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1944年春，中共福建省委在仙（游）永（泰）交界的清溪地区召开表彰大会，表扬参加奇袭涵江交通银行的英雄们。省委认为，这次军事行动“在我省的游击战争史中，是一次重大胜利，它解决了党组织在经济上所面临的困难，为发展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表彰的是中共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等15名参加战斗的游击队员。
  奇袭涵江交通银行是为了解决省委经费困难而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1943年，国民党福建当局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一方面加紧对游击区的经济封锁，采取连保连坐措施，企图困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一方面大举“清剿”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建、松、政地区。因此，中共福建省委被逼南迁闽中，使省委及闽中、闽江两特委面临极其困难的境地。为了迅速打开局面，省委决定由中共闽江特委负责打通闽中通往闽北的交通路线，以便将在闽北的原省委武装主力转移到闽中。并要求中共闽中特委负责筹集经费，以度过难关。闽中特委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特委领导人会议，讨论研究筹款的目标和行动计划。与会同志认为，省委下达的筹款数额较大（法币二百万元），如采取以往靠群众捐献的方法是难以解决的，而用武装斗争打土豪的办法，也只能缴获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仍然无济于事。所以，特委领导认为，这次筹款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数额又大，只有攻打国民党的地方银行才能完成任务。特委委员们进行认真分析讨论，认为攻打涵江镇的银行较为合适，既可筹集较多的经费，又可减少一些风险。因为涵江是莆田县的经济中心，抗战期间因海上交通发达导致涵江经济出现畸形的繁荣；从战术上讲也是可行的，涵江虽处福厦交通要道，但抗战期间为了阻止日军入侵，南北通道已被挖得坑坑洼洼，使原来四通八达的涵江反而成为陆路交通不便的地区。而且，涵江离莆田，县城又有10多公里远，即使暴露目标或双方发生枪战，莆田驻军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及时赶到涵江助战。所以，会议决定将袭击银行的地点选择在涵江。
  1944年2月中旬，中共闽中特委派一名交通员到涵江交通站同交通员蔡木耳取得联系。蔡当即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情况向交通员作了介绍：涵江因靠近三江口码头，海上交通促进了涵江经济的发展。所以，小小一个涵江镇便设有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分支机构。从银行分布的情况看，其中中国、中央、农民三家银行设在涵江镇的东边和繁华地带，这会给游击队的行动增加许多危险。只有交通银行设在镇的西边靠近保尾，比较偏僻，且与游击队驻地同方向，不需绕道，进退都较方便。涵江地区驻有保安团的一个连、盐警一个连，还有警察所的警察和镇公所的镇丁以及缉查队等，共有武装兵力300余人，这些兵力主要集中在涵东紫璜附近，保尾方向是防守较薄弱的地方。所以，蔡木耳认为袭击交通银行把握最大。
  根据交通员了解的情况，闽中特委作了专门研究，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随后，特委书记黄国璋亲自下山，挑选了15名精干的游击队员，于2月下旬的一个雨夜，从省委机关驻地永泰的清溪出发，经过3天的夜行军，悄悄地潜入离涵江只有5000多米远的西天尾地下交通站。同时，为了慎重起见，黄国璋又派交通员到涵江同蔡木耳联系，并要求他一方面将交通银行的内部情况调查清楚；另一方面注意牵制敌人有关方面的人员，配合游击队行动。于是，蔡木耳又亲临交通银行侦察，侦知交通银行营业时间从上午8时至下午4时30分。停止营业后，银行大门先关闭，银行的边门迟半个小时关闭。银行保险柜的锁匙由该行经理管理，而经理也是全行唯一能开启保险柜的人。蔡木耳还详细地介绍了该行经理的相貌特征，以便游击队迅速准确地找到银行经理。
  在派人了解涵江交通银行内外情况的同时，黄国璋又将小分队分为几个小组，分头行动。有的去观察地形地貌；有的去购买灰色军装、绑腿带以及青天白日帽徽等；有的去购买竹桥、借沟船等交通工具。同时，为了确保完成战斗任务，黄国璋将游击队员分为2个小组。第一小组由黄国璋带领8名队员直接进入交通银行，进行武装缴款；第二小组由康金树带领5名队员守住涵江市顶中心点，以对付涵江宫下的国民党保安队和警察所的警察，万一发生枪战，即用火力阻击，掩护第一小组的人员安全撤离。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黄国璋率游击队于1944年2月29日乘沟船到达涵江，时值下午4时许，经过一天喧闹的涵江镇逐渐平静下来，街上行人稀少，店铺纷纷准备关门。这时，一队“国民党兵”从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前面有2名护兵开路，2个轿夫抬着一个满脸傲气的“军官”，4名“护兵”在两侧随行。这支不速之客，直奔涵江交通银行。突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街道旁有一国民党兵，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这些护兵没带臂章、符号，很象闽北共产党化装的”，一面说，一面跟随其后。由于情况来得突然，黄国璋等一时紧张起来，深怕发生意外，以致前功尽弃。为了完成任务，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意暴露目标。黄国璋用眼色示意游击队员不要轻举妄动。游击队员虽然心里紧张，而表面上却镇静自如，一直往交通银行奔去。当兵痞看到黄国璋等进入银行后，又说：“原来是官老爷到银行取钱的”，说着就走开了，而黄国璋等人却捏了一把冷汗。当时银行大门已经关闭，剩下一个小门未关。2个“护兵”马上冲了进去，分站左右，在小门口警戒，黄国璋带领4名“护兵”，大摇大摆地跟了进去。这时银行职员尚未下班，正在柜头忙着算账，两个行警挺着大肚子，倚在柜头旁抽烟，见有人进来就迎了上去。2名游击队员待行警走到眼前时，用枪顶其腰部，厉声喝道：“缴枪不杀！”那两个行警遭到突然袭击，吓得浑身发抖，马上举起双手，结结巴巴地说：“枪！枪在床边，自己去拿。”这时黄国璋及4位游击队员也冲到银行大厅，手持驳壳枪，喝令职员们站住，不许说话，并将职员和行警集中到一个空房里看守起来。随之，黄国璋一手将银行的电话线拔掉，并从职员中找到那位长脸尖鼻的经理，命令他将保险柜全部打开。面对阴森的枪口，经理无可奈何地将保险柜和库房门全部打开。游击队员用布袋将所有的钞票装了起来，装满2袋后黄国璋马上命2名游击队员先挑走。随后，又将所有的钞票及黄金全部装进布袋。这时，按原定计划20分钟后康金树带领的游击队员也撤了回来。黄国璋命令游击队员先将钞票挑走；又命康金树等留下看守关在房间里的银行职员。待第二批游击队员走出500多米远后，康金树也指挥游击队员迅速撤离。同时，为了防止敌人追捕，断后的游击队员过桥后将沟上用于通行的木板统统抛向水中，以延缓敌人的追赶速度，保证游击队员安全撤离。
  与此同时，为保证游击队筹款顺利进行，蔡木耳也在积极配合行动。他于2月29日下午特地约涵江警察所所长、涵江镇镇长和驻军连长等主要人员，集中在涵东远东旅社42号房间边打麻将、边饮酒作乐，以防万一游击队暴露目标，可拖延警察和驻军出动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游击队撤退后，涵江交通银行的职员立即向警察所报告，警察们四处寻找警长，当找到醉醺醺的警长时，游击队已撤走半个多小时了。警察和保安队虽然出兵追赶，但因几座木桥均被游击队拆掉，待警察和保安队搭桥过沟后，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
  闽中的游击健儿们，出其不意，克敌制胜，不费一弹奇袭了涵江交通银行，缴获“法币”400多万元、黄金20余两。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嚣张气焰，又解决了省委机关抗日活动经费的困难和经济危机，在福建游击战争史上添上了一个漂亮的战例。但是，交通员蔡木耳却因此暴露了身份，付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