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民国政府是一个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执政者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高度重视中国工商业发展，加上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这种特殊的政权性质和时代背景，为中国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从民国初起，莆仙两县经济交流日益扩大，境内商店数量剧增，商贸迅速繁荣。特别是随着沿海港口的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充足的货源和多样化的商品流通方式，促进了莆田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众多外出的兴化商人，遍布省内各县及南京、芜湖、安庆、上海、台湾、香港等地，有远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内外兴化商帮不断发展壮大，其影响力越来越大。①
第一节 民国时期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与壮大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措施，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商贸出现了持续繁荣，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不但全国各商埠有众多的莆商，而海外各国也有不少莆商经营的商店和企业。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巩固，代表执政者利益的工商阶层不断扩大，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并发展成为一支颇具实力的新兴政治力量，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公益事业、支援抗战、反对内战和支援中国革命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民国时期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民国时期是兴化商帮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莆商发展史上较辉煌的一页。一方面，民国政府放宽人员出境限制，大批莆仙百姓迁徙海外定居或经商，东南亚各国的莆籍华人华侨剧增，海外兴化商帮迅速壮大，且有不少莆籍侨商事业有成，成为各侨居国的商界名流，并对侨居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各省商贸持续发展，城乡经济空前繁荣，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社团日益增多，联谊活动更加频繁，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并对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海外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掀起多次海外移民热潮。清末民初，莆仙两县有不少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通过各种渠道飘洋过海，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形成了境内第一次出国热潮。民国中期，不少海外兴化商人事业有成，成为海外华侨的榜样，带动了众多家乡亲人出国经商，掀起了第二次出国高潮。民国后期，内战全面爆发，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当炮灰，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而纷纷逃往海外，加上当时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商业环境不好，不少年轻人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从而形成了第三次出国热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时期，“华侨出国证书费，莆田县年预算2400元”，“莆田县最高峰时年出国人数多达5000人”。①不但莆仙两县出境人员众多，而且移民渠道也更加多样化。
1.“客头”或“引荐社”引渡出境。“客头”也称“启头”，是以赚取介绍费为目的且专门从事招募海外劳工的“人贩子”。“引荐社”则是专门办理农民和商人出境的公司或中介机构。“客头”引渡比较分散，但规模不小，主要通过熟人介绍，成批出境。其做法是欲出境的人向“客头”交纳20—30块银元作为中介费。然后由“客头”办理出境手续、购买车票和负责输送，途中食宿和车船费由“客头”负责。据《莆田文史资料》第21辑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涵东村林德祖福等30人，每人交费20块银元，由本村姓董的“启头”带领，从三江口港乘船去厦门，再改坐外国大轮去新加坡，然后搭上火车到吉隆坡北部的“曼头补底”银矿当劳工。劳工们每天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但工资只有五六角钱。也有一些“客头”只收介绍费，旅差费用由出境者自理。据《莆田文史资料》第11辑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年），涵江内埔尾阮吓氽等百把人，每人交给“启头”2个银元的介绍费，由“启头”组织从三江口港下船，到厦门转乘坐火轮去新加坡，每人运费8元（大洋），经过七天的海上漂泊，移民到新加坡当人力车工人。
“引荐社”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客头”。“引荐社”一般与海外资本家或工头长期挂钩，在国内大量招聘贫苦农民出去当劳工，其收费和招募方式与“客头”大体相似，所不同是“引荐社”的中介费可以“赊欠”，一些农民想出境又凑不出钱来，可以先由“引荐社”代垫或赊欠，等出国后以工钱抵扣，或年底领工资时偿还。如仙游华侨杨日栋、杨明洋等人，于民国初在印尼泗水创办了一个“引荐社”，专门介绍家乡农民到海外谋生。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都有莆仙人创办的“引荐社”、“推荐社”，每年通过“客头”和“引荐社”引渡出境的劳工数以千计。
2.教会招聘出境。民国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既需要向外大量倾销廉价工业品，又需要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补充，从而掀起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殖民战争，使东南亚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由于东南亚各国人口较少，无法满足西方殖民国家大举掠夺矿产资源的劳工需要，许多资本家便委托或派传教士到中国境内，边传教、边招聘劳工，不少传教士从事贩卖中国劳工的勾当。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在兴化‘劝募’教徒卢锦枝及林亚秀、郑洽伯、卢阿明等300余人去马来西亚租地垦荒，建立‘诗巫’和‘兴化笆’垦区。民国2年，又委托陈秉忠带领劳工林开臻、林开敏、李尾妹等40入到诗巫垦荒”。②有关外国传教士在莆田境内招聘劳工的记载很多，尽管各教会招聘劳工的渠道、方式和输送目的地不同，但其初衷是一致的。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美籍蒲鲁士招募莆、仙劳工101人，赴南洋婆罗洲垦荒种植。次年，又招募劳.40人赴南洋沙捞越，建‘新兴化村’”。①由于教会通常以慈善面目出现，暗地勾结资本家联手贩卖劳工，谋取暴利，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不少劳工抱着掏金梦出去，却被贩卖到各岛国从事非常艰苦的垦荒、开矿等重体力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不少莆仙百姓客死他乡，生存下来的劳工历经了千辛万苦，后来陆续转行经商，成为早期的海外莆商。
3.因政治避难而逃往海外。民国元年（1912年），莆仙境内爆发了以黄濂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人数达2000多人，先后两度攻陷了莆田、仙游两县城，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但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农民被通缉，不少人被迫逃亡海外，从事工商业或受雇于人，客观上也加强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力量。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兵员枯竭，强行摊派壮丁，不少年轻人不愿当炮灰而逃往海外。据《莆田市志》记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众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亡海外的为数不少。民国20年，仙游县赖店、枫亭、郊尾、榜头等地，有15人因逃避抓壮丁而逃往南洋。民国30年，福建省政府制定《战时限制人民出国暂行办法》，限制年满16周岁至50岁的人出洋。此后，出国的多为妇孺，但仍有不少青壮年因逃避抓壮丁而冒险出洋”。②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头脑灵活，大多数从事商业，成为海外莆商的重要力量。
4.应外国企业聘用而出境。莆仙两县人多地少，百姓移民倾向特别严重。民国初期出境比较自由，有不少人应聘出境。如“民国8年10月30日，南洋柔佛树乳工业所在兴化《奋兴报》刊登广告‘招工’、‘出番’，11月7日，南洋■杞公司也刊登通告公开‘招股’。有不少生活困苦者应‘招’出国。民国13～23年，全县每年有5000人左右渡海谋生”。③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民国8年（1919年），有100余名劳工赴南洋从事树脂工艺。其后，有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赴东南亚各地打工谋生，以江口乡村人氏居多”。④同时，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日渐增多，解决华侨子女教育问题日益迫切，海外华侨社团开始集资创办华文学校。据统计，20世纪20—30年代期间，海外兴安会馆共创办了10多所华人学校。有的兴安会馆甚至创办多所学校，如1940年，印尼泗1水的“莆仙公会”创办了建兴中小学、华兴中小学、华英英语小学和新兴小学等4所华人学校。为了使华侨子女能够接受正规的华文教育，海外华人学校大多从家乡招聘教师。据《莆田市志》记载：20世纪30—40年代期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先后在莆仙两县招聘教师200多人，并鼓励教师携妻带子出境。同时，一些海外企业和社团组织也从家乡招聘专业人才，如招聘文艺表演人才，在海外组建戏班，演出莆仙戏，以丰富海外华侨的文化生活。还有一些莆商企业为了拓展业务，从家乡招聘制造、会计、设计等专业人才。这些应聘出境的莆仙人大多数从事商业，或在华侨企业中做事，成为海外莆商的中坚力量。
5.亲戚朋友引荐出境。民国时期“境内或经商、或打工、或留学，赴外国谋生者渐多。多通过老客引渡新客、招聘华语教师、亲属引荐出国留学诸方式，成批出国谋生。主要赴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台湾、澳门、德国等国家和地区”。⑤据《仙游县志》记载：民国十年至三十年间（1920—1940年间），“通过‘老客引渡新客’、‘招聘教师’、‘亲属引荐’等方式成批出境谋生。他们历尽艰难坎坷，在他国异邦的处女地上开发经营，发展工商业，兴办教育，繁衍后代，发家致富”。①特别是清末民初出境的兴化乡亲，通过几十多年的努力打拼，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许多商人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对家乡亲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不少人投亲靠友，陆续出国谋生。如莆田“界外底”的石城、鹅头、淇沪、汀港等地渔民，在民国期间有多批乡亲结伴飘洋过海，前往印尼的摩呵岛、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和沙捞越一带谋生。他们开始只是从事海上捕捞业，慢慢地积累了资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华侨已经在侨居国站稳了脚跟，不少人加入侨居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所以，马六甲兴安会馆的会员主要由莆田的埭头、江口等地华侨组成，老会员大多以捕鱼为生，其子女却以经商为主。又如新加坡莆中高平公会，是忠门、北高、平海、埭头等“界外人”的同乡组织。还有涵江梧塘镇的华侨，大多数通过亲人引荐出境，约有一万多人在海外，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等地经商，以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居多。另外，涵江的江口、城厢的华亭和仙游的枫亭、赖店等地，也有大批农民和商人通过亲人引荐出境。应该说，通过亲朋好友引荐出境的莆仙移民数量最多，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主体。
6.通过联姻出境，俗称“过埠新娘”。莆仙两县早期出国的人员多为男性，由于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等因素，海外华侨不愿意娶当地女子为妻。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跨国婚姻的中介机构，不少女子通过联姻方式移居海外。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25年，榜头杨姓和枫亭蔡氏从仙游带走两批年轻女子（俗称过埠新娘）到印尼、马来西亚卖给侨胞为妻”。②尽管出现了一些买卖妇女现象，却有效地缓解了海外侨民的婚姻家庭问题，对于促进海外莆仙侨民的人口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海外兴化商帮从业情况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迁徙海外定居或经商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主要有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各国和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由于莆仙人具有尚贾习俗、头脑灵活和吃苦耐劳等特点，在侨居国很快地发展起来。从海外莆商发展情况看，大多数侨民初期是受雇于人，或以出卖苦力为生，有人力车工人，有矿工，也有小商小贩。
稍有积蓄之后，莆仙人大多会转行经商，开始只是经营小本生意，主要有小吃、糕饼、制鞋、理发等传统手工业。一些资本较多的商人，通常会经营自行车、橡胶园、汽车零部件销售业务等，少数资本雄厚的莆商则涉足房地产、金融业、餐饮业等。如江口江下村人方阿满，1912年只身来到沙巴州，先“在那里开设鱼行，后来又在沙巴、文莱等地开设脚车店。他的长子方振荣......拥有鱼舟20多艘，设立鱼寮，自创鱼行，每月有大批鱼干出口到新加坡。他还创办了‘成兴公司’，经营五金及捕鱼的各种工具，生意非常兴盛”。③据《莆田市志》记载：“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的莆仙人，多为贫苦劳动者，他们初到侨居地，从事垦荒、种植、捕鱼、采石、挖矿及肩挑、拉人力车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后逐步从事小贩，小商和各类服务业，有洗衣店多、餐馆多、杂货铺多和菜刀、剪衣刀、理发刀的‘三多三刀’之称。随着对行业的熟悉和经验的积累，以后又发展到经营大中型商企业，如自行车业、橡胶园、鱼行、酒馆、木材加工、电器和汽车业等。侨居地华人商店鳞次栉比，当地也有‘无兴（兴化）不成镇’的俗谚”。①据1949年统计，莆仙人在海外从事工商业的商人众多，仅印尼就有500多家，以经营汽车、自行车零件的居多，约占25％；受雇于人的次之，约占18％％，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冶矿业等；从事出租三轮车行业和务农的各占10％，其中不少人保留了祖先的耕作习惯，从事粮食、蔬菜、茶果、甘蔗、油料等农作物种植，还有一些人经营林业、养殖业和海产品买卖等。从事文教事业的只占3％，主要是教育、绘画、印刷等。另外，还有14％的侨民从事手工业和服务业。而移居越南的莆仙华侨则以经营自行车零件和修补车胎居多，约占25％；三轮车工人约占20％；从事塑胶制造业的商人约占4％；从事垦荒、捕鱼、理发等行业的侨民约占10％。在吉隆坡、新加坡等地的莆仙侨民，大多数从事人力车、锡矿工、橡胶园工和垦荒、烧窑、采石、打铁、捕鱼、裁缝等传统行业。
随着莆仙华侨的日益增多，海外兴化商帮不断壮大。如清光绪年间，大批兴化人前往马来西亚太平地区谋生，有的当矿工，有的发展成为矿主，还有的经营小吃、商店、理发、服装等。至民国初期，太平地区的莆仙华侨达5000多人，成为最具实力的海外兴化帮。还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境的江口华侨姚为祺，在吉隆坡创办了福隆兴脚车修理铺，并带领亲友几十人到海外共同创业。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了众多连锁公司，逐渐形成了以经营自行车及其零配件为主的“江口车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初期，莆仙侨胞卢锦枝等带领200多人先后到沙捞越、诗巫、古晋等地垦荒。随后，开发天然资源与矿藏，把不毛之地建成了富庶之区。他们还在那里办学校、建工厂、办医院，工、农、商、学齐兴，形成繁荣的‘兴化帮’”。②“从20世纪初叶起，又有一批乡亲在沙捞越、沙巴等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福莆仙华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基本掌控了马来西亚境内的交通业”。③民国时期，由于大批莆仙百姓移民海外，迁徙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定居，逐渐形成了以地域、行业和亲缘为纽带的兴化人村落、社区和从事工商业的兴化商帮。
（三）海外华人社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海外莆籍华侨为了沟通联谊，相互帮助，共谋福利，在各侨居国建有各种社团组织，诸如兴安同乡会、渔业公会、自行车公会、人力车公会和民间基金会等。这些社团组织，初期依地缘、亲缘关系而成立，机构简单，活动范围小，影响力不大。随着各国莆商企业的发展和商贸活动的扩大，小社团逐渐演变成较大规模的联合性同乡会馆或行业公会。有些会馆还创办实业、筹办基金会、开展扶贫帮困、捐助公益事业、参与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各项活动，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团体。
海外莆商创办的会馆大多以“兴安”命名，因为“兴化”与“兴安”均为莆仙两县的地名代称，海外同乡视“化”字为非吉祥之征，通常不用“兴化”，而多用“兴安”，带有永久吉祥之寓意。同时，还有“兴化人居之安则”及“既兴且安”之意。因此，“兴安”二字为海外华侨所乐用。
同时，兴化人大多数信仰妈祖，各会馆都建有妈祖宫庙，取名“会馆天后宫”，或冠名会馆，实为天后宫，有的地方甚至以天后宫代替会馆，作为商人联谊的活动场所。所以，会馆天后宫成为海外莆仙华侨社团组织的地方特色，甚至被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各省的华侨所沿用。
海外兴安会馆历史悠久，最早的海外兴化同乡会是马来西亚的“福莆仙会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馆址在马来西亚太平地区。黄麟芳任会长，林金树担任名誉会长。进入民国之后，海外各国兴安会馆迅速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境内，兴安会馆和行业公会最多。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来西亚成立了兴安会馆总会，由童玉锦担任会长。随后，马来西亚各地相继成立了7个兴安会馆，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创建的槟城兴安会馆，由郭文英、吴同、王亚洲等人发起，黄克鸿担任会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建的雪兰莪兴安会馆，由杨兆琰、姚金榜、王元勋、黄文棋、关龙金、黄敏、彭玉珍等人发起，张德麟任会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创建的诗巫兴化莆仙公会，由林开臻发起，刘元珍、甲必丹先后任会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成立的马六甲兴安会馆和霹雳兴安会馆，兴安会馆由陈国桢、吴奇雄、黄克荣、柯定光、王德荣等人发起，陈兆居任会长。霹雳兴安会馆由刘促英、欧一青、黄克荣、李福星、陈干候等人发起，姚文贵任会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创建的古晋兴安会馆，由郭天和、何顺良、方亚坤、李水华、林立夫等人发起，林宗林任会长。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成立的麻坡兴安会馆，由关启鸿任会长。这些海外兴安会馆，在商人联谊、商业活动、解决纠纷和协调同乡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印尼泗水是仙游旅外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民国十年（1921年）成立了“仙溪公馆”，由杨砚任主席。1939年，“仙溪公馆”改名为“仙溪华侨总会”，由周崇本任主席。1949年又改名为“仙溪会馆”，成为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仙游海外华人社团组织。
民国时期，新加坡境内成立了2个兴安会馆。一是创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的新加坡兴安会馆，由陈耀如、林鸿滨、林志城等人发起，李庆传、李竹庵等先后担任会长。会馆开始租用奎因街133号作为会址，并创办了宏文学校。民国十九年（1930年），会员们集资购置了滑铁卢街189号房产作为会所。二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创建的莆中高平会馆，由唐文理、郑文高、林天建、林亚建、林亚梅、林宝福、林九三等人发起，黄金宣任会长。新加坡会馆的宗旨有三条：一是联络兴化郡人的友谊和感情；二是促进郡人福利、教育及工商等事业；三是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
除了兴安会馆之外，海外莆仙华侨还组建了一些同业公会，最早的海外同业公会创建于1912年，即马来西亚雪兰莪自行车商会，由姚余三、姚为祺、黄文棋、林光明、苏俊源、林开等人发起，拥有公司会员100多家，会址设在吉隆茨厂街152号。随后又陆续组建了一些行业公会，如创建于1925年的霹雳车商公会，后来改为吡咖车商公会，会址设在怡保市吉利街53号，由张江扶、姚玉堂、王光照、王盛盘等人发起组织，拥有会员100多家。创建于1932年的新加坡自由车商会，后改名为车商公会，由张淑源等人发起组织，拥有公司会员200多家。创建于1939年的吡咖自行车工业公会，会址设在怡保市戏院街48号，由李福星、欧一青、钟能荣、马林泉、姚超、柯恒、方銮等人发起组织，拥有会员公司200多家。创建于1941年的古晋渔业公所，早期为哥棕渔船主组织，带有同乡会性质，战后改名为渔船公会，拥有会员渔船200多艘。创建于1946年的新加坡特学示交通公会，由胡金榜、阿承来等人发起组织，会址设在新加坡麻律719号二楼。创建于民国末期的吉兰丹车商公会，由黄玉照、李金标发起组织，拥有会员公司70多家......这些兴化同业公会，也是海外莆仙华侨的重要社团组织，成为海外莆商联谊活动的纽带与桥梁。
海外兴安会馆和行业公会，既是海外莆仙华侨互帮互助的同乡组织，也是承担商会职能的商人社团。这些海外社团组织在团结莆仙侨民、处理同乡纠纷、兴办公益事业、支援家乡建设和参与侨居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莆田市志》记载：莆仙海外社团职能“一般是调解纠纷，解决困难，协调理顺关系；帮助亲朋谋职业；或是举办公益慈善事业，资助贫困华侨；加强各侨团之间的协作联系；保障华侨的各项权益等。各社团组织拥有一定的职能和职权，以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实施”。①特别是在兴办教育、培养华侨子女和举办公益事业等方面，华侨社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侨居国政府一般不设立华语学校，华侨子女教育问题只能靠华人自行解决。所以，只有依靠华人社团组织，才能举全体华侨之力，创办华语学校和公益事业。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印尼仙游籍华侨创办了仙侨学校。民国三十年（1941年），仙游籍学者刘恩受聘前往马来西亚金宝创办培元中小学校，以解决了华侨子女读书问题。民国时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海外莆商掀起一股办学热潮，创办了不少华文学校，促进了侨居国华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二、国内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兴化商帮起源于宋代，发展于明清，鼎盛于民国时期。兴化商人由于地缘关系，语言相同、习俗相近、信仰一致、互相信赖，在外比较团结，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同乡为主的商人群体。特别是同行业的兴化商人，大多是“近亲繁殖”，通常是一个商人带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庄共同经营某一行业，从而逐渐形成了以行业为纽带、以血缘为基础的兴化行业商帮。如涵江梧塘商人大多举家前往浙江、上海、安徽一带经营桂圆干。涵江、秀屿、忠门、湄洲、南日和枫亭的商人大多数经营渔业和航运业，长年累月奔波在东南沿海各省和东南亚各国。还有莆田塔林的商人，主要在宁波、温州、台洲一带经商，家里几乎只剩下妇女儿童及老人。民国时期，全国各主要商埠基本上都形成了以区域为基础和以同乡为纽带的兴化商帮。
（一）行业商帮不断壮大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商业发达，商人众多，形成了专门经营航运的“海商”、经营干果的“桂圆帮”、经营香烟的“烟帮”、经营纱布的“布商”和经营进口商品的“代理商”等行业商帮，其中资金最雄厚、实力最强的是从事航运业的兴化海商。
兴化海商历史悠久，从业人员众多，从宋代起就有不少人从事远洋航运业务。进入明代之后，秀屿港口约有商船400多艘。清代开放了5个通商港口，其中福建就占了2个，客观上促进了兴化航运业的发展。进入民国之后，南京政府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清朝签订的通商条约，国门洞开，对外经济交流屏障较少，莆田航运业迅速发展，境内轮船公司发展到20多家，拥有众多的远洋轮船，其中“驳船50～60艘、木帆船600艘、涡船200艘”，海商成为境内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帮。③同时，莆田境内出现了多个航运专业村，如涵江霞徐的黄家、东山的陈家、宫下的吕家和林家，延年的林家等，集聚了一大批家资巨富、资本雄厚的海商。
民国时期，兴化“桂圆帮”队伍庞大，人员众多。特别是涵江梧塘的东福村，清代时期有大批商人前往南京、上海、苏州、芜湖、宁波、杭州等地经商，成为专门经营兴化桂圆干的专业村。
据史书记载：民国时期，东福人在南京创办有“义丰”、“新万和”、“大同”、“万大”、“天成”“裕大”等26家大商号；在上海创办了“福兴泰”、“协春”、“生大”、“源兴”、“天生”等12家大商号；在苏州也有“红记”、“同裕”、“集春”“福春”“福建林”等5家大商号。另外，在芜湖、宁波、长兴、江北等地还有15家东福商帮创办的商号，形成了一支资本雄厚的“桂圆帮”。“据不完全统计，梧塘商人仅在苏（江苏）、浙（浙江）、皖（安徽）三省开办的商号有147家，从商人员不下5000人，其中主要为东福、西庄、沪后、霞楼、漏头、九锋、松东、松西等村出外经商的人，从中出现了好几位富商，如东福村林文兰（俗名阿九），在上海拥有2家商号，并开办申庄（即代客运输买卖、转运货物的货栈），还兼有13家商号的股东。每年经营桂圆干几千担，糖一万多担。
其他南、北货数额更大。又如松西泗州‘芳来号’，资本雄厚，经营庞大。每年头水（首批）桂圆干运到上海后，许多莆仙籍桂圆商自认不是竞争对手，不敢擅自开盘定价，大家要等‘芳来号’开价后，才随价销售。该商号又利用其资本雄厚，从上海采购大量棉纱和布匹，运回涵江批发销售。芳来号在涵江拥有40多间店铺和商行的房产权，成为梧塘乃至涵江有名的富商”。①民国时期，仙游“烟帮”声名远扬，享有盛誉。仙游烟草行业起步于明中叶，发展于清代，鼎盛于民国初期。泉州、福州、闽北和宁波、上海、杭州、湖南、天津等商埠的烟草市场，从清代起就被仙游烟帮所垄断。进入民国之后，仙游“烟帮”队伍不断壮大，资本急剧膨胀，成为颇具实力的兴化烟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初期，仙游10多家烟行先后在福、厦、漳、泉各地开设烟铺并雇工制作烟丝，月销烟丝550公斤。县内城镇的烟丝店以‘协来’、‘九经’、‘源丰’、‘双塔’、‘玉兔’为著，月销量约100公斤。莆田县也开设烟铺20多家，在城关有‘新同兴’、‘协兴’等8家。两县在各地开设烟铺的烟丝原料，都是仙游境内土产的晒烟”。②民国时期，仙游县每年香烟销售量达5万条以上，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烟草的商人队伍，被誉为“兴化烟帮”，赢得了“无兴不成烟”的美誉。
兴化糖商在民国时期也是一支商界劲旅。兴化蔗糖贸易起源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时期，鼎盛于清。进入民国之后，莆仙两县仍然盛产甘蔗，年甘蔗产量达50多万担（每担50千克）。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统计，由三江口运出的蔗糖每年达19.4万担。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后期，仙游县境内共有糖行55家，每天销量800担左右。涵江有17家大糖行，其中有12家为仙游商人经营，平均月销售量约5000担。特别是福州台江的下杭街，形成了兴化糖商一条街，主要有“何元记”、“兆记”、“新兴”、“福兴”、“元通”、“大丰”、“大有”、“建东”等20多家糖行（栈）。
加上民国时期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渠道通畅，境内蔗糖大量输出，促进了糖商队伍的扩大，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蔗糖的“兴化糖商”队伍。
除了上述行业商帮之外，民国时期莆仙境内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人阶层——代理商。代理商以外国势力为背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承办外轮代理业务和进出口商品代售业务，垄断了外国商品的供货与销售，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是一支颇具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的特殊商帮。
（二）福州兴化商帮声名显赫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从商人员众多，莆商队伍庞大，各主要商埠都有兴化商帮，其中最为著名是福州“兴化商帮”。福州“兴化商帮”起源于清代，“五口通商”之后，省城双杭路商贾云集，商业繁荣，商贸发达，除了“福州商帮”之外，还有数十个省的商帮集聚于此，形成激烈的商业竞争局面。其中“兴化商帮”一枝独秀，经济实力最强、人数最多，居各商帮之首，故称福州双杭路为“兴化街”。据《福州市志》记载：20世纪30年代期间，福州下杭街成为兴化商人汇聚之地，有上百家兴化商人创办的商铺，如“义裕”、“义美”、“蔡大生”和“四德”、“五大”等大商号，执福州商业之牛耳。还有江口商人蔡友兰创办的“蔡大生”商行，经营福建与湖南两地的土特产，讲求信誉，经营有方，数年之间，一跃成为下杭街的商业巨子，位居下杭街商界“四大金刚”之首。其他三大金刚也是兴化著名商人，如“聚源发”纸行的林时霖、“义美”南北行的苏开勋和“何元记”糖栈的何元育等，在福州商界享有盛名。同时，福州中亭街还有著名的“四大”商行，即“德发”、“德余”、“德康”、“德昌”，被誉为福州京果行业的“老大”。另外，还有经营棉布业的关天培、经营汽车运输业的江子豪、经营侨汇业的程文铸等，都是民国时期福州商界的名人。从清末起至民国时期，兴化商帮在福州乃至全省工商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民国时期，兴化商帮在福州地区居于垄断地位的行业很多，如交通运输、京果、南北货、蔗糖、烟丝、土纸、鞭炮等行业，基本上由兴化商人垄断。特别是桂圆、荔枝干、食糖等莆仙土特产，由于产地优势，货源全部由兴化商人掌控，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手。一些兴化商家为了减少中间环节，还创办了农产品加工厂，实现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据史书记载：福州下杭街的京果业与食糖业特别多，一家连着一家，被称为“京果、食糖业一条街”，大多数商家是莆仙人。有些京果商还兼营海运业，初期自备木帆船，后来购置了轮船，开展海上运输业务。有的兴化商行还发行“钱票”，涉足金融业。如“蔡大生”商行就有多个钱庄，发行自家钱票，在福州商界颇有影响力。民国中期，福州兴化商帮包揽了福州地区的百货、棉布和汽车运输业。如莆商经营的“方成记”、“福兴建”、“德昌”等商行，成为福州地区百货、纱布行业的老大；江子豪经营的“福州汽车运输行”和蔡友兰创办的“福枫汽车公司”，垄断了福州乃至福建省的货运业务。
民国中期，福州双杭路兴化商帮经营的商业行业达20多个，涉及各个领域，许多商号成为行业“老大”。诸如海运、京果、南北货行业有“蔡大生”、“德发”、“义美”、“宜美”、“大达”、“兰记”、“义成”、“恒成”、“建成”、“晋记”等商号；食糖行业有“何元记”、“福兴建”、“联兴”、“兆记”、“添记”、“元通”和“大同”、“大有”、“大美”等商行；百货、棉布行业有“方成记”、“德昌”、“福兴建记”和“林胜懋”、“方义成”等著名商家；土特产行业有“聚源发”的溪纸行、“裕来昌”的李咸行、“瑞丰”的颜料行、“增发福”的酱油行、“万聚”的烟行和“蔡大生”的鞭炮行等；金融业有“天吉”钱庄、“建隆”侨汇局和“中兴”物产保险公司等。在福州的潭尾街，也有兴化商人经营的“长兴顺”、“永兴隆”、“吉记”、“义成”、“义发”、“义顺”等商行，规模巨大，颇有名气。此外，还有不少兴化商人在福州市经营风味小吃，如兴化炸豆腐、腐竹、豆干、豆浆和兴化炒米粉、软糕、橘饼等，遍布福州大街小巷。
民国时期，兴化商帮之所以在省城名声大振，不仅仅因为兴化商帮经济实力雄厚和从业人员众多，更重要是莆商队伍人才济济，在福州商界影响力很大。民国时期福州商界的领军人物大多数为兴化商人，如江口商人蔡友兰，先后当选为福建商会会长和福州市商会会长；莆商林时霖也当选为福州市商会会长；莆商徐建禧当选为福州市救火联合会会长。还有多位莆田商人担任福州各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如海运行业协会由蔡友兰担任理事长；中药行业协会由徐建禧担任理事长；颜料行业协会和进出口行业协会由张盈料担任理事长；糖业协会由张国安担任理事长；南北货行业协会由郑桂芳担任理事长；京果业协会由徐炳华担任理事长；汽车运输业协会由江子豪担任理事长......这些兴化著名商人，不但是福州地区的商界巨头，而且也是民国时期福建的社会名流，对于兴化商帮知名度提高和影响力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福建商业志》记载：“在福州的兴化商人，大多集中在下杭路和中亭路，创办了许多商庄、行栈，形成了全省首屈一指的‘兴化商帮’。所经营的鞭炮、南北货、食糖等，控制了福州市。百货批发和汽车运输业，也为兴化商帮风头最健的业务，仅兴化商帮的私营汽车就占福州全市私营汽车的85％以上”。①张琴在《莆田县志稿》中记载：“福州为莆商云集之地，中亭、下杭两街几尽为莆人商号。在抗战时期所纳营业利得税额之总和，有谓其浮于三山（福州）全部商人之所纳者”。②可见，福州兴化商帮之庞大，经济实力之雄厚，商界影响力之大。
除了福州兴化商帮之外，民国时期全省各地也有众多的兴化商帮，如省内的厦门、泉州和闽北、闽东等地，都有兴化商帮的足迹。据史书记载：“在（闽北）建阳、浦城设布庄者，多为福州人；而售南北百货之店，则多为莆田人所设。在光泽、邵武售南北方货者，多为福州人；而所有布庄，几尽为莆人所有”。③在宁波，经营桂圆干、蔗糖的商人几乎全部是兴化商人，形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兴化商帮。民国时期，兴化商帮遍布全国各地，赢得了“无兴不成镇”之美誉。如温州、杭州、上海、苏州、南京、江西、湖南、山东、天津、北京等各大商埠，都有兴化商帮。据史书记载：民国时期“长江流域，金陵以上，名城如安庆、芜湖、闻均有莆商。至浙西江南，虽小镇亦常有之，而甬沪集中之地。在沪者以梧塘人为最多，在甬以渭庄、塔林人为多。塔林半岛在吾莆南端，负山面海，风景秀丽，而耕地极狭，其相率赴宁波者”。④全国各地的兴化商帮发扬莆田人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俭朴节约、精明能干、善于经营，赢得了“中国犹太人”之美称。
第二节 民国时期莆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中国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商人地位不断提高，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在经济、文化领域，还是在政治、社会层面，中国商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贸繁荣，经济交流不断扩大，莆商人数日益增多，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支持公益事业
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长期负面宣传下，商人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与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和谋取暴利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实施抑商、贬商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尽管如此，历代商人都能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虽然一些商家在商场上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显得很小气，但在重大天灾人祸面前，或在支援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经常有慷慨之举，甚至一掷千金。如修桥铺路、兴办教育、建设祠堂寺庙和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大多数商人都能慷慨大方，无私援助。特别是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商人们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不少商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非常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许多兴化商人挺身而出，保家卫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莆田商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莆商同全国商人一样，事业有成或富裕之后，都能够积极回报社会，无私救助弱势群体。特别是在赈灾救济、扶贫帮困和救助孤寡老人等活动中，莆商们总是走在社会各界前列。每当年终岁末，莆仙境内有不少贫民饥寒交迫，流落街头，为了救助这些孤寡老人和贫困百姓，通常由当地城隍庙（宫头）牵头，动员商人捐献大米和衣物。特别是涵江城隍庙每年底都要举行一次赈济活动，由保尾善德堂的“宫头”黄有志主持，每次能收到商人捐献的大米几万斤和众多的衣物，有的商家还亲自参加大米和衣物的发放工作。兴化府城隍庙也有一年一度的义赈惯例，一到年底商人们就主动向城庙董事会申报捐赈粮食数量。董事会将商人捐赠的大米寄放在“瑞源”碾米厂，发放时由董事会开单，贫困民众自己到碾米厂领取。
民国时期，许多商家都有固定帮扶特困户的惯例。如涵江永记京果行长期资助10多户贫困农民，每月定期向贫困户发放生活补助，每年向特困户每人提供两套衣服。有一年，涵江发生流行性疟疾，“四知堂”商号派人到上海购买了一批“四日两头丸”，免费供应给贫困户。又如涵江霞徐的“黄家门”，每到年底都向贫困乡亲发放赈济款，帮助孤寡老人渡过年关。还有仙游县城和枫亭的一些商家，每遇到饥荒灾年，都会设站施粥，救助饥民。
在公益事业建设方面，商人们也是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如涵江商人林海秋，1929年在上海创办“永隆申庄”，经营桂圆干、蔗糖、棉布、日用百货和代理进出口业务等。事业有成之后，关心家乡慈善事业，筹集资金在江边盖了一座新宫，让乡亲们有个歇脚休息的乘凉之处。同时，还捐资修建了度下至涵江的道路，将泥土路改成石板路，以方便百姓通行。1930年，涵江发生重大火灾时，林海秋带头捐献一部消防车。抗战胜利后，林海秋同宁波莆籍商人戴品贤等人捐资兴建了塔斯江小学。还有涵江的“通美行”，先后在前林捐建了两座桥梁，大大方便了百姓通行。
在支援家乡教育事业方面，莆商们更是慷慨解囊，无私援助。如民国九年（1920年），梧塘西庄商人陈奕新、卢光辉等人，发动在外西庄商人捐资1.35万元（银元），创建了私立博文小学（即今梧塘第一中学）。又如梧塘海外华侨苏志萱、蔡南祥2人各捐2万元大洋，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小学。还有涵江“永记京果行”，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出资在涵江保尾太师庙创办了一所洋学堂——沙坂小学（今保尾小学、涵三中前身），培养有文化、会讲普通话的经商人才。抗战期间，梧塘旅沪商人朱维丰、吴文辉等人，积极联络在外莆商，集资了10万元创建了莆田私立博文初级职业中学，深受民众赞扬。
据《涵江文史资料》第3辑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涵江公立中学筹建时，涵江商人自觉承担了学校建设资金，并将捐资任务分解到各商家。据档案资料记载：当时“涵江集市各商家共捐大洋7500元，分为50份，每份大洋150元。其中豆饼商应摊17份，计大洋2250元；桂圆商应摊12份，计大洋1800元；纱布商应摊8份，计大洋1200元；京果商应摊5份，计大洋750元；苏广商应摊1份，计大洋150元”。①其中捐赠最多的是陈树霖和曾振生2人，各捐资500元，还有陈杰人捐资300元；陈镜鸿捐资200元；江祖筵、刘奋扬、林柏清、林启荣、陈光第等各捐资100元。
莆田商人还长期救助孤儿，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莆商吴台和莆田县商民协会会长黄辑生各出资200银元，续办“莆田惠儿院”，招收孤贫学龄儿童读书，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学制六年，培养孤儿其自食其力的技能。惠儿院平时的经费开支也由商人们义赈，莆田商会专门设立了“月捐义赈”，先由商会和学校出面联系，然后派惠儿院学生到各商家领取，每月收到义赈款约100多元（银元）。1935年，惠儿院校长何进元前往南洋各国募捐惠儿院基建资金，海外莆商踊跃捐款，大力支持，捐资建设了4间新教室，修缮了多间旧教舍。惠儿院学生每年需要1万多斤口粮，也是由城隍庙董事会从商人义赈的粮食中拨给。同时，莆田商会还发动各商家赞助衣服、毛巾、纱布和学习用品等，以保证惠儿院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正常运行。
民国时期，莆仙商人热心公益事业，事迹非常感人。如涵江“享利”商行老板陈杰人，在担任涵江商会会长期间，自觉承担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抗战期间，“法币”大幅贬值，大米价格暴涨，涵江境内人心惶惶，陈杰人与“南通商行”老板郭松岩商议，共同出资从外地调进了大批大米，然后在涵江市场上抛售，抑制米价，缓解粮荒。抛售地点设在保尾“善德堂”，每人可购买12斤平价大米，深受百姓好评。同时，陈杰人还在“善德堂”设立棺材施舍处，对死亡无钱安葬的贫民免费提供棺材。民国时期，涵江陡门水闸年久失修渗漏，造成水源大量流失，著名莆商陈杰人带头捐资，筹集资金3000元进行重修，提高了灌溉效益。陈杰人一生“啬已乐奉公”，晚年将全部心血倾注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据《涵江文史》记载：早在清末，他就捐资创办莆田兴郡崇实中学堂。1928年，他参与捐建紫璜中学，并先后捐资创办了“莆田国医专科学校”、重修了民众教育馆等。1947年，“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迁往涵江时，缺乏重建资金，他又带头捐资。1948年，陈杰人80寿辰时，亲朋好友送来了许多贺礼。他从俭做寿，将贺礼全部捐献出来，为紫3璜中学建设了8间新教室。莆商支援公益事业的感人事迹很多，不胜枚举，其慷慨善举，体现了莆田商人的拳拳爱心。
（二）海外莆商爱国爱乡的桑梓之心
海外莆商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生意发达之后，非常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动人事迹。根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7年（1918年），莆田籍侨胞余珊捐资创办了江口东源初级小学。民国16年，新加坡华侨陈耀如捐款1万元兴建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校舍一栋。民国33年，印尼巴城的莆籍华侨集资创办了江口锦江华侨中学。抗日战争期间，莆田、涵江中小学被破坏严重，学校无法开课，莆田华侨积极汇款修复校舍。民国36年，新加坡华侨陈耀如与其父陈训彝捐建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训彝堂’教学楼。香港同胞程文铸独资在涵中中学创设高级普通商业职业学校，培养一批财经人才。江口旅居印尼侨胞林文实、陈庆嘉、何天水等164名福清、莆田、仙游侨胞募集荷币5.16万盾，兴建锦江中学礼堂、教室和师生宿舍楼”。①民国时期，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莆仙两县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海外华侨慷慨解囊，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如民国十五年（1925年），侨居印尼邦加滨港经营脚车生意的江口华侨林文祥，回国探亲时发现家乡侨胞子女上学困难，回印尼后立即与雅加达莆田县私立锦江中学海外董事部主席姚焕德、总务陈庆嘉等人商议，请求兴安会馆出面动员海外商人支持，一次性集资5万多盾印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币，用于捐建锦江中学校舍。还有莆田侨领程文铸，热心家乡教育事业，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利用自己的宅院创办了浦江小学，帮助家乡孩子就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又捐资在涵江中学附设高级普通商业职业教育科，每年招生一个班，并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海外华侨对家乡卫生事业也给予全力支持。如民国28年，仙游县华侨协会理事长刘钟年前往新加坡、印尼泗水等地，向华侨募捐创办仙游国立医院。“理事王铭熏医师也往泗水募捐扩建‘红十字医院’，华侨热心赞助，慷慨解囊，集资3000元（法币）为红十字医院建病房1座”。“民国37年（1948年），江口华侨捐资筹建平民医院，时值国民党统治末期，物价暴涨，货币贬值，侨胞所筹建院资金严重贬值，建院工作遂告暂停。1950年，江口旅居印尼华侨林文祥受海外侨胞委托，回乡联系创办医院事宜，得到热心家乡卫生事业的侨胞和地方人士的支持，成立‘平民医院董事会’，使停建的医院工程重新上马。1951年6月医院正式落成开业”。①民国时期，一些海外商人事业有成，陆续返回家乡创办实业。如“民国18年（1929年），仙游城东三山桥华侨肖前与另外3位华侨合股在田岑底开办‘成记布庄’，以批零兼营纱布百货为主，并代办侨汇业务。民国22年，仙游赖店华侨杨明建与城关商人林维南、林继山合股，在枫亭下桥开办‘建瑞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莆田涵江设立分公司，经营化肥、豆饼、油类、大豆、花生、面粉等，从大连、营口、天津等地采购商品销往福清、惠安、永春等地”。②民国中后期，有不少莆籍侨商回乡投资创办实业，不但为家乡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而且将海外先进经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带回了家乡，促进了家乡经济发展。
二、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莆仙侨民同全国华人华侨一样，在侨居国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当局的剥削与欺凌，他们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联，祖国强大才是海外侨胞的坚强后盾。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人华侨支援抗战的热情十分高涨，各种华侨抗日团体纷纷成立，积极领导海外侨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地支援祖国抗战，事迹十分感人。
一是动员年轻一代华侨返回祖国参加抗战。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27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救亡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联络南洋各属国华侨，开展筹款工作，各地华侨纷起响应，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的莆仙华侨代表，参加这次成立大会，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运动，男女老幼积极捐款，献金、义卖、公债及集资捐赠飞机、药品等等，支持抗战。从民国28年2月起，该会先后动员并组织一批机修工及汽车修理驾驶员回国在滇缅公路服务，支援抗战。莆田江口陈亚清等，参加机工班返国在西南运输队当汽车司机。而今健在的涵江华侨王亚六，于民国26年回国在云南昆明当南侨汽车司机，几次冒着生命危险驾车，避过日机轰炸。莆田梧塘华侨连文瀛，是第四批回国参加抗日的南侨机工，任滇缅公路华侨先锋大队副大队长”。③1939年春，华侨首领陈嘉庚发起组织3200人机工回国抗战，其中有不少莆籍华侨。第一批回国人员中就有徐元镗、余番仔、郑文珍等人。第二批也有许志光、张球、陈家万、关玉麟、关曾三等莆田人，许志光还担任副领队。第三批有陈亚钟、黄玉坤、方九十、郑流芳、吴狗治、薛亚尊、王亚六、郭玉蕊等莆田人。同时，还有不少莆籍华侨子弟报名参加“抗日奋勇队”和“东北义勇军”，奔赴各抗日战场。如第四批参加祖国抗战的总领队连文瀛也是莆田人，有不少莆籍华侨跟随他回国抗战。这些热血青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民族抗战长城，为中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海外返回祖国参加抗战的莆仙华侨约有上百人之多，其中有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南侨技工牺牲的抗日英雄中，有莆田华侨20多人”。①二是积极筹款捐资支援祖国抗战。战争是以军事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竞争，没有雄厚的经济作后盾，战争是很难取得最终胜利。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南洋各国华人华侨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掀起了一场支援祖国抗战的捐赠热潮。莆仙华侨不甘落后，通过海外各同乡会、天后宫、行业公会等华侨社团组织，积极开展筹款赈济活动，出现了“风起云涌，山呼海啸，热烈情形，得未曾有”的动人场面。他们通过特别捐、常月捐、年捐、货物捐、节日捐、娱乐捐和义卖、义演、购机、购公债等多种形式，捐资筹款，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国。如莆籍侨胞“各商店于每年之中，例必宴会数次，以劳店员。抗战爆发之后，即将延席费用改为赈款”，侨胞以往每逢婚礼、丧礼、诞辰、及有弄瓦之喜，都要铺张一番，“现一律节省，移赈国难”。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仙溪华侨基金会募款95000元，寄往仙游县华侨协会，作为难民救济费用。②同时，莆籍华侨还积极参加新马华侨发起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援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捐献活动。华侨张元豹在马来亚期间，自身收入微薄，“对他老家的父亲和二妹一弟的贫困生活，完全不能汇款救济，而对于募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却非常积极”。③还有“涵江侨胞陈鹤，在马来西亚柔佛麻坡中华中学任教时，题诗作画，开展抗日宣传，并将书画义卖所得之款，汇回祖国，支援抗日”。④在抗日战争期间，莆仙两县的侨属们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致信海外，鼓励亲人支援抗战。为了更广泛地向广大华侨宣传祖国抗战和介绍家乡的抗战情况，仙游社会各界推举知名人士刘钟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抗日宣传，筹集了大批资金，用于支援祖国抗战。
三是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华侨抗战事迹。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华侨身体力行，致力于抗战事业。据《莆田市志》记载：“在北婆罗洲保佛中华学校任校长的莆田城内人涂耐冰，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宣传抗日，激发海外侨胞爱国热忱。侨胞有的筹款寄回国支援抗日，有的自愿回国从军，涂自任沙捞越华侨抗日筹赈总会秘书长，负责拟定章程，起草抗日宣言，并被选为代表出席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抗日筹赈大会，任大会秘书。日军侵占沙捞越时，他被日军宪兵部拘捕，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日军妄图软化他，暂将他释放。他趁机逃脱，长期匿于深山密林中，逃过日本宪兵的追捕，直至日军投降后才重见天日”。又如“莆田西天尾华侨陈国桢（原名陈翰候）从南洋返国，在厦门参加革命斗争。民国26年，沪战开始，他又去南洋，参加当地抗日活动，并在马来西亚主编《白虹月刊》，宣传革命，鼓动抗日，还积极参加陈嘉庚组织的‘筹赈总会’、‘闽侨总会’，并被推任为两会的秘书、主任，兼《闽侨月刊》编辑，他在菲律宾、缅甸、越南及印度的安达群岛等地开展筹赈工作，民国34年被英当局遣送回国”。①在“八年抗战时期，许多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有的华侨投身战场，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如陈阿清、一阿六等华侨，毅然回国参加西南抗日运输队，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将抗战物资运送到前线。还有连文瀛率领华侨先锋队，在硝烟弥漫的缅甸战场抢修滇缅公路，为打通国际救援通道而努力”。②抗日战争期间，广大莆籍侨商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事迹十分感人，体现了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桑梓之心。
四是广大莆籍侨商在侨居国积极参加反日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旅居东南亚各国的莆仙华侨积极投入当地的抗日斗争。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时，马来西亚兴安小学校长傅盘仰（仙游赖店人）不顾个人安危，一直坚持参加抗击日军的斗争，受到当地人民的表扬。仙游籍知识分子张兆汉、许彧青等人，在南洋团结文艺界进步人士，经常在《星洲日报》、《南洋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当地民众坚持抗日。在东南亚各国，莆仙籍侨胞团结侨居国人民群众，鼓励当地民众团结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大力支持从事抗日活动的地下工作者，帮助抗日义士解决生活困难。莆商王丰太、严宗聘等一批进步人士，弃商从戎，将自己的宝贵生命贡献给抗日事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强烈的民族精神感召下，海外莆仙华侨和广大莆商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全力支援祖国抗战，谱写了一曲曲激动人心的时代乐章，体现了海外兴化儿女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积极参加政治斗争
民国时期，莆商队伍日益壮大，迅速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以不曾有的革命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地方经济建设、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出兴化商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特别是商会组织和行业公会等商人社团组织，在反对苛捐杂税、支援抗日战争、支持中国革命和反对内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商会组织建设
莆仙两县商会组织分别于1908、1911年成立。民国初期，莆田县商会设在涵江集镇，由涵江“鼎和”商行老板黄纪年任会长，下设城埠分事务所，管辖24个同业公会。民国六年（1917年），莆田县商会改选后由黄维扬接任会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阀军东路军入闽后，要求各县商会进行重新登记，并改名为“商民协会”，莆田城里商人立即发起组织，建立了莆田县“商民协会筹备会”。随后改名为“城区商会”，而原涵江商会依然存在，从而出现了“一县两商会”现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凡同一行业有7家以上商家的可以组织同业公会，有7个以上同业公会的县可以成立商会。于是，莆田城里商人率先联合了11个同业公会，向省政府申请成立了“莆田县商会”。涵江商人得知消息后，也联合了10多个同业公会，向省政府申请成立“莆田县商会”。两个商会互相争执、互相指控，闹得不可开交，一直控告到南京工商部。南京工商部采取折衷办法，批准“莆田县商会”设在城里，又同意在涵江设立“涵江商会”，双方均为独立机构，不相隶属。涵江商会对外可以“福建省涵江商会”名誉，但只管辖涵江、江口的商人经营活动。至此，莆田商会和涵江商会之争才划上句号。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会活动比较活跃，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在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对沿海城市进行了轰炸，莆田城里居民人心惶惶。于是，由莆田商会牵头，将商人子女组织起来，担任义务警察，协助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起到了稳定人心、减少伤亡和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
仙游县商会成立于清末，民国四年（1915年）改议董制为议员制，先后由林玉江、陈玉锡、林炳森、林升、萧平阶、李少舟等人担任会长。仙游县商会成立之后，举商人之力做了不少善事、好事，如林炳森任内曾经设立救生所，收容无家可归者。北洋军阀统治莆仙期间，常以商人为派差筹饷、敲诈勒索的对象，商会经常出面为会员排解。同时，商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仙游县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枫亭商人成立“枫亭商会”，“会址设在杨祠，下辖棉布、京果、陶瓷、山货、药业、百货、饮食、豆腐、屠宰、肥料、纸业、糕饼、海产等13个同业公会。该会于30年代曾协助创办枫江中学（现枫亭职业学校），筹资修建太平桥，鼓励巨商在霞桥港设栈，繁荣港口经济”。①民国十六年（1927年），仙游县商会改议员制为委员制，分设执委会与监委会，会长改称主席，最高权力为会员代表大会，隶属国民党县党部管辖，先后由李星秋、黄碧青、连璧、颜佑愍等人任主席。仙游县商会集资创办了商会小学（今城西小学）、商团小学（今红星小学），李星秋任内还资助蔡明良创办《商报》，连璧任内协助政府清理倒闭的商办票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仙游商会改“四大公帮”为同业公会，辖有糖业、京果、肥料、百货（布）、海产、粮食、酱油、食盐、国药、木材、菸丝、纸业、屠宰等13个同业公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仙游县商会配合民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商人捐钱捐物、查究奸商、销毁日货等，各项工作卓有成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沿海各县久旱不雨，引发大面积的粮荒，仙游县商会组织商人出资购进大米，平抑粮价，获得百姓好评。抗战期间，仙游县商会在城内设立了育婴堂收容弃婴，并与红十字医院共同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日机轰炸县城时，曾出动救护队救护伤员。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仙游县商会下辖糖业、京果、肥料、百货（布）、海产、粮食、酱油、食盐、国药、木材、菸丝、纸业、屠宰等13个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仙游县政府设立社会科，商会归其管辖，执行委员改称理事，监察委员改称监事，主席改称理事长，随后，相继发展了寄售、菜馆、青果、山货、糕饼、铁器、油坊、金银首饰、香烛箔品等9个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榜头商人也联合成立了“榜头商会”。
民国时期，莆田两县的商会经费来源主要由各同业公会按比例分摊，以捐资额确定投票份额，理事以同业公会为基本单位选举产生，糖业公会和桂圆公会选举的份额最多，在莆仙两县商会中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二）商人抗捐斗争
商会是商人的社团组织，也是商人利益的维护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商会在组织商人联谊、经营管理、协调矛盾、协商捐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民国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各路军阀经常向商人敲诈勒索，引发多起商人抗捐抗税斗争事件，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3月1日，福建改厘金为商捐。一起一验、从价3％税率征收。
民国3年废商捐恢复厘金，其害商民的程度甚于清代。民国8年以后，正杂各款最高的达税率30％以上。民国10年，莆田县年征20万元。民国17年废厘改征特别消费税、统税等”。①“苛捐杂税猛如虎”，广大商家不堪重负，从而引发了多起商人抗捐抗税斗争。如民国十四（1925年），莆田商人和农民在“北高、平海、笏石、诸林、锦墩等地发生抗捐抗税事件”。③“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共莆田县委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反抗烟苗捐斗争，组织各乡民众向县政府请愿，县城学生、商人、店员纷纷罢课罢市示威游行声援”。③还有莆田的忠门、涵江、黄石、东沙、荔城和仙游的榜头、鲤城等地，都发生了学生、农民和商人的联合抗捐抗税斗争。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14年5月至民国15年1月，仅报载的莆田县抗捐抗税事件就达14起”，其中商人成为抗捐斗争的重要力量。④民国时期，仙游县商会领导了一起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抗捐抗税斗争。其起因是福建事变前夕，仙游境内驻军达万余人，军队频频向地方政府索要军饷，导致仙游财政人不敷出。于是，仙游县政府相继开征了土格捐、肥田粉捐、洋油捐、豆饼捐等新税种，商人们不堪重负，敢怒而不敢言。1933年10月中旬，仙游县政府决定向城区商家加税，增税幅度高达几倍之多，消息一传开，社会各界舆论哗然，商人们立即向商会反映，要求商会向县政府求情。仙游商会会长黄碧青立即召开商会理事会议，决定先由会长和商会代表出面向税局疏通关系，并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仙游商业不景气，商家经济困难，请求县政府不要增税；二是如县政府执意增税，则请求减轻增税幅度。但仙游税局局长朱紫朝一口回绝商会代表的请求，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第二天，朱紫朝带兵向各商家催捐勒税，但遭商人拒绝。朱紫朝怀疑商会从中作梗，便于10月21日早上带上4名税警，押着会长黄碧青到“成兴号”、“川记号”、“新业茂号”、“新九经号”等商店征税。由于商家事先得知消息，将现金转移，税警一无所获。朱紫朝便限期3天，要求各商家如数缴纳，否则将拘捕抗税商人。随后，朱紫朝又将商会会长黄碧青带到县衙，县长吴汉章责骂黄碧青督促不力，要求立即召集商会会员会议，传达县政府指令，推动商界按期纳税。
仙游县商会代表与县政府交涉未果，便于1933年10月22日上午再次召开商会理事和商人代表会议，传达县长、税局局长的训令。商人们义愤填膺，认为县政府无视商家困难，一意孤行，强行加税，决定集体抗税。但商人抗税相对比较温和，仍然一方面派商会会长向税局沟通，希望减免征税幅度。另一方面，商会又派人到仙游榜头、枫亭和邻县了解情况，联络商人，准备发动乡下商人一起抗税。然而，商会请求减免税的请求仍遭官方拒绝，而经了解榜头、枫亭和莆田县均无加税之举。于是，仙游城区商人更加愤愤不平，立即行动起来，决定集体抗税。
1933年10月23日早晨，仙游县城沿街出现了“打倒朱紫朝”、“城关苛税过重、不能负担”等大幅标语。朱紫朝见状大怒，立即派兵到商会追查贴标语的商人。县长吴汉章怕事情闹僵，于10月24日一大早亲临商会，坚请会长黄碧青到税局同朱紫朝局长商讨解决办法，并威胁商会代表，如大动干戈，将予以严惩。10月24日下午，仙游商会又召开会员代表会议，大家统一口径，坚决抗税。10月25日上午，会长黄碧青同2名商人代表再次前往仙游税局，希望协商解决加税幅度问题。但税局局长朱紫朝态度强硬，要求各商家务必按期纳税，不能减免，不得抗交，并追查贴标语的商人。商会代表据理力争，诉说商人之苦衷，朱紫朝局长恼羞成怒，翻脸拍桌，厉声大骂。商界代表见势不妙，遂回商会召集众商人拥到税局门口。而朱紫朝局长仍然有恃无恐，耀武扬威，命税警押送黄碧青会长前往县政府收监，从而激起众怒。商人们忍无可忍，立即冲进税局，砸毁了税局的办公用品，屋外的商人纷纷向税局屋顶抛掷石头，将税局屋顶瓦片打的粉碎，朱紫朝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
1933年10月26日一大早，仙游县政府派兵抓捕了商会会长黄碧青，并将其房子查封。为了援救会长，仙游商会邀请各界代表集体向县政府请愿，请求保释黄碧青，但遭县长吴汉章拒绝，并趁机向黄碧青之父勒索大洋10000元。仙游县政府的暴行激起商界众怒，在商会鼓动下仙游城区实行全面罢市，商人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会长黄碧青，否则将活抓朱紫朝为人质。一时间，仙游城区局势十分紧张，县政府周围派兵戒严，岗哨林立，士兵荷枪实弹，日夜守卫，以防市民冲击政府机关。
仙游各界代表的请愿、示威和抗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便于1933年10月27日集众前往十九路军驻仙部队反映情况，请求师长张君嵩出面调解。张君嵩担心事态扩大，即派副官同仙游县政府交涉，将黄碧青接到师部，然后交给商会代表带回。10月28日，仙游县长吴汉章又派朱紫朝向仙游商会施加压力，限期3天之内推动各商家如数交清税款，否则将再次拘捕会长。黄碧青再次召集商界代表开会，大家认为官兵苦苦相逼，又将会长作为人质，确是不好办。经会议讨论决定，将黄家父子安排到漳州避难，在家的商会理事继续发动抗税。
正当仙游县政府加紧逼税之际，十九路军揭竿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十九路军驻仙部队撤销了国民党仙游县党部，通缉了县党部委员，枪决了一批民愤较大的贪官污吏和土匪头子，改组了仙游县政府，派师官佐殷公武接管县政。由于福建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吴汉章和朱紫朝逃之夭夭，仙游商会领导的抗税斗争因而取得胜利。这次斗争是仙游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而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抗捐抗税斗争，显示了仙游商人的政治力量，成为莆商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
（三）支援中国革命
民国时期，莆商参政意识日益增强，许多商人鼓励子女参加中国革命。如莆田著名商人黄纪星有8个儿子，其中4个儿子参加了中共莆田地方组织或外围组织，两个儿子先后担任中共莆田县委委员，第四儿子黄典粦于1930年在江口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后被国民党处决。有些商家成为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联络点，如涵江的“文墨斋书店”，长期向闽中游击队传递秘密信件、运送武器弹药和提供文化用品等，并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左翼文艺在内的各种书刊，因而被国民党宪兵查封，老板被逮捕入狱。莆田城里的“人生商店”也是中共闽地方组织的秘密联络点，经常为闽游击队输送武器弹药、生活用品、传递信息和秘密文件等。
民国时期，许多商人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支援闽中游击队。抗战胜利后，内战全面爆发，闽中游击队在莆仙永交界的山区活动，经济十分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涵江地下党组织发动涵江商家捐款捐物，支持闽中游击队。如涵江的“茂隆梅记”商行捐献了棉布30匹，解决了闽中游击队军服问题。还有一些莆商不定期地向闽中游击队提供经济援助，一些商人子女还踊跃参加革命。
民国时期，海外莆商们支持中国革命事业非常踊跃，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据《莆田市志》记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不少华侨，慷慨解囊，捐资捐物支援国内革命斗争。民国26年，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们募捐一笔款项，寄回国内设法营救。民国37年，他们还筹集一笔钱支持闽中游击队的革命活动”。①抗战期间，不少华侨在侨居国踊跃参加抗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仙游籍华侨张元豹，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出任马共中央宣传部长，积极组织侨居国民众开展抗战，不幸被日军逮捕，以身殉职。
内战爆发后，海外华侨反对内战的呼声十分高涨。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陈嘉庚于9月7日以‘南侨总会’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劝告美国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发表后，9月27日，莆仙籍在新加坡的华侨工、商、学、政各界代表举行盛大集会，拥护陈嘉庚通电，并组织‘海外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协会’。马来西亚的吡叻、雪兰莪和槟城等地莆仙华侨也组织拥护陈嘉庚通电的活动。不少旅居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的莆仙华侨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民国35～38年，从菲律宾先后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各进步华侨社团会员共200多人，其中也有不少莆仙籍的华侨。解放战争后期，涵江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华侨纷纷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民国36年，黄厝村印尼侨胞黄立回国参加革命，任中共云霄县乌山根据地地委机关支部书记、电台台长、《前哨报》编辑，民国37年2月被捕牺牲。是时，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等地莆仙华侨青年集中香港，决心奔赴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民国37年冬，福建特别支队张兆汉、黄明等人组织培训一批爱国青年，民国38年8月，在这批青年中选拔120多名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由团长黄明率队分批进入福建、广东、江西等游击区。这支‘文化服务团’经厦门、漳州、泉州、莆田到福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福建的解放和家乡建设作出贡献”。②同时，海外华侨还从经济上支持中国革命。如1948年8月，南洋商业银行副总经理洪骏声和傅维丹、林降祥、吴为忠等商人，捐出20万元港币支援中国革命。新加坡商人昊钰荪也捐出4万元港币，用于支援中国革命，后受中共南方特委委派，担任香港宝生银行总经理。仙游商会也于1949年春接受中共仙游地方组织的请求，发动商人捐资捐物，支援仙德游击队。
第三节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著名商号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贸繁荣，商店众多，商人队伍庞大。莆田的涵江、荔城、梧塘、黄石、笏石、秀屿、西天尾和仙游的鲤城、枫亭、榜头、度尾等地，已发展成为繁华集镇。特别是涵江、荔城和仙游的县城、枫亭等地，出现了许多著名商家和商行，给人们留了深刻印象。本节选择几个著名商号，从侧面反映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人发家致富的创业史。
1.茂隆梅记商行。茂隆梅记是民国时期由周良翰创办的老商号。周良翰系涵江集奎人，其祖上以染布为业。清末时，周良翰及其儿子周文开到仙游枫亭创办染布店，生意日渐兴隆。民国八年（1917年），周良翰筹集资金在涵江购置房产和设备，创办了茂隆梅记染布坊，雇用4名工人。
但生意刚刚起色，周良翰却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周文开继承父业之后，精心经营，不断提高染布技术，总结了一套漂、染、晒、碾光等工艺流程，开展多业经营，兼营绸缎、绒线、江西布（夏布）、江北布（土布）、洋布、绸线、洋纱等，生意日益扩大。
20世纪30年代期间，外国洋布大量涌进莆田，境内土布销量日渐萎缩，茂隆梅记商行停止经营祖传染布业，专营棉花、棉纱（洋纱）和棉布（洋布）的批发，并将茂隆梅记染布店改名为“茂隆布店”。同时，为了拓展进货渠道，茂隆布店还与上海莆商合作创办了“志成申庄”。将莆田的桂圆干、蔗糖等土特产运销上海，又从上海购回纱布和日用百货，在涵江批发销售，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志成申庄搬迁到金陵东路的法租界继续经营。
后因福州、厦门等沿海港口沦陷，海上交通受阻，志成申庄7000多匹棉布滞留在上海法租界仓库，价值黄金2300多两。日军占领上海后，志成申庄的棉布被查封，后以总价30％黄金和70％的纸币被日伪政权强行收购，茂隆布店损失惨重。此后，志成申庄又通过舟山群岛的沈家门港口航运纱布到福建，当时涵江客商云集，福、厦、泉和闽中各县的商人都在涵江采购纱布，茂隆布店生意非常兴隆，资产迅速膨胀，成为莆田境内纱布行业的老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上海志成申庄的股东以走私罪被捕入狱，涵江茂隆布店受到株连，破费了大笔钱财才得以继续经营。1942年底，茂隆布店又被国民政府强行摊派巨额国债，周文开逃往外地，其家属被当局拘捕入狱，最后还是“破财消灾”，保命要紧。
尽管茂隆布店连遭重挫，资产损失过半，仍然苦心经营，努力拼搏，先后在福州中亭街开设了“恒浮货栈”，在下杭路创办了“荣隆商行”，在上海创建了“庆隆”号，主营百货、棉布棉纱和莆田土特产等，兼营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外汇信兑，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成为民国时期莆仙境内知名商号。
民国后期，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由于茂隆布店经营批发业务，一般都是老顾客，有赊欠的习惯，纱布价格飞涨，大批货款未能及时收回，而收回时又是一堆一文不值的“钞票”，入不敷出，后改为零售，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歇业。
2.双茂隆商行。双茂隆创始人为仙游商人徐启棋、陈泰等人。徐启棋三兄弟自清末起就在仙游县城经营蔗糖，生意兴隆，家资巨万。民国初期，洋纱洋布大量涌入莆田境内，利润丰厚。精明的徐启棋便邀请仙游（砺山）人陈泰，会同涵江纱布商吴永安等人联合组建了双茂隆纱布行，股金达30多万元，成为当时涵江境内资本最为雄厚的纱布批发商之一。
双茂隆为了扩大经营，拓展进货渠道，租用了上海英国租界金陵路华盛公寓2号作为上海办货庄，后并入上海“仁记祥”办货庄。双茂隆从上海购买了大批棉布、洋布，运回家乡抛售，又将莆田仙游盛产的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运往上海销售，双头赢利，生意风风火火，纱布批发到闽中、闽北和闽南各县，每年纱布批发量超过10万匹，成为涵江纱布行业的巨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供货渠道中断，双茂隆从江浙一带购货，改用木帆船运输。但经常遭受日机轰炸和海盗抢劫，其中最严重一次是在马祖岛附近，被日军劫走纱布一万多布匹，损失惨重。1942年，双茂隆上海货庄收盘时，将全部库存运回莆田，恰逢三江口封港，便将轮船停靠在福清海口码头，又遭日机轰炸，整船纱布付之一炬，双茂隆元气大伤，于1943年宣告停业。
3.通美豆饼行，简称通美行。通美行创办于清末，创始人为莆田阔口商人陈油泉、陈湖泉、陈济泉三兄弟。陈家兄弟早期在莆田阔口老家经营豆饼店，生意扩大后将豆饼店搬往黄石集镇。
民国时期，涵江商埠繁荣，客商云集，陈家兄弟于民国二十三年（1924年）将黄石豆饼店迁往涵江宫下。为了扩大生意，兄弟各自分开经营，老大陈油泉继续经营黄石的豆饼店，老二陈湖泉在涵江创设“泉美”号，老三陈济泉也在涵江创办“通美”号，均经营豆饼生意。由于陈家兄弟吃苦耐劳，诚信经营，没几年就发迹了。于是，老二陈湖泉便将豆饼店迁往厦门经营，仍然取名为“泉美”商号。
“泉美”号搬走之后，莆田的客户全部留给老三陈济泉，通美行业务迅速扩大，成为涵江境内最大的豆饼批发商，福清、惠安、永春、德化、长乐、永泰等县商人都到通美行批发，年销售豆饼近百万块。同时，为了扩大生意，通美行又承包了“德义理士商行”的3艘轮船，进行海上运输，以保证货源供应。出港时运载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返回时运载豆饼和日用百货，两头赢利。通美行号还在上海开设了“联美”商行，兼营面粉生意。民国十年（1921年），通美行联合泉美行等58家豆饼商，成立了“和丰豆饼公司”，企图垄断莆田豆饼市场，后遭学生、农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于翌年解散。20世纪20年代期间，通美行还独家代理美国德古士公司的煤油和德国产的肥田粉，生意越做越大。
通美行经营谨慎，管理严密，加上代销洋货获利颇丰，迅速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莆田商界的巨富。20世纪30年代初，通美行在涵江楼下街购买了20亩地，建设一幢楼房，十字厅八开间的四层洋楼是当时涵江最高的楼房。同时，通美行还建造了栈房25栋，命名为“镜湖里”，俗称“东方二十五坎”，是当时莆田境内最大的商业仓库。但因楼房高目标大，多次遭日机轰炸，通美行损失惨重。
20世纪20年代末，通美行还涉足金融、电力和文化产业等。先在涵江繁华闹市开办了“发美”汇兑局和角票局，发行纸币，陈济泉担任涵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之后，通美行又投资实业，合股筹建火电厂，后遭日军轰炸，火电厂迁往永安。1931年，通美行又投资2万元大洋在涵江宫口兴建了莆田境内第一家电影院，500个座位。但因投资大，收益少，无利可图，加上厦门沦陷后影片来源中断，涵江电影院随即歇业。
通美行老板虽然家资巨富，仍然勤俭持家，即使是生意兴隆和鼎盛时期，家眷仍然在家种粮、种菜，保持农民本色。通美行老板事业有成之后，积极支持家乡公益事业，民国二十四年（1933年），通美行在涵江前林捐建了东洲桥和西洲桥，东洲桥长12米、宽2.6米，西洲桥长10米、宽3米，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通美行又在涵江田尾捐建了“含光堂”，是当时涵江最大的土地庙。通美行老板陈济泉晚年看破红尘，于1948年在华亭龟山寺出家。
4.同懋百货行。同懋百货行是抗日战争前期莆田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家日用百货批发商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林长德的“宝裕”号牵头，联合翁嘉坤的“隆美”号、林兆章的“宝美”号、郑德安的“德昌”号、高尚志的“民生”号和庄阿瑞的“瑞顺”号等6家百货商行，联合组建了“同懋百货行”，采取股份制公司方式，由原“宝裕”的掌柜林恩任总经理，原“隆美”号的掌柜翁嘉坤任副总经理。
同懋百货行共集资20万元大洋，其中最大股东是“宝裕”号掌柜林恩（笏石洋兜人），占公司股份50％“宝裕”号是莆田境内的老字号，创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由林恩父亲林长德经营，主要经营碗箸、锅勺、草纸、煤油等日杂品，后来通过福州下杭路“庆元办货庄”掌柜方于傅的关系，签订了一笔“蜂房牌”毛线批发权。当时毛线是新产品，也是姑娘陪嫁的时尚品，“蜂房牌”毛线进入涵江市场之后非常畅销，不到2年时间就获利万余元，且名声大震。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林恩接手经营后，将“宝裕”商店迁往涵江最繁华的市场顶，批发规模继续扩大，经营品种不断增多，迅速跃居涵江苏广百货行业之首。
林恩是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为了扩大知名度，减少税收，垄断莆田百货行业，他将涵江几家较大的百货商店联合起来，形成了抗战期间莆田境内乃至在闽中地区实力雄厚的百货大商行。
同懋百货行成立之后，生意迅速扩大，为了保证货源，扩大市场，与上海莆籍巨商程文涛（溪口人）、康文龙（岱埕人）、王希鉴（埭头人）等人合资创办了“上海大享办货庄”，采取股份制方式，派原“民生”号掌柜高尚志和“宝美”号掌柜林兆章长驻上海经营。
同懋百货行组建之后，生意蒸蒸日上，获利颇丰，业务以纱布为主，兼营苏广百货，不但与上海大亨办货庄合作，还同福州庆元号保持业务联系，构成了上海一福州一涵江一闽中各县的供货、运输、销售的经营网络，成为莆仙境内外最大的百货批发商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江口被日伪军封锁，上海货源受阻，同懋百货行销量大减，并多次遭日机轰炸和海盗洗劫。如1939年底，同懋行寄放在福清海口的货物突遭日机轰炸，500匹元斜布和100多件货物化为乌有，损失惨重。1943年，同懋行租用的德国货轮“谋福号”，从上海运载货物往三江口，航行到塔仔外时被日军武装抢劫，损失一万多元。还有一次从上海运回2车百货，途经浦城时遭土匪洗劫，一件不剩。
民国末期，同懋行赊欠给各商家的货款不能及时收回，加上“法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批发出去是实物，收回来是一堆“钞票”，入不敷出，只好收盘。
5.福生（申）船务行。福生（申）船务行由涵江商人康秋涛于1938年创办。民国初期，康秋涛在上海与人合伙创办了“立生货庄”，随后又在涵江合股创办“恒生”和“顺安”船务行。抗战期间，涵江商贸繁荣，航运业务日盛，康秋涛便独资创办了福生船务行。
福生船务行经营有方，业务发展迅速，先在上海创办了“同康”、“同成”2个钱庄，康秋涛自任同康钱庄董事长。随后又创办了“九福”、“生大”2个桂圆干销售门市部，很快就发展成为上海“兴化商帮”的领军商行。
抗战期间，福建沿海一度被日军控制，航运业萧条，福生船务行便租用了萄籍“威金”号轮船，载重量只有200吨，船小灵活，装卸方便，生意十分兴旺。随后，福生船务行又租用了英、德、萄等国多艘轮船，最小的载重量为500吨，最大的“新瑞安”为1000吨，开辟了涵江至上海的航线，每月往返两趟，一度承运了福建省近50％的货运量，生意非常之好。
福生船务行在经营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两次意外事件。有一次轮船从上海出港后突遇台风，为了保护船上人员和财物安全，船长果断地将部分货物抛弃海中，以减轻轮船重量，结果引发了官司。另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生行租用德国籍轮船“茂福”号运载货物，从三江口开往上海的途中被日军拦劫，被迫开往舟山群岛，货物全部被劫，不但福生船务行遭受重挫，而且托运货物的涵江商人也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后，福生船务行进行了改组，康秋涛、郭汝城等人共同创办了“福申船务行”，康秋涛为大股东，与“大东船务行”形成强有力的竞争。“福申船务行”采取租船方式经营航运，开始租用了2艘轮船，一艘大轮船取名“新福申”，载重量4000吨。另一艘小轮船取名“文星”号，系油轮改装，载重量只有200吨，但速度较快，装卸方便，利用率高。
福生（申）船务行共有员工30多名，公司总部设在涵江，约有20多名员工，福州、上海两办事处各有5人办事员。涵江公司总部由康秋涛的表兄俞坤麟和原上海大厦大学教师刘少苍主持业务，上海公司的业务由股东郭汝城负责。船务行的收入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运费，俗称“船租”，一般以重量和体积计价；二是船务代办费，包括代办费、报关手续费、驳船费、保管费等。
福申船务行是民国时期莆田境内经营时间最长的船务行，直至1948年才收盘。
6.南通南北京果行，简称“南通行”。“南通行”创始人为郭文楸。民国初，他只身前往福州当伙计，多年后自己开设了懋聚商行，专营闽西北的香菇、笋干、莲子、红菇等土特产，也称“溪货”。懋聚行生意发展之后，便在涵江前街与人合股创办了“新记京果商店”，后来一些股东陆续退出，郭文楸就独家经营。
抗战前夕，郭文楸正当壮年，颇有一番抱负，便将“新记京果商店”改名为“南通南北京果行”，努力扩大业务，生意非常兴隆。“南通行”批零兼营，经营品种繁杂，有花生油、食糖、肥皂、火柴、米粉、豆皮干、淀粉、红菇、香菇、黄花菜、白果核、角笋、蛏干、花生粉丝、瓜子、鞭炮、煤油等，还有海参、鱼翅、发菜、墨鱼等海产品，成为涵江地区著名的京果批发商。随后，郭文楸又在涵江后街设立“八达行”，前街的“南通行”为零售门市，后街的八达行专门经营批发业务，雇工达30多人，成为涵江京果批发商的老大。
南通行秉承薄利多销的宗旨，大到一笔几百元至上千元的批发业务，小至一盒火柴、一块肥皂，甚至几分钱的买卖都努力去做好，积少成多。民国后期，由于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郭文楸兄弟在福州、香港等地开设的商行相继倒闭，南通行也随即收盘。
7.复茂饼店。复茂饼店前身为复茂碗店，创办于清末。复茂碗店的创始人为德化商人颜孝多。颜家世代烧瓷，但因交通不便，生意一般，便到仙游县城创办了复茂碗店，推销德化瓷器。
但碗店季节性比较强，平时生意惨淡，便兼营糕饼生意。
民国八年（1919年），颜孝多大侄儿颜思显从德化来仙游帮忙伯父做生意。颜思显脑子灵活，办事利索，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材料。民国十三年（1924年），颜思显到涵江租房开店，经营德化瓷器，仍取店名“复茂”，兼营糕饼，制作一些花生扑、牛皮糖、贡糖等出售，生意日益发展。当时涵江饼店很多，竞争激烈，但大多是制作猪头尾耳、寿桃、光饼之类的面食饼，没有人做馅饼。
于是，复茂店从德化老家雇了一名糕饼师傅，专门制作绿豆馅饼。由于“复茂绿豆饼”用料考究，质量上乘，在涵江非常畅销，生意扩大后“碗店”便与糕饼店分开经营，由颜思显专门负责经营“复茂”饼店。
复茂绿豆饼以鲜嫩、酥松、香软而著名，馅料用上等绿豆，经浸泡去皮，捣烂后加入各种佐料制成，口感好，风味独特。不但平民百姓喜欢，而且过往商旅、农夫苦力都很爱吃，甚至商家富户、社会名流也纷纷购买。但好景不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莆仙境内霍乱流行，颜思显染疫身亡。此后，复茂饼店便由老二颜思桐经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九路军败退路过涵江时，一名广东兵传授广东糕饼制作技术给复茂店。于是，复茂店又增加了新的糕饼品种，生意蒸蒸日上。生意发展之后，复茂店缺乏人手，三弟颜志鸿便辍学回家，到涵江共同经营饼店。
复茂饼店善于学习借鉴国外的糕饼经验，不断推出新产品，如饼干、面包（时称罗池包）、生日蛋糕等西式糕点，引进了外国糕饼制作技术。当时涵江天主堂美国厨师与复茂老板来往密切，颜志鸿通过天主堂修女蒲师母代购外国香油精和发酵粉，添加到糕饼之中，使糕饼具有各种香味。
同时，修女蒲师母还传授了西点和面包制作技术，使复茂店糕饼品种不断增多，生意越做越好。
复茂店善于技术创新，开始只是用传统的糕饼制作工作台，每台10多人，手工操作，约有20多人。后来又研制了窑式烤炉，采用烘烤技术制作糕饼，产量迅速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应该说，烤炉技术的发明对莆田糕饼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复茂饼店生意十分兴隆，产品以绿豆饼为大宗，日产量约3000个，还有面包、饼干、生日蛋糕和肉饼、水晶饼、万字糕等多个品种，成为涵江首家中西糕点并重的名牌饼店。于是，复茂店开始创办连锁店，先在涵江创办了三个连锁店。
由于同乡郭诚猷进入复茂店之后，勤劳肯干，几年如一日，为复茂店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感谢郭诚猷对复茂店的贡献，颜志鸿鼓励他自立门户，在莆田城里东大路创办了一家分店，仍用“复茂”招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郭诚猷秉承老“复茂”的宗旨，诚信经营，童叟无欺，薄利多销，成为城里有口皆碑的名店。
抗战胜利后，台湾和东南亚各国的糖果进入莆仙市场，这些糖果形状各异、包装华丽，深受欢迎，但价格昂贵。于是，复茂店就自己动手制作糖果。开始只是生产硬糖，掺入一些进口香油素，制成菠萝、薄荷、柠檬、奶油、可可、巧克力等不同香味的硬糖。还设计了精美的包装纸，进行过蜡处理，以保证糖果质量。后来又推出了软糖、半硬糖、牛乳糖等几十个品种，由于复茂店生产的糖果包装精细、物美价廉，十分畅销。
复茂饼店经营有方，懂得利用广告效应，天天在店面柜台上摆着几十个圆口大玻璃瓶，瓶内放满了各种糕饼和各色糖果，到店里购买糕饼和糖果的顾客络绎不绝。特别是外地商贩，一次批发好几麻袋的糕点糖果，产品供不应求。但为了保证质量，维持声誉，复茂饼店生产的糕饼糖果有数量限制，每天都有计划地生产，造成产品的紧缺感。同时，复茂饼店诚信经营，从不以次充好，在百姓中有良好的声誉，成为莆田的老字号，至今长盛不衰。
8.远东大旅店。远东大旅店创始人为孔祥星，俗称孔毛，出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20世纪30年代初，孔祥星与莆田城里商人郭笃周合作，在涵江创办了远东大旅店，孔祥星是大股东，约占三分之二股份。
20世纪30年代，涵江宫口两岸商业繁荣，客商云集，孔祥星租用了陈镜平座落在宫口河南岸的砖木结构三层小楼，进行了改造装修，扩建为远东大旅店。随后，孔祥星又租用了小楼后面“芳来号”的一座楼房，不断完善旅店的配套设施，成为莆田境内规模最大的旅店。
远东大旅社设有小礼堂、汤堂、餐馆、理发室等配套设施。当时三江口海运发达，涵江商业繁荣，各地客商长期驻扎涵江，加上远东大旅社设备齐全，条件好，位置佳，出入方便，深受客户喜爱，生意非常兴隆。
抗战期间，涵江成为万商云集的“小上海”，远东大旅社天天客满，生意蒸蒸日上。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远东大旅社两大股东决定重新装修，更新设备，从上海购置了最先进的设备和材料，进行全面改造装修，每个客房安装了呼唤电铃，门上安装了自动销，客房里摆上了景德镇定做的细瓷茶具，床上用进口白洋布床单，并配有窗帘、桌布等。汤房里还设有推拿、修脚等服务。
同时，远东大旅社的小礼堂里经常有歌舞、杂技、魔术、舞会等，深受客人欢迎。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远东大旅社都赶上了福州、厦门的高档旅社，不但在莆田境内执旅馆业之牛耳，而且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也颇有名气。
正当远东大旅社蓬勃发展之际，大股东孔祥星于1945年患食道癌病逝。此后，远东大旅社日渐衰落。一方面，抗战胜利后三江口航运衰退，涵江商业繁华不再，外地客商大减，远东大旅社生意日渐萧条。另一方面，由于孔祥星子女都是教育界人士，不懂经商之道，对继承祖业不感兴趣。至民国末期，远东大旅社生意每况愈下，坚持到建国初期歇业。
第四节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著名商人简介
民国时期，沿海商贸发达，商业经济繁荣，许多莆商暴富起来，成为闽中的富商巨贾，不少莆商成为福建商界的领军人物，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海外莆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打拼，到了民国时期已有不少侨商事业有成，成为侨居国的商界巨头。本节选登一些国内和海外著名莆商的创业史，以帮助读者了解民国时期的莆商风采。
1.陈芹（1886—1957），原籍莆田县华亭乡村人，后移居仙游县城居住。清朝末年，陈芹和弟弟随其父到仙游谋生。起初，兄弟俩在县城“裕兴”榨油坊帮活，随后在仙游田坅底与人合办一个小店铺，主要销售夤杓、煤油灯等小杂货。稍有积累之后，陈芹就自主创业，开办了“新兴”商号，经营桂圆干生意，每年向华亭老家的果农承包少量龙眼树（即包青苗），加上自家的龙眼树，一年也有几十担新鲜龙眼，焙制成桂元干后卖给涵江桂元行。由于小本生意，又受“头盘商”盘剥，获利不多。几年后，陈芹有了一定资本，就开始大量收购桂圆干，运往福州、宁波、上海等地销售，收入倍增。
陈芹头脑灵活，经营有方，将兴化土特产运销往江浙地区的同时，又从上海、宁波等地贩回豆饼、肥料、布匹、面粉和苏广百货等，提高了资金利用率，生意迅速扩大，年营业额达10多万元。随后，陈芹为了拓展国内市场，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商埠开辟“行栈”和“申庄”，将自家兄弟子侄派驻各商埠负责经营。“新兴”号销售渠道从省内的涵江、厦门、福州等地，迅速扩展到上饶、瑞金、温州、宁波、杭州、嘉兴、嘉湖、无锡、苏州、上海、芜湖、屯溪、河口、天津、青岛、大连、营口等大中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迅速膨胀，成为身家巨富的大商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德士古公司派人来仙游寻找肥田粉和煤油代理商，恰好陈芹负责接待，谈成了代理生意。陈芹代理肥田粉和煤油业务历时八年，赚了不少钱。
抗战爆发后，海运断绝，“新兴”号代理业务失去了货源，生意大幅衰退。为了寻找新的业务，陈芹前往省内各地考察，摸清异地的物资余缺、地区差价和产地与销地、旺季与淡季等行情，然后开展大规模的购销活动。取得成功之后，陈芹又到外省考察，获悉安徽芜湖百姓每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以赤糖熬饭，中秋前后赤糖价格上涨，甚至高于白糖，而芜湖大米价格又比福建便宜许多。于是，陈芹便将仙游的赤糖运往芜湖销售，又从芜湖贩回大米，获利颇丰。在浙江考察时，陈芹发现嘉兴农民缺少肥料，肥田粉每包涨到42元，而大连肥田粉每包只卖28元，便倒起肥田粉生意，又发了大财。
抗战初期，海运阻隔，兴化桂圆无法外运，连续三年价格大跌。陈芹独具慧眼，大批收购，存于库中。1939年，三江口港和仙游枫亭港开通后，陈芹立即将积压的桂圆干运往温州、宁波抛售，又从当地贩回纱布、肥田粉、药材、杂货等，一举获利数十万元。
抗日胜利前后，东北豆饼大量积压，价格暴跌，陈芹派其侄儿陈文祥前往采购了10多万片豆饼，每片豆饼价格仅1元左右，运回时在沿途陆续抛售，先在上海脱手了一部分，赚了6万多元。
剩下的豆饼运到涵江销售，又获利13万多元。
民国后期，陈芹在上海创办了“华大申庄”，与杭州、福州、涵江等行栈构成一个购销网络，自己坐镇仙游“新兴号”指挥，陈家几十号人全部出马，活跃在省内外各大商埠。“新兴号”以蔗糖为主业，兼营桂圆干、豆饼、粮食等，是民国时期仙游境内最大的商行，陈芹因而成为仙游商界的头号人物。
陈芹虽然事业有成，但始终恪守“万贯遗产终难守，俭朴持家必有成”的座佑铭。陈芹虽然家财万贯，但妻子和长女却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力，负责全店职工20多人的炊事工作。自己生活也很俭朴，衣着简单，出门不搭车，不坐轿，穿着草鞋步行，看起来似乎有些悭吝，但他待人接物却毫不吝啬，特别是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无私援助。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发行爱国公债，分配给糖业工会的公债，陈芹悉数认购。在抗美援朝献物献金运动中，陈芹踊跃捐献，深受好评。
陈芹是民国时期莆仙地区较为成功的商人，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始终稳步发展，其经商之道值得借鉴。
2.杨明建（1887—1972），字荣周，仙游县人。杨明建父亲杨乌百于光绪年间出国谋生，堪称印尼泗水仙游第一人。当时轮船还只作为军事用途，客运货运主要是木帆船，从仙游到印尼需要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沿着“七洲洋”海岸线向荷属东印度群岛方向行驶，可谓是艰难险阻，九死一生。
杨乌百抵达东爪哇泗水之后，跑码头、打杂工，苦熬了好多年，终于有了些积累。于是，他便在泗水一个市场里摆起了小摊，从事小五金等日用品销售。生意发展之后便租了个店面，经营五金百货。挣一些钱之后购买了个店面，生意逐渐发展起来。但杨乌百没上过学，不识字，连签名都不会，不但商店没有招牌，而且生意往来也没记账，全靠头脑记忆，生意来往账单以画圈为据，先在账单上画个圆圈，再在圈中加个点，算是签字认账了。
杨乌百勤劳俭朴，精心经营，生意一天天兴旺起来，资产不断增多。但他膝下无子，后继无人，终究是一块心病。生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杨乌百便返回到仙游招了两个继子，老大留在家中伺候父母，老二来自王家，时十六岁，起名杨明建，杨乌百将其带往泗水协助自己经营生意。
杨明建天性聪明，具有商业头脑，在父亲店中帮忙没有多久就自立门户，独立经营，在泗水大市场销售小五金、杂货、童鞋和小皮包等。开始只做零售生意，慢慢拓展了批发业务，生意逐渐兴隆起来。
光绪二年（1907年），20岁的杨明建返回仙游娶亲，与姑姑的女儿周崇仁完婚后，相偕南渡，共同经营商店。随后，在杨明建引携下，妻兄周子溪、周崇本、周崇高等一批亲朋好友相继飘洋过海经商，并带动了众多同乡前往印尼泗水和东爪哇等地经商。
1926年，杨明建开始拓展业务，先与同乡合作创建了“荣顺昌”，专门生产鞋革产品，而泗水大市场业务则由大舅子周崇本接管。随后，杨明建又创办了“荣顺发”、“荣顺盛”和“荣顺盛皮厂”等企业，生意蒸蒸日上。“荣顺发”代理礼帽，“荣顺盛”专营“荣顺盛皮厂”生产的皮带、皮包及各种皮件。随着生意的日益扩大，杨明建无法顾及“荣顺昌”的生意，便又将其转让给周崇本经营，大市场的生意则由二舅子周崇高接管。
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印尼经济萧条，华人生意一落千丈，杨明建决定回国拓展业务，经仙游商人林简文引荐，与仙游度尾后埔商人林继山共同投资创办了“福州钱庄”。由于当时中国货币稳定，钱庄生意很好，利润丰厚。于是，杨建明又在印尼泗水设立“永顺隆钱庄”，并与福州钱庄保持业务联系，开展外汇信兑业务。民国中期，出境人员逐年增多，外汇信兑业务大增，杨明建的钱庄生意非常兴旺。随后，杨明建又在福州创办了“怡康保险公司”，涉足保险业务，收入颇丰。但好景不长，正当杨建明的生意蓬勃发展之际，国民政府下令禁止私人经营钱庄和保险业务，福州钱庄被逼收盘。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杨明建返回印尼泗水，重振旗鼓，把“荣顺昌”和“荣顺盛”合并为“荣顺盛”，保留了皮革厂，集中精力拓展皮革业务。翌年，泗水市场皮革产品需求旺盛，产品供不应求。于是，杨明建另觅新址，创办了“亦是高”商号，在锦石埠创办了皮革厂，专门生产皮革产品。东南亚经济复苏期间，杨明建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业务，事业出现了鼎盛。
二战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日军入侵印尼，杨建明工厂被逼停产，避居玛琅。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杨明建结束皮厂生意，创办了“全和化妆品厂”，涉足化装品生意，兼营香水，企业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成为印尼境内知名企业家。1952年，杨明建定居雅加达。1969年，杨明建淡出商场，移居新加坡，享受天伦之乐。
杨明建事业有成之后，热心回报社会。民国时期，仙游疟疾流行，百姓深受其害。他了解到爪哇出产的“金鸡纳霜”是专治疟疾的特效药，便出资购买了大量“金鸡纳霜”，无偿赠送给家乡百姓。“金鸡纳霜”非常灵验，患者只要服一片当天就停止腹泻，服两片病即可痊愈，同乡们视若“仙丹”，杨明建的义举传为美谈。
杨明建16岁飘洋过海，长期居住海外，但对祖国和家乡怀有浓厚的情感。1956年，他应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带头回乡投资，还鼓励亲友们回国投资，支援祖国建设。
此后，他多次回国探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建国初期，他带头捐款建设仙游华侨大厦和华侨中学，受到家乡百姓的赞扬。
3.林柏青（1890—1932年），原莆田县望江乡（今涵江三江口人）。宣统元年（1909年），林柏青只身赴漳州、厦门等地谋生，得到同乡刘季鸿的支持和亲友的资助，在厦门创办了“永发办货行”，主要办理同乡前往南洋的手续和接待回乡华侨等业务。后来又在涵江开设了“大成号”，经营桂圆干和荸荠等土特产，人称“荸荠大王”。
民国十五年（1927年），林柏青因父亲病故，雇用了厦门泰利公司“泉州”号轮船赶回家奔丧。但轮船行驶三江口搭仔海面时恰逢退潮，无法靠岸，“泉州”号滞留海上。林柏青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心想莆仙两县如此漫长的海岸线难道就没有一处不受潮汐影响的海岸码头吗？处理完父亲后事，林柏青沿着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海岸线进行考察，发现秀屿是一个天然良港，昼夜可以停泊大型轮船。随后，林柏青又对莆仙惠三县的海上货运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莆田、仙游、惠安等地的豆饼、纱布、肥料和日用百货，大多数在三江口入港，然后用驳船运到涵江或桥兜、林墩、枫亭，以及惠安等码头，或用溪船运往城里、仙游。如果用轮船将货物直接运到秀屿，再用驳船转运到枫亭下桥，或惠安肖厝，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降低成本。当时，林柏青经营的涵江“大成号”货行因受“泉美”、“协丰”等大商行排挤，生意并不景气。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投资开发秀屿港。
民国十七年（1928年），林柏青从厦门永发商行抽出3万元资金，又从亲朋好友处筹资2万元，创办了“兴安公司”，投资建设秀屿港口。经过近3年的努力，林柏青建成了钢筋水泥码头1座，宽3米，长60米；仓库3座，每座仓库可容放豆饼3万块。还建有饭店、客栈等楼房10多幢，并购置码头装卸设备，使秀屿港口初具规模。同时，为了发挥秀屿港的航运优势，林柏青还向莆田驻军建议，开辟秀屿至莆田、仙游县城的公路，得到驻军的支持。但后来因意外情况，这条公路只修建了12千米。
林柏青开发秀屿港时遭受了巨大阻力，当时涵江商人担心开发秀屿港会影响涵江的航运业务，便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和福建省政府控告，要求制止柏青开发秀屿港。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未加干涉，但众怒难犯，形势对兴安公司极为不利。林柏青只好调整计划，低调开发、谨慎经营，取消了租赁大型轮船搞运输的计划，只是从厦门泰利洋行租用了4艘小轮船，命名为“枫江”、“兴安”、“福兴”、“枫眉”，开辟了上海、宁波、温州、厦门等航线，从外省运进豆饼、纱布、肥田粉、煤油、杂货等，又从莆田运出桂圆干、蔗糖、生猪等土特产品。此后，莆田、惠安、仙游三县的货物大多从秀屿港口出入，码头生意日渐繁荣，沉寂了一百多年的秀屿港又勃发出生机。
林柏青是民国时期第一个私人开发秀屿港的民族资本家，尽管他胆识过人，经营有方，但在战乱的年代里，商人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竟被海匪所杀害，英年早逝。林柏青去世后，秀屿港的海运业务乏人主持，生意日渐衰落。抗战爆发后，日军为了控制东南沿海各港口，曾经派遣18驾次飞机轰炸秀屿港，港口设施毁于一旦。
4.王灼祖（1892～1983年），又名元杰、逸静，仙游县城关（今鲤城镇）柳坑街人，后来移居福州仓前山对湖。王灼祖出生于中医世家，少年时立志行医济世。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灼祖外出求学，先后就读于福建高等学堂、北京协和大学医科、山东齐鲁大学医科专业等。民国十一年（1922年），王灼祖从齐鲁大学毕业后曾经留校任医师。翌年，回闽任福州藤山塔亭医院担任医师。
民国十五年（1926年），王灼祖在福州仓前山家中创办了“灼祖医院”，开始了个体行医生涯。
翌年2月，他在台江隆平路设立分诊所，扩大医药经营规模，走上了经营医药的创业之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王灼祖同王兆培、陈光桦等人联合组建了福州市医师公会。
抗战期间，省立医院内迁永安，福州市区医疗力量锐减，时值福州瘟疫流行，为了收容病人，福州医师公会决定集资创办“时疫医院”。王灼祖四处奔走，带头倾资，呼吁社会各界支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时疫医院正式开业，王灼祖出任院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福州鼠疫流行，死者不计其数。王灼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病人家中抢救。同年底，“时疫医院”改为“合组医院”，仍由王灼祖任院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王灼祖辞职回仓前山对湖复办“灼祖医院”，直到民国末期歇业。
建国后，王灼祖先后任民革福州副主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福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先后兼任福建省中医药学术研究会副主任、福建省红十字会副主任等职。
5.杨文清（1893～1979年），艺名魁清。莆田县文赋里（今华亭镇浦柳村）人。杨文清幼时家贫，在教会善育堂读书，课余时间努力学习藤编艺术。杨文清善于学习他人经验，注意从民间各类纺织品和欧美编织图案中吸取艺术精华，使自己的藤编技艺具有综合古今、融汇中西艺术的特色，别具新颖。
民国八年（1919年），杨文清在仙游县城坊巷口开设“组成藤器店”，编织馔筐、果盆、菜篮、笔筒和藤床等藤制品和日用品出售。杨文清的藤编制品有蝴蝶、四团、六耳、石钱、连环等6大类花纹图案，丰富多彩，精巧别致，造型端正古雅，饰纹简洁多变，集使用与欣赏于一体，具有工艺品、日用品的双重功用，深受百姓喜爱。
杨文清经营“组成藤器店”几十年，属于手工艺行业，又是独门技术，既不能暴富，也不大起大落，平平淡淡，小富则安。他一生热心藤编技术研究，精益求精，成为民国时期莆仙境内著名的藤编专业人才。但因不受民国政府所重视，一生默默无闻，其专长没能得到充分发挥。直到建国初期，杨文清的藤编产品被选送到苏联等国家展销，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名声大震。随后，杨文清父子三人被调往福州，安排在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从事藤编工艺品的创作与研究。
杨文清研制的藤编精品在福州、上海、广州等地展出后，中外顾客赞不绝口，评价极高。
1959年10月，在国庆十周年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杨文清的产品以“气韵独特”而获奖，被省手工业管理局授予“艺人”称号。
6.陈耀如（1894～1986年），原名昆生。原莆田县延寿里（今涵江区延宁街）人。陈耀如早年就读于莆田第十中学，毕业后进入福州青年会英文学校专攻英文。20世纪初，其父陈杰人拟送他去美国留学，途经新加坡时被兴化同乡挽留在星岛。于是，他弃学经商，先在新加坡创办了聚华公司，经营自行车及土特产。事业成功之后，他发起组织车商会，当选为公会主席。
民国九年（1920年）春，陈耀如倡议同乡组建新加坡兴安会馆，出任兴安会馆第一任主席。
当时莆仙两县有不少人在星岛经商，但华人后代没有条件接受正规的华文教育。于是，陈耀如倡办宏文学校，亲自担任校董事会主席。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学校发展很快，不分国籍，不分民族地接纳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培养了大批华裔人才。
陈耀如热心公益事业，积极联络莆、仙、福（清）三县的华人华侨，倡议组建新加坡福莆仙公会，发起创建了远东银行，并担任副经理职务，积极扶持莆商在东南亚各国发展的中小型企业。
陈耀如虽然长年侨居海外，但始终怀有一颗桑梓之心，爱国爱乡，积极支持家乡建设。民国十六年（1927年），陈耀如捐献1万银元，建设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校舍一座。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又捐建“训彝堂”教学楼一座（莆田六中）。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陈耀如回国发起筹建莆田县归国华侨联谊会，慷慨解囊，垫付巨资，在涵江购买一幢房屋作为华侨联谊会的会所。1950年，华侨联谊会改名为莆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会所迁往城里，他又首捐巨款，建设新会所。陈耀如在海外华侨中颇有威望，是东南亚主要侨领之一，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名誉顾问。
7.蔡友兰（1901～1990年），字信春，号腾芳。莆田县涵江区江口镇人。蔡友兰是商入世家，民国初年，其父与同乡林某在福州合资经营“福晋春”号商店。民国五年（1916年），15岁的蔡友兰辍学后到福州向父辈学习经商。民国八年（1919年），蔡友兰父亲病故，林某视其年少无知，欲占厚利。蔡友兰据理力争，导致福晋春拆股散伙。
蔡友兰继承父业之后，将“福晋春”号改为“蔡大生”号，继续经营福建、湖南两地的土特产生意，将福建的笋干、香菇、桂圆干、海产干品等运往湖南销售，又将湖南的苎麻、红矾、鞭炮等运回福建，然后在福州、莆田等地批发销售。蔡友兰虽然年纪轻，但十分精明，加上用人得当，生意日渐兴隆，获利颇丰。为了提高“兴化桂圆”的质量，蔡友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家乡开办桂圆焙干厂，挑选上等新鲜龙眼加工成桂圆干后，运往湖南销售。由于经营有方，生意日益扩大，“蔡大生”商号名声大震，原湖南几家老牌桂圆行纷纷倒闭，而蔡友兰的生意却越做越大，20多岁时就成为福州商界的“四大金刚”之一。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蔡友兰创办了“福兴汽车货运公司”，投资10万元，占有92％股份，承包了福州至泉州（198千米）、宏路至东张和郊尾至永春（98千米）路段的公路货运经营权，最多时拥有运输汽车50多辆，一度垄断了福建省公路货运和客运业务，为福建汽车运输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蔡友兰不但生意精明，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他出资创办了福州兴安小学，继而又创办了江口锦江私立初级中学，还捐资支持莆田私立中山初级中学建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福州鼠疫流行，死者无数。蔡友兰得知云南昆明制药厂生产的鼠疫血清防治鼠疫非常有效，立即电汇1.6万元购买药品，无偿分赠给福州各医院，义务为患者注射，使福州疫情得到控制。同时，为了控制福州鼠疫，他又带头捐款8000银元，创办了福州合组医院，并出任董事长。
蔡友兰以经济实力赢得福州工商界的认可。民国时期，他先后当选福州海运同业公会理事长、福州糖业公会理事长、福州市商会委员、理事长和福建省商会理事长等职务。解放前夕，他认真了解中共政策，打消了迁徙台湾的念头，影响了大批商人留在大陆发展，为福州市保存了大量资本。
1949年，蔡友兰出色地完成福州市人民政府交给的筹粮100万斤和筹款40万元（折合新币）的任务，得到福建省政府的表扬。建国后，蔡友兰先后担任福州市人民政府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州市政协委员、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顾问等职。
8.邱德霖（1902—不详），仙游县榜头镇灵山村人。邱德霖早年家庭贫困，民国二年（1914年）经人介绍到福州同乡烟店当学徒。民国二十年（1921年），邱德霖开始自立门户，从事小商贩生意，肩挑烟丝到连江、罗源及闽东各县贩卖，以搏微利。
邱德霖勤劳节俭，诚信经营，略有余钱后便在福州城内后街开办小烟店。但因缺乏经验，经营不善，烟店开张不久便倒闭了，只好仍做肩挑小贩。历经三、四年之后，邱德霖又积有微资，回到福州南台开设烟铺。他汲取了上次开店失败的教训，谨慎经营，生意稳步发展。
邱德霖经营成功之后，便迁往南台田庄后街创办更大规模的烟铺，旗开得胜，迅速发展起来。
于是，邱德霖便举家迁往福州定居，在福州大桥头中平路（田庄）创办了“邱德康”烟行。此后，邱德霖烟行生意蒸蒸日上，日进斗金，盈利甚丰，购买了土地，建筑了行栈和仓库，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在福州商界渐有名望。
邱德霖善于开发新产品，先后研制了10多个烟丝品种，如黄条丝（盒装）、特沙烟丝、厚烟、沙县烟丝、大力烟丝、皮丝、广东烟及香烟等。同时，邱德霖还在烟丝中加入中药，拌制出各种气味清醇的香烟。加上“邱德康”香烟包装精致，装璜雅观，便于携带，颇受顾客欢迎，产品远销省内外。
“邱德康”香烟销路扩大之后，邱德霖决定加大投资，扩建厂房、仓库和货栈，先后购置了3台刨烟机，雇用固定工人100多人，旺季时还雇用70多人临时工，香烟产量迅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大。抗战前夕，邱德霖的生意发展迅速，产品供不应求，又雇用了几十名技术工人，机械、人工同时刨制烟丝，以增加产量。“邱德康”的香烟因质量好、产量多、规模大，迅速发展成为福州地区著名的大烟行。
福州沦陷后，“邱德康”的福州烟行和连江琯头烟厂遭日伪军洗劫，损失惨重，被迫关闭。邱书霖举家迁回仙游，在县城开办“祥康”糖行，经营蔗糖生意。
抗战胜利后，邱德霖全家迁回福州，重整旗鼓，继续经营“邱德康”烟行，并创办了联兴冰糖厂，兼营蔗糖、冰糖等。同时，为了扩大经营和拓展海外市场，邱德霖开始拓展对外贸易，将福建的茶、烟、李干、香菇、笋干、中药材等土特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通过香港转口贸易销往东南亚各国。同时，邱德霖还在上海设立商行，将福建土特产销往上海，又从上海购买日用百货运回福建销售，生意日益扩大，成为福州工商业界的巨子。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邱德霖为了扩展海外业务，举家迁往香港，在香港设立了“瑞康”商行，除了经营香烟、土特产外，还兼营西药。随后，邱德霖又在香港创办了永生果子厂，生产蜜饯，品种多达10多种，远销欧美及日本等国。
民国后期，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福州“邱德康”烟行出现了危机，邱德霖投入黄金300多两，以维持烟行生意。然而，“邱德康”的烟行刚有转机，香港“瑞康”商行的厂房却遭香港政府征用，损失巨大，“瑞康”商行被迫收盘。随后，邱德霖又在香港新界租地创办了鸡、鸭养殖场，兼营豆腐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拼搏，生意开始发展。但邱德霖因年纪大了，力不从心，退出商海，由子女继续经营。
邱德霖生平乐善好施，为人慷慨。抗战时期，沿海公路遭破坏，交通阻塞，家乡青年学生跋山涉水，步行赴省报考大学或北上升学，经常到德康行投宿。邱书霖热情接待，努力为兴化学子提供方便。每年春节前后，福州地区发动商人义赈，邱德霖都会施舍大米三、四百担，帮助贫困百姓过好年。家乡兴建坝下桥和仙水桥时，邱书霖也慷慨解囊，大力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家乡的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邱书霖都给予了经济援助。
邱书霖商旅生涯坎坷曲折，时起时伏，但从总体上讲是个成功的商人。邱书霖晚年侨居美国，依子女安度晚年。
9.戴启燕（1901—1958），外号“弯腰燕”（驼背），仙游城东门人。戴启燕一生都在商海中摸打滚爬，但发财之源与桂圆干有关，故被人们称为“弯腰燕桂圆干”。
戴启燕系“兴发号”创始人戴瑞金之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阿五”。“阿五”有一语双关之意，即从清代到民国，仙游县先后出现了五大巨商，即海运商徐万宝、烟叶商陈天高、杉木商林樑财、糖商陈芹、桂圆商戴启燕。戴启燕在仙游富商中也排行“老五”，故称“老五”。
戴启燕从父兄手上接手“兴发号”时，主要经营米、麦、豆等粮食生意，后来为了扩大经营，兼营了兴化特产桂圆干。起初，戴启燕只是承包龙眼树（即包青苗），因有残疾，个小又驼背，抬头困难，每次下乡承包龙眼树时都叫一名伙计跟随。伙计将草席或麻袋铺在树下，戴启燕斜躺在地，仰望树冠，认真观察树龄、枝叶和开花情况，准确地估出龙眼树的产量。戴启燕包青苗经验十分丰富，很少失败，并总结出一套采摘、加工、焙制和装箱等运销经验。当时仙游每担桂圆干价格大约三、四十元，及时运到宁波、上海可以卖到200多元，获利达4倍多，几年之间“兴发号”就积资数万，成为仙游境内的富商。
有了资本之后，戴启燕又先后创办了“兴发”制冰厂、“兴记”运销行、涵江“三平”货运栈和福州“福兴”糖栈、上海“立生申庄”等商行，购置了2部运输车，并在仙游、上海、福州等地购置和建造了豪宅、店楼、厂房、仓库等固定资产，经营资本达百万元以上。戴启燕的经营业务以蔗糖、桂圆干为主，兼营肥料、粮食、布匹、棉花、煤油、水泥、中西药品，以及京果杂货等，购销业务从福州、南平、顺昌、邵武、光泽，直至温州、宁波、金华、兰溪、沈家门、南通、上海、河口、天津、烟台、营口等地。“兴发号”平时雇用固定工人12名，季节性临时工达100多人，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家族企业。
戴启燕精明能干，经商有道，注重营销策略。抗战时期，东南沿海为日伪封锁，闽浙海面为地方军阀张逸舟所控制。戴启燕通过老乡关系取得了海上航行特殊许可，从惠安的峰尾、枫亭的陡门、莆田的三江口等港口将兴化土特产运销江浙一带，获得暴利。民国32年（1943年）5月，仙游县大早，粮食欠收，农民祈天求雨，四境商人亦参加祈雨行列。戴启燕、陈芹等人一边参与祈雨活动，一边筹集巨资从芜湖、河口等地采购了大批粮食，投放到仙游市场，既缓和了饥荒，受到百姓拥护，又赚了不少钱，名利双收。
抗日胜利后，戴启燕已经拥有“兴发”、“兴记”、“三平”、“福兴”、“立生”等多个商号，形成了仙游、涵江、福州、宁波、上海等市场销售网络，生意十分兴隆。民国后期，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许多商家破产。戴启燕却能洞察市场变化，掌握购销最佳时机，生意越做越好，资本迅速膨胀。
戴启燕是民国时期莆仙境内比较成功的商人，因为身体残疾，又没有什么嗜好，心无旁骛，一生专心致志经商，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加上他对伙计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有效地调动了店员和工人的积极性，这也是“兴发号”持续“兴发”的重要原因。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正确处理农商关系，他经常说“农养商，商靠农，没有农民，商人也就绝路了”。民国时期，农产品主要通过墟集销售，但墟集有时间性，市墟过午，就无人问津了，一些农民往往会向“阿五”求卖。戴启燕体谅农民的难处，每次都能公道收购。戴启燕对待果农能从长远利益着想，只求“九九，不求一百零一”利润，对果农采取“三优惠”。一是“回树”优惠。即尽管是整个果园或全部买断，但摘采龙眼时会还送些新鲜龙眼给主人“尝新”；二是肥料优惠。即对承包户果农购买肥料时适当让利；三是技术指导免费。经常向果农传授有关栽培、管理、除虫、施肥、嫁接等技术，以实现彼此的长期合作。
戴启燕事业成功之后，能够积极支援仙游经济发展，受到各界好评。如1952年，仙游县举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各乡农民纷纷挑烟叶进城，每天多达千担以上，由于供过于求，烟叶价格下跌，农民意见纷纷，县长林汝樑动员仙游糖界商人出手相助，戴启燕、陈芹等人筹集巨款，把烟叶全部按市价包购，解决了农民卖烟难问题。同时，戴启燕对公益事业也很热心，在抗美援朝捐献、购买爱国公债和捐建影剧院等活动中，都能慷慨解囊。他经常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体现了莆商的高尚品质。
10.华实（生卒年不详），字秋庄，英国苏格兰（Scotland）人。华实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宣统元年（1909年）来到莆田，先在兴化圣教医院任外科医生，民国元年（1912年）接任圣路加医院院长。为了经营好圣路加医院，华实建立了医院基金，并在莆田东门外下墩村购置农田100多亩，设立田庄，以田养院。
华实是一个实业家，在莆田创办了多个实业，民国二年（1914年），他投资购买1台立式单缸12匹柴油机，安装了一艘20个座位的客运小汽船，取名“捷兴号”，航行于莆田城里至涵江之间。
随后，他又购置了汽车和进口医疗设备，为莆田机器工业和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华实还热心支持教友创办实业，帮助教友引进机器，创办粮食加工厂和铅字印刷厂等，在莆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华实功不可没。
华实对公益事业非常热心。民国七年（1927年）8月，杨持平率领安溪民军来莆，会合莆仙民军（人称“南军”）进攻驻城、涵两地的北军。双方激战数月，死伤重大，散兵游勇到处抢掠。
华实和关陈谟等人发起成立莆田县红十字会，救护伤病员，拒绝民军入城内搜查。后来，由华实出面调停，划莆田为北军防区，仙游为南军防区，战事遂告平息。民国十一年（1922年），粤军军长许崇智率部攻闽，闽督李厚基败退莆田，华实为了避免溃兵进入莆城骚扰百姓，抢掠财物，冒雨募款400多元作为北军遣散费，将散兵游勇遣散出境。民国十三年（1924年）年，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被孙传芳部所驱逐，大批溃兵涌入莆田，城里兵匪剧增，大肆扰民。华实竭力抚恤灾民，并以红十字会名义为军队筹款，动员军队退出莆城，使境内百姓免遭兵祸。还有民国十四年（1925年），忠门乡农民抗捐抗税，夺取军警枪械，杀死官兵，造成严重后果。华实主动充当调解人，动员群众送还枪支，并交纳罚款2.5万元，平息了事态。
华实在莆田居住了26年，创办了不少近代工业企业，引进了许多国外先进设备。同时，还积极筹款捐资修建了木兰陂、东角堤、玉湖堤、沟下桥、玉塘桥和铺砌了数十里的松岭山道，给莆田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国十四年（1925年），华实返回英国，后事不详。
第一节 民国时期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与壮大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工商业发展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措施，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商贸出现了持续繁荣，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人队伍的壮大，不但全国各商埠有众多的莆商，而海外各国也有不少莆商经营的商店和企业。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巩固，代表执政者利益的工商阶层不断扩大，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并发展成为一支颇具实力的新兴政治力量，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公益事业、支援抗战、反对内战和支援中国革命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民国时期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民国时期是兴化商帮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莆商发展史上较辉煌的一页。一方面，民国政府放宽人员出境限制，大批莆仙百姓迁徙海外定居或经商，东南亚各国的莆籍华人华侨剧增，海外兴化商帮迅速壮大，且有不少莆籍侨商事业有成，成为各侨居国的商界名流，并对侨居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各省商贸持续发展，城乡经济空前繁荣，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社团日益增多，联谊活动更加频繁，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并对莆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海外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掀起多次海外移民热潮。清末民初，莆仙两县有不少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通过各种渠道飘洋过海，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形成了境内第一次出国热潮。民国中期，不少海外兴化商人事业有成，成为海外华侨的榜样，带动了众多家乡亲人出国经商，掀起了第二次出国高潮。民国后期，内战全面爆发，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当炮灰，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而纷纷逃往海外，加上当时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商业环境不好，不少年轻人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从而形成了第三次出国热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时期，“华侨出国证书费，莆田县年预算2400元”，“莆田县最高峰时年出国人数多达5000人”。①不但莆仙两县出境人员众多，而且移民渠道也更加多样化。
1.“客头”或“引荐社”引渡出境。“客头”也称“启头”，是以赚取介绍费为目的且专门从事招募海外劳工的“人贩子”。“引荐社”则是专门办理农民和商人出境的公司或中介机构。“客头”引渡比较分散，但规模不小，主要通过熟人介绍，成批出境。其做法是欲出境的人向“客头”交纳20—30块银元作为中介费。然后由“客头”办理出境手续、购买车票和负责输送，途中食宿和车船费由“客头”负责。据《莆田文史资料》第21辑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涵东村林德祖福等30人，每人交费20块银元，由本村姓董的“启头”带领，从三江口港乘船去厦门，再改坐外国大轮去新加坡，然后搭上火车到吉隆坡北部的“曼头补底”银矿当劳工。劳工们每天大汗淋漓，苦不堪言，但工资只有五六角钱。也有一些“客头”只收介绍费，旅差费用由出境者自理。据《莆田文史资料》第11辑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年），涵江内埔尾阮吓氽等百把人，每人交给“启头”2个银元的介绍费，由“启头”组织从三江口港下船，到厦门转乘坐火轮去新加坡，每人运费8元（大洋），经过七天的海上漂泊，移民到新加坡当人力车工人。
“引荐社”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客头”。“引荐社”一般与海外资本家或工头长期挂钩，在国内大量招聘贫苦农民出去当劳工，其收费和招募方式与“客头”大体相似，所不同是“引荐社”的中介费可以“赊欠”，一些农民想出境又凑不出钱来，可以先由“引荐社”代垫或赊欠，等出国后以工钱抵扣，或年底领工资时偿还。如仙游华侨杨日栋、杨明洋等人，于民国初在印尼泗水创办了一个“引荐社”，专门介绍家乡农民到海外谋生。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都有莆仙人创办的“引荐社”、“推荐社”，每年通过“客头”和“引荐社”引渡出境的劳工数以千计。
2.教会招聘出境。民国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既需要向外大量倾销廉价工业品，又需要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补充，从而掀起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殖民战争，使东南亚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由于东南亚各国人口较少，无法满足西方殖民国家大举掠夺矿产资源的劳工需要，许多资本家便委托或派传教士到中国境内，边传教、边招聘劳工，不少传教士从事贩卖中国劳工的勾当。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在兴化‘劝募’教徒卢锦枝及林亚秀、郑洽伯、卢阿明等300余人去马来西亚租地垦荒，建立‘诗巫’和‘兴化笆’垦区。民国2年，又委托陈秉忠带领劳工林开臻、林开敏、李尾妹等40入到诗巫垦荒”。②有关外国传教士在莆田境内招聘劳工的记载很多，尽管各教会招聘劳工的渠道、方式和输送目的地不同，但其初衷是一致的。据《莆田外经贸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美籍蒲鲁士招募莆、仙劳工101人，赴南洋婆罗洲垦荒种植。次年，又招募劳.40人赴南洋沙捞越，建‘新兴化村’”。①由于教会通常以慈善面目出现，暗地勾结资本家联手贩卖劳工，谋取暴利，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不少劳工抱着掏金梦出去，却被贩卖到各岛国从事非常艰苦的垦荒、开矿等重体力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不少莆仙百姓客死他乡，生存下来的劳工历经了千辛万苦，后来陆续转行经商，成为早期的海外莆商。
3.因政治避难而逃往海外。民国元年（1912年），莆仙境内爆发了以黄濂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人数达2000多人，先后两度攻陷了莆田、仙游两县城，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但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农民被通缉，不少人被迫逃亡海外，从事工商业或受雇于人，客观上也加强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力量。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兵员枯竭，强行摊派壮丁，不少年轻人不愿当炮灰而逃往海外。据《莆田市志》记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众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逃亡海外的为数不少。民国20年，仙游县赖店、枫亭、郊尾、榜头等地，有15人因逃避抓壮丁而逃往南洋。民国30年，福建省政府制定《战时限制人民出国暂行办法》，限制年满16周岁至50岁的人出洋。此后，出国的多为妇孺，但仍有不少青壮年因逃避抓壮丁而冒险出洋”。②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头脑灵活，大多数从事商业，成为海外莆商的重要力量。
4.应外国企业聘用而出境。莆仙两县人多地少，百姓移民倾向特别严重。民国初期出境比较自由，有不少人应聘出境。如“民国8年10月30日，南洋柔佛树乳工业所在兴化《奋兴报》刊登广告‘招工’、‘出番’，11月7日，南洋■杞公司也刊登通告公开‘招股’。有不少生活困苦者应‘招’出国。民国13～23年，全县每年有5000人左右渡海谋生”。③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记载：“民国8年（1919年），有100余名劳工赴南洋从事树脂工艺。其后，有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赴东南亚各地打工谋生，以江口乡村人氏居多”。④同时，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日渐增多，解决华侨子女教育问题日益迫切，海外华侨社团开始集资创办华文学校。据统计，20世纪20—30年代期间，海外兴安会馆共创办了10多所华人学校。有的兴安会馆甚至创办多所学校，如1940年，印尼泗1水的“莆仙公会”创办了建兴中小学、华兴中小学、华英英语小学和新兴小学等4所华人学校。为了使华侨子女能够接受正规的华文教育，海外华人学校大多从家乡招聘教师。据《莆田市志》记载：20世纪30—40年代期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先后在莆仙两县招聘教师200多人，并鼓励教师携妻带子出境。同时，一些海外企业和社团组织也从家乡招聘专业人才，如招聘文艺表演人才，在海外组建戏班，演出莆仙戏，以丰富海外华侨的文化生活。还有一些莆商企业为了拓展业务，从家乡招聘制造、会计、设计等专业人才。这些应聘出境的莆仙人大多数从事商业，或在华侨企业中做事，成为海外莆商的中坚力量。
5.亲戚朋友引荐出境。民国时期“境内或经商、或打工、或留学，赴外国谋生者渐多。多通过老客引渡新客、招聘华语教师、亲属引荐出国留学诸方式，成批出国谋生。主要赴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台湾、澳门、德国等国家和地区”。⑤据《仙游县志》记载：民国十年至三十年间（1920—1940年间），“通过‘老客引渡新客’、‘招聘教师’、‘亲属引荐’等方式成批出境谋生。他们历尽艰难坎坷，在他国异邦的处女地上开发经营，发展工商业，兴办教育，繁衍后代，发家致富”。①特别是清末民初出境的兴化乡亲，通过几十多年的努力打拼，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许多商人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对家乡亲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不少人投亲靠友，陆续出国谋生。如莆田“界外底”的石城、鹅头、淇沪、汀港等地渔民，在民国期间有多批乡亲结伴飘洋过海，前往印尼的摩呵岛、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和沙捞越一带谋生。他们开始只是从事海上捕捞业，慢慢地积累了资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华侨已经在侨居国站稳了脚跟，不少人加入侨居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所以，马六甲兴安会馆的会员主要由莆田的埭头、江口等地华侨组成，老会员大多以捕鱼为生，其子女却以经商为主。又如新加坡莆中高平公会，是忠门、北高、平海、埭头等“界外人”的同乡组织。还有涵江梧塘镇的华侨，大多数通过亲人引荐出境，约有一万多人在海外，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等地经商，以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居多。另外，涵江的江口、城厢的华亭和仙游的枫亭、赖店等地，也有大批农民和商人通过亲人引荐出境。应该说，通过亲朋好友引荐出境的莆仙移民数量最多，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主体。
6.通过联姻出境，俗称“过埠新娘”。莆仙两县早期出国的人员多为男性，由于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等因素，海外华侨不愿意娶当地女子为妻。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跨国婚姻的中介机构，不少女子通过联姻方式移居海外。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25年，榜头杨姓和枫亭蔡氏从仙游带走两批年轻女子（俗称过埠新娘）到印尼、马来西亚卖给侨胞为妻”。②尽管出现了一些买卖妇女现象，却有效地缓解了海外侨民的婚姻家庭问题，对于促进海外莆仙侨民的人口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海外兴化商帮从业情况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迁徙海外定居或经商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主要有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各国和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由于莆仙人具有尚贾习俗、头脑灵活和吃苦耐劳等特点，在侨居国很快地发展起来。从海外莆商发展情况看，大多数侨民初期是受雇于人，或以出卖苦力为生，有人力车工人，有矿工，也有小商小贩。
稍有积蓄之后，莆仙人大多会转行经商，开始只是经营小本生意，主要有小吃、糕饼、制鞋、理发等传统手工业。一些资本较多的商人，通常会经营自行车、橡胶园、汽车零部件销售业务等，少数资本雄厚的莆商则涉足房地产、金融业、餐饮业等。如江口江下村人方阿满，1912年只身来到沙巴州，先“在那里开设鱼行，后来又在沙巴、文莱等地开设脚车店。他的长子方振荣......拥有鱼舟20多艘，设立鱼寮，自创鱼行，每月有大批鱼干出口到新加坡。他还创办了‘成兴公司’，经营五金及捕鱼的各种工具，生意非常兴盛”。③据《莆田市志》记载：“远渡重洋到南洋谋生的莆仙人，多为贫苦劳动者，他们初到侨居地，从事垦荒、种植、捕鱼、采石、挖矿及肩挑、拉人力车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后逐步从事小贩，小商和各类服务业，有洗衣店多、餐馆多、杂货铺多和菜刀、剪衣刀、理发刀的‘三多三刀’之称。随着对行业的熟悉和经验的积累，以后又发展到经营大中型商企业，如自行车业、橡胶园、鱼行、酒馆、木材加工、电器和汽车业等。侨居地华人商店鳞次栉比，当地也有‘无兴（兴化）不成镇’的俗谚”。①据1949年统计，莆仙人在海外从事工商业的商人众多，仅印尼就有500多家，以经营汽车、自行车零件的居多，约占25％；受雇于人的次之，约占18％％，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冶矿业等；从事出租三轮车行业和务农的各占10％，其中不少人保留了祖先的耕作习惯，从事粮食、蔬菜、茶果、甘蔗、油料等农作物种植，还有一些人经营林业、养殖业和海产品买卖等。从事文教事业的只占3％，主要是教育、绘画、印刷等。另外，还有14％的侨民从事手工业和服务业。而移居越南的莆仙华侨则以经营自行车零件和修补车胎居多，约占25％；三轮车工人约占20％；从事塑胶制造业的商人约占4％；从事垦荒、捕鱼、理发等行业的侨民约占10％。在吉隆坡、新加坡等地的莆仙侨民，大多数从事人力车、锡矿工、橡胶园工和垦荒、烧窑、采石、打铁、捕鱼、裁缝等传统行业。
随着莆仙华侨的日益增多，海外兴化商帮不断壮大。如清光绪年间，大批兴化人前往马来西亚太平地区谋生，有的当矿工，有的发展成为矿主，还有的经营小吃、商店、理发、服装等。至民国初期，太平地区的莆仙华侨达5000多人，成为最具实力的海外兴化帮。还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境的江口华侨姚为祺，在吉隆坡创办了福隆兴脚车修理铺，并带领亲友几十人到海外共同创业。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了众多连锁公司，逐渐形成了以经营自行车及其零配件为主的“江口车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初期，莆仙侨胞卢锦枝等带领200多人先后到沙捞越、诗巫、古晋等地垦荒。随后，开发天然资源与矿藏，把不毛之地建成了富庶之区。他们还在那里办学校、建工厂、办医院，工、农、商、学齐兴，形成繁荣的‘兴化帮’”。②“从20世纪初叶起，又有一批乡亲在沙捞越、沙巴等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福莆仙华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基本掌控了马来西亚境内的交通业”。③民国时期，由于大批莆仙百姓移民海外，迁徙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定居，逐渐形成了以地域、行业和亲缘为纽带的兴化人村落、社区和从事工商业的兴化商帮。
（三）海外华人社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海外莆籍华侨为了沟通联谊，相互帮助，共谋福利，在各侨居国建有各种社团组织，诸如兴安同乡会、渔业公会、自行车公会、人力车公会和民间基金会等。这些社团组织，初期依地缘、亲缘关系而成立，机构简单，活动范围小，影响力不大。随着各国莆商企业的发展和商贸活动的扩大，小社团逐渐演变成较大规模的联合性同乡会馆或行业公会。有些会馆还创办实业、筹办基金会、开展扶贫帮困、捐助公益事业、参与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各项活动，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团体。
海外莆商创办的会馆大多以“兴安”命名，因为“兴化”与“兴安”均为莆仙两县的地名代称，海外同乡视“化”字为非吉祥之征，通常不用“兴化”，而多用“兴安”，带有永久吉祥之寓意。同时，还有“兴化人居之安则”及“既兴且安”之意。因此，“兴安”二字为海外华侨所乐用。
同时，兴化人大多数信仰妈祖，各会馆都建有妈祖宫庙，取名“会馆天后宫”，或冠名会馆，实为天后宫，有的地方甚至以天后宫代替会馆，作为商人联谊的活动场所。所以，会馆天后宫成为海外莆仙华侨社团组织的地方特色，甚至被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各省的华侨所沿用。
海外兴安会馆历史悠久，最早的海外兴化同乡会是马来西亚的“福莆仙会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馆址在马来西亚太平地区。黄麟芳任会长，林金树担任名誉会长。进入民国之后，海外各国兴安会馆迅速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境内，兴安会馆和行业公会最多。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来西亚成立了兴安会馆总会，由童玉锦担任会长。随后，马来西亚各地相继成立了7个兴安会馆，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创建的槟城兴安会馆，由郭文英、吴同、王亚洲等人发起，黄克鸿担任会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建的雪兰莪兴安会馆，由杨兆琰、姚金榜、王元勋、黄文棋、关龙金、黄敏、彭玉珍等人发起，张德麟任会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创建的诗巫兴化莆仙公会，由林开臻发起，刘元珍、甲必丹先后任会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成立的马六甲兴安会馆和霹雳兴安会馆，兴安会馆由陈国桢、吴奇雄、黄克荣、柯定光、王德荣等人发起，陈兆居任会长。霹雳兴安会馆由刘促英、欧一青、黄克荣、李福星、陈干候等人发起，姚文贵任会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创建的古晋兴安会馆，由郭天和、何顺良、方亚坤、李水华、林立夫等人发起，林宗林任会长。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成立的麻坡兴安会馆，由关启鸿任会长。这些海外兴安会馆，在商人联谊、商业活动、解决纠纷和协调同乡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印尼泗水是仙游旅外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民国十年（1921年）成立了“仙溪公馆”，由杨砚任主席。1939年，“仙溪公馆”改名为“仙溪华侨总会”，由周崇本任主席。1949年又改名为“仙溪会馆”，成为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仙游海外华人社团组织。
民国时期，新加坡境内成立了2个兴安会馆。一是创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的新加坡兴安会馆，由陈耀如、林鸿滨、林志城等人发起，李庆传、李竹庵等先后担任会长。会馆开始租用奎因街133号作为会址，并创办了宏文学校。民国十九年（1930年），会员们集资购置了滑铁卢街189号房产作为会所。二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创建的莆中高平会馆，由唐文理、郑文高、林天建、林亚建、林亚梅、林宝福、林九三等人发起，黄金宣任会长。新加坡会馆的宗旨有三条：一是联络兴化郡人的友谊和感情；二是促进郡人福利、教育及工商等事业；三是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
除了兴安会馆之外，海外莆仙华侨还组建了一些同业公会，最早的海外同业公会创建于1912年，即马来西亚雪兰莪自行车商会，由姚余三、姚为祺、黄文棋、林光明、苏俊源、林开等人发起，拥有公司会员100多家，会址设在吉隆茨厂街152号。随后又陆续组建了一些行业公会，如创建于1925年的霹雳车商公会，后来改为吡咖车商公会，会址设在怡保市吉利街53号，由张江扶、姚玉堂、王光照、王盛盘等人发起组织，拥有会员100多家。创建于1932年的新加坡自由车商会，后改名为车商公会，由张淑源等人发起组织，拥有公司会员200多家。创建于1939年的吡咖自行车工业公会，会址设在怡保市戏院街48号，由李福星、欧一青、钟能荣、马林泉、姚超、柯恒、方銮等人发起组织，拥有会员公司200多家。创建于1941年的古晋渔业公所，早期为哥棕渔船主组织，带有同乡会性质，战后改名为渔船公会，拥有会员渔船200多艘。创建于1946年的新加坡特学示交通公会，由胡金榜、阿承来等人发起组织，会址设在新加坡麻律719号二楼。创建于民国末期的吉兰丹车商公会，由黄玉照、李金标发起组织，拥有会员公司70多家......这些兴化同业公会，也是海外莆仙华侨的重要社团组织，成为海外莆商联谊活动的纽带与桥梁。
海外兴安会馆和行业公会，既是海外莆仙华侨互帮互助的同乡组织，也是承担商会职能的商人社团。这些海外社团组织在团结莆仙侨民、处理同乡纠纷、兴办公益事业、支援家乡建设和参与侨居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莆田市志》记载：莆仙海外社团职能“一般是调解纠纷，解决困难，协调理顺关系；帮助亲朋谋职业；或是举办公益慈善事业，资助贫困华侨；加强各侨团之间的协作联系；保障华侨的各项权益等。各社团组织拥有一定的职能和职权，以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实施”。①特别是在兴办教育、培养华侨子女和举办公益事业等方面，华侨社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侨居国政府一般不设立华语学校，华侨子女教育问题只能靠华人自行解决。所以，只有依靠华人社团组织，才能举全体华侨之力，创办华语学校和公益事业。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印尼仙游籍华侨创办了仙侨学校。民国三十年（1941年），仙游籍学者刘恩受聘前往马来西亚金宝创办培元中小学校，以解决了华侨子女读书问题。民国时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海外莆商掀起一股办学热潮，创办了不少华文学校，促进了侨居国华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二、国内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兴化商帮起源于宋代，发展于明清，鼎盛于民国时期。兴化商人由于地缘关系，语言相同、习俗相近、信仰一致、互相信赖，在外比较团结，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同乡为主的商人群体。特别是同行业的兴化商人，大多是“近亲繁殖”，通常是一个商人带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庄共同经营某一行业，从而逐渐形成了以行业为纽带、以血缘为基础的兴化行业商帮。如涵江梧塘商人大多举家前往浙江、上海、安徽一带经营桂圆干。涵江、秀屿、忠门、湄洲、南日和枫亭的商人大多数经营渔业和航运业，长年累月奔波在东南沿海各省和东南亚各国。还有莆田塔林的商人，主要在宁波、温州、台洲一带经商，家里几乎只剩下妇女儿童及老人。民国时期，全国各主要商埠基本上都形成了以区域为基础和以同乡为纽带的兴化商帮。
（一）行业商帮不断壮大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商业发达，商人众多，形成了专门经营航运的“海商”、经营干果的“桂圆帮”、经营香烟的“烟帮”、经营纱布的“布商”和经营进口商品的“代理商”等行业商帮，其中资金最雄厚、实力最强的是从事航运业的兴化海商。
兴化海商历史悠久，从业人员众多，从宋代起就有不少人从事远洋航运业务。进入明代之后，秀屿港口约有商船400多艘。清代开放了5个通商港口，其中福建就占了2个，客观上促进了兴化航运业的发展。进入民国之后，南京政府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清朝签订的通商条约，国门洞开，对外经济交流屏障较少，莆田航运业迅速发展，境内轮船公司发展到20多家，拥有众多的远洋轮船，其中“驳船50～60艘、木帆船600艘、涡船200艘”，海商成为境内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帮。③同时，莆田境内出现了多个航运专业村，如涵江霞徐的黄家、东山的陈家、宫下的吕家和林家，延年的林家等，集聚了一大批家资巨富、资本雄厚的海商。
民国时期，兴化“桂圆帮”队伍庞大，人员众多。特别是涵江梧塘的东福村，清代时期有大批商人前往南京、上海、苏州、芜湖、宁波、杭州等地经商，成为专门经营兴化桂圆干的专业村。
据史书记载：民国时期，东福人在南京创办有“义丰”、“新万和”、“大同”、“万大”、“天成”“裕大”等26家大商号；在上海创办了“福兴泰”、“协春”、“生大”、“源兴”、“天生”等12家大商号；在苏州也有“红记”、“同裕”、“集春”“福春”“福建林”等5家大商号。另外，在芜湖、宁波、长兴、江北等地还有15家东福商帮创办的商号，形成了一支资本雄厚的“桂圆帮”。“据不完全统计，梧塘商人仅在苏（江苏）、浙（浙江）、皖（安徽）三省开办的商号有147家，从商人员不下5000人，其中主要为东福、西庄、沪后、霞楼、漏头、九锋、松东、松西等村出外经商的人，从中出现了好几位富商，如东福村林文兰（俗名阿九），在上海拥有2家商号，并开办申庄（即代客运输买卖、转运货物的货栈），还兼有13家商号的股东。每年经营桂圆干几千担，糖一万多担。
其他南、北货数额更大。又如松西泗州‘芳来号’，资本雄厚，经营庞大。每年头水（首批）桂圆干运到上海后，许多莆仙籍桂圆商自认不是竞争对手，不敢擅自开盘定价，大家要等‘芳来号’开价后，才随价销售。该商号又利用其资本雄厚，从上海采购大量棉纱和布匹，运回涵江批发销售。芳来号在涵江拥有40多间店铺和商行的房产权，成为梧塘乃至涵江有名的富商”。①民国时期，仙游“烟帮”声名远扬，享有盛誉。仙游烟草行业起步于明中叶，发展于清代，鼎盛于民国初期。泉州、福州、闽北和宁波、上海、杭州、湖南、天津等商埠的烟草市场，从清代起就被仙游烟帮所垄断。进入民国之后，仙游“烟帮”队伍不断壮大，资本急剧膨胀，成为颇具实力的兴化烟帮。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初期，仙游10多家烟行先后在福、厦、漳、泉各地开设烟铺并雇工制作烟丝，月销烟丝550公斤。县内城镇的烟丝店以‘协来’、‘九经’、‘源丰’、‘双塔’、‘玉兔’为著，月销量约100公斤。莆田县也开设烟铺20多家，在城关有‘新同兴’、‘协兴’等8家。两县在各地开设烟铺的烟丝原料，都是仙游境内土产的晒烟”。②民国时期，仙游县每年香烟销售量达5万条以上，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烟草的商人队伍，被誉为“兴化烟帮”，赢得了“无兴不成烟”的美誉。
兴化糖商在民国时期也是一支商界劲旅。兴化蔗糖贸易起源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时期，鼎盛于清。进入民国之后，莆仙两县仍然盛产甘蔗，年甘蔗产量达50多万担（每担50千克）。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统计，由三江口运出的蔗糖每年达19.4万担。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后期，仙游县境内共有糖行55家，每天销量800担左右。涵江有17家大糖行，其中有12家为仙游商人经营，平均月销售量约5000担。特别是福州台江的下杭街，形成了兴化糖商一条街，主要有“何元记”、“兆记”、“新兴”、“福兴”、“元通”、“大丰”、“大有”、“建东”等20多家糖行（栈）。
加上民国时期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渠道通畅，境内蔗糖大量输出，促进了糖商队伍的扩大，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蔗糖的“兴化糖商”队伍。
除了上述行业商帮之外，民国时期莆仙境内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人阶层——代理商。代理商以外国势力为背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承办外轮代理业务和进出口商品代售业务，垄断了外国商品的供货与销售，从中获取了高额利润，是一支颇具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的特殊商帮。
（二）福州兴化商帮声名显赫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从商人员众多，莆商队伍庞大，各主要商埠都有兴化商帮，其中最为著名是福州“兴化商帮”。福州“兴化商帮”起源于清代，“五口通商”之后，省城双杭路商贾云集，商业繁荣，商贸发达，除了“福州商帮”之外，还有数十个省的商帮集聚于此，形成激烈的商业竞争局面。其中“兴化商帮”一枝独秀，经济实力最强、人数最多，居各商帮之首，故称福州双杭路为“兴化街”。据《福州市志》记载：20世纪30年代期间，福州下杭街成为兴化商人汇聚之地，有上百家兴化商人创办的商铺，如“义裕”、“义美”、“蔡大生”和“四德”、“五大”等大商号，执福州商业之牛耳。还有江口商人蔡友兰创办的“蔡大生”商行，经营福建与湖南两地的土特产，讲求信誉，经营有方，数年之间，一跃成为下杭街的商业巨子，位居下杭街商界“四大金刚”之首。其他三大金刚也是兴化著名商人，如“聚源发”纸行的林时霖、“义美”南北行的苏开勋和“何元记”糖栈的何元育等，在福州商界享有盛名。同时，福州中亭街还有著名的“四大”商行，即“德发”、“德余”、“德康”、“德昌”，被誉为福州京果行业的“老大”。另外，还有经营棉布业的关天培、经营汽车运输业的江子豪、经营侨汇业的程文铸等，都是民国时期福州商界的名人。从清末起至民国时期，兴化商帮在福州乃至全省工商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民国时期，兴化商帮在福州地区居于垄断地位的行业很多，如交通运输、京果、南北货、蔗糖、烟丝、土纸、鞭炮等行业，基本上由兴化商人垄断。特别是桂圆、荔枝干、食糖等莆仙土特产，由于产地优势，货源全部由兴化商人掌控，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手。一些兴化商家为了减少中间环节，还创办了农产品加工厂，实现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据史书记载：福州下杭街的京果业与食糖业特别多，一家连着一家，被称为“京果、食糖业一条街”，大多数商家是莆仙人。有些京果商还兼营海运业，初期自备木帆船，后来购置了轮船，开展海上运输业务。有的兴化商行还发行“钱票”，涉足金融业。如“蔡大生”商行就有多个钱庄，发行自家钱票，在福州商界颇有影响力。民国中期，福州兴化商帮包揽了福州地区的百货、棉布和汽车运输业。如莆商经营的“方成记”、“福兴建”、“德昌”等商行，成为福州地区百货、纱布行业的老大；江子豪经营的“福州汽车运输行”和蔡友兰创办的“福枫汽车公司”，垄断了福州乃至福建省的货运业务。
民国中期，福州双杭路兴化商帮经营的商业行业达20多个，涉及各个领域，许多商号成为行业“老大”。诸如海运、京果、南北货行业有“蔡大生”、“德发”、“义美”、“宜美”、“大达”、“兰记”、“义成”、“恒成”、“建成”、“晋记”等商号；食糖行业有“何元记”、“福兴建”、“联兴”、“兆记”、“添记”、“元通”和“大同”、“大有”、“大美”等商行；百货、棉布行业有“方成记”、“德昌”、“福兴建记”和“林胜懋”、“方义成”等著名商家；土特产行业有“聚源发”的溪纸行、“裕来昌”的李咸行、“瑞丰”的颜料行、“增发福”的酱油行、“万聚”的烟行和“蔡大生”的鞭炮行等；金融业有“天吉”钱庄、“建隆”侨汇局和“中兴”物产保险公司等。在福州的潭尾街，也有兴化商人经营的“长兴顺”、“永兴隆”、“吉记”、“义成”、“义发”、“义顺”等商行，规模巨大，颇有名气。此外，还有不少兴化商人在福州市经营风味小吃，如兴化炸豆腐、腐竹、豆干、豆浆和兴化炒米粉、软糕、橘饼等，遍布福州大街小巷。
民国时期，兴化商帮之所以在省城名声大振，不仅仅因为兴化商帮经济实力雄厚和从业人员众多，更重要是莆商队伍人才济济，在福州商界影响力很大。民国时期福州商界的领军人物大多数为兴化商人，如江口商人蔡友兰，先后当选为福建商会会长和福州市商会会长；莆商林时霖也当选为福州市商会会长；莆商徐建禧当选为福州市救火联合会会长。还有多位莆田商人担任福州各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如海运行业协会由蔡友兰担任理事长；中药行业协会由徐建禧担任理事长；颜料行业协会和进出口行业协会由张盈料担任理事长；糖业协会由张国安担任理事长；南北货行业协会由郑桂芳担任理事长；京果业协会由徐炳华担任理事长；汽车运输业协会由江子豪担任理事长......这些兴化著名商人，不但是福州地区的商界巨头，而且也是民国时期福建的社会名流，对于兴化商帮知名度提高和影响力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福建商业志》记载：“在福州的兴化商人，大多集中在下杭路和中亭路，创办了许多商庄、行栈，形成了全省首屈一指的‘兴化商帮’。所经营的鞭炮、南北货、食糖等，控制了福州市。百货批发和汽车运输业，也为兴化商帮风头最健的业务，仅兴化商帮的私营汽车就占福州全市私营汽车的85％以上”。①张琴在《莆田县志稿》中记载：“福州为莆商云集之地，中亭、下杭两街几尽为莆人商号。在抗战时期所纳营业利得税额之总和，有谓其浮于三山（福州）全部商人之所纳者”。②可见，福州兴化商帮之庞大，经济实力之雄厚，商界影响力之大。
除了福州兴化商帮之外，民国时期全省各地也有众多的兴化商帮，如省内的厦门、泉州和闽北、闽东等地，都有兴化商帮的足迹。据史书记载：“在（闽北）建阳、浦城设布庄者，多为福州人；而售南北百货之店，则多为莆田人所设。在光泽、邵武售南北方货者，多为福州人；而所有布庄，几尽为莆人所有”。③在宁波，经营桂圆干、蔗糖的商人几乎全部是兴化商人，形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兴化商帮。民国时期，兴化商帮遍布全国各地，赢得了“无兴不成镇”之美誉。如温州、杭州、上海、苏州、南京、江西、湖南、山东、天津、北京等各大商埠，都有兴化商帮。据史书记载：民国时期“长江流域，金陵以上，名城如安庆、芜湖、闻均有莆商。至浙西江南，虽小镇亦常有之，而甬沪集中之地。在沪者以梧塘人为最多，在甬以渭庄、塔林人为多。塔林半岛在吾莆南端，负山面海，风景秀丽，而耕地极狭，其相率赴宁波者”。④全国各地的兴化商帮发扬莆田人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俭朴节约、精明能干、善于经营，赢得了“中国犹太人”之美称。
第二节 民国时期莆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中国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商人地位不断提高，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在经济、文化领域，还是在政治、社会层面，中国商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贸繁荣，经济交流不断扩大，莆商人数日益增多，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支持公益事业
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长期负面宣传下，商人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与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和谋取暴利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古代长期实施抑商、贬商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尽管如此，历代商人都能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虽然一些商家在商场上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显得很小气，但在重大天灾人祸面前，或在支援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经常有慷慨之举，甚至一掷千金。如修桥铺路、兴办教育、建设祠堂寺庙和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大多数商人都能慷慨大方，无私援助。特别是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商人们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不少商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非常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许多兴化商人挺身而出，保家卫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出莆田商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莆商同全国商人一样，事业有成或富裕之后，都能够积极回报社会，无私救助弱势群体。特别是在赈灾救济、扶贫帮困和救助孤寡老人等活动中，莆商们总是走在社会各界前列。每当年终岁末，莆仙境内有不少贫民饥寒交迫，流落街头，为了救助这些孤寡老人和贫困百姓，通常由当地城隍庙（宫头）牵头，动员商人捐献大米和衣物。特别是涵江城隍庙每年底都要举行一次赈济活动，由保尾善德堂的“宫头”黄有志主持，每次能收到商人捐献的大米几万斤和众多的衣物，有的商家还亲自参加大米和衣物的发放工作。兴化府城隍庙也有一年一度的义赈惯例，一到年底商人们就主动向城庙董事会申报捐赈粮食数量。董事会将商人捐赠的大米寄放在“瑞源”碾米厂，发放时由董事会开单，贫困民众自己到碾米厂领取。
民国时期，许多商家都有固定帮扶特困户的惯例。如涵江永记京果行长期资助10多户贫困农民，每月定期向贫困户发放生活补助，每年向特困户每人提供两套衣服。有一年，涵江发生流行性疟疾，“四知堂”商号派人到上海购买了一批“四日两头丸”，免费供应给贫困户。又如涵江霞徐的“黄家门”，每到年底都向贫困乡亲发放赈济款，帮助孤寡老人渡过年关。还有仙游县城和枫亭的一些商家，每遇到饥荒灾年，都会设站施粥，救助饥民。
在公益事业建设方面，商人们也是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如涵江商人林海秋，1929年在上海创办“永隆申庄”，经营桂圆干、蔗糖、棉布、日用百货和代理进出口业务等。事业有成之后，关心家乡慈善事业，筹集资金在江边盖了一座新宫，让乡亲们有个歇脚休息的乘凉之处。同时，还捐资修建了度下至涵江的道路，将泥土路改成石板路，以方便百姓通行。1930年，涵江发生重大火灾时，林海秋带头捐献一部消防车。抗战胜利后，林海秋同宁波莆籍商人戴品贤等人捐资兴建了塔斯江小学。还有涵江的“通美行”，先后在前林捐建了两座桥梁，大大方便了百姓通行。
在支援家乡教育事业方面，莆商们更是慷慨解囊，无私援助。如民国九年（1920年），梧塘西庄商人陈奕新、卢光辉等人，发动在外西庄商人捐资1.35万元（银元），创建了私立博文小学（即今梧塘第一中学）。又如梧塘海外华侨苏志萱、蔡南祥2人各捐2万元大洋，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小学。还有涵江“永记京果行”，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出资在涵江保尾太师庙创办了一所洋学堂——沙坂小学（今保尾小学、涵三中前身），培养有文化、会讲普通话的经商人才。抗战期间，梧塘旅沪商人朱维丰、吴文辉等人，积极联络在外莆商，集资了10万元创建了莆田私立博文初级职业中学，深受民众赞扬。
据《涵江文史资料》第3辑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涵江公立中学筹建时，涵江商人自觉承担了学校建设资金，并将捐资任务分解到各商家。据档案资料记载：当时“涵江集市各商家共捐大洋7500元，分为50份，每份大洋150元。其中豆饼商应摊17份，计大洋2250元；桂圆商应摊12份，计大洋1800元；纱布商应摊8份，计大洋1200元；京果商应摊5份，计大洋750元；苏广商应摊1份，计大洋150元”。①其中捐赠最多的是陈树霖和曾振生2人，各捐资500元，还有陈杰人捐资300元；陈镜鸿捐资200元；江祖筵、刘奋扬、林柏清、林启荣、陈光第等各捐资100元。
莆田商人还长期救助孤儿，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莆商吴台和莆田县商民协会会长黄辑生各出资200银元，续办“莆田惠儿院”，招收孤贫学龄儿童读书，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学制六年，培养孤儿其自食其力的技能。惠儿院平时的经费开支也由商人们义赈，莆田商会专门设立了“月捐义赈”，先由商会和学校出面联系，然后派惠儿院学生到各商家领取，每月收到义赈款约100多元（银元）。1935年，惠儿院校长何进元前往南洋各国募捐惠儿院基建资金，海外莆商踊跃捐款，大力支持，捐资建设了4间新教室，修缮了多间旧教舍。惠儿院学生每年需要1万多斤口粮，也是由城隍庙董事会从商人义赈的粮食中拨给。同时，莆田商会还发动各商家赞助衣服、毛巾、纱布和学习用品等，以保证惠儿院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正常运行。
民国时期，莆仙商人热心公益事业，事迹非常感人。如涵江“享利”商行老板陈杰人，在担任涵江商会会长期间，自觉承担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抗战期间，“法币”大幅贬值，大米价格暴涨，涵江境内人心惶惶，陈杰人与“南通商行”老板郭松岩商议，共同出资从外地调进了大批大米，然后在涵江市场上抛售，抑制米价，缓解粮荒。抛售地点设在保尾“善德堂”，每人可购买12斤平价大米，深受百姓好评。同时，陈杰人还在“善德堂”设立棺材施舍处，对死亡无钱安葬的贫民免费提供棺材。民国时期，涵江陡门水闸年久失修渗漏，造成水源大量流失，著名莆商陈杰人带头捐资，筹集资金3000元进行重修，提高了灌溉效益。陈杰人一生“啬已乐奉公”，晚年将全部心血倾注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据《涵江文史》记载：早在清末，他就捐资创办莆田兴郡崇实中学堂。1928年，他参与捐建紫璜中学，并先后捐资创办了“莆田国医专科学校”、重修了民众教育馆等。1947年，“省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迁往涵江时，缺乏重建资金，他又带头捐资。1948年，陈杰人80寿辰时，亲朋好友送来了许多贺礼。他从俭做寿，将贺礼全部捐献出来，为紫3璜中学建设了8间新教室。莆商支援公益事业的感人事迹很多，不胜枚举，其慷慨善举，体现了莆田商人的拳拳爱心。
（二）海外莆商爱国爱乡的桑梓之心
海外莆商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生意发达之后，非常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动人事迹。根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7年（1918年），莆田籍侨胞余珊捐资创办了江口东源初级小学。民国16年，新加坡华侨陈耀如捐款1万元兴建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校舍一栋。民国33年，印尼巴城的莆籍华侨集资创办了江口锦江华侨中学。抗日战争期间，莆田、涵江中小学被破坏严重，学校无法开课，莆田华侨积极汇款修复校舍。民国36年，新加坡华侨陈耀如与其父陈训彝捐建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训彝堂’教学楼。香港同胞程文铸独资在涵中中学创设高级普通商业职业学校，培养一批财经人才。江口旅居印尼侨胞林文实、陈庆嘉、何天水等164名福清、莆田、仙游侨胞募集荷币5.16万盾，兴建锦江中学礼堂、教室和师生宿舍楼”。①民国时期，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莆仙两县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海外华侨慷慨解囊，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如民国十五年（1925年），侨居印尼邦加滨港经营脚车生意的江口华侨林文祥，回国探亲时发现家乡侨胞子女上学困难，回印尼后立即与雅加达莆田县私立锦江中学海外董事部主席姚焕德、总务陈庆嘉等人商议，请求兴安会馆出面动员海外商人支持，一次性集资5万多盾印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币，用于捐建锦江中学校舍。还有莆田侨领程文铸，热心家乡教育事业，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利用自己的宅院创办了浦江小学，帮助家乡孩子就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又捐资在涵江中学附设高级普通商业职业教育科，每年招生一个班，并设立了奖学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海外华侨对家乡卫生事业也给予全力支持。如民国28年，仙游县华侨协会理事长刘钟年前往新加坡、印尼泗水等地，向华侨募捐创办仙游国立医院。“理事王铭熏医师也往泗水募捐扩建‘红十字医院’，华侨热心赞助，慷慨解囊，集资3000元（法币）为红十字医院建病房1座”。“民国37年（1948年），江口华侨捐资筹建平民医院，时值国民党统治末期，物价暴涨，货币贬值，侨胞所筹建院资金严重贬值，建院工作遂告暂停。1950年，江口旅居印尼华侨林文祥受海外侨胞委托，回乡联系创办医院事宜，得到热心家乡卫生事业的侨胞和地方人士的支持，成立‘平民医院董事会’，使停建的医院工程重新上马。1951年6月医院正式落成开业”。①民国时期，一些海外商人事业有成，陆续返回家乡创办实业。如“民国18年（1929年），仙游城东三山桥华侨肖前与另外3位华侨合股在田岑底开办‘成记布庄’，以批零兼营纱布百货为主，并代办侨汇业务。民国22年，仙游赖店华侨杨明建与城关商人林维南、林继山合股，在枫亭下桥开办‘建瑞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莆田涵江设立分公司，经营化肥、豆饼、油类、大豆、花生、面粉等，从大连、营口、天津等地采购商品销往福清、惠安、永春等地”。②民国中后期，有不少莆籍侨商回乡投资创办实业，不但为家乡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而且将海外先进经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带回了家乡，促进了家乡经济发展。
二、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莆仙侨民同全国华人华侨一样，在侨居国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当局的剥削与欺凌，他们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联，祖国强大才是海外侨胞的坚强后盾。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人华侨支援抗战的热情十分高涨，各种华侨抗日团体纷纷成立，积极领导海外侨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地支援祖国抗战，事迹十分感人。
一是动员年轻一代华侨返回祖国参加抗战。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27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救亡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联络南洋各属国华侨，开展筹款工作，各地华侨纷起响应，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的莆仙华侨代表，参加这次成立大会，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运动，男女老幼积极捐款，献金、义卖、公债及集资捐赠飞机、药品等等，支持抗战。从民国28年2月起，该会先后动员并组织一批机修工及汽车修理驾驶员回国在滇缅公路服务，支援抗战。莆田江口陈亚清等，参加机工班返国在西南运输队当汽车司机。而今健在的涵江华侨王亚六，于民国26年回国在云南昆明当南侨汽车司机，几次冒着生命危险驾车，避过日机轰炸。莆田梧塘华侨连文瀛，是第四批回国参加抗日的南侨机工，任滇缅公路华侨先锋大队副大队长”。③1939年春，华侨首领陈嘉庚发起组织3200人机工回国抗战，其中有不少莆籍华侨。第一批回国人员中就有徐元镗、余番仔、郑文珍等人。第二批也有许志光、张球、陈家万、关玉麟、关曾三等莆田人，许志光还担任副领队。第三批有陈亚钟、黄玉坤、方九十、郑流芳、吴狗治、薛亚尊、王亚六、郭玉蕊等莆田人。同时，还有不少莆籍华侨子弟报名参加“抗日奋勇队”和“东北义勇军”，奔赴各抗日战场。如第四批参加祖国抗战的总领队连文瀛也是莆田人，有不少莆籍华侨跟随他回国抗战。这些热血青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民族抗战长城，为中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海外返回祖国参加抗战的莆仙华侨约有上百人之多，其中有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南侨技工牺牲的抗日英雄中，有莆田华侨20多人”。①二是积极筹款捐资支援祖国抗战。战争是以军事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竞争，没有雄厚的经济作后盾，战争是很难取得最终胜利。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南洋各国华人华侨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掀起了一场支援祖国抗战的捐赠热潮。莆仙华侨不甘落后，通过海外各同乡会、天后宫、行业公会等华侨社团组织，积极开展筹款赈济活动，出现了“风起云涌，山呼海啸，热烈情形，得未曾有”的动人场面。他们通过特别捐、常月捐、年捐、货物捐、节日捐、娱乐捐和义卖、义演、购机、购公债等多种形式，捐资筹款，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国。如莆籍侨胞“各商店于每年之中，例必宴会数次，以劳店员。抗战爆发之后，即将延席费用改为赈款”，侨胞以往每逢婚礼、丧礼、诞辰、及有弄瓦之喜，都要铺张一番，“现一律节省，移赈国难”。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仙溪华侨基金会募款95000元，寄往仙游县华侨协会，作为难民救济费用。②同时，莆籍华侨还积极参加新马华侨发起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援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捐献活动。华侨张元豹在马来亚期间，自身收入微薄，“对他老家的父亲和二妹一弟的贫困生活，完全不能汇款救济，而对于募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却非常积极”。③还有“涵江侨胞陈鹤，在马来西亚柔佛麻坡中华中学任教时，题诗作画，开展抗日宣传，并将书画义卖所得之款，汇回祖国，支援抗日”。④在抗日战争期间，莆仙两县的侨属们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致信海外，鼓励亲人支援抗战。为了更广泛地向广大华侨宣传祖国抗战和介绍家乡的抗战情况，仙游社会各界推举知名人士刘钟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抗日宣传，筹集了大批资金，用于支援祖国抗战。
三是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华侨抗战事迹。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华侨身体力行，致力于抗战事业。据《莆田市志》记载：“在北婆罗洲保佛中华学校任校长的莆田城内人涂耐冰，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宣传抗日，激发海外侨胞爱国热忱。侨胞有的筹款寄回国支援抗日，有的自愿回国从军，涂自任沙捞越华侨抗日筹赈总会秘书长，负责拟定章程，起草抗日宣言，并被选为代表出席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抗日筹赈大会，任大会秘书。日军侵占沙捞越时，他被日军宪兵部拘捕，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日军妄图软化他，暂将他释放。他趁机逃脱，长期匿于深山密林中，逃过日本宪兵的追捕，直至日军投降后才重见天日”。又如“莆田西天尾华侨陈国桢（原名陈翰候）从南洋返国，在厦门参加革命斗争。民国26年，沪战开始，他又去南洋，参加当地抗日活动，并在马来西亚主编《白虹月刊》，宣传革命，鼓动抗日，还积极参加陈嘉庚组织的‘筹赈总会’、‘闽侨总会’，并被推任为两会的秘书、主任，兼《闽侨月刊》编辑，他在菲律宾、缅甸、越南及印度的安达群岛等地开展筹赈工作，民国34年被英当局遣送回国”。①在“八年抗战时期，许多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有的华侨投身战场，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如陈阿清、一阿六等华侨，毅然回国参加西南抗日运输队，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将抗战物资运送到前线。还有连文瀛率领华侨先锋队，在硝烟弥漫的缅甸战场抢修滇缅公路，为打通国际救援通道而努力”。②抗日战争期间，广大莆籍侨商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事迹十分感人，体现了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桑梓之心。
四是广大莆籍侨商在侨居国积极参加反日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旅居东南亚各国的莆仙华侨积极投入当地的抗日斗争。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时，马来西亚兴安小学校长傅盘仰（仙游赖店人）不顾个人安危，一直坚持参加抗击日军的斗争，受到当地人民的表扬。仙游籍知识分子张兆汉、许彧青等人，在南洋团结文艺界进步人士，经常在《星洲日报》、《南洋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当地民众坚持抗日。在东南亚各国，莆仙籍侨胞团结侨居国人民群众，鼓励当地民众团结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大力支持从事抗日活动的地下工作者，帮助抗日义士解决生活困难。莆商王丰太、严宗聘等一批进步人士，弃商从戎，将自己的宝贵生命贡献给抗日事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强烈的民族精神感召下，海外莆仙华侨和广大莆商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全力支援祖国抗战，谱写了一曲曲激动人心的时代乐章，体现了海外兴化儿女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积极参加政治斗争
民国时期，莆商队伍日益壮大，迅速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以不曾有的革命姿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地方经济建设、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出兴化商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特别是商会组织和行业公会等商人社团组织，在反对苛捐杂税、支援抗日战争、支持中国革命和反对内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商会组织建设
莆仙两县商会组织分别于1908、1911年成立。民国初期，莆田县商会设在涵江集镇，由涵江“鼎和”商行老板黄纪年任会长，下设城埠分事务所，管辖24个同业公会。民国六年（1917年），莆田县商会改选后由黄维扬接任会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阀军东路军入闽后，要求各县商会进行重新登记，并改名为“商民协会”，莆田城里商人立即发起组织，建立了莆田县“商民协会筹备会”。随后改名为“城区商会”，而原涵江商会依然存在，从而出现了“一县两商会”现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凡同一行业有7家以上商家的可以组织同业公会，有7个以上同业公会的县可以成立商会。于是，莆田城里商人率先联合了11个同业公会，向省政府申请成立了“莆田县商会”。涵江商人得知消息后，也联合了10多个同业公会，向省政府申请成立“莆田县商会”。两个商会互相争执、互相指控，闹得不可开交，一直控告到南京工商部。南京工商部采取折衷办法，批准“莆田县商会”设在城里，又同意在涵江设立“涵江商会”，双方均为独立机构，不相隶属。涵江商会对外可以“福建省涵江商会”名誉，但只管辖涵江、江口的商人经营活动。至此，莆田商会和涵江商会之争才划上句号。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会活动比较活跃，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在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对沿海城市进行了轰炸，莆田城里居民人心惶惶。于是，由莆田商会牵头，将商人子女组织起来，担任义务警察，协助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起到了稳定人心、减少伤亡和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
仙游县商会成立于清末，民国四年（1915年）改议董制为议员制，先后由林玉江、陈玉锡、林炳森、林升、萧平阶、李少舟等人担任会长。仙游县商会成立之后，举商人之力做了不少善事、好事，如林炳森任内曾经设立救生所，收容无家可归者。北洋军阀统治莆仙期间，常以商人为派差筹饷、敲诈勒索的对象，商会经常出面为会员排解。同时，商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仙游县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枫亭商人成立“枫亭商会”，“会址设在杨祠，下辖棉布、京果、陶瓷、山货、药业、百货、饮食、豆腐、屠宰、肥料、纸业、糕饼、海产等13个同业公会。该会于30年代曾协助创办枫江中学（现枫亭职业学校），筹资修建太平桥，鼓励巨商在霞桥港设栈，繁荣港口经济”。①民国十六年（1927年），仙游县商会改议员制为委员制，分设执委会与监委会，会长改称主席，最高权力为会员代表大会，隶属国民党县党部管辖，先后由李星秋、黄碧青、连璧、颜佑愍等人任主席。仙游县商会集资创办了商会小学（今城西小学）、商团小学（今红星小学），李星秋任内还资助蔡明良创办《商报》，连璧任内协助政府清理倒闭的商办票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仙游商会改“四大公帮”为同业公会，辖有糖业、京果、肥料、百货（布）、海产、粮食、酱油、食盐、国药、木材、菸丝、纸业、屠宰等13个同业公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仙游县商会配合民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商人捐钱捐物、查究奸商、销毁日货等，各项工作卓有成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沿海各县久旱不雨，引发大面积的粮荒，仙游县商会组织商人出资购进大米，平抑粮价，获得百姓好评。抗战期间，仙游县商会在城内设立了育婴堂收容弃婴，并与红十字医院共同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日机轰炸县城时，曾出动救护队救护伤员。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仙游县商会下辖糖业、京果、肥料、百货（布）、海产、粮食、酱油、食盐、国药、木材、菸丝、纸业、屠宰等13个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仙游县政府设立社会科，商会归其管辖，执行委员改称理事，监察委员改称监事，主席改称理事长，随后，相继发展了寄售、菜馆、青果、山货、糕饼、铁器、油坊、金银首饰、香烛箔品等9个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榜头商人也联合成立了“榜头商会”。
民国时期，莆田两县的商会经费来源主要由各同业公会按比例分摊，以捐资额确定投票份额，理事以同业公会为基本单位选举产生，糖业公会和桂圆公会选举的份额最多，在莆仙两县商会中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二）商人抗捐斗争
商会是商人的社团组织，也是商人利益的维护者，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商会在组织商人联谊、经营管理、协调矛盾、协商捐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民国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各路军阀经常向商人敲诈勒索，引发多起商人抗捐抗税斗争事件，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3月1日，福建改厘金为商捐。一起一验、从价3％税率征收。
民国3年废商捐恢复厘金，其害商民的程度甚于清代。民国8年以后，正杂各款最高的达税率30％以上。民国10年，莆田县年征20万元。民国17年废厘改征特别消费税、统税等”。①“苛捐杂税猛如虎”，广大商家不堪重负，从而引发了多起商人抗捐抗税斗争。如民国十四（1925年），莆田商人和农民在“北高、平海、笏石、诸林、锦墩等地发生抗捐抗税事件”。③“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共莆田县委发动全县农民开展反抗烟苗捐斗争，组织各乡民众向县政府请愿，县城学生、商人、店员纷纷罢课罢市示威游行声援”。③还有莆田的忠门、涵江、黄石、东沙、荔城和仙游的榜头、鲤城等地，都发生了学生、农民和商人的联合抗捐抗税斗争。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14年5月至民国15年1月，仅报载的莆田县抗捐抗税事件就达14起”，其中商人成为抗捐斗争的重要力量。④民国时期，仙游县商会领导了一起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抗捐抗税斗争。其起因是福建事变前夕，仙游境内驻军达万余人，军队频频向地方政府索要军饷，导致仙游财政人不敷出。于是，仙游县政府相继开征了土格捐、肥田粉捐、洋油捐、豆饼捐等新税种，商人们不堪重负，敢怒而不敢言。1933年10月中旬，仙游县政府决定向城区商家加税，增税幅度高达几倍之多，消息一传开，社会各界舆论哗然，商人们立即向商会反映，要求商会向县政府求情。仙游商会会长黄碧青立即召开商会理事会议，决定先由会长和商会代表出面向税局疏通关系，并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仙游商业不景气，商家经济困难，请求县政府不要增税；二是如县政府执意增税，则请求减轻增税幅度。但仙游税局局长朱紫朝一口回绝商会代表的请求，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第二天，朱紫朝带兵向各商家催捐勒税，但遭商人拒绝。朱紫朝怀疑商会从中作梗，便于10月21日早上带上4名税警，押着会长黄碧青到“成兴号”、“川记号”、“新业茂号”、“新九经号”等商店征税。由于商家事先得知消息，将现金转移，税警一无所获。朱紫朝便限期3天，要求各商家如数缴纳，否则将拘捕抗税商人。随后，朱紫朝又将商会会长黄碧青带到县衙，县长吴汉章责骂黄碧青督促不力，要求立即召集商会会员会议，传达县政府指令，推动商界按期纳税。
仙游县商会代表与县政府交涉未果，便于1933年10月22日上午再次召开商会理事和商人代表会议，传达县长、税局局长的训令。商人们义愤填膺，认为县政府无视商家困难，一意孤行，强行加税，决定集体抗税。但商人抗税相对比较温和，仍然一方面派商会会长向税局沟通，希望减免征税幅度。另一方面，商会又派人到仙游榜头、枫亭和邻县了解情况，联络商人，准备发动乡下商人一起抗税。然而，商会请求减免税的请求仍遭官方拒绝，而经了解榜头、枫亭和莆田县均无加税之举。于是，仙游城区商人更加愤愤不平，立即行动起来，决定集体抗税。
1933年10月23日早晨，仙游县城沿街出现了“打倒朱紫朝”、“城关苛税过重、不能负担”等大幅标语。朱紫朝见状大怒，立即派兵到商会追查贴标语的商人。县长吴汉章怕事情闹僵，于10月24日一大早亲临商会，坚请会长黄碧青到税局同朱紫朝局长商讨解决办法，并威胁商会代表，如大动干戈，将予以严惩。10月24日下午，仙游商会又召开会员代表会议，大家统一口径，坚决抗税。10月25日上午，会长黄碧青同2名商人代表再次前往仙游税局，希望协商解决加税幅度问题。但税局局长朱紫朝态度强硬，要求各商家务必按期纳税，不能减免，不得抗交，并追查贴标语的商人。商会代表据理力争，诉说商人之苦衷，朱紫朝局长恼羞成怒，翻脸拍桌，厉声大骂。商界代表见势不妙，遂回商会召集众商人拥到税局门口。而朱紫朝局长仍然有恃无恐，耀武扬威，命税警押送黄碧青会长前往县政府收监，从而激起众怒。商人们忍无可忍，立即冲进税局，砸毁了税局的办公用品，屋外的商人纷纷向税局屋顶抛掷石头，将税局屋顶瓦片打的粉碎，朱紫朝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
1933年10月26日一大早，仙游县政府派兵抓捕了商会会长黄碧青，并将其房子查封。为了援救会长，仙游商会邀请各界代表集体向县政府请愿，请求保释黄碧青，但遭县长吴汉章拒绝，并趁机向黄碧青之父勒索大洋10000元。仙游县政府的暴行激起商界众怒，在商会鼓动下仙游城区实行全面罢市，商人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会长黄碧青，否则将活抓朱紫朝为人质。一时间，仙游城区局势十分紧张，县政府周围派兵戒严，岗哨林立，士兵荷枪实弹，日夜守卫，以防市民冲击政府机关。
仙游各界代表的请愿、示威和抗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便于1933年10月27日集众前往十九路军驻仙部队反映情况，请求师长张君嵩出面调解。张君嵩担心事态扩大，即派副官同仙游县政府交涉，将黄碧青接到师部，然后交给商会代表带回。10月28日，仙游县长吴汉章又派朱紫朝向仙游商会施加压力，限期3天之内推动各商家如数交清税款，否则将再次拘捕会长。黄碧青再次召集商界代表开会，大家认为官兵苦苦相逼，又将会长作为人质，确是不好办。经会议讨论决定，将黄家父子安排到漳州避难，在家的商会理事继续发动抗税。
正当仙游县政府加紧逼税之际，十九路军揭竿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十九路军驻仙部队撤销了国民党仙游县党部，通缉了县党部委员，枪决了一批民愤较大的贪官污吏和土匪头子，改组了仙游县政府，派师官佐殷公武接管县政。由于福建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吴汉章和朱紫朝逃之夭夭，仙游商会领导的抗税斗争因而取得胜利。这次斗争是仙游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而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抗捐抗税斗争，显示了仙游商人的政治力量，成为莆商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
（三）支援中国革命
民国时期，莆商参政意识日益增强，许多商人鼓励子女参加中国革命。如莆田著名商人黄纪星有8个儿子，其中4个儿子参加了中共莆田地方组织或外围组织，两个儿子先后担任中共莆田县委委员，第四儿子黄典粦于1930年在江口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后被国民党处决。有些商家成为中共莆田地方组织的联络点，如涵江的“文墨斋书店”，长期向闽中游击队传递秘密信件、运送武器弹药和提供文化用品等，并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左翼文艺在内的各种书刊，因而被国民党宪兵查封，老板被逮捕入狱。莆田城里的“人生商店”也是中共闽地方组织的秘密联络点，经常为闽游击队输送武器弹药、生活用品、传递信息和秘密文件等。
民国时期，许多商人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支援闽中游击队。抗战胜利后，内战全面爆发，闽中游击队在莆仙永交界的山区活动，经济十分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涵江地下党组织发动涵江商家捐款捐物，支持闽中游击队。如涵江的“茂隆梅记”商行捐献了棉布30匹，解决了闽中游击队军服问题。还有一些莆商不定期地向闽中游击队提供经济援助，一些商人子女还踊跃参加革命。
民国时期，海外莆商们支持中国革命事业非常踊跃，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据《莆田市志》记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不少华侨，慷慨解囊，捐资捐物支援国内革命斗争。民国26年，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们募捐一笔款项，寄回国内设法营救。民国37年，他们还筹集一笔钱支持闽中游击队的革命活动”。①抗战期间，不少华侨在侨居国踊跃参加抗战，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仙游籍华侨张元豹，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出任马共中央宣传部长，积极组织侨居国民众开展抗战，不幸被日军逮捕，以身殉职。
内战爆发后，海外华侨反对内战的呼声十分高涨。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35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全面进攻，陈嘉庚于9月7日以‘南侨总会’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劝告美国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发表后，9月27日，莆仙籍在新加坡的华侨工、商、学、政各界代表举行盛大集会，拥护陈嘉庚通电，并组织‘海外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协会’。马来西亚的吡叻、雪兰莪和槟城等地莆仙华侨也组织拥护陈嘉庚通电的活动。不少旅居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的莆仙华侨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民国35～38年，从菲律宾先后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各进步华侨社团会员共200多人，其中也有不少莆仙籍的华侨。解放战争后期，涵江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华侨纷纷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民国36年，黄厝村印尼侨胞黄立回国参加革命，任中共云霄县乌山根据地地委机关支部书记、电台台长、《前哨报》编辑，民国37年2月被捕牺牲。是时，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等地莆仙华侨青年集中香港，决心奔赴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民国37年冬，福建特别支队张兆汉、黄明等人组织培训一批爱国青年，民国38年8月，在这批青年中选拔120多名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文化服务团’，由团长黄明率队分批进入福建、广东、江西等游击区。这支‘文化服务团’经厦门、漳州、泉州、莆田到福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福建的解放和家乡建设作出贡献”。②同时，海外华侨还从经济上支持中国革命。如1948年8月，南洋商业银行副总经理洪骏声和傅维丹、林降祥、吴为忠等商人，捐出20万元港币支援中国革命。新加坡商人昊钰荪也捐出4万元港币，用于支援中国革命，后受中共南方特委委派，担任香港宝生银行总经理。仙游商会也于1949年春接受中共仙游地方组织的请求，发动商人捐资捐物，支援仙德游击队。
第三节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著名商号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贸繁荣，商店众多，商人队伍庞大。莆田的涵江、荔城、梧塘、黄石、笏石、秀屿、西天尾和仙游的鲤城、枫亭、榜头、度尾等地，已发展成为繁华集镇。特别是涵江、荔城和仙游的县城、枫亭等地，出现了许多著名商家和商行，给人们留了深刻印象。本节选择几个著名商号，从侧面反映民国时期莆仙两县商人发家致富的创业史。
1.茂隆梅记商行。茂隆梅记是民国时期由周良翰创办的老商号。周良翰系涵江集奎人，其祖上以染布为业。清末时，周良翰及其儿子周文开到仙游枫亭创办染布店，生意日渐兴隆。民国八年（1917年），周良翰筹集资金在涵江购置房产和设备，创办了茂隆梅记染布坊，雇用4名工人。
但生意刚刚起色，周良翰却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周文开继承父业之后，精心经营，不断提高染布技术，总结了一套漂、染、晒、碾光等工艺流程，开展多业经营，兼营绸缎、绒线、江西布（夏布）、江北布（土布）、洋布、绸线、洋纱等，生意日益扩大。
20世纪30年代期间，外国洋布大量涌进莆田，境内土布销量日渐萎缩，茂隆梅记商行停止经营祖传染布业，专营棉花、棉纱（洋纱）和棉布（洋布）的批发，并将茂隆梅记染布店改名为“茂隆布店”。同时，为了拓展进货渠道，茂隆布店还与上海莆商合作创办了“志成申庄”。将莆田的桂圆干、蔗糖等土特产运销上海，又从上海购回纱布和日用百货，在涵江批发销售，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志成申庄搬迁到金陵东路的法租界继续经营。
后因福州、厦门等沿海港口沦陷，海上交通受阻，志成申庄7000多匹棉布滞留在上海法租界仓库，价值黄金2300多两。日军占领上海后，志成申庄的棉布被查封，后以总价30％黄金和70％的纸币被日伪政权强行收购，茂隆布店损失惨重。此后，志成申庄又通过舟山群岛的沈家门港口航运纱布到福建，当时涵江客商云集，福、厦、泉和闽中各县的商人都在涵江采购纱布，茂隆布店生意非常兴隆，资产迅速膨胀，成为莆田境内纱布行业的老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上海志成申庄的股东以走私罪被捕入狱，涵江茂隆布店受到株连，破费了大笔钱财才得以继续经营。1942年底，茂隆布店又被国民政府强行摊派巨额国债，周文开逃往外地，其家属被当局拘捕入狱，最后还是“破财消灾”，保命要紧。
尽管茂隆布店连遭重挫，资产损失过半，仍然苦心经营，努力拼搏，先后在福州中亭街开设了“恒浮货栈”，在下杭路创办了“荣隆商行”，在上海创建了“庆隆”号，主营百货、棉布棉纱和莆田土特产等，兼营东南亚各国华侨的外汇信兑，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成为民国时期莆仙境内知名商号。
民国后期，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由于茂隆布店经营批发业务，一般都是老顾客，有赊欠的习惯，纱布价格飞涨，大批货款未能及时收回，而收回时又是一堆一文不值的“钞票”，入不敷出，后改为零售，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歇业。
2.双茂隆商行。双茂隆创始人为仙游商人徐启棋、陈泰等人。徐启棋三兄弟自清末起就在仙游县城经营蔗糖，生意兴隆，家资巨万。民国初期，洋纱洋布大量涌入莆田境内，利润丰厚。精明的徐启棋便邀请仙游（砺山）人陈泰，会同涵江纱布商吴永安等人联合组建了双茂隆纱布行，股金达30多万元，成为当时涵江境内资本最为雄厚的纱布批发商之一。
双茂隆为了扩大经营，拓展进货渠道，租用了上海英国租界金陵路华盛公寓2号作为上海办货庄，后并入上海“仁记祥”办货庄。双茂隆从上海购买了大批棉布、洋布，运回家乡抛售，又将莆田仙游盛产的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运往上海销售，双头赢利，生意风风火火，纱布批发到闽中、闽北和闽南各县，每年纱布批发量超过10万匹，成为涵江纱布行业的巨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供货渠道中断，双茂隆从江浙一带购货，改用木帆船运输。但经常遭受日机轰炸和海盗抢劫，其中最严重一次是在马祖岛附近，被日军劫走纱布一万多布匹，损失惨重。1942年，双茂隆上海货庄收盘时，将全部库存运回莆田，恰逢三江口封港，便将轮船停靠在福清海口码头，又遭日机轰炸，整船纱布付之一炬，双茂隆元气大伤，于1943年宣告停业。
3.通美豆饼行，简称通美行。通美行创办于清末，创始人为莆田阔口商人陈油泉、陈湖泉、陈济泉三兄弟。陈家兄弟早期在莆田阔口老家经营豆饼店，生意扩大后将豆饼店搬往黄石集镇。
民国时期，涵江商埠繁荣，客商云集，陈家兄弟于民国二十三年（1924年）将黄石豆饼店迁往涵江宫下。为了扩大生意，兄弟各自分开经营，老大陈油泉继续经营黄石的豆饼店，老二陈湖泉在涵江创设“泉美”号，老三陈济泉也在涵江创办“通美”号，均经营豆饼生意。由于陈家兄弟吃苦耐劳，诚信经营，没几年就发迹了。于是，老二陈湖泉便将豆饼店迁往厦门经营，仍然取名为“泉美”商号。
“泉美”号搬走之后，莆田的客户全部留给老三陈济泉，通美行业务迅速扩大，成为涵江境内最大的豆饼批发商，福清、惠安、永春、德化、长乐、永泰等县商人都到通美行批发，年销售豆饼近百万块。同时，为了扩大生意，通美行又承包了“德义理士商行”的3艘轮船，进行海上运输，以保证货源供应。出港时运载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返回时运载豆饼和日用百货，两头赢利。通美行号还在上海开设了“联美”商行，兼营面粉生意。民国十年（1921年），通美行联合泉美行等58家豆饼商，成立了“和丰豆饼公司”，企图垄断莆田豆饼市场，后遭学生、农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于翌年解散。20世纪20年代期间，通美行还独家代理美国德古士公司的煤油和德国产的肥田粉，生意越做越大。
通美行经营谨慎，管理严密，加上代销洋货获利颇丰，迅速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莆田商界的巨富。20世纪30年代初，通美行在涵江楼下街购买了20亩地，建设一幢楼房，十字厅八开间的四层洋楼是当时涵江最高的楼房。同时，通美行还建造了栈房25栋，命名为“镜湖里”，俗称“东方二十五坎”，是当时莆田境内最大的商业仓库。但因楼房高目标大，多次遭日机轰炸，通美行损失惨重。
20世纪20年代末，通美行还涉足金融、电力和文化产业等。先在涵江繁华闹市开办了“发美”汇兑局和角票局，发行纸币，陈济泉担任涵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之后，通美行又投资实业，合股筹建火电厂，后遭日军轰炸，火电厂迁往永安。1931年，通美行又投资2万元大洋在涵江宫口兴建了莆田境内第一家电影院，500个座位。但因投资大，收益少，无利可图，加上厦门沦陷后影片来源中断，涵江电影院随即歇业。
通美行老板虽然家资巨富，仍然勤俭持家，即使是生意兴隆和鼎盛时期，家眷仍然在家种粮、种菜，保持农民本色。通美行老板事业有成之后，积极支持家乡公益事业，民国二十四年（1933年），通美行在涵江前林捐建了东洲桥和西洲桥，东洲桥长12米、宽2.6米，西洲桥长10米、宽3米，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通美行又在涵江田尾捐建了“含光堂”，是当时涵江最大的土地庙。通美行老板陈济泉晚年看破红尘，于1948年在华亭龟山寺出家。
4.同懋百货行。同懋百货行是抗日战争前期莆田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家日用百货批发商店。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由林长德的“宝裕”号牵头，联合翁嘉坤的“隆美”号、林兆章的“宝美”号、郑德安的“德昌”号、高尚志的“民生”号和庄阿瑞的“瑞顺”号等6家百货商行，联合组建了“同懋百货行”，采取股份制公司方式，由原“宝裕”的掌柜林恩任总经理，原“隆美”号的掌柜翁嘉坤任副总经理。
同懋百货行共集资20万元大洋，其中最大股东是“宝裕”号掌柜林恩（笏石洋兜人），占公司股份50％“宝裕”号是莆田境内的老字号，创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由林恩父亲林长德经营，主要经营碗箸、锅勺、草纸、煤油等日杂品，后来通过福州下杭路“庆元办货庄”掌柜方于傅的关系，签订了一笔“蜂房牌”毛线批发权。当时毛线是新产品，也是姑娘陪嫁的时尚品，“蜂房牌”毛线进入涵江市场之后非常畅销，不到2年时间就获利万余元，且名声大震。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林恩接手经营后，将“宝裕”商店迁往涵江最繁华的市场顶，批发规模继续扩大，经营品种不断增多，迅速跃居涵江苏广百货行业之首。
林恩是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为了扩大知名度，减少税收，垄断莆田百货行业，他将涵江几家较大的百货商店联合起来，形成了抗战期间莆田境内乃至在闽中地区实力雄厚的百货大商行。
同懋百货行成立之后，生意迅速扩大，为了保证货源，扩大市场，与上海莆籍巨商程文涛（溪口人）、康文龙（岱埕人）、王希鉴（埭头人）等人合资创办了“上海大享办货庄”，采取股份制方式，派原“民生”号掌柜高尚志和“宝美”号掌柜林兆章长驻上海经营。
同懋百货行组建之后，生意蒸蒸日上，获利颇丰，业务以纱布为主，兼营苏广百货，不但与上海大亨办货庄合作，还同福州庆元号保持业务联系，构成了上海一福州一涵江一闽中各县的供货、运输、销售的经营网络，成为莆仙境内外最大的百货批发商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江口被日伪军封锁，上海货源受阻，同懋百货行销量大减，并多次遭日机轰炸和海盗洗劫。如1939年底，同懋行寄放在福清海口的货物突遭日机轰炸，500匹元斜布和100多件货物化为乌有，损失惨重。1943年，同懋行租用的德国货轮“谋福号”，从上海运载货物往三江口，航行到塔仔外时被日军武装抢劫，损失一万多元。还有一次从上海运回2车百货，途经浦城时遭土匪洗劫，一件不剩。
民国末期，同懋行赊欠给各商家的货款不能及时收回，加上“法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批发出去是实物，收回来是一堆“钞票”，入不敷出，只好收盘。
5.福生（申）船务行。福生（申）船务行由涵江商人康秋涛于1938年创办。民国初期，康秋涛在上海与人合伙创办了“立生货庄”，随后又在涵江合股创办“恒生”和“顺安”船务行。抗战期间，涵江商贸繁荣，航运业务日盛，康秋涛便独资创办了福生船务行。
福生船务行经营有方，业务发展迅速，先在上海创办了“同康”、“同成”2个钱庄，康秋涛自任同康钱庄董事长。随后又创办了“九福”、“生大”2个桂圆干销售门市部，很快就发展成为上海“兴化商帮”的领军商行。
抗战期间，福建沿海一度被日军控制，航运业萧条，福生船务行便租用了萄籍“威金”号轮船，载重量只有200吨，船小灵活，装卸方便，生意十分兴旺。随后，福生船务行又租用了英、德、萄等国多艘轮船，最小的载重量为500吨，最大的“新瑞安”为1000吨，开辟了涵江至上海的航线，每月往返两趟，一度承运了福建省近50％的货运量，生意非常之好。
福生船务行在经营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两次意外事件。有一次轮船从上海出港后突遇台风，为了保护船上人员和财物安全，船长果断地将部分货物抛弃海中，以减轻轮船重量，结果引发了官司。另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生行租用德国籍轮船“茂福”号运载货物，从三江口开往上海的途中被日军拦劫，被迫开往舟山群岛，货物全部被劫，不但福生船务行遭受重挫，而且托运货物的涵江商人也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后，福生船务行进行了改组，康秋涛、郭汝城等人共同创办了“福申船务行”，康秋涛为大股东，与“大东船务行”形成强有力的竞争。“福申船务行”采取租船方式经营航运，开始租用了2艘轮船，一艘大轮船取名“新福申”，载重量4000吨。另一艘小轮船取名“文星”号，系油轮改装，载重量只有200吨，但速度较快，装卸方便，利用率高。
福生（申）船务行共有员工30多名，公司总部设在涵江，约有20多名员工，福州、上海两办事处各有5人办事员。涵江公司总部由康秋涛的表兄俞坤麟和原上海大厦大学教师刘少苍主持业务，上海公司的业务由股东郭汝城负责。船务行的收入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运费，俗称“船租”，一般以重量和体积计价；二是船务代办费，包括代办费、报关手续费、驳船费、保管费等。
福申船务行是民国时期莆田境内经营时间最长的船务行，直至1948年才收盘。
6.南通南北京果行，简称“南通行”。“南通行”创始人为郭文楸。民国初，他只身前往福州当伙计，多年后自己开设了懋聚商行，专营闽西北的香菇、笋干、莲子、红菇等土特产，也称“溪货”。懋聚行生意发展之后，便在涵江前街与人合股创办了“新记京果商店”，后来一些股东陆续退出，郭文楸就独家经营。
抗战前夕，郭文楸正当壮年，颇有一番抱负，便将“新记京果商店”改名为“南通南北京果行”，努力扩大业务，生意非常兴隆。“南通行”批零兼营，经营品种繁杂，有花生油、食糖、肥皂、火柴、米粉、豆皮干、淀粉、红菇、香菇、黄花菜、白果核、角笋、蛏干、花生粉丝、瓜子、鞭炮、煤油等，还有海参、鱼翅、发菜、墨鱼等海产品，成为涵江地区著名的京果批发商。随后，郭文楸又在涵江后街设立“八达行”，前街的“南通行”为零售门市，后街的八达行专门经营批发业务，雇工达30多人，成为涵江京果批发商的老大。
南通行秉承薄利多销的宗旨，大到一笔几百元至上千元的批发业务，小至一盒火柴、一块肥皂，甚至几分钱的买卖都努力去做好，积少成多。民国后期，由于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郭文楸兄弟在福州、香港等地开设的商行相继倒闭，南通行也随即收盘。
7.复茂饼店。复茂饼店前身为复茂碗店，创办于清末。复茂碗店的创始人为德化商人颜孝多。颜家世代烧瓷，但因交通不便，生意一般，便到仙游县城创办了复茂碗店，推销德化瓷器。
但碗店季节性比较强，平时生意惨淡，便兼营糕饼生意。
民国八年（1919年），颜孝多大侄儿颜思显从德化来仙游帮忙伯父做生意。颜思显脑子灵活，办事利索，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材料。民国十三年（1924年），颜思显到涵江租房开店，经营德化瓷器，仍取店名“复茂”，兼营糕饼，制作一些花生扑、牛皮糖、贡糖等出售，生意日益发展。当时涵江饼店很多，竞争激烈，但大多是制作猪头尾耳、寿桃、光饼之类的面食饼，没有人做馅饼。
于是，复茂店从德化老家雇了一名糕饼师傅，专门制作绿豆馅饼。由于“复茂绿豆饼”用料考究，质量上乘，在涵江非常畅销，生意扩大后“碗店”便与糕饼店分开经营，由颜思显专门负责经营“复茂”饼店。
复茂绿豆饼以鲜嫩、酥松、香软而著名，馅料用上等绿豆，经浸泡去皮，捣烂后加入各种佐料制成，口感好，风味独特。不但平民百姓喜欢，而且过往商旅、农夫苦力都很爱吃，甚至商家富户、社会名流也纷纷购买。但好景不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莆仙境内霍乱流行，颜思显染疫身亡。此后，复茂饼店便由老二颜思桐经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九路军败退路过涵江时，一名广东兵传授广东糕饼制作技术给复茂店。于是，复茂店又增加了新的糕饼品种，生意蒸蒸日上。生意发展之后，复茂店缺乏人手，三弟颜志鸿便辍学回家，到涵江共同经营饼店。
复茂饼店善于学习借鉴国外的糕饼经验，不断推出新产品，如饼干、面包（时称罗池包）、生日蛋糕等西式糕点，引进了外国糕饼制作技术。当时涵江天主堂美国厨师与复茂老板来往密切，颜志鸿通过天主堂修女蒲师母代购外国香油精和发酵粉，添加到糕饼之中，使糕饼具有各种香味。
同时，修女蒲师母还传授了西点和面包制作技术，使复茂店糕饼品种不断增多，生意越做越好。
复茂店善于技术创新，开始只是用传统的糕饼制作工作台，每台10多人，手工操作，约有20多人。后来又研制了窑式烤炉，采用烘烤技术制作糕饼，产量迅速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应该说，烤炉技术的发明对莆田糕饼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复茂饼店生意十分兴隆，产品以绿豆饼为大宗，日产量约3000个，还有面包、饼干、生日蛋糕和肉饼、水晶饼、万字糕等多个品种，成为涵江首家中西糕点并重的名牌饼店。于是，复茂店开始创办连锁店，先在涵江创办了三个连锁店。
由于同乡郭诚猷进入复茂店之后，勤劳肯干，几年如一日，为复茂店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感谢郭诚猷对复茂店的贡献，颜志鸿鼓励他自立门户，在莆田城里东大路创办了一家分店，仍用“复茂”招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郭诚猷秉承老“复茂”的宗旨，诚信经营，童叟无欺，薄利多销，成为城里有口皆碑的名店。
抗战胜利后，台湾和东南亚各国的糖果进入莆仙市场，这些糖果形状各异、包装华丽，深受欢迎，但价格昂贵。于是，复茂店就自己动手制作糖果。开始只是生产硬糖，掺入一些进口香油素，制成菠萝、薄荷、柠檬、奶油、可可、巧克力等不同香味的硬糖。还设计了精美的包装纸，进行过蜡处理，以保证糖果质量。后来又推出了软糖、半硬糖、牛乳糖等几十个品种，由于复茂店生产的糖果包装精细、物美价廉，十分畅销。
复茂饼店经营有方，懂得利用广告效应，天天在店面柜台上摆着几十个圆口大玻璃瓶，瓶内放满了各种糕饼和各色糖果，到店里购买糕饼和糖果的顾客络绎不绝。特别是外地商贩，一次批发好几麻袋的糕点糖果，产品供不应求。但为了保证质量，维持声誉，复茂饼店生产的糕饼糖果有数量限制，每天都有计划地生产，造成产品的紧缺感。同时，复茂饼店诚信经营，从不以次充好，在百姓中有良好的声誉，成为莆田的老字号，至今长盛不衰。
8.远东大旅店。远东大旅店创始人为孔祥星，俗称孔毛，出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20世纪30年代初，孔祥星与莆田城里商人郭笃周合作，在涵江创办了远东大旅店，孔祥星是大股东，约占三分之二股份。
20世纪30年代，涵江宫口两岸商业繁荣，客商云集，孔祥星租用了陈镜平座落在宫口河南岸的砖木结构三层小楼，进行了改造装修，扩建为远东大旅店。随后，孔祥星又租用了小楼后面“芳来号”的一座楼房，不断完善旅店的配套设施，成为莆田境内规模最大的旅店。
远东大旅社设有小礼堂、汤堂、餐馆、理发室等配套设施。当时三江口海运发达，涵江商业繁荣，各地客商长期驻扎涵江，加上远东大旅社设备齐全，条件好，位置佳，出入方便，深受客户喜爱，生意非常兴隆。
抗战期间，涵江成为万商云集的“小上海”，远东大旅社天天客满，生意蒸蒸日上。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远东大旅社两大股东决定重新装修，更新设备，从上海购置了最先进的设备和材料，进行全面改造装修，每个客房安装了呼唤电铃，门上安装了自动销，客房里摆上了景德镇定做的细瓷茶具，床上用进口白洋布床单，并配有窗帘、桌布等。汤房里还设有推拿、修脚等服务。
同时，远东大旅社的小礼堂里经常有歌舞、杂技、魔术、舞会等，深受客人欢迎。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远东大旅社都赶上了福州、厦门的高档旅社，不但在莆田境内执旅馆业之牛耳，而且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也颇有名气。
正当远东大旅社蓬勃发展之际，大股东孔祥星于1945年患食道癌病逝。此后，远东大旅社日渐衰落。一方面，抗战胜利后三江口航运衰退，涵江商业繁华不再，外地客商大减，远东大旅社生意日渐萧条。另一方面，由于孔祥星子女都是教育界人士，不懂经商之道，对继承祖业不感兴趣。至民国末期，远东大旅社生意每况愈下，坚持到建国初期歇业。
第四节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著名商人简介
民国时期，沿海商贸发达，商业经济繁荣，许多莆商暴富起来，成为闽中的富商巨贾，不少莆商成为福建商界的领军人物，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海外莆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打拼，到了民国时期已有不少侨商事业有成，成为侨居国的商界巨头。本节选登一些国内和海外著名莆商的创业史，以帮助读者了解民国时期的莆商风采。
1.陈芹（1886—1957），原籍莆田县华亭乡村人，后移居仙游县城居住。清朝末年，陈芹和弟弟随其父到仙游谋生。起初，兄弟俩在县城“裕兴”榨油坊帮活，随后在仙游田坅底与人合办一个小店铺，主要销售夤杓、煤油灯等小杂货。稍有积累之后，陈芹就自主创业，开办了“新兴”商号，经营桂圆干生意，每年向华亭老家的果农承包少量龙眼树（即包青苗），加上自家的龙眼树，一年也有几十担新鲜龙眼，焙制成桂元干后卖给涵江桂元行。由于小本生意，又受“头盘商”盘剥，获利不多。几年后，陈芹有了一定资本，就开始大量收购桂圆干，运往福州、宁波、上海等地销售，收入倍增。
陈芹头脑灵活，经营有方，将兴化土特产运销往江浙地区的同时，又从上海、宁波等地贩回豆饼、肥料、布匹、面粉和苏广百货等，提高了资金利用率，生意迅速扩大，年营业额达10多万元。随后，陈芹为了拓展国内市场，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商埠开辟“行栈”和“申庄”，将自家兄弟子侄派驻各商埠负责经营。“新兴”号销售渠道从省内的涵江、厦门、福州等地，迅速扩展到上饶、瑞金、温州、宁波、杭州、嘉兴、嘉湖、无锡、苏州、上海、芜湖、屯溪、河口、天津、青岛、大连、营口等大中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迅速膨胀，成为身家巨富的大商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德士古公司派人来仙游寻找肥田粉和煤油代理商，恰好陈芹负责接待，谈成了代理生意。陈芹代理肥田粉和煤油业务历时八年，赚了不少钱。
抗战爆发后，海运断绝，“新兴”号代理业务失去了货源，生意大幅衰退。为了寻找新的业务，陈芹前往省内各地考察，摸清异地的物资余缺、地区差价和产地与销地、旺季与淡季等行情，然后开展大规模的购销活动。取得成功之后，陈芹又到外省考察，获悉安徽芜湖百姓每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以赤糖熬饭，中秋前后赤糖价格上涨，甚至高于白糖，而芜湖大米价格又比福建便宜许多。于是，陈芹便将仙游的赤糖运往芜湖销售，又从芜湖贩回大米，获利颇丰。在浙江考察时，陈芹发现嘉兴农民缺少肥料，肥田粉每包涨到42元，而大连肥田粉每包只卖28元，便倒起肥田粉生意，又发了大财。
抗战初期，海运阻隔，兴化桂圆无法外运，连续三年价格大跌。陈芹独具慧眼，大批收购，存于库中。1939年，三江口港和仙游枫亭港开通后，陈芹立即将积压的桂圆干运往温州、宁波抛售，又从当地贩回纱布、肥田粉、药材、杂货等，一举获利数十万元。
抗日胜利前后，东北豆饼大量积压，价格暴跌，陈芹派其侄儿陈文祥前往采购了10多万片豆饼，每片豆饼价格仅1元左右，运回时在沿途陆续抛售，先在上海脱手了一部分，赚了6万多元。
剩下的豆饼运到涵江销售，又获利13万多元。
民国后期，陈芹在上海创办了“华大申庄”，与杭州、福州、涵江等行栈构成一个购销网络，自己坐镇仙游“新兴号”指挥，陈家几十号人全部出马，活跃在省内外各大商埠。“新兴号”以蔗糖为主业，兼营桂圆干、豆饼、粮食等，是民国时期仙游境内最大的商行，陈芹因而成为仙游商界的头号人物。
陈芹虽然事业有成，但始终恪守“万贯遗产终难守，俭朴持家必有成”的座佑铭。陈芹虽然家财万贯，但妻子和长女却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力，负责全店职工20多人的炊事工作。自己生活也很俭朴，衣着简单，出门不搭车，不坐轿，穿着草鞋步行，看起来似乎有些悭吝，但他待人接物却毫不吝啬，特别是对公益事业，慷慨解囊，无私援助。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发行爱国公债，分配给糖业工会的公债，陈芹悉数认购。在抗美援朝献物献金运动中，陈芹踊跃捐献，深受好评。
陈芹是民国时期莆仙地区较为成功的商人，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始终稳步发展，其经商之道值得借鉴。
2.杨明建（1887—1972），字荣周，仙游县人。杨明建父亲杨乌百于光绪年间出国谋生，堪称印尼泗水仙游第一人。当时轮船还只作为军事用途，客运货运主要是木帆船，从仙游到印尼需要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沿着“七洲洋”海岸线向荷属东印度群岛方向行驶，可谓是艰难险阻，九死一生。
杨乌百抵达东爪哇泗水之后，跑码头、打杂工，苦熬了好多年，终于有了些积累。于是，他便在泗水一个市场里摆起了小摊，从事小五金等日用品销售。生意发展之后便租了个店面，经营五金百货。挣一些钱之后购买了个店面，生意逐渐发展起来。但杨乌百没上过学，不识字，连签名都不会，不但商店没有招牌，而且生意往来也没记账，全靠头脑记忆，生意来往账单以画圈为据，先在账单上画个圆圈，再在圈中加个点，算是签字认账了。
杨乌百勤劳俭朴，精心经营，生意一天天兴旺起来，资产不断增多。但他膝下无子，后继无人，终究是一块心病。生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杨乌百便返回到仙游招了两个继子，老大留在家中伺候父母，老二来自王家，时十六岁，起名杨明建，杨乌百将其带往泗水协助自己经营生意。
杨明建天性聪明，具有商业头脑，在父亲店中帮忙没有多久就自立门户，独立经营，在泗水大市场销售小五金、杂货、童鞋和小皮包等。开始只做零售生意，慢慢拓展了批发业务，生意逐渐兴隆起来。
光绪二年（1907年），20岁的杨明建返回仙游娶亲，与姑姑的女儿周崇仁完婚后，相偕南渡，共同经营商店。随后，在杨明建引携下，妻兄周子溪、周崇本、周崇高等一批亲朋好友相继飘洋过海经商，并带动了众多同乡前往印尼泗水和东爪哇等地经商。
1926年，杨明建开始拓展业务，先与同乡合作创建了“荣顺昌”，专门生产鞋革产品，而泗水大市场业务则由大舅子周崇本接管。随后，杨明建又创办了“荣顺发”、“荣顺盛”和“荣顺盛皮厂”等企业，生意蒸蒸日上。“荣顺发”代理礼帽，“荣顺盛”专营“荣顺盛皮厂”生产的皮带、皮包及各种皮件。随着生意的日益扩大，杨明建无法顾及“荣顺昌”的生意，便又将其转让给周崇本经营，大市场的生意则由二舅子周崇高接管。
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印尼经济萧条，华人生意一落千丈，杨明建决定回国拓展业务，经仙游商人林简文引荐，与仙游度尾后埔商人林继山共同投资创办了“福州钱庄”。由于当时中国货币稳定，钱庄生意很好，利润丰厚。于是，杨建明又在印尼泗水设立“永顺隆钱庄”，并与福州钱庄保持业务联系，开展外汇信兑业务。民国中期，出境人员逐年增多，外汇信兑业务大增，杨明建的钱庄生意非常兴旺。随后，杨明建又在福州创办了“怡康保险公司”，涉足保险业务，收入颇丰。但好景不长，正当杨建明的生意蓬勃发展之际，国民政府下令禁止私人经营钱庄和保险业务，福州钱庄被逼收盘。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杨明建返回印尼泗水，重振旗鼓，把“荣顺昌”和“荣顺盛”合并为“荣顺盛”，保留了皮革厂，集中精力拓展皮革业务。翌年，泗水市场皮革产品需求旺盛，产品供不应求。于是，杨明建另觅新址，创办了“亦是高”商号，在锦石埠创办了皮革厂，专门生产皮革产品。东南亚经济复苏期间，杨明建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业务，事业出现了鼎盛。
二战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日军入侵印尼，杨建明工厂被逼停产，避居玛琅。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杨明建结束皮厂生意，创办了“全和化妆品厂”，涉足化装品生意，兼营香水，企业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成为印尼境内知名企业家。1952年，杨明建定居雅加达。1969年，杨明建淡出商场，移居新加坡，享受天伦之乐。
杨明建事业有成之后，热心回报社会。民国时期，仙游疟疾流行，百姓深受其害。他了解到爪哇出产的“金鸡纳霜”是专治疟疾的特效药，便出资购买了大量“金鸡纳霜”，无偿赠送给家乡百姓。“金鸡纳霜”非常灵验，患者只要服一片当天就停止腹泻，服两片病即可痊愈，同乡们视若“仙丹”，杨明建的义举传为美谈。
杨明建16岁飘洋过海，长期居住海外，但对祖国和家乡怀有浓厚的情感。1956年，他应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带头回乡投资，还鼓励亲友们回国投资，支援祖国建设。
此后，他多次回国探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建国初期，他带头捐款建设仙游华侨大厦和华侨中学，受到家乡百姓的赞扬。
3.林柏青（1890—1932年），原莆田县望江乡（今涵江三江口人）。宣统元年（1909年），林柏青只身赴漳州、厦门等地谋生，得到同乡刘季鸿的支持和亲友的资助，在厦门创办了“永发办货行”，主要办理同乡前往南洋的手续和接待回乡华侨等业务。后来又在涵江开设了“大成号”，经营桂圆干和荸荠等土特产，人称“荸荠大王”。
民国十五年（1927年），林柏青因父亲病故，雇用了厦门泰利公司“泉州”号轮船赶回家奔丧。但轮船行驶三江口搭仔海面时恰逢退潮，无法靠岸，“泉州”号滞留海上。林柏青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心想莆仙两县如此漫长的海岸线难道就没有一处不受潮汐影响的海岸码头吗？处理完父亲后事，林柏青沿着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海岸线进行考察，发现秀屿是一个天然良港，昼夜可以停泊大型轮船。随后，林柏青又对莆仙惠三县的海上货运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莆田、仙游、惠安等地的豆饼、纱布、肥料和日用百货，大多数在三江口入港，然后用驳船运到涵江或桥兜、林墩、枫亭，以及惠安等码头，或用溪船运往城里、仙游。如果用轮船将货物直接运到秀屿，再用驳船转运到枫亭下桥，或惠安肖厝，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降低成本。当时，林柏青经营的涵江“大成号”货行因受“泉美”、“协丰”等大商行排挤，生意并不景气。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投资开发秀屿港。
民国十七年（1928年），林柏青从厦门永发商行抽出3万元资金，又从亲朋好友处筹资2万元，创办了“兴安公司”，投资建设秀屿港口。经过近3年的努力，林柏青建成了钢筋水泥码头1座，宽3米，长60米；仓库3座，每座仓库可容放豆饼3万块。还建有饭店、客栈等楼房10多幢，并购置码头装卸设备，使秀屿港口初具规模。同时，为了发挥秀屿港的航运优势，林柏青还向莆田驻军建议，开辟秀屿至莆田、仙游县城的公路，得到驻军的支持。但后来因意外情况，这条公路只修建了12千米。
林柏青开发秀屿港时遭受了巨大阻力，当时涵江商人担心开发秀屿港会影响涵江的航运业务，便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和福建省政府控告，要求制止柏青开发秀屿港。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未加干涉，但众怒难犯，形势对兴安公司极为不利。林柏青只好调整计划，低调开发、谨慎经营，取消了租赁大型轮船搞运输的计划，只是从厦门泰利洋行租用了4艘小轮船，命名为“枫江”、“兴安”、“福兴”、“枫眉”，开辟了上海、宁波、温州、厦门等航线，从外省运进豆饼、纱布、肥田粉、煤油、杂货等，又从莆田运出桂圆干、蔗糖、生猪等土特产品。此后，莆田、惠安、仙游三县的货物大多从秀屿港口出入，码头生意日渐繁荣，沉寂了一百多年的秀屿港又勃发出生机。
林柏青是民国时期第一个私人开发秀屿港的民族资本家，尽管他胆识过人，经营有方，但在战乱的年代里，商人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竟被海匪所杀害，英年早逝。林柏青去世后，秀屿港的海运业务乏人主持，生意日渐衰落。抗战爆发后，日军为了控制东南沿海各港口，曾经派遣18驾次飞机轰炸秀屿港，港口设施毁于一旦。
4.王灼祖（1892～1983年），又名元杰、逸静，仙游县城关（今鲤城镇）柳坑街人，后来移居福州仓前山对湖。王灼祖出生于中医世家，少年时立志行医济世。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灼祖外出求学，先后就读于福建高等学堂、北京协和大学医科、山东齐鲁大学医科专业等。民国十一年（1922年），王灼祖从齐鲁大学毕业后曾经留校任医师。翌年，回闽任福州藤山塔亭医院担任医师。
民国十五年（1926年），王灼祖在福州仓前山家中创办了“灼祖医院”，开始了个体行医生涯。
翌年2月，他在台江隆平路设立分诊所，扩大医药经营规模，走上了经营医药的创业之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王灼祖同王兆培、陈光桦等人联合组建了福州市医师公会。
抗战期间，省立医院内迁永安，福州市区医疗力量锐减，时值福州瘟疫流行，为了收容病人，福州医师公会决定集资创办“时疫医院”。王灼祖四处奔走，带头倾资，呼吁社会各界支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时疫医院正式开业，王灼祖出任院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福州鼠疫流行，死者不计其数。王灼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病人家中抢救。同年底，“时疫医院”改为“合组医院”，仍由王灼祖任院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王灼祖辞职回仓前山对湖复办“灼祖医院”，直到民国末期歇业。
建国后，王灼祖先后任民革福州副主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福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先后兼任福建省中医药学术研究会副主任、福建省红十字会副主任等职。
5.杨文清（1893～1979年），艺名魁清。莆田县文赋里（今华亭镇浦柳村）人。杨文清幼时家贫，在教会善育堂读书，课余时间努力学习藤编艺术。杨文清善于学习他人经验，注意从民间各类纺织品和欧美编织图案中吸取艺术精华，使自己的藤编技艺具有综合古今、融汇中西艺术的特色，别具新颖。
民国八年（1919年），杨文清在仙游县城坊巷口开设“组成藤器店”，编织馔筐、果盆、菜篮、笔筒和藤床等藤制品和日用品出售。杨文清的藤编制品有蝴蝶、四团、六耳、石钱、连环等6大类花纹图案，丰富多彩，精巧别致，造型端正古雅，饰纹简洁多变，集使用与欣赏于一体，具有工艺品、日用品的双重功用，深受百姓喜爱。
杨文清经营“组成藤器店”几十年，属于手工艺行业，又是独门技术，既不能暴富，也不大起大落，平平淡淡，小富则安。他一生热心藤编技术研究，精益求精，成为民国时期莆仙境内著名的藤编专业人才。但因不受民国政府所重视，一生默默无闻，其专长没能得到充分发挥。直到建国初期，杨文清的藤编产品被选送到苏联等国家展销，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名声大震。随后，杨文清父子三人被调往福州，安排在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从事藤编工艺品的创作与研究。
杨文清研制的藤编精品在福州、上海、广州等地展出后，中外顾客赞不绝口，评价极高。
1959年10月，在国庆十周年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杨文清的产品以“气韵独特”而获奖，被省手工业管理局授予“艺人”称号。
6.陈耀如（1894～1986年），原名昆生。原莆田县延寿里（今涵江区延宁街）人。陈耀如早年就读于莆田第十中学，毕业后进入福州青年会英文学校专攻英文。20世纪初，其父陈杰人拟送他去美国留学，途经新加坡时被兴化同乡挽留在星岛。于是，他弃学经商，先在新加坡创办了聚华公司，经营自行车及土特产。事业成功之后，他发起组织车商会，当选为公会主席。
民国九年（1920年）春，陈耀如倡议同乡组建新加坡兴安会馆，出任兴安会馆第一任主席。
当时莆仙两县有不少人在星岛经商，但华人后代没有条件接受正规的华文教育。于是，陈耀如倡办宏文学校，亲自担任校董事会主席。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学校发展很快，不分国籍，不分民族地接纳学生，传播中华文化，培养了大批华裔人才。
陈耀如热心公益事业，积极联络莆、仙、福（清）三县的华人华侨，倡议组建新加坡福莆仙公会，发起创建了远东银行，并担任副经理职务，积极扶持莆商在东南亚各国发展的中小型企业。
陈耀如虽然长年侨居海外，但始终怀有一颗桑梓之心，爱国爱乡，积极支持家乡建设。民国十六年（1927年），陈耀如捐献1万银元，建设涵江中学（今莆田六中）校舍一座。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又捐建“训彝堂”教学楼一座（莆田六中）。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陈耀如回国发起筹建莆田县归国华侨联谊会，慷慨解囊，垫付巨资，在涵江购买一幢房屋作为华侨联谊会的会所。1950年，华侨联谊会改名为莆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会所迁往城里，他又首捐巨款，建设新会所。陈耀如在海外华侨中颇有威望，是东南亚主要侨领之一，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名誉顾问。
7.蔡友兰（1901～1990年），字信春，号腾芳。莆田县涵江区江口镇人。蔡友兰是商入世家，民国初年，其父与同乡林某在福州合资经营“福晋春”号商店。民国五年（1916年），15岁的蔡友兰辍学后到福州向父辈学习经商。民国八年（1919年），蔡友兰父亲病故，林某视其年少无知，欲占厚利。蔡友兰据理力争，导致福晋春拆股散伙。
蔡友兰继承父业之后，将“福晋春”号改为“蔡大生”号，继续经营福建、湖南两地的土特产生意，将福建的笋干、香菇、桂圆干、海产干品等运往湖南销售，又将湖南的苎麻、红矾、鞭炮等运回福建，然后在福州、莆田等地批发销售。蔡友兰虽然年纪轻，但十分精明，加上用人得当，生意日渐兴隆，获利颇丰。为了提高“兴化桂圆”的质量，蔡友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家乡开办桂圆焙干厂，挑选上等新鲜龙眼加工成桂圆干后，运往湖南销售。由于经营有方，生意日益扩大，“蔡大生”商号名声大震，原湖南几家老牌桂圆行纷纷倒闭，而蔡友兰的生意却越做越大，20多岁时就成为福州商界的“四大金刚”之一。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蔡友兰创办了“福兴汽车货运公司”，投资10万元，占有92％股份，承包了福州至泉州（198千米）、宏路至东张和郊尾至永春（98千米）路段的公路货运经营权，最多时拥有运输汽车50多辆，一度垄断了福建省公路货运和客运业务，为福建汽车运输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蔡友兰不但生意精明，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他出资创办了福州兴安小学，继而又创办了江口锦江私立初级中学，还捐资支持莆田私立中山初级中学建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福州鼠疫流行，死者无数。蔡友兰得知云南昆明制药厂生产的鼠疫血清防治鼠疫非常有效，立即电汇1.6万元购买药品，无偿分赠给福州各医院，义务为患者注射，使福州疫情得到控制。同时，为了控制福州鼠疫，他又带头捐款8000银元，创办了福州合组医院，并出任董事长。
蔡友兰以经济实力赢得福州工商界的认可。民国时期，他先后当选福州海运同业公会理事长、福州糖业公会理事长、福州市商会委员、理事长和福建省商会理事长等职务。解放前夕，他认真了解中共政策，打消了迁徙台湾的念头，影响了大批商人留在大陆发展，为福州市保存了大量资本。
1949年，蔡友兰出色地完成福州市人民政府交给的筹粮100万斤和筹款40万元（折合新币）的任务，得到福建省政府的表扬。建国后，蔡友兰先后担任福州市人民政府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州市政协委员、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顾问等职。
8.邱德霖（1902—不详），仙游县榜头镇灵山村人。邱德霖早年家庭贫困，民国二年（1914年）经人介绍到福州同乡烟店当学徒。民国二十年（1921年），邱德霖开始自立门户，从事小商贩生意，肩挑烟丝到连江、罗源及闽东各县贩卖，以搏微利。
邱德霖勤劳节俭，诚信经营，略有余钱后便在福州城内后街开办小烟店。但因缺乏经验，经营不善，烟店开张不久便倒闭了，只好仍做肩挑小贩。历经三、四年之后，邱德霖又积有微资，回到福州南台开设烟铺。他汲取了上次开店失败的教训，谨慎经营，生意稳步发展。
邱德霖经营成功之后，便迁往南台田庄后街创办更大规模的烟铺，旗开得胜，迅速发展起来。
于是，邱德霖便举家迁往福州定居，在福州大桥头中平路（田庄）创办了“邱德康”烟行。此后，邱德霖烟行生意蒸蒸日上，日进斗金，盈利甚丰，购买了土地，建筑了行栈和仓库，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在福州商界渐有名望。
邱德霖善于开发新产品，先后研制了10多个烟丝品种，如黄条丝（盒装）、特沙烟丝、厚烟、沙县烟丝、大力烟丝、皮丝、广东烟及香烟等。同时，邱德霖还在烟丝中加入中药，拌制出各种气味清醇的香烟。加上“邱德康”香烟包装精致，装璜雅观，便于携带，颇受顾客欢迎，产品远销省内外。
“邱德康”香烟销路扩大之后，邱德霖决定加大投资，扩建厂房、仓库和货栈，先后购置了3台刨烟机，雇用固定工人100多人，旺季时还雇用70多人临时工，香烟产量迅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大。抗战前夕，邱德霖的生意发展迅速，产品供不应求，又雇用了几十名技术工人，机械、人工同时刨制烟丝，以增加产量。“邱德康”的香烟因质量好、产量多、规模大，迅速发展成为福州地区著名的大烟行。
福州沦陷后，“邱德康”的福州烟行和连江琯头烟厂遭日伪军洗劫，损失惨重，被迫关闭。邱书霖举家迁回仙游，在县城开办“祥康”糖行，经营蔗糖生意。
抗战胜利后，邱德霖全家迁回福州，重整旗鼓，继续经营“邱德康”烟行，并创办了联兴冰糖厂，兼营蔗糖、冰糖等。同时，为了扩大经营和拓展海外市场，邱德霖开始拓展对外贸易，将福建的茶、烟、李干、香菇、笋干、中药材等土特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通过香港转口贸易销往东南亚各国。同时，邱德霖还在上海设立商行，将福建土特产销往上海，又从上海购买日用百货运回福建销售，生意日益扩大，成为福州工商业界的巨子。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邱德霖为了扩展海外业务，举家迁往香港，在香港设立了“瑞康”商行，除了经营香烟、土特产外，还兼营西药。随后，邱德霖又在香港创办了永生果子厂，生产蜜饯，品种多达10多种，远销欧美及日本等国。
民国后期，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福州“邱德康”烟行出现了危机，邱德霖投入黄金300多两，以维持烟行生意。然而，“邱德康”的烟行刚有转机，香港“瑞康”商行的厂房却遭香港政府征用，损失巨大，“瑞康”商行被迫收盘。随后，邱德霖又在香港新界租地创办了鸡、鸭养殖场，兼营豆腐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拼搏，生意开始发展。但邱德霖因年纪大了，力不从心，退出商海，由子女继续经营。
邱德霖生平乐善好施，为人慷慨。抗战时期，沿海公路遭破坏，交通阻塞，家乡青年学生跋山涉水，步行赴省报考大学或北上升学，经常到德康行投宿。邱书霖热情接待，努力为兴化学子提供方便。每年春节前后，福州地区发动商人义赈，邱德霖都会施舍大米三、四百担，帮助贫困百姓过好年。家乡兴建坝下桥和仙水桥时，邱书霖也慷慨解囊，大力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家乡的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邱书霖都给予了经济援助。
邱书霖商旅生涯坎坷曲折，时起时伏，但从总体上讲是个成功的商人。邱书霖晚年侨居美国，依子女安度晚年。
9.戴启燕（1901—1958），外号“弯腰燕”（驼背），仙游城东门人。戴启燕一生都在商海中摸打滚爬，但发财之源与桂圆干有关，故被人们称为“弯腰燕桂圆干”。
戴启燕系“兴发号”创始人戴瑞金之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阿五”。“阿五”有一语双关之意，即从清代到民国，仙游县先后出现了五大巨商，即海运商徐万宝、烟叶商陈天高、杉木商林樑财、糖商陈芹、桂圆商戴启燕。戴启燕在仙游富商中也排行“老五”，故称“老五”。
戴启燕从父兄手上接手“兴发号”时，主要经营米、麦、豆等粮食生意，后来为了扩大经营，兼营了兴化特产桂圆干。起初，戴启燕只是承包龙眼树（即包青苗），因有残疾，个小又驼背，抬头困难，每次下乡承包龙眼树时都叫一名伙计跟随。伙计将草席或麻袋铺在树下，戴启燕斜躺在地，仰望树冠，认真观察树龄、枝叶和开花情况，准确地估出龙眼树的产量。戴启燕包青苗经验十分丰富，很少失败，并总结出一套采摘、加工、焙制和装箱等运销经验。当时仙游每担桂圆干价格大约三、四十元，及时运到宁波、上海可以卖到200多元，获利达4倍多，几年之间“兴发号”就积资数万，成为仙游境内的富商。
有了资本之后，戴启燕又先后创办了“兴发”制冰厂、“兴记”运销行、涵江“三平”货运栈和福州“福兴”糖栈、上海“立生申庄”等商行，购置了2部运输车，并在仙游、上海、福州等地购置和建造了豪宅、店楼、厂房、仓库等固定资产，经营资本达百万元以上。戴启燕的经营业务以蔗糖、桂圆干为主，兼营肥料、粮食、布匹、棉花、煤油、水泥、中西药品，以及京果杂货等，购销业务从福州、南平、顺昌、邵武、光泽，直至温州、宁波、金华、兰溪、沈家门、南通、上海、河口、天津、烟台、营口等地。“兴发号”平时雇用固定工人12名，季节性临时工达100多人，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家族企业。
戴启燕精明能干，经商有道，注重营销策略。抗战时期，东南沿海为日伪封锁，闽浙海面为地方军阀张逸舟所控制。戴启燕通过老乡关系取得了海上航行特殊许可，从惠安的峰尾、枫亭的陡门、莆田的三江口等港口将兴化土特产运销江浙一带，获得暴利。民国32年（1943年）5月，仙游县大早，粮食欠收，农民祈天求雨，四境商人亦参加祈雨行列。戴启燕、陈芹等人一边参与祈雨活动，一边筹集巨资从芜湖、河口等地采购了大批粮食，投放到仙游市场，既缓和了饥荒，受到百姓拥护，又赚了不少钱，名利双收。
抗日胜利后，戴启燕已经拥有“兴发”、“兴记”、“三平”、“福兴”、“立生”等多个商号，形成了仙游、涵江、福州、宁波、上海等市场销售网络，生意十分兴隆。民国后期，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许多商家破产。戴启燕却能洞察市场变化，掌握购销最佳时机，生意越做越好，资本迅速膨胀。
戴启燕是民国时期莆仙境内比较成功的商人，因为身体残疾，又没有什么嗜好，心无旁骛，一生专心致志经商，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加上他对伙计能够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有效地调动了店员和工人的积极性，这也是“兴发号”持续“兴发”的重要原因。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正确处理农商关系，他经常说“农养商，商靠农，没有农民，商人也就绝路了”。民国时期，农产品主要通过墟集销售，但墟集有时间性，市墟过午，就无人问津了，一些农民往往会向“阿五”求卖。戴启燕体谅农民的难处，每次都能公道收购。戴启燕对待果农能从长远利益着想，只求“九九，不求一百零一”利润，对果农采取“三优惠”。一是“回树”优惠。即尽管是整个果园或全部买断，但摘采龙眼时会还送些新鲜龙眼给主人“尝新”；二是肥料优惠。即对承包户果农购买肥料时适当让利；三是技术指导免费。经常向果农传授有关栽培、管理、除虫、施肥、嫁接等技术，以实现彼此的长期合作。
戴启燕事业成功之后，能够积极支援仙游经济发展，受到各界好评。如1952年，仙游县举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各乡农民纷纷挑烟叶进城，每天多达千担以上，由于供过于求，烟叶价格下跌，农民意见纷纷，县长林汝樑动员仙游糖界商人出手相助，戴启燕、陈芹等人筹集巨款，把烟叶全部按市价包购，解决了农民卖烟难问题。同时，戴启燕对公益事业也很热心，在抗美援朝捐献、购买爱国公债和捐建影剧院等活动中，都能慷慨解囊。他经常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体现了莆商的高尚品质。
10.华实（生卒年不详），字秋庄，英国苏格兰（Scotland）人。华实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宣统元年（1909年）来到莆田，先在兴化圣教医院任外科医生，民国元年（1912年）接任圣路加医院院长。为了经营好圣路加医院，华实建立了医院基金，并在莆田东门外下墩村购置农田100多亩，设立田庄，以田养院。
华实是一个实业家，在莆田创办了多个实业，民国二年（1914年），他投资购买1台立式单缸12匹柴油机，安装了一艘20个座位的客运小汽船，取名“捷兴号”，航行于莆田城里至涵江之间。
随后，他又购置了汽车和进口医疗设备，为莆田机器工业和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华实还热心支持教友创办实业，帮助教友引进机器，创办粮食加工厂和铅字印刷厂等，在莆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华实功不可没。
华实对公益事业非常热心。民国七年（1927年）8月，杨持平率领安溪民军来莆，会合莆仙民军（人称“南军”）进攻驻城、涵两地的北军。双方激战数月，死伤重大，散兵游勇到处抢掠。
华实和关陈谟等人发起成立莆田县红十字会，救护伤病员，拒绝民军入城内搜查。后来，由华实出面调停，划莆田为北军防区，仙游为南军防区，战事遂告平息。民国十一年（1922年），粤军军长许崇智率部攻闽，闽督李厚基败退莆田，华实为了避免溃兵进入莆城骚扰百姓，抢掠财物，冒雨募款400多元作为北军遣散费，将散兵游勇遣散出境。民国十三年（1924年）年，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被孙传芳部所驱逐，大批溃兵涌入莆田，城里兵匪剧增，大肆扰民。华实竭力抚恤灾民，并以红十字会名义为军队筹款，动员军队退出莆城，使境内百姓免遭兵祸。还有民国十四年（1925年），忠门乡农民抗捐抗税，夺取军警枪械，杀死官兵，造成严重后果。华实主动充当调解人，动员群众送还枪支，并交纳罚款2.5万元，平息了事态。
华实在莆田居住了26年，创办了不少近代工业企业，引进了许多国外先进设备。同时，还积极筹款捐资修建了木兰陂、东角堤、玉湖堤、沟下桥、玉塘桥和铺砌了数十里的松岭山道，给莆田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国十四年（1925年），华实返回英国，后事不详。
附注
①《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9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①《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④《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⑤《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③《福莆仙乡贤和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4页。
③《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7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8页。
①《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9页。
①《福建商业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②张琴：《莆田县志稿》，（商业）。
③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④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①涵江区政协编辑：《涵江文史资料》合订本，第22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4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3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②蔡天新著：《百年莆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171页。
③蔡天新著：《百年莆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②《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7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版，第27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版，第2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0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1页。
相关地名
莆田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