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措施，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商贸出现了持续繁荣，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不但全国各商埠有众多的莆商，而海外各国也有不少莆商经营的商店和企业。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巩固，代表执政者利益的工商阶层不断扩大，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并发展成为一支颇具实力的新兴政治力量，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公益事业、支援抗战、反对内战和支援中国革命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民国时期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民国时期是兴化商帮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莆商发展史上较辉煌的一页。一方面，民国政府放宽人员出境限制，大批莆仙百姓迁徙海外定居或经商，东南亚各国的莆籍华人华侨剧增，海外兴化商帮迅速壮大，且有不少莆籍侨商事业有成，成为各侨居国的商界名流，并对侨居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各省商贸持续发展，城乡经济空前繁荣，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社团日益增多，联谊活动更加频繁，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并对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海外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掀起多次海外移民热潮。清末民初，莆仙两县有不少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通过各种渠道飘洋过海，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形成了境内第一次出国热潮。民国中期，不少海外兴化商人事业有成，成为海外华侨的榜样，带动了众多家乡亲人出国经商，掀起了第二次出国高潮。民国后期，内战全面爆发，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当炮灰，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而纷纷逃往海外，加上当时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商业环境不好，不少年轻人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从而形成了第三次出国热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时期，“华侨出国证书费，莆田县年预算2400元”，“莆田县最高峰时年出国人数多达5000人”。①不但莆仙两县出境人员众多，而且移民渠道也更加多样化。
  1.“客头”或“引荐社”引渡出境。“客头”也称“启头”，是以赚取介绍费为目的且专门从事招募海外劳工的“人贩子”。“引荐社”则是专门办理农民和商人出境的公司或中介机构。“客头”引渡比较分散，但规模不小，主要通过熟人介绍，成批出境。其做法是欲出境的人向“客头”交纳20—30块银元作为中介费。然后由“客头”办理出境手续、购买车票和负责输送，途中食宿和车船费由“客头”负责。据《莆田文史资料》第21辑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涵东村林德祖福等30人，每人交费20块银元，由本村姓董的“启头”带领，从三江口港乘船去厦门，再改坐外国大轮去新加坡，然后搭上火车到吉隆坡北部的“曼头补底”银矿当劳工。劳工们每天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但工资只有五六角钱。也有一些“客头”只收介绍费，旅差费用由出境者自理。据《莆田文史资料》第11辑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年），涵江内埔尾阮吓氽等百把人，每人交给“启头”2个银元的介绍费，由“启头”组织从三江口港下船，到厦门转乘坐火轮去新加坡，每人运费8元（大洋），经过七天的海上漂泊，移民到新加坡当人力车工人。
  “引荐社”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客头”。“引荐社”一般与海外资本家或工头长期挂钩，在国内大量招聘贫苦农民出去当劳工，其收费和招募方式与“客头”大体相似，所不同是“引荐社”的中介费可以“赊欠”，一些农民想出境又凑不出钱来，可以先由“引荐社”代垫或赊欠，等出国后以工钱抵扣，或年底领工资时偿还。如仙游华侨杨日栋、杨明洋等人，于民国初在印尼泗水创办了一个“引荐社”，专门介绍家乡农民到海外谋生。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都有莆仙人创办的“引荐社”、“推荐社”，每年通过“客头”和“引荐社”引渡出境的劳工数以千计。
  2.教会招聘出境。民国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既需要向外大量倾销廉价工业品，又需要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补充，从而掀起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殖民战争，使东南亚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由于东南亚各国人口较少，无法满足西方殖民国家大举掠夺矿产资源的劳工需要，许多资本家便委托或派传教士到中国境内，边传教、边招聘劳工，不少传教士从事贩卖中国劳工的勾当。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在兴化‘劝募’教徒卢锦枝及林亚秀、郑洽伯、卢阿明等300余人去马来西亚租地垦荒，建立‘诗巫’和‘兴化笆’垦区。民国2年，又委托陈秉忠带领劳工林开臻、林开敏、李尾妹等40入到诗巫垦荒”。②有关外国传教士在莆田境内招聘劳工的记载很多，尽管各教会招聘劳工的渠道、方式和输送目的地不同，但其初衷是一致的。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美籍蒲鲁士招募莆、仙劳工101人，赴南洋婆罗洲垦荒种植。次年，又招募劳.40人赴南洋沙捞越，建‘新兴化村’”。①由于教会通常以慈善面目出现，暗地勾结资本家联手贩卖劳工，谋取暴利，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不少劳工抱着掏金梦出去，却被贩卖到各岛国从事非常艰苦的垦荒、开矿等重体力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不少莆仙百姓客死他乡，生存下来的劳工历经了千辛万苦，后来陆续转行经商，成为早期的海外莆商。
  3.因政治避难而逃往海外。民国元年（1912年），莆仙境内爆发了以黄濂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人数达2000多人，先后两度攻陷了莆田、仙游两县城，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但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农民被通缉，不少人被迫逃亡海外，从事工商业或受雇于人，客观上也加强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力量。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兵员枯竭，强行摊派壮丁，不少年轻人不愿当炮灰而逃往海外。据《莆田市志》记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众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亡海外的为数不少。民国20年，仙游县赖店、枫亭、郊尾、榜头等地，有15人因逃避抓壮丁而逃往南洋。民国30年，福建省政府制定《战时限制人民出国暂行办法》，限制年满16周岁至50岁的人出洋。此后，出国的多为妇孺，但仍有不少青壮年因逃避抓壮丁而冒险出洋”。②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头脑灵活，大多数从事商业，成为海外莆商的重要力量。
  4.应外国企业聘用而出境。莆仙两县人多地少，百姓移民倾向特别严重。民国初期出境比较自由，有不少人应聘出境。如“民国8年10月30日，南洋柔佛树乳工业所在兴化《奋兴报》刊登广告‘招工’、‘出番’，11月7日，南洋■杞公司也刊登通告公开‘招股’。有不少生活困苦者应‘招’出国。民国13～23年，全县每年有5000人左右渡海谋生”。③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民国8年（1919年），有100余名劳工赴南洋从事树脂工艺。其后，有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赴东南亚各地打工谋生，以江口乡村人氏居多”。④同时，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日渐增多，解决华侨子女教育问题日益迫切，海外华侨社团开始集资创办华文学校。据统计，20世纪20—30年代期间，海外兴安会馆共创办了10多所华人学校。有的兴安会馆甚至创办多所学校，如1940年，印尼泗1水的“莆仙公会”创办了建兴中小学、华兴中小学、华英英语小学和新兴小学等4所华人学校。为了使华侨子女能够接受正规的华文教育，海外华人学校大多从家乡招聘教师。据《莆田市志》记载：20世纪30—40年代期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先后在莆仙两县招聘教师200多人，并鼓励教师携妻带子出境。同时，一些海外企业和社团组织也从家乡招聘专业人才，如招聘文艺表演人才，在海外组建戏班，演出莆仙戏，以丰富海外华侨的文化生活。还有一些莆商企业为了拓展业务，从家乡招聘制造、会计、设计等专业人才。这些应聘出境的莆仙人大多数从事商业，或在华侨企业中做事，成为海外莆商的中坚力量。
  5.亲戚朋友引荐出境。民国时期“境内或经商、或打工、或留学，赴外国谋生者渐多。多通过老客引渡新客、招聘华语教师、亲属引荐出国留学诸方式，成批出国谋生。主要赴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台湾、澳门、德国等国家和地区”。⑤据《仙游县志》记载：民国十年至三十年间（1920—1940年间），“通过‘老客引渡新客’、‘招聘教师’、‘亲属引荐’等方式成批出境谋生。他们历尽艰难坎坷，在他国异邦的处女地上开发经营，发展工商业，兴办教育，繁衍后代，发家致富”。①特别是清末民初出境的兴化乡亲，通过几十多年的努力打拼，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许多商人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对家乡亲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不少人投亲靠友，陆续出国谋生。如莆田“界外底”的石城、鹅头、淇沪、汀港等地渔民，在民国期间有多批乡亲结伴飘洋过海，前往印尼的摩呵岛、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和沙捞越一带谋生。他们开始只是从事海上捕捞业，慢慢地积累了资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华侨已经在侨居国站稳了脚跟，不少人加入侨居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所以，马六甲兴安会馆的会员主要由莆田的埭头、江口等地华侨组成，老会员大多以捕鱼为生，其子女却以经商为主。又如新加坡莆中高平公会，是忠门、北高、平海、埭头等“界外人”的同乡组织。还有涵江梧塘镇的华侨，大多数通过亲人引荐出境，约有一万多人在海外，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等地经商，以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居多。另外，涵江的江口、城厢的华亭和仙游的枫亭、赖店等地，也有大批农民和商人通过亲人引荐出境。应该说，通过亲朋好友引荐出境的莆仙移民数量最多，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主体。
  6.通过联姻出境，俗称“过埠新娘”。莆仙两县早期出国的人员多为男性，由于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等因素，海外华侨不愿意娶当地女子为妻。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跨国婚姻的中介机构，不少女子通过联姻方式移居海外。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25年，榜头杨姓和枫亭蔡氏从仙游带走两批年轻女子（俗称过埠新娘）到印尼、马来西亚卖给侨胞为妻”。②尽管出现了一些买卖妇女现象，却有效地缓解了海外侨民的婚姻家庭问题，对于促进海外莆仙侨民的人口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海外兴化商帮从业情况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迁徙海外定居或经商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主要有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各国和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由于莆仙人具有尚贾习俗、头脑灵活和吃苦耐劳等特点，在侨居国很快地发展起来。从海外莆商发展情况看，大多数侨民初期是受雇于人，或以出卖苦力为生，有人力车工人，有矿工，也有小商小贩。
  稍有积蓄之后，莆仙人大多会转行经商，开始只是经营小本生意，主要有小吃、糕饼、制鞋、理发等传统手工业。一些资本较多的商人，通常会经营自行车、橡胶园、汽车零部件销售业务等，少数资本雄厚的莆商则涉足房地产、金融业、餐饮业等。如江口江下村人方阿满，1912年只身来到沙巴州，先“在那里开设鱼行，后来又在沙巴、文莱等地开设脚车店。他的长子方振荣......拥有鱼舟20多艘，设立鱼寮，自创鱼行，每月有大批鱼干出口到新加坡。他还创办了‘成兴公司’，经营五金及捕鱼的各种工具，生意非常兴盛”。③据《莆田市志》记载：“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的莆仙人，多为贫苦劳动者，他们初到侨居地，从事垦荒、种植、捕鱼、采石、挖矿及肩挑、拉人力车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后逐步从事小贩，小商和各类服务业，有洗衣店多、餐馆多、杂货铺多和菜刀、剪衣刀、理发刀的‘三多三刀’之称。随着对行业的熟悉和经验的积累，以后又发展到经营大中型商企业，如自行车业、橡胶园、鱼行、酒馆、木材加工、电器和汽车业等。侨居地华人商店鳞次栉比，当地也有‘无兴（兴化）不成镇’的俗谚”。①据1949年统计，莆仙人在海外从事工商业的商人众多，仅印尼就有500多家，以经营汽车、自行车零件的居多，约占25％；受雇于人的次之，约占18％％，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冶矿业等；从事出租三轮车行业和务农的各占10％，其中不少人保留了祖先的耕作习惯，从事粮食、蔬菜、茶果、甘蔗、油料等农作物种植，还有一些人经营林业、养殖业和海产品买卖等。从事文教事业的只占3％，主要是教育、绘画、印刷等。另外，还有14％的侨民从事手工业和服务业。而移居越南的莆仙华侨则以经营自行车零件和修补车胎居多，约占25％；三轮车工人约占20％；从事塑胶制造业的商人约占4％；从事垦荒、捕鱼、理发等行业的侨民约占10％。在吉隆坡、新加坡等地的莆仙侨民，大多数从事人力车、锡矿工、橡胶园工和垦荒、烧窑、采石、打铁、捕鱼、裁缝等传统行业。
  随着莆仙华侨的日益增多，海外兴化商帮不断壮大。如清光绪年间，大批兴化人前往马来西亚太平地区谋生，有的当矿工，有的发展成为矿主，还有的经营小吃、商店、理发、服装等。至民国初期，太平地区的莆仙华侨达5000多人，成为最具实力的海外兴化帮。还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境的江口华侨姚为祺，在吉隆坡创办了福隆兴脚车修理铺，并带领亲友几十人到海外共同创业。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了众多连锁公司，逐渐形成了以经营自行车及其零配件为主的“江口车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初期，莆仙侨胞卢锦枝等带领200多人先后到沙捞越、诗巫、古晋等地垦荒。随后，开发天然资源与矿藏，把不毛之地建成了富庶之区。他们还在那里办学校、建工厂、办医院，工、农、商、学齐兴，形成繁荣的‘兴化帮’”。②“从20世纪初叶起，又有一批乡亲在沙捞越、沙巴等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福莆仙华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基本掌控了马来西亚境内的交通业”。③民国时期，由于大批莆仙百姓移民海外，迁徙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定居，逐渐形成了以地域、行业和亲缘为纽带的兴化人村落、社区和从事工商业的兴化商帮。
  （三）海外华人社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海外莆籍华侨为了沟通联谊，相互帮助，共谋福利，在各侨居国建有各种社团组织，诸如兴安同乡会、渔业公会、自行车公会、人力车公会和民间基金会等。这些社团组织，初期依地缘、亲缘关系而成立，机构简单，活动范围小，影响力不大。随着各国莆商企业的发展和商贸活动的扩大，小社团逐渐演变成较大规模的联合性同乡会馆或行业公会。有些会馆还创办实业、筹办基金会、开展扶贫帮困、捐助公益事业、参与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各项活动，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团体。
  海外莆商创办的会馆大多以“兴安”命名，因为“兴化”与“兴安”均为莆仙两县的地名代称，海外同乡视“化”字为非吉祥之征，通常不用“兴化”，而多用“兴安”，带有永久吉祥之寓意。同时，还有“兴化人居之安则”及“既兴且安”之意。因此，“兴安”二字为海外华侨所乐用。
  同时，兴化人大多数信仰妈祖，各会馆都建有妈祖宫庙，取名“会馆天后宫”，或冠名会馆，实为天后宫，有的地方甚至以天后宫代替会馆，作为商人联谊的活动场所。所以，会馆天后宫成为海外莆仙华侨社团组织的地方特色，甚至被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各省的华侨所沿用。
  海外兴安会馆历史悠久，最早的海外兴化同乡会是马来西亚的“福莆仙会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馆址在马来西亚太平地区。黄麟芳任会长，林金树担任名誉会长。进入民国之后，海外各国兴安会馆迅速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境内，兴安会馆和行业公会最多。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来西亚成立了兴安会馆总会，由童玉锦担任会长。随后，马来西亚各地相继成立了7个兴安会馆，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创建的槟城兴安会馆，由郭文英、吴同、王亚洲等人发起，黄克鸿担任会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建的雪兰莪兴安会馆，由杨兆琰、姚金榜、王元勋、黄文棋、关龙金、黄敏、彭玉珍等人发起，张德麟任会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创建的诗巫兴化莆仙公会，由林开臻发起，刘元珍、甲必丹先后任会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成立的马六甲兴安会馆和霹雳兴安会馆，兴安会馆由陈国桢、吴奇雄、黄克荣、柯定光、王德荣等人发起，陈兆居任会长。霹雳兴安会馆由刘促英、欧一青、黄克荣、李福星、陈干候等人发起，姚文贵任会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创建的古晋兴安会馆，由郭天和、何顺良、方亚坤、李水华、林立夫等人发起，林宗林任会长。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成立的麻坡兴安会馆，由关启鸿任会长。这些海外兴安会馆，在商人联谊、商业活动、解决纠纷和协调同乡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印尼泗水是仙游旅外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民国十年（1921年）成立了“仙溪公馆”，由杨砚任主席。1939年，“仙溪公馆”改名为“仙溪华侨总会”，由周崇本任主席。1949年又改名为“仙溪会馆”，成为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仙游海外华人社团组织。
  民国时期，新加坡境内成立了2个兴安会馆。一是创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的新加坡兴安会馆，由陈耀如、林鸿滨、林志城等人发起，李庆传、李竹庵等先后担任会长。会馆开始租用奎因街133号作为会址，并创办了宏文学校。民国十九年（1930年），会员们集资购置了滑铁卢街189号房产作为会所。二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创建的莆中高平会馆，由唐文理、郑文高、林天建、林亚建、林亚梅、林宝福、林九三等人发起，黄金宣任会长。新加坡会馆的宗旨有三条：一是联络兴化郡人的友谊和感情；二是促进郡人福利、教育及工商等事业；三是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
  除了兴安会馆之外，海外莆仙华侨还组建了一些同业公会，最早的海外同业公会创建于1912年，即马来西亚雪兰莪自行车商会，由姚余三、姚为祺、黄文棋、林光明、苏俊源、林开等人发起，拥有公司会员100多家，会址设在吉隆茨厂街152号。随后又陆续组建了一些行业公会，如创建于1925年的霹雳车商公会，后来改为吡咖车商公会，会址设在怡保市吉利街53号，由张江扶、姚玉堂、王光照、王盛盘等人发起组织，拥有会员100多家。创建于1932年的新加坡自由车商会，后改名为车商公会，由张淑源等人发起组织，拥有公司会员200多家。创建于1939年的吡咖自行车工业公会，会址设在怡保市戏院街48号，由李福星、欧一青、钟能荣、马林泉、姚超、柯恒、方銮等人发起组织，拥有会员公司200多家。创建于1941年的古晋渔业公所，早期为哥棕渔船主组织，带有同乡会性质，战后改名为渔船公会，拥有会员渔船200多艘。创建于1946年的新加坡特学示交通公会，由胡金榜、阿承来等人发起组织，会址设在新加坡麻律719号二楼。创建于民国末期的吉兰丹车商公会，由黄玉照、李金标发起组织，拥有会员公司70多家......这些兴化同业公会，也是海外莆仙华侨的重要社团组织，成为海外莆商联谊活动的纽带与桥梁。
  海外兴安会馆和行业公会，既是海外莆仙华侨互帮互助的同乡组织，也是承担商会职能的商人社团。这些海外社团组织在团结莆仙侨民、处理同乡纠纷、兴办公益事业、支援家乡建设和参与侨居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莆田市志》记载：莆仙海外社团职能“一般是调解纠纷，解决困难，协调理顺关系；帮助亲朋谋职业；或是举办公益慈善事业，资助贫困华侨；加强各侨团之间的协作联系；保障华侨的各项权益等。各社团组织拥有一定的职能和职权，以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实施”。①特别是在兴办教育、培养华侨子女和举办公益事业等方面，华侨社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侨居国政府一般不设立华语学校，华侨子女教育问题只能靠华人自行解决。所以，只有依靠华人社团组织，才能举全体华侨之力，创办华语学校和公益事业。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印尼仙游籍华侨创办了仙侨学校。民国三十年（1941年），仙游籍学者刘恩受聘前往马来西亚金宝创办培元中小学校，以解决了华侨子女读书问题。民国时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海外莆商掀起一股办学热潮，创办了不少华文学校，促进了侨居国华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二、国内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兴化商帮起源于宋代，发展于明清，鼎盛于民国时期。兴化商人由于地缘关系，语言相同、习俗相近、信仰一致、互相信赖，在外比较团结，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同乡为主的商人群体。特别是同行业的兴化商人，大多是“近亲繁殖”，通常是一个商人带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庄共同经营某一行业，从而逐渐形成了以行业为纽带、以血缘为基础的兴化行业商帮。如涵江梧塘商人大多举家前往浙江、上海、安徽一带经营桂圆干。涵江、秀屿、忠门、湄洲、南日和枫亭的商人大多数经营渔业和航运业，长年累月奔波在东南沿海各省和东南亚各国。还有莆田塔林的商人，主要在宁波、温州、台洲一带经商，家里几乎只剩下妇女儿童及老人。民国时期，全国各主要商埠基本上都形成了以区域为基础和以同乡为纽带的兴化商帮。
  （一）行业商帮不断壮大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商业发达，商人众多，形成了专门经营航运的“海商”、经营干果的“桂圆帮”、经营香烟的“烟帮”、经营纱布的“布商”和经营进口商品的“代理商”等行业商帮，其中资金最雄厚、实力最强的是从事航运业的兴化海商。
  兴化海商历史悠久，从业人员众多，从宋代起就有不少人从事远洋航运业务。进入明代之后，秀屿港口约有商船400多艘。清代开放了5个通商港口，其中福建就占了2个，客观上促进了兴化航运业的发展。进入民国之后，南京政府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清朝签订的通商条约，国门洞开，对外经济交流屏障较少，莆田航运业迅速发展，境内轮船公司发展到20多家，拥有众多的远洋轮船，其中“驳船50～60艘、木帆船600艘、涡船200艘”，海商成为境内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帮。③同时，莆田境内出现了多个航运专业村，如涵江霞徐的黄家、东山的陈家、宫下的吕家和林家，延年的林家等，集聚了一大批家资巨富、资本雄厚的海商。
  民国时期，兴化“桂圆帮”队伍庞大，人员众多。特别是涵江梧塘的东福村，清代时期有大批商人前往南京、上海、苏州、芜湖、宁波、杭州等地经商，成为专门经营兴化桂圆干的专业村。
  据史书记载：民国时期，东福人在南京创办有“义丰”、“新万和”、“大同”、“万大”、“天成”“裕大”等26家大商号；在上海创办了“福兴泰”、“协春”、“生大”、“源兴”、“天生”等12家大商号；在苏州也有“红记”、“同裕”、“集春”“福春”“福建林”等5家大商号。另外，在芜湖、宁波、长兴、江北等地还有15家东福商帮创办的商号，形成了一支资本雄厚的“桂圆帮”。“据不完全统计，梧塘商人仅在苏（江苏）、浙（浙江）、皖（安徽）三省开办的商号有147家，从商人员不下5000人，其中主要为东福、西庄、沪后、霞楼、漏头、九锋、松东、松西等村出外经商的人，从中出现了好几位富商，如东福村林文兰（俗名阿九），在上海拥有2家商号，并开办申庄（即代客运输买卖、转运货物的货栈），还兼有13家商号的股东。每年经营桂圆干几千担，糖一万多担。
  其他南、北货数额更大。又如松西泗州‘芳来号’，资本雄厚，经营庞大。每年头水（首批）桂圆干运到上海后，许多莆仙籍桂圆商自认不是竞争对手，不敢擅自开盘定价，大家要等‘芳来号’开价后，才随价销售。该商号又利用其资本雄厚，从上海采购大量棉纱和布匹，运回涵江批发销售。芳来号在涵江拥有40多间店铺和商行的房产权，成为梧塘乃至涵江有名的富商”。①民国时期，仙游“烟帮”声名远扬，享有盛誉。仙游烟草行业起步于明中叶，发展于清代，鼎盛于民国初期。泉州、福州、闽北和宁波、上海、杭州、湖南、天津等商埠的烟草市场，从清代起就被仙游烟帮所垄断。进入民国之后，仙游“烟帮”队伍不断壮大，资本急剧膨胀，成为颇具实力的兴化烟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初期，仙游10多家烟行先后在福、厦、漳、泉各地开设烟铺并雇工制作烟丝，月销烟丝550公斤。县内城镇的烟丝店以‘协来’、‘九经’、‘源丰’、‘双塔’、‘玉兔’为著，月销量约100公斤。莆田县也开设烟铺20多家，在城关有‘新同兴’、‘协兴’等8家。两县在各地开设烟铺的烟丝原料，都是仙游境内土产的晒烟”。②民国时期，仙游县每年香烟销售量达5万条以上，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烟草的商人队伍，被誉为“兴化烟帮”，赢得了“无兴不成烟”的美誉。
  兴化糖商在民国时期也是一支商界劲旅。兴化蔗糖贸易起源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时期，鼎盛于清。进入民国之后，莆仙两县仍然盛产甘蔗，年甘蔗产量达50多万担（每担50千克）。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统计，由三江口运出的蔗糖每年达19.4万担。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后期，仙游县境内共有糖行55家，每天销量800担左右。涵江有17家大糖行，其中有12家为仙游商人经营，平均月销售量约5000担。特别是福州台江的下杭街，形成了兴化糖商一条街，主要有“何元记”、“兆记”、“新兴”、“福兴”、“元通”、“大丰”、“大有”、“建东”等20多家糖行（栈）。
  加上民国时期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渠道通畅，境内蔗糖大量输出，促进了糖商队伍的扩大，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蔗糖的“兴化糖商”队伍。
  除了上述行业商帮之外，民国时期莆仙境内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人阶层——代理商。代理商以外国势力为背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承办外轮代理业务和进出口商品代售业务，垄断了外国商品的供货与销售，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是一支颇具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的特殊商帮。
  （二）福州兴化商帮声名显赫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从商人员众多，莆商队伍庞大，各主要商埠都有兴化商帮，其中最为著名是福州“兴化商帮”。福州“兴化商帮”起源于清代，“五口通商”之后，省城双杭路商贾云集，商业繁荣，商贸发达，除了“福州商帮”之外，还有数十个省的商帮集聚于此，形成激烈的商业竞争局面。其中“兴化商帮”一枝独秀，经济实力最强、人数最多，居各商帮之首，故称福州双杭路为“兴化街”。据《福州市志》记载：20世纪30年代期间，福州下杭街成为兴化商人汇聚之地，有上百家兴化商人创办的商铺，如“义裕”、“义美”、“蔡大生”和“四德”、“五大”等大商号，执福州商业之牛耳。还有江口商人蔡友兰创办的“蔡大生”商行，经营福建与湖南两地的土特产，讲求信誉，经营有方，数年之间，一跃成为下杭街的商业巨子，位居下杭街商界“四大金刚”之首。其他三大金刚也是兴化著名商人，如“聚源发”纸行的林时霖、“义美”南北行的苏开勋和“何元记”糖栈的何元育等，在福州商界享有盛名。同时，福州中亭街还有著名的“四大”商行，即“德发”、“德余”、“德康”、“德昌”，被誉为福州京果行业的“老大”。另外，还有经营棉布业的关天培、经营汽车运输业的江子豪、经营侨汇业的程文铸等，都是民国时期福州商界的名人。从清末起至民国时期，兴化商帮在福州乃至全省工商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民国时期，兴化商帮在福州地区居于垄断地位的行业很多，如交通运输、京果、南北货、蔗糖、烟丝、土纸、鞭炮等行业，基本上由兴化商人垄断。特别是桂圆、荔枝干、食糖等莆仙土特产，由于产地优势，货源全部由兴化商人掌控，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手。一些兴化商家为了减少中间环节，还创办了农产品加工厂，实现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据史书记载：福州下杭街的京果业与食糖业特别多，一家连着一家，被称为“京果、食糖业一条街”，大多数商家是莆仙人。有些京果商还兼营海运业，初期自备木帆船，后来购置了轮船，开展海上运输业务。有的兴化商行还发行“钱票”，涉足金融业。如“蔡大生”商行就有多个钱庄，发行自家钱票，在福州商界颇有影响力。民国中期，福州兴化商帮包揽了福州地区的百货、棉布和汽车运输业。如莆商经营的“方成记”、“福兴建”、“德昌”等商行，成为福州地区百货、纱布行业的老大；江子豪经营的“福州汽车运输行”和蔡友兰创办的“福枫汽车公司”，垄断了福州乃至福建省的货运业务。
  民国中期，福州双杭路兴化商帮经营的商业行业达20多个，涉及各个领域，许多商号成为行业“老大”。诸如海运、京果、南北货行业有“蔡大生”、“德发”、“义美”、“宜美”、“大达”、“兰记”、“义成”、“恒成”、“建成”、“晋记”等商号；食糖行业有“何元记”、“福兴建”、“联兴”、“兆记”、“添记”、“元通”和“大同”、“大有”、“大美”等商行；百货、棉布行业有“方成记”、“德昌”、“福兴建记”和“林胜懋”、“方义成”等著名商家；土特产行业有“聚源发”的溪纸行、“裕来昌”的李咸行、“瑞丰”的颜料行、“增发福”的酱油行、“万聚”的烟行和“蔡大生”的鞭炮行等；金融业有“天吉”钱庄、“建隆”侨汇局和“中兴”物产保险公司等。在福州的潭尾街，也有兴化商人经营的“长兴顺”、“永兴隆”、“吉记”、“义成”、“义发”、“义顺”等商行，规模巨大，颇有名气。此外，还有不少兴化商人在福州市经营风味小吃，如兴化炸豆腐、腐竹、豆干、豆浆和兴化炒米粉、软糕、橘饼等，遍布福州大街小巷。
  民国时期，兴化商帮之所以在省城名声大振，不仅仅因为兴化商帮经济实力雄厚和从业人员众多，更重要是莆商队伍人才济济，在福州商界影响力很大。民国时期福州商界的领军人物大多数为兴化商人，如江口商人蔡友兰，先后当选为福建商会会长和福州市商会会长；莆商林时霖也当选为福州市商会会长；莆商徐建禧当选为福州市救火联合会会长。还有多位莆田商人担任福州各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如海运行业协会由蔡友兰担任理事长；中药行业协会由徐建禧担任理事长；颜料行业协会和进出口行业协会由张盈料担任理事长；糖业协会由张国安担任理事长；南北货行业协会由郑桂芳担任理事长；京果业协会由徐炳华担任理事长；汽车运输业协会由江子豪担任理事长......这些兴化著名商人，不但是福州地区的商界巨头，而且也是民国时期福建的社会名流，对于兴化商帮知名度提高和影响力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福建商业志》记载：“在福州的兴化商人，大多集中在下杭路和中亭路，创办了许多商庄、行栈，形成了全省首屈一指的‘兴化商帮’。所经营的鞭炮、南北货、食糖等，控制了福州市。百货批发和汽车运输业，也为兴化商帮风头最健的业务，仅兴化商帮的私营汽车就占福州全市私营汽车的85％以上”。①张琴在《莆田县志稿》中记载：“福州为莆商云集之地，中亭、下杭两街几尽为莆人商号。在抗战时期所纳营业利得税额之总和，有谓其浮于三山（福州）全部商人之所纳者”。②可见，福州兴化商帮之庞大，经济实力之雄厚，商界影响力之大。
  除了福州兴化商帮之外，民国时期全省各地也有众多的兴化商帮，如省内的厦门、泉州和闽北、闽东等地，都有兴化商帮的足迹。据史书记载：“在（闽北）建阳、浦城设布庄者，多为福州人；而售南北百货之店，则多为莆田人所设。在光泽、邵武售南北方货者，多为福州人；而所有布庄，几尽为莆人所有”。③在宁波，经营桂圆干、蔗糖的商人几乎全部是兴化商人，形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兴化商帮。民国时期，兴化商帮遍布全国各地，赢得了“无兴不成镇”之美誉。如温州、杭州、上海、苏州、南京、江西、湖南、山东、天津、北京等各大商埠，都有兴化商帮。据史书记载：民国时期“长江流域，金陵以上，名城如安庆、芜湖、闻均有莆商。至浙西江南，虽小镇亦常有之，而甬沪集中之地。在沪者以梧塘人为最多，在甬以渭庄、塔林人为多。塔林半岛在吾莆南端，负山面海，风景秀丽，而耕地极狭，其相率赴宁波者”。④全国各地的兴化商帮发扬莆田人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俭朴节约、精明能干、善于经营，赢得了“中国犹太人”之美称。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9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⑤《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③《福莆仙乡贤和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③《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7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8页。 ①《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9页。 ①《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②张琴：《莆田县志稿》，（商业）。 ③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④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