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第一节 关于江梅妃的传说
  一、皇宫格调的民居？
  莆田传说：梅妃想家，明皇特旨梅妃家乡房屋依皇宫形式降格起造，因此莆田民居建筑的形式，带有一定皇宫格调①。我们对此应该有客观的认识。
  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203页载：河南嵩山中岳庙，唐玄宗时始建，宋、金、元、明、清均有修葺。主体建筑峻极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为中国古代屋顶的最高等级），七铺作斗拱，挑檐抹角，四龙吞脊，黄琉璃瓦盖顶，殿内顶上盘龙藻井。中国古代建筑中使用龙纹，多见于寺庙与宫殿。至今能见到的实物，早在北宋元祐二年（1807）道教建筑的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就有8条蟠柱金龙。到了元代，龙纹用于建筑已十分普遍、成熟。明代，鼎盛②。
  浦口宫原来主祀玄天上帝，当然可建为皇宫式建筑。百姓则传为唐明皇特旨。
  至于莆田民居带有一定的皇宫格调，书中未举例，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例子。封建时代，住宅的等级制度很严格。如北宋时规定除官僚宅邸和寺观宫殿以外，不得用斗拱、藻井、门屋及彩绘梁枋。明代以后，等级制度更为繁琐而严格，详见《明史·舆服志》。清初对房屋的格式规定甚严。顺治五年（1648）正月庚申，旨禁官员房柱涂朱及民间屋梁贴金。正月辛酉，旨定王公府第制：和硕亲王绘金彩五爪龙柱，施纯色红青，不雕龙首，殿楼门基地高与室基等。多罗郡王绘金彩四爪龙。以下品级的只能绘各色花卉①。鸦片战争以后，朝廷的控制无力，地方各行其事，才有可能出现房建逾制的情况。
  唐代龙纹的典型形态是尾部与右腿缭绕，3爪。宋代，有3爪、4爪龙，5爪龙少见。《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大德元年（1297）三月十一日载：5爪龙为皇家专用。默许民间可用3、4爪龙；但屡禁不止，民间亦见5爪龙纹。明朝皇帝垄断五爪二角的龙纹，但往往赐臣“蟒衣”，而蟒衣也有五爪、四爪的；因此龙、蟒难分，服蟒禁令从未生效。清朝宽松，官分4等可以服蟒；民间瓷器，有3至5爪龙纹②。浦口宫，也有多种龙纹。
  二、“于归俱赐銮驾”？
  道光《江氏族谱》抄本载：11代仲逊，“以女贵封妃，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莆田诸女尽封孺人，于归俱赐銮驾”。
  莆田民间女子出嫁所坐花轿，轿顶四角饰有4条金龙，似龙轿，莆田传说由江梅妃奏请唐明皇赐下③。实际上迎亲坐轿，始自宋代。北宋时，男方迎接新娘，始用花轿，见《书仪·婚仪》、《东京梦华录·娶妇》。到南宋时，蔚成风气，见《梦粱录·嫁娶》；泉、福二州妇人轿子，则用金漆，雇妇人以荷④。兴化军位于泉、福二州之间，当不会例外。清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肩舆》也载：宋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轿，南渡后则通行轿矣。明初，虽公侯不得乘轿。明万历中，四品官以下俱用两人肩舆；稍显者，或用四人帷轿。魏忠贤执政时，上严禁。何况妇女？直到清时，莆田未见轿顶四角饰有4条金龙的迎亲轿记载。
  莆田妇女出嫁都要坐雕有龙柱的花轿。这种婚俗又传说于清初。1986年，74岁的退休干部陈瞻岵讲述《龙驾轿》①：清顺治时，莆田黄石横塘村人、秀才彭鹏在山区私塾教书，村里一个烧炭工的姑娘徐姑，出嫁给邻乡的王家，竹轿扛到半路时，被一帮恶少拦路侮辱。王家知道后立即休掉。徐姑投水自尽，被路过的彭鹏救起，因天晚而将其寄居在寡妇林三嬸家中，并常去照顾，后成为夫妻。彭中举后任三河知县，此地因黄河决口，朝廷多次修治都未成功。徐姑想起在娘家帮父亲用竹篓装木炭的办法，遂告诉彭鹏。彭鹏用篓装石块仅数月就堵住缺口，还在堤上每隔一里建个亭子，一来固堤二来便于行人避雨，并在亭中设立皇上神位，香火奉祀，以引起后任地方官的重视续修。彭鹏的上司上奏皇上，皇帝密访三河，很高兴，得知是徐姑献策；遂与皇后宣彭鹏夫妻殿宴。皇帝一时兴起，吃一道菜，提拔一级，连吃十二道菜遂连升十二级并放炮十二响。彭鹏夫人后封诰命，皇后特赐龙驾轿送徐姑还乡。徐姑回乡后，不忘嫁时之辱，凡有女子出嫁，就把龙驾轿转借别人。乡间恶少不敢犯欺君之罪因而不再骚扰婚轿。莆田宴席遂依十二道菜为限，起桌与散桌要放鞭炮。此后，成为莆田的民间婚俗留传下来。
  《清史稿·列传·六十四》载：彭鹏，字奋斯，莆田人，顺治十七年（1660）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彭坚拒不从。
  事平，谒选，康熙二十三年（1684），授三河知县。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币金三百，奖彭养廉。寻顺天府尹许三体劾彭匿报控案，巡抚于成龙察奏：彭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此后，彭鹏连升，官至广东巡抚，四十三年卒官，年68，赐祭葬，寻祠广东名宦。根据《清史稿》，彭鹏在三河县确有政绩，康熙帝视为廉官而此后屡加提拔。莆田的民间传说因而予以附会。
  实际上，清初定制甚严。顺治四年（1647）正月戊午，旨定诸王福金公主格格仪仗、服色及公下官民人等妻车服制度：一品官员妻，轿车顶幔垂檐，俱用青色，银顶。民人妻，轿车蓝顶幔，无垂檐，黑油木顶①。八年正月辛未，旨定：皇太后仪仗，用黄纱绣龙凤文，黄轿一、黄车二等；皇妃仪仗，黄轿一、车一，四角用翟鸟金顶等。又诸妃仪仗，黄轿一、车一，四角用翟鸟镀金顶等②。六月戊申，旨定皇后仪仗制与皇太后同③。可知：轿的定制甚严，连诸妃也不准用龙饰轿角只能用翟鸟饰角，何况是官妻、民妻？
  直到咸丰时，莆田黄石儒妇陈淑英《江妃枯》诗还有句：“笋舆停佇情无限，一带长江白渺茫④”。江梅妃故里也只有竹舆，未见龙角轿。因此，民间逾制的龙角轿，最早也只能始自陈淑英吟《江妃枯》诗后的同治时期。同时，由于江梅妃与彭鹏均是黄石人，江梅妃与彭鹏夫人的龙轿传说就互相移接。
  1985年，陈瞻岵《给江梅妃的来历做一个初步的鉴定》一文记述：莆田女子结婚坐“銮驾轿”，轿顶有金龙四条、红花四朵。此后，莆田人、刘福铸副教授《和乡侨陈少白〈梅妃故里〉》诗也有句：“千载相传鸾驾事，梅花玉魄播余馨”。
  2006年，89岁的林祖韩先生回忆：銮驾轿木制漆硃红色，轿顶穹隆式，其外四角装上四条金龙，新娘坐轿由八人抬到夫家，由新郎掀开轿门，迎上婚筵。今莆田农村尚保存该轿，又称红轿。此说与陈瞻岵一文略有差别，由四龙四花衍为四角四龙。
  由这种婚嫁轿俗，还衍出江东其他的婚俗。1997年，浦口宫理事会的《旅游景观》介绍说：江东人结婚时，要绕浦口宫拜梅妃、洞房挂一对龙凤灯。还有二度看新娘的风俗；浦口宫董事会副会长吴明星告诉笔者：即每年正月初四，新婚媳妇到浦口宫祀拜梅妃，祈生英俊的男儿。
  三、击石通话？
  莆田传说：江国舅以石击江东村的“梅妃故里”题刻，可与皇宫中的江梅妃通话①。
  这个故事，源于东华石。何乔远《闽书》“东华溪”条载：“石贯江里。唐有梅妃者，是里人也”。乾隆《莆田县志》“连江里”条载：“东华，有大潭石贯其底，江采蘋生此”。“江梅妃故宅”条载：“东华沟中有田如鹅脰，田中有石一片，至今相传为江梅妃祖坟。”东华溪石、东华潭石、鹅脰田石因江梅妃而被视为奇石。
  乾隆中期《莆风清籁集》说江梅妃是江东人后，就衍为江东的石头也有灵性。
  1986年江金泉、吴开泉、林如求的《梅妃别传》说：江采苹10岁时，父母双亡。随后，她在牧鹅时被高力士选中带走。
  捕鱼的江采芹只得每天清晨跑到海边的大石头上抬头北望，等候长安传来的消息，当地人遂称为“抬头石”。后来，人们把唐明皇题的“梅妃故里”四个隶字刻在“抬头石”上。
  1987年，曾添丁、周长福的《梅妃江采苹》记述，梅妃告诉到皇宫的爸：今后你如想囡，可站在海边的石头上，就会看到囡、听到囡的声音。（安史之乱时）一天雷腾雨哮，江家门前那棵梅树倒了。江医生跑到海边，站在那块石头上，抬头北望，忽然听到梅妃的声音：爸，囡这世看不到你了①！
  1997年，浦口宫理事会的《景观介绍》说：相传梅妃入宫后，其兄采芹十分想念妹妹，每天早晚站在这块巨石上抬头北望，等候妹妹回来。
  故事在岁月中演变，由江国舅北望，转为江医生北望，又回归为江国舅北望。村人再衍为江国舅于此击石，可与皇宫中的江梅妃通话。
  这块“抬头石”，刻着陈肇英写的“梅妃故里”4个字。
  陈肇英（1888—1977），浙江浦江人。1926年起任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起任第三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从事党务工作。1935年4月起任监察院闽浙监察使。30年代至抗战胜利后，均任福建省党部党务特派员。1947年调任粮食部皖赣区主任委员、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1948年起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在台病逝。
  “梅妃故里”石刻，应是陈肇英1935年4月至1946年间在闽任职时所题，具体情况待考。
  四、赐归梨园、镇鼓石狮等
  浦口宫右侧建有飞云庙，奉祀田公元帅雷海青。1997年12月，誉称兴化戏神第一庙的飞云庙列为莆田县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
  雷海青是唐玄宗时的梨园乐师，拒绝为安禄山奏乐而殉国。玄宗封为梨园总管，“命天下梨园祀之”。唐·李绰《尚书故实》载：海青神灵助唐军收复长安，云遮“雨”头只露“田”字（此后衍称田公元帅）。
  由于江梅妃与雷海青均是在安史之乱时就义，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雷海青最早成为兴化的“田公元帅”戏神信仰；而莆仙戏源于唐代成于宋元时代。因此，莆田人一直传说江梅妃、雷海青与莆仙戏的诞生有关。
  《辞海》“雷海青”条记述：“旧时莆仙戏、梨园戏等剧种所奉田公元帅，一说即雷海青”。可知，“田公元帅”雷海青信仰源于莆田后；再发展为泉州梨园戏，福建木偶戏、竹马戏、闽剧、高甲戏、芗剧、闽西汉剧，广东的潮剧、正字戏，江西的大腔戏、小腔戏、四平戏与安徽等地的戏神信仰。还传到琉球、台湾等地。
  江东村的莆仙戏氛围很浓厚。
  祁宗灯编剧的《三打王英》，1959年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状元与乞丐》1982年获全国优秀剧本奖。
  1961年12月，祁宗钦在福州演出的《靖边记》得到朱德赞赏。
  1985年，《秋风辞》演员林金标获全国戏剧汇演配演二等奖。
  与此同时，化妆师吴玉仁多次晋京参演，屡获团体大奖。
  1981年，林元伯的《梅妃与梅妃故里》一文记述：江国舅的后代江金荣和江金树兄弟，都在莆仙戏第四剧团工作，一个还
  担任剧团导演①。
  1986年，江金泉等人的《梅妃别传》说：杨贵妃与安禄山勾搭，唐明皇气而大病并怀念人好正派的江梅妃。雷海青遂三进上阳宫，诚请梅妃出宫，唐明皇因而心病渐好，恩准梅妃所请，派雷海青到兴化宣调荔园戏班进宫。唐明皇嫌鼓声太震、唢呐太刺耳，梅妃遂叫雷海青设法改进，海青改为石狮镇鼓、小吹唢呐。唐明皇听戏病好，认为荔园戏比梨园子弟演的戏还精彩，遂赐名“梨园戏”。雷海青劝唐明皇早除掉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遂和杨贵妃合谋，杨贵妃假说生病而叫雷海青弹琵琶，又诬说弹不好而用琵琶砸死雷海青。唐明皇敕封雷海青为“天下梨园都总管”。江东村就在浦口宫右侧建飞云庙，奉祀田公元帅雷海青。
  1987年，莆田又传说：江医生进皇宫看望江梅妃，临分别时，唐明皇在勤政殿观看鱼龙百戏，江梅妃请准赏赐一班梨园艺人，让爸带回莆田②。
  还有一说：江梅妃嫌皇宫太清静而不快乐，唐明皇遂旨调一棚莆田戏班进京，天天唱戏给梅妃解闷。有天明皇也来看戏，开玩笑说：爱卿家乡的戏好，只是鼓声太大，恐怕得用宫门外的大石狮来镇压。班主认为君无戏言，遂雕个小石狮压鼓。镇鼓石狮确是调节音乐的用具，把石狮放在鼓的不同位置上，就能打出不同的声音来③。
  21世纪初，飞云庙董事会编写的《雷海青传奇》则说：海青是莆田湄洲湾北岸田庄村人，因遭海盗劫杀而与父亲带白狗逃到江东卖艺，江仲逊收留他们并治好海青的疯病，海青与父亲遂将乐、舞技艺传授给江采蘋。浦口宫理事会的《景观介绍》又说：现在莆仙戏剧团所用的石狮镇鼓、唢呐、八角琴等古乐器是雷海青和梅妃合作研制的。
  这都是美丽的传说。
  学术界认为：莆仙戏源于唐代在莆田民间盛行的百戏，随后融合唐宋木偶戏、北宋杂剧等演唱艺术，成于宋元时代；“是早期南戏的一个支派①”。据史载：福州玄沙院宗一大师（830—903）“南游莆田，县排百戏接迎②”。从南宋刘克庄记述的有关诗文来看，兴化杂剧最迟于北宋宣和（1119—1125）间已经形成，南宋以后，渐臻成熟，并在莆仙民间盛行③。“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及解放后古老剧种的发掘调查”，南戏“应该是宣和之后已经分别在闽浙沿海许多点上同时产生，即出现在温州、莆田、仙游、泉州、漳州这一条线上，以后它们之间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④”。
  可知，莆田民间把唐代百戏传莆附会为唐明皇先是赐莆荔园戏为梨园戏；接着又衍为赐莆一班梨园戏；同时又衍为旨调莆田戏班进宫。当然，说唐时莆田戏班晋京是没有任何记载可寻的。
  清初，《隋唐演义》第89回、93回将唐时涿州人雷万春与不知籍贯的雷海青衍为兄弟。
  1962年，刘念慈在《南戏新证》一书322页中说：雷海青是清源县（今仙游县）山区人。
  泉州方面，据1915年《南安县志》卷五、卷十六的唐镇帅、钱塘人田某祠而衍为田相公祖庙，继之衍说雷海青是南安人。
  这些都是传说。
  据《辞源》：金、元时，唢呐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
  兴化路通过螺江（枫亭）等港与波斯、阿拉伯商人贸易，引入唢呐后影响很大。鼓吹乐改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古八乐改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因此又称八乐吹；出现香华僧音乐，乐器有唢呐等。
  兴化方言称唢呐乐声为“打敌都”，明代莆田人姚旅《露书·风篇下》以此“谓刁嚣难制者”；兴化唢呐传到江浙后，其乐声也被衍指为人与人发生的矛盾顶牛。如明代浙江人徐渭（1521—1593）所著《四声猿》杂剧，就引用了“打敌都”。
  至于八角琴的出现，更晚。明代姚旅的《露书·风篇下》载：晋阮籍之侄阮咸，竹林七贤之一，相传造月琴，因名阮咸。唐时，阮咸的后裔、协律郎阮鹏避乱隐居于仙游地域，传播阮咸琴艺。南宋绍定五年（1232），莆田人刘克庄里居时赋诗《题白渡方氏听蛙亭》，就有句：“画堂方喜听琴阮，谁爱天然律吕声”。琴即古琴。阮即阮咸（月琴），正圆形，四弦，是兴化古八乐古十番的乐器之一。明万历三十年（1602）进士、长乐人谢肇淛的《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记载：“今鼓琴者，有闽操、浙操二音，盖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犹曲之有浙腔耳。莆田多善鼓琴，而多操闽音”。闽音，即用《中原音韵》演唱的正音；有别于漳泉乡音。这时的月琴改为八角形，遂称八角琴（一弦）。莆田“合浦里苏吴，以造琴为业①”。
  以上考证，详见拙文《兴化八乐与十番探源》，载《莆田学院学报》2003年3月号。
  而石狮镇鼓，那是由《太平广记》卷二〇四《乐二·太真妃》条所衍：杨妃善击磬，乃取兰田绿玉琢之，明皇旨以金雕两只狮子各重200斤压磬以调节音量音色。江梅妃与“濁乱四海”的杨贵妃相比是正面人物①，人们遂将“镇鼓石狮”附在江梅妃身上，以扬正气。
  老艺人说石狮离鼓或压在不同鼓面，大鼓能发出13种不同的音色。如今全国300多个剧种，惟独莆仙戏剧种保存“镇鼓石狮”的古老打击乐风格②。21世纪初莆仙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予以保护。
  第二节 浦口宫的宫会
  浦口宫每年有三次宫会活动，均有演戏等。
  一、里社接年与春祭
  正月初四为接年日，这与腊月的小年相对应。
  东汉《四民月令》载：“腊明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春秋时大概已有小年祭灶神的风俗了。《论语》载：“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宋代范成大《祭灶诗》咏道：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少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男儿酌献女儿避，酌酒烧钱灶君喜。……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兮。
  这种风俗一直衍袭。
  乾隆《莆田县志》载：“腊月二十四日各家拂尘。是夕，言百神有事上帝，具蔬食、米粿，画幢幡、舆马、仪从于楮上，焚而送之，至正月四日乃迎而复之，于‘祀社’尤谨”。
  李嘉谟《莆田风俗记》说：接年日即迎神日。俗例有“为菩萨乞草”，由儿童捧神像敲锣鼓，结队在里社境内按户募柴；下午由新嫁娘或年轻妇人捐送香火钱，儿童则将娘妈头上所插之花赠送一朵，谓可早生贵子，即“娘妈请花”。黄昏在社庙前叠柴燃烧，即《仪礼·觐礼》的“祭天燔柴”，俗为“烧火烟柴”，各家行接神祀礼，并将社庙前未烬之柴钳返家，谓“挟火宝”，寓意财如火发①。
  最早的浦口宫，就是里社。
  早在明弘治《兴化府志》“岁时民俗·正月”条中，已载：“乡社祈年（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莆水南，独方氏、徐氏、邱氏筑坛为社，春秋致祭，不逐里巷遨嬉，其礼可取”。可知，水南（今黄石）的春社祈年，除方氏、徐氏、邱氏外皆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逐里巷游嬉。其中浦口宫的春祭，吸收了江东江氏荣庆祠的春祭仪式。
  道光江东《江氏族谱》载：
  正月春祭祭文式，维，道光□年岁次□□，正月□□朔越□日□□阳居主鬯世孙□□，率族内子姓人等，谨以清香、清茶、美酒、果爵、素斋、品果、牲礼、庶馐、元宝、冥财，敢昭于荣庆祠本宗历代历位考妣宗亲，祭以文曰：日月递嬗，时值元春，追思木本，謦欬如闻，霜露念切，不缺礼文，敬陈庶席，苾苾芬芬。祖考来格，庇及儿孙，济阳荣庆，丕焕丝纶，锦江廓族，蔚起人文。暨请本宗祠内厝主地主、本宗历代乏嗣男女宗亲伏唯尚飨。
  这种春祭，突出了祈生后嗣。清道光以后到20世纪末，浦口宫的春祭衍为正月初四。
  浦口宫的春祭，即春社。民国时，宋仁陶《莆俗录遗》载：“春社用仲春择元月，秋社用九月，盖寓春祈秋报之意”。①
  据陈文霖的《江东妃与浦口宫》等文记述：浦口宫正月初四斋祀，供桌上排列着13座柑塔，依嘉庆重修的13社捐款数定高低，最高的3座各高6米、底座直径40厘米。新婚夫妇，祈生贵子。晚上乡老、社老等分别焚香跪拜，由法师杯卜生产、人生等的祸福吉凶。此后梅妃等金身巡游。
  21世纪初，江国兴的《浦口宫》一文则说②：浦口宫每年正月初三至初七举行春祭。初三晨大吹大鼓，上午垒桔塔。初四新娘晋宫朝拜，盼求龙子凤女。初四至初七连续4天演戏祭祀。初七梅妃等金身巡游，要再化妆粉面，换穿新装。人们把桔塔的桔子卸下，分发各家，以示赐福吉祥安康。此说与1994年浦口宫理事会的说法不同。
  1994年中秋，浦口宫理事会的《梅妃史略》一文载：、“历代乡人亦衍袭于每年正月初四与八月中秋举奉春秋二祭祀典。”
  二、梅妃诞辰
  21世纪初，有人在莆田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江东以正月初三为梅妃诞辰，此后，江国兴、陈文霖的文章则说是正月二十一。
  先来探寻正月初三。
  据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兴化府·岁时·元旦载：序拜，是日昧爽谒先祠，飨祀毕，乃序拜，称觞上寿于尊长，然后谒族祠会族。会族，莆世家大族，各有族祠，是日家庭序拜毕，即谒族祠，祠宗祖己，乃与族属团拜，餕余而退，然后出拜姻党邻里。
  衍到乾隆《莆田县志》时，贺岁比祀祖的气氛更浓：“元日先夕讯扫室堂，五鼓而兴设香烛，陈果饵酒馔，以祀其先。男子则出拜宗族亲戚邻里，谓之贺岁。”
  到道光时，江东手抄本《江氏族谱》的《正月春祭文》载：荣庆祠春祭本宗历代历位考妣宗亲。
  可知，江东江氏正月祭祖先的气氛浓于贺岁，但未注明是元旦还是正月的哪一日。《全唐文》卷403录有许子真《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黄永年《“全唐文·杨妃碑记”伪证》考证是清康熙以后的伪作①。该记说杨妃生于十二月，这是暮冬腊月。而宋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江梅妃贤于杨贵妃。笔者推测：江东江氏就从荣庆祠的正月春祭中衍出江梅妃的生月，春阳（春王）月（正月）也确比暮冬腊月有生气的多。起初说是初三诞辰，以后规范为二十一诞辰。
  正月二十一为梅妃生辰。这个生日最早源于何时，茫然不知。笔者只能从以下史料中寻求。
  （一）梅花节。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1262）进士，以亲老，固辞除太学博士。宋亡，隐居。有须溪集。其《忆秦娥（中斋上元客散感旧，赋忆秦娥见属，一读凄然，随韵寄情，不觉悲甚）》词，共四首。之一“烧灯节”，之二“惊雷节”，之三“梅花节”，之四“收灯节”②。
  可知南宋时，上元节又称梅花节。该节，此后似衍为梅妃生辰。
  （二）天穿节（江妃解佩日）。
  《诗·周南·汉广》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之游女，正是出游于江汉之湄的江妃二女。春秋战国时的正月二十一日，交甫在江汉之湄的汉皋向江妃二女请珠佩，·聘之橘柚；二女与之珠佩。才数十步，视之，珠佩及二女忽不见①。此事又称弄珠汉皋。橘柚与请佩，是水滨祓禊风俗的重要事象②。
  正月祓禊风俗流传到宋代，庄绰的《鸡肋编》卷上“各地岁时习俗”载：“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正月祓禊是正月时男女水次偶合求子的风俗。传到宋代的襄阳，则正月二十一为江妃解佩日。
  天穿节是纪念女娲补天造人功业的节日。
  《词品》载：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为天穿节，今其俗废久矣。其实，天穿节仍然流行，时间不一。有农历正月初七、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的，以二十日为多，是信仰女娲的遗风③。
  （三）江汉江妃与江东江梅妃。
  江妃二女也是帝尧之女娥皇、女英，即舜妃湘君、湘夫人。
  也是周昭王时的延娟、延娱二女，三个“二女”可能存在一定的传承置换关系。
  唐时，浙江人刘采春《啰唝曲》（望夫歌）七首之七有句：“闷向江头采白苹，尝随女伴祭江神④”。大历、贞元时诗人于鹄《江南曲》也有句：“偶向江边采白苹，还须女伴赛江神”。两诗均将女江神与“江”、“采”、“苹”相联，这是江南女的祭俗；江、采、苹，即江梅妃。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文坛领袖，有《苏轼全集》等。元祐六年（1091），其《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五咏道：“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炉卖酒家”。已把解佩江妃典故与梅花美人融合；梅花与整个自然同幻为美人（芳草等为裙腰），有如当年的卓文君。李正民，字方叔，江都（今扬州）人，政和二年（1112）进士，有《己酉航海记》、《大隐集》等。其《和同院蜡梅三首》之一也把江妃的典故融入梅花诗中。有句：“曾笑江妃粉面光，化工端为拂娇黄①”。曹勋（1098—1174），字功显，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宣和五年（1123）赐同进士出身，官至昭信军节度使，加太尉，有松隐集。其《虞美人》词中，咏梅融入江妃故事：“风流贺监栽培好。梅最妍姿巧。娟娟占得入时妆。秀影横斜香并、彩鸳鸯。汉皋解佩当时遇。绿满经行处。如今清梦已惊残。赖向君家窗户、得重看②”。
  南宋时，辛弃疾（1140—1207）的《生查子·重叶梅》也把梅花与江妃相联：“主人情意深，不管江妃怨。折我最繁枝，还许冰壶荐”。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萧德藻《古梅二首》之一有句“湘妃危立冻蛟脊”，以舜妃比喻梅花。姜夔（约1155—1209）的《小重山令·赋潭州红梅》有句：“九嶷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筠枝”。舜帝死葬今湖南省宁远县南的九嶷山女英峰下，娥皇、女英二妃哀而亡，相思血泪染红梅花。李菜老，字周隐，号秋崖。据《新定续志》，咸淳六年（1270）任严州知州。其《高阳台·落梅》词融入江妃故事，有句：“断肠不在听横笛，在江皋解佩，翳玉飞琼①”。德祐（1275）时沿海制置司参议官陈允平的《花犯》也有句：“烟江暮、佩环未解”。反用江妃与郑交甫之典，喻梅花没有寄托处。莆田人刘克庄的《沁园春·梦中作梅词》，也喻梅花为湘妃、昭君：“似湘娥凝望，敛君山黛，明妃远嫁，作汉宫妆②”。黄子行，号蓬瓮，修水（今江西省）人，寓籍分宜。有蓬瓮寐语，今佚。其《西湖月·探梅》词也融入江妃故事，上阕咏道：“初弦月挂林梢，又一番西园，探梅消息。粉墙朱户，苔枝露蕊，淡匀轻饰。玉儿应有恨，为怅望东昏相记忆。便解佩、飞入云阶，长伴此花倾国③”。
  文人的增衍，江汉江妃的事实就嫁接到江梅妃的身上，又见三章二节。清时还有：浙江海盐人张宗橚（约1700年前后在世）《琐窗寒·珍珠梅篱间盛开》词有句：“解佩携来，梦绕湘皋无准。想惊鸿、舞罢妆残，楼东一斛愁瘦损④”。道光前期，原莆田县丞萧重从金门返莆重游，《望梅》诗有句：“辛勤鹊爱巢，惭愧珠还浦”。《梅花渐放次望梅韵》也有句：“仙人萼绿华，下降江妃浦”。
  江梅妃诞辰日，正月二十一比正月初三晚定。
  明弘治《兴化府志》载：正月“乡社祈年（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而将月半前后规范到二十一日，这就符合了从江汉江妃发展到江东江梅妃的历史轨迹。笔者认为：这是宋代襄阳正月二十一的天穿节流传下来，结合上元梅花节，又与浦口宫的乡社祈年、江氏荣庆祠的春祭相融，以后附会为江梅妃的诞辰。
  三、梅妃的中秋赏月日
  八月中秋，一直衍为浦口宫的秋祭祀典。这是1994年中秋时，浦口宫理事会的《梅妃史略》一文记述的。不过，江东的中秋，指的是八月十六。21世纪初，有人在莆田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八月十六是江梅妃忌日；由于八月十五是中秋，因此十六晚上作重秋。钱奕新主编的《莆田黄金旅游新干线》一书159页则说：八月十六重秋，南塘赏月。这样说，当然文雅。也就是说：江梅妃只有生日，江东江氏回避了她的忌日，只说八月十六是梅妃赏月日。
  《周礼·春官·龠章》载：“中秋夜迎寒”。早在中唐时，卢仝的《有所思》已有句：“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
  ……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十五、十六的月夜，有情人两地相思，把窗前的新梅认为情人。与此同时，中秋赏月之风已盛。中唐时，莆田人女婿的欧阳詹，有《长安玩月诗》。
  晚唐时，诗人开始引入“月”的意象来写梅。如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李群玉《人日梅花，病中作》、温庭皓《梅》、皮日休《行次野梅》；以月色的皎洁来写梅花的白洁冷艳①。
  北宋时，苏轼的《水调歌头，又（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成为千古绝唱，有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以来，梅月相映成了咏梅热点，常以嫦娥喻梅，月下赏梅成了流行雅会。如赵温之《喜迁莺·咏梅》有句：“琼姿冰体，料莹光乍傅，广寒宫里。”嘉祐二年（1057）进士王观《江城梅花引》有句：“疑是月宫、仙子下瑶台”。宣和三年（1121），李纲的《梅花赋》喻梅花是“吸风饮露，绰约婵娟，肌肤冰雪；秀色可怜”。典出唐代孟郊《婵娟篇》：“月婵娟，真可怜”。江梅妃的《楼东赋》也有句：“度花朝与月夕”。而宋时吴自牧的《梦粱录·四》记载：中秋节，“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
  南宋时文人所咏，“月下观梅”的出现频率很高。王从叔《浣溪沙·梅》有句：“水月精神玉雪胎，乾坤清气化生来”。惠端方的《梅花》诗有句：“破镜忽上天，寒影浸瑶阕”。姚宋佐的《梅月吟》有句：“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样明”。方夔的《梅花五绝》其三有句：“罗浮仙子月下归”。杜耒（？—1225）的《寒夜》诗，也有句：“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不但要“月下观梅”，还要“月下种梅”。孝宗（1163—1189）时，刘翰《种梅》诗就有句：“惆怅后庭风味薄，自锄明月种梅花”。
  唐玄宗中秋漫游月宫，有多种记载。《龙城录》说①：开元六年（718），唐玄宗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夜游月宫②。《漱石闲谈》说：唐玄宗与道士罗公远同游月宫③。《集异记》说：唐玄宗与道士叶法善同游月宫。随之，衍为密誓、私誓。北宋时，乐史《杨太真外传》载：天宝十年（751）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玄宗与贵妃在骊山宫仰天感之，密誓“愿世世为夫妇”。元代陈樵《中秋月》诗有句：“瑶台月里可避胡，三郎错路归鱼凫。
  《霓裳》月里亲偷得，又怪李謩偷屡笛”。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徐渭（1521—1593）《月宫仙子图三首》之二有句：“试问当年明月里，果然亲得见明皇？”明代《惊鸿记》第二出说：“寒稍清气”时梅开花，夜清月明，唐明皇与梅妃在皇宫梅亭私誓，并赏花赏赋。清初，《隋唐演义》100回衍述：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月乞巧时在长生殿夜半密誓，杨贵妃死后贬入“北阴别宅”。而江梅妃原是蕊珠宫仙女，因动凡念，谪降人间两世皇宫，临难矢节、忠义可嘉，故重返旧宫为仙女。
  元至治元年（1321）进士、吉水人高若凤咏诗《赠相士张月梅》，有句“含章殿是广寒宫，月似梅花梅似月”。既然如此，中秋节的月亮就是最佳的梅花了。明弘治《兴化府志》载：“八月中秋节，佐秋（人家出嫁女子于中秋夜必具饮食馈遗父母，俗呼‘佐秋’）”。乾隆《莆田县志》载：“中秋，士人家置酒酣燕，玩月为乐，每至夜分乃止”。花好月圆，中秋节俗称“团圆节”。村人想象江梅妃回娘家送秋，祭月、赏月；这种寓意比杨贵妃的七夕密誓好得多。如清道光后期，邑人宋际春《江妃村》六首之六咏道：“一抔长系女儿思，鬓鬌唐家样是非，夜夜江东潮自上，月明宁见佩环归（乡村倭髻曰江家妆）①。莆田儒妇陈淑英《梅妃村怀古》四首之四咏道：“一斛珍珠怨恨长，红颜和泪理残妆。归心只托长门月，好把团圆照故乡②”。陈淑英从侄翁大奎《竹素园诗钞》题词之一也有句：“巾帼须眉绝等伦，冰霜节操月精神”。此后，邑人刘尚文《江妃村》三首之一有句：“清词空写风前恨，哀诔难招月下魂”。邑人林津《江妃村》四首之二有句：“可怜明月三更夜，杜宇招魂魂不来”。邑人林及锋《梅妃村》诗有句：“千岁归骨地，魂返月明中”。邑人黄祖汉《梅妃村》诗也有句：“珍珠空买花前泪，月夜应归天上魂”。
  月夜思念江梅妃，而中秋月最圆。此后，江东村人就誉为江梅妃的赏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