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内容
兴化商帮起源于唐、宋，形成于元、明，壮大于清。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地方商贸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从兴化商帮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境内商业经济繁荣时期，兴化商人队伍迅速扩大；境内商贸环境不佳时，兴化商人纷纷背井离乡，奔赴全国各商埠和海外各国谋生，境外兴化商帮不断壮大。如明朝中前期，沿海倭寇祸患，境内商业萧条，兴化商人纷纷前往全国各地经商，出现了“无兴不成镇”的盛况。明末，海禁大开，对外贸易繁荣，兴化商人又纷纷飘洋出海，促进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崛起。进入清朝之后，“截界迁民”，全面海禁，兴化商贸环境不佳，百姓只好举家前往内地经商，莆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清中后期，社会稳定，海禁开放，商业繁荣，大批兴化商人又迁徙海外经商，促进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同时，兴化商帮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不遗余力地传播妈祖信仰，成为妈祖文化的传播者。
第一节 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与壮大
“兴化人外出经商谋生，历史悠久，人数众多，足涉各地，至清乾隆时犹盛，故有‘无兴不成镇’之说”。①清代，兴化境内出现了三次商人外出谋生高潮，促进了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同时，由于清代国内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商业行业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不同行业的兴化商帮，如经营航运业的“涵江海商”、经营烟草的“仙游烟帮”和经营干果的“梧塘桂圆帮”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福州兴化商帮，掌控了福州的食糖、干果、烟丝、百货和交通运输业等，在福建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兴化商帮，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海外移民热潮的掀起及其历史原因
兴化对外经济交流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北宋时期，莆田就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番”的记载。②进入元代之后，兴化百姓陆续飘洋出海，前往日本、越南、暹罗、琉球、香港和澎湖列岛谋生，以及东南亚各国经商定居。明末，“天灾、兵乱频繁，不少人被迫飘洋过海谋生”。①从清嘉靖年间起，兴化商人开始大量迁徙海外。特别是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以后，海禁开放，兴化沿海百姓因“截界迁民”，家园焚毁，田园荒芜，难以复耕，纷纷奔赴海外谋生。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进出境方便，加上东南亚各国已经沦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工，兴化百姓互相引荐，结伴前行，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促进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据史书记载：清末，兴化“海外华侨旅居地，从马来亚（包括今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开始，逐步扩展到暹罗、荷印（今印尼）、沙捞越、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以及美国、日本、英国、比利时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海外兴化商帮。②
（一）清代兴化境内掀起三次移民海外热潮
清代是中国古代内乱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之一，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国侵略者接踵而至。加上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衰退，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广大百姓为了寻找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大量向海外移民。特别是清中前期，兴化境内生存环境恶劣：一方面，民众抗清斗争持续不断，导致兴化沿海出现了20多年的战乱，百姓深受其害，被迫迁徙海外；另一方面，清朝长期实施海禁政策，以海为生的沿海百姓大多沦为游民，贫困交加，只好背井离乡，前往海外经商。特别是清末，由于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廷将战争赔款和经济危机嫁祸于百姓，民众不堪重负，为了逃赋、逃税，不少人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从而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热潮。
第一次海外移民热潮出现在清初，主要迁徙地为台湾地区。据史书记载：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在福建沿海大量招收农民和商人前往台湾开发，其中有不少兴化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孙子郑克塽降清后，又有不少兴化人随军移居台湾。据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5年）统计，莆田林氏入台者达83人，主要移居台湾北部淡水一带。乾隆三十九年后，族人赴台者更多”。③特别是在“截界”和“海禁”期间，许多沿海百姓失业，商人无家可归，背井离乡，沿途“男女数千人纷纷逃路，形容枯槁”。④据《仙游文史》记载：清康熙二十年（1677年），黄前（枫亭人）前往台湾谋生，以后陆续有人前往台湾澎湖列岛谋生，其中有的回老家娶亲，有的在台湾定居娶亲。“清乾隆九年（1744年），后埭龙坡宋新恩后裔宋来高，率兄弟12家赴台开发定居，在北路淡防厅桃涧堡广兴庄开基”，后将住地取名“宋厝”。⑤据不完全统计：“在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金墩衍派’入台者计237人”。⑥由于莆台一衣带水，顺风时从枫亭太平港或湄洲岛下海，一昼夜即可到达台湾新竹南寮旧港，台湾自然成为兴化人迁徙海外的首选之地。现台湾境内许多姓氏都与莆田有历史渊源，如台湾境内的“九牧林、玉湖陈、金墩黄、檗谷黄、莆阳蔡、南湖郑、六桂翁、金紫方、金吾傅、古赖叶、语漾吴、汾阳郭、新浦李、新翁公宋等称号，皆是莆仙籍渡台姓氏后裔。现台湾人口数最多的九个姓氏，亦是莆田的九大姓”。⑦第二次兴化海外移民热潮出现于清康熙年间，主要迁徙地为东南亚各国。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清军攻占郑军据守莆田县南日岛、湄洲和惠安崇武诸岛，郑军退守台湾。三月，准许民众展界复业......”①但“展界之后，元气难复，江山依旧，人事全非”。②沿海百姓家园尽毁，既无遮风挡雨之所，也没有五谷之种，复耕谈何容易。时值清廷开放海禁，大批兴化人迁居东南亚各国经商和定居，主要移居地有琉球、日本、高丽、文莱、安南、交趾、占城、柬埔寨、大昆、暹罗、赤仔、噶喇巴、马辰、香港、新加坡、爪哇、婆罗洲等国家和地区。
第三次移民热潮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也是清代兴化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热潮。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起，先后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沿海通商口岸，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百姓生存环境不佳，加上国门洞开，出境方便，不少人走上了移民海外的求生之路，主要移居地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国家。
清代，兴化境内移民热潮持续时间长、规模大，移民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移民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移民。如明末清初，郑成功统治台湾期间，曾经三次大规模组织沿海民众前往台湾开发，其中有不少兴化人。清廷收复台湾之后，为了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统治与开发，也曾多次动员组织民众前往台湾定居。如“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诏谕大陆人民可往台湾定居。兴化府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有许多人迁居台湾。光绪二十年前，台湾屏东县万丹的兴全里、兴安里有兴化人1547人，云林县布屿西堡的兴化寮、兴化厝西庄有兴化人70户238人，海丰堡兴化寮有兴化人25户112人”。③清代台湾属于福建省管辖，闽台来往密切，百姓迁徙台湾定居得到官方的同意，移民台湾定居或经商的兴化民众甚多。
二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而自愿移民。清初，朝廷苛政，民族歧视严重，兴化境内生存环境极差，百姓纷纷向海外移民。鸦片战争后，官员腐败，赋税繁重，兴化百姓不堪重负，不少人迁徙海外谋生。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仙游榜头镇昆头村陈姓族人为生计所迫，先后几十人举家前往马来西亚垦荒种地，经营农业，居住在马来西亚的金宝、安顺两地的陈姓后裔有50多家、上千人，被称为“新昆头乡”。马来西亚的金宝和安顺地区原本是荒芜之地，兴化劳工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劳的双手，将其建设成为现代化城市。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同治九年（1870年），境内出国者渐多，仙游榜头上昆村陈瑞满经故友介绍前往马来西亚霹雳州安顺垦荒，陈多次回乡携带亲友去居住地开荒种植，聚族而居，将贫瘠的安顺建设成富庶的‘新昆头’”。④）18世纪中叶，马来西亚太平地区发现大型锡矿，约有5000多名仙游百姓陆续前往太平地区当矿工，其中一些人后来发展成为矿主。此外，莆田的江口、梧塘和“界外底”等沿海地区也有不少兴化百姓因生活所迫，陆续迁徙海外各国定居或经商。
三是亲朋好友引荐出境。清代时期，通过亲朋好友引荐出境的人员众多，如清咸丰年间，莆田县梧塘地区就有不少人通过亲戚朋友引荐，前往新加坡、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谋生。随后，又陆续引荐了多批乡亲出境，梧塘因而成为莆田著名侨乡。又如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仙游赖店镇东垅村杨乌八前往印尼泗水经商，时运享通，生意蒸蒸日上，并于1890—1900年间邀请亲人朋友杨日栋、杨明洋等一批乡亲前往泗水经商。随后，又成立了一个“引荐社”，专门办理兴化移民事宜，引荐了多批乡亲前往印尼定居。据《仙游文史》记载：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仙游枫亭和平村余池郎只身前往菲律宾经商，生意发展之后，便写信回乡邀请斗北村坑头山的黄秋香等人出境，并与黄秋香一道成立了一个“乡谊社”，专门引荐同乡前往菲律宾谋生，枫亭因而成为莆田侨乡之一。还有清光绪年间，莆田江口地区有大批百姓迁徙马来西亚定居或经商，江口老华侨“姚为祺先生在马来西亚七年之后，于1899年在吉隆坡开设福隆兴脚车修理铺。他的堂弟姚金榜在吉隆坡开设中和公司，亲人姚来喜在茶印（今印尼）创办万丰隆公司。......成为当时兴化人的首富”。在姚为祺的带领下，“福、莆、仙籍的乡亲们经营的脚车店、汽车零件商，不断增加，巴士车也应运而生，巴士交通公司如雨后春笋地相继成立”。兴化车帮“开始牢牢地执南洋画业、汽车业以至交通业的牛耳”。①
（二）海外移民热潮的主要历史原因
兴化百姓历来恋土恋乡，唐代时就流传着一句俗语：“长安虽好，不如故居”。尽管唐宋时期就有不少游商海贾，牟利于他郡外番，但在外定居的兴化商人甚少。进入元、明之后，外出经商的兴化商人日益增多，但在外定居的商人也不多。到了“明末清初，莆田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加紧剥削与压迫下，农村经济破产。或因起义军失败，或因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生活困迫，不知有多少人被迫飘洋过海求生”。②清代兴化之所以出现三次海外移民热潮，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是“截界”和“海禁”使大批百姓失去家园而出国谋生。清初“截界”时，兴化沿海房屋尽焚，膏腴之田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几万人无地可耕、无家可归，被迫流徙海外。据史书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为孤立郑成功的军队，对福建、广东等地施行惨无人道的“迁民”政策，兴化沿海的北高、笏石、灵川、忠门、平海、枫亭等港口集镇被划为“界外”，百姓不得居住，庄稼一律拔除，树木全部砍光，昔日繁荣的港口顿时沦为废墟，几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有不少人飘洋过海，逃往东南亚各国谋生。
二是因政治迫害而出境避难。明末清初，政权更迭，有不少兴化士人、学者和明朝官员，由于不满清廷暴政，陆续迁徙海外。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林俊起义军攻进了仙游县城，兴化乌白旗农民万余人起来响应，起义军被朝廷镇压后，参加起义的百姓为了躲避官府追捕，不少人逃亡海外。另外，“辛亥革命失败后，林师肇、杨持平、邹去病等一批讨袁志士被迫逃往南洋”，后来投身商界。③所以，因政治迫害而移居海外的兴化民众和士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很大。
三是因自然灾害而逃难出境。清代兴化境内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地方政府减灾赈灾不力，百姓纷纷逃难。据史书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岁饥；十六年（1659年）九月三十日，飓风大作，东南长堤尽坏，海水淹入，晚禾绝收；十七年（1660年），秋禾生苍；康熙三年（1664年）春夏不雨，禾稼尽枯，迁民流散失业或饿死，子女多转卖外省；六月大雨，连七日夜，水暴涨，漂荡民居无数，水及半城，舟从东门入者至五大夫坊，从南方入者至谯楼前，闰六月六，水乃退，洪水为灾，南北二洋，广常二里等处，人民淹没，田土崩坏；四年（1665年）岁饥，民有鬻妻者。
清代兴化境内多次遭受大水、旱灾、蝗灾、地震等，民生凋敝已极，背并离乡去海外谋生者为数不少”。①还有“康熙三年春夏不雨，禾稼尽枯，迁民流散失业或饿死，子女多转卖外省”。②天灾人祸，无法生存，兴化百姓只好成群结队，出洋谋生。
四是通过贩卖劳工出境。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殖民扩张，中国成为西方列强廉价劳动力基地，加上“清廷律令松弛，外国厂家多在福建沿海招收契约华工”，有不少兴化人被贩卖到国外充当劳工。③据《莆田县志》记载：“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不堪忍受各种压迫的国人大量流向海外，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又在福建沿海地区招收‘契约华工’，时称为‘猪仔’。许多穷苦百姓迫于生计，不得不卖身以往。溪顶（今华亭）人王某就是当时有名的充当贩卖乡人为苦力的‘猪仔’客。当时流行有‘猪仔过番（出洋），无一生还’之说”。④清末，通过贩卖劳工而出境的兴化百姓为数不少，这些劳工后来也成为兴化商帮的重要力量。
除了上述几种原因之外，还有“客头”引渡出境、教会组织出境、联姻出境、海外同乡企业雇用出境等。尽管清代兴化百姓移民海外的原因各异，出境渠道不同，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大多数兴化人移居海外后涉足商海，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一员。
（三）海外兴化移民从业情况
清代，兴化府出国谋生的百姓日渐增多，仅东南亚各国就有五、六万人。这些移民开始只在侨居国从事重体力劳动，如矿工、建筑、捕捞、理发、修车、农业种植、拉人力车，或受雇于人，生活十分艰难。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成批的华侨出国，在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他们的第一个旅居点是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后来逐渐扩展到荷印（今印尼）、砂捞越、英属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为谋求生计，飘洋过海。但因语言隔阂，推荐无人，且识字不多，眼光短浅。只好出卖劳动力，或担银土（挑锡米），或拉人力车，或当筑路工人”。⑤收入微薄，生活困苦，只有少数人从事小商小贩。
但兴化百姓历来有从商坐贾的习俗，移居海外的兴化人稍有积累之后便会步入商场，做起买卖。据《仙游文史》记载：清康熙二十年（1677年），枫亭人黄姓商人前往台湾经商，生意兴隆后引渡了不少枫亭人去台经商，将兴化土特产贩卖到台湾，又把台湾地区的土特产运回仙游销售。
还有莆田的梧塘，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有不少人出国经商，前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婆罗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只是开店铺，经营点心店、塑料店、电器店、食品店、服装店、理发店等，继而开设家具建材行、自行车修理行、汽车修配厂、汽车行等，进而投资股票、创办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和银行等，一步一个脚印，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19世纪末，海外兴化移民中“产生了几个有胆识、求进取的杰出人物。在仙游人中，以从事锡矿起家的傅顺、杨兆琰为代表。在莆田人中，称为脚车始祖的东源村姚为祺为代表”。⑥同时，兴化商人的经营范围日渐扩大，涉及汽车、自行车、机械零件、轮胎、缝纫机、五金电器、钟表、餐饮、酒吧等行业。许多兴化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开始投资办厂，创办实业，诸如橡胶厂、电线厂、灯泡厂、米粉厂、食品厂，榨油厂、轮胎翻新厂、巴士公司和船务代理等。据《莆田县志》记载：“莆田侨胞在侨居地从事工农业、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工商服务等行业，他们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为侨居地各项建设作出贡献”。①
二、海内外兴化商帮发展壮大
清初，朝廷规定：凡“有出洋经商，或移住外洋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境内劳务出口中断”。②加上清初闭关、“截界”，兴化对外贸易全面停滞，沿海商人大多失业，不少百姓背井离乡，前往全国各地谋生。据《莆田县简志》记载“清初之莆，亦有远航贾舶。至今西陈、吉蓼、塔林人罕至莆城者，而多在宁波经商。塔林薯园极少，然其妇女如在城镇者不事耕作，以其所需之粮食、薪碳及家庭日需品，多由宁波、温、台采购，以本村之船运回故也”。③梧塘的九峰、沁园等村，有众多的小商贩以“博浪鼓”为业，足迹遍布闽北的南平、建阳、建瓯、顺昌、古田和闽东各地，人数达上千人。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修万寿社时，梧塘12家在外省经商的商行承担了全部的基建资金。据史书记载：梧塘的东福村，在南京、上海、苏州、芜湖、宁波、长兴、沈家门等地共创办了57家大商号，在南京有“义丰”、“新万和”、“大同”、“天成”等26家大商号；在上海有“新兴泰”、“协春”、“生大”等12家大商号。在苏州、宁波、杭州、芜湖等地有14家大商号。梧塘的澄诸村，“自明末清初约百年余年间，俞氏族人之往以来南京、湖广、江右、杭州、江浦、乌江、泰州经商贸易的，无虑数十家，且连续三、四代，有‘归置腴田千余亩’或‘集资巨富’”。④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兴化商人在外省创办的大商铺约有200多家，形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兴化商帮。
清代时期，兴化商人通常以行业而结帮，出现了一村一业、一地一品的经营格局，诸如涵江霞徐的“海商”、梧塘的“桂圆帮”、仙游的“烟帮”、黄石的“纱布商”和枫亭的“糖帮”等，都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商帮和行业商帮的特色。据《仙游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在福州“兴化街”里，“仙游有糖帮‘聚星堂’，菸（烟）帮‘加兰堂’，他们奉祀共同神祗，以兴安会馆为活动场所”。⑤不但兴化境内有众多的行业商帮，而且全国各地也有以行业为纽带的兴化商帮和以区域为核心的兴化商帮。在此介绍几个较有代表性的兴化行业商帮和地区性兴化商帮，以供读者参考。
（一）兴化“海商”实力雄厚
兴化地处东南沿海，从唐代起就开始对外经济交流。进入宋代之后，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白湖港、江口港、宁海港等迅速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特别是元朝时期，仙游枫亭太平港“千艘挂楫、顺风扬帆”，一片繁荣景象。明代商业再度繁荣，梧塘、霞徐等地出现了专门经营海运的专业村，形成一支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商队伍。清初“截界”与“海禁”，兴化海商遭受重挫，但从清嘉庆年间起，随着海禁的开放，沿海对外经济交流逐渐发展，海商队伍不断壮大。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涵江振泉公造洋船三只，营运天津”。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涵江地区拥有船舶的海商已达40多家。到了“嘉庆年间（1796—1820年），莆田县涵江万商云集。到清末，卢富茂、林文顺、徐万、李万兴等10家富商在县内外设货栈，号称‘百万，富甲全郡’”。①还有仙游海商徐万宝，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就拥有“徐家船队”，不但在仙游境内设铺经营药材，还在江浙、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开店经营土特产，出港时将兴化的蔗糖、烟草、木材、土纸、桂圆、蜜枣、苎麻布、靛青等土特产，运销江、浙、淮、津、京和台湾等地区。返回时又从省外和台湾输入豆饼、粮、油、日用百货和进口工业品等，获利颇丰，富甲八闽，号称“徐百万”。莆田涵江也有众多从事航运的海商，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1821—1851年），有涵江舶户吕姓以帆船运载杨梅出海北航至朝鲜，时当地瘟疫，杨梅大为畅销”。一个杨梅卖了一块银元，吕姓海商一夜暴富，用麻袋装银元回家。②从清中期起，兴化海商实力日渐雄厚，主要集中在涵江地区。据史书记载：莆人之贾于吴越者，率以海泊其出登降，故其主客皆会于涵。涵江苍前村的东山陈氏家族，拥有10多只大木帆船，每年“头牙”后出海，川驶至北方各商埠，“尾牙”后回来，资本十分雄厚。涵江宫下的吕家和林家，分别拥有18艘和13艘大木船，最远时航行至暹罗、缅甸、仰光和东南亚各国。到了“清嘉庆时，涵江巨商辈出，与江南一带进行较大规模的贸易，同时开展对台贸易，批发出食糖、桂元干、荔枝干、土布等，批发进大米、棉布、百货、药材等”。③清代，兴化境内蔗糖和桂圆干贸易数量巨大，每年外运蔗糖约50万担（每担50千克）、桂圆干20万担，海运兴旺，促进了兴化海商队伍的扩大。据史书记载：“乾、嘉以前，兴化巨商辈出，有梧塘的卢富茂、江口的林文顺、涵江顶铺的徐万、后坡李万兴（李百万）、延宁林宠聚等。他们或在各地经营、或营海舶与外地通商，至咸丰、同治后犹盛”，④鸦片战争后，海路畅通，“洋货从福州、厦门进口，大量倾销兴化市场，涵江成为莆田、仙游、惠北、福清南部的商贸中心，‘三里长街，街巷相通，商户鳞次栉比，’与石狮、石码成为福建三大商业重镇。......涵江设有船头站、轮局、船务公司、轮船行10多家，营办帆船航务、轮船业务；设英、美、德在厦门洋行煤油、肥田粉代理商6家”，兴化海商经济实力十分雄厚。⑤
（二）兴化“烟帮”声名远扬
从明代中叶起，兴化境内开始种植晒烟，由于经济效益好，晒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兴化商人纷纷涉足烟草行业，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烟草的商人队伍，足迹遍布全省各地及江浙、湖淮和山东、江西等省。
进入清代之后，兴化烟帮不断壮大。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初，省内外许多重镇，都有仙游人开设的烟铺、烟行。仙游城关‘隆兴号’烟行经营的荔枝牌烟丝，精工细作，畅销江浙一带，颇负盛名”。⑥清康熙年间，仙游徐氏烟铺规模甚大，在泉州和闽南地区有多家分铺，开拓了天津、烟台等地的烟丝市场，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烟商。还有“仙游富商徐宁盛、陈瑞利的烟栈开到浙江各地，荔枝牌土烟丝，畅销温州、绍兴、宁波。徐家商行还把土布、土烟、陶瓷、青靛等输往台湾，换回大米、药材等土产品”。⑦据《福建省烟草志》记载：“雍正年间，莆田人又在福州城增设大同、双盛等烟铺10多家，年产烟丝各约3.6吨”，“仙游徐宁盛烟行所产的仙游厚烟，不仅输入台湾，深受台岛渔民欢迎，还船运北上至天津、烟台等地。一些名烟行常雇工百十人，年产烟丝万担以上”。还有“仙游人徐大同等开设的大咸、隆书等4家烟庄，月销烟丝300公斤”。①最为著名的是仙游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在仙游、莆田和浙江等地开设了“隆兴烟铺”，常年雇工100多人，是清代兴化境内最大的烟商。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制作的‘荔枝牌’烟丝，风行浙江，打开‘无烟不兴化’的局面”。②除了仙游烟商之外，莆田县也有一批经营烟草的商人。据史书记载：清道光年间，涵江梧塘的沁后村商人，在浙江一带创办了多家烟丝加工与批发的商铺，如蔡文士经营的“万兴号”、蔡义士经营的“福茂”号、蔡文鋆经营的“恒利”号和黄义春经营的“主春”号烟行，垄断了浙江的永康、武义等县的烟草市场。到了清中后期，兴化商人开设的烟铺几乎垄断了闽南、闽北、闽东和江、浙、淮、湖等省的烟草市场，盛极一时，形成了著名的“兴化烟帮”。清道光年间，兴化烟帮还将日本的“船本”烟种引进到山东烟台试种，成功后再引入家乡种植，增加了兴化烟草品种。
清末，兴化烟草行业非常发达，畅销全国各地，主要品种有红烟、厚烟、塘头烟、黄条丝烟、建烟、沙县烟、皮沙烟等，主要品牌有“双荔”、“香脾”、“牛印”、“古田”、“红葫芦”、“玉兔”、“玉狮”、“斧头”等，在福州、泉州、闽北等地和江浙、湖广等省的烟丝市场，都有兴化烟帮。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莆田、仙游两县烟草种植达一万多亩，年产量2000余吨，经营烟草的兴化商人众多，兴化“烟帮”遍布东南沿海各省。
（三）“桂圆帮”队伍庞大
早在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有不少商人从事荔枝、桂圆等干果生意，足迹踏遍江浙、湖广、津京和西域等地区。到了清代，兴化境内创办了不少桂圆行，如涵江霞徐的“鼎和桂圆行”，不但在涵江设铺收购桂圆干，还在宁波创办了多个桂圆行。又如涵江的“大同”、“泉裕”、“鸿兴”、“富茂”等桂圆行，都是清代涵江最著名的干果批发商。还有江口商人创办的“天益号”，“在江口设站收购龙眼，加工焙制后运至湖南、湖北等省，设庄批售；又从当地收购鞭炮、夏布及其他土特产，运回本省销售，获利甚丰，因而迅速发迹，富甲江口”。③清代，兴化境内龙眼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干果产量日益增多，经营桂圆干的商人越来越多，仙游县城、枫亭和莆田的涵江、梧塘、黄石和华亭等地，都形成了专门经营桂圆干的市场。在全国各地约有200家兴化商人经营的桂圆干商行，尤其是在宁波、杭州、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天津等地。兴化桂圆干家喻户晓，人人皆爱。据《莆田市志》记载：兴化商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众多桂圆行，境内“桂圆干每年外运40—50万担。在外经营桂圆的有上海50家、宁波30家、南京24家”。④特别是浙江宁波，是兴化人最早经营桂圆干的商埠，出现了许多巨商豪富，当地有个童谣：“哪怕你宁波人刁，兴化人要买断甬江的腰”。⑤“甬江的腰”是指宁波最繁荣的码头和商业街，也是兴化商船停泊和销售桂圆干的集市，有“南昌”、“安记”、“隆记”等20多家莆商创办的桂圆商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
清代兴化桂圆干商帮往往以村落集聚，近亲繁殖，如仙游的溪顶、枫亭、郊尾和莆田的华亭、城南、梧塘、涵江等地，都有专门经营桂圆干的村庄。其中最为著名是梧塘的西庄村和东福村，早在清同治年间就有大批商人奔赴江浙一带经营桂圆干，仅上海、浙江两地就创办了26家桂圆行。
如上海的“永春”、“福生”、“荣百”、“和春”、“中和”、“老合春”、“义成”、“协顺”、“义丰”、“万大”、“永华”等商号；苏州的“鸿兴”、“义大”、“美丰”等商行；还有南京的“大丰”、“仁大”、“华康”、“建大”等商铺，以及浙江的梅溪、安徽的芜湖、江苏的太仓等地，都有梧塘东福和西庄人创办的桂圆行。而梧塘霞楼村的商人大多集中在南京、温州等地，创办有“建兴”、“协兴”、“万隆”、“协大”等10多家桂圆行。还有梧塘沁后村的桂圆商，在浙江永康县创办有“万兴”、“福茂”、“恒利”等多家桂圆行，成为当地的老字号。清代兴化的干果经销商遍布全国各地，赢得了“无兴不成市”的美誉。
（四）海外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时期，兴化商人纷纷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促进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崛起。特别是清朝末期，兴化百姓因生活所逼，纷纷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谋生。由于身处异国他乡，无依无靠，兴化商人自然团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早期的海外兴化商帮。
兴化商人老乡观念特别强，迁徙海外的同乡通常集聚一起，甚至连家乡的地名都带到海外。
如台湾淡水有“兴化里”、鹿寮附近有“兴化厝”、鹿港有“兴安宫”、台南县南化乡有“兴化寮”、台南县龙崎乡也有“兴化店”。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和诗巫、马来西亚的金宝和安顺、新加坡的马六甲、菲律宾的吕宋、中南半岛的暹罗和安南、缅甸的仰光等地，都有兴化人的集居地。且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不同的行业。在印尼诗巫地区的兴化人主要从事橡胶种植业，娑罗门地区的兴化人主要从事建筑业，马来西亚太平地区的兴化人大多从事锡矿开采业......。但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从事何种行业，海外兴化人都会集中居住一地，经常联络，增强乡谊。特别是海外兴安会馆建立之后，迅速将海外兴化同乡凝聚起来，凸显了海外兴化商帮的作用和力量。
第二节 兴化商人社团的创建与商人社会作用的凸显
会馆是明清时期中国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成员组成的社会团体，起源于明前期，发展于嘉靖、万历年间，兴盛于清代。清代兴化商人社团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同乡会性质的同乡会馆，如北京的“莆阳会馆”、“仙溪会馆”和马来西亚的福莆仙会馆等。这些会馆大多以民间结社的形式出现，虽然以商人为主体，但会员比较复杂，有平民百姓，有行商坐贾，也有士人学子，还有达官贵人，具有同乡会的性质。二是以商人为主体的会馆或行业协会，通常是以同业公会的名誉出现，是一种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人社团组织，具有商业行会和商会性质。清代兴化商人的社团组织在维护商人利益、拓展了商人活动空间和提高了商人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兴化商人会馆的创建与发展
清代中国商贸持续繁荣，商贾众多，朝廷为了加强对商人经营活动的管理，鼓励商人建立行业协会和商会。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日益提高，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反映商人的政治诉求和参政权利，迫切要求建立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社团组织。于是，各地商人会馆和商业行会便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团体。
（一）兴化境内商人会馆的创建与发展
兴化境内商人会馆起源于清初，但早期的商人社团组织不太规范，联谊活动不多，影响力也不大。到清乾隆年间，海禁开放，涵江商业贸易发达，“鬻贩全间，航飞来往”。①众海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于乾隆已未年（1739年）由涵江顺利商号牵头，联合了方正和的“协和号”、王炳畿的“万利号”、游东升的“万顺号”、黎毓进的“振兴号”等40家海商，在涵江霞徐成立了“兴安会馆”，并捐资修建了天后宫。据乾隆十五年（1750年）《重修兴安会馆碑刻》记载：“莆人之商贾，于吴越者，率以海舶，其出纳登降皆集于涵，故其主客皆会于涵，此涵江会馆之创由设也。
创馆于乾隆已未年（1739年），风久浸坏”。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24家著名海商成立了“兴安会馆香灯会”，集资购置房产，每年“可收租金二十千又八百千文，供妈祖香灯会使用”。
“同治庚午年（1870年），众举黄徵君邦杰等董其事，费取于货之厘，制因其馆之旧，阅数岁始蒇事，以壬申年（1872年）腊月落成”。②同时，兴安会馆还专门修订了祭规以敬事妈祖，每年举行一次香会，会首叫“炉主，每年妈祖诞辰日在庙中拈香祭祀，轮流掷杯，一阴一阳交一圣，得圣最多者为炉主，选出若干理事协助炉主”。③涵江兴安会馆是清代兴化境内最早建立的商人社团组织，对兴化商人社团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到了清乾隆后期，兴化境内商人社团逐渐增多，各商业集市相继成立了商人会馆。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由“经营于苏、松、嘉（兴）、金（华）、四府”的黄石商人牵头，在黄石水南成立了“水南会馆”，并商定“每担货物抽出香金”，用于修建天后宫。随后，涵江、荔城、鲤城、枫亭等各商业集镇也相继成立了商人会馆，大多以“兴安会馆”、“兴化会馆”，或“莆阳会馆”等命名。同时，“明清时期，随着涵江商贸、海运的日渐兴起，来自浙江宁波、温州及省内福州、闽北、闽南等地的商贩亦在涵江定居。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受清朝‘截界’影响，沿海数以千计的百姓迁至境内定居，导致人口迅速增长”。④外地商人不断增多，客商便在莆田境内成立了商会。据史书记载：嘉庆年间有一林姓南安人在涵江海关任职，后定居涵江，子孙以经营金银饰品为业。同治年间，晋江北宅商人林克助等人也到涵江开店。随后，泉州、晋江等地的商人陆续在涵江创办了“协源”、“泉源”等多家布庄，逐渐形成了涵江“闽南商帮”。清嘉庆四年（1799年），闽南商人模仿兴化商人的做法，在涵江保尾创建了“泉郡会馆”，作为在莆闽南商人联谊、聚会的场所。并集资筹建了会馆天后宫，正殿主祀妈祖神像，每年的元宵和妈祖诞辰日，莆田境内的闽南商人成群结队地前往泉郡会馆祭拜妈祖。
清代，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以兴化商人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比较著名的有乾隆年间建立的泉州涂山街“兴化会馆”、福州下杭街的“兴安会馆”和崇安县五夫里的“兴安会馆”等。康熙年间创建的江苏吴县“兴安会馆”；乾隆年间创建的浙江温州“兴安会馆”、平湖“莆阳会馆”和北京“兴安会馆”等；道光年间创建的上海松江“兴安会馆”；咸丰年间创建的浙江象山“兴安会馆”；光绪年间在上海南复兴东路创建的“兴安会馆”。另外，在杭州、宁波、天津、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清代都有兴化商人创办的社团组织，各地兴安会馆大多集资修建了妈祖宫庙，融会馆活动与妈祖祭祀为一体，具有明显的兴化地方文化特色。
（二）海外兴化华侨社团的建立与发展
清代，海外兴化华侨成立了多个同乡会馆和行业公会。据《莆田县志》记载：兴化人“在侨居国，侨胞都建立社团组织，其中部分由莆籍华侨单独组成，多数由福（清）莆（田）仙（游）同乡或闽籍同乡联合组成。旨在联络乡谊，为同乡排优解难”。①清代海外最早的同乡会馆是马来西亚“福莆仙会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福莆仙会馆的成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十九世纪中叶，马来西亚太平地区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锡矿，约有4000多兴化同乡前往太平锡矿场当矿工。这些同乡远离家乡，孤苦伶仃，生老病死，极其凄惨。于是，福州、莆田、仙游三地同乡联合成立了“福莆仙会馆”，集资修建了“崇圣宫”。此后，在马来西亚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兴安会馆，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兴化同乡也陆续组建了一些行业协会，如人力车协会、自行车帮会、渔业公会等。这些海外兴化商人社团组织，在联络乡亲、济贫帮困和支持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的兴化商人会馆和行业公会实际上是一种商人结社，具有近代商会的性质。这些兴安会馆和商业行会，在保护商人利益、维护商业秩序和协调各方关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会馆大多与乡土观念和封建势力相结合，也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三）兴化商会和行业公会的建立与发展
清光绪年间，清廷颁布新政，设立了“商部”和“劝商会”，要求各县成立商会。兴化商人积极响应，涵江商人率先向福建督署申请，经批准成立了“莆田县商会”，会址设在后坡埕李祠。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涵江后坡埕成立莆田县商会，涵江商人黄纪年任会长”。②商会宗旨：“联络同业，开通商智，和协商情，调查商业，提倡改良，兴革利弊”。③会长黄纪年系秀才出身，是鼎和桂圆行掌柜，后来又兼任涵江议事会会长。莆田县商会成立之后，经常帮助商人调解商务纠纷，代表商民应付“官厅”，积极帮助地方政府协调税赋，各项工作颇有成效。
而莆田城里的商人见涵江商人捷足先登，颇有意见，但已成事实，无可奈何，只好在“城厢设立莆田县商会城埠分事务所”④。此后，城涵商会之争持续了几十年，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益之争。
继涵江商会成立之后，仙游商人也酝酿成立商会。据《仙游县志》记载：“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后，福州下杭路发展成为兴化商帮的密集区，有‘兴化街’之称。仙游有糖帮‘聚星堂’，菸（烟）帮‘加兰堂’，他们奉祀共同神祗，以兴安会馆为活动场所，这是仙游商会的起源。光绪三十一年，福州商务总会成立，兴安会馆归其管辖”。⑤由于仙游烟帮在福州地区势力最大，故邀请在福州经商的仙游籍富商林梁材回来主持商会筹建事宜。据《仙游县志》记载：“清宣统三年（1911年），仙游富商林梁材等返乡组建仙游县商会，采用议董制，林梁材任会长”。①会长称总理，下设议董若干人，坐办1人，辖肥料（俗称五虎），京果（包括糖业）、海产、木材四业，称“四大公帮”，会址设在仙游城关大兴祠。辛亥革命后，仙游商会沿用议董制，改总理为会长，林梁材蝉联会长。
除了创建商会之外，清代兴化境内还建立了众多的行业公会，如桂圆同业公会、烟丝同业公会、青果同业公会、酒业同业公会、药材同业公会、鞋业同业公会、铁器同业公会、箩篾同业分会、渔业同业公会、承揽运输同业公会等。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兴化境内共有20个同业公会。
莆仙两县商会和同业公会的建立与发展，在维持商业铁序、行业管理、商人联谊和维护商人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地方政府控制和利用，商会和行业公会往往成为征收赋税的工具，商人社团也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组织。
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商人作用的凸显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长期被贬为末业，中国商人地位低微，“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有关，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国家，经济性质为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大多数采取“重本抑末”的执政方略。所以，中国古代长期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思想，导致商人长期受歧视、被打压。进入清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新兴商人群体开始崛起，尤其是清中后期，商人组织蓬勃发展，这对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随着商人社会影响力的日渐扩大，商人队伍开始以不曾有的崭新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从清代兴化商帮发展的历程分析，无论是商人的思想行为，还是整个商人队伍的素质品德，都绝非一般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是一群锱铢必较、唯利是图之徒。尽管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和封建残余，但他们在学习西方商品经济、与外国商人竞争、承担社会责任和反抗民族压迫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
清代，兴化商业空前繁荣，商人队伍庞大，有不少商人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身家巨富的早期资本家。兴化商人富裕之后，能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捐款捐物，济困扶贫，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体现了商人的社会责任感。
兴化商人最热心的是社会公益事业建设，诸如铺桥修路、创办学校、兴修宫庙祠堂等，都得到了商人的大力支持。如仙游富商徐年盛，一生捐助无数，先后参与15座桥梁的捐建，遍布闽中各县，深受百姓赞扬。又如仙游著名商人徐万宝，父子俩共同捐巨资款创办了仙游金石中学，受到清廷的表彰。还有仙游大烟商陈天高，先后捐建了赖溪桥、双坑桥和金凤桥等多座桥梁，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类似商人支持公共设施建设的捐赠，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兴化商人对于救济难民、减灾赈灾和帮助孤寡老人等扶贫帮困活动都很热心。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夏，大旱，谷每石三两银，民有不堪饥饿而自杀”。①兴化地方政府呼吁商贾富户放粮赠粥，救济百姓，众多兴化商人伸出援手，慷慨解囊，设站施粥，救济饥民。据史书记载：“仙游县设两厂施粥，共赈济1.1万多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水灾，海堤崩坏、禾稼失收，兴化府发仓赈济，蠲免秋粮。清末至民国期间，每逢灾荒，涵江鲤江庙实行民间赈济，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赈米给贫苦群众，每人5公斤大米”。②特别是在重大灾难面前，兴化商人挺身而出，慷慨解囊，体现了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如道光元年（1821年），兴化境内因自然灾害而出现大面积饥荒，民众饿死无数，官府束手无策，清廷文渊校理郭尚先回乡服阕，“建议府县向商贾富户籴粟，设厂减价平粜，许多灾民赖以存活”。③众多兴化商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很短时间内就捐出了十几万斤大米，救活了不少灾民。这些减灾赈灾活动，大多数是商人自愿发起的，对于缓解饥荒、救助弱势群体和稳定社会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海外兴化商人对家乡公益事业建设也非常热心。据史书记载：“清末，废科举，兴新学，侨乡各地纷纷改‘私塾’为‘学堂’，多由海外侨胞集资扶持。如‘澄波学堂’，由海外侨胞和国内侨眷共同组成董事会负责校务；除国文课仍用老塾师外，重金延聘新学教师，开设算术、音乐、美术各科；用侨胞闲置房屋为教室，收全乡及龄学子；经费由海外统筹捐助”。④每当家乡出现天灾人祸或各种困难，海外商人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如“清宣统元年（1909年）10月，飓风成灾，旅居新加坡的同盟会人士组织‘泛爱班剧社’，在新舞台剧院连续公演两天，募款救灾”。⑤清朝末期，中国多灾多难，百姓生活贫困，海外兴化商人经常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救济家乡民众，事迹十分感人。
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商人的社会责任感有时甚至超越了国界。海外兴化商人不仅积极支援家乡的公益事业建设，而且经常对侨居国百姓施于援手，深得当地民众好评。更难能可贵的是外国商人也能积极参与所在地的社会救助活动，如清代兴化境内有不少外国教会，表面上看传教士似乎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实际上他们也是商人。清末，外国教会在兴化境内创办了不少企业，并长期代理外国商品，生意做得不比境内商人差。但这些外国商人在兴化商人的影响下，也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救助活动。据《莆田市志》记载“道光年间（1821——1850年），涵江天主堂的仁慈堂与平海天主堂的仁慈堂共收养孤女约90人，经费由外国教会津贴，当地的修道姑负责管理，孤女们的生活有保障。收留的弃婴先雇乳母带回家抚养，断奶后三四岁时送还仁慈堂抚养，由修道姑教数学、教经文，长大后给予择配，不收分文。涵江著名小儿科医师卢仲渔等人免费为孤女们看病”。⑥每逢战乱兵灾，外国传教士往往以其特殊的身份出面协调，防止军阀祸害百姓，深得社会各界好评。
（二）清代兴化商人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鸦片战争后，清廷将巨额战争赔款转嫁给中国商人，商业苛税十分繁重，商人不堪重负。如“清咸丰八年（1858年），涵江始设卡抽厘，杂货通过时值百抽一。同治四年（1865年）兴化府设税厘局，把杂货厘金改为百货厘金，值百抽十；还有出口入口之分。此后名目繁杂。分为行厘、坐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改为只首卡一处总收，正杂税率共值百抽十二三，分为14类。光绪年间（1875—1908年），莆田县年征厘金税银3.135万两。......宣统时（1909—1911年），福建省厘金年收入超过鸦片战争前地丁钱粮正额的年收入”。①鸦片战争后，“鸦片捐”成为祸害兴化百姓的罪魁祸首，激起农民和商人的强烈反对。据《莆田市志》记载：“鸦片厘金始自清咸丰六年（1856年），由兴泉永道定每箱48元。清末，莆仙扰民最甚的三大害之一是税厘（各种交易税与厘金）。其中为害最烈的是膏捐（鸦片捐）。莆仙自咸丰九年（1859年）开征之后，地方税吏视之为‘摇钱树’”。②清末，国家和地方财政出现了严重困难，清廷将战争赔款转嫁于广大百姓，激起民愤。如“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年岁举商，兴化知府萧作霖，举（黄）邦杰为首，勒捐番银1600两，分府刘侃从涵追捐”。③兴化商人不堪重负，发起抗捐抗税斗争，抵制官府勒捐。
在清末的抗捐斗争中，兴化商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在反压迫斗争中显示出自己的威力。据《莆田市志》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涵江群众发起抗捐，捣毁厘金局”，有不少商人参加了这次抗捐活动。“清后期，各种赋敛搜括措施纷纷出笼。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赔款，新增五项捐（随粮捐、铺捐、膏捐、酒捐、贾捐）和铁路随粮捐等杂捐。贾捐：莆田县年派额1万两”。当时恰逢“春旱，兴化府额派五项捐5.4万两；官员乘机额外浮收”。④莆田县令蒋唐佑摊征契税浮收中饱事发，府学廪生翁桐豫、刘玉麟、陈步瀛、廖春声、郑金声等，手执《莆田各界控蒋唐佑呈稿》赴省呈控，闽浙总都许应骙以“事不干已”为由，革撤五名禀生之身份，从而激起民愤。兴化举人肖睿颐、武举郑廷宪等，立即率民众数百赴府署具呈申诉，4000余人民众聚集县署前鸣冤，不少商人参加了这次抗捐斗争，知县蒋唐佑畏惧，携印逃离。
清末，仙游境内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商人抗捐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仙游县摊派“庚子赔款”2.4万两白银，知县王士骏邀请乡坤郑元恺、王播修、纪有堂、吴人英等商议，策划征收“坐贾捐”，即对城区商铺征收专项捐税，并以郭氏祠庙为办公地点，即日派员向各商铺征捐。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商人们积极酝酿抗捐斗争。端午节的第二天，仙游木兰溪会仙段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赛，海商程一平和盐商陈其春、蔡红毛、张唐等人，乘群众聚会之机带头高呼：“苛捐开局，我等大难临头，哪个有心斗龙舟？去啊！去啊！一齐入城捣毁捐局”。⑤几百名民众和商人热烈响应，一路直奔郭氏祠庙，捣毁并焚烧了征税局，要求县署立即升堂，知县王士骏被迫宣布撤消“坐贾捐”，并贴榜告示。
事后，仙游知县王士骏向省署请兵镇压，兴化知府王贵派福税营管带廖兴桂带兵赶往仙游，武力弹压抗捐民众和商人。同年五月初九，福建参将江孝全率火炮队1800多人包围了赖店傅围村，焚毁民房上百间，杀害民众10人，伤无数。随后，官兵又武力清剿了仙游的东渡、霞苑、青山等村，焚烧民房，抢掠财物，捕杀抗捐商人陈其春、张唐等4人，割下首级，分挂于县城四个城门上示众，强逼各村赔偿兵费1.8万两白银。此事激起众怒，仙游商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廿九日，仙游县城的商人自发举行罢市，反抗官府苛政暴行，但遭血腥镇压。后来在莆籍新疆道御史江春霖的帮助下，仙游商人向清廷举报，清廷将镇压仙游商人案“列部议案条劾，交部议处”。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清廷下令将福建总督交刑部议处，仙游知县王士骏、参将江孝全被革职，兴化知府王贵、继任仙游知县蒋唐佑，交两江总督张之洞查办。这是清末兴化境内由商人发起的一次大规模抗捐斗争，标志着兴化商人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能够自觉地进行反压迫斗争的重要政治力量，商人们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第三节 清代兴化商业文化析评
商业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历史传承。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文化，不仅反映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还体现了所在地商人群体的经营理念和精神风貌。清代，兴化经济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与其相适应的兴化商业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既有中华民族勤劳俭朴、诚信经营的传统美德，又具有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恶性竞争的糟粕；既有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一面，也有尔虞我诈、投机取巧的消极因素。
兴化地处福建沿海，受外国商人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较大，商业文化更具多元性。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进，国外资本的陆续输入，西方商人的价值观念、商业模式、竞争手段和商业文化不断渗透进来，客观上影响了兴化商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品德，使兴化商人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等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一、商标广告丰富多彩
早在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出现了早期的商业文化，如店名、字号、商标、广告等。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意识的不断渗透，兴化境内市场竞争加剧，商业经营方式日趋多样化，兴化商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有了很大的拓展。
清代，兴化境内的商铺、字号、商标等花样繁多，内涵丰富，体现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深厚文化底蕴。如明代之前，兴化商家大多以自已的姓氏为字号。到了清代，以姓氏为字号的商铺日益减少，而含义独特的商号不断增多，如“醉桃园”、“皇后酒家”、“天韵楼”、“桃李园”、“杏花楼”等，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含义。还有“泉裕”、“义盛”、“鸿兴”、“富茂”等，这些商家字号，寓意深刻，内容丰富，既体现了商家的经营理念，又寄托了商人发家致富的愿景。
清代兴化商标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有“炒绿”、“佛手”等商标品牌。进入清代之后，兴化商标进一步发展，仅香烟商标就有10多个，如“红葫芦”、“玉兔”、“玉狮”、“双荔”、“香脾”、“牛印”、“古田”、“斧头”等。在全国各地均有兴化著名商标，如上海的“捷春丸”桂圆干、福州的“王大盛”烟丝和仙游的“双荔”牌香烟等，都是清代兴化著名商标。
清代兴化商业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商人们通过改善商业服务态度以招揽生意。如通过诚信经营以争取老顾客和回头客，采取契约、赊欠和提高服务水平等竞争手段，以扩大客户群。同时，清代兴化商家对商店字号和商行名号也很讲究，一般以图吉利、财运亨通等寓意吉祥的词汇来命名。有的商家则以商品特质和产地作为商号或标识，以实现优质产品的广告效应。特别是从清中期开始，无论是在城镇开店的坐贾，还是从事零售的小商人，都有固定的店铺和与众不同的商店标识，使兴化商业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二、行业讯号颇具特色
行业讯号是不同行业之间相互区别的一种声响标识，实际上也是招揽生意的一种广告形式。
清代兴化境内的不同行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讯号。如修理锁匙、小铜器、眼镜、铝锅和磨刀的小商贩，通常是摇打铜片串，发出“锵锵将......”的声音，人们听到“锵锵将”的声响就知道修理小五金的师父来了。经营针线、胭脂、花粉等日用百货的小商贩，通常手摇“拨浪鼓”，发出“泼浪、泼浪......”的声响，一听到“拨浪鼓”声，农村妇女就会跑出来购买小百货。又如肩挑补锅匠，不断敲打小铜锣，发出“哐、哐哐?”的声音，以示意补锅匠进村了。还有挑小吃担的小商贩，边走边用汤匙敲打着空碗，发出“铃铃铃......”的声响，诱发人们的食欲。特别是走村串巷的阉猪匠，边走边吹小笛子，吹出三个单调的音符，音色清脆独特，传播到乡村各个角落。最吸引小孩的是打糖枯的小商贩，通常用小槌子敲打铁刀片，发出“丁咚、丁咚......”的铁片撞击声，农村小孩子一听见就围了上去。同时，还有算命先生，通常用敲打牛角发出“嘀、嘀......”声，或用牛角吹号，发出“笃笃......”声，以吸引农村中老年人。而流动“剃头匠”，通常是右手拿一把镊子，左手拿一要小铁棒，用镊子在铁棒上敲打，发出“商昴、商昴......”的响声，人们一听就知道理发师来了......清代兴化商业讯号与农村交通不便有关，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肩挑小商贩又不定时入村，各种商贩只好采用不同的讯号来告知顾客，招揽生意，久而久之，人们就能凭声响来区别不同的商贩。据《莆田市志》记载：“叫卖小百货‘货郎担’以‘拨浪鼓’声、摆摊卖小吃的以‘汤匙碰碗声’、补锅的以‘打锣’声、‘磨镜’（修小五金）以铜板链片打击声、阉畜的以吹笛声作招徕广告”。①清代兴化境内商业讯号众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声响标识，成为别具一格的广告方式，给农村百姓带来了方便，体现了兴化地方商业文化特色。虽然商业声讯文化的科技含量不高，但简单、明了、实用、有效，富有地方特色，成为兴化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商业“行话”五花八门
商业“行话”是同行业商人使用的一种暗语。清代兴化境内商业“行话”十分流行，通常是一个行业使用一种“行话”，也有几个行业共同使用一种“行话”，还有一个行业同时使用两种“行话”。如肩挑“剃头匠”敲打“商昴、商昴”的声响，“行话”叫做“唤头”；理发店“洗头”的“行话”叫“捋围”；顾客来了叫“草头”，其意思是生意来了。等待理发的人多了，师父会暗示徒弟“犁高”、“暂浮”，其意思是“马虎一点”，或抓紧时间。又如肉店掌柜称死猪肉为“马拐”，遇到老顾客或内行人就会暗示：这块肉是“马拐”，提醒客人换块肉。
清代兴化境内不同行业的商人对数字也有不同的叫法。商人们进行交易或买卖时通常用暗语进行讨价还价，如杂货店、布店、京果店的商人，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字称为：“章、绥、骨佬、剪旧、表德、西洪、吉生、华子、秋”。鱼行商人的“行话”略有区别，把“一至十”数字称为“章、绥、决漏、剪右、表祝、狮洪、吉生、华子、秋、章十”。而理发店、肉店的商人，则把“一至九”数字叫做“旦底、断二、倒川、横目、缺丑、杀大、毛尾、分头、旭边”。同时，商人们在讨价还价时通常采用手语，即一方将手伸进另一方袖子里，通过手指头来讨价还价，以防止旁人听到价格。这些商业行话和手语颇具地方特色，开始只是为了保守商业秘密，不让外人知道真实价格，以后逐渐演变为商人谋取利益和损害消费者的手段。
兴化商人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还形成了一些商场俚语。清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一整套买卖交易的特殊用言。如老顾客叫“主客”；正宗品牌商品叫“正货”；卖不出去的商品叫“死货”；短斤少两叫做“骗称”；诚信商号称为“老招牌”；小本生意的商人自称“赚食人”；精明的生意人称为“生意精”；讨价还价称为“思量买卖”；产品质量不同价格不一样说成“一分钱一分货”；双方商定价格之后不能反悔称“输赢一样面”；一天之内出现物价波动说成“时得时价”......。这些商业俗俚源于日常商业活动之中，言简意赅，亦褒亦贬，既反映商人的经营风格，又表达了消费者的愿望，甚至一针见血地褒贬时弊，批评不法奸商，鼓励商人诚信经营，颇具兴化地方商业文化特色。
四、记账方式别具一格
古代读书识字的商人不多，尤其是商店伙计，大多数是文盲，而商业经营又离不开记账。商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简单易懂的记账方式，即“苏州码”。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是南宋时期从算筹中分化发展而来的民间记帐符号。这种“商业数字”，记写简单，速度又快，被广泛运用于商业记账之中。
清代兴化商人大多数使用苏州码记账，即用“■■■川■■■■■■十”代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由于古代商人计算时通常使用算盘，上面一点就像算盘上档拨下一个子，表示五，所以■是六，■是七，很好理解。比如说2134，要写成“■■一■■■”；32，要写成“■二”；0.64元可记作“■■”；3.70元记作“■士”；598记作“■■■”；3908元记作“■■0■”；5.8元写成“■■”等；“O”通常代表“元（圆）”，它一般放在“■”和“■”中间的下方。如标价为3908元商品，会写作“■■O■”。但苏州码也有缺陷，当“■、■■、■”连写时，往往容易出现混乱，变成“■■■”，如果间隔不均匀就分不清楚了，甚至容易出错。如“■■”有多种理解方式，可以看成一百一十一或三，也可以看成“廿一”或“十二”。于是，兴化商人便对“苏州码”进行了改进，把“■■■■■”竖改成横写，即一二三，并把元和角写成“元”和“△”，以便区别。
清代兴化商人的会计账簿也很有特色，俗称“流水账”。“流水账”采取竖写记账方式，即在一张纸的中间划条红线，左边记收入账，右边为付出账，账目分为“原”、“收”、“合”、“出”、“存”等五个科目。“原”是前一天的余额，也是当天库存的现金；“收”是当天营业收入的金额；“合”是前一天余额和当天收入合计后的总额；“出”则是当天付出的金额；“存”是当天的余额，也是后一天库存的现金。除“流水账”外，大商家还有“总清簿”、“货物进出簿”、“夜查”和“分户”等账簿。应当说“苏州码”和“流水账”的发明应用，对于古代文化水平不高的兴化商人和文盲的商店伙计来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五、赊欠“折记”颇具特色
清代兴化商人为了招揽生意，对豪绅大户和小商贩大多采取赊欠方式。赊欠，即赊账。通常是先取货，后付款。赊账视其对象不同，赊欠方式也不同，小商小贩通常只能赊欠一批货物，一批货物出售之后双方结清赊欠账目，再批发给第二批货。而互相赊欠的商家，一般待年底一并结算，互相对抵，多还少补。赊欠双方的凭证叫做“折记”，赊账情况通常记在“折记”之中。而“折记”又称“摺仔”，即可以摺叠的记账小本子，通常用一张较厚的白色长纸，折叠成“W”形状，与折叠扇原理相同，打开时有一尺半长，合拢起来只有三个指头宽。“折记”外面加一个硬件纸套，贴上一层稀薄的兰布装饰，套面上还粘有一层红签，上面写上“生意兴旺、恭喜发财”之类的吉言，里面写有买卖双方的商号、姓名、商品种类和双方约定的内容等，实际上也是合同条款。“折记”由商家发给农户或顾客作为凭证，如农民送牛奶给炼乳商，商家在“折记”上注明收乳时间、数量、品质等，年终时农民凭“折”与商家结算，结账后再换取新“折”。又如商家与理发店约定赊欠关系之后，伙计持“折”理发可不付现金，年终一并结算。商家与饮食店形成合约之后，伙计凭“折”吃饭也不付现金，只将吃饭次数记在“折记”中即可，待年终一并结算。一些士绅和巨商为了体现身份，平时向商家购买货物时也只开出一张购货单，商家凭单付货，年终进行结算。商家为了招揽生意，经常给手工业者赊欠，如裁缝师父从布店里赊布，衣料出卖后将布款付给布商，然后再进新布料。有些手工业者将自己的产品寄在商店销售，商店又赊账给小商贩，从而形成了三角债。
兴化商人的赊欠、三角债和债权债务等必须在春节之前结清，形成惯例。每逢年终岁末，各商家都要对赊欠的商户和小商贩进行“放单”，即发放“催款通知书”。“放单”要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之前发放完毕，约定成俗，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不能讨债。从农历腊月二十六日起，各商家就挨家挨户讨账，赊欠的商店和顾客必须在除夕前还清欠款，否则来年就不能再赊欠了，这也是除夕逼债、躲债的由来。
六、计量单位十分混乱
中国古代度量衡通常以斤为基本计量单位，但各个朝代的计量单位不统一。从南朝起，计量单位以100斤为一石，10斤为一斗，16两为1斤。度量衡工具主要是称，计量单位分为斤、两2种，通常在称杆上用白色或黄色“称星”作刻记。传说南朝梁武帝登基之后下旨改制，16两用16颗星代表“称星”，并规定必须用白色或黄色，而不能用黑色，用意在于告诫商人做买卖要公平交易，诚信经营，不起黑心。而16颗“称星”也有说法，即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代表16两。如果出现短斤少两要受惩罚，伤害自己，因为福禄寿3星是从后往前排，少1两会“损福”，少2两即“伤禄”，少3两则要“折寿”。尽管这是种说法带有宿命论观点，但也会给不法商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达到敦促商人诚信经营之目的。
清代兴化境内度量衡十分混乱，有“大秤入、小秤出”的陋规，广大消费者深受其害。商人卖出商品时通常以斤（500克）为基本单位，但买入时商家即自行确定计量方式，且各行业、各商埠的度量衡不统一。清代兴化境内有“大秤”、“小秤”之分，“小秤”即国家通用的计量秤，俗称“市秤”。“大秤”是各集市商人自行制定的计量标准，俗称“重秤”，有会馆秤、涵江秤、西天尾秤、黄石秤、仙游秤、枫亭秤等。同时，各地的“重秤”与“大秤”计量单位也不尽相同，莆田城里的大秤是101斤＝100斤；涵江大秤是103斤＝100斤；江口大秤是113斤＝100斤；黄石大秤是111斤＝100斤；笏笏石大秤是100斤＝100斤；埭头大秤是101斤＝100斤；梧塘大秤是107斤＝＝100斤；龙桥大秤是111斤＝100斤；西天尾大秤是117斤＝100斤；哆头大秤是108斤＝100斤；仙游大秤是120斤＝100斤；兴化郡城有两种重秤：即“八斤秤”、“一斗秤”。“八斤称”即原有的101斤附加8斤，即109斤；“一斗秤”即原有101斤附加10斤，即111斤。“大秤”一般是大商户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和柴薪时所使用的计量秤，也是商人坑骗农民的主要手段之一。
清代兴化境内计量标准十分混乱，有些集市使用“大秤”之后还要附加，如西天尾秤原为114斤，还要加上涵江秤的“零三”计入，即117斤为100斤。少数粮行、坐贾（俗称粜五虎）在收购大米、蔗糖、豆类和花生等农产品时，经常冒用仙游的枫亭大秤（130斤米秤）和福州的红花陶秤（123斤），以坑骗农民。特别是黄石的“南洋秤”，俗称“百十五秤”，收购粮食时115斤只按100斤计价。有些商家还自行规定“百三大”秤（即130斤大秤）购入，“九八折付现款”，或“九六折付现款”，如农民不依，商家就任意拖欠，长期不肯付款，逼使农民就范。而商家出售商品时却用小秤，即100斤＝100斤，从计量上侵占百姓利益，成为清代兴化商人的一大陋习。
由于清代兴化境内度量衡混乱，成为不法商人盘剥百姓的重要工具，其中始作俑者是经纪人，即“牙人”。他们通常以“公平、公正、调解”等中间人自居，与商人合伙敲诈百姓，然后利益均沾。这些商业文化糟粕，既是封建经济社会的残渣余孽，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恶性竞争的产物，对兴化商品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第四节 清代妈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清代，妈祖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以往各个朝代，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顶峰。一方面，由于清代商业经济繁荣昌盛，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信仰妈祖的百姓日渐增多，客观上促进了妈祖文化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执政的合法地位，千方百计突出妈祖在军事上的灵性，以证明朝廷对台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和对汉人统治的合法性，故不遗余力地推崇妈祖信仰，凡是奏请褒封妈祖的请求，朝廷都一一给予满足，使妈祖在信仰、褒封、等级方面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清廷对妈祖信仰的大力推崇
清执政者为了标榜满族对汉人统治的合法性，通过推崇妈祖信仰以收买人心，故清廷比前几个朝代更加重视妈祖信仰，曾经15次褒封妈祖，从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字数之多达64字，直至无以复加的程度。清代，朝廷对妈祖褒封的间隔也最密，仅咸丰年间（1851—1861），朝廷就5次褒封妈祖，将妈祖神格推到了历史的巅峰。清廷之所以如此重视妈祖信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清初，福建沿海反清复明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为了镇压反清势力，清廷频频向台用兵，而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民众及驻台将士又大多数信仰妈祖，郑成功部队甚至把妈祖当作“护军神”。所以，清廷每次出兵台湾都要借助妈祖神威，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出兵台湾之前，特地从湄洲妈祖庙奉请妈祖神像随军出征，并举行了隆重的祭典仪式，将妈祖作为护军之神，以增强将士攻打台湾的信心。施琅收复台湾之后，奏请朝廷册封妈祖为“天后”，还在台湾鹿港等地修建天后宫，供奉从莆田湄洲带去的随军妈祖神像。
康熙六十年（1721年），福建长泰籍人朱一贵在台湾领导民众举行反清起义，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之子施世骠率兵入台平定。但施世骠出师未捷身先死，后由澎湖副将、南澳总兵蓝廷珍继续完成台湾平暴任务。雍正四年（1726年），蓝廷珍奏请朝廷册封妈祖，雍正帝赐“神昭海表”匾一块，分别挂于湄洲、厦门、台湾三座天后宫，以笼络福建沿海的妈祖信徒。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岛内发生了漳州人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暴动，闽浙总督常青先派福州守将恒瑞、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和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等人率4000清军征台。随后，清廷又派出陕甘总督大学士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人，率绿营8000入台平叛。天地会暴动事件平息后，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向朝廷奏曰：官兵得到妈祖的默佑，请求褒封妈祖。乾隆皇帝加封妈祖为“显神赞顺”。可见，清廷每次对台用兵后都褒封妈祖，使妈祖神威不断提升。
除了军事行动胜利后褒封妈祖，朝廷大使出访在海上遇险平安返回后都奏请褒封妈祖。如康熙二年（1663年），册封使张学礼、王垓等出使琉球，船经姑米山时遭遇风暴，祈求妈祖保佑，平安归来后，也请求朝廷褒封妈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册封使汪楫、林麟焻等出使归来时，在海上遇飓风祈求妈祖保佑，平安返回后也奏请褒封妈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册封使海宝、徐葆光等人出使归来时舟遇旋风，脱险后也奏请褒封妈祖；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册封使全魁、周煌等人的使船在姑米山海域忽遇台风，祈求妈祖保佑而脱险，返朝后也请求褒封妈祖；道光十九年（1839年），册封使林鸿年、高人鉴等赴琉球出使，途中两次突遇风暴，均祈求妈祖保佑，平安归来后也请求朝廷褒封妈祖......每一次有关妈祖的请奏，朝廷都给予了满足，一一褒封，使妈祖神威越来越显赫。
二、妈祖文化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
妈祖信仰作为兴化古代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长期支配着广大兴化商人的思想意识，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每个商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妈祖文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甚至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商业这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深深地刻上了“和气生财”、“行善积德”等富有妈祖文化色彩的传统烙印，被大多数商人所接受，并一直传承下来。在这一商业文化传承过程中，妈祖信仰从兴化地方性文化迅速演变为世界性的海洋文化，其中闽商特别是兴化商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宋代起，妈祖就成为兴化商人和广大闽商的共同神祗和精神依托，莆商足迹之处，必有妈祖信仰，闽商移居之地，必建妈祖宫庙。进了清代之后，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境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商人们的发展需求，大批兴化商人奔赴全国各地寻找商机，不少闽商向海外发展，促进了福建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各国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客观上加速了妈祖文化的传播和妈祖影响力的扩大。
（一）商业繁荣促进了妈祖香火的旺盛
从宋代开始，妈祖信仰始终与商业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清代兴化境内商贸繁荣，商业集镇增多，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城乡市场货物充足，商人们生意兴旺，收入增加，自然而然地将功劳记在妈祖身上，商人赚钱越多，妈祖就越灵验。所以，清代兴化境内妈祖香火十分旺盛，掀起了一股建设妈祖宫庙的热潮。据《涵江区志》记载：清代涵江商业空前繁荣，妈祖香火非常兴旺，先后修建了30座天后宫，仅涵江霞徐码头附近就建有7座妈祖庙（即顺济庙，义德堂、涵江旧宫、涵江新宫、涵江海关妈祖庙、昭应宫、石城宫），这些庙宇大多是商人集资兴建的妈祖行宫。
清代莆田忠门半岛也创建了不少新妈祖庙。忠门沿海与湄洲岛仅一水之隔，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和从事海运的商人很多，百姓信仰妈祖非常普遍，妈祖香火历来旺盛。仅清初，忠门商人就先后集资新建了6座妈祖庙。至清朝末时，忠门半岛共建有22座妈祖宫庙，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居兴化各地前列。
清代仙游枫亭太平港商业繁荣，妈祖香火非常旺盛。据史书记载：清代枫亭境内新建妈祖宫庙9座，且大多数为商人集资兴建。如枫亭的“草厝宫”，清初因“截界”和海禁，宫庙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康熙十八年（1679年），从事航运的枫亭商贾共同出资重建，取名“龙聚宫”，并派人专程前往湄洲祖庙迎请妈祖分灵回乡奉祀。还有道光七年（1827年）新建的“安福宫”，也是由枫亭海商蔡育林出资兴建。枫亭草楼古码头附近的“青山宫”，清代时先后分炉出“龙山宫”、“丹山宫”、“景山宫”等多座妈祖庙，都是由当地商人捐资兴建的新妈祖行宫。
从清初起，在兴化北部山区掀起了一股修建妈祖庙的热潮。如仙游县的西乡，地处偏僻，但妈祖信仰却很流行，清代共兴建了4座妈祖宫庙，即洋坂“梁峰宫”、圣山“龙泉新宫”、中峰“妈祖宫”和中岳“妈祖庙”等。还有仙游鲤南的“后振宫”、郊尾“松圣庙”等，都是当地商人集资兴建的新妈祖行宫。据不完全统计，清代莆田县境内共修建妈祖庙316座，仙游县境内也新建了近百座妈祖宫庙，妈祖宫庙之多，香火之旺盛，达到了历史鼎盛。
（二）清代福建境内掀起一股建设妈祖庙的热潮
清代，妈祖文化信仰已经从沿海向内地传播。一方面，满清王朝出于政治需要极力推崇妈祖信仰，导致妈祖威望不断升高，作为官方认可的妈祖，自然成为福建百姓普遍崇拜的神祗；另一方面，清代妈祖信仰已经从沿海走向内陆，从渔民、商人逐渐扩展到普通百姓家，妈祖信仰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清代福建各府县掀起一股以创建妈祖庙为内容的妈祖信仰热潮。据《福建通志》记载：清代福建境内共有53个县创建了妈祖庙，主要有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连江、罗源、莆田、仙游、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诏安、南平、顺昌、将乐、沙县、尤溪、永安、建瓯、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泽、建宁、泰宁、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霞浦、福鼎、福安、宁德、永春、德化、大田、龙岩、漳平、宁洋等县，有的县甚至修建了多座妈祖庙。从妈祖庙的建设资金来源看，大多数是由商人捐资赞助，许多妈祖庙的碑刻上都记载着商人捐资建庙的情况，“如福建沙县城西薛坊天后宫为本县商人于雍正间创建；光泽城西洪济坊天上圣母庙为盐商所建；泰宁炉峰山天后宫为福州商人郑国良所建；浦城城西砌头天后宫及南浦门外水南天后宫为浦城商人捐建和重建；建宁北门外下坊街天后宫为本县盐巴帮捐建。又如闽东宁德蕉城天后宫，为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商民所建；龙海上西湖街溪口慈济官为盐船及七帮盐商所建......”①由于清代福建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妈祖宫庙，客观上促进了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
（三）会馆天后宫遍布全国各地
会馆天后宫是清代国内妈祖信仰传播的又一重要形式。在清代商业繁荣的历史大背景下，莆商队伍迅速壮大，闽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并先后在全国各大商埠成立了福建会馆和兴安会馆。
这些会馆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捐资修建天后宫，供奉妈祖神像，保佑商人生意兴隆。所以，会馆天后宫既是商人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们联谊与沟通的纽带。各地会馆大多设在天后宫中，商人们商议商务、同乡聚会、祭典妈祖、互相交流等，也在天后宫中进行，故称会馆天后宫。据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料，清代全国各地由商帮会馆创建的天后宫共计191座，其中明确记载由福建商帮或闽商参与兴建的天后宫有142所，以江浙、上海、天津、山东等沿海城市居多。如乾隆元年（1735年），福建八县商人共同出资创建了温州西门外天后宫；乾隆二年（1736年），闽商在台州临海县兴建了天后宫；乾隆六年（1741年），兴化商人又在温州南门外创建了天后宫。又如浙江金华天后宫、嵊县天后宫、松阳天后宫、衢县天后宫、嘉兴天后宫等，都是由闽商会馆出资创建的妈祖庙。还有广东的吴川县，清代创建了多座天后宫，其中一座“在陡门东炮台上，年久倾圮，相传闽商虔祷重修......闽人出入必祷于此”。①另外，在北方各大商埠，如天津、北京、山东、沈阳等城市，凡有闽商会馆之地，均有会馆天后宫。
清代兴化商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凡重要商埠都有兴化人经商，并创建有兴安会馆和莆阳会馆，而大多数会馆都集资修建了天后宫。目前有记载的清代兴安会馆天后宫就有20多座，如清康熙年间，兴化商人先后在泉州涂山街胭脂巷、福州下杭街和江苏吴县姚家巷等地，创建了兴化会馆天后宫。清乾隆年间，兴化商人在全国各地创建了3座会馆天后宫，即北京崇兴寺胡同兴安会馆天后宫、温州南大门外兴安会馆天后宫和福建崇安五夫里兴安会馆天后宫。清咸丰年间，兴化商人在浙江象山盐仓创建了会馆天后宫。光绪年间，兴化商人在上海创建了复兴东路兴安会馆天后宫......这些天后宫都与兴安会馆合二为一，成为凝聚兴化商人、联络乡亲的纽带，也是兴化商人社团活动的场所。所以说，清代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福建商人和兴化商帮起到了重要作用，凡由闽商集资建设的会馆天后宫，都有兴化商人参与，且大多数天后宫的妈祖神像是由兴化商人从湄洲祖庙分灵过去。所以说，闽商和莆商在清代的妈祖文化传播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妈祖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
海外妈祖信仰传播始于宋代，发展于元、明两朝，鼎盛于清代。随着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海商队伍迅速扩大，特别是近代轮船崛起之后，极大地改善了远洋条件，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天有不测风云”，海上惊涛骇浪，风云莫测，海难事故时有发生。为了保佑航海安全，海商们始终将妈祖作为航海保护神，无论是兴化商人，还是闽商及全国各地的海商，甚至海外华人华侨，都在远洋的海船上供奉妈祖神像。据史书记载：“莆田人‘航大海而去。’运载的丝布、荔枝、妈祖像等‘尤不可计’”。所以，“世界各地，凡海船航海所经之地，华侨所到之处，多有妈祖庙，并引起国际友人重视”。②据莆田林氏族谱记载：清初，兴化商人赴日经商，“林水山把妈祖像带到日本，安置于野间岳西宫，被称为‘林家妈祖’。还有日本北半岛的大间浦，茨城县北部的矾原等地，也信仰妈祖”。③据周玄韦《圣林续记》载：兴化入“惯习通番，每一舶必置妈祖妃像，中燃祖庙信香”，“神在无所惧，故之周流岛国。道无不通耳”。①福建海商和莆商的船上几乎都奉祀妈祖神像。据琉球国《历代宝》记载：“中国商船遇害海难至琉球事件，其中福建省商人船户几乎都有妈祖神像”。②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初一，闽候商人吴永盛等29人，驾乘“宁”字497号海船去台贸易，十一月十五日漂流至琉球国北府冲礁船破，人员获救，捞起物中有“天后娘娘六位”；同年四月二十二日，闽县商人船户蒋长兴等27人，驾船往厦门装糖开船，航运到上海、锦州等地贸易，十月十五日出锦州港后途中遇风，“二十二日船漂至（琉球）麻姑山，冲礁打坏，货物沉空，只逃得性命上岸”，随带物中有“天后娘娘并将军三位”；同年十一月间，兴化商人船户黄明盛等30人在海上遇飓风，船只“漂至（琉球）叶壁山地方冲礁破坏，人命无虞”，捞起物中有“天后娘娘三位”；又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漳州龙溪船户蔡永盛等23人带“天后娘娘一位”......；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福州商人林攀荣等33人，带“天后娘娘一位”......；乾隆五十年（1785年），漳州龙溪商人林长泰等26人，带“天后娘娘一位”......③类似记载，不胜枚举，可见清代闽商对妈祖的虔诚与崇拜之程度。
从海外妈祖信仰分布情况看，闽商和兴化商人也是妈祖文化传播的先驱。据海外兴安会馆资料记载：“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妈祖庙，如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台湾、泰国曼谷、印尼、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也有不少人信仰妈祖，这些妈祖神像和信仰最初是由兴化商人或闽商带过去的”。④清代迁移海外定居的兴化人，在移民过程中无不祈求妈祖保佑，为了平安到达目的地，他们将妈祖神像带到侨居国，并将其融入当地文化之中，促进了妈祖信仰在海外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古代航海科技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兴化移民飘洋过海，历经风涛之险和羁旅之苦，身在异国他乡，人生地疏，面临着境遇之难、前途之优，而对远在祖国的妻子儿女及其家人，又有思乡之切、怀念之痛，这种复杂的心情无处倾诉，只好祈求妈祖保佑。同时，妈祖又是朝廷和民间公认的万能神祗，自然成为兴化乡亲的象征，也是海外商人寄托情思和维系血脉的纽带，甚至成为海外华侨生存与生活的精神支柱，这也是妈祖信仰在海外能够广泛传播的深层次动因。
清代妈祖信仰在台湾地区传播最为广泛，台湾岛内最早的妈祖庙是由兴化商人创建的。据史书记载：明至元十八年（1281年），兴化商船经常途经澎湖列岛，将兴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销往澎湖列岛，为祈求妈祖保佑，商人们便在澎湖岛创建了第一座妈祖庙。明中叶，多批兴化移民从台湾鹿港登岛，又在鹿港创建了天后宫，成为台湾岛内最早的天后宫。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有不少兴化人移居台湾岛内，带去了妈祖神像，创建了不少妈祖行宫。此后，莆台交往日益密切，人员往来日渐频繁，而台湾海峡风大浪高，海船往来多有不测，妈祖信仰便成为兴化商人抵御险恶环境的精神力量。进入清代之后，随着台湾移民的日益增多，妈祖信仰在岛内广泛传播。如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郑经派刘国轩驻兵屯田于鹿港时，莆仙人在南岸兴建一座妈祖庙叫‘兴安宫’，俗称新妈祖宫。原来‘鹿港天妃宫’称为旧妈宫，是台湾本岛最早的妈祖庙”。⑤此后，台湾岛内陆续兴建了10多座妈祖庙，分布在台北、台中和台南各地，妈祖信仰迅速传播到台湾全岛。
加上清廷多次褒封妈祖，确立了妈祖信仰的合法地位，客观上也扩大了妈祖在台湾的影响力。据统计，清代台湾境内创建了大量的妈祖宫庙，“平均一万二千人就有一座妈祖庙。在清朝统治的232年内，台湾共兴建了220座妈祖庙，几乎每一年建一座”。①这些妈祖宫庙一半以上是由官府出资创建，其余的主要由商人、大陆移民和台湾原住民共同集资修建。
马来西亚是南洋地区最早传承妈祖文化的国家。在十六世纪之前，马来西亚境内的妈祖神像大多同观音菩萨合祀。进入清代之后，马来西亚境内妈祖信仰越来越普遍。如创建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马六甲青云亭妈祖庙和槟城广福宫，宫内都置有妈祖神像。清雍正十三年（1735），漳州六甲乡人林伯显奉圣母乘舟南渡，遇风漂到了吉兰丹万捷海岸，遂在当地定居垦殖，奉妈祖为保护神。进入十八世纪之后，随着海外华人的大量增加，以祖籍地和方言为纽带的同乡会馆应运而生，并建设了多个会馆天后宫。如马六甲永春会馆，于嘉庆五年（1800年）创建了天后宫；槟城嘉应会馆于嘉庆六年（1801年）创建了天后宫；马六甲福建会馆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集资创建了天后宫。还有创建于清中期的马来西亚海南会馆和清末的福莆仙会馆，也集资修建了会馆天后宫。十八世纪期间，在兴化商人、闽商和华人华侨的积极传播下，妈祖信仰迅速拓展到马来西亚各个角落。
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妈祖信仰起源于清初。清顺治七年（1650年），福建尤溪侨商郭桥兄弟在印尼境内创建了一座观音亭（后改名金德院），奉祀观音和妈祖神像，这是印尼境内有关妈祖信仰的最早记载。之后，一些福建移民陆续定居巴城，便在印尼境内兴建了一些寺庙，大多兼祀妈祖神像。乾隆十六年（1751年），福建侨商在巴城创建了第一座天后宫，专门供奉妈祖神像。据咸丰八年（1858）重修碑刻记载：自明季以来，中华之客贩于巴陵潮海之间，尤蒙圣母垂佑，行贾坐商，各得其宜。盖圣母系出湄洲，为我族之祖姑。我族之客巴陵者，皆深感圣母之庇，且以亲亲之义，崇奉最虔，乃鸠族中同志，而西园天后宫之所由建焉。乾隆后期，兴化商人又在寥内群岛的丹戎槟榔创建天后圣庙。进入十八世纪中叶之后，由华商集资兴建的天后宫几乎遍及印尼各个商埠，如万隆协天后宫、三宝垄市妈祖宫、南旺慈惠宫、茉莉芬市慈荣宫、泗水天后宫和苏岛棉兰天后宫等，还有寥内群岛丹戎槟榔天后圣母庙和锡江天后宫，以及苏拉威西岛俄伦打洛埠天后宫等。
这些妈祖庙大多数是由商人集资兴建的，如棉兰天后宫现存有清宣统元年（1909年）刻记的《乐捐碑》，其中记载了该妈祖庙创建由12家大公司发起，200多家铺号参加捐建，共耗银24155圆。
新加坡境内妈祖庙也是由商人集资创建的。据史书记载：星洲妈祖信仰起源于嘉庆年间，即十八世纪初。中国百姓移居新加坡时，将家乡带来的妈祖神像供奉在当地土地庙中。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日益增多，土地庙不能适应华人的祭祀需求。道光十九年（1839年），富商陈笃先领衔捐资在亚逸街创建了新加坡境内第一座天后宫，取名“天福宫”，专门奉祀妈祖神像。据道光三十年（1850年）碑刻记载：我唐人由内地航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星嘉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天福宫是福建会馆的前身，具备了联络商人的会馆功能，如1854年福建华侨曾以天福宫的名义，倡议捐资创建新加坡第一座华文学校——萃英书院。咸丰十一年（1861年），闽商又在天福宫内成立了福建会馆，以妈祖信仰为纽带，联络海外闽侨。特别是海外华人的教育事业发展，通常是以天后宫名誉进行号召，如崇文阁、道路南（1906年）、南侨（1947年）、光华（1952年）等学校，以及南洋大学（1956年）的捐建，都是以天福宫名誉牵头联络，动员商人捐资赞助。鸦片战争后，大批商人涌入新加坡，促进了当地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如福州、兴化、晋江、惠安、同安、永春等地的华侨，相继成立了同乡会馆，各会馆都相继创建了天后宫。如1857年创建的福建九龙堂、1867年创建的永春会馆和十八世纪末南洋莆田会馆天后宫等。还有一些外省商人及会馆也集资创建了妈祖庙，如1857年琼州会馆集资创建了天后宫；1880年义顺西河公司出资修建了天后宫；潮州八邑会馆也创建了崇祀天后圣母庙，以及“浮罗乌敏半岛天后宫、金榜山亭天后宫、木山圣母宫、云峰天后庙、波东巴西联合庙等”，都是由商人或企业出资创建的妈祖庙。①妈祖信仰在日本的传播源于明永乐年间。据史书记载：郑和船队下西洋时将妈祖信仰带到日本，先后建立了“上天后宫”和“下天后宫”，这是官方记载的日本境内最早的天后宫。明嘉靖年间，从事海运贸易的商人又把妈祖神像带进了日本长崎港，并创建了长崎三唐寺。当时日本政府严禁传播天主教，为了避免天妃圣母混同于天主教圣母而招致麻烦，商人们借佛教之名行天妃崇拜之实。据延宝二年（1674）《重兴分紫山福济寺记》记载：本朝正保间，有道人缚茅以居，奉天妃圣母香火。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日本当局划地建立唐人坊，强制华人入住。至18世纪中叶，唐人坊内华人已达5000人，便集资创建了一座天后宫。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闽商在日本创建了八闽会馆天后宫。道光二十三年（1897年），八闽会馆移址扩建，改名为福建会馆，馆内亦设天后堂。可见，日本境内妈祖信仰也是由闽商和兴化商人传播过去。
越南境内妈祖信仰起源于明末清初，南明时期有一批不愿归清的中国人移民到越南境内定居，便在越南的延福县奉祀妈祖神像。随后，中国华侨又在越南的南圻柴棍铺华商社区设立会馆，崇奉妈祖神像。清末，越南境内已有多个闽商会馆，如三山、兴化、温陵、霞漳等会馆，各会馆都创建了会馆天后宫。
泰国境内的妈祖信仰起源于清初，开始只是民间信仰，商人们在自家或小庙中奉祀妈祖神像。
咸丰元年至同治二年（1851—1863年），华商们先后在曼谷、洛坤、素叻三地集资创建了天后宫，奉祀妈祖神像。同治三年（1864年），福建侨商创建了福建会馆，并集资创建了天后圣母庙（后改名新兴宫）。
缅甸境内清代共修建了4座妈祖庙，其中丹老天后宫内尚存的大钟上面镌有“道光十七年献”的铭文，说明该天后宫至少创建于1837年。仰光的广福宫亦以观音与妈祖合祀，也是由福建船商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集资兴建的，今尚存碑记一块，刻记捐资船户52家名录。可见，海外各国的天后宫大多数是商人所创建，清代妈祖信仰在海外的广泛传播，闽商和兴化商人功不可没。
总之，无论是国内的妈祖信仰发展，还是海外的妈祖文化传播，都与闽商和兴化商帮有关，他们既是妈祖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也是海外妈祖宫庙的创建者。凡是有妈祖信仰之处，必有闽商和兴化商人之足迹，了解妈祖在海外的传播过程，即可以了解海内外闽商的发展历史。
第五节 清代兴化著名商号和著名商人
清代兴化境内商业繁荣，著名商行商号众多，不但境内的商家商号蓬勃发展，而且全国各地和海外兴化商人的企业也蒸蒸日上。据《莆田县文史资料》记载：“自明末清初，约百余年间，澄渚俞氏族人之往南京、湖广、江右、杭州、江浦、乌江、泰州经商贸易的......连续三四代，......乾隆嘉靖以前，如梧塘的卢富盛、江口林文顺、涵江顶铺的徐万、后坡李万兴（李百万）、苍前的陈科记和陈驾记、宫上吕祥兴，还有保尾的同升号、延宁的林宏聚”等，都是清代著名的商家。①《福州烟草志》也记载：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福州城区兴化人开办的烟丝店有10多家，比较著名商号有“王大盛”、“大同”、“双盛”、“恒丰”等烟行。清乾隆年间，仅涵江地区就有40多家以“航海营生”的海商，资本雄厚。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著名商家没能留下详细材料，现无法详尽地表述清代兴化商人的基本概况。本节根据史志记载，列举一些老字号和著名商人，从侧面反映清代莆商企业和莆商风采。
一、兴化著名商号
从清康熙年间起，兴化境内商业兴隆，商铺林立，不少商行名扬全郡，富甲一方。如经营海运的涵江“黄家门”，不但在涵江创办了多家商号，还在宁波创办了多个桂圆行。又如梧塘东福村的桂圆商，在江浙、湖广等地创办了众多商行，成为当地的著名商号。还有仙游的“隆兴号”烟行，经营的荔枝牌烟丝，远销江浙一带；仙游的“协来”、“九经”、“源丰”、“双塔”、“玉兔”等烟商，在省内外享有盛名。莆田城里也有20多家著名的烟商，其中“新同兴”、“协兴”等8家商号，颇有名气。清后期，城涵两地拥有众多的著名钱庄，莆田城里的“同丰”、“晋丰”、“成美”和涵江的“上裕、”“宝发”、“瑞茂”等钱号，资本都超万元。在此摘录几个资料较为齐全的著名商号和商行，以供读者参阅。
1.捷春桂圆行。捷春桂圆行创办者为涵江梧塘南坡村人连大春。连大春原籍仙游，后搬迁到梧塘南坡村种植龙眼树。清道光四年（1824年），连大春带领两个儿子在上海咸瓜街摆地摊，经营兴化桂圆干及南货生意。道光九年（1829年），连大春在上海创办了“捷春桂圆行”，由于货真价实、诚信经营，生意日渐兴隆。道光二十年（1840年），连大春又在杭州市区创办了“捷春桂圆行分行”，专门批发兴化桂圆干。经过几年的努力，捷春桂圆行在沪、杭、宁等地渐有名气。
捷春桂圆行发家之后，梧塘南坡村人纷纷向连大春学习，成群结队前往上海滩争做兴化桂圆干的“走水客”，形成了经营桂圆干的梧塘商帮。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捷春桂圆行屡出新招，将桂圆干进行分类，根据产地、质量和颗粒大小分为三个等级，每斤95—98粒的为“三元”，每斤115粒左右的为“四元”，每斤155粒左右的为“五元”，不同等级不同价钱，这一做法深受顾客认同，销量大增。到了道光末年，捷春桂圆行已成为上海最大的桂圆干批发商，具有垄断地位和定价权，每年兴化“头水”桂圆干运到上海之后，兴安会馆桂圆公会就要召集在沪莆商开会，商讨“头水”桂圆干的价格问题，并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须由捷春桂圆行定价，其他各桂圆行的售价必须略低于捷春桂圆行，以保持捷春行在上海的领军地位。
捷春桂圆行的经营理念是诚信经营、以质取胜。每年龙眼收成季节，连大春便派人回老家大量收购优质新鲜龙眼，并在梧塘南坡村创建了桂圆干加工栈，建设了6大间烘焙房，12个烘焙坑，一次可烘焙新鲜龙眼3600多斤。捷春行每年收购新鲜龙眼几万斤，雇人进行浸泡、润色、烘干、分级、包装等深加工之后，通过海运输送到上海、杭州等地销售，争取“头水”的好价格。
到了清光绪末年，“捷春桂圆行”在江浙一带名声大振，生意十分兴隆，上海著名老中医将兴化桂圆干作为滋阴养血、补肾益气的高级滋补品，列入名贵中药。“捷春桂圆行”挑选了兴化桂元中颗粒最大的“大三元”，模仿上海安胎丸的外包装，取名“捷春丸”，各药铺的老中医开处方时，经常有一味处方：“捷春丸一粒”。可见，兴化桂圆干在上海的知名度之高。
捷春桂圆行是清代兴化商人经营时间最长的商家之一，历经了道光、同治、咸丰、光绪、宣统和民国等年代，载誉宁沪杭。但从清末起，捷春桂圆行经历几次天灾人祸，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捷春桂圆行用商标抵押货款，希望重振旗鼓，终究无力回天，历时117年。
2.永记京果店。永记京果店是涵江保尾黄家经营的商行，创办于清道光年间，其祖上黄汝复，于明洪武二年（1369）在黄石一带从事肩挑叫卖小生意。到了清中叶，其后裔黄元魁在黄石创办了家庭小作坊，从事纺织品印染。一家人起早摸黑，维持生计，但因家庭人口众多，印染坊规模小，生活过得很艰难。于是，黄元魁便转行贩卖食盐，将莆田食盐挑到建瓯、建阳等地出售，然后从闽北山区购回红菇、香菇、莲子、黄花菜等土特产，转售给涵江各京果商店，以赚取差价，收入比经营印染业好多了。
到了第三代黄拱和接手时，黄家已经发展成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户。于是，黄拱和便在涵江前街租了一个店面，创办了“永记京果店”，以经营菇类为主，兼营山货及干果。由于黄拱和在建宁一带熟人多，人缘好，货源足，生意越做越红火，年销售各种菇类近万担。经过10多年的艰苦创业，永记京果店赢利白银六百余两，成为清末涵江的大商户。
正当永记京果店生意蒸蒸日上之际，店主黄拱和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其子黄冠英继承父业后，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举家搬迁涵江保尾田边埕，买地建房，继续经营菇类生意。此后，黄家事业如日中天，生意越做越大，每年销售菇类产品达4万担左右（每担50千克），惠安、南安、晋江、同安各县的商贩都从永记京果店批发。
为了保证菇类产品的来源，永记京果店还承包开发了建宁府的大片荒山，包销了建宁府80％的菇类产品，为建宁山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宁百姓为了感谢黄家开发山区之功，建造了“黄冠英公亭”，以示纪念。
永记京果店发展迅速，先后在涵江开设了47家大小京果（食杂）商店，资本十分雄厚。到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队进驻福建时，建宁府形势吃紧，交通受阻，菇类价格上涨。而黄冠英早期采购了大批红菇、香菇正积压在仓库中，人算不如天算，永记京果店将库存迅速抛销出去，一下子又获利3万余两白银，黄冠英一跃成为闽中的巨商。
清末，兴化境内纱布流行，销量大增，永记京果店立即转行销售纺织品，先后创办了“锦新布庄”、“仁昌绸布庄”、“四知堂”等多个布行，从上海、杭州等地购买大批布料，在涵江批零兼营。开始每年约销售各种纱布2000余匹，但黄家声誉好，客户多，生意越做越好，几年之后销售量上升到四、五万匹。同时，为了适应农村农民需求，“锦新布庄”又从福州厦门等地运回大批白粗布，开设染布厂，将白布染成农村群众喜爱的各种色布和花布，迅速占领了莆仙两县的城乡市场。黄家还在城里创办了“永其布庄”，规模很大，业务繁忙，仙游、福清、惠安和闽北各县的商贩都到永其布庄批发，成为清末闽中最大的纱布批发商之一。
永记京果店经过三代人的艰苦创业，积资巨富，成为清代兴化境内最大的商家之一。黄家事业有成之后积极回馈社会，支持公益事业，定期资助孤寡老人和特困户。当时涵西有10多家特困户得到永记京果店的长期资助，特困户每月可持折到黄家旗下的“仁昌”号和“四知堂”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清末民初，兴化境内掀起了新式教育运动，黄家带头捐资创办了保尾沙坂新式小学，解决了涵江西片的小孩上学困难。还有赈灾救助、修桥铺路、建设宫庙等公益事业，永记京果店都能慷慨解囊，大力支持，得到当地百姓的好评。
3.涵江霞徐“黄家门”。霞徐“黄家门”原籍莆田渭阳，创办有四大桂圆干商行，从“义兴”号开始，约有200年历史。“黄家门”经营有方、财力雄厚，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连续创办了“瑞裕”、“鼎和”、“大同”、“泉裕”四大家族企业，经营的桂圆干数量约占兴化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瑞裕和鼎和两商行的老板为亲兄弟，大同和泉裕两商家的老板也是亲兄弟。瑞裕、鼎和与大同、泉裕的老板又是堂兄弟，故称“黄家门”。
“瑞裕”号的创始人为黄邦杰，其父早年在宁波经商，但不得志，穷困潦倒，于道光年间在宁波病逝。19岁的黄邦杰只身前往宁波料理父亲后事，打开父亲枕头箱时只留下一束头发。黄邦杰身无分文，只好到一家莆商开设的商店当学徒。由于黄邦杰为人诚实又机敏，店主多次派他回莆田办货，获利颇丰，深受店主信任。太平军逼近宁波时，商人纷纷逃难，黄邦杰主动要求留下来守店。店主与黄邦杰立约，如能保住店中财产可得其中一半。黄邦杰通过关系，全力周旋，终于保住商店所有财产。战乱过后，店主没有食言，分一半店产给黄邦杰。于是，黄邦杰从伙计变成了股东，从此走上了经营桂圆干的道路。
不久，店主又鼓励黄邦杰自立门户，在宁波创办了“瑞裕”桂圆行。此后，瑞裕桂圆行春风得意，生意兴隆。于是，黄邦杰便购置了一艘载重量为2000担（100吨）的木帆船，取名“瑞安号”，往返于涵江与宁波之间。同时，为了控制桂圆干的产地货源，黄邦杰又在涵江设立“瑞裕号”，亲自经营涵江的业务，将宁波业务交给弟弟黄邦彦负责。但黄邦彦英年早逝，年仅32岁就病故宁波。此后，宁波瑞裕号的业务由黄邦杰诸子轮流经营。光绪十一年（1885年），黄邦杰病逝后，其子侄分为乾、坤二房，涵江和宁波的商号也按二房分拆，乾房经营瑞裕号、坤房分设鼎和号。瑞裕号是清末涵江桂圆行的老大，也是莆田首屈一指的大商行，一直经营到民国。
“鼎和”号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先由黄智群经营，后由黄智群儿子黄纪年（原涵江商会会长）接手。该商行在浙江宁波设有“南昌桂圆行”，以经营桂圆干为主，资金雄厚、信誉良好，是清代兴化境内最大的桂圆行之一。鼎和桂圆行经营管理有序，组织严密，商行下设账房、外账房、购销房、后栈房及检验员等机构，均由直系或旁系亲属掌握，各司其职，井井有条。鼎和桂圆行拥有自家船队，每年龙眼上市时大量收购新鲜龙眼，进行深加工之后运往江浙一带销售，生意规模庞大，是兴化境内首屈一指的大商家。抗日战争暴发后，鼎和桂圆行被迫歇业。抗战结束后，鼎和桂圆行虽然重新开业，但时过境迁，风光不在，不久便停业了。
“大同”、“泉裕”的创业史与瑞裕、鼎和相似。大同号创始人是黄孟誉，早期受雇于堂兄黄邦杰。随后，黄邦杰资助黄孟誉在宁波自立门户，创办“大同桂圆行”。经过10多年努力，大同桂圆行资本暴增。但“人怕出名猪怕壮”，“邻之匪人觊觎所有，放火行劫，屋宇煨烬”。①黄孟誉遭抢劫后，身无分文，徒步返回涵江。后在黄邦杰的资助下，重新创办大同号，生意逐渐兴隆，也发展成为清末涵江的一大商号。
“泉裕”号创始人为黄孟育，是黄孟誉的同胞弟弟，也是兄弟分家时从大同号拆产创立的黄家商行。泉裕桂圆行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之前，但黄孟育时运不佳，泉裕号创立后生意一直不景气。直到黄孟育四个儿子接手后，泉裕号才逐渐兴隆起来，逐渐发展成为莆田巨商之一。
“黄家门”也是兴化交通运输业的先驱。早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瑞裕号就开辟了三江口到宁波、上海的航线，长期从事海上运输。大同号还购置近代轮船，是兴化境内最早使用机器动力轮船的商家之一。虽然被英商欺诈，轮船公司损失惨重，但“黄家门”的股东们锲而不懈，在民国时期曾参股多家轮船公司，是莆田航运业举足轻重的人物。
“黄家门”还涉足金融业。瑞裕、鼎和、大同、泉裕四大商号都开设过当铺、钱庄，泉裕号与人合开的“慎昌钱庄”，是当时涵江四大钱庄之一。民国初期，中国银行在涵江设立营业所，也由瑞裕号承办。同时，瑞裕、鼎和曾派人到新加坡创办侨汇局，吸收了大量侨汇。后来被黄祖荣、黄弼夫等人挪用去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损失惨重。1921年，瑞裕号还承办福建省银行涵江营业所。1924年，泉裕号也创办了“恒安角票局”。不但开了莆田境内金融业之先河，而且挖掘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第一桶金，成为兴化境内的巨富。
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黄家门”的家族企业连遭重挫，元气大伤。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崛起之后，以土特产贸易起家的“黄家门”不能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要求，生意逐渐衰败。进入民国之后，虽然“黄家门”在桂圆干经营方面还占有重要位置，但生意每况愈下，逐渐淡出莆田工商界巨头的地位。
黄家富裕之后，能够回馈社会，对家乡的慈善事业多有资助。先后“资建东南角青龙港石堤、试院考棚、府县文庙明伦堂、城隍庙、梅峰西来寺、节孝忠义孝梯等祠堂”等。还有出资建设“涵江宫口年子祠书院、观顶孔子圣庙、四元殿、关圣庙、重修兴安圣母会馆及晏公中军庙、继助建大樟通省大路，广为里寺院、桥梁，三江口圣母宫，涵江保尾神庙等”，体现了兴化商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优良品德。①4.义裕杂货行。义裕杂货行创始人陈三生，其父早年以18块银元卖鱼起家，勤劳致富。同治年间，陈三生转行经营杂货，在福州下杭街创办义裕货庄，不但有店铺，还有三个大仓库。清末，义裕杂货行在涵江设立义裕总货栈，专营杂货批发业务，并在城里文峰宫大街开设义裕杂货店，批零兼营，经营规模日益扩大。
陈三生有三个儿子，分别负责福州、涵江和城里三大商行，每一处都雇有学徒10名，帮工20多名。义裕杂货行从南平、邵武、沙县、建瓯等地大量收购红菇、香菇、木耳、笋干、莲子、芡实、黄花菜等土特产，又从江浙一带运回纺织品、肥皂、瓜子和洋白糖等，通过水路运到福州大桥头和涵江海岑码头，在福州下杭路和兴化的涵江、城里设店批发。同时，还将兴化的墨鱼、干贝、紫菜等海产品运销外地。
义裕杂货行财力雄厚，货源充足，顾客盈门，是清末兴化境内竞争力很强的老牌杂货栈。民国初期，义裕杂货行还创办了“信记”角票局，发行纸票，进行民间融资，扩大生意。后因发生火灾，损失惨重，逐渐走向衰落。
5.义德总栈。义德总栈创办于光绪年间，由方义德、方家明等人经营。店面滨临涵江宫口河畔，是涵江最繁华的地带。方义德从小家贫，勤劳俭朴，诚信经营，生意逐渐发展起来。清末，美国向中国大量倾销石油，方义德是个基督教友，美传教士蒲鲁士便推荐他为美国美孚公司兴化总代理，垄断兴化石油市场30多年，挣了不少钱。
义德总栈注重信誉，不坑不蒙，童叟无欺，不追求暴利，即使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也不屯积居奇，坚持按计划零售石油，在平定市场、稳定物价等方面，深受百姓好评。
义德总栈除代理进口商品之外，还先后创办了“德春桂圆行”和“祥兴行”，经营兴化桂圆干和日用品。同时，义德总栈还投资航运、发电、金融、储运等新兴行业，生意蒸蒸日上。抗日战争暴发后，义德总栈大部分业务停业。
6.“后埔材杉木行”。“后埔材”原名林栋材，仙游县文贤里人（今度尾后埔）。“后埔材”早年家道寒贫，年过30无钱取妻。有一年春节，在南平经营杉木的同乡林世柳回家祭祖，“后埔材”请求带他去南平杉木行当帮工。林世柳怜惜其家贫，便安排他做些杂役。“后埔材”起早摸黑，勤劳肯干，深得林世柳器重，逐渐委以重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海运受阻，福建杉木价格大跌。林世柳杉木行积压了大量木材，频临倒闭。“后埔材”挺身而出，请求冒险运载木材北上销售。由于当时别无选择，林世柳便让“后埔材”押运十多船木材北上碰运气。结果吉人天相，时来运转，不但沿途安然无恙，而且恰好天津战事平息，北方木材价格暴涨，获得暴利。此后连续往返几趟，积压的木材全部抛售出去，林世柳的杉木行资本暴增。为了感谢“后埔材”的辛苦经营，林世柳决定将木材行股份划出五分之一给“后埔材”，并将南平木材行交给他经营。“后埔材”接手后，生意越做越大，成为仙游的富商之一。
清末，“后埔材杉木行”从南平搬到福州，还创办了“怡康人寿保险公司”和“天吉钱庄”，发行“信用票据”，并在福州台江购置了大批房产，在仙游老家购置了200多亩良田和300多亩山林。据民国初统计，“后埔材木材行”的资本达50万元以上，成为仙游境内最著名的商行之一。
7。厦门仙春客栈。仙春栈由仙游何氏商人于光绪年间在厦门创办，经营旅店客栈业务。光绪十八年（1892年），仙游城关人毛德辉经人介绍到仙春货当学徒。由于他为人诚实，勤劳能干，深得何栈主的器重。清末，何栈主年迈告老返乡，由毛德辉接任经营。时值国门洞开，出国谋生的兴化人渐多，出现了一批专门招募劳工的“客头”。他们以仙春栈为中转站，在莆仙两县大量招募劳工出国。这些劳工出国前大多住在仙春栈，房租、膳费和船票等费用，除了由“客头”支付部分外，其余均由仙春栈赊欠，出国人员赚到钱后，年终或翌年奉还给仙春栈。所以，仙春栈逐渐演变为专门输送华侨出境的中转站，不但代办兴化百姓的出境手续，还为出境人员代垫食宿费和船票费用等。清末，经过仙春栈介绍出境的兴化人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国。
毛春辉为人诚实，热心助人，赢得广大华侨的信任。加上他经常往来于东南亚各国，许多华侨便委托他带钱带物回家，或委托其办理其他事情，他都极力而为。仙春栈声誉良好，业务繁忙，海外兴化华侨都乐意将钱和贵重物品委托毛德辉带回家乡。于是，毛德辉便同印尼泗水的“同发兴”商号合作，开展侨汇信兑业务，收取一定手续费。东南亚各国的侨汇局从海外银行汇到厦门仙春栈，再由仙春栈转汇给经营进出口商品的兴化各商号，如涵江的“顺金号”、仙游的“顺茂号”等，再由境内商号支付现钞给侨属，既安全可靠，又方便广大侨属，深受侨胞欢迎。仙春栈每年经营侨汇10多万元，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停业。
二、著名商人
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历来商贸发达。从宋代起就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莆商队伍，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兴化商人勤劳俭朴，低调做人，从不露富。但在天灾人祸面前，兴化商人经常是一掷千金，慷慨解囊，特别是在光宗耀祖、公益事业、社会救济、扶贫帮困等方面，从不吝啬，让人刮目相看。在此选登几位清代兴化商人的生平简介，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1.徐万宝（生卒不详），祖籍仙游县仁德里（今龙华乡）金沙村，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迁往仙游县城居住。徐万宝少时家贫，在县城一家药铺当学徒。出徒后恰逢药铺老板病故，其儿子年幼不能自立，便把药铺转让给徐万宝经营。有一年，徐万宝同泉州药商赊购药物时，泉州药商突然病故，但他诚守信用，悉数归还赊款。徐万宝的诚信赢得泉州药商儿子的信任，便邀其到泉州合伙经营，后又重金委托他回仙游拓展药铺生意。
徐万宝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大，除经营药铺外，还经营蔗糖、烟草、木材、土纸、桂圆、蜜枣、苎麻布、靛青等土特产品，通过海运大量销往江浙、湖广、天津、北京等地。同时，还在台湾开设商行，开展对台贸易，销售兴化土特产，又从台湾进口商品到兴化销售和闽中各县。
徐万宝从省外大量调运豆饼、粮、油、京果和丝绸棉布等，在仙游批发给闽中各县的商人，数年之间，资本暴增，成为富甲八闽的大商人，号称“徐百万”。徐万宝事业发达之后，热心于公益事业，晚年捐资修建了徐氏祠堂7座，建设亭台楼阁10处，还与父兄一道，兴义学、建义仓、置义田，经常捐资赈济灾民，在仙游、莆田、闽侯、惠安、德化等地参与捐建金凤桥、江口桥、濑溪桥、平安桥、林中桥等15座桥梁，捐资总额达72万银元，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仙游知县为了表彰徐万宝的善举，在县城拱桥头修筑“乐善好施”石碑坊1座，以资鼓励。
2.陈天高（生卒不详），祖籍晋江石狮。15岁时随姑夫到浙江合伙开设“丰盛”号土特产商行，先掌库存（理财），后管出街（采购），从商40年，积累资产折银达20多万两。
清初，仙游境内农民开始大面积种植烟草，晒烟资源丰富，陈天高立即迁居仙游，投巨资在县城（鲤城）创办“隆兴”号烟行，从事烟丝加工与出售。每年收购烟叶万余担，雇员100多人，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型家族企业。同时，陈天高非常注重商品的广告效应，他将烟丝分包成1斤、2斤、3斤三种不同重量的包装，内装2粒荔枝核，并以“双荔”为商标，被誉为“兴化名烟”，畅销福建、江西和浙江等省。
陈天高经营有方，十几年间就聚资百万，成为仙游烟商第一巨富。清雍正十四年（1736年），仙游知县陈兴祚创办仙游官立金石书院，陈天高儿子陈涵辉根据父亲遗愿，捐巨资作为办学经费，受到朝廷褒扬。道光五年（1825年），陈家奉旨在县城东门外修建“乐善好施”石坊一座，历经30年才建成，为现存八闽艺术最精美的石雕代表作。1985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3.徐年盛（1655—1739年），仙游县城关功建里（今鲤城镇）人。年轻时继承家业，在仙游、泉州等地经营徐氏烟行，因经营有方，迅速发展为兴化境内最著名的烟商之一。为了拓展商路，他购置了多艘船舶，进行长途贩运，徐家船队经常往来于台湾海峡，将仙游的烟丝、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运往台湾销售，又将台湾的名优特产运销大陆，沟通了兴化与台湾的经济贸易。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雍正年间（1723—1735年），仙游舶户徐年盛多率徐氏船队来往于台湾海峡，运销台湾大米、莆仙土特产、烟丝、桂圆及百货”。①清康熙年间，徐年盛又开辟了兴化至上海、天津、烟台等北方商埠的航线，将兴化桂圆干、蔗糖、烟丝等大量运销北方市场，又从北方运回豆饼、粮油和纺织品等回仙游，批发给闽中各县的商贩，生意蒸蒸日上，几年之间就成为百万富翁。
徐年盛善于经营，生意持续兴隆，成为清代仙游境内的知名商人。晚年徐年盛慷慨解囊，兴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如捐资修建东渡塔、赖溪桥、双坑桥、金凤桥等。徐年盛逝世后，清廷褒封他为朝议大夫，在仙游城内修建了朝议祠和“荣可嘉”石坊各1座，以旌其德。
4.黄邦杰（1821—1897年），名步，学名廷拔，字孟衢，号茹乡。祖籍莆田县渭阳村，后迁居涵江霞徐街。黄邦杰幼年家贫，19岁时赴宁波经商，先后在宁波和涵江创办了2个瑞裕商行，购置了一艘木帆船，取名“瑞安”号，载重2000担，航行于宁波、上海与莆田之间。北航时运出兴化桂圆干、白糖、赤砂和荔枝干等土特产，南旋时从宁波运回棉花、布匹、草席、蚕豆、豆饼和绍兴酒等，获利颇丰。
黄邦杰经营有方，几年之间就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在渭阳和涵江等地开设多处鲜龙眼收购站，建设了多间焙制桂圆干的焙房，专门从事兴化桂圆干批发和转运业务，逐渐发展成为兴化境内最大的桂圆干批发商。
黄邦杰虽然身家百万，富甲一方，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而对社会公益事业又非常热心。他先后参与捐资创办了渭阳明远书院，修建了黄巷大宗祠、霞徐天后宫和兴安会馆等，还捐出白银500两，助建萩芦溪大桥等。清同治年间，莆田县举孝廉活动，知县授予黄邦杰“孝廉方正”匾牌。
5。蒲鲁士（1864—1917），号叟堂，美国乌省泉田城新历克顿乡人。蒲鲁士毕业于美国何省卫斯理神学大学，获博士学位。1889年，蒲鲁士赴新加坡等地布道。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被派到莆田主持美以美教会，创办了福音书院，自任院长。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蒲鲁士在莆田城内创办了“美兴书坊”，经营销售宗教书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蒲鲁士又创办了《奋兴报》（罗文版）。次年，他还创建了“美兴纺织局”，开了莆田机器纺织之先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蒲鲁士将莆田境内的陈紫荔枝苗带往美国，种植于佛罗里达州，后传至巴西、古巴等国，被誉为“果中皇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蒲鲁士在城厢开办“美兴印书局”，自任局长，印刷罗马字母和莆仙方言音的基督教经籍。随后，蒲鲁士又在涵江创办兴仁医院，自任院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蒲鲁士在福音书院内附设师范学校，自任校长、教员，为教会培养师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蒲鲁士创办了汉文《奋兴报》，出版汉文《新旧约全书》，同时承印社会各界的印刷品，自任总经理，经营印刷业务。
民国元年（1912年），蒲鲁士赴婆罗洲，与当地政府订约，在沙捞越地区租赁山地，组织莆、仙两县的教徒前往垦荒种植，并规定参加垦殖的教徒必须捐出1/10的收入给教会。次年，蒲鲁士又支持教友在黄石创办面粉加工厂。民国4年，蒲鲁士还创办了兴善轮船公司，购置了水上木制汽船，使用机器动力驱动，往来于城、涵两地。民国5年，莆田沿海堤坝决裂，海水淹没沿海大片农田，蒲鲁士身体力行募资修复了东埭石堤。民国6年，蒲鲁士在东埭、蒲岭一带购买田地近2000亩，租给农民耕种，并设立积谷仓收贮粮食。同年，蒲鲁士返回美国，不久后病卒，终年53岁。
6.姚为祺（1872—1929年），又名寿美，江口镇东源村人，被称为“南洋脚车业始祖”。光绪十八年（1892年），姚为祺随乡亲赴马来亚吉隆坡谋生，开始只靠出卖苦力过日子，起早摸黑，含辛茹苦。三年后，他在当地一家机器公司学装配，学会了一些修车技术，并积攒了一笔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姚为祺开始走上自主创业之路，先创办了“福隆兴脚车修理铺”，兼营英国自行车配件。不久，他取得了英国自行车销售代理权，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收入日益增多。
姚为祺事业有成之后，全力帮助亲友创业。江口的姚金榜、姚来喜和福清的王祖德、王禄梓等人，都是在他的引荐支持之下，先后发展成为马来西亚吉隆坡、泗水和新加坡等地的著名车商。
在姚为祺的带领下，马来亚、印尼、新加坡等地经营自行车业和汽车行业的兴化商人不断增多，车行达数千家之多，市场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兴化商人在南洋诸国的汽车行业和自行车行业逐渐占居垄断地位，形成了庞大的兴化商帮。
姚为祺肯吃苦，敢拼搏，富有开拓精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开始涉足经营橡胶园，先后开发了200英亩橡胶园。当时，橡胶树在马来西亚还处于试种阶段，姚为祺敢为人先，大胆投资，为姚家以后的橡胶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姚为祺秉性仁慈，济贫助困，仗义疏财，不惜捐巨资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建设，素为侨胞和乡亲所敬仰。但姚为祺由于长年劳累，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民国18年（1929）病故，终年57岁。
7.林宗谟（1873—1936），字聚金，江口顶墩村人。林宗谟幼年上过私塾，略通文墨，精明灵巧，少年时经同乡引荐，先后到福清渔溪和仙游县城的京果店当伙计，积累一定经验之后，便开始自主创业。起初，林宗谟在福安县挑货郎担，贩卖日用百货和洋布等。福安虽地处山区，却滨临海边，特别是赛岐地区，北通上海、江浙，南通福州、福清，海上交通十分方便。于是，林宗谟便在赛岐创办了“瑞兴”商号，经营转口贸易，将上海的“洋货”、苏州的绢花、宁波和温州的草席，以及闽北的茶叶、笋干、香菇、黄花菜、草纸等土特产运往福清销售，然后又把兴化的桂圆、蔗糖等土特产运往福安和江浙一带销售，由于经营有方，几年之间就发展成为富商。
正当林宗谟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一连串灾难向他袭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瑞兴号途经石虎岭时货物被土匪抢劫，损失惨重。同年十二月，瑞兴号从福清运往福安的一船货物突遇台风袭击，船沉货没，血本无归。天灾人祸，无力回天，林宗谟只好关闭“瑞兴”号，携妻带儿返回家乡。但祸不单行，刚踏进家门就围来了一大批债主，原来家中兄弟吸毒成瘾，负债累累。面对骨瘦如柴的兄弟，林宗谟只好倾资为兄弟还了债，不但身无分文，还欠下不少的债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林宗谟只身来到马来西亚新兴州的芙蓉坡，开始只是给胶园老板拉车。由于他待人诚恳、手脚勤快、办事利索，深受老板器重。有一次，林宗谟到吉隆坡出差，遇到同乡姚为祺。他乡遇故里，格外亲切，当时姚为祺正在销售自行车及其配件，生意蒸蒸日上，便建议林宗谟也试一试。林宗谟辞去胶园的差事，到吉兰丹州与泰国接壤处租了一个店面，销售自行车及其配件。由于林宗谟有着丰富的经商经验和人生阅历，店铺一开张就旗开得胜，生意兴隆。
清末，林宗谟生意越做越大，便将胞兄、胞弟接到吉兰丹做帮手。随后，家乡有多批亲朋好友相继来到马来西亚投靠，他热情接待家乡亲人，无偿提供食宿，并借给本钱，让乡亲们自立门户，共同经营自行车及其配件。林宗谟不但为乡亲们提供货源，还指导同乡经营好自行车生意。
于是，投靠他的莆田乡亲越来越多，逐渐在马来西亚形成了兴化自行车商帮。林宗谟成为自行车及其配件的总批发商之一，生意蒸蒸日上。
清末民初，林宗谟深入到与吉兰丹一水之隔的泰国南部考察，发现泰国境内社会安定，民风淳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有不少华人居住，便在泰国南部开设自行车销售店，生意很好，收入颇丰。于是，他将马来西亚的生意交给兄弟经营，自己在泰南的大年府创办了“万瑞公司”。
由于选址合适，交通方便，东南方向有吉兰丹州，西南方向是著名的商港和海岛都市槟榔屿，加上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货在境内畅通无阻。万瑞公司开张后生意蒸蒸日上，没几年就发展成为资本雄厚的大公司。随后，又有不少乡亲到泰国投奔林宗谟，万瑞公司有计划地将他们安排到泰国各地设店销售自行车，很快就在泰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自行车销售网络。万瑞公司也迅速发展成为泰国地区自行车及其配件的总批发商，经营自行车的兴化商帮队伍不断壮大。
民国初期，万瑞公司在泰国享有盛名。当时汽车工业在东南亚各国刚刚崛起，万瑞公司紧跟潮流，率先引进英、美等国的名牌汽车及其配件，在马来西亚和泰国销售，并通过兴化自行车商帮的销售网络，迅速占领了马、泰两国汽车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了大牌公司。
万瑞公司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之后，林宗谟告老回乡，颐养天年，由儿子继续经营。林宗谟晚年热心公益事业，扶贫帮困，深受乡亲好评。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林宗谟在涵江顶墩病逝，享年64岁。
清中后期，社会稳定，海禁开放，商业繁荣，大批兴化商人又迁徙海外经商，促进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同时，兴化商帮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不遗余力地传播妈祖信仰，成为妈祖文化的传播者。
第一节 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与壮大
“兴化人外出经商谋生，历史悠久，人数众多，足涉各地，至清乾隆时犹盛，故有‘无兴不成镇’之说”。①清代，兴化境内出现了三次商人外出谋生高潮，促进了海内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
同时，由于清代国内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商业行业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不同行业的兴化商帮，如经营航运业的“涵江海商”、经营烟草的“仙游烟帮”和经营干果的“梧塘桂圆帮”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福州兴化商帮，掌控了福州的食糖、干果、烟丝、百货和交通运输业等，在福建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还有东南亚各国的兴化商帮，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海外移民热潮的掀起及其历史原因
兴化对外经济交流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北宋时期，莆田就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番”的记载。②进入元代之后，兴化百姓陆续飘洋出海，前往日本、越南、暹罗、琉球、香港和澎湖列岛谋生，以及东南亚各国经商定居。明末，“天灾、兵乱频繁，不少人被迫飘洋过海谋生”。①从清嘉靖年间起，兴化商人开始大量迁徙海外。特别是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以后，海禁开放，兴化沿海百姓因“截界迁民”，家园焚毁，田园荒芜，难以复耕，纷纷奔赴海外谋生。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进出境方便，加上东南亚各国已经沦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工，兴化百姓互相引荐，结伴前行，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促进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发展壮大。据史书记载：清末，兴化“海外华侨旅居地，从马来亚（包括今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开始，逐步扩展到暹罗、荷印（今印尼）、沙捞越、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以及美国、日本、英国、比利时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海外兴化商帮。②
（一）清代兴化境内掀起三次移民海外热潮
清代是中国古代内乱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之一，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国侵略者接踵而至。加上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衰退，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广大百姓为了寻找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大量向海外移民。特别是清中前期，兴化境内生存环境恶劣：一方面，民众抗清斗争持续不断，导致兴化沿海出现了20多年的战乱，百姓深受其害，被迫迁徙海外；另一方面，清朝长期实施海禁政策，以海为生的沿海百姓大多沦为游民，贫困交加，只好背井离乡，前往海外经商。特别是清末，由于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廷将战争赔款和经济危机嫁祸于百姓，民众不堪重负，为了逃赋、逃税，不少人飘洋过海到东南亚各国谋生，从而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热潮。
第一次海外移民热潮出现在清初，主要迁徙地为台湾地区。据史书记载：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在福建沿海大量招收农民和商人前往台湾开发，其中有不少兴化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孙子郑克塽降清后，又有不少兴化人随军移居台湾。据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5年）统计，莆田林氏入台者达83人，主要移居台湾北部淡水一带。乾隆三十九年后，族人赴台者更多”。③特别是在“截界”和“海禁”期间，许多沿海百姓失业，商人无家可归，背井离乡，沿途“男女数千人纷纷逃路，形容枯槁”。④据《仙游文史》记载：清康熙二十年（1677年），黄前（枫亭人）前往台湾谋生，以后陆续有人前往台湾澎湖列岛谋生，其中有的回老家娶亲，有的在台湾定居娶亲。“清乾隆九年（1744年），后埭龙坡宋新恩后裔宋来高，率兄弟12家赴台开发定居，在北路淡防厅桃涧堡广兴庄开基”，后将住地取名“宋厝”。⑤据不完全统计：“在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金墩衍派’入台者计237人”。⑥由于莆台一衣带水，顺风时从枫亭太平港或湄洲岛下海，一昼夜即可到达台湾新竹南寮旧港，台湾自然成为兴化人迁徙海外的首选之地。现台湾境内许多姓氏都与莆田有历史渊源，如台湾境内的“九牧林、玉湖陈、金墩黄、檗谷黄、莆阳蔡、南湖郑、六桂翁、金紫方、金吾傅、古赖叶、语漾吴、汾阳郭、新浦李、新翁公宋等称号，皆是莆仙籍渡台姓氏后裔。现台湾人口数最多的九个姓氏，亦是莆田的九大姓”。⑦第二次兴化海外移民热潮出现于清康熙年间，主要迁徙地为东南亚各国。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清军攻占郑军据守莆田县南日岛、湄洲和惠安崇武诸岛，郑军退守台湾。三月，准许民众展界复业......”①但“展界之后，元气难复，江山依旧，人事全非”。②沿海百姓家园尽毁，既无遮风挡雨之所，也没有五谷之种，复耕谈何容易。时值清廷开放海禁，大批兴化人迁居东南亚各国经商和定居，主要移居地有琉球、日本、高丽、文莱、安南、交趾、占城、柬埔寨、大昆、暹罗、赤仔、噶喇巴、马辰、香港、新加坡、爪哇、婆罗洲等国家和地区。
第三次移民热潮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也是清代兴化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热潮。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起，先后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沿海通商口岸，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百姓生存环境不佳，加上国门洞开，出境方便，不少人走上了移民海外的求生之路，主要移居地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国家。
清代，兴化境内移民热潮持续时间长、规模大，移民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移民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移民。如明末清初，郑成功统治台湾期间，曾经三次大规模组织沿海民众前往台湾开发，其中有不少兴化人。清廷收复台湾之后，为了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统治与开发，也曾多次动员组织民众前往台湾定居。如“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诏谕大陆人民可往台湾定居。兴化府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有许多人迁居台湾。光绪二十年前，台湾屏东县万丹的兴全里、兴安里有兴化人1547人，云林县布屿西堡的兴化寮、兴化厝西庄有兴化人70户238人，海丰堡兴化寮有兴化人25户112人”。③清代台湾属于福建省管辖，闽台来往密切，百姓迁徙台湾定居得到官方的同意，移民台湾定居或经商的兴化民众甚多。
二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而自愿移民。清初，朝廷苛政，民族歧视严重，兴化境内生存环境极差，百姓纷纷向海外移民。鸦片战争后，官员腐败，赋税繁重，兴化百姓不堪重负，不少人迁徙海外谋生。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仙游榜头镇昆头村陈姓族人为生计所迫，先后几十人举家前往马来西亚垦荒种地，经营农业，居住在马来西亚的金宝、安顺两地的陈姓后裔有50多家、上千人，被称为“新昆头乡”。马来西亚的金宝和安顺地区原本是荒芜之地，兴化劳工用自己的汗水和勤劳的双手，将其建设成为现代化城市。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同治九年（1870年），境内出国者渐多，仙游榜头上昆村陈瑞满经故友介绍前往马来西亚霹雳州安顺垦荒，陈多次回乡携带亲友去居住地开荒种植，聚族而居，将贫瘠的安顺建设成富庶的‘新昆头’”。④）18世纪中叶，马来西亚太平地区发现大型锡矿，约有5000多名仙游百姓陆续前往太平地区当矿工，其中一些人后来发展成为矿主。此外，莆田的江口、梧塘和“界外底”等沿海地区也有不少兴化百姓因生活所迫，陆续迁徙海外各国定居或经商。
三是亲朋好友引荐出境。清代时期，通过亲朋好友引荐出境的人员众多，如清咸丰年间，莆田县梧塘地区就有不少人通过亲戚朋友引荐，前往新加坡、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谋生。随后，又陆续引荐了多批乡亲出境，梧塘因而成为莆田著名侨乡。又如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仙游赖店镇东垅村杨乌八前往印尼泗水经商，时运享通，生意蒸蒸日上，并于1890—1900年间邀请亲人朋友杨日栋、杨明洋等一批乡亲前往泗水经商。随后，又成立了一个“引荐社”，专门办理兴化移民事宜，引荐了多批乡亲前往印尼定居。据《仙游文史》记载：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仙游枫亭和平村余池郎只身前往菲律宾经商，生意发展之后，便写信回乡邀请斗北村坑头山的黄秋香等人出境，并与黄秋香一道成立了一个“乡谊社”，专门引荐同乡前往菲律宾谋生，枫亭因而成为莆田侨乡之一。还有清光绪年间，莆田江口地区有大批百姓迁徙马来西亚定居或经商，江口老华侨“姚为祺先生在马来西亚七年之后，于1899年在吉隆坡开设福隆兴脚车修理铺。他的堂弟姚金榜在吉隆坡开设中和公司，亲人姚来喜在茶印（今印尼）创办万丰隆公司。......成为当时兴化人的首富”。在姚为祺的带领下，“福、莆、仙籍的乡亲们经营的脚车店、汽车零件商，不断增加，巴士车也应运而生，巴士交通公司如雨后春笋地相继成立”。兴化车帮“开始牢牢地执南洋画业、汽车业以至交通业的牛耳”。①
（二）海外移民热潮的主要历史原因
兴化百姓历来恋土恋乡，唐代时就流传着一句俗语：“长安虽好，不如故居”。尽管唐宋时期就有不少游商海贾，牟利于他郡外番，但在外定居的兴化商人甚少。进入元、明之后，外出经商的兴化商人日益增多，但在外定居的商人也不多。到了“明末清初，莆田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加紧剥削与压迫下，农村经济破产。或因起义军失败，或因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生活困迫，不知有多少人被迫飘洋过海求生”。②清代兴化之所以出现三次海外移民热潮，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是“截界”和“海禁”使大批百姓失去家园而出国谋生。清初“截界”时，兴化沿海房屋尽焚，膏腴之田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几万人无地可耕、无家可归，被迫流徙海外。据史书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为孤立郑成功的军队，对福建、广东等地施行惨无人道的“迁民”政策，兴化沿海的北高、笏石、灵川、忠门、平海、枫亭等港口集镇被划为“界外”，百姓不得居住，庄稼一律拔除，树木全部砍光，昔日繁荣的港口顿时沦为废墟，几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有不少人飘洋过海，逃往东南亚各国谋生。
二是因政治迫害而出境避难。明末清初，政权更迭，有不少兴化士人、学者和明朝官员，由于不满清廷暴政，陆续迁徙海外。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林俊起义军攻进了仙游县城，兴化乌白旗农民万余人起来响应，起义军被朝廷镇压后，参加起义的百姓为了躲避官府追捕，不少人逃亡海外。另外，“辛亥革命失败后，林师肇、杨持平、邹去病等一批讨袁志士被迫逃往南洋”，后来投身商界。③所以，因政治迫害而移居海外的兴化民众和士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力很大。
三是因自然灾害而逃难出境。清代兴化境内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地方政府减灾赈灾不力，百姓纷纷逃难。据史书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岁饥；十六年（1659年）九月三十日，飓风大作，东南长堤尽坏，海水淹入，晚禾绝收；十七年（1660年），秋禾生苍；康熙三年（1664年）春夏不雨，禾稼尽枯，迁民流散失业或饿死，子女多转卖外省；六月大雨，连七日夜，水暴涨，漂荡民居无数，水及半城，舟从东门入者至五大夫坊，从南方入者至谯楼前，闰六月六，水乃退，洪水为灾，南北二洋，广常二里等处，人民淹没，田土崩坏；四年（1665年）岁饥，民有鬻妻者。
清代兴化境内多次遭受大水、旱灾、蝗灾、地震等，民生凋敝已极，背并离乡去海外谋生者为数不少”。①还有“康熙三年春夏不雨，禾稼尽枯，迁民流散失业或饿死，子女多转卖外省”。②天灾人祸，无法生存，兴化百姓只好成群结队，出洋谋生。
四是通过贩卖劳工出境。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殖民扩张，中国成为西方列强廉价劳动力基地，加上“清廷律令松弛，外国厂家多在福建沿海招收契约华工”，有不少兴化人被贩卖到国外充当劳工。③据《莆田县志》记载：“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不堪忍受各种压迫的国人大量流向海外，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又在福建沿海地区招收‘契约华工’，时称为‘猪仔’。许多穷苦百姓迫于生计，不得不卖身以往。溪顶（今华亭）人王某就是当时有名的充当贩卖乡人为苦力的‘猪仔’客。当时流行有‘猪仔过番（出洋），无一生还’之说”。④清末，通过贩卖劳工而出境的兴化百姓为数不少，这些劳工后来也成为兴化商帮的重要力量。
除了上述几种原因之外，还有“客头”引渡出境、教会组织出境、联姻出境、海外同乡企业雇用出境等。尽管清代兴化百姓移民海外的原因各异，出境渠道不同，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大多数兴化人移居海外后涉足商海，成为海外兴化商帮的一员。
（三）海外兴化移民从业情况
清代，兴化府出国谋生的百姓日渐增多，仅东南亚各国就有五、六万人。这些移民开始只在侨居国从事重体力劳动，如矿工、建筑、捕捞、理发、修车、农业种植、拉人力车，或受雇于人，生活十分艰难。据《福莆仙乡贤人物志》记载；“成批的华侨出国，在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他们的第一个旅居点是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后来逐渐扩展到荷印（今印尼）、砂捞越、英属北婆罗洲（今沙巴）、文莱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为谋求生计，飘洋过海。但因语言隔阂，推荐无人，且识字不多，眼光短浅。只好出卖劳动力，或担银土（挑锡米），或拉人力车，或当筑路工人”。⑤收入微薄，生活困苦，只有少数人从事小商小贩。
但兴化百姓历来有从商坐贾的习俗，移居海外的兴化人稍有积累之后便会步入商场，做起买卖。据《仙游文史》记载：清康熙二十年（1677年），枫亭人黄姓商人前往台湾经商，生意兴隆后引渡了不少枫亭人去台经商，将兴化土特产贩卖到台湾，又把台湾地区的土特产运回仙游销售。
还有莆田的梧塘，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有不少人出国经商，前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婆罗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只是开店铺，经营点心店、塑料店、电器店、食品店、服装店、理发店等，继而开设家具建材行、自行车修理行、汽车修配厂、汽车行等，进而投资股票、创办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和银行等，一步一个脚印，逐渐发展起来。
到了19世纪末，海外兴化移民中“产生了几个有胆识、求进取的杰出人物。在仙游人中，以从事锡矿起家的傅顺、杨兆琰为代表。在莆田人中，称为脚车始祖的东源村姚为祺为代表”。⑥同时，兴化商人的经营范围日渐扩大，涉及汽车、自行车、机械零件、轮胎、缝纫机、五金电器、钟表、餐饮、酒吧等行业。许多兴化商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开始投资办厂，创办实业，诸如橡胶厂、电线厂、灯泡厂、米粉厂、食品厂，榨油厂、轮胎翻新厂、巴士公司和船务代理等。据《莆田县志》记载：“莆田侨胞在侨居地从事工农业、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工商服务等行业，他们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为侨居地各项建设作出贡献”。①
二、海内外兴化商帮发展壮大
清初，朝廷规定：凡“有出洋经商，或移住外洋海岛者，以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境内劳务出口中断”。②加上清初闭关、“截界”，兴化对外贸易全面停滞，沿海商人大多失业，不少百姓背井离乡，前往全国各地谋生。据《莆田县简志》记载“清初之莆，亦有远航贾舶。至今西陈、吉蓼、塔林人罕至莆城者，而多在宁波经商。塔林薯园极少，然其妇女如在城镇者不事耕作，以其所需之粮食、薪碳及家庭日需品，多由宁波、温、台采购，以本村之船运回故也”。③梧塘的九峰、沁园等村，有众多的小商贩以“博浪鼓”为业，足迹遍布闽北的南平、建阳、建瓯、顺昌、古田和闽东各地，人数达上千人。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修万寿社时，梧塘12家在外省经商的商行承担了全部的基建资金。据史书记载：梧塘的东福村，在南京、上海、苏州、芜湖、宁波、长兴、沈家门等地共创办了57家大商号，在南京有“义丰”、“新万和”、“大同”、“天成”等26家大商号；在上海有“新兴泰”、“协春”、“生大”等12家大商号。在苏州、宁波、杭州、芜湖等地有14家大商号。梧塘的澄诸村，“自明末清初约百年余年间，俞氏族人之往以来南京、湖广、江右、杭州、江浦、乌江、泰州经商贸易的，无虑数十家，且连续三、四代，有‘归置腴田千余亩’或‘集资巨富’”。④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兴化商人在外省创办的大商铺约有200多家，形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兴化商帮。
清代时期，兴化商人通常以行业而结帮，出现了一村一业、一地一品的经营格局，诸如涵江霞徐的“海商”、梧塘的“桂圆帮”、仙游的“烟帮”、黄石的“纱布商”和枫亭的“糖帮”等，都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商帮和行业商帮的特色。据《仙游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在福州“兴化街”里，“仙游有糖帮‘聚星堂’，菸（烟）帮‘加兰堂’，他们奉祀共同神祗，以兴安会馆为活动场所”。⑤不但兴化境内有众多的行业商帮，而且全国各地也有以行业为纽带的兴化商帮和以区域为核心的兴化商帮。在此介绍几个较有代表性的兴化行业商帮和地区性兴化商帮，以供读者参考。
（一）兴化“海商”实力雄厚
兴化地处东南沿海，从唐代起就开始对外经济交流。进入宋代之后，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白湖港、江口港、宁海港等迅速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特别是元朝时期，仙游枫亭太平港“千艘挂楫、顺风扬帆”，一片繁荣景象。明代商业再度繁荣，梧塘、霞徐等地出现了专门经营海运的专业村，形成一支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商队伍。清初“截界”与“海禁”，兴化海商遭受重挫，但从清嘉庆年间起，随着海禁的开放，沿海对外经济交流逐渐发展，海商队伍不断壮大。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涵江振泉公造洋船三只，营运天津”。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涵江地区拥有船舶的海商已达40多家。到了“嘉庆年间（1796—1820年），莆田县涵江万商云集。到清末，卢富茂、林文顺、徐万、李万兴等10家富商在县内外设货栈，号称‘百万，富甲全郡’”。①还有仙游海商徐万宝，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就拥有“徐家船队”，不但在仙游境内设铺经营药材，还在江浙、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开店经营土特产，出港时将兴化的蔗糖、烟草、木材、土纸、桂圆、蜜枣、苎麻布、靛青等土特产，运销江、浙、淮、津、京和台湾等地区。返回时又从省外和台湾输入豆饼、粮、油、日用百货和进口工业品等，获利颇丰，富甲八闽，号称“徐百万”。莆田涵江也有众多从事航运的海商，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1821—1851年），有涵江舶户吕姓以帆船运载杨梅出海北航至朝鲜，时当地瘟疫，杨梅大为畅销”。一个杨梅卖了一块银元，吕姓海商一夜暴富，用麻袋装银元回家。②从清中期起，兴化海商实力日渐雄厚，主要集中在涵江地区。据史书记载：莆人之贾于吴越者，率以海泊其出登降，故其主客皆会于涵。涵江苍前村的东山陈氏家族，拥有10多只大木帆船，每年“头牙”后出海，川驶至北方各商埠，“尾牙”后回来，资本十分雄厚。涵江宫下的吕家和林家，分别拥有18艘和13艘大木船，最远时航行至暹罗、缅甸、仰光和东南亚各国。到了“清嘉庆时，涵江巨商辈出，与江南一带进行较大规模的贸易，同时开展对台贸易，批发出食糖、桂元干、荔枝干、土布等，批发进大米、棉布、百货、药材等”。③清代，兴化境内蔗糖和桂圆干贸易数量巨大，每年外运蔗糖约50万担（每担50千克）、桂圆干20万担，海运兴旺，促进了兴化海商队伍的扩大。据史书记载：“乾、嘉以前，兴化巨商辈出，有梧塘的卢富茂、江口的林文顺、涵江顶铺的徐万、后坡李万兴（李百万）、延宁林宠聚等。他们或在各地经营、或营海舶与外地通商，至咸丰、同治后犹盛”，④鸦片战争后，海路畅通，“洋货从福州、厦门进口，大量倾销兴化市场，涵江成为莆田、仙游、惠北、福清南部的商贸中心，‘三里长街，街巷相通，商户鳞次栉比，’与石狮、石码成为福建三大商业重镇。......涵江设有船头站、轮局、船务公司、轮船行10多家，营办帆船航务、轮船业务；设英、美、德在厦门洋行煤油、肥田粉代理商6家”，兴化海商经济实力十分雄厚。⑤
（二）兴化“烟帮”声名远扬
从明代中叶起，兴化境内开始种植晒烟，由于经济效益好，晒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兴化商人纷纷涉足烟草行业，形成了一支专门经营烟草的商人队伍，足迹遍布全省各地及江浙、湖淮和山东、江西等省。
进入清代之后，兴化烟帮不断壮大。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初，省内外许多重镇，都有仙游人开设的烟铺、烟行。仙游城关‘隆兴号’烟行经营的荔枝牌烟丝，精工细作，畅销江浙一带，颇负盛名”。⑥清康熙年间，仙游徐氏烟铺规模甚大，在泉州和闽南地区有多家分铺，开拓了天津、烟台等地的烟丝市场，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烟商。还有“仙游富商徐宁盛、陈瑞利的烟栈开到浙江各地，荔枝牌土烟丝，畅销温州、绍兴、宁波。徐家商行还把土布、土烟、陶瓷、青靛等输往台湾，换回大米、药材等土产品”。⑦据《福建省烟草志》记载：“雍正年间，莆田人又在福州城增设大同、双盛等烟铺10多家，年产烟丝各约3.6吨”，“仙游徐宁盛烟行所产的仙游厚烟，不仅输入台湾，深受台岛渔民欢迎，还船运北上至天津、烟台等地。一些名烟行常雇工百十人，年产烟丝万担以上”。还有“仙游人徐大同等开设的大咸、隆书等4家烟庄，月销烟丝300公斤”。①最为著名的是仙游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在仙游、莆田和浙江等地开设了“隆兴烟铺”，常年雇工100多人，是清代兴化境内最大的烟商。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大烟商陈天高父子，制作的‘荔枝牌’烟丝，风行浙江，打开‘无烟不兴化’的局面”。②除了仙游烟商之外，莆田县也有一批经营烟草的商人。据史书记载：清道光年间，涵江梧塘的沁后村商人，在浙江一带创办了多家烟丝加工与批发的商铺，如蔡文士经营的“万兴号”、蔡义士经营的“福茂”号、蔡文鋆经营的“恒利”号和黄义春经营的“主春”号烟行，垄断了浙江的永康、武义等县的烟草市场。到了清中后期，兴化商人开设的烟铺几乎垄断了闽南、闽北、闽东和江、浙、淮、湖等省的烟草市场，盛极一时，形成了著名的“兴化烟帮”。清道光年间，兴化烟帮还将日本的“船本”烟种引进到山东烟台试种，成功后再引入家乡种植，增加了兴化烟草品种。
清末，兴化烟草行业非常发达，畅销全国各地，主要品种有红烟、厚烟、塘头烟、黄条丝烟、建烟、沙县烟、皮沙烟等，主要品牌有“双荔”、“香脾”、“牛印”、“古田”、“红葫芦”、“玉兔”、“玉狮”、“斧头”等，在福州、泉州、闽北等地和江浙、湖广等省的烟丝市场，都有兴化烟帮。据《莆田市志》记载：清代，莆田、仙游两县烟草种植达一万多亩，年产量2000余吨，经营烟草的兴化商人众多，兴化“烟帮”遍布东南沿海各省。
（三）“桂圆帮”队伍庞大
早在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有不少商人从事荔枝、桂圆等干果生意，足迹踏遍江浙、湖广、津京和西域等地区。到了清代，兴化境内创办了不少桂圆行，如涵江霞徐的“鼎和桂圆行”，不但在涵江设铺收购桂圆干，还在宁波创办了多个桂圆行。又如涵江的“大同”、“泉裕”、“鸿兴”、“富茂”等桂圆行，都是清代涵江最著名的干果批发商。还有江口商人创办的“天益号”，“在江口设站收购龙眼，加工焙制后运至湖南、湖北等省，设庄批售；又从当地收购鞭炮、夏布及其他土特产，运回本省销售，获利甚丰，因而迅速发迹，富甲江口”。③清代，兴化境内龙眼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干果产量日益增多，经营桂圆干的商人越来越多，仙游县城、枫亭和莆田的涵江、梧塘、黄石和华亭等地，都形成了专门经营桂圆干的市场。在全国各地约有200家兴化商人经营的桂圆干商行，尤其是在宁波、杭州、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天津等地。兴化桂圆干家喻户晓，人人皆爱。据《莆田市志》记载：兴化商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众多桂圆行，境内“桂圆干每年外运40—50万担。在外经营桂圆的有上海50家、宁波30家、南京24家”。④特别是浙江宁波，是兴化人最早经营桂圆干的商埠，出现了许多巨商豪富，当地有个童谣：“哪怕你宁波人刁，兴化人要买断甬江的腰”。⑤“甬江的腰”是指宁波最繁荣的码头和商业街，也是兴化商船停泊和销售桂圆干的集市，有“南昌”、“安记”、“隆记”等20多家莆商创办的桂圆商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
清代兴化桂圆干商帮往往以村落集聚，近亲繁殖，如仙游的溪顶、枫亭、郊尾和莆田的华亭、城南、梧塘、涵江等地，都有专门经营桂圆干的村庄。其中最为著名是梧塘的西庄村和东福村，早在清同治年间就有大批商人奔赴江浙一带经营桂圆干，仅上海、浙江两地就创办了26家桂圆行。
如上海的“永春”、“福生”、“荣百”、“和春”、“中和”、“老合春”、“义成”、“协顺”、“义丰”、“万大”、“永华”等商号；苏州的“鸿兴”、“义大”、“美丰”等商行；还有南京的“大丰”、“仁大”、“华康”、“建大”等商铺，以及浙江的梅溪、安徽的芜湖、江苏的太仓等地，都有梧塘东福和西庄人创办的桂圆行。而梧塘霞楼村的商人大多集中在南京、温州等地，创办有“建兴”、“协兴”、“万隆”、“协大”等10多家桂圆行。还有梧塘沁后村的桂圆商，在浙江永康县创办有“万兴”、“福茂”、“恒利”等多家桂圆行，成为当地的老字号。清代兴化的干果经销商遍布全国各地，赢得了“无兴不成市”的美誉。
（四）海外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时期，兴化商人纷纷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促进了海外兴化商帮的崛起。特别是清朝末期，兴化百姓因生活所逼，纷纷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谋生。由于身处异国他乡，无依无靠，兴化商人自然团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早期的海外兴化商帮。
兴化商人老乡观念特别强，迁徙海外的同乡通常集聚一起，甚至连家乡的地名都带到海外。
如台湾淡水有“兴化里”、鹿寮附近有“兴化厝”、鹿港有“兴安宫”、台南县南化乡有“兴化寮”、台南县龙崎乡也有“兴化店”。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和诗巫、马来西亚的金宝和安顺、新加坡的马六甲、菲律宾的吕宋、中南半岛的暹罗和安南、缅甸的仰光等地，都有兴化人的集居地。且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不同的行业。在印尼诗巫地区的兴化人主要从事橡胶种植业，娑罗门地区的兴化人主要从事建筑业，马来西亚太平地区的兴化人大多从事锡矿开采业......。但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从事何种行业，海外兴化人都会集中居住一地，经常联络，增强乡谊。特别是海外兴安会馆建立之后，迅速将海外兴化同乡凝聚起来，凸显了海外兴化商帮的作用和力量。
第二节 兴化商人社团的创建与商人社会作用的凸显
会馆是明清时期中国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成员组成的社会团体，起源于明前期，发展于嘉靖、万历年间，兴盛于清代。清代兴化商人社团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同乡会性质的同乡会馆，如北京的“莆阳会馆”、“仙溪会馆”和马来西亚的福莆仙会馆等。这些会馆大多以民间结社的形式出现，虽然以商人为主体，但会员比较复杂，有平民百姓，有行商坐贾，也有士人学子，还有达官贵人，具有同乡会的性质。二是以商人为主体的会馆或行业协会，通常是以同业公会的名誉出现，是一种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人社团组织，具有商业行会和商会性质。清代兴化商人的社团组织在维护商人利益、拓展了商人活动空间和提高了商人社会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兴化商人会馆的创建与发展
清代中国商贸持续繁荣，商贾众多，朝廷为了加强对商人经营活动的管理，鼓励商人建立行业协会和商会。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日益提高，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反映商人的政治诉求和参政权利，迫切要求建立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社团组织。于是，各地商人会馆和商业行会便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团体。
（一）兴化境内商人会馆的创建与发展
兴化境内商人会馆起源于清初，但早期的商人社团组织不太规范，联谊活动不多，影响力也不大。到清乾隆年间，海禁开放，涵江商业贸易发达，“鬻贩全间，航飞来往”。①众海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于乾隆已未年（1739年）由涵江顺利商号牵头，联合了方正和的“协和号”、王炳畿的“万利号”、游东升的“万顺号”、黎毓进的“振兴号”等40家海商，在涵江霞徐成立了“兴安会馆”，并捐资修建了天后宫。据乾隆十五年（1750年）《重修兴安会馆碑刻》记载：“莆人之商贾，于吴越者，率以海舶，其出纳登降皆集于涵，故其主客皆会于涵，此涵江会馆之创由设也。
创馆于乾隆已未年（1739年），风久浸坏”。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24家著名海商成立了“兴安会馆香灯会”，集资购置房产，每年“可收租金二十千又八百千文，供妈祖香灯会使用”。
“同治庚午年（1870年），众举黄徵君邦杰等董其事，费取于货之厘，制因其馆之旧，阅数岁始蒇事，以壬申年（1872年）腊月落成”。②同时，兴安会馆还专门修订了祭规以敬事妈祖，每年举行一次香会，会首叫“炉主，每年妈祖诞辰日在庙中拈香祭祀，轮流掷杯，一阴一阳交一圣，得圣最多者为炉主，选出若干理事协助炉主”。③涵江兴安会馆是清代兴化境内最早建立的商人社团组织，对兴化商人社团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到了清乾隆后期，兴化境内商人社团逐渐增多，各商业集市相继成立了商人会馆。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由“经营于苏、松、嘉（兴）、金（华）、四府”的黄石商人牵头，在黄石水南成立了“水南会馆”，并商定“每担货物抽出香金”，用于修建天后宫。随后，涵江、荔城、鲤城、枫亭等各商业集镇也相继成立了商人会馆，大多以“兴安会馆”、“兴化会馆”，或“莆阳会馆”等命名。同时，“明清时期，随着涵江商贸、海运的日渐兴起，来自浙江宁波、温州及省内福州、闽北、闽南等地的商贩亦在涵江定居。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受清朝‘截界’影响，沿海数以千计的百姓迁至境内定居，导致人口迅速增长”。④外地商人不断增多，客商便在莆田境内成立了商会。据史书记载：嘉庆年间有一林姓南安人在涵江海关任职，后定居涵江，子孙以经营金银饰品为业。同治年间，晋江北宅商人林克助等人也到涵江开店。随后，泉州、晋江等地的商人陆续在涵江创办了“协源”、“泉源”等多家布庄，逐渐形成了涵江“闽南商帮”。清嘉庆四年（1799年），闽南商人模仿兴化商人的做法，在涵江保尾创建了“泉郡会馆”，作为在莆闽南商人联谊、聚会的场所。并集资筹建了会馆天后宫，正殿主祀妈祖神像，每年的元宵和妈祖诞辰日，莆田境内的闽南商人成群结队地前往泉郡会馆祭拜妈祖。
清代，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以兴化商人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比较著名的有乾隆年间建立的泉州涂山街“兴化会馆”、福州下杭街的“兴安会馆”和崇安县五夫里的“兴安会馆”等。康熙年间创建的江苏吴县“兴安会馆”；乾隆年间创建的浙江温州“兴安会馆”、平湖“莆阳会馆”和北京“兴安会馆”等；道光年间创建的上海松江“兴安会馆”；咸丰年间创建的浙江象山“兴安会馆”；光绪年间在上海南复兴东路创建的“兴安会馆”。另外，在杭州、宁波、天津、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清代都有兴化商人创办的社团组织，各地兴安会馆大多集资修建了妈祖宫庙，融会馆活动与妈祖祭祀为一体，具有明显的兴化地方文化特色。
（二）海外兴化华侨社团的建立与发展
清代，海外兴化华侨成立了多个同乡会馆和行业公会。据《莆田县志》记载：兴化人“在侨居国，侨胞都建立社团组织，其中部分由莆籍华侨单独组成，多数由福（清）莆（田）仙（游）同乡或闽籍同乡联合组成。旨在联络乡谊，为同乡排优解难”。①清代海外最早的同乡会馆是马来西亚“福莆仙会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福莆仙会馆的成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十九世纪中叶，马来西亚太平地区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锡矿，约有4000多兴化同乡前往太平锡矿场当矿工。这些同乡远离家乡，孤苦伶仃，生老病死，极其凄惨。于是，福州、莆田、仙游三地同乡联合成立了“福莆仙会馆”，集资修建了“崇圣宫”。此后，在马来西亚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兴安会馆，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兴化同乡也陆续组建了一些行业协会，如人力车协会、自行车帮会、渔业公会等。这些海外兴化商人社团组织，在联络乡亲、济贫帮困和支持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的兴化商人会馆和行业公会实际上是一种商人结社，具有近代商会的性质。这些兴安会馆和商业行会，在保护商人利益、维护商业秩序和协调各方关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会馆大多与乡土观念和封建势力相结合，也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三）兴化商会和行业公会的建立与发展
清光绪年间，清廷颁布新政，设立了“商部”和“劝商会”，要求各县成立商会。兴化商人积极响应，涵江商人率先向福建督署申请，经批准成立了“莆田县商会”，会址设在后坡埕李祠。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涵江后坡埕成立莆田县商会，涵江商人黄纪年任会长”。②商会宗旨：“联络同业，开通商智，和协商情，调查商业，提倡改良，兴革利弊”。③会长黄纪年系秀才出身，是鼎和桂圆行掌柜，后来又兼任涵江议事会会长。莆田县商会成立之后，经常帮助商人调解商务纠纷，代表商民应付“官厅”，积极帮助地方政府协调税赋，各项工作颇有成效。
而莆田城里的商人见涵江商人捷足先登，颇有意见，但已成事实，无可奈何，只好在“城厢设立莆田县商会城埠分事务所”④。此后，城涵商会之争持续了几十年，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益之争。
继涵江商会成立之后，仙游商人也酝酿成立商会。据《仙游县志》记载：“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后，福州下杭路发展成为兴化商帮的密集区，有‘兴化街’之称。仙游有糖帮‘聚星堂’，菸（烟）帮‘加兰堂’，他们奉祀共同神祗，以兴安会馆为活动场所，这是仙游商会的起源。光绪三十一年，福州商务总会成立，兴安会馆归其管辖”。⑤由于仙游烟帮在福州地区势力最大，故邀请在福州经商的仙游籍富商林梁材回来主持商会筹建事宜。据《仙游县志》记载：“清宣统三年（1911年），仙游富商林梁材等返乡组建仙游县商会，采用议董制，林梁材任会长”。①会长称总理，下设议董若干人，坐办1人，辖肥料（俗称五虎），京果（包括糖业）、海产、木材四业，称“四大公帮”，会址设在仙游城关大兴祠。辛亥革命后，仙游商会沿用议董制，改总理为会长，林梁材蝉联会长。
除了创建商会之外，清代兴化境内还建立了众多的行业公会，如桂圆同业公会、烟丝同业公会、青果同业公会、酒业同业公会、药材同业公会、鞋业同业公会、铁器同业公会、箩篾同业分会、渔业同业公会、承揽运输同业公会等。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兴化境内共有20个同业公会。
莆仙两县商会和同业公会的建立与发展，在维持商业铁序、行业管理、商人联谊和维护商人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地方政府控制和利用，商会和行业公会往往成为征收赋税的工具，商人社团也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组织。
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商人作用的凸显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长期被贬为末业，中国商人地位低微，“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有关，中国是一个封建的国家，经济性质为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大多数采取“重本抑末”的执政方略。所以，中国古代长期形成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思想，导致商人长期受歧视、被打压。进入清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新兴商人群体开始崛起，尤其是清中后期，商人组织蓬勃发展，这对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随着商人社会影响力的日渐扩大，商人队伍开始以不曾有的崭新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从清代兴化商帮发展的历程分析，无论是商人的思想行为，还是整个商人队伍的素质品德，都绝非一般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是一群锱铢必较、唯利是图之徒。尽管他们仍然保留着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和封建残余，但他们在学习西方商品经济、与外国商人竞争、承担社会责任和反抗民族压迫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
清代，兴化商业空前繁荣，商人队伍庞大，有不少商人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成为身家巨富的早期资本家。兴化商人富裕之后，能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捐款捐物，济困扶贫，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体现了商人的社会责任感。
兴化商人最热心的是社会公益事业建设，诸如铺桥修路、创办学校、兴修宫庙祠堂等，都得到了商人的大力支持。如仙游富商徐年盛，一生捐助无数，先后参与15座桥梁的捐建，遍布闽中各县，深受百姓赞扬。又如仙游著名商人徐万宝，父子俩共同捐巨资款创办了仙游金石中学，受到清廷的表彰。还有仙游大烟商陈天高，先后捐建了赖溪桥、双坑桥和金凤桥等多座桥梁，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类似商人支持公共设施建设的捐赠，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兴化商人对于救济难民、减灾赈灾和帮助孤寡老人等扶贫帮困活动都很热心。据《莆田市志》记载：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夏，大旱，谷每石三两银，民有不堪饥饿而自杀”。①兴化地方政府呼吁商贾富户放粮赠粥，救济百姓，众多兴化商人伸出援手，慷慨解囊，设站施粥，救济饥民。据史书记载：“仙游县设两厂施粥，共赈济1.1万多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水灾，海堤崩坏、禾稼失收，兴化府发仓赈济，蠲免秋粮。清末至民国期间，每逢灾荒，涵江鲤江庙实行民间赈济，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赈米给贫苦群众，每人5公斤大米”。②特别是在重大灾难面前，兴化商人挺身而出，慷慨解囊，体现了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如道光元年（1821年），兴化境内因自然灾害而出现大面积饥荒，民众饿死无数，官府束手无策，清廷文渊校理郭尚先回乡服阕，“建议府县向商贾富户籴粟，设厂减价平粜，许多灾民赖以存活”。③众多兴化商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很短时间内就捐出了十几万斤大米，救活了不少灾民。这些减灾赈灾活动，大多数是商人自愿发起的，对于缓解饥荒、救助弱势群体和稳定社会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海外兴化商人对家乡公益事业建设也非常热心。据史书记载：“清末，废科举，兴新学，侨乡各地纷纷改‘私塾’为‘学堂’，多由海外侨胞集资扶持。如‘澄波学堂’，由海外侨胞和国内侨眷共同组成董事会负责校务；除国文课仍用老塾师外，重金延聘新学教师，开设算术、音乐、美术各科；用侨胞闲置房屋为教室，收全乡及龄学子；经费由海外统筹捐助”。④每当家乡出现天灾人祸或各种困难，海外商人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如“清宣统元年（1909年）10月，飓风成灾，旅居新加坡的同盟会人士组织‘泛爱班剧社’，在新舞台剧院连续公演两天，募款救灾”。⑤清朝末期，中国多灾多难，百姓生活贫困，海外兴化商人经常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救济家乡民众，事迹十分感人。
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商人的社会责任感有时甚至超越了国界。海外兴化商人不仅积极支援家乡的公益事业建设，而且经常对侨居国百姓施于援手，深得当地民众好评。更难能可贵的是外国商人也能积极参与所在地的社会救助活动，如清代兴化境内有不少外国教会，表面上看传教士似乎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实际上他们也是商人。清末，外国教会在兴化境内创办了不少企业，并长期代理外国商品，生意做得不比境内商人差。但这些外国商人在兴化商人的影响下，也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救助活动。据《莆田市志》记载“道光年间（1821——1850年），涵江天主堂的仁慈堂与平海天主堂的仁慈堂共收养孤女约90人，经费由外国教会津贴，当地的修道姑负责管理，孤女们的生活有保障。收留的弃婴先雇乳母带回家抚养，断奶后三四岁时送还仁慈堂抚养，由修道姑教数学、教经文，长大后给予择配，不收分文。涵江著名小儿科医师卢仲渔等人免费为孤女们看病”。⑥每逢战乱兵灾，外国传教士往往以其特殊的身份出面协调，防止军阀祸害百姓，深得社会各界好评。
（二）清代兴化商人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鸦片战争后，清廷将巨额战争赔款转嫁给中国商人，商业苛税十分繁重，商人不堪重负。如“清咸丰八年（1858年），涵江始设卡抽厘，杂货通过时值百抽一。同治四年（1865年）兴化府设税厘局，把杂货厘金改为百货厘金，值百抽十；还有出口入口之分。此后名目繁杂。分为行厘、坐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改为只首卡一处总收，正杂税率共值百抽十二三，分为14类。光绪年间（1875—1908年），莆田县年征厘金税银3.135万两。......宣统时（1909—1911年），福建省厘金年收入超过鸦片战争前地丁钱粮正额的年收入”。①鸦片战争后，“鸦片捐”成为祸害兴化百姓的罪魁祸首，激起农民和商人的强烈反对。据《莆田市志》记载：“鸦片厘金始自清咸丰六年（1856年），由兴泉永道定每箱48元。清末，莆仙扰民最甚的三大害之一是税厘（各种交易税与厘金）。其中为害最烈的是膏捐（鸦片捐）。莆仙自咸丰九年（1859年）开征之后，地方税吏视之为‘摇钱树’”。②清末，国家和地方财政出现了严重困难，清廷将战争赔款转嫁于广大百姓，激起民愤。如“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年岁举商，兴化知府萧作霖，举（黄）邦杰为首，勒捐番银1600两，分府刘侃从涵追捐”。③兴化商人不堪重负，发起抗捐抗税斗争，抵制官府勒捐。
在清末的抗捐斗争中，兴化商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在反压迫斗争中显示出自己的威力。据《莆田市志》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涵江群众发起抗捐，捣毁厘金局”，有不少商人参加了这次抗捐活动。“清后期，各种赋敛搜括措施纷纷出笼。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赔款，新增五项捐（随粮捐、铺捐、膏捐、酒捐、贾捐）和铁路随粮捐等杂捐。贾捐：莆田县年派额1万两”。当时恰逢“春旱，兴化府额派五项捐5.4万两；官员乘机额外浮收”。④莆田县令蒋唐佑摊征契税浮收中饱事发，府学廪生翁桐豫、刘玉麟、陈步瀛、廖春声、郑金声等，手执《莆田各界控蒋唐佑呈稿》赴省呈控，闽浙总都许应骙以“事不干已”为由，革撤五名禀生之身份，从而激起民愤。兴化举人肖睿颐、武举郑廷宪等，立即率民众数百赴府署具呈申诉，4000余人民众聚集县署前鸣冤，不少商人参加了这次抗捐斗争，知县蒋唐佑畏惧，携印逃离。
清末，仙游境内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商人抗捐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仙游县摊派“庚子赔款”2.4万两白银，知县王士骏邀请乡坤郑元恺、王播修、纪有堂、吴人英等商议，策划征收“坐贾捐”，即对城区商铺征收专项捐税，并以郭氏祠庙为办公地点，即日派员向各商铺征捐。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商人们积极酝酿抗捐斗争。端午节的第二天，仙游木兰溪会仙段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赛，海商程一平和盐商陈其春、蔡红毛、张唐等人，乘群众聚会之机带头高呼：“苛捐开局，我等大难临头，哪个有心斗龙舟？去啊！去啊！一齐入城捣毁捐局”。⑤几百名民众和商人热烈响应，一路直奔郭氏祠庙，捣毁并焚烧了征税局，要求县署立即升堂，知县王士骏被迫宣布撤消“坐贾捐”，并贴榜告示。
事后，仙游知县王士骏向省署请兵镇压，兴化知府王贵派福税营管带廖兴桂带兵赶往仙游，武力弹压抗捐民众和商人。同年五月初九，福建参将江孝全率火炮队1800多人包围了赖店傅围村，焚毁民房上百间，杀害民众10人，伤无数。随后，官兵又武力清剿了仙游的东渡、霞苑、青山等村，焚烧民房，抢掠财物，捕杀抗捐商人陈其春、张唐等4人，割下首级，分挂于县城四个城门上示众，强逼各村赔偿兵费1.8万两白银。此事激起众怒，仙游商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廿九日，仙游县城的商人自发举行罢市，反抗官府苛政暴行，但遭血腥镇压。后来在莆籍新疆道御史江春霖的帮助下，仙游商人向清廷举报，清廷将镇压仙游商人案“列部议案条劾，交部议处”。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清廷下令将福建总督交刑部议处，仙游知县王士骏、参将江孝全被革职，兴化知府王贵、继任仙游知县蒋唐佑，交两江总督张之洞查办。这是清末兴化境内由商人发起的一次大规模抗捐斗争，标志着兴化商人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能够自觉地进行反压迫斗争的重要政治力量，商人们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第三节 清代兴化商业文化析评
商业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历史传承。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文化，不仅反映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还体现了所在地商人群体的经营理念和精神风貌。清代，兴化经济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与其相适应的兴化商业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既有中华民族勤劳俭朴、诚信经营的传统美德，又具有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恶性竞争的糟粕；既有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一面，也有尔虞我诈、投机取巧的消极因素。
兴化地处福建沿海，受外国商人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较大，商业文化更具多元性。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进，国外资本的陆续输入，西方商人的价值观念、商业模式、竞争手段和商业文化不断渗透进来，客观上影响了兴化商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品德，使兴化商人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等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一、商标广告丰富多彩
早在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出现了早期的商业文化，如店名、字号、商标、广告等。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意识的不断渗透，兴化境内市场竞争加剧，商业经营方式日趋多样化，兴化商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有了很大的拓展。
清代，兴化境内的商铺、字号、商标等花样繁多，内涵丰富，体现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深厚文化底蕴。如明代之前，兴化商家大多以自已的姓氏为字号。到了清代，以姓氏为字号的商铺日益减少，而含义独特的商号不断增多，如“醉桃园”、“皇后酒家”、“天韵楼”、“桃李园”、“杏花楼”等，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含义。还有“泉裕”、“义盛”、“鸿兴”、“富茂”等，这些商家字号，寓意深刻，内容丰富，既体现了商家的经营理念，又寄托了商人发家致富的愿景。
清代兴化商标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唐宋时期，兴化境内就有“炒绿”、“佛手”等商标品牌。进入清代之后，兴化商标进一步发展，仅香烟商标就有10多个，如“红葫芦”、“玉兔”、“玉狮”、“双荔”、“香脾”、“牛印”、“古田”、“斧头”等。在全国各地均有兴化著名商标，如上海的“捷春丸”桂圆干、福州的“王大盛”烟丝和仙游的“双荔”牌香烟等，都是清代兴化著名商标。
清代兴化商业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商人们通过改善商业服务态度以招揽生意。如通过诚信经营以争取老顾客和回头客，采取契约、赊欠和提高服务水平等竞争手段，以扩大客户群。同时，清代兴化商家对商店字号和商行名号也很讲究，一般以图吉利、财运亨通等寓意吉祥的词汇来命名。有的商家则以商品特质和产地作为商号或标识，以实现优质产品的广告效应。特别是从清中期开始，无论是在城镇开店的坐贾，还是从事零售的小商人，都有固定的店铺和与众不同的商店标识，使兴化商业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二、行业讯号颇具特色
行业讯号是不同行业之间相互区别的一种声响标识，实际上也是招揽生意的一种广告形式。
清代兴化境内的不同行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讯号。如修理锁匙、小铜器、眼镜、铝锅和磨刀的小商贩，通常是摇打铜片串，发出“锵锵将......”的声音，人们听到“锵锵将”的声响就知道修理小五金的师父来了。经营针线、胭脂、花粉等日用百货的小商贩，通常手摇“拨浪鼓”，发出“泼浪、泼浪......”的声响，一听到“拨浪鼓”声，农村妇女就会跑出来购买小百货。又如肩挑补锅匠，不断敲打小铜锣，发出“哐、哐哐?”的声音，以示意补锅匠进村了。还有挑小吃担的小商贩，边走边用汤匙敲打着空碗，发出“铃铃铃......”的声响，诱发人们的食欲。特别是走村串巷的阉猪匠，边走边吹小笛子，吹出三个单调的音符，音色清脆独特，传播到乡村各个角落。最吸引小孩的是打糖枯的小商贩，通常用小槌子敲打铁刀片，发出“丁咚、丁咚......”的铁片撞击声，农村小孩子一听见就围了上去。同时，还有算命先生，通常用敲打牛角发出“嘀、嘀......”声，或用牛角吹号，发出“笃笃......”声，以吸引农村中老年人。而流动“剃头匠”，通常是右手拿一把镊子，左手拿一要小铁棒，用镊子在铁棒上敲打，发出“商昴、商昴......”的响声，人们一听就知道理发师来了......清代兴化商业讯号与农村交通不便有关，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肩挑小商贩又不定时入村，各种商贩只好采用不同的讯号来告知顾客，招揽生意，久而久之，人们就能凭声响来区别不同的商贩。据《莆田市志》记载：“叫卖小百货‘货郎担’以‘拨浪鼓’声、摆摊卖小吃的以‘汤匙碰碗声’、补锅的以‘打锣’声、‘磨镜’（修小五金）以铜板链片打击声、阉畜的以吹笛声作招徕广告”。①清代兴化境内商业讯号众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声响标识，成为别具一格的广告方式，给农村百姓带来了方便，体现了兴化地方商业文化特色。虽然商业声讯文化的科技含量不高，但简单、明了、实用、有效，富有地方特色，成为兴化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商业“行话”五花八门
商业“行话”是同行业商人使用的一种暗语。清代兴化境内商业“行话”十分流行，通常是一个行业使用一种“行话”，也有几个行业共同使用一种“行话”，还有一个行业同时使用两种“行话”。如肩挑“剃头匠”敲打“商昴、商昴”的声响，“行话”叫做“唤头”；理发店“洗头”的“行话”叫“捋围”；顾客来了叫“草头”，其意思是生意来了。等待理发的人多了，师父会暗示徒弟“犁高”、“暂浮”，其意思是“马虎一点”，或抓紧时间。又如肉店掌柜称死猪肉为“马拐”，遇到老顾客或内行人就会暗示：这块肉是“马拐”，提醒客人换块肉。
清代兴化境内不同行业的商人对数字也有不同的叫法。商人们进行交易或买卖时通常用暗语进行讨价还价，如杂货店、布店、京果店的商人，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字称为：“章、绥、骨佬、剪旧、表德、西洪、吉生、华子、秋”。鱼行商人的“行话”略有区别，把“一至十”数字称为“章、绥、决漏、剪右、表祝、狮洪、吉生、华子、秋、章十”。而理发店、肉店的商人，则把“一至九”数字叫做“旦底、断二、倒川、横目、缺丑、杀大、毛尾、分头、旭边”。同时，商人们在讨价还价时通常采用手语，即一方将手伸进另一方袖子里，通过手指头来讨价还价，以防止旁人听到价格。这些商业行话和手语颇具地方特色，开始只是为了保守商业秘密，不让外人知道真实价格，以后逐渐演变为商人谋取利益和损害消费者的手段。
兴化商人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还形成了一些商场俚语。清代兴化境内已经形成一整套买卖交易的特殊用言。如老顾客叫“主客”；正宗品牌商品叫“正货”；卖不出去的商品叫“死货”；短斤少两叫做“骗称”；诚信商号称为“老招牌”；小本生意的商人自称“赚食人”；精明的生意人称为“生意精”；讨价还价称为“思量买卖”；产品质量不同价格不一样说成“一分钱一分货”；双方商定价格之后不能反悔称“输赢一样面”；一天之内出现物价波动说成“时得时价”......。这些商业俗俚源于日常商业活动之中，言简意赅，亦褒亦贬，既反映商人的经营风格，又表达了消费者的愿望，甚至一针见血地褒贬时弊，批评不法奸商，鼓励商人诚信经营，颇具兴化地方商业文化特色。
四、记账方式别具一格
古代读书识字的商人不多，尤其是商店伙计，大多数是文盲，而商业经营又离不开记账。商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简单易懂的记账方式，即“苏州码”。苏州码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是南宋时期从算筹中分化发展而来的民间记帐符号。这种“商业数字”，记写简单，速度又快，被广泛运用于商业记账之中。
清代兴化商人大多数使用苏州码记账，即用“■■■川■■■■■■十”代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由于古代商人计算时通常使用算盘，上面一点就像算盘上档拨下一个子，表示五，所以■是六，■是七，很好理解。比如说2134，要写成“■■一■■■”；32，要写成“■二”；0.64元可记作“■■”；3.70元记作“■士”；598记作“■■■”；3908元记作“■■0■”；5.8元写成“■■”等；“O”通常代表“元（圆）”，它一般放在“■”和“■”中间的下方。如标价为3908元商品，会写作“■■O■”。但苏州码也有缺陷，当“■、■■、■”连写时，往往容易出现混乱，变成“■■■”，如果间隔不均匀就分不清楚了，甚至容易出错。如“■■”有多种理解方式，可以看成一百一十一或三，也可以看成“廿一”或“十二”。于是，兴化商人便对“苏州码”进行了改进，把“■■■■■”竖改成横写，即一二三，并把元和角写成“元”和“△”，以便区别。
清代兴化商人的会计账簿也很有特色，俗称“流水账”。“流水账”采取竖写记账方式，即在一张纸的中间划条红线，左边记收入账，右边为付出账，账目分为“原”、“收”、“合”、“出”、“存”等五个科目。“原”是前一天的余额，也是当天库存的现金；“收”是当天营业收入的金额；“合”是前一天余额和当天收入合计后的总额；“出”则是当天付出的金额；“存”是当天的余额，也是后一天库存的现金。除“流水账”外，大商家还有“总清簿”、“货物进出簿”、“夜查”和“分户”等账簿。应当说“苏州码”和“流水账”的发明应用，对于古代文化水平不高的兴化商人和文盲的商店伙计来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五、赊欠“折记”颇具特色
清代兴化商人为了招揽生意，对豪绅大户和小商贩大多采取赊欠方式。赊欠，即赊账。通常是先取货，后付款。赊账视其对象不同，赊欠方式也不同，小商小贩通常只能赊欠一批货物，一批货物出售之后双方结清赊欠账目，再批发给第二批货。而互相赊欠的商家，一般待年底一并结算，互相对抵，多还少补。赊欠双方的凭证叫做“折记”，赊账情况通常记在“折记”之中。而“折记”又称“摺仔”，即可以摺叠的记账小本子，通常用一张较厚的白色长纸，折叠成“W”形状，与折叠扇原理相同，打开时有一尺半长，合拢起来只有三个指头宽。“折记”外面加一个硬件纸套，贴上一层稀薄的兰布装饰，套面上还粘有一层红签，上面写上“生意兴旺、恭喜发财”之类的吉言，里面写有买卖双方的商号、姓名、商品种类和双方约定的内容等，实际上也是合同条款。“折记”由商家发给农户或顾客作为凭证，如农民送牛奶给炼乳商，商家在“折记”上注明收乳时间、数量、品质等，年终时农民凭“折”与商家结算，结账后再换取新“折”。又如商家与理发店约定赊欠关系之后，伙计持“折”理发可不付现金，年终一并结算。商家与饮食店形成合约之后，伙计凭“折”吃饭也不付现金，只将吃饭次数记在“折记”中即可，待年终一并结算。一些士绅和巨商为了体现身份，平时向商家购买货物时也只开出一张购货单，商家凭单付货，年终进行结算。商家为了招揽生意，经常给手工业者赊欠，如裁缝师父从布店里赊布，衣料出卖后将布款付给布商，然后再进新布料。有些手工业者将自己的产品寄在商店销售，商店又赊账给小商贩，从而形成了三角债。
兴化商人的赊欠、三角债和债权债务等必须在春节之前结清，形成惯例。每逢年终岁末，各商家都要对赊欠的商户和小商贩进行“放单”，即发放“催款通知书”。“放单”要在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之前发放完毕，约定成俗，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不能讨债。从农历腊月二十六日起，各商家就挨家挨户讨账，赊欠的商店和顾客必须在除夕前还清欠款，否则来年就不能再赊欠了，这也是除夕逼债、躲债的由来。
六、计量单位十分混乱
中国古代度量衡通常以斤为基本计量单位，但各个朝代的计量单位不统一。从南朝起，计量单位以100斤为一石，10斤为一斗，16两为1斤。度量衡工具主要是称，计量单位分为斤、两2种，通常在称杆上用白色或黄色“称星”作刻记。传说南朝梁武帝登基之后下旨改制，16两用16颗星代表“称星”，并规定必须用白色或黄色，而不能用黑色，用意在于告诫商人做买卖要公平交易，诚信经营，不起黑心。而16颗“称星”也有说法，即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代表16两。如果出现短斤少两要受惩罚，伤害自己，因为福禄寿3星是从后往前排，少1两会“损福”，少2两即“伤禄”，少3两则要“折寿”。尽管这是种说法带有宿命论观点，但也会给不法商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达到敦促商人诚信经营之目的。
清代兴化境内度量衡十分混乱，有“大秤入、小秤出”的陋规，广大消费者深受其害。商人卖出商品时通常以斤（500克）为基本单位，但买入时商家即自行确定计量方式，且各行业、各商埠的度量衡不统一。清代兴化境内有“大秤”、“小秤”之分，“小秤”即国家通用的计量秤，俗称“市秤”。“大秤”是各集市商人自行制定的计量标准，俗称“重秤”，有会馆秤、涵江秤、西天尾秤、黄石秤、仙游秤、枫亭秤等。同时，各地的“重秤”与“大秤”计量单位也不尽相同，莆田城里的大秤是101斤＝100斤；涵江大秤是103斤＝100斤；江口大秤是113斤＝100斤；黄石大秤是111斤＝100斤；笏笏石大秤是100斤＝100斤；埭头大秤是101斤＝100斤；梧塘大秤是107斤＝＝100斤；龙桥大秤是111斤＝100斤；西天尾大秤是117斤＝100斤；哆头大秤是108斤＝100斤；仙游大秤是120斤＝100斤；兴化郡城有两种重秤：即“八斤秤”、“一斗秤”。“八斤称”即原有的101斤附加8斤，即109斤；“一斗秤”即原有101斤附加10斤，即111斤。“大秤”一般是大商户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和柴薪时所使用的计量秤，也是商人坑骗农民的主要手段之一。
清代兴化境内计量标准十分混乱，有些集市使用“大秤”之后还要附加，如西天尾秤原为114斤，还要加上涵江秤的“零三”计入，即117斤为100斤。少数粮行、坐贾（俗称粜五虎）在收购大米、蔗糖、豆类和花生等农产品时，经常冒用仙游的枫亭大秤（130斤米秤）和福州的红花陶秤（123斤），以坑骗农民。特别是黄石的“南洋秤”，俗称“百十五秤”，收购粮食时115斤只按100斤计价。有些商家还自行规定“百三大”秤（即130斤大秤）购入，“九八折付现款”，或“九六折付现款”，如农民不依，商家就任意拖欠，长期不肯付款，逼使农民就范。而商家出售商品时却用小秤，即100斤＝100斤，从计量上侵占百姓利益，成为清代兴化商人的一大陋习。
由于清代兴化境内度量衡混乱，成为不法商人盘剥百姓的重要工具，其中始作俑者是经纪人，即“牙人”。他们通常以“公平、公正、调解”等中间人自居，与商人合伙敲诈百姓，然后利益均沾。这些商业文化糟粕，既是封建经济社会的残渣余孽，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恶性竞争的产物，对兴化商品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第四节 清代妈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清代，妈祖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以往各个朝代，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顶峰。一方面，由于清代商业经济繁荣昌盛，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信仰妈祖的百姓日渐增多，客观上促进了妈祖文化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执政的合法地位，千方百计突出妈祖在军事上的灵性，以证明朝廷对台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和对汉人统治的合法性，故不遗余力地推崇妈祖信仰，凡是奏请褒封妈祖的请求，朝廷都一一给予满足，使妈祖在信仰、褒封、等级方面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一、清廷对妈祖信仰的大力推崇
清执政者为了标榜满族对汉人统治的合法性，通过推崇妈祖信仰以收买人心，故清廷比前几个朝代更加重视妈祖信仰，曾经15次褒封妈祖，从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字数之多达64字，直至无以复加的程度。清代，朝廷对妈祖褒封的间隔也最密，仅咸丰年间（1851—1861），朝廷就5次褒封妈祖，将妈祖神格推到了历史的巅峰。清廷之所以如此重视妈祖信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清初，福建沿海反清复明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为了镇压反清势力，清廷频频向台用兵，而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民众及驻台将士又大多数信仰妈祖，郑成功部队甚至把妈祖当作“护军神”。所以，清廷每次出兵台湾都要借助妈祖神威，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出兵台湾之前，特地从湄洲妈祖庙奉请妈祖神像随军出征，并举行了隆重的祭典仪式，将妈祖作为护军之神，以增强将士攻打台湾的信心。施琅收复台湾之后，奏请朝廷册封妈祖为“天后”，还在台湾鹿港等地修建天后宫，供奉从莆田湄洲带去的随军妈祖神像。
康熙六十年（1721年），福建长泰籍人朱一贵在台湾领导民众举行反清起义，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之子施世骠率兵入台平定。但施世骠出师未捷身先死，后由澎湖副将、南澳总兵蓝廷珍继续完成台湾平暴任务。雍正四年（1726年），蓝廷珍奏请朝廷册封妈祖，雍正帝赐“神昭海表”匾一块，分别挂于湄洲、厦门、台湾三座天后宫，以笼络福建沿海的妈祖信徒。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岛内发生了漳州人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暴动，闽浙总督常青先派福州守将恒瑞、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和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等人率4000清军征台。随后，清廷又派出陕甘总督大学士福康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人，率绿营8000入台平叛。天地会暴动事件平息后，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向朝廷奏曰：官兵得到妈祖的默佑，请求褒封妈祖。乾隆皇帝加封妈祖为“显神赞顺”。可见，清廷每次对台用兵后都褒封妈祖，使妈祖神威不断提升。
除了军事行动胜利后褒封妈祖，朝廷大使出访在海上遇险平安返回后都奏请褒封妈祖。如康熙二年（1663年），册封使张学礼、王垓等出使琉球，船经姑米山时遭遇风暴，祈求妈祖保佑，平安归来后，也请求朝廷褒封妈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册封使汪楫、林麟焻等出使归来时，在海上遇飓风祈求妈祖保佑，平安返回后也奏请褒封妈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册封使海宝、徐葆光等人出使归来时舟遇旋风，脱险后也奏请褒封妈祖；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册封使全魁、周煌等人的使船在姑米山海域忽遇台风，祈求妈祖保佑而脱险，返朝后也请求褒封妈祖；道光十九年（1839年），册封使林鸿年、高人鉴等赴琉球出使，途中两次突遇风暴，均祈求妈祖保佑，平安归来后也请求朝廷褒封妈祖......每一次有关妈祖的请奏，朝廷都给予了满足，一一褒封，使妈祖神威越来越显赫。
二、妈祖文化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
妈祖信仰作为兴化古代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长期支配着广大兴化商人的思想意识，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每个商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妈祖文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甚至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中国商业这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深深地刻上了“和气生财”、“行善积德”等富有妈祖文化色彩的传统烙印，被大多数商人所接受，并一直传承下来。在这一商业文化传承过程中，妈祖信仰从兴化地方性文化迅速演变为世界性的海洋文化，其中闽商特别是兴化商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宋代起，妈祖就成为兴化商人和广大闽商的共同神祗和精神依托，莆商足迹之处，必有妈祖信仰，闽商移居之地，必建妈祖宫庙。进了清代之后，兴化商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境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商人们的发展需求，大批兴化商人奔赴全国各地寻找商机，不少闽商向海外发展，促进了福建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各国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客观上加速了妈祖文化的传播和妈祖影响力的扩大。
（一）商业繁荣促进了妈祖香火的旺盛
从宋代开始，妈祖信仰始终与商业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清代兴化境内商贸繁荣，商业集镇增多，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城乡市场货物充足，商人们生意兴旺，收入增加，自然而然地将功劳记在妈祖身上，商人赚钱越多，妈祖就越灵验。所以，清代兴化境内妈祖香火十分旺盛，掀起了一股建设妈祖宫庙的热潮。据《涵江区志》记载：清代涵江商业空前繁荣，妈祖香火非常兴旺，先后修建了30座天后宫，仅涵江霞徐码头附近就建有7座妈祖庙（即顺济庙，义德堂、涵江旧宫、涵江新宫、涵江海关妈祖庙、昭应宫、石城宫），这些庙宇大多是商人集资兴建的妈祖行宫。
清代莆田忠门半岛也创建了不少新妈祖庙。忠门沿海与湄洲岛仅一水之隔，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和从事海运的商人很多，百姓信仰妈祖非常普遍，妈祖香火历来旺盛。仅清初，忠门商人就先后集资新建了6座妈祖庙。至清朝末时，忠门半岛共建有22座妈祖宫庙，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居兴化各地前列。
清代仙游枫亭太平港商业繁荣，妈祖香火非常旺盛。据史书记载：清代枫亭境内新建妈祖宫庙9座，且大多数为商人集资兴建。如枫亭的“草厝宫”，清初因“截界”和海禁，宫庙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康熙十八年（1679年），从事航运的枫亭商贾共同出资重建，取名“龙聚宫”，并派人专程前往湄洲祖庙迎请妈祖分灵回乡奉祀。还有道光七年（1827年）新建的“安福宫”，也是由枫亭海商蔡育林出资兴建。枫亭草楼古码头附近的“青山宫”，清代时先后分炉出“龙山宫”、“丹山宫”、“景山宫”等多座妈祖庙，都是由当地商人捐资兴建的新妈祖行宫。
从清初起，在兴化北部山区掀起了一股修建妈祖庙的热潮。如仙游县的西乡，地处偏僻，但妈祖信仰却很流行，清代共兴建了4座妈祖宫庙，即洋坂“梁峰宫”、圣山“龙泉新宫”、中峰“妈祖宫”和中岳“妈祖庙”等。还有仙游鲤南的“后振宫”、郊尾“松圣庙”等，都是当地商人集资兴建的新妈祖行宫。据不完全统计，清代莆田县境内共修建妈祖庙316座，仙游县境内也新建了近百座妈祖宫庙，妈祖宫庙之多，香火之旺盛，达到了历史鼎盛。
（二）清代福建境内掀起一股建设妈祖庙的热潮
清代，妈祖文化信仰已经从沿海向内地传播。一方面，满清王朝出于政治需要极力推崇妈祖信仰，导致妈祖威望不断升高，作为官方认可的妈祖，自然成为福建百姓普遍崇拜的神祗；另一方面，清代妈祖信仰已经从沿海走向内陆，从渔民、商人逐渐扩展到普通百姓家，妈祖信仰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清代福建各府县掀起一股以创建妈祖庙为内容的妈祖信仰热潮。据《福建通志》记载：清代福建境内共有53个县创建了妈祖庙，主要有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连江、罗源、莆田、仙游、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诏安、南平、顺昌、将乐、沙县、尤溪、永安、建瓯、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泽、建宁、泰宁、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霞浦、福鼎、福安、宁德、永春、德化、大田、龙岩、漳平、宁洋等县，有的县甚至修建了多座妈祖庙。从妈祖庙的建设资金来源看，大多数是由商人捐资赞助，许多妈祖庙的碑刻上都记载着商人捐资建庙的情况，“如福建沙县城西薛坊天后宫为本县商人于雍正间创建；光泽城西洪济坊天上圣母庙为盐商所建；泰宁炉峰山天后宫为福州商人郑国良所建；浦城城西砌头天后宫及南浦门外水南天后宫为浦城商人捐建和重建；建宁北门外下坊街天后宫为本县盐巴帮捐建。又如闽东宁德蕉城天后宫，为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商民所建；龙海上西湖街溪口慈济官为盐船及七帮盐商所建......”①由于清代福建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妈祖宫庙，客观上促进了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
（三）会馆天后宫遍布全国各地
会馆天后宫是清代国内妈祖信仰传播的又一重要形式。在清代商业繁荣的历史大背景下，莆商队伍迅速壮大，闽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并先后在全国各大商埠成立了福建会馆和兴安会馆。
这些会馆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捐资修建天后宫，供奉妈祖神像，保佑商人生意兴隆。所以，会馆天后宫既是商人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们联谊与沟通的纽带。各地会馆大多设在天后宫中，商人们商议商务、同乡聚会、祭典妈祖、互相交流等，也在天后宫中进行，故称会馆天后宫。据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料，清代全国各地由商帮会馆创建的天后宫共计191座，其中明确记载由福建商帮或闽商参与兴建的天后宫有142所，以江浙、上海、天津、山东等沿海城市居多。如乾隆元年（1735年），福建八县商人共同出资创建了温州西门外天后宫；乾隆二年（1736年），闽商在台州临海县兴建了天后宫；乾隆六年（1741年），兴化商人又在温州南门外创建了天后宫。又如浙江金华天后宫、嵊县天后宫、松阳天后宫、衢县天后宫、嘉兴天后宫等，都是由闽商会馆出资创建的妈祖庙。还有广东的吴川县，清代创建了多座天后宫，其中一座“在陡门东炮台上，年久倾圮，相传闽商虔祷重修......闽人出入必祷于此”。①另外，在北方各大商埠，如天津、北京、山东、沈阳等城市，凡有闽商会馆之地，均有会馆天后宫。
清代兴化商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凡重要商埠都有兴化人经商，并创建有兴安会馆和莆阳会馆，而大多数会馆都集资修建了天后宫。目前有记载的清代兴安会馆天后宫就有20多座，如清康熙年间，兴化商人先后在泉州涂山街胭脂巷、福州下杭街和江苏吴县姚家巷等地，创建了兴化会馆天后宫。清乾隆年间，兴化商人在全国各地创建了3座会馆天后宫，即北京崇兴寺胡同兴安会馆天后宫、温州南大门外兴安会馆天后宫和福建崇安五夫里兴安会馆天后宫。清咸丰年间，兴化商人在浙江象山盐仓创建了会馆天后宫。光绪年间，兴化商人在上海创建了复兴东路兴安会馆天后宫......这些天后宫都与兴安会馆合二为一，成为凝聚兴化商人、联络乡亲的纽带，也是兴化商人社团活动的场所。所以说，清代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福建商人和兴化商帮起到了重要作用，凡由闽商集资建设的会馆天后宫，都有兴化商人参与，且大多数天后宫的妈祖神像是由兴化商人从湄洲祖庙分灵过去。所以说，闽商和莆商在清代的妈祖文化传播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妈祖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
海外妈祖信仰传播始于宋代，发展于元、明两朝，鼎盛于清代。随着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海商队伍迅速扩大，特别是近代轮船崛起之后，极大地改善了远洋条件，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天有不测风云”，海上惊涛骇浪，风云莫测，海难事故时有发生。为了保佑航海安全，海商们始终将妈祖作为航海保护神，无论是兴化商人，还是闽商及全国各地的海商，甚至海外华人华侨，都在远洋的海船上供奉妈祖神像。据史书记载：“莆田人‘航大海而去。’运载的丝布、荔枝、妈祖像等‘尤不可计’”。所以，“世界各地，凡海船航海所经之地，华侨所到之处，多有妈祖庙，并引起国际友人重视”。②据莆田林氏族谱记载：清初，兴化商人赴日经商，“林水山把妈祖像带到日本，安置于野间岳西宫，被称为‘林家妈祖’。还有日本北半岛的大间浦，茨城县北部的矾原等地，也信仰妈祖”。③据周玄韦《圣林续记》载：兴化入“惯习通番，每一舶必置妈祖妃像，中燃祖庙信香”，“神在无所惧，故之周流岛国。道无不通耳”。①福建海商和莆商的船上几乎都奉祀妈祖神像。据琉球国《历代宝》记载：“中国商船遇害海难至琉球事件，其中福建省商人船户几乎都有妈祖神像”。②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初一，闽候商人吴永盛等29人，驾乘“宁”字497号海船去台贸易，十一月十五日漂流至琉球国北府冲礁船破，人员获救，捞起物中有“天后娘娘六位”；同年四月二十二日，闽县商人船户蒋长兴等27人，驾船往厦门装糖开船，航运到上海、锦州等地贸易，十月十五日出锦州港后途中遇风，“二十二日船漂至（琉球）麻姑山，冲礁打坏，货物沉空，只逃得性命上岸”，随带物中有“天后娘娘并将军三位”；同年十一月间，兴化商人船户黄明盛等30人在海上遇飓风，船只“漂至（琉球）叶壁山地方冲礁破坏，人命无虞”，捞起物中有“天后娘娘三位”；又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漳州龙溪船户蔡永盛等23人带“天后娘娘一位”......；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福州商人林攀荣等33人，带“天后娘娘一位”......；乾隆五十年（1785年），漳州龙溪商人林长泰等26人，带“天后娘娘一位”......③类似记载，不胜枚举，可见清代闽商对妈祖的虔诚与崇拜之程度。
从海外妈祖信仰分布情况看，闽商和兴化商人也是妈祖文化传播的先驱。据海外兴安会馆资料记载：“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妈祖庙，如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台湾、泰国曼谷、印尼、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也有不少人信仰妈祖，这些妈祖神像和信仰最初是由兴化商人或闽商带过去的”。④清代迁移海外定居的兴化人，在移民过程中无不祈求妈祖保佑，为了平安到达目的地，他们将妈祖神像带到侨居国，并将其融入当地文化之中，促进了妈祖信仰在海外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古代航海科技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兴化移民飘洋过海，历经风涛之险和羁旅之苦，身在异国他乡，人生地疏，面临着境遇之难、前途之优，而对远在祖国的妻子儿女及其家人，又有思乡之切、怀念之痛，这种复杂的心情无处倾诉，只好祈求妈祖保佑。同时，妈祖又是朝廷和民间公认的万能神祗，自然成为兴化乡亲的象征，也是海外商人寄托情思和维系血脉的纽带，甚至成为海外华侨生存与生活的精神支柱，这也是妈祖信仰在海外能够广泛传播的深层次动因。
清代妈祖信仰在台湾地区传播最为广泛，台湾岛内最早的妈祖庙是由兴化商人创建的。据史书记载：明至元十八年（1281年），兴化商船经常途经澎湖列岛，将兴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销往澎湖列岛，为祈求妈祖保佑，商人们便在澎湖岛创建了第一座妈祖庙。明中叶，多批兴化移民从台湾鹿港登岛，又在鹿港创建了天后宫，成为台湾岛内最早的天后宫。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有不少兴化人移居台湾岛内，带去了妈祖神像，创建了不少妈祖行宫。此后，莆台交往日益密切，人员往来日渐频繁，而台湾海峡风大浪高，海船往来多有不测，妈祖信仰便成为兴化商人抵御险恶环境的精神力量。进入清代之后，随着台湾移民的日益增多，妈祖信仰在岛内广泛传播。如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郑经派刘国轩驻兵屯田于鹿港时，莆仙人在南岸兴建一座妈祖庙叫‘兴安宫’，俗称新妈祖宫。原来‘鹿港天妃宫’称为旧妈宫，是台湾本岛最早的妈祖庙”。⑤此后，台湾岛内陆续兴建了10多座妈祖庙，分布在台北、台中和台南各地，妈祖信仰迅速传播到台湾全岛。
加上清廷多次褒封妈祖，确立了妈祖信仰的合法地位，客观上也扩大了妈祖在台湾的影响力。据统计，清代台湾境内创建了大量的妈祖宫庙，“平均一万二千人就有一座妈祖庙。在清朝统治的232年内，台湾共兴建了220座妈祖庙，几乎每一年建一座”。①这些妈祖宫庙一半以上是由官府出资创建，其余的主要由商人、大陆移民和台湾原住民共同集资修建。
马来西亚是南洋地区最早传承妈祖文化的国家。在十六世纪之前，马来西亚境内的妈祖神像大多同观音菩萨合祀。进入清代之后，马来西亚境内妈祖信仰越来越普遍。如创建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马六甲青云亭妈祖庙和槟城广福宫，宫内都置有妈祖神像。清雍正十三年（1735），漳州六甲乡人林伯显奉圣母乘舟南渡，遇风漂到了吉兰丹万捷海岸，遂在当地定居垦殖，奉妈祖为保护神。进入十八世纪之后，随着海外华人的大量增加，以祖籍地和方言为纽带的同乡会馆应运而生，并建设了多个会馆天后宫。如马六甲永春会馆，于嘉庆五年（1800年）创建了天后宫；槟城嘉应会馆于嘉庆六年（1801年）创建了天后宫；马六甲福建会馆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集资创建了天后宫。还有创建于清中期的马来西亚海南会馆和清末的福莆仙会馆，也集资修建了会馆天后宫。十八世纪期间，在兴化商人、闽商和华人华侨的积极传播下，妈祖信仰迅速拓展到马来西亚各个角落。
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妈祖信仰起源于清初。清顺治七年（1650年），福建尤溪侨商郭桥兄弟在印尼境内创建了一座观音亭（后改名金德院），奉祀观音和妈祖神像，这是印尼境内有关妈祖信仰的最早记载。之后，一些福建移民陆续定居巴城，便在印尼境内兴建了一些寺庙，大多兼祀妈祖神像。乾隆十六年（1751年），福建侨商在巴城创建了第一座天后宫，专门供奉妈祖神像。据咸丰八年（1858）重修碑刻记载：自明季以来，中华之客贩于巴陵潮海之间，尤蒙圣母垂佑，行贾坐商，各得其宜。盖圣母系出湄洲，为我族之祖姑。我族之客巴陵者，皆深感圣母之庇，且以亲亲之义，崇奉最虔，乃鸠族中同志，而西园天后宫之所由建焉。乾隆后期，兴化商人又在寥内群岛的丹戎槟榔创建天后圣庙。进入十八世纪中叶之后，由华商集资兴建的天后宫几乎遍及印尼各个商埠，如万隆协天后宫、三宝垄市妈祖宫、南旺慈惠宫、茉莉芬市慈荣宫、泗水天后宫和苏岛棉兰天后宫等，还有寥内群岛丹戎槟榔天后圣母庙和锡江天后宫，以及苏拉威西岛俄伦打洛埠天后宫等。
这些妈祖庙大多数是由商人集资兴建的，如棉兰天后宫现存有清宣统元年（1909年）刻记的《乐捐碑》，其中记载了该妈祖庙创建由12家大公司发起，200多家铺号参加捐建，共耗银24155圆。
新加坡境内妈祖庙也是由商人集资创建的。据史书记载：星洲妈祖信仰起源于嘉庆年间，即十八世纪初。中国百姓移居新加坡时，将家乡带来的妈祖神像供奉在当地土地庙中。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日益增多，土地庙不能适应华人的祭祀需求。道光十九年（1839年），富商陈笃先领衔捐资在亚逸街创建了新加坡境内第一座天后宫，取名“天福宫”，专门奉祀妈祖神像。据道光三十年（1850年）碑刻记载：我唐人由内地航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星嘉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天福宫是福建会馆的前身，具备了联络商人的会馆功能，如1854年福建华侨曾以天福宫的名义，倡议捐资创建新加坡第一座华文学校——萃英书院。咸丰十一年（1861年），闽商又在天福宫内成立了福建会馆，以妈祖信仰为纽带，联络海外闽侨。特别是海外华人的教育事业发展，通常是以天后宫名誉进行号召，如崇文阁、道路南（1906年）、南侨（1947年）、光华（1952年）等学校，以及南洋大学（1956年）的捐建，都是以天福宫名誉牵头联络，动员商人捐资赞助。鸦片战争后，大批商人涌入新加坡，促进了当地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如福州、兴化、晋江、惠安、同安、永春等地的华侨，相继成立了同乡会馆，各会馆都相继创建了天后宫。如1857年创建的福建九龙堂、1867年创建的永春会馆和十八世纪末南洋莆田会馆天后宫等。还有一些外省商人及会馆也集资创建了妈祖庙，如1857年琼州会馆集资创建了天后宫；1880年义顺西河公司出资修建了天后宫；潮州八邑会馆也创建了崇祀天后圣母庙，以及“浮罗乌敏半岛天后宫、金榜山亭天后宫、木山圣母宫、云峰天后庙、波东巴西联合庙等”，都是由商人或企业出资创建的妈祖庙。①妈祖信仰在日本的传播源于明永乐年间。据史书记载：郑和船队下西洋时将妈祖信仰带到日本，先后建立了“上天后宫”和“下天后宫”，这是官方记载的日本境内最早的天后宫。明嘉靖年间，从事海运贸易的商人又把妈祖神像带进了日本长崎港，并创建了长崎三唐寺。当时日本政府严禁传播天主教，为了避免天妃圣母混同于天主教圣母而招致麻烦，商人们借佛教之名行天妃崇拜之实。据延宝二年（1674）《重兴分紫山福济寺记》记载：本朝正保间，有道人缚茅以居，奉天妃圣母香火。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日本当局划地建立唐人坊，强制华人入住。至18世纪中叶，唐人坊内华人已达5000人，便集资创建了一座天后宫。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闽商在日本创建了八闽会馆天后宫。道光二十三年（1897年），八闽会馆移址扩建，改名为福建会馆，馆内亦设天后堂。可见，日本境内妈祖信仰也是由闽商和兴化商人传播过去。
越南境内妈祖信仰起源于明末清初，南明时期有一批不愿归清的中国人移民到越南境内定居，便在越南的延福县奉祀妈祖神像。随后，中国华侨又在越南的南圻柴棍铺华商社区设立会馆，崇奉妈祖神像。清末，越南境内已有多个闽商会馆，如三山、兴化、温陵、霞漳等会馆，各会馆都创建了会馆天后宫。
泰国境内的妈祖信仰起源于清初，开始只是民间信仰，商人们在自家或小庙中奉祀妈祖神像。
咸丰元年至同治二年（1851—1863年），华商们先后在曼谷、洛坤、素叻三地集资创建了天后宫，奉祀妈祖神像。同治三年（1864年），福建侨商创建了福建会馆，并集资创建了天后圣母庙（后改名新兴宫）。
缅甸境内清代共修建了4座妈祖庙，其中丹老天后宫内尚存的大钟上面镌有“道光十七年献”的铭文，说明该天后宫至少创建于1837年。仰光的广福宫亦以观音与妈祖合祀，也是由福建船商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集资兴建的，今尚存碑记一块，刻记捐资船户52家名录。可见，海外各国的天后宫大多数是商人所创建，清代妈祖信仰在海外的广泛传播，闽商和兴化商人功不可没。
总之，无论是国内的妈祖信仰发展，还是海外的妈祖文化传播，都与闽商和兴化商帮有关，他们既是妈祖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也是海外妈祖宫庙的创建者。凡是有妈祖信仰之处，必有闽商和兴化商人之足迹，了解妈祖在海外的传播过程，即可以了解海内外闽商的发展历史。
第五节 清代兴化著名商号和著名商人
清代兴化境内商业繁荣，著名商行商号众多，不但境内的商家商号蓬勃发展，而且全国各地和海外兴化商人的企业也蒸蒸日上。据《莆田县文史资料》记载：“自明末清初，约百余年间，澄渚俞氏族人之往南京、湖广、江右、杭州、江浦、乌江、泰州经商贸易的......连续三四代，......乾隆嘉靖以前，如梧塘的卢富盛、江口林文顺、涵江顶铺的徐万、后坡李万兴（李百万）、苍前的陈科记和陈驾记、宫上吕祥兴，还有保尾的同升号、延宁的林宏聚”等，都是清代著名的商家。①《福州烟草志》也记载：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福州城区兴化人开办的烟丝店有10多家，比较著名商号有“王大盛”、“大同”、“双盛”、“恒丰”等烟行。清乾隆年间，仅涵江地区就有40多家以“航海营生”的海商，资本雄厚。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著名商家没能留下详细材料，现无法详尽地表述清代兴化商人的基本概况。本节根据史志记载，列举一些老字号和著名商人，从侧面反映清代莆商企业和莆商风采。
一、兴化著名商号
从清康熙年间起，兴化境内商业兴隆，商铺林立，不少商行名扬全郡，富甲一方。如经营海运的涵江“黄家门”，不但在涵江创办了多家商号，还在宁波创办了多个桂圆行。又如梧塘东福村的桂圆商，在江浙、湖广等地创办了众多商行，成为当地的著名商号。还有仙游的“隆兴号”烟行，经营的荔枝牌烟丝，远销江浙一带；仙游的“协来”、“九经”、“源丰”、“双塔”、“玉兔”等烟商，在省内外享有盛名。莆田城里也有20多家著名的烟商，其中“新同兴”、“协兴”等8家商号，颇有名气。清后期，城涵两地拥有众多的著名钱庄，莆田城里的“同丰”、“晋丰”、“成美”和涵江的“上裕、”“宝发”、“瑞茂”等钱号，资本都超万元。在此摘录几个资料较为齐全的著名商号和商行，以供读者参阅。
1.捷春桂圆行。捷春桂圆行创办者为涵江梧塘南坡村人连大春。连大春原籍仙游，后搬迁到梧塘南坡村种植龙眼树。清道光四年（1824年），连大春带领两个儿子在上海咸瓜街摆地摊，经营兴化桂圆干及南货生意。道光九年（1829年），连大春在上海创办了“捷春桂圆行”，由于货真价实、诚信经营，生意日渐兴隆。道光二十年（1840年），连大春又在杭州市区创办了“捷春桂圆行分行”，专门批发兴化桂圆干。经过几年的努力，捷春桂圆行在沪、杭、宁等地渐有名气。
捷春桂圆行发家之后，梧塘南坡村人纷纷向连大春学习，成群结队前往上海滩争做兴化桂圆干的“走水客”，形成了经营桂圆干的梧塘商帮。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捷春桂圆行屡出新招，将桂圆干进行分类，根据产地、质量和颗粒大小分为三个等级，每斤95—98粒的为“三元”，每斤115粒左右的为“四元”，每斤155粒左右的为“五元”，不同等级不同价钱，这一做法深受顾客认同，销量大增。到了道光末年，捷春桂圆行已成为上海最大的桂圆干批发商，具有垄断地位和定价权，每年兴化“头水”桂圆干运到上海之后，兴安会馆桂圆公会就要召集在沪莆商开会，商讨“头水”桂圆干的价格问题，并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须由捷春桂圆行定价，其他各桂圆行的售价必须略低于捷春桂圆行，以保持捷春行在上海的领军地位。
捷春桂圆行的经营理念是诚信经营、以质取胜。每年龙眼收成季节，连大春便派人回老家大量收购优质新鲜龙眼，并在梧塘南坡村创建了桂圆干加工栈，建设了6大间烘焙房，12个烘焙坑，一次可烘焙新鲜龙眼3600多斤。捷春行每年收购新鲜龙眼几万斤，雇人进行浸泡、润色、烘干、分级、包装等深加工之后，通过海运输送到上海、杭州等地销售，争取“头水”的好价格。
到了清光绪末年，“捷春桂圆行”在江浙一带名声大振，生意十分兴隆，上海著名老中医将兴化桂圆干作为滋阴养血、补肾益气的高级滋补品，列入名贵中药。“捷春桂圆行”挑选了兴化桂元中颗粒最大的“大三元”，模仿上海安胎丸的外包装，取名“捷春丸”，各药铺的老中医开处方时，经常有一味处方：“捷春丸一粒”。可见，兴化桂圆干在上海的知名度之高。
捷春桂圆行是清代兴化商人经营时间最长的商家之一，历经了道光、同治、咸丰、光绪、宣统和民国等年代，载誉宁沪杭。但从清末起，捷春桂圆行经历几次天灾人祸，生意开始走下坡路。
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捷春桂圆行用商标抵押货款，希望重振旗鼓，终究无力回天，历时117年。
2.永记京果店。永记京果店是涵江保尾黄家经营的商行，创办于清道光年间，其祖上黄汝复，于明洪武二年（1369）在黄石一带从事肩挑叫卖小生意。到了清中叶，其后裔黄元魁在黄石创办了家庭小作坊，从事纺织品印染。一家人起早摸黑，维持生计，但因家庭人口众多，印染坊规模小，生活过得很艰难。于是，黄元魁便转行贩卖食盐，将莆田食盐挑到建瓯、建阳等地出售，然后从闽北山区购回红菇、香菇、莲子、黄花菜等土特产，转售给涵江各京果商店，以赚取差价，收入比经营印染业好多了。
到了第三代黄拱和接手时，黄家已经发展成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商户。于是，黄拱和便在涵江前街租了一个店面，创办了“永记京果店”，以经营菇类为主，兼营山货及干果。由于黄拱和在建宁一带熟人多，人缘好，货源足，生意越做越红火，年销售各种菇类近万担。经过10多年的艰苦创业，永记京果店赢利白银六百余两，成为清末涵江的大商户。
正当永记京果店生意蒸蒸日上之际，店主黄拱和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其子黄冠英继承父业后，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举家搬迁涵江保尾田边埕，买地建房，继续经营菇类生意。此后，黄家事业如日中天，生意越做越大，每年销售菇类产品达4万担左右（每担50千克），惠安、南安、晋江、同安各县的商贩都从永记京果店批发。
为了保证菇类产品的来源，永记京果店还承包开发了建宁府的大片荒山，包销了建宁府80％的菇类产品，为建宁山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宁百姓为了感谢黄家开发山区之功，建造了“黄冠英公亭”，以示纪念。
永记京果店发展迅速，先后在涵江开设了47家大小京果（食杂）商店，资本十分雄厚。到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队进驻福建时，建宁府形势吃紧，交通受阻，菇类价格上涨。而黄冠英早期采购了大批红菇、香菇正积压在仓库中，人算不如天算，永记京果店将库存迅速抛销出去，一下子又获利3万余两白银，黄冠英一跃成为闽中的巨商。
清末，兴化境内纱布流行，销量大增，永记京果店立即转行销售纺织品，先后创办了“锦新布庄”、“仁昌绸布庄”、“四知堂”等多个布行，从上海、杭州等地购买大批布料，在涵江批零兼营。开始每年约销售各种纱布2000余匹，但黄家声誉好，客户多，生意越做越好，几年之后销售量上升到四、五万匹。同时，为了适应农村农民需求，“锦新布庄”又从福州厦门等地运回大批白粗布，开设染布厂，将白布染成农村群众喜爱的各种色布和花布，迅速占领了莆仙两县的城乡市场。黄家还在城里创办了“永其布庄”，规模很大，业务繁忙，仙游、福清、惠安和闽北各县的商贩都到永其布庄批发，成为清末闽中最大的纱布批发商之一。
永记京果店经过三代人的艰苦创业，积资巨富，成为清代兴化境内最大的商家之一。黄家事业有成之后积极回馈社会，支持公益事业，定期资助孤寡老人和特困户。当时涵西有10多家特困户得到永记京果店的长期资助，特困户每月可持折到黄家旗下的“仁昌”号和“四知堂”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清末民初，兴化境内掀起了新式教育运动，黄家带头捐资创办了保尾沙坂新式小学，解决了涵江西片的小孩上学困难。还有赈灾救助、修桥铺路、建设宫庙等公益事业，永记京果店都能慷慨解囊，大力支持，得到当地百姓的好评。
3.涵江霞徐“黄家门”。霞徐“黄家门”原籍莆田渭阳，创办有四大桂圆干商行，从“义兴”号开始，约有200年历史。“黄家门”经营有方、财力雄厚，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连续创办了“瑞裕”、“鼎和”、“大同”、“泉裕”四大家族企业，经营的桂圆干数量约占兴化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瑞裕和鼎和两商行的老板为亲兄弟，大同和泉裕两商家的老板也是亲兄弟。瑞裕、鼎和与大同、泉裕的老板又是堂兄弟，故称“黄家门”。
“瑞裕”号的创始人为黄邦杰，其父早年在宁波经商，但不得志，穷困潦倒，于道光年间在宁波病逝。19岁的黄邦杰只身前往宁波料理父亲后事，打开父亲枕头箱时只留下一束头发。黄邦杰身无分文，只好到一家莆商开设的商店当学徒。由于黄邦杰为人诚实又机敏，店主多次派他回莆田办货，获利颇丰，深受店主信任。太平军逼近宁波时，商人纷纷逃难，黄邦杰主动要求留下来守店。店主与黄邦杰立约，如能保住店中财产可得其中一半。黄邦杰通过关系，全力周旋，终于保住商店所有财产。战乱过后，店主没有食言，分一半店产给黄邦杰。于是，黄邦杰从伙计变成了股东，从此走上了经营桂圆干的道路。
不久，店主又鼓励黄邦杰自立门户，在宁波创办了“瑞裕”桂圆行。此后，瑞裕桂圆行春风得意，生意兴隆。于是，黄邦杰便购置了一艘载重量为2000担（100吨）的木帆船，取名“瑞安号”，往返于涵江与宁波之间。同时，为了控制桂圆干的产地货源，黄邦杰又在涵江设立“瑞裕号”，亲自经营涵江的业务，将宁波业务交给弟弟黄邦彦负责。但黄邦彦英年早逝，年仅32岁就病故宁波。此后，宁波瑞裕号的业务由黄邦杰诸子轮流经营。光绪十一年（1885年），黄邦杰病逝后，其子侄分为乾、坤二房，涵江和宁波的商号也按二房分拆，乾房经营瑞裕号、坤房分设鼎和号。瑞裕号是清末涵江桂圆行的老大，也是莆田首屈一指的大商行，一直经营到民国。
“鼎和”号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先由黄智群经营，后由黄智群儿子黄纪年（原涵江商会会长）接手。该商行在浙江宁波设有“南昌桂圆行”，以经营桂圆干为主，资金雄厚、信誉良好，是清代兴化境内最大的桂圆行之一。鼎和桂圆行经营管理有序，组织严密，商行下设账房、外账房、购销房、后栈房及检验员等机构，均由直系或旁系亲属掌握，各司其职，井井有条。鼎和桂圆行拥有自家船队，每年龙眼上市时大量收购新鲜龙眼，进行深加工之后运往江浙一带销售，生意规模庞大，是兴化境内首屈一指的大商家。抗日战争暴发后，鼎和桂圆行被迫歇业。抗战结束后，鼎和桂圆行虽然重新开业，但时过境迁，风光不在，不久便停业了。
“大同”、“泉裕”的创业史与瑞裕、鼎和相似。大同号创始人是黄孟誉，早期受雇于堂兄黄邦杰。随后，黄邦杰资助黄孟誉在宁波自立门户，创办“大同桂圆行”。经过10多年努力，大同桂圆行资本暴增。但“人怕出名猪怕壮”，“邻之匪人觊觎所有，放火行劫，屋宇煨烬”。①黄孟誉遭抢劫后，身无分文，徒步返回涵江。后在黄邦杰的资助下，重新创办大同号，生意逐渐兴隆，也发展成为清末涵江的一大商号。
“泉裕”号创始人为黄孟育，是黄孟誉的同胞弟弟，也是兄弟分家时从大同号拆产创立的黄家商行。泉裕桂圆行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之前，但黄孟育时运不佳，泉裕号创立后生意一直不景气。直到黄孟育四个儿子接手后，泉裕号才逐渐兴隆起来，逐渐发展成为莆田巨商之一。
“黄家门”也是兴化交通运输业的先驱。早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瑞裕号就开辟了三江口到宁波、上海的航线，长期从事海上运输。大同号还购置近代轮船，是兴化境内最早使用机器动力轮船的商家之一。虽然被英商欺诈，轮船公司损失惨重，但“黄家门”的股东们锲而不懈，在民国时期曾参股多家轮船公司，是莆田航运业举足轻重的人物。
“黄家门”还涉足金融业。瑞裕、鼎和、大同、泉裕四大商号都开设过当铺、钱庄，泉裕号与人合开的“慎昌钱庄”，是当时涵江四大钱庄之一。民国初期，中国银行在涵江设立营业所，也由瑞裕号承办。同时，瑞裕、鼎和曾派人到新加坡创办侨汇局，吸收了大量侨汇。后来被黄祖荣、黄弼夫等人挪用去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损失惨重。1921年，瑞裕号还承办福建省银行涵江营业所。1924年，泉裕号也创办了“恒安角票局”。不但开了莆田境内金融业之先河，而且挖掘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第一桶金，成为兴化境内的巨富。
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黄家门”的家族企业连遭重挫，元气大伤。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崛起之后，以土特产贸易起家的“黄家门”不能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要求，生意逐渐衰败。进入民国之后，虽然“黄家门”在桂圆干经营方面还占有重要位置，但生意每况愈下，逐渐淡出莆田工商界巨头的地位。
黄家富裕之后，能够回馈社会，对家乡的慈善事业多有资助。先后“资建东南角青龙港石堤、试院考棚、府县文庙明伦堂、城隍庙、梅峰西来寺、节孝忠义孝梯等祠堂”等。还有出资建设“涵江宫口年子祠书院、观顶孔子圣庙、四元殿、关圣庙、重修兴安圣母会馆及晏公中军庙、继助建大樟通省大路，广为里寺院、桥梁，三江口圣母宫，涵江保尾神庙等”，体现了兴化商人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优良品德。①4.义裕杂货行。义裕杂货行创始人陈三生，其父早年以18块银元卖鱼起家，勤劳致富。同治年间，陈三生转行经营杂货，在福州下杭街创办义裕货庄，不但有店铺，还有三个大仓库。清末，义裕杂货行在涵江设立义裕总货栈，专营杂货批发业务，并在城里文峰宫大街开设义裕杂货店，批零兼营，经营规模日益扩大。
陈三生有三个儿子，分别负责福州、涵江和城里三大商行，每一处都雇有学徒10名，帮工20多名。义裕杂货行从南平、邵武、沙县、建瓯等地大量收购红菇、香菇、木耳、笋干、莲子、芡实、黄花菜等土特产，又从江浙一带运回纺织品、肥皂、瓜子和洋白糖等，通过水路运到福州大桥头和涵江海岑码头，在福州下杭路和兴化的涵江、城里设店批发。同时，还将兴化的墨鱼、干贝、紫菜等海产品运销外地。
义裕杂货行财力雄厚，货源充足，顾客盈门，是清末兴化境内竞争力很强的老牌杂货栈。民国初期，义裕杂货行还创办了“信记”角票局，发行纸票，进行民间融资，扩大生意。后因发生火灾，损失惨重，逐渐走向衰落。
5.义德总栈。义德总栈创办于光绪年间，由方义德、方家明等人经营。店面滨临涵江宫口河畔，是涵江最繁华的地带。方义德从小家贫，勤劳俭朴，诚信经营，生意逐渐发展起来。清末，美国向中国大量倾销石油，方义德是个基督教友，美传教士蒲鲁士便推荐他为美国美孚公司兴化总代理，垄断兴化石油市场30多年，挣了不少钱。
义德总栈注重信誉，不坑不蒙，童叟无欺，不追求暴利，即使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也不屯积居奇，坚持按计划零售石油，在平定市场、稳定物价等方面，深受百姓好评。
义德总栈除代理进口商品之外，还先后创办了“德春桂圆行”和“祥兴行”，经营兴化桂圆干和日用品。同时，义德总栈还投资航运、发电、金融、储运等新兴行业，生意蒸蒸日上。抗日战争暴发后，义德总栈大部分业务停业。
6.“后埔材杉木行”。“后埔材”原名林栋材，仙游县文贤里人（今度尾后埔）。“后埔材”早年家道寒贫，年过30无钱取妻。有一年春节，在南平经营杉木的同乡林世柳回家祭祖，“后埔材”请求带他去南平杉木行当帮工。林世柳怜惜其家贫，便安排他做些杂役。“后埔材”起早摸黑，勤劳肯干，深得林世柳器重，逐渐委以重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海运受阻，福建杉木价格大跌。林世柳杉木行积压了大量木材，频临倒闭。“后埔材”挺身而出，请求冒险运载木材北上销售。由于当时别无选择，林世柳便让“后埔材”押运十多船木材北上碰运气。结果吉人天相，时来运转，不但沿途安然无恙，而且恰好天津战事平息，北方木材价格暴涨，获得暴利。此后连续往返几趟，积压的木材全部抛售出去，林世柳的杉木行资本暴增。为了感谢“后埔材”的辛苦经营，林世柳决定将木材行股份划出五分之一给“后埔材”，并将南平木材行交给他经营。“后埔材”接手后，生意越做越大，成为仙游的富商之一。
清末，“后埔材杉木行”从南平搬到福州，还创办了“怡康人寿保险公司”和“天吉钱庄”，发行“信用票据”，并在福州台江购置了大批房产，在仙游老家购置了200多亩良田和300多亩山林。据民国初统计，“后埔材木材行”的资本达50万元以上，成为仙游境内最著名的商行之一。
7。厦门仙春客栈。仙春栈由仙游何氏商人于光绪年间在厦门创办，经营旅店客栈业务。光绪十八年（1892年），仙游城关人毛德辉经人介绍到仙春货当学徒。由于他为人诚实，勤劳能干，深得何栈主的器重。清末，何栈主年迈告老返乡，由毛德辉接任经营。时值国门洞开，出国谋生的兴化人渐多，出现了一批专门招募劳工的“客头”。他们以仙春栈为中转站，在莆仙两县大量招募劳工出国。这些劳工出国前大多住在仙春栈，房租、膳费和船票等费用，除了由“客头”支付部分外，其余均由仙春栈赊欠，出国人员赚到钱后，年终或翌年奉还给仙春栈。所以，仙春栈逐渐演变为专门输送华侨出境的中转站，不但代办兴化百姓的出境手续，还为出境人员代垫食宿费和船票费用等。清末，经过仙春栈介绍出境的兴化人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国。
毛春辉为人诚实，热心助人，赢得广大华侨的信任。加上他经常往来于东南亚各国，许多华侨便委托他带钱带物回家，或委托其办理其他事情，他都极力而为。仙春栈声誉良好，业务繁忙，海外兴化华侨都乐意将钱和贵重物品委托毛德辉带回家乡。于是，毛德辉便同印尼泗水的“同发兴”商号合作，开展侨汇信兑业务，收取一定手续费。东南亚各国的侨汇局从海外银行汇到厦门仙春栈，再由仙春栈转汇给经营进出口商品的兴化各商号，如涵江的“顺金号”、仙游的“顺茂号”等，再由境内商号支付现钞给侨属，既安全可靠，又方便广大侨属，深受侨胞欢迎。仙春栈每年经营侨汇10多万元，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停业。
二、著名商人
兴化地处东南沿海，历来商贸发达。从宋代起就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莆商队伍，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兴化商人勤劳俭朴，低调做人，从不露富。但在天灾人祸面前，兴化商人经常是一掷千金，慷慨解囊，特别是在光宗耀祖、公益事业、社会救济、扶贫帮困等方面，从不吝啬，让人刮目相看。在此选登几位清代兴化商人的生平简介，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1.徐万宝（生卒不详），祖籍仙游县仁德里（今龙华乡）金沙村，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迁往仙游县城居住。徐万宝少时家贫，在县城一家药铺当学徒。出徒后恰逢药铺老板病故，其儿子年幼不能自立，便把药铺转让给徐万宝经营。有一年，徐万宝同泉州药商赊购药物时，泉州药商突然病故，但他诚守信用，悉数归还赊款。徐万宝的诚信赢得泉州药商儿子的信任，便邀其到泉州合伙经营，后又重金委托他回仙游拓展药铺生意。
徐万宝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大，除经营药铺外，还经营蔗糖、烟草、木材、土纸、桂圆、蜜枣、苎麻布、靛青等土特产品，通过海运大量销往江浙、湖广、天津、北京等地。同时，还在台湾开设商行，开展对台贸易，销售兴化土特产，又从台湾进口商品到兴化销售和闽中各县。
徐万宝从省外大量调运豆饼、粮、油、京果和丝绸棉布等，在仙游批发给闽中各县的商人，数年之间，资本暴增，成为富甲八闽的大商人，号称“徐百万”。徐万宝事业发达之后，热心于公益事业，晚年捐资修建了徐氏祠堂7座，建设亭台楼阁10处，还与父兄一道，兴义学、建义仓、置义田，经常捐资赈济灾民，在仙游、莆田、闽侯、惠安、德化等地参与捐建金凤桥、江口桥、濑溪桥、平安桥、林中桥等15座桥梁，捐资总额达72万银元，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仙游知县为了表彰徐万宝的善举，在县城拱桥头修筑“乐善好施”石碑坊1座，以资鼓励。
2.陈天高（生卒不详），祖籍晋江石狮。15岁时随姑夫到浙江合伙开设“丰盛”号土特产商行，先掌库存（理财），后管出街（采购），从商40年，积累资产折银达20多万两。
清初，仙游境内农民开始大面积种植烟草，晒烟资源丰富，陈天高立即迁居仙游，投巨资在县城（鲤城）创办“隆兴”号烟行，从事烟丝加工与出售。每年收购烟叶万余担，雇员100多人，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型家族企业。同时，陈天高非常注重商品的广告效应，他将烟丝分包成1斤、2斤、3斤三种不同重量的包装，内装2粒荔枝核，并以“双荔”为商标，被誉为“兴化名烟”，畅销福建、江西和浙江等省。
陈天高经营有方，十几年间就聚资百万，成为仙游烟商第一巨富。清雍正十四年（1736年），仙游知县陈兴祚创办仙游官立金石书院，陈天高儿子陈涵辉根据父亲遗愿，捐巨资作为办学经费，受到朝廷褒扬。道光五年（1825年），陈家奉旨在县城东门外修建“乐善好施”石坊一座，历经30年才建成，为现存八闽艺术最精美的石雕代表作。1985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3.徐年盛（1655—1739年），仙游县城关功建里（今鲤城镇）人。年轻时继承家业，在仙游、泉州等地经营徐氏烟行，因经营有方，迅速发展为兴化境内最著名的烟商之一。为了拓展商路，他购置了多艘船舶，进行长途贩运，徐家船队经常往来于台湾海峡，将仙游的烟丝、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运往台湾销售，又将台湾的名优特产运销大陆，沟通了兴化与台湾的经济贸易。据《莆田市外经志》记载：“雍正年间（1723—1735年），仙游舶户徐年盛多率徐氏船队来往于台湾海峡，运销台湾大米、莆仙土特产、烟丝、桂圆及百货”。①清康熙年间，徐年盛又开辟了兴化至上海、天津、烟台等北方商埠的航线，将兴化桂圆干、蔗糖、烟丝等大量运销北方市场，又从北方运回豆饼、粮油和纺织品等回仙游，批发给闽中各县的商贩，生意蒸蒸日上，几年之间就成为百万富翁。
徐年盛善于经营，生意持续兴隆，成为清代仙游境内的知名商人。晚年徐年盛慷慨解囊，兴办了许多公益事业，如捐资修建东渡塔、赖溪桥、双坑桥、金凤桥等。徐年盛逝世后，清廷褒封他为朝议大夫，在仙游城内修建了朝议祠和“荣可嘉”石坊各1座，以旌其德。
4.黄邦杰（1821—1897年），名步，学名廷拔，字孟衢，号茹乡。祖籍莆田县渭阳村，后迁居涵江霞徐街。黄邦杰幼年家贫，19岁时赴宁波经商，先后在宁波和涵江创办了2个瑞裕商行，购置了一艘木帆船，取名“瑞安”号，载重2000担，航行于宁波、上海与莆田之间。北航时运出兴化桂圆干、白糖、赤砂和荔枝干等土特产，南旋时从宁波运回棉花、布匹、草席、蚕豆、豆饼和绍兴酒等，获利颇丰。
黄邦杰经营有方，几年之间就积累了巨额财富，并在渭阳和涵江等地开设多处鲜龙眼收购站，建设了多间焙制桂圆干的焙房，专门从事兴化桂圆干批发和转运业务，逐渐发展成为兴化境内最大的桂圆干批发商。
黄邦杰虽然身家百万，富甲一方，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而对社会公益事业又非常热心。他先后参与捐资创办了渭阳明远书院，修建了黄巷大宗祠、霞徐天后宫和兴安会馆等，还捐出白银500两，助建萩芦溪大桥等。清同治年间，莆田县举孝廉活动，知县授予黄邦杰“孝廉方正”匾牌。
5。蒲鲁士（1864—1917），号叟堂，美国乌省泉田城新历克顿乡人。蒲鲁士毕业于美国何省卫斯理神学大学，获博士学位。1889年，蒲鲁士赴新加坡等地布道。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被派到莆田主持美以美教会，创办了福音书院，自任院长。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蒲鲁士在莆田城内创办了“美兴书坊”，经营销售宗教书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蒲鲁士又创办了《奋兴报》（罗文版）。次年，他还创建了“美兴纺织局”，开了莆田机器纺织之先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蒲鲁士将莆田境内的陈紫荔枝苗带往美国，种植于佛罗里达州，后传至巴西、古巴等国，被誉为“果中皇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蒲鲁士在城厢开办“美兴印书局”，自任局长，印刷罗马字母和莆仙方言音的基督教经籍。随后，蒲鲁士又在涵江创办兴仁医院，自任院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蒲鲁士在福音书院内附设师范学校，自任校长、教员，为教会培养师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蒲鲁士创办了汉文《奋兴报》，出版汉文《新旧约全书》，同时承印社会各界的印刷品，自任总经理，经营印刷业务。
民国元年（1912年），蒲鲁士赴婆罗洲，与当地政府订约，在沙捞越地区租赁山地，组织莆、仙两县的教徒前往垦荒种植，并规定参加垦殖的教徒必须捐出1/10的收入给教会。次年，蒲鲁士又支持教友在黄石创办面粉加工厂。民国4年，蒲鲁士还创办了兴善轮船公司，购置了水上木制汽船，使用机器动力驱动，往来于城、涵两地。民国5年，莆田沿海堤坝决裂，海水淹没沿海大片农田，蒲鲁士身体力行募资修复了东埭石堤。民国6年，蒲鲁士在东埭、蒲岭一带购买田地近2000亩，租给农民耕种，并设立积谷仓收贮粮食。同年，蒲鲁士返回美国，不久后病卒，终年53岁。
6.姚为祺（1872—1929年），又名寿美，江口镇东源村人，被称为“南洋脚车业始祖”。光绪十八年（1892年），姚为祺随乡亲赴马来亚吉隆坡谋生，开始只靠出卖苦力过日子，起早摸黑，含辛茹苦。三年后，他在当地一家机器公司学装配，学会了一些修车技术，并积攒了一笔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姚为祺开始走上自主创业之路，先创办了“福隆兴脚车修理铺”，兼营英国自行车配件。不久，他取得了英国自行车销售代理权，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收入日益增多。
姚为祺事业有成之后，全力帮助亲友创业。江口的姚金榜、姚来喜和福清的王祖德、王禄梓等人，都是在他的引荐支持之下，先后发展成为马来西亚吉隆坡、泗水和新加坡等地的著名车商。
在姚为祺的带领下，马来亚、印尼、新加坡等地经营自行车业和汽车行业的兴化商人不断增多，车行达数千家之多，市场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兴化商人在南洋诸国的汽车行业和自行车行业逐渐占居垄断地位，形成了庞大的兴化商帮。
姚为祺肯吃苦，敢拼搏，富有开拓精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开始涉足经营橡胶园，先后开发了200英亩橡胶园。当时，橡胶树在马来西亚还处于试种阶段，姚为祺敢为人先，大胆投资，为姚家以后的橡胶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姚为祺秉性仁慈，济贫助困，仗义疏财，不惜捐巨资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建设，素为侨胞和乡亲所敬仰。但姚为祺由于长年劳累，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民国18年（1929）病故，终年57岁。
7.林宗谟（1873—1936），字聚金，江口顶墩村人。林宗谟幼年上过私塾，略通文墨，精明灵巧，少年时经同乡引荐，先后到福清渔溪和仙游县城的京果店当伙计，积累一定经验之后，便开始自主创业。起初，林宗谟在福安县挑货郎担，贩卖日用百货和洋布等。福安虽地处山区，却滨临海边，特别是赛岐地区，北通上海、江浙，南通福州、福清，海上交通十分方便。于是，林宗谟便在赛岐创办了“瑞兴”商号，经营转口贸易，将上海的“洋货”、苏州的绢花、宁波和温州的草席，以及闽北的茶叶、笋干、香菇、黄花菜、草纸等土特产运往福清销售，然后又把兴化的桂圆、蔗糖等土特产运往福安和江浙一带销售，由于经营有方，几年之间就发展成为富商。
正当林宗谟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一连串灾难向他袭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瑞兴号途经石虎岭时货物被土匪抢劫，损失惨重。同年十二月，瑞兴号从福清运往福安的一船货物突遇台风袭击，船沉货没，血本无归。天灾人祸，无力回天，林宗谟只好关闭“瑞兴”号，携妻带儿返回家乡。但祸不单行，刚踏进家门就围来了一大批债主，原来家中兄弟吸毒成瘾，负债累累。面对骨瘦如柴的兄弟，林宗谟只好倾资为兄弟还了债，不但身无分文，还欠下不少的债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林宗谟只身来到马来西亚新兴州的芙蓉坡，开始只是给胶园老板拉车。由于他待人诚恳、手脚勤快、办事利索，深受老板器重。有一次，林宗谟到吉隆坡出差，遇到同乡姚为祺。他乡遇故里，格外亲切，当时姚为祺正在销售自行车及其配件，生意蒸蒸日上，便建议林宗谟也试一试。林宗谟辞去胶园的差事，到吉兰丹州与泰国接壤处租了一个店面，销售自行车及其配件。由于林宗谟有着丰富的经商经验和人生阅历，店铺一开张就旗开得胜，生意兴隆。
清末，林宗谟生意越做越大，便将胞兄、胞弟接到吉兰丹做帮手。随后，家乡有多批亲朋好友相继来到马来西亚投靠，他热情接待家乡亲人，无偿提供食宿，并借给本钱，让乡亲们自立门户，共同经营自行车及其配件。林宗谟不但为乡亲们提供货源，还指导同乡经营好自行车生意。
于是，投靠他的莆田乡亲越来越多，逐渐在马来西亚形成了兴化自行车商帮。林宗谟成为自行车及其配件的总批发商之一，生意蒸蒸日上。
清末民初，林宗谟深入到与吉兰丹一水之隔的泰国南部考察，发现泰国境内社会安定，民风淳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有不少华人居住，便在泰国南部开设自行车销售店，生意很好，收入颇丰。于是，他将马来西亚的生意交给兄弟经营，自己在泰南的大年府创办了“万瑞公司”。
由于选址合适，交通方便，东南方向有吉兰丹州，西南方向是著名的商港和海岛都市槟榔屿，加上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货在境内畅通无阻。万瑞公司开张后生意蒸蒸日上，没几年就发展成为资本雄厚的大公司。随后，又有不少乡亲到泰国投奔林宗谟，万瑞公司有计划地将他们安排到泰国各地设店销售自行车，很快就在泰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自行车销售网络。万瑞公司也迅速发展成为泰国地区自行车及其配件的总批发商，经营自行车的兴化商帮队伍不断壮大。
民国初期，万瑞公司在泰国享有盛名。当时汽车工业在东南亚各国刚刚崛起，万瑞公司紧跟潮流，率先引进英、美等国的名牌汽车及其配件，在马来西亚和泰国销售，并通过兴化自行车商帮的销售网络，迅速占领了马、泰两国汽车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了大牌公司。
万瑞公司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之后，林宗谟告老回乡，颐养天年，由儿子继续经营。林宗谟晚年热心公益事业，扶贫帮困，深受乡亲好评。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林宗谟在涵江顶墩病逝，享年64岁。
附注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0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0页。
②《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3页。
③陈光荣著：《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④陈鸿著：《莆变小乘》。
⑤《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⑥陈光荣著：《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⑦《莆田市姓氏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②陈鸿著：《莆变小乘》。
③陈光荣著：《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①《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版，第96页。
②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①蔡玉兰主编：《风雨沧桑故园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②林云宗著：《鼎建吉江书院小记》。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8页。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1页。
⑤《概述福莆仙乡贤》载《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节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⑥《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节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7页。
②《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③朱维斡著：《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④《涵江文史资料》合订本（1—5册）第15页
⑤《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8页。
②《莆田市外经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③《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7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⑤《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8页。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0页。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①《福建省烟草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
②《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页。
③《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8页。
⑤翁卫平主编：《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①黄维桥撰、宋中岳篆：《兴安会馆香灯会碑记》。
②翁卫平主编：《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③（民国）《建宁县志》卷6。
④《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①《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页。
③《涵江文史资料》（合订本）一卷，第188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页。
⑤《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789页。
③《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59页。
④《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8页。
⑤《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00页。
⑥《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811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7页。
②《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6页。
③黄国华著：《莆田渭阳黄家》，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④《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9页。
⑤陈其春、蔡红毛、张唐等为食盐商贩，程一平素往来台湾贩买麻袋。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2页。
①刘福铸著：《论清代福建妈祖信仰的兴盛及其原因》，《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88页。
①陈兰彬：《吴川县志》卷三，刻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
②《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③《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①蒲泉老：《拾墨记》卷十二（妈祖）。
②徐茶生、黄国珍著：《海上贸易与妈祖信仰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刘福铸著：《论清代福建妈祖信仰的兴盛及其原因》《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87—188页。
④《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⑤陈光荣著：《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①陈光荣著：《寻根揽胜兴化府》，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①《福莆仙乡贤人物志》，福莆仙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457页。
①陈余著：《莆田早期社会商业概况》，载《莆田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0页。
①《江春霖集》卷二。
①黄国华著：《莆田胃阳黄氏》，载《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1页。
①《莆田市外经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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