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仙游“四·一四”的大搜捕并没有使革命志士屈服，而是在革命低潮中酝酿着新的革命高潮。1927年4月，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陈国柱转移到仙游兴太山区上宫一带隐蔽，他利用当地农民生活艰苦、反抗意识强的有利条件，进行革命宣传，引导有觉悟的农民骨干走上革命道路，并先后吸收了当地的进步农民林锦堂、林步庭等8人为中共党员，并于4月底，在上宫“馨山书院”建立了仙游境内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上宫支部。林锦堂担任党支部书记，隶属中共莆田特别区委领导。
  1927年10月，中共闽南临时委员会成立（下称临委）。闽南临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确定“整理原有支部”，“扩展支部组织，特别是工农群众方向”“加紧训练宣传、检阅党的自身力量”①等为党的主要工作任务。10月下旬，在中共闽南临委工作的陈国柱奉命返回闽中，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11月，陈国柱来到仙游，同参加南昌起义后从东江返回的黄经芳接上关系，共同商讨整顿和发展莆仙党组织的计划。于是，陈国柱经黄经芳介绍到仙游县立中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着手整顿和发展仙游党的组织。陈国柱考察了大革命时期仙游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和党员的活动状况，并在黄经芳的介绍下，在榜头坝下认识了王于洁等进步青年。陈国柱对他们进行认真的考察，觉得他们均为贫苦农家子弟，对社会的现状强烈不满，特别是王于洁，原系北平警官学校的高材生，毕业后在将乐县警察局担任警官，因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任职3个月便辞职回乡。所以，陈国柱便发展王于洁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又通过王于洁在东乡发展了陈博等16位进步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入党，并成立了中共仙游特别支部——东乡党支部，由王于洁任书记。
  东乡党支部成立之后，陈国柱又深入城区各学校活动，城区是青年集中且学生运动活跃的地方，陈国柱先同原在莆田哲理中学读书的学生许淑修联系，并经常带他参加校内外的一些进步活动。尔后，陈国柱便发展许淑修为中共党员，又通过许淑修在城区发展了两名中共党员，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共仙游城区支部。不久，陈国柱又在南区发展了3名党员，建立了中共仙游南区支部。在短短的时间里，陈国柱出色地完成了中共闽南临委关于整顿和发展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先后在三个地方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播下了革命种子，使中共仙游地方组织的活动有了初步的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无论在数量、分布和质量上，都较前有新的突破，为仙游地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7年12月4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成立，在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又有新的发展。12月底，在陈国柱、王于洁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仙游县委在仙游县立中学附近的陈家大院内正式成立。新成立的仙游县委隶属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领导，下辖有上宫、东乡、城区、南区4个支部，共有中共党员30人。陈国柱任县委书记，王于洁任组织部长，许淑修、林锦堂、林步庭等为委员。中共仙游县委的成立，是仙游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仙游人民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掀开了仙游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1928年春，正当全省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并迅速发展为农民暴动之际，中共仙游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研究了抗捐斗争策略。会议认为，东乡的农民深受烟苗捐之害，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东乡人口密集、群众组织起来比较容易，对全县其他地方的影响也大，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于是，县委决定以东乡为抗捐斗争中心，进而推动全县抗捐斗争的全面发展。为了对全县抗捐斗争进行切实的领导，县委进行了具体的分工，由县委书记陈国柱在城区负责全县的工作，组织委员王于洁在东区首先发起抗捐斗争，其他县委委员分别深入各区进行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
  有了明确的斗争策略和方针后，王于洁马上在坝下小学组建“烟苗捐清算委员会”，作为抗捐斗争的具体指导机构。随后，王于洁又召开了由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参加的抗捐会议，研究抗捐斗争的实施方案。会后，东乡党支部的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分头深入各村进行宣传鼓动。4月下旬的一天，东乡象洋村逢节演戏，数百名群众云集在广场上看戏。王于洁趁演戏之机，登上戏台对群众进行抗捐宣传，公开揭露军阀政府和地方捐棍剥削敲诈人民群众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烟苗苛捐，清算不法捐棍。在王于洁的宣传鼓动下，深受苛捐杂税之害的广大群众，犹如一堆晒干的柴草迅速燃起熊熊烈火。在一些党员和农民骨干的带领下，数百名农民群众如潮水般地涌向坝下税所，群众奋起捣毁了税所。接着举行示威大游行，群众将捐税员陈坤生戴上大高帽，押上榜头街示众。沿途的农民群众纷纷加入游行的行列，斗争队伍不断壮大。坝下反烟苗捐斗争拉开了仙游人民抗捐斗争的序幕，不仅给军阀林寿国把持的仙游当局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
  坝下反烟苗捐斗争序幕揭开之后，东乡各村的农会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起来，批斗捐棍，清算烟苗捐款，并得到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5月4日，竹庄小学的青年教师黄金秀带领全校学生投入到抗捐斗争中去。学生们在共产党员郑珍、黄金秀的率领下，同群众一道揪斗了捐税头目范志甫，并责令范向群众公开承认其勒收捐税的罪行。在押范游街过程中，群众还强迫范志甫沿街喊叫：“我是范某，包捐包税，危害百姓，应受惩罚”。同时，群众和学生们又将望厝村的捐税员张鸿飞抓到金石的八角楼批斗。5月9日，郑珍又带领学生抓捕了榜头后厝的税棍青彪，并将其捆绑在坝下小学的校门前，让群众揭发其贪污捐税款的罪恶。接着，榜头等地的群众在郑珍等人的带领下，逮捕了群众恨之入骨的捐棍王辉，并将其正法。在短短的几天内，东区农民群众的反烟苗捐斗争迅速高涨，并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在群众性运动的威慑下，东乡的捐税员闻风丧胆，被迫退还烟苗捐款。东区农民的抗捐斗争，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威风，沉重地打击了土豪捐棍的嚣张气焰。
  东乡农民反烟苗捐斗争胜利的喜讯迅速传遍了全县各地，仙游的西区、南区、北区的农民也纷纷行动起来。中共仙游县委书记陈国柱抓住时机，发动全县党员深入到城区和广大农村，进行宣传鼓动，号召广大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随后，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抗捐斗争运动在全县迅速掀起，呈现了一派如火如荼的斗争景象。夜间，各村山头燃起烽火，敲锣击鼓，高呼口号，大造声势；白天，发动起来的农民四处批斗捐税员，对一些罪大恶极的捐棍，群众毫不留情地将其处死，平日逞雄称霸、狐假虎威的捐棍如丧家之犬，四处躲避。
  为了统一全县抗捐斗争步骤，把群众抗捐运动引向深入，中共仙游县委利用纪念“五·九国耻日”的机会，在仙游城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潮。1928年5月9日，县立中学、慕陶中学、现代中学等校的学生，在中共仙游县委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统一罢课，对农民的抗捐斗争进行声援。上千名学生汇集在雁前埔（即现在的县体育场）广场召开声讨大会，猛烈抨击军阀的黑暗统治，强烈要求仙游当局取消苛捐杂税。会后，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入仙游县城的大街小巷，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军阀”、“取消烟苗捐”、“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烟苗捐税局局长王之纲的住宅时，愤怒的学生用石头砸毁了王之纲的楼房。接着，游行队伍又冲进了县公署，县长黄裳元吓得慌忙从后门逃走。
  城区学生声援抗捐运动的斗争在全县引起很大震动，沿海地区的中学也纷纷响应，使全县的抗税斗争迅速连成一片。学生的声援运动把单一的反烟苗捐发展为反抗一切苛捐杂税的全面斗争，“打倒军阀”的口号有力地冲击了仙游地区军阀统治势力。从而不但将抗捐斗争推向新的革命高潮，而且还将抗捐斗争引向深入，赋予更新的内容。
  广大民众声势浩大的抗捐斗争，不仅使反动军阀搜刮民脂民膏的阴谋不能得逞，而且大大动摇了军阀的统治基础。于是，莆田地区的军阀头子林寿国急忙调兵遣将，对轰轰烈烈的仙游人民抗捐运动进行血腥镇压。1928年5月10日，林寿国派副官陈恪三带领一个连兵力，到抗捐斗争最为活跃的东乡查缉惩办抗捐抗税的农民骨干，逮捕了教师黄金秀，并以“赤匪”罪名将其投入监牢。11日，林寿国又下令将黄金秀秘密杀害。同时，林寿国还四处通缉共产党员陈国柱、郑珍、陈博等人。
  5月下旬，郑珍冒着生命危险，又率领榜头小学的师生，冲进了榜头捐税局准备抓捕税棍郑芳，不料郑芳事前闻讯潜逃，愤怒的师生将榜头税局砸烂。然后，学生们又在街上示威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四处张贴标语，声讨军阀残害黄金秀的暴行。此后，林寿国恼羞成怒，再次派兵镇压，用武力强行征捐，并扬言“抓到郑珍，就地行刑，得其头颅者，赏银五百”①，还勒令郑珍家属规劝其自动投案，以减轻“罪典”，否则将祸及满门。同时，林寿国还派兵把守各交通要道，追捕抗捐组织者。
  由于中共仙游县委在领导抗捐斗争中没有及时将农民武装起来，作为抗捐斗争的强有力后盾，并发展为农民暴动。结果，轰轰烈烈的仙游人民抗捐斗争被反动军阀的屠刀所镇压，县委的主要领导人因遭通缉而被迫离开仙游。尽管如此，这次农民抗捐斗争运动，在仙游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贯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关于建立扩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抗捐斗争转为游击战争，以至汇总为总暴动的方针的具体体现；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革命斗争；是中共仙游县委成立后第一次公开对敌宣战。通过这次斗争，中共仙游县委从中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对今后开展土地革命有着重要的影响。②

①《中共闽南临委报告——闽南概况及临委成立之经过》，1927年11月10日。 ①郑仁芳《怀念先父郑珍革命的一生》，《仙游文史资料》第四辑，第29页。 ②《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扩大会议综合报告》，1928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