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图书馆

兴化商帮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初，由于元末的长期战乱，百业待兴，百废待举，朝廷实施“重本抑末”政策，商人经营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如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规定：“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①朝廷不让商人衣饰炫耀，也不允许商人家属披金戴银，其初衷是防止农民羡慕商人财富而弃本趋末。明初的“抑商”政策，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和鼓励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客观上又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明成化年间开始，随着朝廷商业政策的转变，中国商业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城市商贸逐渐繁荣，全国十大商帮中除了江右（江西）商帮较早发展外，九大商帮（包括闽商）均是在明成化、弘治年间逐渐形成。
  此后，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崭露头角。
  全国各地兴化商帮的形成与明代海禁政策有关。兴化百姓经商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有不少“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郡外番者”。②明初长期实施海禁，兴化海商不得不另谋生路。
  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沿海居民“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来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手困穷”。③所以，除了少数人选择海上走私的歪门邪道之外，大多数兴化商人选择了外出经商，这也是明代兴化商帮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兴化境内人多地少，交通方便，自宋代起就有不少人半工半农、亦农亦商。据《兴化府志》记载：“莆之为邑，枕山带海。田三山之一；之服习农亩，视浮食之民，亦三之一，计其为利微矣”。④也就是说兴化境内有三分之一的“平民无事，壮者散之四方，以逐什一之利”。⑤这种地窄人稠的经济特点和从商坐贾的传统习俗，为兴化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主客观条件。
  明代兴化百姓之所以大批外出经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生活所迫；二是追求财富；三是形成习俗。兴化人自古省吃俭用，千方百计积累财富，勤劳致富是商人们一惯追求的目标。据《莆田县志》记载：“上之人（指官府）以为莆地大民众，租税赋役之供甲于全省，以一邑（县）而兼三、四邑之负担。是不啻（只）以一人而兼五、六人之租也。（百姓）其收入甚微。而支出甚钜。
  ......莆民日日忧贫......（时）势（迫）使（如此）也”。⑥明初，兴化沿海倭寇祸患不断，战乱频繁，生存环境极差，众多兴化百姓选择了外出经商。尤其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6—1587），出现了倭寇抢劫、战乱兵灾、旱涝灾害等天灾人祸，大批兴化百姓因生活所迫，或为了躲避税赋，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据史书记载：明代兴化境内有不少商人前“往南京、杭州、芜湖、江西、湖广、泰州等地经商贸易，有的连续相传三四代”。⑦其中在沿海城市经商的兴化人居多，往南方向主要有广东、潮州、海澄、厦门、泉州等地；往北方向主要有福州、温州、台洲、宁波、上海、湖州、天津、烟台等地。如“莆田澄渚俞氏一族在南京、湖广、江右（江西）、杭州、江浦（安微江北）、乌江、泰州等地经商贸易就不下几十人，且有连续三、四代出去经营的。有的‘归置腴千余亩’或‘积资巨万’”，成为屈指可数的兴化富商。⑧《莆田市志》也记载：兴化“境内城乡自明代起就有许多人从事商业和各种服务行业。除在本地经营外，大部分以兴化桂圆和白砂糖等商品为媒介，到境外各地经营，足迹遍及江浙等省及东南亚各国，有‘无兴不成镇’之称。境外商业及服务业活动以城厢、涵江、江口、梧塘、西天尾、鲤城、榜头、枫亭、黄石等乡镇为最盛，江口以旅居东南亚人数众多而享有‘侨乡’之称，梧塘以在江浙一带经商日久闻名”。①可见，从明代起，兴化百姓开始大批外出经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海外各国，出现“无兴不成镇”和“无莆不成市”的局面。

①《明史》卷六七，（舆服志）。 ②《兴化军祥应庙记》碑刻。 ③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④（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 ⑤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十一，（食货志）。 ⑥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十一，（食货志）。 ⑦《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8页。 ⑧邓华祥、肖忠生：《浅谈莆商走天下》载《天下莆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①《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