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莆田商业经济经历了唐代的初步发展、宋代的繁荣、元代的挫折、明代的恢复，清代的发展，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据《莆田市志》记载：“明清时期，今黄石、涵江、城厢、江口、华亭、庄边、笏石、枫亭、鲤城等地，分布有多种行业的零售店铺”。③进入民国之后，在西方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莆仙两县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手工业逐渐萎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崛起，加上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城乡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十大商业行业”。
  （一）纱布业
  纺织业是兴化传统手工业，从汉代起兴化百姓就利用当地丰富的葛草、苎麻和木棉等材料进行纺纱织布，以满足境内百姓的生产生活需要。进入清代之后，兴化百姓的纺织技术有了较大进步，“棉经苧纬”和“麻经棉纬”的兴化“细布”，质地疏松、牢固耐用，通风透气、散热性好，被誉为“福建缎”，远销海内外。民国时期，纺织机器的引进和进口纺织品的大量输入，使莆田传统纺织业面临着巨大挑战。据史书记载：“洋布不用，则内地之布得售；呢羽不用，则绸缎之属畅销”。①可见，进口洋纱布和外埠机织纱布的大量输入，对莆仙两县纺织品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民国时期，莆仙境内纺织品种类繁多，但大多数是从境外进来。据《莆田市志》记载：莆仙境内“洋布和外埠机织棉布有土纱、洋布、呢料、丝绸等100多种，其中针织品有毛线、棉毛衫裤、毛巾、袜子、手帕等，由苏广店（今称百货店）主营，主要分布在涵江、鲤城等各大集镇，涵江纱布业盛极一时，居当时涵江的五大行业（豆饼、桂圆、纱布、京果、轮船）之一。其批销的范围，除莆仙以外，还销往福清等地。纱布的货源主要来自上海、南通、杭州、绍兴、盛泽、广东、厦门、福州，还有本地西洙和南埕等村加工的土布等”。②而莆田传统纺织品却逐渐淡出市场，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纺织业出现了全面萎缩。
  民国时期，莆仙境内纱布商店众多，仅涵江就有“双茂”、“大方”、“大达”等32家纱布商店。
  莆田城里也有“纶成”、“久大”、“广奇兴”、“元珍”、“天章”等20多家纱布店，黄石还有“信聚”、“成美”、“永昌”、“化华”、“新泉兴”等10多家纱布商店。仙游的县城、枫亭、榜头等地，也有30多家纱布商店，经营品种主要有上海产的男女线呢（俗称中同布）、花哗吱、洋花布、漂白布、龙头细布、次料、元色哗吱和元色斜纹布等；苏南产的血尖（土布）和男女线呢等，杭州、绍兴和盛泽出产的丝绸布帛和广东出产的香云纱等。还有从厦门港口进口的哗吱、华达呢、贡呢和鳊绸等，以及从福州地区购进的土织男女线呢、格布、条布和土纱等。原来在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的莆田西洙和南埕生产的土布，已经为数不多了。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有众多的纱布批发商行，大批发商在上海设有办货庄，从外地采购布料之后运到三江口码头，在涵江批发给城里、仙游、福清、惠安等县的纱布经销商。其中规模较大的批发商有20多家，如莆田梧塘人吴夏轩和吴朝春经营的“芳来号”、涵江周文开三兄弟经营的“顺茂隆”；仙游商人徐启祺和徐启燕兄弟经营的“顺茂号”；林耀景两兄弟和林海秋合股创办的“茂兴行”；林栋梁和余桂辉等人兴办的“永和”号；梧塘商人黄紫英和郑玉清等人合股经营的“泰隆”号；林油燕和林金兰等人创办的“永兴”号。还有卢天和、林兆章、黄克绪等人合资的“立大”号和林云梯经营的“双茂”号等。民国时期，莆仙两县纱布销量很大，成为境内最大的商业行业。
  民国后期，莆仙境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市场上除了黄金、大米为贸易媒介外，还以布料中的“金莲妙舞”、“金怀元斜”和“龙头细布”等代替货币媒介，这种不正常的易货贸易，客观上促进了莆田纱布行业的旺销。
  （二）南北京果行业
  民国时期，莆仙境内南北京果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行业。随着城乡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百姓将南北京果作为调节饮食结构和补充营养的重要食品。特别是一些中低档南北京果，莆仙百姓将其作为干果斋味（俗称“五果六斋”），普遍用于农村迎神赛会、寺庙道场和逢年过节的祭品，销量很大。甚至农村妇女“坐月子”也将南北京果作为营养品，亲朋好友探访产妇时，总要采办几包南北京果给产妇滋补身体。平时走亲访友，也会带上几包南北京果作为礼品。由于南北京果成为百姓喜爱的副食品，一度成为消费时尚，需求量日益扩大，促进了南北京果行业的迅速发展。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南北京果品种繁多，有干菜、干果、海产品和综合食品等四大类，约有400多种。干菜类有南方各省出产的黄花菜、香菇、红菇、笋干、木耳、发菜、瓜子等；干果类有芡实、莲子、桂圆干、荔枝干、银杏、柿饼、红（乌）枣、咸橄榄等；海产品类有蛏干、海蛎干、紫菜、海蜇皮、海参、鲍鱼、燕窝、干贝、鱿鱼等；粮食类有粉丝、豆乳、皮蛋、米粉、线面、豆腐皮、淀粉等；蔗糖类有兴化赤糖、板糖、冰糖和进口白糖等，品种繁多，需求量大。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南北京果商店众多，仅涵江集市就有“天祥”、“豫大、“义成”、“信裕”、“协利”、“顺兴”、“天和”等33家。其中经营规模最大的是清末江南御史江春霖四儿子江祖筵（号兰皋，人称江四少）经营的“豫大”行，号称涵江南北京果行的“老大”。其次是涵江商人郭松岩经营的“南通”行，雇员达30多人。莆田城里也有“义聚”、“宝成”、“升记”、“庆盛”、“恒春”等20多家南北京果商行，其中“义聚”经营规模最大，店员达40多人，闽中各县的商贩都在“义聚”批发干果。莆田城里还有一家规模较大的京果批发商，即福州兴化商帮的“四大金刚”之一苏秋兰的儿子苏承棋创办的“承源”号，每年批发业务约在40万元左右。
  抗战期间，福州、厦门相继沦陷，沿海交通受阻，商业凋零。地处闽中交通要地的莆仙两县，南北京果业持续繁荣，永泰、永春、德化、大田等县所需的干果海味，大多数在仙游城关和莆田城里采购，并通过陆路运往闽中各县，客观上促进了境内南北京果行业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沿海交通逐渐恢复，福州、厦门、泉州等地的南北京果市场迅速恢复，而莆仙境内的京果市场反而出现了萎缩，其原因是闽中各县的商贩转移到福州、厦门、泉州等地采购，境内京果销售量大减。民国后期，经济秩序混乱，纸币大幅贬值，不少南北京果商店歇业。
  （三）鱼牙行
  莆仙两县靠山临海，海域面积大，海岸线长，岛屿众多，自古以来渔业就是地方的重要产业。
  民国时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海产品需求量大增，鱼牙行棧迅速发展起来，仅涵江集市就有“义和”、“顺茂”、“同成”、“升兴”、“丰泰”、“瑞兴”、“海通”、“治珍”等10多家大鱼行，还有20家鱼店和60多个小鱼摊，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鱼行有“义和”、“顺茂”、“同成”、“升兴”等。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海产品十分丰富，每年到达涵江市场和枫亭市场的渔船达千艘以上，鱼货多达5000担以上。渔产品主要有三大类，即鲜鱼类、咸鱼类和海鲜干品类。鲜鱼类有马鲛鱼、白力鱼、鲳昌鱼、带鱼、牛尾鱼、鱿鱼、敏鱼等，以带鱼为大宗；咸鱼类有大吊带鱼、咸白力鱼、咸鲳鱼、虾皮、虾肉、紫菜、红毛苔等；海鲜干品类有墨鱼干、海蛏干、海蛎干、干贝、紫菜、鱿鱼干、鲨鱼干等，货源充足，长年旺销，这也是民国时期境内鱼牙行棧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莆仙境内的鱼牙行棧经营方式颇具特色，通常采取委托代销形式。各鱼行为了招揽代售业务，一般采用赊放“船头栈”方式来招揽货主，即对载鱼货来涵江的船主和商人支付一些预付款，实际上是无息贷款。船主和商人运鱼货到涵江时，必须将鱼货委托给赊款的鱼行代售，鱼行为渔民和渔贩免费提供食宿，离岸时双方“合单”（结账）。鱼行按照行情销售渔民和商家寄售的鱼货，价格公开，买卖公平，并按总价的5％抽取佣金。鱼行如果欺瞒价格，或有不良企图，货主就会另找鱼行代售。有的渔民和商人由于时间紧迫，不愿意等待，就直接将鱼货折价给鱼行，双方一次性结清，赢亏由鱼行承担。
  抗战初期，福建沿海港口被日军封锁，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三江口港口可以对外通航，各地商贩将山东、大连、浙江、广东等地的鱼货贩运到涵江集市销售，境内鱼牙行棧、鱼店、鱼摊数量大增，永春、永泰、福清、闽清等县的鱼贩子云集涵江采购，涵江鱼市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民国时期，仙游县城的鱼市非常繁荣。初期，鱼行集中在仙游县城的西门兜至拱桥头一带，鱼市繁荣之后，渔民和商贩天未亮就云集城外，但城门按时开闭，不便交易，几家大鱼行商议之后，决定将鱼行迁出西门外，俗称“鱼牙顶”。但一些鱼行趁鱼市搬迁之机，在县城南门外渔民进城的必经之路设栈，半路拦住鱼货入城。而城西鱼行商人便在鱼贩进城的途中拦截，从而引发了纠纷。后经官方调解，将两处鱼行合并，在城西与城南的中间地段修建栈房，集中营业，形成了鱼行一条街，俗称“新鱼牙”，生意非常繁荣。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的鱼牙行栈大多为官商结合，鱼牙商人威望很高，各行业的银元、黄金兑换和外汇折算，以及商人的购销契约等，都会约定“以鱼牙银价为准”，大鱼行每天都将上海外汇牌价和黄金兑换行情在鱼行门前挂牌公示，可见鱼行经济实力之大，地位之高。
  （四）餐饮业
  民国初期，莆仙两县饮食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莆田传统饮食业是指“菜馆”、“点心店”和小饭摊等，也包括后来发展起来的饭店、酒楼等。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商业繁荣，人来客往日渐增多，饮食业迅速发展起来。据《莆田市志》记载：城厢、涵江及鲤城、枫亭、榜头、黄石、笏石等集镇，约有300多家餐馆和饮食店，从业人员600多人，以民营居多，官办酒楼通常由城厢、涵江、鲤城“社会服务处”和“青年服务社”创办。经营规模较大的菜馆、酒楼有30多家，各具特色，如城厢的“源源”酒楼，主要经营传统的中菜和新式西餐，经常营业到午夜。城里最大的酒店“桃李园”，推出了“满汉席”菜谱，颇受欢迎，品种有烤猪仔、烤鸭、鱼翅、鲍鱼及燕窝等，每席收银元8元至30元不等。还有“醉仙楼”、“四海春”、“一壶春”、“源源”、“会心楼”等酒楼，推出了“芙蓉干贝”、“清炖高汤鲍鱼”、“高汤海参”、“桔汁鲳鱼”、“清炖高汤鲥鱼”、“什锦大锅”、“槟榔芋泥”和“八宝香糯饭”等名菜，以招揽顾客。
  民国时期，涵江集市商贸持续繁荣，带动了餐饮业的发展，其中规模较大的酒楼有“桃李园菜馆”、“天韵酒楼”、“三六九”、“玉山”、“永丰”、“玉山”、“知者来”酒楼和“示范食堂”等10多家。档次最高的是“皇后酒家”，拥有4名女服务员，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名流的公宴场所。如国民革命军第96军败退涵江时，涵江士绅在该酒家邀请军长于兆龙，并赠予厚礼，使涵江集市免遭乱兵洗劫。
  民国时期，仙游境内饮食业也很发达，著名酒楼有“兰香”、“醉仙居”、“春兰”等酒楼。官办酒家有“社会服务处”和“青年服务社”等。仙游县“兰香”酒楼最为高档，聘请了福州名厨，专门烹调高级菜肴，是政府招待贵宾的酒店。同时，还有不少饮食店，据《仙游县志》记载：“民国26—34年（1937—1945年）期间，县城的饮食店发展到40多家，城关、枫亭两地都有当局操办的‘社会服务处’和‘青年服务社’。1949年，境内饮食业有112家，从业人员210人，年零售额24万元”。①抗日战争期间，沿海交通阻塞，海鲜奇缺，各酒楼大力开发地方风味名菜，先后推出“富八宝”、“炒三冬”、“新十锦”、“红焖水蛙”、“芙蓉豆腐”、“脆炸油虾”、“青醉蟹”、“羊排如意面”等名菜。①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腐败之风日渐严重，公款吃喝成风，客观上又促进了境内饮食行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小吃店”非常盛行，颇具特色，如城厢“点心荣”的扁食和卤面，用料上乘，工艺精湛，成为地方特色小吃；莆田城里的“芋粿荣”的芋粿煎、锅边丕和锅边粿，用上乘的大米、豆豉制作，味道清甜，经济可口；莆田城里“油条相”的脆香油条、“公饼盛”的盐香酥脆公饼等，都深受群众喜爱。涵江比较著名的小吃有宋景云（猪脚云）的炖猪脚、王仲兴（蚮猴兴）的“蚮溜”和“蛏溜”、林玉森的车丸、“协兴”号的豆干、郑阿满的盘舍龟、陈后厝的“闷本舍豆”等，各具特色，深受人们喜爱。另外，仙游县城田岑底的炒面、二保街的刘焦扁食、纪五的蒸包和卤肉，以及黄九妹的素菜馆等，也久负盛名，颇具地方特色。民国时期，“莆仙小吃”物美价廉，香味可口，遍布城乡，需求量大，长盛不衰，成为民国时期的特色行业。
  （五）糕饼业
  兴化糕饼业发展历史十分悠久，起源于唐代时期，发展于明代，鼎盛于清。如清光绪年间由王连创办的“连兴”糕饼店，专门制作庆典祭祀的素食糕点，有光饼、粉心糕、麻筒、漏花、花生糕、饴糖丸、花生扑、绿豆饼、油月饼、方糕、黑面糕、雪片糕、马蹄酥、田螺酥、起麻酥等20多个品种。清末，兴化境内糕饼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仅仙游县城就有20多家糕饼店。
  进入民国之后，涵江糕饼加工作坊和销售商店不断增多，共有35家糕饼店。涵江顶铺有“复茂”、“新源美”、“全兴”、“长和”等10多家；衙前街有“锦和兴”、“胜兴”、“福兴”等10多家；宫下有“协格”、“顺泰”、“锦兴”等10多家。莆田城里也有13家糕饼店，其中“履生斋”和“复茂”店经营规模最大。城里的糕饼店大多经营民间祭祀使用的五果、八宝、福饼、醮饼和面粉制作的猪头、尾记、红团、龟等，只有复茂店经营食品点心、面包、饼干、绿豆饼等西式糕饼。梧塘也有“瑞太”、“彭矮古”、“大汉华”、“卢玉水”等多家糕饼店，经营品种有波糖丸、光饼、花生烤、寿桃、寿饼等30多个品种。另外，莆田的黄石、秀屿和仙游的枫亭、榜头等地，也有众多的糕饼店。民国时期，莆田糕饼业从饮食业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六）中西医药业
  莆仙两县中医药历史非常悠久，源远流长。据清乾隆《仙游县志》记载：“医学在县治东街，宋为惠民药局，招明医1人主之，吏1人为之，佐掌出入之籍。元大德间立官俾良医主之。明亦以良医掌其事，凡有疾病者令按治之......”②。清光绪年间，兴化境内有不少儒医在家设立医寓，悬壶济世，兼售中草药，县城或集镇的大药铺中有医生坐堂诊病。到了民国十八（1929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中医，但遭到全国性抗议，被迫收回成命。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中医馆”，莆田县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成立了“中央医馆福建省莆田支馆”，馆址设在涵江观顶陂孙庙，由张琴担任馆长，著名中医魏显荣任总干事，直至抗战爆发后解散。
  民国时期，涵江集镇最著名的中药铺是“双福寿”。双福寿药铺创办于清末，设有门市部、批发栈和制药部等机构，从业人员有20多。门市部专门出售中药和处方药，天天有名医坐诊，药房通霄达旦经营，每天出售处方药500多贴。制药部是专门研制中成药的机构，著名中成药有“珠珀七厘散”、“赛定青眼药膏”、“熊胆光明膏”、“乌鸡白凤丸”、“安宫年贡丸”、“清心牛黄丸”等20种，每一种中成药都印有处方成分和使用说明书，包装华丽，药效显著，服用方便，深受百姓欢迎。批发栈主要负责中草药的采购与批发，先将外地运来的中草药进行除杂、分类和泡制，然后批发给各地药商。抗战期间，三江口码头航运畅通，“双福寿”中药房批发量大增，不但福州、泉州、厦门等地的药商来“双福寿”药铺批发中草药，而且浙江、江西、广东等地的药商也来涵江进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航运经常遭日军封锁，“双福寿”便租用德国轮船运载中草药。
  民国时期，莆仙境内药店和诊所发展迅速，凡是人口集中的城镇或村庄都有医生和药店，或繁或简，有外科、伤科，也有内科、妇科，还有“全科”（综合科），应百姓需要而设置。药铺主人既是医生，又是老板，边看病，边卖药，医药结合，医商并行，成为境内一大特色行业。如仙游县城的“福安药店”，由中医世家施启谟经营。施启谟字赞堂，别号谟生，仙游县城关柳坑街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年出生。施启谟从小跟父辈学习医术，善于将日常生活中易被人忽视的事理引伸到医疗实践中，处方以“廉、便、验”而著称，治疗疑难重症屡见奇效，24岁时就颇有名气。20世纪30年代期间，莆仙境内流行瘟疫，施启谟把瘟病学与《伤寒论》结合起来，探索中医治疗瘟疫的新路子，采用桑菊、银翘等配药方，取得了显著疗效。
  莆田境内西医行业起源于教会医院。1895年，英基督教公会在莆田创设“兴化圣教医院”（后改为圣路加医院），即现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前身，拉开了境内西医西药的发展历史。1898年，英传教士创办了“兴化双凤医学校”，培养西医西药医务人员，促进了莆田西医西药行业的发展。1900年，英国圣公会又在仙游设立私立圣路加医院，即仙游县医院的前身。1905年，美传教士也在涵江创办“兴仁医院”。到了民国时期，西药店已经发展到各主要集镇。由于传统习惯等原因，百姓开始对西医西药抱怀疑态度，但西医打针、吃药，既方便，又见效快，特别是民国时期几次大规模的瘟疫，都采取西医手段救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而逐渐改变了百姓对西医西药的误解。
  所以，在民国初期，莆仙境内大多数中药铺都增加了西药经营项目。
  民国时期，莆田城里著名的中西医药铺众多，主要有“自西来”、“资生来”、“恒和”、“咸康”等15家中西药店，各药店都有名医生坐诊，病人既可以在店里看病治病，又可以抓药，十分方便。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自西来”药店。该药店创建于清末，由教徒许喜新创办，以西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生意十分兴隆。至民国初，“自西来”药店已初具规模，资本达到2000多银元，药源充足，是境内最大中西药批发商。“自西来”药店采取股份制经营方式，医生、店员都是股东，这种资本主义股份合作制的投资管理模式，为莆田医药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时期莆仙境内“中西药店遍及莆田县城关、涵江及仙游县城关、枫亭等主要集镇。境内有‘自西来’、‘资生来’、‘寿山岩’、‘得春’、‘泰安’、‘双福寿’、‘广杏林’、‘全福堂’、‘寿益’、‘源兴’、‘发兴’等药店90多家。40年代有私营药房150多家”。①
  （七）山货行业
  莆仙境内山多地少，竹木资源丰富。唐宋时期，兴化百姓就以竹、木、棕、藤、草等材料加工各种日用品，俗称山货，如木箱、扁担、畚箕、竹箩、篾类、棕衣、棕绳、扫把等。这些日用品实用性强，需求量大，每家每户必不可少。自古以来，兴化百姓靠山吃山，就地取材，掌握了木竹藤等加工手艺，世代相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方特色产业，莆仙两县木竹滕等制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除了在境内销售外，还远销晋江、惠安、南安等县，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山货的商人和商店。如涵江的“恒芳箩篾店”，创建于清末，专门加工和编织成各种盛具，主要经营箩筐、畚箕、扫把、草席、斗笠、木柄类等几十种山货，批零兼营，颇有名气。还有仙游城关的安怀街和枫亭的鱼街，也有10多家山货店，山货经营历史悠久。
  莆仙境内经营山货的商人大多数是山区农民，起初是山区农民肩挑山货到平原集市出售，以后逐渐有人在城里和集镇上开设山货店。民国时期，山货旺销，每逢秋后冬闲，山区农民挑运山货到县城，络绎不绝，途之为塞，外销则以骡马、溪船调运，长年累月，运输繁忙。
  民国时期，莆仙境内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竹木加工的村落，即专业村。如仙游榜头的溪尾村，全村男女老少都会持篾刀加工竹子，制作各种生活生产用具和工艺品，世代传承。秀屿的下郑村以竹编为业，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还有莆田县的忠门镇，从明代起就大批从事蒸笼加工的手工业者，走南闯北，遍布八闽。另外，涵江、黄石也有加工竹笠、竹篾、箩筐的专业村。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造就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莆田山货行业。
  山货行业中土纸生产历史非常悠久，且产量大。莆田土纸业起源于唐末，据《仙谿志》记载：“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①《宋志》中也有记载：“兴化县幸岭有厚腾纸”，“莆田县文赋里皇萌村有皮纸”，说明早在宋代莆仙百姓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技术。由于土纸是以山区毛竹为原料的手工业品，故也列入山货行业，加上莆田本地产的纸张质量一般，故称为“土纸”。
  莆田土纸产地主要集中在北部山区，每年春夏之交，山民们大量砍伐毛竹幼林沤制纸浆，秋后印制成纸张。自宋代以来，莆田境内土纸长期畅销，民间曾有“云居去挑纸，父亲不识仔”的歌谣，意思说穷苦农民依靠肩挑为生，长年累月奔走在山区和城镇之间，朝出晚归，连自己的子女都无暇细看，孩子长大了，父子俩在路上相遇而不认识。歌谣虽然是描述穷苦农民的艰辛岁月，但从侧面反映了莆田土纸业的盛况。
  莆田土纸业之所以长盛不衰，与当地民间传统习俗有关。莆田土纸质量粗糙，除了供商品包装外，大部分作为迷信用品。逢年过节百姓拜祭祖宗时，通常要烧点冥银纸箔，土纸便作为冥纸使用，正如宋代莆籍诗人刘克庄所说：“专用事鬼”。但因受质量、用途和销量等限制，莆田土纸业始终没有多大的发展。
  （八）制鞋业
  莆田境内制鞋工艺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有“工夫鞋”的生产与销售。进入明代之后，兴化郡城大路街已有多家销售布鞋和布靴的商店。明后期，城里的后街、社桥头、庙前等地有多家布鞋加工作坊。清代，莆田制鞋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行业，仅莆田城里就有“彩成”、“大顺”、“元太春”、“合美”、“大达”、“瑞美”等40多家鞋店，从业人员有200多人，比较著名的制鞋店有“彩成”、“瑞美”、“大顺”、“中可西”、“西泰春”、“合美”等6家。民国初期，涵江境内有“治顺”、“双洽顺”、“天成”、“振兴”、“振昌”、“振华”、“南昌”、“宜昌”等16家鞋店。据不完全统计，莆仙两县有上百家制鞋作坊和鞋店，以及众多的“绱鞋担”，即流动制鞋、补鞋的小商贩。他们经常深入农村补鞋卖鞋，成为农村百姓不可缺少的行业。
  莆仙境内的鞋店有一特点，即集加工与销售为一体。通常是店前设柜卖鞋，店后为制鞋工场。
  店老板专门负责管理门市营业和鞋材采购，并雇用鞋匠师傅和学徒在店后工场加工制鞋。民国初期，莆田鞋业生产主要是手工制作，工艺落后，产量不高。民国中期引进了缝纫机“车边”，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但鞋的品种并不多，男女布鞋只有黑色、灰色、白色、花色等四个品种，以黑色为主，鞋面质料有直贡呢、帆布、粗布等，鞋底材料通常用“花旗”（牛皮）、骆驼皮和轮胎底等。此外，还生产少量的皮鞋，但因价格较贵，销量不大。
  20世纪40年代期间，莆田城里出现了鞋业一条街，其生产方式仍处于资本主义手工场的初级阶段，鞋业加工设备简陋、资本少、规模小。但制鞋手工场众多，产量大，每年生产骆驼皮底、牛皮底、轮胎底的手纳布鞋和皮鞋约3万多双，除了在境内销售外，还大量批发到福清、永泰、德化、永春、惠安等县，形成了一个重要行业。据《莆田市志》记载：“1949年，莆田城关、涵江、江口、梧塘、黄石等集镇共有制鞋店100多户，其产品除在县内销售外，还销到仙游、惠安、泉州等地。仙游县在城关、枫亭、郊尾等地有私人鞋店9家，主要生产布鞋、皮鞋，采用旧汽车轮胎作鞋底，用牛皮或布料作鞋面”。①莆田的制鞋业，既是一个传统手工业，也是莆田“鞋城”形成的历史渊源。
  （九）侨汇业
  民国时期的侨汇局，又称批信局、民信局、汇兑局等，主要业务是为侨胞代寄银钱，从中收取手续费。莆田侨汇业务的原始形态为私人委托.即海外华侨委托同乡带钱回家，家人收到钱后托信告知海外亲人。这种原始的侨汇方式，机会不多，一年中难得几次，且风险大，经常出现丢失、赖账等现象。
  民国初期，莆仙两县出境人员日益增多，外汇业务迅速增长，当时银行和邮政不发达，国际汇兑只能在大中城市办理，个人少量现金不可能专门前往大城市汇兑。于是，一些“走水客”便做起解送“批银”业务。当时侨汇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由“走水客”或“搭客”携带。“走水客”将各地华侨所托的“批银”在香港或厦门兑换为中国货币，然后交给国内侨眷，取个“回字”，返回南洋时凭回字结账，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二是与商人以对冲方式汇兑。即一些商人代收侨居地华侨委托的钱后用于采购商品，回国出售后付现金给侨属；三是通过商号解付。实际上也是私营汇兑机构，通常同商品贸易结合起来，即国外公司收取侨汇后，利用侨资购买外国商品，货物运回国出卖后再支付现金给侨属。如“‘仙春栈’与仙游‘顺茂隆’和涵江‘顺全峰’钱庄联合组织‘茂全兴’民信局，办理莆仙华侨汇款，每年一般解汇10～20万元法币”。②莆田民信局汇兑业务源于民国初期，经营方式分为头盘局、二盘局和三盘局。头盘局是在国外收汇，国内解付，盈亏由海外民信局负责；二盘局是国外收汇，接受其他民信局委托，转解国内“批银”业务，与国外民信局存在代理关系；三盘局是接受其他民信局委托，专营国内的侨汇业务。民信局的收入一般根据银、信往来的数量，通常按总金额计收“佣金”和手续费，一般是千分之五至千分之七，最高达千分之十五。
  民国四年（1915年），福建省中国银行涵江汇兑所开始办理汇兑业务，成为境内第一家专业性外汇信兑机构。民国八年（1919年），莆籍华侨吴鸿基（今城厢区西洙村人）在涵江设立“美兴信局”，随后又在新加坡设立了“美兴信局”，专门办理吉隆坡与涵江之间的侨汇业务。接着，又有“聚华”、“通美”、“义德”等侨汇局。民国17年（1928年），中央银行莆田经理处开始办理侨汇业务。此后，境内外汇兑机构日渐增多。
  20世纪20—30年代期间，莆仙两县外汇信兑业数额巨大，汇兑机构众多。据《莆田市志》记载：“30年代初，有聚华、通美、义德、福源隆、新和、茂盛、亨利、承来、建隆、美兴等家民信局兼办理侨汇业务。民国27年，厦门沦陷后，汇款捐资中断，爱国华侨想方设法将海外汇款通过泉州转交莆仙侨胞，为同胞济贫解困，支持建设公益事业”。①据统计，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仅涵江就有“福源隆”、“新和”、“福源兴”、“义德”、“承丰”、“建南”、“亨利”、“美兴”、“通美”、“程茂盛”等10家侨汇行。当时侨汇多由新加坡经香港汇至上海，或由海外各国直接汇至上海。各侨汇局在办理汇兑业务时，既收取手续费，还赚取汇期利息。因为在新加坡收取汇款一期为10天，从收款到汇款又有15天时间汇期，资金在侨汇局约有20多天空闲时间，侨汇局可以利用侨汇资金放高息贷或周转金。遇到汇率波动时，侨汇局还可以从中获取汇率利差。另外，一些侨汇局还兼营商贸，将外币汇到上海购买商品，货物运到莆田销售后，再付法币给侨属，双头获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国被日军占领，侨汇业务一度受阻，但莆仙两县华侨众多，民间汇兑业务始终没有停顿。据《莆田市志》记载：“民国29年（1940年）后，涵江寄庄、仙游寄庄亦承办莆田、仙游两县侨汇业务。迄民国38年（1949年）有民营信局和发、承来、茂盛、义和、信友、信义、建中、建南、大陆、友和、万盛、亨利、美兴、兴纪、德茂诸15家，海外业务主要在吉隆坡、新加坡两地。时民营信局悉未设立三盘局，侨汇派送由头二盘局负责办理，业务覆盖莆田、仙游、福清三县”。②民国后期，由于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法币、金圆卷、银元卷等先后崩溃，汇兑业务无法正常开展，有些侨汇局改用黄金、外钞、银元和大米等收汇。同时，还出现了无法兑现的现象。如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莆仙两县“诸民营信局未解付侨汇达法币3880万元”。③
  （十）金融业
  民国初期，莆仙两县商业繁荣、货币流通日盛，市场上主要以银元、铜元和角票局及钱庄发行的纸币为商品媒介。但民间借贷成风，利率昂贵，一些绅士巨贾陆续开设了钱庄、角票局、民信局、当铺和金铺等，开展金融业务。如涵江有涵大、泉美、义德、慎昌等4家钱庄；有光先、大有、怀远、中和等5家典铺；有恒安、天益、建源等16家角票局和吴美兴、聚华、通美等13家民信局。另外，还有天宝、泉裕、三友、元珍等4家金铺。从1924年起，莆田境内角票局迅速发展，至1930年，涵江境内共有天益、建源、中信、福兴、鼎成、商业、鸿成、汇通、义有、华丰、义大等36家角票局，其中恒安、元成、莆田农工、泉美、兴安、慎昌等商号的资本均在万元以上，其余均在5000元左右。但各角局滥发纸币，套取现款，获取暴利，信用危机，不少角票局成立后不久就倒闭了。至1931年，境内只有兴安、利民、荣兴、慎昌、泉美、宝丰等角票局继续营业，其他的钱庄、角票局大多因经营不善、信誉危机而倒闭。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创办了多家银行。民国六年（1917年），中国银行最早在涵江境内创办支行，后因军阀混战、经济秩序混乱，中国银行涵江支行发行的10元红色钞票（俗称“红鸡公”）和5元褐色钞票（俗称“乌鸡母”），一度遭莆田商人拒用，并引发了挤兑风波，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倒闭。
  1921年，福建银行也在涵江设立分行，由涵江著名商人黄绶任经理，职员有徐咏沧、黄祖福等人。该行以发纸币和收存现款为主要业务，但一成立就投放了大量纸币用于盐款支付，作为驻军经费和行政开支，仅一年时间就倒闭了。
  1924年，莆田境内设立了“万国储蓄会”涵江代理处，由“义德栈”老板方家凤任经理，主要办理有奖储蓄，开设有全户12元、半户6元、四分之一户3元等三种储蓄业务，每月固定交款，每200户设头奖1个，奖金2000元，存储期限14年的按月开奖一次。由于月月开奖，经常有惊喜，吸收了不少储户，但不久因故被取消代理资格。
  1935年，中国农民银行汇票在涵江设立分理处，由赵本梅任主任，内设营业、会计、出纳、文书、农贷等部门。直至1949年初歇业，以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
  1935年，交通银行在涵江设立办事处，先后由陈传、石美铨、吴瑞森任经理，内设会计、营业、出纳、文书兼事务等，直至1949年底歇业。
  1936年，中央储蓄会在涵江设立分会，荔城、黄石、笏石、鲤城等地设有代办处，抗战期间歇业。
  1948年，境内建立了莆田县银行，系公私合营性质，国有占55％股份，私人占45％股份。
  1949年初，中央合作金库在涵江设立分支机构。
  民国时期，莆田金融业的崛起与发展，既为广大工商业者提供了资金支持，又促进了境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3页。 ①张琴著：《上林少穆尚书论行钞书》，《慎余书屋文集》（卷一）。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8页。 ①《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3页。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7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4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7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0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0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③《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