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妆楼记》的唐宫“梅妃”
  梅树喜欢温暖与湿度较大的气候，一般不能抗御零下15度的低温。隋唐之际，中国气候进入“第三个温暖期①”。北方颇多植梅，但南方的野生梅远远多于北方。
  隋炀帝宫女侯夫人《春日看梅诗二首》之二，赞叹梅花“香清寒艳”，“是天真”本色，略具品格称美；这一意向在中唐以后继续发展。侯夫人的形象，后在《隋唐演义》中得到了塑造。
  盛唐时，宋璟宰相写有《梅花赋》；但该赋不见于宋初编成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南宋周密等人疑为伪托。
  开元名相张九龄的《和王司马折梅寄京邑昆弟》诗称梅花为“南国树”；《庭梅咏》写出梅花在雪妒风欺时，“不受岁寒移”；寄托守正不阿的人格气节。
  山西人王维的《杂诗》中，梅花成为思乡之情的最难忘的对象。
  李峤的《梅》，几乎用了此前发生的有关梅花的重要典故：庾岭、南枝、梅花妆、梅梁、望梅止渴等。
  《全唐诗》中有咏梅诗102首，多在中唐以后。
  杜甫是唐代第一个对梅花着笔较多的大诗人。在成都时，杜甫写下著名的《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标志着梅花从最初的闺怨意象完全转变为文人表现时序之心、乡国之愁的意象。
  中唐闽越诗人朱庆余的《早梅》诗，开了南宋绍兴间开始流行的“岁寒三友”松、竹、梅的先河。
  安史之乱以来，士人流寓南方的越来越多，江南文人也渐趋活跃；咏梅之作逐渐增多。尤是通过比较来突显梅花的精神品位。如韩偓《梅花》：“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唐末五代的莆田人徐寅《梅花》诗，有句：“举世更谁怜洁白，痴心皆尽爱繁华。”他把梅花的素洁与穠春的浮华作对比，注入诗人反悖世情、超越世俗的精神，这在唐诗中很少见。
  罗邺的《梅花》诗，隐有以吴越甚多的梅花与京洛贵族的富贵花相抗衡的用意。
  由五代入宋的陶穀《清异录·花》门“花经九品九命”条对于花的品类，应是代表了唐五代以来的一般观念。其中，兰、牡丹、腊梅等5种为一品九命，茉莉等5种为二品八命，芍药、垂丝海棠、千叶梅等7种为三品七命，梅等9种为四品六命，杨花等6种为五品五命，海棠等6种为六品四命。可知，当时梅花品位不高。
  唐人咏梅时以美人拟喻的作品不多。
  武则天时王适《江滨梅》有句：“开花汉水滨”，“疑是弄珠人”。此诗用郑交甫汉皋逢神女典故，还出于曹植《洛神赋》：
  “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
  安史之乱后，始用美人比喻梅之高洁。如杜牧《梅》：“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
  中唐王初《春日咏梅花》，有句：“靓妆才罢粉痕新，递晓风回散玉尘。”
  晚唐皮日休《行次野梅》，有句：“茑拂萝梢一树梅，玉妃无侣独裴回”；唐彦谦《梅》，有句“玉人下瑶台”；韩偓《梅花》，有句“燕钗初试汉宫妆”。韩偓是唐末五代时入闽的最重要诗人。
  晚唐时张泌编《妆楼记》，其中一条记载：除夕，梅妃与宫人戏镕黄金散以卜来年，梅妃一泻得金凤一只。南京师大教授程杰考证认为：虽然此事与《梅妃传》之本事了不相关，但由《妆楼记》所收事类可稽者止于中唐可知，梅妃的生活时间也应在这个范围之内①。程教授还认为：由《妆楼记》，“可见梅妃之事至迟在晚唐已见于著述。这与今本《梅妃传》跋文所记‘大中二年’写本，正为同时。”
  木斋著的《宋诗流变》，第207页指出：宋代具有二重性：自安史之乱以来封建社会的衰落、自北宋以来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状况等，构成危机；但尽管塞外金戈铁马、狼烟不熄，内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战频仍，文人地位之高、学术文化研究之讲求、科学文化之繁荣，则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高峰，以致士大夫仍倚红偎翠、闭门觅句，这是相对的稳定性。
  笔者下面要探讨的是：文人的吟咏，多与唐玄宗时的时事相比、相喻。
  第二节 北宋前期（960—1022）梅花成为重要的文学意象
  一、梅亭、梅花堂等
  建隆元年（960）正月宋朝建立，都东京开封，以洛阳为西京；真宗时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应天府；仁宗时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
  北宋一建立，致力于统一祖国，各地割据政权中的陈洪进最早纳土称臣。陈洪进，仙游人，平海军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洪进入朝献出2州14县，史称泉、漳（包括莆仙两县）纳土；受到宋廷的优厚礼遇，任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居于首都，奉朝请，后封歧国公，雍熙初（985或986年）病卒。
  北宋一直同辽对峙。太平兴国四年（979）攻辽，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大败，宋太宗中箭受伤。随后，宋军击退辽军的三次攻宋战争。
  雍熙三年（986），宋军分三路攻辽。东路军在歧沟关（今涿县西南）北大败；西路军的杨业部复没。宋太宗此后对辽改采防御战略。
  至道四年（998）辽攻宋，宋辽战争再次进入高潮。
  景德元年（1004），辽军攻宋，真宗亲征，十二月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宋真宗称辽承天太后为叔母，岁输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后，宋辽和平相处至北宋末年。
  据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版印的李濂《汴京遗迹志》记载：宋时建琼林苑，在城西郑门外，俗呼为西青城，为宴进士之所，有梅亭、牡丹亭等（卷八）。开封府后衙有蜡梅一株，人以为奇，遂创梅花堂（后因包公而改为公生明堂）（卷三）。大中祥
  符七年（1014），皇城内建成玉清昭应宫，共2620楹。天圣七年（1029）六月丁未夜大雷雨，宫内火起，至晓仅存长生、崇寿二小殿，遂改为万寿观（卷八）。
  长生殿，与唐玄宗时杨贵妃的故事有关。衍至开封也建。梅亭、梅花堂，则成为此后宋本《梅妃传》的素材。
  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记载：北宋前期，史官乐史创作历史人物传奇，今存的《杨太真外传》，“以窒祸源”、“惩祸阶”为动机，“荟萃稗史成文①”。李剑国说《杨太真外传》作者可能未看到长期湮没的《梅妃传》，而未添入杨、江两妃的绝好关目。实际上，当时宋本《梅妃传》还未问世。
  二、梅花是高洁人格的象征
  宋初，作为政治、文化重心的汴洛地区，梅花尚未引起特别的注意。真宗朝以来，林逋、晏殊、梅尧臣等南方士人写了一些梅作，产生了“疏影横斜”等佳作，但影响未能展开。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人。他隐居江南独爱梅花，成了第一个着意咏梅的诗人。他开创了梅花作为高洁人格象征的新主题，开创了梅花作为重要文学意象的历史。宋人高度评价林逋咏梅的地位。辛弃疾《浣溪沙·种梅菊》有句：“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吴锡畴《林和靖墓》有句：“清风千载梅花共，说着梅花定说君。”“孤山八梅”中有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发现了梅树的秀枝曲干之美，并始以梅枝、梅香、水、月组合，而凸显梅花幽静疏瘦之美。此后，这种组合逐渐流行。在咏梅中，林逋开始了“水”、“月”渐为梅花“表德”的过程。
  北宋前期，喻梅只在色貌。咏江梅多称寿阳粉妆，写红梅多说胭脂香腮。雍熙元年至三年（984—986），王禹偁任苏州长州知县，作《红梅花赋》；吴感有《折红梅》词。这时的红梅花，在吴王旧囿还是稀有之物。
  第三节 北宋中期（1023—1067）梅花“独向江南发”
  一、范仲淹喻宋仁宗为唐明皇
  北宋一直受到辽与西夏两大外敌的侵扰。
  宋太宗时，宋军多次攻西夏，均失败。宝元元年（1038），西夏立国，宋与西夏维持30年的和局破裂。康定元年（1040）起，宋军与西夏三战皆败。
  庆历二年（1042），辽宋重订和约，宋岁增给辽银10万两、绢10万匹。四年十月，宋与西夏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西夏国主。宋年赐西夏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改革。九月，范上《十事疏》，推行庆历新政。五年，范被罢官，改革失败。范仲淹作《西湖绝句》：“长忆西湖胜鉴湖，春波千顷绿如铺。吾皇不让明皇美，可赐疏狂贺老无？①”将宋仁宗比喻为唐明皇。
  北宋中期，陈道光的传奇小说《蔡筝娘记》调侃了传说中成仙的杨贵妃，陈道光与杨妃饮款终宵而全无肌肤之亲。
  二、文人始喻梅为高品美人
  北宋中期，“梅花畏高寒，独向江南发②”。苏颂《本草图经》说：“今襄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文人探春赏梅渐成雅事。“风山亭下赏江梅”成为杭州一景①。
  英宗时，杭州人强至在长安任职6年，《立春》诗有句：“六年不见江梅影，长觉归心似旆摇。”
  约在仁宗庆历三、四年（1040—1041）间，宰相晏殊（元献）从姑苏移植红梅到开封西冈第中，“北人应作杏花看”，“自尔名园争培接，遍都城矣。”文人宴饮，有《红梅集》传世②。
  北宋中期，始喻梅为高品美人。如1057年进士王观的《江城梅花引》，有句：“疑是月宫、仙子下瑶台。”
  第四节 神宗哲宗（1068—1100）时事与咏梅
  一、比附唐朝时事的图文与杨妃小说
  熙宁间，宋神宗拓熙河，对西夏进行抑制。元丰间五路攻西夏，战果不大。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法图治、富国强兵。七年春大旱，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围攻变法，四月王安石被罢相。八年二月，王安石再相，但变法不能推进。九年天上出现慧星，十月，王被再罢相。但神宗朝，新法基本上得以执行。
  福清人郑侠（1040—1119），字介夫，治平四年（1067）进士，熙宁六年（1073）画呈《流民图》，神宗视后夜不能寝，次日下旨免除新法。王安石因此辞宰相，泉州人吕惠卿继宰而打击改革派。七年，郑侠取唐书魏征、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杨国忠、卢杞传为两轴，分别题为：正直君子社稷之臣事业图、邪曲小人容悦之臣事业图；迹在位佞臣欺君误国之事，暗合林甫辈而反于姚、宋者，各以类标题，复为书上之事皆画一①。吕大怒，上则谓之忠臣，乃窜英州②。梁桂元《闽画史稿》34页认为：郑侠画作，见于文字记载的只有这两图；未见有其他画迹之记录，故这两图可能出于代笔。但由此可知，北宋人感于时事，而以图画形式评论唐代的忠臣与奸臣。
  熙宁间，无名氏作《玄宗遗录》传奇小说，宋人喜言明皇、杨妃事，该录是其佼佼者。期间，秦醇撰《骊山记》一卷，该小说独有禄山伤杨妃乳、杨妃出浴而明皇、禄山咏乳艳事；新旧《唐书》均未载杨妃秽乱宫闱事，伤乳、咏乳实是宋人的想象。秦醇还撰《温泉记》一卷，写西蜀张俞夜被太真仙妃召去骊山温泉、对浴共饮同眠，但未成其好事。还有岷山叟撰的《杨贵妃遗事》二卷。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宋继位，司马光执政后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拒绝，新旧党争不断加剧。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县枫亭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在任地方官时支持王安石变法，十年起入朝为官。元祐元年（1086）罢除大部分新法，权知开封府蔡京投靠司马光，在二月份五日内率先恢复差役法，一些大臣说蔡京为保官而投机，应罢黜；而且蔡京绚私枉法的事被揭露；蔡京遂调任地方官。八年九月，哲宗亲政，支持变法。蔡京回任京官，支持宰相章淳实行雇役法，有见识的官员从蔡京十年间两次更改此法，看出其奸。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病死。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逐渐走向灭亡。
  二、苏黄时代普遍喻梅为美人
  神宗熙宁尤是哲宗元祐以来，梅花开始出现于京洛的皇家和公卿园林。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一书133页考证指出：京洛两地至少有8种梅，即早梅、单白（江梅）、多叶（百叶缃梅、千叶缃梅、千叶黄香梅）、椒萼、绿萼、红梅、蜡梅、消梅。北宋后期（1068—1126），洛阳富弼园、王直方汴京城南私园均有梅景营置。千叶梅、蜡梅等梅花新品种相继发现，文人赏梅、咏梅渐成风气，开始出现十首以上的咏梅组诗，“梅格”与咏梅成了常见话题。与此同时，画界的“梅画”走向独立。会稽人、衡山华光寺长老释仲仁首开墨梅画法，以水墨替丹彩而用晕染法；与孤山之咏一样是梅花神韵的最好体现。“墨梅”题咏开始成为诗词的重要题材。
  王安石（1021—1086）作于熙宁七年（1074）的《独山梅花》诗，以美人、志士比喻梅花，是他被罢官而不屈的精神写照。《枣林杂俎》载：天台县桃源洞，人烟断绝。其间古桃树，年深化为精魅。梅月照轩窗时，王安石夜读易。桃精变为丽姝，与之谈易，发人所未发，安石喜甚。司马光来访，该姝隐身；后对安石云：妾乃梅花月之妖，不敢见正人司马光①。梅月，即十月。此事，是傍梅读易的雏形。
  苏轼（1036—1101）于元丰二年（1079）贬授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后，赋梅渐多。元丰五年苏轼写下著名的《红梅三首》，维护了红梅的高格。后人的描述或是拟人，或是比较。如楼钥《谢潘端叔惠红梅》诗：“自昔梅花雪作团，红梅晚出可人看。江梅不解追时好，只守冰姿度岁寒”。苏轼描写最多的是月下之梅，好以谪妃怨妇作比，寄托其幽洁雅逸、不甘沦弃的志向。如“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炉傍酒家①”。“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②”。苏轼以来，梅月相映成了咏梅的热点，“月下赏梅”也成了文人的流行活动。继林逋之后，苏轼在咏梅方面的贡献最大，尤是晚年的岭南松风亭之作。苏轼的《哨遍·春词》，还有句“急趋檀板，霓裳入破惊鸿起③”。后人把霓裳舞、惊鸿舞分别视为杨贵妃、梅妃的代称。
  宋元丰八年（1085），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入京任秘书省校书郎，此后二三年间屡咏蜡梅，孔武仲应邀同赋④。元祐六年（1091），苏轼、陈师道在颖州唱和蜡梅。由于苏、黄是文坛巨子，蜡梅因此闻名。北宋末以来，蜡梅在南方渐渐普及。梅花属蔷薇科；而蜡梅属蜡梅科，最主要特征是黄色与浓香。晁补之《谢王立之送蜡梅十首》有句：“恐是凝酥染得黄，月中清露滴来香”。陈师道《次韵苏公蜡梅》诗有句：“羽衣霓裳涴香蜡，从此人间识尤物”。均想像为月宫、天仙化到人间的奇葩。张先《汉宫春·蜡梅》以江梅为背景，托出蜡梅“奇葩异卉，汉家宫额涂黄”，“中央正色”。
  从苏黄时代起，普遍以月宫嫦娥、瑶池仙姝、姑射神女、深宫贵妃、林中美人、幽谷佳人等“美人”形象比喻梅花。如：仲殊⑤的《洞仙歌》，有句：“广寒晓驾，姑射寻仙侣”；晁补之（1053—1110）的《生查子·梅》有句：“惟有许飞琼，风味依稀近”；张耒（1052—1112）的《观梅》有句：“天姝星艳下人世，灵真高秀无比方”。
  宋人把一种熏香称为返魂梅。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中曾几《返魂梅》诗注与向子諲《浣溪沙》序、周紫芝《汉宫春》等均载。宋代梅词，多用王昭君、绿珠、潘玉儿等古代美人的典故，而且经常言梅花为美人之魂，其民俗基础即在于返魂梅。
  第五节 徽宗钦宗（1100—1126）时事与咏梅
  一、蔡京似唐时的贤相？
  徽宗继位后，蔡京屡被政敌弹劾而贬官，至以正议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蔡京勾结出差在杭州数月的供奉官童贯，逐渐取得徽宗的好感。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徽宗亲政，蔡京屡被提拔。崇宁元年（1102）起，开始了徽宗、蔡京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如：以推行新法为名搜括民脂民膏①，“蔡京既贵而贪益甚”，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增税加赋、强征花石纲；排斥异已打击反对者，刻立元祐党人碑，又列元符党籍，甚至打击改革派陆佃等10多人；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大兴土木、挥霍浪费，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②。
  徽宗登极后，相信方士的话，政和初在京城东北隅培土筑山以求生男，号寿山艮岳。其地的梅岭植梅万本，山根构建萼绿华堂；还有梅岗、梅池、梅渚（金军攻城后废之）③。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郊祀时，徽宗等君臣见到空中楼阁（当是海市蜃楼），遂说天神降临，而掀起崇道高潮。七年，温州道士林灵素宣说徽宗是上帝长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贯等都是仙吏下凡，徽宗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①”，修建神霄玉清万寿宫②。
  政和时“文忌”酷烈，蔡京颛国，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③。董贞元忤蔡京，携家居乌程梅林里，嗜梅，《梅》诗有句：“三槐九棘浮云外，一树寒梅寄我心。”
  宋代蔡寀之《碧湖杂记》“宫禁不严”条载：杜牧之《华清宫》诗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许彦周谓如此天下焉得不乱。盖以明皇宠幸妃族，赏赍无极，君臣终日酣宴，所以兆渔阳之变耳。予闻东都宣政间，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庑有玉真轩，轩内有玉华阁，即安妃妆阁也。妃姓刘氏，入宫进位贵妃。林灵素以左道得幸，谓上为长生帝君、妃为九华玉真安妃。是时群臣惟蔡元长最承恩遇，尝赋诗题殿壁，常侍宴于保和殿，上令妃见京。先有诗，命京赓补成篇。须臾命京入轩，但见妃像。京又有咏诗。己而至阁，妃出见京，劝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门九重、睡榻之侧，岂容它人咳唾。至令人臣纵步亵饮于其间，当时恩幸可从而知矣。然极其它日之祸，殆甚于天宝之季。此可以为万世君臣之戒。蔡京《保和殿曲燕记》载此事为宣和元年（1119）九月十二日，“妃素妆，无珠玉饰，若仙子。”
  政和五年（1115）正月，金国在中国东北成立，大败辽军。宣和二年（1120）八月，宋与金国签订“海上盟约”，夹攻辽国。二至三年，爆发方腊与宋江起义，后被宋军镇压。
  宣和四年（1122），童贯、蔡攸（蔡京儿子）两次领宋军攻打辽国燕京（今北京），均败；十二月，金军攻取燕京，索得宋原给辽的岁币及100万贯代税钱后将燕京归宋。七年，金军擒得天祚帝，辽亡。宋代周煇《清波杂志》载：蔡攸副童贯出师北伐。徽宗与其父亲曰：“攸辞日奏，功成后问朕觅念四、五都，知其英气如此。”京但谢以小子无状。二人乃上宠嫔，念四者阎婕妤也。①世传唐时安禄山对杨贵妃想入非非；宋时的蔡攸也毫不逊色，竟开口向徽宗索两个嫔妃。
  《宋史》传记与清代郑祖庚《侯官县乡士志·耆旧录（外编·事功）》均载：张柔直，怀安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性方介，不与世诡随。尝馆于蔡京家，严毅异他师。叫诸子弟学走，因天下被蔡京破坏至此，旦夕贼至而家，惟善走庶可免。蔡京听其言，擢用杨时。建炎间，范汝为陷建州，柔直守南剑，率州兵破贼，让功于统制任士安，未几贼大至，士安与州兵夹攻，大败之。按柔直之让功于士安，犹张巡之让功于贺兰进明也。柔直后进秘阁修撰，卒，邵武人立庙祀之。
  宋徽宗在位26年中，七到京第，赏赐无数。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达十七、八年，人称为六贼之首，还有王黼（宰相）、童贯与梁师成（大宦官）、朱勔与李彦（主要爪牙）②。钦宗为了维护帝位，相继贬逐、处置王黼、李彦、梁师成、童贯、朱勔（均处死）与蔡京（靖康元年七月病死于贬途的潭州，即今长沙）。
  蔡京子蔡攸、蔡翛被杀于贬所，蔡绦赐死，其他子孙20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宋代，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264条载：蔡京卒，“门人吕川卞老醵钱葬之，为作墓志，乃曰‘天宝之末，姚、宋何罪’云（冯于容云）。”意谓：天宝末年发生安禄山叛乱，不能归罪于贤相姚崇和宋璟；金兵入侵，也不能归罪于五次任相的蔡京。事实胜于雄辩，《宋史·蔡京传》指出：蔡京天资凶谲，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为保官无复廉耻，见利忘义，抛弃纪纲法度，至于兄弟之间互不往来，父子之间也成路人，终于导致国家复灭。他病卒后，天下人仍恨不能用国法处死他。
  南宋陆游著《老学庵笔记》，卷十载：谢任伯参政在西掖草蔡太师谪散官制，大为士大夫所称。其数京之罪曰：“列圣诒谋之宪度，扫荡无余；一时异议之忠贤，耕锄略尽。”其语出于张文潜（1052—1112）论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废革略尽；贞观之风俗，变坏无余”也。张文潜即张未，号柯山，苏门四学士之一，绍圣中屡受新党打击。
  自宋神宗时期激化的新旧党争，首先受到追究的是权相蔡京等人，正是在他们的蒙蔽下，徽宗一朝才政事荒弛、决策失误、自取外侮。而蔡京本是附于新党的，于是荆公新政成为宋亡的攻击目标。自北宋末至南宋初，宋人对王安石变法以至其新学的批评上升到政治层面。《三朝北盟汇编》卷五一载：靖康元年（1126）宰相吴敏“因司业杨时上言，王安石《三经新义》邪说聋瞽学者，致蔡京、王黼因缘为奸，以误上皇，皆安石启之也。又谓安石不当继十哲，宜依郑康成画壁从祀。”《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载杨时请求追夺王安石爵位的奏疏。
  把宋末危局落到王安石及荆公新学上，这是当时的偏见；未把王安石变法与此后挂羊头卖狗肉的蔡京集团区别开来。
  二、李纲、晁说之笔下的梅妃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得罪权贵改任比部员
  外郎、起居郎。宣和元年（1119），谪监沙县（今属福建）税务。有《用韵赋梅花三首·再赋一首》，谈及“十年不踏江南村”，“我行闽岭喜入眼”；诗咏“粉质不浴骊汤温”，“吹残楼角真可惜”；梅妃的形象呼之欲出。到三年时，又作《梅花赋》以梅妃喻梅花，这是从苏黄时代起普遍喻梅花为美人的文风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从喻为美人而升格喻为皇妃。
  晁说之（1059—1129），宣和四年（1122）作有《枕上和圆机绝句梅花十有四首》，之五有句：“不同碧玉小家女，宝策皇妃元姓梅。”说之是开封人，元丰五年（1082）进士。该诗也喻梅花为梅妃。笔者认为：张泌《妆楼记》中的皇宫“梅妃”在晁说之笔下有了发展，关键是与梅花联在一起。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军南下攻宋直逼开封。十二月，在太常少卿李纲等大臣坚持下，徽宗传位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一，礼部尚书蔡翛（蔡京儿子）上疏：太上皇到南方组织力量，少皇帝到四川、陕西组织力量，伺机合攻外敌①。钦宗同意，升蔡翛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永兴军。正月初，徽宗带童贯、蔡攸等人出逃镇江，截留东南各地的报告、物资、军队，企图复辟。蔡京首先出逃，“尽室数百辈，治舟楫，拥宝资，一夕遁去②”杭州，引起群臣的攻击③。晁说之嫉恶如仇，指斥新党小人的蔡京、童贯之辈。《舟子语》诗有句：“冲风如小人，熟风若君子。……京贯黼攸辈，万货他手委。”《实纪二十韵》有句：“董卓灯脐照傕汜，禄山肠流盛安使。京不及刑家自全，黼弗显诛恩尚委④”。两诗皆作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军二路会师开封，汴京失陷。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徽宗南下，钦宗想放弃开封而去四川、陕西。吴敏、李纲等大臣反对钦宗出走，建议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遂留京，并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副相）。次日，钦宗又要出逃，李纲鼓动禁卫们死守宗社，钦宗终于留下。李纲主持防务，打退金军多次进攻；但钦宗却派人议和，二月初又背着李纲匆匆派将夜袭金营，因失利而推卸责任，解除李纲职务。首都军民几十万人聚集皇宫抗议，钦宗只得重新起用李纲。李重整军务，勤王之师陆续赶到。但钦宗继续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付给犒师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以肃王赵枢、太宰张邦昌为人质。二月九日，金军从开封退兵。李纲等坚持抗金，三府人民抗拒割地。中旬，钦宗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下诏徽宗不得于预政事，徽宗被迫于四月回到开封，寻被软禁。八月，金军第二次南侵；李纲却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被罢官。十一月，金军再围，开封军民多次击退金军，但钦宗竟听信骗子郭京以所谓“六甲神兵”出战，二十五日郭开城门逃跑，金军攻占开封。十二月初二，钦宗投降。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金废徽、钦二帝。四月初，押着二帝及宗族470多人北归。北宋灭亡。南宋词人刘辰翁《减字木兰花·乙亥上元》词有句：“铜驼故老。说著宣和似天宝。五百年前。曾向杭州看上元①”。
  《汴京遗迹志》卷十三载无名氏的《宋史笔断·论汴京难守》，指出：唐玄宗遇安禄山之乱，力不能支，幸蜀，乃留太子募兵讨贼。宋钦宗宜鉴此，而送上皇南幸，已与李纲、宗泽等大召援兵，婴城固守。奈何吴敏、李纲坚意苦留，遂使徽宗父子蒙尘、贻辱千载。靖康元年（1126）正月，钦宗取消西幸计划后，蔡绦与蔡脩在颖桥镇遇到给事中王云，谈到城守事。王云说：“国家不过开元、天宝事尔！今却城守，致大祸者某人①”。徽宗也赞同蔡翛的提议：“我知此虏（金军）不可当也！予既往东南，教皇帝去陕右，起兵图收复②”。实际上，北宋的灭亡，是因为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钦宗忽而袭金、忽而求和的昏庸指挥；把责任全推到李纲身上是极不公平的。刘克庄说了公道话，《汴京遗迹志》载其诗云：“初为御笔行中旨，渐取兵权付左珰。玉带解来颁贵幸，珠袍脱下赐降羌”。“兵来尚恐妨恭谢，事去徒知悔夹攻。丞相自言芝产第，太师频奏鹤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季，始忆元城与了翁”。盖言徽、钦之失，非止奢侈淫佚之极，亦由罢黜贤臣、任用阉宦，崇尚祥瑞、赏赍无功，以致祸变也。元城刘公、了翁陈公，皆以谏官得罪去。
  三、梅是花王，始喻为士人形象
  黄大舆编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的《梅苑》是现存仅见的宋人咏梅总集，收录北宋词400余阙。宋徽宗时，多人因咏梅被赏识，获超次擢拔：晁冲之《汉宫春》梅词为蔡京赏识，除大晟府丞③；宋齐愈召对《眼儿媚》梅词，为宋徽宗所喜④；宋徽宗见陈与义所赋《墨梅》诗善，召对后遂登册府、擢掌符玺⑤。
  诗人们认为梅与水、月，是“清净”品性上的比德齐贤。如谢逸（1068—1112）《月中观梅花怀月上人》：“梅清不受尘，月净本无垢。……但想月中梅，作诗清如昼”（指皎然）。王从叔《浣溪沙·梅》有句：“水月精神玉雪胎，乾坤清气化生来。”《梅苑》中无名氏的《选冠子》有句：“傲冰霜，雅态清香，花里自称三绝”。
  南宋初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东坡罢扬州万花会》条载：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扬州名产芍药。“蔡元长知维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而为，人颇病之。”元祐七年（1092）东坡知扬州，罢之，“人皆鼓舞欣悦”。
  北宋后期，陆佃《依韵和查许国梅花六首》，其六有句：“论功纵在姚黄下，果子花中合是王”，尊梅花为花王，已夺牡丹之席。王洋的《以前韵再继五绝》，其四有句：“洛阳花谱今有否，借问谁居第一流”。无名氏，《南乡子》之二有句：“把酒对江梅。个是花中第一枝①”。《好事近·咏梅》词下阕咏道：“天生潇洒谢夫人，绝世有谁识。何必嫣然一笑，已倾城倾国②”。卢炳《汉宫春》说：梅花“搀占花魁”。陈允平《木兰花慢·丙辰寿叶制相》说：梅花是“百花魁”。1154年进士甄龙友《南乡子·寿木状元（十月二十二）》有句：“放榜梅花作状元③”。王质（1127—1189）的《一斛珠·十一月十日知郡宴吴府判坐中赋海棠》有句：“梅花原是群花首④”。南北宋之交的洛阳人陈与义、朱敦儒分别以诗词称雄文坛，他们的作品中梅花在数量上和价值意义上都超过牡丹。陈与义以《墨梅》诗得宠。朱敦儒的《鹧鸪天·西都作》有句：“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奸臣蔡京嗜牡丹、芍药，文人们则开始推崇梅花为花王。南宋初，《梅妃传》中的梅妃形象，则成为杨贵妃、蔡京的对立面。
  古代常用玉笛、《梅花落》曲及梅花的飘零来写迁客之悲与故国之思。如宋徽宗被俘后赋词《眼儿媚》，下片有句“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①”。
  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梅花由“花品”走向“人品”，始明确以士人形象喻品梅花。如刘敞《忆梅》有句：“譬彼君子质，幽沉道逾彰”。刘一止《道中杂兴五首》其二有句：“我尝品江梅，真是花御史”。南宋以来，人们的认识更明确。如，刘克庄《梅花十绝》，三叠有句：“高标端可配先贤”。苏炯《和赵宫管看梅三首》，其一有句：“唯有梅花是丈夫”。方岳《即事》有句：“世间所谓奇男子，除却梅花更是谁”。南宋末期，又喻梅为民族贞士。由此可知，文学史上与梅花相联的梅妃，只能诞生于北宋后期，即李纲、晁说之所咏的梅妃；而不可能诞生于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