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一）民间贸易
  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泉州民间已有大船与海外诸国贸易往来。历经隋代和初唐的发展，至中唐时期（约8～9世纪），泉州城区对外贸易已具相当规模。据伊本·考尔大贝《道程及郡国志》记载：“中国贸易港口自南而北顺序记之，曰交州（今越南北部）、曰广州、曰泉州、曰扬州”。中唐以后，到泉州贸易的外国人更多，时人有“市井十洲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和“船到城添外国人”（薛能《送福建李大夫》）的咏赞。五代时，北方战乱，泉州在闽王治理下相对安定，经济贸易持续发展。据《高丽史》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泉州城区就有陈文轨等100多人到高丽王城做生意，并向高丽国王进献方物。
  入宋以后，泉州城区民间对外贸易有两种经营形式：一是独资经营（经营者大都是地方富豪），自己打造船只，购置货物，招聘纲首（船长）和船员，亲自主持海外贸易。如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泉州人李充自己购船，雇用水手，运货物到日本贸易；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泉州人王元懋聘请吴大为纲首，招38人同舟泛洋，一次贩回价值10万缗的沉香、珍珠和龙脑等；二是合本经营，经营者大都是中小商人。如南宋泉州人林昭庆与同乡数人共同出资合股经营，兴贩往来海上数十年，最后成为巨富。还有名叫杨客的泉州人，也是与他人合股从事海外贸易，最后获利致富。一些南迁泉州的宗室贵族也参与外贸活动。宗室子弟利用朝廷投入的折博本钱，依仗权势，“为懋迁之利，与贾皂隶为伍”，“不免散居民间，出入市井，混杂市民”（《宋会要辑稿·帝系》），以此“南外宗子，商于泉者多横”（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一六》。
  元代，泉州商人出海贸易更多，海商被称为“舶户”或“舶商户”。舶户分为大、中、小三等。大商人自有船舶，资金雄厚。中、小商人无力自备海舶，只能依附大商人，附舶出海买卖，称为“搭客”。为鼓励、扶持民间对外贸易，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朝廷颁布《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实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对出海经商的人，所在州县除免杂役。泉州商人与亚、非各国的贸易往来，以严守信用、买卖公道为交易国人民所欢迎。
  明代“禁海”，严格禁止民间对外贸易。但泉州民间商人为了生计而冒禁出海，继续从事对外贸易。隆庆（1567～1572年）以后，明王朝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兴贩东西两洋，泉州海上贸易再度繁荣。如泉州城内大商人郑梅峰“出金钱数千缗，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遂赢得奇胜，身治产积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一年之中，收息什之；数岁之后，收息百之；最后息千之。公以此起家。”在这一时期，泉州人不仅经商海外，而且到南洋各地谋生以至定居，成为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新特点。
  清初，虽厉行禁海、迁界，但私商海上贸易活动禁而不止。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平定台湾后，清政府对民间与外商贸易时禁时开，反反复复。但无论是开或禁，泉州民间海外贸易未有中断。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出现鸦片走私，而且愈演愈烈，地方官吏与私商狼狈为奸，土豪劣绅坐地分赃，以致法禁虽严，却无法抑止。鸦片战争以后，根据《南京条约》，厦门、福州列为通商口岸。泉州城区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遂为厦门和福州取代。但郊商在从事国内商业贸易活动的同时，仍对外进行走私贸易，并延续到民国期间。
  （二）官办贸易
  唐中叶（约8～9世纪）起，泉州城区开始接待外国贡使，主持朝贡并代表朝廷给以回赐，此习惯称为“朝贡贸易”或“贡贲贸易”。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诏令“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即下碇税）、收市（即先收买宫廷所需蕃货）、进奉（即献贡品）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外国贡使船舶停靠泉州后，有的带着贡品从陆路辗转入京，有的则仅到泉州，贡品由泉州官员负责收受，派人押送京师，并代表朝廷给来使回赐礼品。随贡船来朝的附舶在等候归程期间，附带货物在停泊地进行交易，称为“互市”。
  五代时期，泉州及附近各县手工业发达，尤其是陶瓷、冶炼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为出口提供丰富的货源。那时先后统领泉州军、州事的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均根据闽国“招徕海上蛮夷商贾”的规定，亲自主持对外贸易，并以进口珍宝向北方小朝廷上贡。据《宋会要辑稿》载，陈洪进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先后向宋朝廷上贡的乳香2万斤、瓶香1万斤、象牙2000斤，还有其他的珠宝珍品。这反映了五代时泉州对外贸易的新发展。
  北宋泉州未正式设置市舶司以前，对外贸易活动须经广州或两浙市舶司挂验后，方准船舶出洋或来泉。元祐二年（1087年），福建市舶司在泉州成立，成为代表朝廷从事官办贸易的经营管理机构。市舶司从事对外贸易的资金由朝廷提供，称“折博本钱”、“博易本钱”或“市舶本钱”。当时市舶司除代表国家收购属于国家专营的“禁榷货物”，也根据朝廷旨意，优先收购一部分非“禁榷”的进口商品，并对进口货物进行“抽解”（征税）。早期“抽解”都是提取实物，并将原物上缴朝廷。南宋时承袭市舶司制度，故两宋时期泉州城区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建炎三年至绍兴四年（1129～1134年）6年间，泉州市舶抽解收入98万缗缗，年均收税16万缗以上。至绍兴三十二年，泉州市舶司一年抽解增至80万以上，已成为南宋朝廷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以此可见泉州对外贸易的规模。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朝贡使者非有特殊情况一般均不进京，所携带的贡品均在泉州起卸，由泉州市舶司负责接待，代解贡品，代朝廷回赐礼品。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国向宋朝廷进奉，宋孝宗下诏使臣免赴京城，令泉州官员优礼款待。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来朝贡，亦由泉州市舶司全权接待。有的来朝贡品数额巨大，装卸搬运十分不便（如占城贡使一次进贡的货物就有乳香十余万斤，其他香料数千斤，象牙七千多斤），即将来贡实物就地按值分售，所得钱币由市舶司解缴朝廷。
  及至元朝，泉州官办贸易由先后任昭勇大将军、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兼领泉州市舶司、福建行中书省中书左丞的蒲寿庚专管。寿庚通过广泛招引外国商人互市，促使泉州港空前繁盛。至元十八年（1281年），朝廷特地规定：“商贾市舶物资，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泉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首屈一指的重要港口。至元二十八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港出航，远嫁伊儿汗国阿鲁浑汗，在他所作的《游记》中惊叹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半个世纪后来泉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亦有同感，称刺桐港“即为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虚也”。
  明初实行“海禁”。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恢复朝贡贸易，朝廷以“诸蕃贡使益多”，实行“勘合政策”，允许海外诸国按照规定的期限、航道和人数，运载一定数量的货物来华互市。但当时限定泉州仅通琉球，每两年朝贡一次，每次100人，最多不超过150人。琉球贡船泊于泉州港，由泉州市舶司接待。泉州设置“来远驿”，接待外国贡使和宾客。但此时的官办贸易，远非宋元时代可比。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泉州官办海外贸易终止，直至民国仍未恢复。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解放后，泉州对外贸易是由国家设立专业机构统一经营的。50年代，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按出口计划组织商品，供应福州或厦门口岸出口。1959年7月起，由泉州市外贸公司直接组织出口物资的收购、调运工作，并根据出口计划的需要扶持出口商品生产、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企业或专车间），当年出口商品收购216万元，占晋江专区出口收购总值的15.0％。1959年起外贸收购持续下降，1962年外贸出口收购降至117.6万元，比1959年下降45.6％。1963～1965年出口商品收购持续增长，1966年出口商品收购额增至770.5万元，为1962年收购额的6.5倍。
  “文化大革命”中，泉州市商品出口收购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1967～1968年，连续两年下降。1968年与1966年比较，全市出口商品收购下降55.3％。1969年起出口商品收购基本上处于上升势头，1975年出口商品收购总额达1522万元，比1966年增长97.2％1976年出口商品收购再度下滑，比1975年降低18.6％。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出口商品收购开始回升，1977年增至1953万元，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口商品收购高峰年（即1975年）增长28.3％，1978年又比1977年增长15％，总额2246.2万元。
  1979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泉州市积极扩大商品出口收购，连续三年跳跃式递增。1981年出口商品收购额6069万元，比1978年增长1.7倍。1982～1984年，年收购额基本保持在6200～6600万元之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和收购迅速扩大。1987年，鲤城区出口商品收购额增至12528万元，比1984年增长88.6％，占泉州市收购总值34428万元的36.4％。1988年，因泉州城区外贸公司并入泉州市对外贸易公司，鲤城区停止出口商品收购。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商品出口更加活跃，除依托市外贸组织供应出口外，更多的是依靠企业自营出口，出口口岸也由传统的泉州、厦门、福州逐步扩大到深圳、上海、江苏、云南、新疆等外省口岸。1988～1992年，全区出口交货值累计达17.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