺官为民”。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宸濠谋反，到次年十二月，宸濠伏诛，冤案昭雪，正德帝重新起用郑岳，让他出任四川左布政使。郑岳以母丧为由，没有赴任。
  世宗嘉靖皇帝即位后，调郑岳入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郑岳第三次上马赴任，所到之处，“民拥道聚观，手额相庆”，欢迎“郑青天”的久别重逢。郑岳到江西后，很好地处理了平定朱宸叛乱的善后事宜，并向皇帝“四上疏，皆切时政”。嘉靖三年（1524年）拔任兵部右侍郎，不久，升任左侍郎。在其任内，发生大同兵变，且“复叛”。郑岳奉命前往山西，稳妥处理了兵变，稳定了边境局势。由于当时朝廷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大礼之争”，致使许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贬，由严嵩为首的佞臣主持朝政，郑岳十分郁闷，终于辞官回乡。
  郑岳家居十五年，“有利于乡族者，概不惜费”，为家乡办了许多好事，如修渠、造桥等。同时，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收集整理地方文史资料，编著了13卷《莆阳文献》，以及《莆阳文献列传》75卷。其中列传传主246人。他从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要求，介绍了传主的生平、业绩、思想，显示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容纳各家之长的气度。还收进了南北朝时郑露起至明代神宗时莆仙二县文人撰写的诗赋文（其中赋2篇，诗203首、铭文2篇、箴5篇、赞1篇、杂著3篇、说4篇、题跋15篇、论辩3篇、祭文6篇、书启12篇、序文48篇、记39首、奏议30篇），为后代保存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郑岳著有《山斋文集》24卷传于后世。
  陈茂烈（生卒年不详）
  陈茂烈，字时周，祖籍浙江瑞安，自幼随父戍兴化卫，定居于莆田城内北门街（今城厢区梅峰街）。为维持生计，茂烈继承父职入伍戍役。他白天到衙署服役，晚上归家挑灯夜读。他重视孝道，安贫寡欲，曾作《省克录》以自励。明弘治九年（1496年）登进士第，后授江西吉安府推官，开始步入仕途。茂烈自小受贫苦家庭环境的薰陶，经常接触下层人士，孕育了他艰苦朴素、为政清廉的品格。他出仕后勤政廉明，吉安民俗多诉讼，有时一案牵制百余人。茂烈出示：诉告毋株连，案犯不久监，刑罚不滥用。每逢紧要、疑难案件，他都要亲自审问，秉公处理，民无不从。
  后来，茂烈晋升为河南道监察御史，但他仍不改俭朴的本色，袍服朴陋，上班时无轿舆可坐，就向同僚借匹瘦马骑坐，同僚们见之极为佩服。外出考绩过淮河时，因天气严寒却无棉衣等御寒，他差点冻死。
  茂烈心性至孝，继以母老体衰，上书请求朝廷让他返乡兴化故里。当时福建巡抚是他的门生，得知陈茂烈告老返乡，便特地制作十只金螃蟹装在瓮里派人送往莆田，孝敬陈茂烈。茂烈把十只金螃蟹原封不动放在瓮中盖好，假意对差人说：“瓮中的螃蟹都是死的，我一只也不要，请速带回交还巡抚大人。”差人不解其故，也不敢执拗，只好把原物带回复命。
  茂烈亲自操劳照顾老母，还亲自给小菜圃施肥浇水。当时兴化府郡守闻知他为日常生活而劳累，就派两名差役帮助他料理家务事。不到三日，这两位差役便被遣回府衙。当时，好心的官员把陈茂烈返乡后的清贫生活向吏部禀报。吏部即奏请朝廷授他为晋江教谕，享受其奉禄。茂烈婉言谢绝了。吏部再奏请月发给大米三石以赡养老母，他也不肯受之。茂烈上书朝廷曰：“臣素贫，食本俭薄，故臣母自安于臣家，而臣亦得以自逭其贫，非有及人之廉，尽己之孝也。而臣母鞠臣艰苦，今年八十有六，来日无多，臣欲自尽心力，尚恐不及，上烦官帑，心窃未安。”后90高龄的老母身故。身心极度疲惫哀恸的茂烈不久也离开了人间，时年58岁。
  去世时，家中除了部分书籍外，身无遗物。同乡刑部尚书林俊前往吊唁并为他治殓，见其睡床是三只脚的破床，所缺一脚，竟以石块垫充。家里缺少蚊帐，他一连储积13年，终无余资添置。里人闻此事赞叹不已！
  茂烈葬于莆田西门外龙桥村，林俊亲题“陈茂烈之墓”。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都御史王应鹏上奏茂烈廉洁、孝行和清修苦节，朝廷乃表其宅里为“孝廉里”（即今梅峰寺至洞桥头之间），并把故宅改建为祠。第二年，巡抚聂豹又奏请圣上下旨立“旌表孝廉”坊（此石坊原在城内洞桥头），以彰其行。天启年间（1621—1627年），追谥茂烈为“恭清”。
  戴大宾（1489—1509）
  戴大宾，字宾仲、寅仲，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生于莆田县（今荔城区）新度镇东坝村塘东官宦之家。他从小聪颖敏悟过人，3岁时刚学会讲话就会念书。5岁那年，家乡举行童子试，父亲背着他参加考试。一位秀才以为他是来玩的。就戏谑地问他长大以后干什么，他回答：“当阁老。”秀才看他小小年纪，口气这么大，就出个对子“未老思阁老”。戴大宾立即回敬说：“无才做秀才。”针锋相对地回击了秀才的不恭态度。又有一次，他祖父带他进入官府大堂，并按所见随机出了个对子：“虎皮褥盖学士椅。”大宾立即对曰：“兔毫笔写状元坊。”他十岁左右通读五经、四书，研习学贯古今，因此被誉为“神童”。
  弘治十四年（1501年），大宾13岁。众人以其年虽幼而学长于众人，就推荐他参加福建乡试。夜里，大宾宿住福州一客栈，听着隔房一书生多次吟对：“口含笔尾唇点墨，”却一直未听到下联。大宾听了有点不耐烦了，只见桌上的油灯昏暗，他用指尖挑了一下灯芯，猛然想出对句，于是马上大声对曰；“手蘸灯芯指沾油。”隔壁那书生闻声随即前往道谢。这次乡试，大宾中了解元，一时在八闽大地传为佳话。
  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秋，年仅20岁的大宾风尘仆仆地入京应试。果登吕柟榜进士一甲第三名，钦定探花。据说，他的殿试策卷一经刊出便流播海内。美质高才的大宾被朝廷任命为翰林编修。当时，权宦刘瑾把持朝政，欲招天秀异常的戴大宾为婿，但戴大宾却执意不从。他每日里纵酒佯醉，且假借酒力谩骂刘瑾道：“我是朝廷之子，岂能做奸臣之婿。”
  正德四年（1509年），戴大宾接到家书，得悉慈母病逝，痛不欲生，且家中爱妻尚未完婚。于是告假返家奔丧，不幸在归途中病逝，年仅21岁。大宾虽英年早逝，但他的才华至今还在莆阳大地流传着。有联句道：“戴大宾一时无对，曹子建七步成章；甘罗十二为宰相，大宾十九中探花。”莆田郭氏宗祠还留有戴大宾撰写的联句：“拒虏单骑，远祖忠贞昭日月；旌闾双阙，先人孝德动乾坤。”
  康大和（1507—1577）
  康大和，字原中，莆田县崇福里前康村（今秀屿区忠门镇）人。明正德二年（1507年）生于莆田县崇福里砺山（即砺峰，今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前康村）。
  大和少年时先后到水头朱子宫和赤岐狮子岩读书。他勤奋好学，后因家贫缀学，靠肩挑鱼盐走村窜巷叫卖为生，但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虽然其貌不扬，却以饱学多才为人所敬重。
  嘉靖十四年（1535年），大和入京应试，举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输林院编修。时明世宗礼佛拜道，醮事不断，竟以青词（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优劣，衡量翰苑词臣撰述之高下，以至众多词臣潜心奉制取幸。康大和却不为所动，多次疏谏世宗以国事为重，远离僧道，停止建醮，世宗不听。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任同考会试及预修会典。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主持顺天府（今北京市）试时，与宦官赞同事，大和坚持以才录用，不受赞干预，世宗嘉其行，升大和为右春坊右谕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主持武科会试，升迁侍讲学士。
  时严嵩为相，擅权揽政，朝官多出其门。大和为官近20年，始终不肯登门拜访，故被压抑。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始授南京礼部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和升任南京工部尚书。不久，风闻严嵩党羽欲构陷于他，便自引归乡，但未获允。一年后，他再次上疏乞休获准。适逢兴化郡城沦陷于倭寇，大和只好寓居嘉兴朋友家，三年后始归故里。他与致仕返乡的刑部尚书林云同等人结社赋诗，人称“尚书社”。
  兴化知府仰慕大和之名，礼请大和主修《兴化府志》。万历三年（1575年），大和主持纂修《兴化府志》36卷。这是继周瑛、黄仲昭所修弘治《兴化府志》以来的第二部府志，现仅存一部，保存于日本的内阁文库内。此外，大和还著有《砺峰集》若干卷。
  万历五年（1577年），大和病逝，享年71岁。次年，赐葬于华亭云峰村。
  郭应聘（1520—1586）
  郭应聘，字君宾，号华溪，莆田县（今秀屿区）黄石镇华中（旧称东华）村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登进士第，与宗兄郭邦文同榜，人称“兄弟同科”。
  朝廷授应聘户部主事，负责在山西咸宁征收粮草。儿年后，应聘出任广西司署郎中。他到任后，免除了民众许多苛重负担，百姓高兴，还受到朝廷的赞赏。不久，应聘升为南宁知府，继而迁威茂兵备副使，转任广东左参政，负责岭南（今广州市）政务。当时广东东部盗匪作乱，民不聊生，应聘派兵予以平定。在“古田战役”中，应聘因筹集粮饷，参加策划军事有功，拜受“金币锡”。应聘用兵平乱，从不急躁冒险，而是晓之利弊，恩威并济。他善于把握时机，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人们赞扬他是“神人”。
  应聘两次参加考核，治政和德行都属于一等，升任广西按察使，不久晋升广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其后，应聘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主持当地的军政大事。其间，他又上疏朝廷，提出妥善安置永福百姓的十件事。
  隆庆三年（1569年），应聘晋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由于前总督多接受下属部将、官吏贿赂钱财，应聘到任后，全部予以谢绝。为了杜绝腐败，应聘还特地制定并颁布了表彰廉吏和杜绝送礼的条例。从此，再也没有人拿钱进入辕门说情行贿。应聘还精简将士，蠲免两广赋税，使老百姓受益。两广百姓赞扬他就像再生的父母一样。
  万历二年（1574年），应聘被召入京任户部右侍郎。不久因丁忧回乡服丧。
  万历八年（1580年）起，应聘改兵部，兼右佥都御史，仍巡抚广西。逾年，朝廷命其掌管南京都察院。移交军务时，应聘造册登记所盈余军饷五万一千多两白银，全部上缴国库。因政事卓著，应聘又晋升兵部尚书，参与军事决策。
  不久，应聘因旧病复发，第四次上书请求放归故里，皇帝派驿站人马护送他回乡。临行，他上疏陈述《勾军四议》，受到称赞并颁布施行。应聘“归七月卒。赠太子少保，谥襄靖”，终年67岁，安葬在华亭霞皋村山坡上。
  应聘平生谦恭不邀功，他所到之处，都因廉正谦慎而受人赞扬。据《明史》载，应聘官南京时，与海瑞一样“敦俭素，士大夫不敢侈汰”。应聘著有《郭襄靖公遗集》26卷。
  明万历后期，莆田县知县在城内十字街建造四座石牌坊，以纪念乡贤的历史功绩，其中“大司马”坊就是为纪念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修建的。
  王家彦（1588—1644）
  王家彦，字开美，号尊五，莆田合浦里（今秀屿区东峤镇先锋村）山尾自然村人。
  家彦少时好学敏悟，为人刚正，胸有大志。在五侯山麓度岭村众妙园书院读书时，曾与同窗好友表白：“丈夫自期待，应如汉伏波将军，居恒不忘马革裹尸，龊龊者无庸也。”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家彦应乡试，中举人。翌年，赴京参加省试，因其文才出众，文章严谨自然，主考官叹其“博学多才”，遂登进士榜。
  家彦初任浙江开化知县。他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平民百姓称其为“神君”。天启五年（1625年），家彦调任金华府兰溪县令。兰溪是浙中西部贫困山区。王家彦深知任重道远，立志造福一方。动身赴任前，他动员母亲变卖首饰、衣物等家财，并郑重其事地对夫人说：“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一心做个好官。此去只饮兰溪一杯水，后有家财，尽数收拾，将十分之三留为母亲供膳，其余带去任所使用。”夫人听后感动不已，支持丈夫的这一义举。
  到达兰溪后，家彦立即带领衙役到处视察民情，果断地革除弊端，减轻赋税，贡献家资，大兴水利建设，清理护城河，修筑旧城墙。当地官绅富贾深受感动，纷纷解囊相助。几年间，兰溪旧貌变新颜，百姓无不称颂家彦是位清官良臣。熹宗皇帝奖擢其为刑科给事中，转户科都给事中。
  崇祯元年（1628年），思宗朱由检登基。家彦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崇祯帝下旨捕治，魏忠贤畏罪自缢而死。十年间，家彦疏劾贪官无数，均能详列其奸邪专横罪状，革除弊端，核查隐瞒资产。直言敢谏，弹击无所避，权贵敛手。在大政方针方面，家彦也先后上疏百余条，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高瞻远瞩、革除弊端、体恤民生的建言，不少被朝廷采纳。例如家彦所上《闽省海防疏》，识者以为至论，震憾朝野。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丁忧回家服除后，家彦起任吏科都给事中。次年，晋升大理左少卿，一年后又从左少卿升太仆寺卿。一年后拔任兵部右侍郎，受命于危难之际参与军务，督师京城。他曾雪夜携一灯步巡城堞，人无知者，将士皆服，奋发自励。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其时，家彦坚守的安定门已独木难支，无济于事，他叩首以谢先帝、父母，自缢身亡。朝廷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端”，后改谥“忠毅”。同年，莆阳建“世忠祠”“旌忠祠”，祀尚书王家彦等。
  王家彦有《王忠端集》存世。
  黄斌卿（1607—1648）
  黄斌卿，字明辅，莆田县仁德里碗窑（今荔城区西天尾镇碗洋村）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生于御倭军功之家。
  崇祯元年（1628年），斌卿的父亲黄奢在作战中阵亡，斌卿以荫授百户，跟随许姓总兵征战，在克复赤水卫等3座城池中立有战功，授铜山把总。此后，累升至舟山参将、浙江副总兵，驻防舟山群岛。
  斌卿在舟山任内，招抚浙江海面的海寇陈虎威，陈最后率部归降。斌卿得其战船100多艘，声名大震。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攻北京。斌卿闻变，率领浙江舟师，准备北上勤王。时南京陪都的明大臣马士英等人谋立福王朱由崧为帝，设法阻挠斌卿北上。斌卿得知北京已经失陷，思宗自杀，只好中途返回。福王称帝后，调斌卿驻防芜湖。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斌卿奉命移驻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时南明江北各路明军无视清军虎视江南，自相火讲，不遵督师史可法号令，清军乘虚大举南下，围攻江北重镇扬州。史可法率军民死守，云集南岸京口的各路明军不敢过江增援，坐视扬州陷落。清军乘势渡江，明军全线溃逃，斌卿也率舟师退回舟山，福王政权灭亡。
  同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唐王封斌卿水陆兵马招讨总兵官，封肃鲁伯，太子太师，赐尚方剑。鲁王朱以海也在浙江称帝，改元监国。唐、鲁二王及其拥立者形成南明政权的两大派，小顾大局，互相倾轧。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南下福建，唐王政权结束。当时斌卿还镇守舟山，他接受了鲁王的招抚。南明监国四年（1648年），鲁王系统的征西将军王朝假装到舟山“拜会”斌卿，发动突然袭击，斌卿被杀，时年41岁。
  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陷舟山，南明鲁王政权瓦解。
  余怀（1616—1696）
  余怀，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山人，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祖籍莆田水南（今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人，生于南京而长期流寓苏州等地，明末清初文学家，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
  余怀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十四日。他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且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崇祯十五年（1642年）应乡试不第，避居栖霞山寺。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遂绝意功名，浪迹于江浙一带，“自少至老，杂著数十种”，内容涉及诗词、文史、戏曲、茶艺、砚林、服饰等等。主要有《板桥杂记》《江山集》《甲申集》《玉琴斋词》《东山谈苑》《三吴游览志》《茶史补》。他以山水、著述自娱，气节才藻蜚声东南。
  余怀才情艳逸，其诗词用笔较为深细，表现出悠情绵邈的意境。朱彝尊评其诗有“晚唐风格”，王士禛《渔洋诗话》誉其诗：“不减刘宾客（禹锡）”。邓汉仪《诗观》评曰：“澹心诗，纯以气象胜，是初唐沈、宋之遗。”陈田《明诗纪事》辛集卷载：“澹心诗，擅六朝之华藻，运唐贤之格调，吐属隽雅，角逐词场，不减子山哀艳，小杜风流。”邑人郑王臣《兰陔诗话》评论“其诗清而能丽，绮而不靡，明季吾乡诗人，莫能与之抗衡。”徐釚《本事诗》甚至认为“过江风流，应复推为领袖”。
  吴英（1637—1712）
  吴英，字为高，号愧能，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卒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享年75岁。吴英世居泉州黄龙，年少随父住厦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吴英奉旨入藉莆田，定居黄石定庄。
  康熙二年（1663年），27岁的吴英从厦门潜回泉州，怀着报国之志，投奔清军，改姓王，康熙十九年（1680年），44岁，复姓吴。
  康熙十三至十四年（1674—1675年），在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叛乱的斗争中，吴英随提督塞白理征剿，先后以降李荣春，斩刘邦仁等战功升迁为左营游击和中军参将。康熙十五年（1676年），击败耿逆的得力干将曾养性，升为副总兵。康熙十七至十八年（1678—1679年），郑经以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趁“三藩”反清势力被严重削弱之机，大力向福建扩张，福建沿海人民深受其害。吴英以副总兵官从康亲王救剿，击败郑经部将刘国轩，先后以战功升任福建督标中军副将、同安总兵。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迁兴化总兵，驻镇莆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吴英担任征台主帅施琅的副帅，在澎湖决战中，大败郑氏集团主力刘国轩，迫使郑克爽纳土投降，宝岛台湾回归祖国。两个半月后，施琅离台，吴英留守台湾。在吴英镇守台湾18个月期间，整肃军纪，安定社会，募佃垦荒，发展生产，兴建书院，遗爱台湾，被台湾人民尊奉为“台湾公”。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吴英调任舟山总兵，不久擢升四川提督。在四川任上，吴英恩威并济，肃清了吴三桂残余势力，使边廷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吴英迁福建陆师提督，不久改水师提督。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召见66岁的吴英，授“作万人敌”匾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加授吴英为“威略将军”。不久，卒于官舍，康熙勅赠太子少保，钦赐御葬于莆田灵川山门村。
  吴英著有《行间纪遇》四卷，《岁首游虎溪岩》存诗一首。
  朱天贵（1645—1682）
  朱天贵，字达立，莆田县平海卫（今秀屿区平海镇）人。清顺治二年（1645年）生。
  天贵幼年时，其父为避兵乱，携家迁往福宁府三沙（今宁德市霞浦县三沙镇）。后郑成功抗清部队攻占三沙，天贵得到提拔重用，授为左都督，统率大型战船28艘。顺治十八年（1661年），天贵随郑成功渡海，驱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康熙十七年（1678年），圣祖皇帝在削平了中国南方的“三藩”叛乱后，致力于统一台湾。天贵见郑经（郑成功长子）只图割据享乐，郑氏政权已无可为，乃毅然率所部战船300多艘，将士3万多人回归大陆。清廷授为浙江平阳（今温州市）总兵。天贵积极训练军队，严明军纪，亲自监造各种兵器，巩固海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奉命收复台湾。施琅保举同安总兵吴英、平阳总兵朱天贵二人所部船队分任左、右翼，进攻澎湖。其中朱天贵所部战船300只，是全军的主力。
  六月底，清军战船千余艘，分3队进攻澎湖列岛。守将刘国轩在澎湖36岛险要处构筑炮台，防守十分坚固。开战之始，刘国轩出动主力战船百余艘，在炮台密集炮火的支援下向清军船队反击。清军初战不利，施琅中箭负伤。天贵见形势危急，不顾一切指挥座舰一马当先，用火箭焚烧对方战船，守军伤亡重大。激战中，天贵突然中炮阵亡，时年37岁。
  天贵阵亡后，清军攻克澎湖各岛，继续进军台湾，同年七月十三日，清军接管台湾，中国重归统一。清廷表彰天贵平台之功，追授天贵为太子少保，谥“忠壮”。还由朝廷旨命兴化府建专祠，地方官春秋二祭。
  朱天贵墓葬在涵江区梧塘镇漏头村，墓前竖有石翁仲、石羊、石虎、石马等。
  康爵（1895—1944）
  康爵，字修其，号耕冰，涵江保尾街（今属涵江区涵西街道办事处）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
  爵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从此酷爱藏书。还在求学阶段，他便和几位有志图书事业的同学创办了涵江图书馆，悉心收集图书近万册，其中包括部分地方志书的孤本。由于爵保存了这些几乎湮没的古志，中国方志学家朱士嘉遂把这些孤本志书登录于《中国方志总录》一书。
  20世纪20年代后，爵来到江南各地，结识蔡元培、郑洪年、黄炎培、傅斯年等学者名流，爵以其博通经史得诸家赞誉。爵遍游长江、黄河南北各省，搜集到莆仙前贤的著作196部计870余册，涉及作者143人，其中有31部曾于清代中期被收入《四库全书》。爵所收集的藏书中，如郑樵的《鬼料窍》、陈昂的《白云集》、林达的《自考集》、周如磐的《澹志斋集》、叶甲、方综、林简、周闻的《寄楼合选》、萧远村的《莆阳乐府》、廖必琦的《荔庄诗钞》等，都是初次发掘的孤本；唐代林蕴的《林邵州遗集》等已很难得到。
  爵还勤于莆田志及地方文献的著述，以其20余年的辛勤，共有著作25种，其中《莆田大事记》《乡故随钞》《乡贤宦绩录》《莆田书家录》《莆石漫录》《乡贤友声集》《耕冰寄庐漫录》《莆阳诗话》《莆风清籁集补遣》《莆田艺文志》《莆田经籍存本》等莆田的方志、文献著述，有校勘史料的价值。
  爵在收集图书、辛勤著述的过程中，还精心研究目录学。其目录学巨著《古今方志总目》一书，蔡元培在题跋中称其“搜采既博，体例亦精，史志之津梁也”；郑洪年为该书作序，认为“拾遗补缺，条分缕别，明发其凡，治史学之津梁也”。此外，爵还有《名家书目摘钞》《涵芬楼书目补遗》等目录学专著。
  爵以对地方文献的搜集、研究卓有声望，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受《闽中新报》聘请，任该报《莆田文献》副刊主编，同时担任《东南日报》副刊的特约撰稿。民国33年（1944年）春，爵为其各部藏书撰写内容提要，提供给莆田县民众教育馆举办的“乡贤艺文书画展览会”，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民国33年秋逝世，终年49岁。
  第二节近现代人物
  王万烟（1910—1989）
  王万烟，仙游县功建里后楼顶（今仙游县鲤南镇柳坑社区后楼顶）人。清宣统二年（1910年）生。
  万烟于民国15年（1926年）考入莆田县东山土木工程职业学校（永安水电学校前身），因其身体健壮，在校是篮球队主力队员。民国18年毕业后，受聘加入仙游县篮球代表队，担任主力队员。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万烟激于爱国义愤，于当年冬投笔从戎，在国民革命军第87师服役，因其篮球打得出色，被87师师部聘任为体育教员，随后又被任命为87师所属516团准尉体育指导员。
  民国21年1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沪十九路军奋勇抵抗。万烟随部队增援上海，升任少尉护理兼事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87师与随后到来的孙元良第88师共同防卫上海市区。民国26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7师官兵奋勇杀敌，多次发生白刃格斗。万烟在肉博中身先士卒，因其体壮力大，精于拼刺，单独刺杀日军多名，立下军功。
  同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87师奉命移防南京外围的汤山镇。12月5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雨花台、汤山、龙潭等南京外围阵地，用重兵猛攻汤山镇，87师多次击退日军进攻。12月12日，雨花台失守，日军进逼中华门。万烟随所在部队坚守金陵兵工厂，对进攻的日军发起多次反冲击，战斗十分惨烈。日军久攻不下，以密集炮火猛轰兵工厂。万烟身边战友已阵亡殆尽，阵地眼看就要失守，他单身冲出中华门，从下关码头跃入长江，向西溯游10多千米后登上北岸，随撤退下来的伤病员和逃难群众北行。辗转数月，万烟才回到部队。部队以万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战功，通令记功嘉奖，破格提升为上尉军衔。次年，万烟随部队开往徐州，参加徐州会战。民国27年秋，万烟由所在部队保送，入黄埔军校三分校军官班深造，并于民国29年5月毕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独立营少校营长，后因功升任上校团长。
  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万烟见内战危机日益严重，便毅然辞职返乡务农，从此退出军界。
  1989年，万烟在家中病逝，终年79岁。
  林秀栾（1911—1997）
  林秀栾，字大团，莆田县黄石镇（今属荔城区）人。清宣统三年（1911年）生。
  秀栾早年毕业于莆田县第三区公立第二小学，考入省立第十中学（今莆田一中）。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民国20年（1931年），秀栾忧愤时局，决心投笔从戎。民国2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回国任南京陆军步兵学校迫击炮教练。民国26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秀栾被派往前线，参加淞沪会战。次年，秀栾被派往北线，参加徐州会战，以其屡立战功，一直受到提拔重用。民国34年，秀栾晋升陆军少将。
  抗战胜利后，秀栾参加以何应钦上将为首的中国战区受降代表团，于9月9日在南京接受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
  日本投降后，秀栾奉命参与侦办日本战犯、缉捕惩办汉奸、遣返日军投降官兵和在华日侨等战后处理事务。因卓有成效，被国民政府授予忠勤勋章和奖章。同年，秀栾又奉派参加接受台湾回归祖国事宜。秀栾赴台后，在美军协助下，率先执行逮捕前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和其他日本将官、校官11人，遣返日本侨民达30万人。此后，秀栾长住台湾。
  1957年，秀栾提升为陆军中将。此后，秀栾先后在台湾陆军指挥参谋大学、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和“国防部”任职。其间，秀栾曾两度赴美国，考察现代化新兵训练和预备役军官训练等课题。
  1970年，秀栾退出军界，致力于莆仙同乡联谊。此后，台北市莆仙同乡会成立，秀栾被推举为理事会长。
  1997年，秀栾在台北病逝，终年86岁。
  翁祖烈（1909—1992）
  翁祖烈，莆田县城内左所营（今荔城区长寿街）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生。
  民国13年（1924年），祖烈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民国20年，祖烈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被莆田中学（今莆田一中）聘任为体育教师。
  民国22年，祖烈与程天泗、林振新等率领莆田县运动队参加福建省运动会，取得好成绩，莆田女队的表现尤为突出。省运动会闭幕后，有5名莆田运动员入选省运动队，其中4名为女运动员。民国23年，祖烈率领莆田运动队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省运动会。莆田女子组以绝对优势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民国24年，在厦门举行的省运动会上，莆田运动队又一举夺得男团冠军、女团冠军和15个单项冠军，轰动全省。是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莆田女运动员首次夺得跳高第一名。
  民国29—35年，祖烈带领的莆田运动队，连续3次夺得福建省运动会的团体冠军。
  民国36年，莆田县各校组成“莆田田径访问团”出访福州、上海、南京三大城市。祖烈被推举为访问团总干事。全团39名田径运动员中，莆田中学就占了17名。在3次比赛中，莆田以一县之旅，三战三捷，打败三大城市的体育劲旅，震动全国体坛。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郝更生称其为“中国体育史上破天荒的壮举”。福建省体育界就以莆田田径访问团为主力组成福建省运动队，参加第二年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祖烈被聘请担任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技术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烈当选福建省第一届至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福建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57年，祖烈成为第一批国家级裁判员，为福建省获得这个体育荣誉的第一人。1981年，祖烈获得“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称号，1984年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裁判员”称号，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裁判员”。
  祖烈为国家造就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包括刘天赐、陈碧英、翁康强、刘玉煌等国内外知名的体育教授和国家级运动员。祖烈终生工作的莆田一中，也多次被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及福建省等有关部门授予“体育先进单位”“十佳体育传统校”等荣誉称号。1964年，莆田县首次被评为“田径之乡”，祖烈被公认为“田径之乡”的开创者。
  1992年7月14日，祖烈因病逝世，终年83岁。
  许彧青（1913—1996）
  许彧青，原名许国金（经），仙游县城关（今仙游县鲤城街道）洪桥街人。民国2年（1913年）生。
  民国17年，彧青15岁就参加中共仙游地方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民国21年，彧青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任共青团仙游县特别支部书记，开展秘密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中红军游击队几经周折，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2连，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彧青随部队北上，被派到新四军第2支队担任随军记者。此后，历任新四军第2支队随军记者、《火线》报主编、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报》主编、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新四军第16旅46团3营教导大队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9分校2营政治委员、16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溧商警卫团政治处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又历任华中军区随营学校政治处主任、雪枫大学政治部主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民国38年，彧青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南下福建。9月，任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部长。1950年11月，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并先后兼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1960年，彧青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彧青一度受到冲击。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平反，20世纪80年代初，彧青担任中共福建省顾问委员会成员，直至1989年离休。
  1996年，彧青在福州逝世，终年83岁。
  张兆汉（1914—2000）
  张兆汉，化名王贝，仙游县钟山乡（今仙游县钟山镇）人。民国3年（1914年）生。
  兆汉早年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民国17年，兆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国19年任共青团仙游县委书记。同年11月，莆仙红军改编为福建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兆汉任第2支队宣传干事。民国21年，任共青团莆田县委书记。时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在新县外坑的反“围剿”斗争中失利，民国21年5月重建莆田工农红军游击队，兆汉任政治委员。此后，兆汉在一次战斗中与部队失散，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捕，不得不化装出走南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兆汉见国内抗战局势日益紧张，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厦门接上组织关系后，相继担任中共厦门市工委《战时生活》旬刊总编辑、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党支部书记兼总领队等职，率领厦门儿童救亡剧团赴越南各地巡回演出。
  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南下进攻东南亚，越南局势紧张，兆汉率队回国。时福州、厦门均已沦陷，兆汉原有的组织关系又告中断。兆汉遂来到广西，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接上组织关系后，率领救亡剧团到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民国32年后，相继任《广西日报》驻柳州办事处主任兼记者和长沙《国民日报》经理。
  抗战胜利后，兆汉奉派去新加坡，担任新华社新加坡分社经理兼《新华周报》督印人。次年，全面内战爆发，兆汉奉召回国，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共福建特别支部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兆汉历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政协福建省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20世纪60年代初，任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20世纪80年代离休。
  2000年5月1日，兆汉在福州逝世，终年86岁。
  黄明（1916—1998）
  黄明，民国5年（1916年）8月出生于仙游县东乡平原。民国21年，黄明小学毕业，来到县城现代中学读初中，并于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民国22年，黄明因母病故，辍学在家，经常出入于榜头几所小学，和地下党员进步教师保持联系，不断到坝下、昆头等农村开展革命工作。1934年上半年，黄明到莆田常太参加游击队，担任宣传员，还参与枫叶塘战斗、以及北高打土豪分粮等斗争。1934年秋，他和黄国璋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4年春，莆田中心县委研究决定，黄明任共青团仙游县委书记。
  民国25年夏天，黄明经厦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投亲靠友。不久，国内发生“西安事变”，黄明和爱国华侨青年一起，参加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芦沟桥事变后，黄明从海外回国，并于民国27年初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民国35年，黄明到南京，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以《新华日报》驻南京记者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
  民国35-37年，他被派到泰国、马来西亚和香港，再度进行地下斗争。作为一位优秀的新闻先进工作者，黄明先后担任过泰国曼谷《全民报》副总编辑、香港《华商报》编辑。
  民国38年8月，黄明奉中共华南分局之命，率福建文化服务团从香港到闽粤赣根据地，而后转返福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明先后任《福建日报》编辑主任、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福建省教育局局长、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1985年任中共福建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11月，黄明去世，享年82岁。
  林兰英（1918—2003）
  林兰英，女，莆田县城内下务巷（今荔城区镇海街道凤山）人。民国7年（1918年）2月生。
  兰英自幼好学不倦，成绩优异。民国19年，她从莆田砺青小学毕业后保送进入砺青中学，始终保持全年段第一。考入省立莆田中学高中部，又成了当时高一年段唯一的一名女生。一年后，转学到咸益女子中学，她又连续四个学期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民国25年夏，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协和大学。
  民国29年，毕业于协和大学数学系，并留校工作。8年之后，赴美国留学，进入狄金逊学院数学系深造。民国38年夏，美国荣誉学会狄金逊分会授予她一枚象征荣誉的金钥匙。不久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固体物理学。1955年6月，她在该校获得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该大学建校115年来第一个中国博士。同年，兰英应纽约索非尼亚公司之聘，从事半导体研究，成为一位知名的半导体材料专家。
  1957年1月，兰英接到其父家书，信中提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希望她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意愿。兰英深受感动，取道香港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后升任副所长。
  兰英回国半年之后，拉制出中国第一只锗单晶。1961年，她主持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门式硅单晶炉，由于这种炉的技术先进，还远销多个国家。1962年春，她成功拉制出中国第一根无位错硅单晶，其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年10月，研制出中国第一个砷化镓单晶样品，其电子迁移率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为1964年中国第一只砷化镓二极管激光器的问世准备了条件，为中国微电子学和光电子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73年，兰英首次提出用汽相外延和液相外延法制取砷化镓单晶，这种砷化镓汽相外延电子迁移率，至今还保持国际领先地位。1980年，兰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同时兼任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委员会主任。
  1981年，兰英合作完成4千位、16千位大规模集成电路——硅栅MOS随机存储器的研制。1980年、1982年两次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8月，兰英提出在太空微重力条件下拉制砷化镓的设想，并在中国第九颗返回式人造卫星上得以实现。以后又相继四次在中国返回式卫星上生长砷化镓单晶。由她倡导和组织领导的这一太空材料的研制成果，无论是试验材料品种及其困难度，生长晶体体积之大，所采用的熔体生长方法等，都居国际领先地位。这项划时代的顶尖科技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1989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得到了美、日、德等国科学家的高度评价。为此，兰英赢得了“太空材料之母”的称誉。
  1990年，兰英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8年，获霍英东成就奖。
  由于兰英在中国半导体材料研究上的突出贡献，2002年，中国首家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企业成立时就以其名字命名为“中国科学院镓英半导体有限公司”，砷化镓研究项目从此实现了产业化。兰英从事半导体材料科学研究40余年，是中国半导体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兰英曾当选为第三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至第四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2003年3月4日，兰英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林华宝（1931—2003）
  林华宝，祖籍莆田南日镇。1931年5月生于上海。民国26年，全家从上海迁至重庆，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华宝的同桌，就是后来著名的杂交水稻泰斗袁隆平。1950年，华宝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1952年转入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结构专业二年级继续学习。
  1956年毕业后回国，华宝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在钱学森、程世佑等著名科学家的指导下，步入中国的空间事业。1958—1965年，华宝在七机部八院（后为航天部508所）任室副主任、副所长、返回式卫星回收分系统主任设计师。1963年，林华宝作为中国第一个高空生物试验火箭箭头的负责人，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研制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火箭箭头的设计、制造和环境试验。1964年7月19日，中国第一枚高空生物试验火箭发射成功。火箭飞行高度70多千米，按预定轨道飞行后安全返回地面。
  1965年开始，华宝作为结构分系统技术负责人投入返回式卫星专项火箭技术试验的研究。1970年起从事返回式卫星回收系统的研制，1983年6月后任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院士。1988年后，华宝主持新型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工作，任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返回式卫星系列首席专家。他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参加了中国全部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和飞行试验，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1985年，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华宝为第六完成人。1990年，返回式摄影定位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华宝为第一完成人。华宝还获航天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航天部一等功1次、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一等功2次。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宝平生发表译作、学术论文50多篇，还编著《返回式卫星》《卫星和飞船的返回》等书。
  李庆霖（1929—2004）
  李庆霖，1929年2月生于莆田县镇海门内的居仁巷。1952年12月，安排在莆田县北高竹庄小学任教。1970年9月，调到莆田县霞林小学。
  1972年12月20日，他趁学校放假，在家里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用品的购物及看病没钱支付，住房难以解决等“一连串的困难问题”。而一部分知青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权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大胆抨击“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为全国1700万上山下乡知青“无米之炊”的艰难困苦请命。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随即，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公布了毛泽东主席的复信。文件附上李庆霖给毛泽东主席去信的全文。文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不久，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份报告经毛泽东主席圈阅，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的公社和城镇街道。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全国各地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行动雷厉风行地展开。
  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从小学的老师到中心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再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1975年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以“反潮流”英雄自居。
  1976年11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次年11月14日，被正式宣布逮捕。1979年6月18日，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6年9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决，准予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0年12月24日，福建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庆霖又准予减刑二年。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获释回到莆田老家。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病逝于荔城居仁巷的百年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