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一、市场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官田市，丰岑头街有义茂，振隆两家米店，除采购邻县粮食外，还从厦门、漳州、泉州购进美孚狮标面粉，购进仰光、暹罗、台湾的大米。
  民国9年（1920），五里街新街建成，粮食市场从铜鼓山下丰岑头迁到中街“巴刹”（原址在现在五里街供销社百货门市部），粮食从德化、大田、尤溪等县输入，南安的诗山、码头、金陶一带民众和粮食商贩到这里采购，每日交易量达百担。
  抗日战争期间，海运中断，“洋米”进口中断，晋江、泉州、南安一带民众和商贩拥入内地采购，五里街成为永春和附近各县主要的粮食市场之一，每日交易量达数百担。有些商贩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民国25年（1936）担米6.97元，26年涨到7.87元，27年又涨到11.10元。28年粮食商贩大量增加，申请登记的121家，其中一区46家，二区55家，三区6家，四区14家。粮商操纵市场，抬价杀价，买青苗，放粮贷（春借一担秋还三头，即150斤），掺假混杂，大秤入小秤出，每百斤米高达18元。县政府规定农户收成数量应上报，自用外的剩余部分由政府收购；粮商向他县采购应报县、区粮食管理会核发证明书。同时成立福建省贸易公司永春分公司，统辖兴（莆田、仙游）泉（泉州）永（永春）物产的内输外销。30年全县缺粮26.75万担，邻县输入仅10.8万担，3月中旬担米法币131.3元，6月上旬涨至184.6元。31年，永春成立公沽局，收购粮食，垄断粮食市场。以后又设立物价评议委员会，定期评定粮、油和猪肉等价格。34年，担米2500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抓兵派饷，滥发货币，到民国38年8月，担米价高达金圆券2.4亿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仍由私商经营。1951年7月，归中国贸易公司永春营业处经营。其后，成立中国粮食公司永春分公司，分别在城关、五里街设粮食门市部，其他地区归供销合作社经营。1952年11月，粮食公司间县粮食科合并，改称粮食局，全县设6个粮食市场和4个粮食交易所，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组织余缺调荆。
  1955年，实行粮食“三定”后，原来由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的业务归粮食部门统一经营，实行“一条鞭”管理。农民余粮～律由粮站收购，征购期间禁止上市；征购任务完成后，才允许少量余粮上市，但只能产销直接见面。个体商户采取代销形式，付给手续费5%。
  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粮食商贩部分转入其他行业，部分安排在粮食部门工作，禁止私人经营粮食。当时自由市场交易的大米价格高于国家销价（每斤0.124元）的2倍左右。1959年实行高征购，农村粮食紧缺，自由市场大米每斤三四元，高于国家销价二三十倍。
  1965年，为平抑市场，稳定粮价，粮油实行议价购销。但年经营量只几十万至100多万斤，而且时断时续。从1965年至1978年共议购粮243.34万斤，议销粮562.91万斤；议购油0.29万斤，议销油98.78万斤。在这一段时间内，自由市场粮价一般高于国家销价四五倍。自由市场关得越死，上市粮食越少，粮价就越高，相反，就比较稳定。1979年至1985年，议购粮8425.47万斤，油59.6万斤，议销粮8135.08万斤，油124.14万斤。其中1985年经营议购粮2852万斤，比定购1300万斤多1.19倍，议销粮2954万斤，绝大部分销往农村，占当年平价销售量的79.2%。同时开放粮食市场，准许集体、个体经营粮食。全县11个粮站均办有集体性质的粮行，当年经营量达1000多万斤。城关、五里街、蓬壶等地开办10多家个体粮行。国家计划购销的粮食，中央实行亏损补贴政策，历来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结算。1985年以后实行亏损由县财政包干，因县财政有困难，业务不易开展。
   二、收购
  粮食收购包括征收公粮，统购粮、超购加价粮和计划外零散粮食。
  1950年和1951年，只征公粮。1952年，动员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当年征购1036万斤。
  1953年11月，执行“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按多余多购，少余少购，无余不购的统购原赠，仅11、12两个月收购上市粮食达262万斤。1954年，国家向农民发放粮食预购款，当年征购高达3898万斤.1955年8月，根据“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对农村粮食工作全面实行“三定”。规定留粮标准.口粮（不包括自留地产量），余粮队每人每年480斤，自给队420斤，缺粮队380斤，种子，每亩20斤；饲料粮，耕牛每头100斤，公猪、母猪每头150斤，莱猪每头50斤。新开荒地、杂边地等套种粮食者只算产量，不计征购。全县核定征购粮2870万斤，其中公粮1169万斤，统购粮1701万斤，农村定销粮687万斤.当年征购粮食3369万斤，农村销售1257万斤，净收购2112万斤。
  1959年，全县下达征购任务5550万斤，比“三定”基数增加2680万斤，即多93.38%。为完成这个任务，提出“先下手为强”的错误做法，实际征购入库6434万斤，比“三定”基数2870万厅增加3564万斤，高出1.24倍。由于高征购加上生产瞎指挥，农村粮食奇缺，第二年春荒严重，有的队每人每日口粮仅三五两，有的队连续多日甚至几十日宋发口粮。全县出现水肿病，饿死了一些人。城关公社的德风、洋上、姜仑大队，五里街公社的吾东、吾边大队等特别严重，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县拨出粮食1197万斤返销农村，才缓和局面。
  1965年10月，农村粮食征胸实行“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核定征购购基数2112万斤。同时贯彻“以丰补歉”（丰收年适当多购，敷收年适当少购）的原则，当年完成征购粮1959万斤，以化肥换购227万斤，合计2186万斤。1971年粮食征购实行“一定五年不变”，征购基数减为1910万斤。
  1979年，从征购基数中抽出150万斤作为加价粮收购，以增加农民收入。1981年，又从征购基数中再抽出00万斤作为加价粮，征购购基致减为1460万斤。 1985年，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全县粮食定购基数减为1300万斤，其中泉州市计划数1100万斤，县加200万斤。
  粮食征购计划经数次调减，农民负担逐渐趋于合理和稳定，自1979年以来，连续9年一季就完成全年征购任务，而且年年超额。
  三、销售
  新中国成立初期，机关工作人员及部队等的粮食从公粮中调拨供应。1950年，全县由国家供应粮食的人数8268人，共271万斤。
  1953年11月，实行粮食定量供应。1954年，机关，学校、工厂、矿山、企事业人员及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大米30—45斤，工业、行业用粮按计划供应。这两年共供应粮食744万斤（不包括农村）。
  1955年8月，开始分工种、定标准，发粮证，凭证供应。定量标准是：特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月大米42—48斤，重体力劳动者36—40斤，轻体力劳动者28—29斤，大中学生30斤，10周岁以上居民24斤，6周岁至不满10周岁儿童20斤，3周岁至不满6周岁的13斤，3周岁以下7斤。这一年，实行定量供应的人数15798人，供应粮食563万斤。1965年定量供应人数增至21136人，供应粮食1289万斤。 1967年3月，按省定标准供应：特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月大米55斤（煤矿井下工人），居民不满1周岁儿童7斤，1周岁开始11斤，2周岁开始13斤，3周岁开始15斤，4周岁开始17斤，5周岁开始19斤，6周岁开始20斤，7周岁开始21斤，8周岁开始22斤，9周岁开始23斤，10周岁以上24斤。这一年，实行定量供应人数21091人，供应粮食1275万斤。1975年，全县定量供应人数25416人，供应粮食1523万斤。1985年全县定量供应人数43749人，供应粮食3728万斤（不包括代省开支），比1975年增加2205万斤，增长1.45倍。
  农村粮食销售，1950年至1955年计5259万斤。1956年定销计划687万斤，实际销售1257万斤，超过计划将近1倍（超计划销售部分为返销粮和退购粮，下同）。1965年，在“一定三年不变”的同时，为减少农村销粮量，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调整耕地，组织余缺调剂，减购粮668万斤，核减农村销量537万斤，计划农村销售量为150万斤。当年农村实际销售765万斤，超出计划616万斤，第二年销售732万斤，超出计划582万斤。
  1971年，按“一定五年不变”政策，再次把征购粮削减555万斤，核减农村销量90万斤。当年计划农村销售量为60万斤，实际销售674万斤，超出计划10多倍。1985年农村粮食销售511万斤，仍超出计划451万斤。
  农村粮食销售量年超出计划原因：一是执行“三定”政策不落实，未能做到只购余粮不购口粮，二是征购数量偏高，三是农村人口增加（近1倍），口粮水平低，四是扩大蔬菜基地。农村口粮标准1958年平均400斤以上，1959年274斤，1962年272斤（以上均不包括自留地产觅）。1963年以后逐年提高，到1977年恢复到1958年水平。
  永春历来食油缺乏，由上级粮食局按计划从惠安、晋江，南安等县调给。城镇居民的定量随粮食发证，凭证供应，每人每月4两。1960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每月每人调减1两。1965年恢复每月4两。1981年，每月供应5两（半市斤）。对农村的食油，除1956年至1960年每年每人由国家供应1市斤外，其余年份国家只定量供应产妇、被调用民工补贴以及作奖售用。农民吃油除养猪、种油料作物外，则从自由市场高价买入（自由市场花生油价一般相当于国家平价油的2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