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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各姓的祖先大多数来自中原，宋朝始有人口记载。明洪武间（1368—1398）全县丁口21000多人。至永乐间（1403—1424）锐减为6600多人。此后100年间保持在5000至6000左右，明末为7000多人。清乾隆间（1736—1795）全县有28000多丁口，道光九年（1829）激增至297341人。民国23年（1934）为18万多人。中间起伏较大的有：明洪武到永乐不过40年左右，减少14337口即下降68％事从万历到清乾隆约150年间，增加20703口，即增
  长2.84倍，从乾隆到道光九年，不足100年，激增近27万人（即使丁口与人口的比例为1：2，也激增24万人）；从清道光九年到民国23年共105年，又减少11万多人。总之，从明初至民国期间永春人口数大起大落，是不稳定的，但原因难以查清。新中国成立初期，永春人口自然增长率偏高。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一般年增长30—50‰。7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年增长率一般在10—20‰之间。由于5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进入80年代，在基本解决吃饱穿暖的同时，有些人开始追求高消费、高享受。
  第一章源流
  
  商周时代，就有人类在永春生息繁衍，最早的是土著闽越人。南北朝时，开始有中原人陆续迁来永春定居。
  一隋
  陈后主叔宝（583—589）之子镜台，带两弟及宗族引兵南逃至桃林场的肥壶（今蓬壶）。后隋文帝令释兵为民，乃定居于陈岩和溪西。
  二、唐至五代（一）湖洋庄氏：庄文盛从河南光州固始县随王潮入闽，唐光启年间（885—888）定居湖洋蓬莱山下。（二）■翔郑氏：郑凝远从河南光州固始县随王潮来泉州。唐光启二年（886）迁桃林场，后居姜莲龟山坪上。宋咸平年间（998—1003）迁县城东门。（三）福鼎林氏：后唐清泰二年（936）林肇福定居福鼎。（四）留安留氏：唐朝年间，留钟自浙江金华迁居福建晋江，留钟次子留侃，迁居桃林场的留湾村。留侃八世孙留从効为南唐清源军节度使，封晋江王。元末改为刘。（五）锦斗王氏：王审知后裔，五代时，自温陵横墩迁永春，定居溪坝。
  （六)山陈氏．陈校尉于后周显德二年（956）由河南光州固始县入闽，先居泉州，后迁桃源小姑南山。
  三、宋（一）蓬壶尤氏，沈宗自河南光州固始县随王审知入闽，因避审知讳，改姓尤。宋太平兴国时（976—983），尤柳自威武军（现泉州）迁永春，定居蓬壶溪园。（二）蓬壶吕氏．其祖先自河南光州固始县随王潮入闽，家住泉州相公巷，后居南安朴乡。宋时迁入永春上场，续迁徐前、西阳、林口、杰山。（三）蓬壶林氏：其祖先避永嘉乱南迁晋安（泉州）。宋时由泉州迁入永春，先居蓬壶高丽，元至正六年（1346）移居山美，后又一部分迁至城关仰贤。（四）一都冯氏族：宋嘉定十六年（1223）冯九郎自仙游龟m乡迁至一都龙山。（五）遐陵林氏：唐邵州刺史林蕴，居莆阳，宋时其后裔从周偕兄从政，隐于永春盖福洋之鸣琴里。（六）卿园黄氏：宋嘉定定间（1208—1224）黄佛乞由莆田迁入永春卿园。（七）东山颜氏：宋颜潾自德化溪边迁永春东山。
  四，元
  （一）达埔、蓬壶潘氏：唐光启（885—887）间，潘节从河南光州固始县入闽。元皇庆间（1312—1316）潘银胡由漳州入永春，先居于溪源，后迁到卓口，现散居达埔、蓬壶等乡23个村。
  （二）蓬莱巷梁氏：汉安帝年间（107—125），梁遐来闽之三山，后裔于11世纪由初惠安
  入泉州，14世纪60年代避乱隐居永春。（三）上场郑氏．其祖先自河南光州固始县随王潮入闽。元时自莆田迁永春上畅。（四）儒林辜氏：元末由南安白礁入永，居廿二都姑岭头。
  五、明（一）东平李氏：原居四川成都，明洪武间（1368—1398）李肇永调任福州左卫总旗，永乐年间（1403）迁永春督屯军田；定居太平里。同时来永春屯垦军田并定居的还有仙乡郭氏、德风曾氏，小边张氏、都溪梁氏等姓。（二）一都黄氏：明洪武间（1368—1398）自安溪■盘迁入永春古格。（三）一都萧氏．明正德七年（1512）自安溪达德迁永春一都古格。（四）玉斗康氏：唐时从河南光州固始县入闽，先居建阳县，后迁安溪盛化里。明时迁永春锦斗芦蚯，再移玉斗凤山。（五）达埔李氏：明洪武初（1368）居永春九、十都官林。（六）湖洋刘氏：其祖先唐时从王潮自光州固始县入闽，居安溪依仁里。明宣德已酉（1429）迁永春十九都桃源巷头。（七）桃溪周氏：明初，周逊由莆田北磨来永春城南象山下定居。（八）儒林邱氏：其祖先唐末避乱由河南光州固始县入闽居泉州，明初迁永舂城西卿美。（九）化龙王、林、薛、萧等四姓和高垄王氏都是明代由泉州迁入的。
  此外，还有许多姓氏是到永春为官、经商、做工等而定居下来的。
  第二章变动
  永春人口，自宋至清道光九年（1829），只计算征课赋役的丁口数，a有记载具体的人口数。
  宋代，全县有主户10510户17262口，客户5380户7388口，主客户合计15890户24650口。
  宋元期间，泉州成为对外贸肠大港，永春因经商而外出的增多。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全县民、军、力士、匠，铺兵、校尉共4041户，男子妇女
  21077口。洪武以来，“邑以抽军故，民之逃、移、死、绝者过半”。逃、移者有往海外谋生，
  亦有移居内地的。到永乐间（1403一1424）全县只有2095户6670口，成化年间（1465—1487）
  剩下1841户5566口。嘉靖到隆庆间（1522—1572）保持2000多户近8000口，万历间（1573—1620）又减少到1562户7295口。
  清初，全县共有28004了口，内成丁15249丁，食盐课12755口。康熙五十一年诏令“滋生丁口永不加赋”之后，经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乾隆廿二
  年（1757）的八次编审，计滋生丁口1240。到道光九年（1829）查照保甲门牌核实全县土著民户、屯户共73764户，男妇大小户口共297341名。内土著民户成丁男妇110221名，幼丁男女109042名，屯户成丁男妇52839名，幼丁男女25239名。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永春人开始成批到台湾与海外谋生。据《蓬莱黄氏族谱》、《凤山康氏族谱》、《留安刘氏族谱》、《魁塔陈氏族谱》、《魁斗谢氏族谱》、《诗元锦斗林氏族谱》、《官林李氏族谱》记载：自明末至清朝中叶，这七姓旅外族人死在南洋的644人，死在台湾的640人，东山村颜姓，自明以来移居马来西亚的有627户，移居江西、浙江及木省德化、大田，福清，仙游、南安的85户。
  清末，西方势力入侵，华工成为最廉价的劳力，地方又连年兵祸，于是到南洋去的人更多。威丰三年（1853）的林俊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代理永春知州陶绶锦在西向为农民所杀，同治四年（1865）州民因反对征收“厘金”，火烧税馆等事件，都招来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群众相率逃往南洋谋生。
  民国7年（1918）以后，地方军阀混战，捐税如毛，民不聊生，纷纷外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因国民党的“剿匪”，不少群众逃到南洋谋生。民国25年全县为34603户202005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民国政府滥抓壮丁，虐杀新兵，又有大批出国。到1949年全县户数增加到44500户。而总人口却减少到192608人，其中男96303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速度快。1950年到1987年的38年中，除1961年外，每年都在增长。其中年增加万人以上的有1958、1962、1963、1965、1967、1971、1972等年份。增长幅度最大的是1958年达70.11‰（大炼钢铁期间，a安、晋江、仙游等地来永春设厂炼铁，大批炼铁工人迁入），其次是1965年为53.43‰。70年代中开始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从1974年以来，年人口增长率一般控制在10—20‰之间。
  第三章分布密度
  永春习惯上分为东、西两部分。即马跳以内为西部（或叫西半县、内半县），总面积644平方公里，占全县的44.02%，长期来总人口约占全县的20％左右；马跳以外为东部（或叫东半县、外半县），总面积819平方公里，占全县的65.98%，多溪谷平地，气候、土壤等条件都较好，人口相对稠密，总人口占全县的80％左右。
  清初，全县每平方公里有19丁口，民国23年（1934）每平方公里为128人，1949年为132人，1964年达到185人。1964年西部8个公社、3个国营场总人口5323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68%,平均每平方公里83人；东部总人口21732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0.32%，每平方公里265人。其中每平方公里超过400人的有蓬壶、五里街两个公社。
  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县每平方公里达到291人，比1964年增加106人，增长57.3%，年平均增长3.18%。其中西部8782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64%，每平方公里136人，比1964年增加53人，增长63.9%，年平均增长3.55%，超过全县平均水平。呈祥、锦斗每平方公里达到300人。曲斗公社由于原煤，水泥生产的发展，人口飞速增长，每平方公里比1964年增加85人，增长近1.8倍，年平均增长近10%，东部33775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9.36%，平均每平方公里412人，比1964年增加147人，增长55.47％。领属桃城、西安居委会和环翠、儒林、华岩大队的城关镇，每平方公里4582人，蓬壶公社每平方公里超过600人，石鼓公社达到524人。1987年，全县总人口464768人，每平方公里318人，比1982年增加27人，增长9.28％，比1949年增加186人，增长1.4倍，年平均增长3.71％。西部总人口已超10万人，东部万多人。
  第四章 构成
  第一节 民族姓氏
  一、民族1982年永春居民中汉族为425467人，少数民族103人，外国人入籍7人。实际上有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与汉族通婚，生活在一起，已经汉化了，没有保留少数民族的风俗和服饰。如锦斗乡卓湖有3000多人原姓钟，系畲族，清代改姓章，历次人口普查中都报为汉族。80年代，落实民族政策，在永春的少数民族重新申请并得到承认。
  部分年各族人口情况
  注：1987年的少数民族中有1140人是1982年后确认的．
  二、姓氏（以笔划为序）
  水春现有160姓，即卜、丁、干、于、万、马、尤，牛、车，韦、毛、巴、邓、工、方、孙、冯、他、叶、卢、史、包、宁、古、石、白、田、甘、乐、伍、许、刘、汤，阮、朱、江、华、伍，邬、邢、池、庄、纪、陈，吴，张、苏、余、宋、杨、李、麦、辛、邱、吕，汪、何、杜、巫、严、邹、初、孟、连、房、段、陆、迟、危、花、应、林、郑、郭、周、罗、沈、官、宗、金、和、卓、郎、易、茅，姚、施、洪、范，柯、姜、赵、俞、柳、骆、胡、郝、桂、贺、查、钟、徐、涂、高、夏、侯、秦、唐、倪、翁、钱、贾、陶、留、袁、凌、黄、康、戚、章、萧、梁、曹、盛、寇、龚、梅、崔、谢、傅、曾，董、彭、温、赖、辜、释、程、褚、蒋，雷、蒲、詹、蓝、葛、虞、蔡、黎、廖、翟、颜、潘、滕、樊、薛、穆，戴、魏、司徒，欧阳。
  上列姓氏中，人口逾一万人的有林、李、播、郑、颜、康、黄、陈、王、刘、郭。
  各乡镇主要姓氏：（以笔划为序）
  桃城镇：王、方、李、邱、许、刘、杨、苏、张、父、陈、余、郑、林、郭、周、第二节性别年龄
  一、性别
  历次人口普查中，男性多于女性，但如按年龄段分，60岁以上的女性却多于男性。没有生男而多生女的，个别有溺婴和弃婴的陋习。民国26年（1937）人口统计的数字，男性占
  52.62％，女性占47.38％，民国32年男性占49.82％，女性占50.18％。1950年至1985年的36年中，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的有28年。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如以女性206421人为100，则男性219156人为106.17。其中60岁以上的男性有9723人，女性14509人，比男性多49.23％。
  部分年份男女人口情况
  单位：人
  二、年龄民国及其以前，永春人的平均寿命不长，故有“五十无夭寿”、“七十古来稀”的说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永春人的平均寿命延长。1964年，全县60岁以上的13462人，占总人口的5%其中70岁以上的4138人，占总人口的1.54%，达90高龄以上的23人。1982年全县60岁以上的24232人，占总人口的5.69%，其中70岁以上的8586人，占总人口的2.02%，达90高龄以上的70人。
  两次人口普查时各年龄段分布情况
  第三节 城乡文化职业
  一、城乡
  永春人民以务农为主，除桃城、五里街外，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较少。1949年全县城镇人口（非农业人口）7422人，占总人口的3.85%，乡村人口（农业人口）185186人，占96.15%。1950年全县城镇人口上升到占总人口的4.13％。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户口在农村的，口
  1粮由所在地根据丰、歉年安排，户口在城镇的，口粮由国家定盘供应（即吃商品粮）o1955年城镇人口又上升到157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11％。工商业公私合营后的1957年，城镇人口的比例下降到4.34%。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下洋、坑仔口一带进驻大量炼铁人员，城镇人口激增至4676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84%，但流动面大，1960年下降到13.24%,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多数铁厂先后下马，城镇人口减少到占总人口的
  5.98%。1962年至1969年，城镇人口的比例稳定在7-8％之间。1969年开始动员城镇居民（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0年城镇人口减少到1546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71%。1971年到1980年保持在6-7.5％之间，1981年回升到8.08%。此后，因为落实政策、照顾科技人员和部分领导干部家属，每年都有一些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到1987年，全县城镇人口增至4736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19％。
  城镇居民定量供粮，又有招工就业、副食品补贴等优待条件，故曾出现农村人口挤向城镇和城乡通婚中部分户粮仍留农村等向题。近几年来，准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城镇谋生，即“离土不离乡”，估计全县有10％左右的农民到城镇长期居住。
  二、文化
  抗日战争前，全县受过中等教育的有850人。民国33年（1944）全县具有小学以上程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1.55％，文盲占52.67％。民国36年，全县文盲率上升到占总人口的
  65.50％。新中国成立以来，努力普及教育，兴冬学、办民校，大力扫除文盲。60年代后，大队有小学，公社办中学。1964年人口普查时，全县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总人口的
  42.08％，12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8.17％。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县有小学以上程度的占总人口的63.55％，青壮年文盲半文盲率仅占18.38％。1985年经晋江地区验收，永春无文盲率达到903％，是泉州市第一个基本无文盲县，并普及了小学教育。
  .5
  邰分年全民文化程度情况
  三、职业民1933年（1944）全县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43537人，占总人口的21.7%；从事工矿业的2859人，占1.4%，从事商业的9218人，占1.5%，从事交通运输的108人，公务人员1165人，自由职业1176人，从事服务性的（包括半劳动力家务性劳动）69004人，占总人口的3.4.91％；其他的1316人，无业人员4491人，占总人口的2.83%；服兵役的5889人，占总人口的2.88%；在学的12566人，占总人口的6.14%，未满职业年龄的53375人，占总人口的26.07%.1964年，全县从事农业劳动的86258人（其中半劳动力17777人），占总人口的32.06%,从事工矿企业的2008人，占0.75%；从事K占0.81%，
  b业服务业的2191人，从事交通运输的1010人，占0.38%；从事建筑的566人，占0.21%，从事文教卫生的2894人，占1.1%；党政
  ■工作人员930人，占0.35%，农林水和其他事业2147人，占0.8%。
  1982年底，全县人口429267人，其中从事各类专业技术的8318人（男5890人，女2428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工作人员2175人（男2054人，女121人），企事业办事人j,;1817人（男1596人，女231人），商业人员2726人（男1730人，女996人），服务性人员2181人（男1535人，女646人）；以上各项占总人口的3.97％；农林牧渔副劳动者139279人（男90012人，
  女49267人），占总人口的32.5％；生产、运输工人22865人（男15873入，女6992人），
  占总人口的5.30％；不便分类和其他劳动者54人（男32人，女22人）。余下的249852入中，
  包括在学的、待业的，未满职业年龄的和丧失劳动能力的。
  新中国成立后，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分。1949年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6.15％，非农业人口占3.85％；1987年农业人口占89.59％，非农业人口占10.41％。
  第四节 婚姻家庭
  一，婚姻
  传统婚嫁是凭“父母之命，煤妁之言”。民国以后，民主自由思想逐渐传播，在知识界中有的冲破旧传统，实行“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新中国成立以来，宣传贯彻新婚姻法，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禁止近亲结婚，允许同姓而五服外的结婚。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婚的就逐渐地多了起来。同时，婚事新办，不索聘金，少送彩礼的风气也逐步形成。1960年以后，买卖婚姻，索取高聘金、厚彩礼、结婚讲排场等陋俗重新抬头。近几年来，婚事新办虽也时有所闻，但不是占主导地位。有的择偶觅婿，先看看对方的家庭地址，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一般是男方家住集镇、平原的择偶比山区容易；干部职工和从事商业、运输业、工匠技工的比一般农户容易；侨户，港客就更容易了。专业户与生产能手也是女方择偶的重要对象。湖洋乡女方择偶先看男方有多少柑茶园。边远山区、贫困户中的个别男人三四十岁还没有能力结婚。
  旧社会习惯早婚，一般认为女的16岁、男的18岁就可以结婚了。1950年公布的婚姻法规定，男年满20周岁、女年满18周岁为法定结婚年龄。1970年提倡晚婚，要求男25岁，女22岁或男30岁、女28岁方能结婚。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规定：男22周岁、女20周岁为法定婚龄，并提倡晚婚晚育。由于残存着早婚和买卖婚姻的陋习．有的不足婚龄的男女青年，未进行结婚登记就同居了，等到达结婚年龄甚至生男育女后，才补行登记手续。虽然对补登记者给予批评教育，并处以一定数量的罚款，但收效甚微。
  由于男略多于女，男女择偶，一般是男的条件要比女方好，还要付给女方相当数量的聘金、彩礼。1982年全县离婚而未再择偶的男889人，女111人。不合理的婚姻陋习在滋长，它影响着家庭幸福和社会风气。
  二、家庭以前，有些人以维持四代、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为光荣，民国26年（1937）全县户平均人口6.23人。此后，连年战争，经济不振，加上为逃避国民党政府抓壮丁，兄弟成家后一般即分居自立门户，传统的大家庭渐渐减少。到1949年，全县44500户192608人，户平均降至4.33人。1951年农村土地改革后，经济好转，家庭结构相对稳定。从1952年到1960年，全县总户数均在4.8万户到5万户之间，户均人口4.2人左右。1961年全县51391户249430人，户均增至4.56人，1962年又增至4.61人。1963年以后的20多年中，户均人口一直保持在5人上下，其中1970年户均5.3人为最多，1987年户均4.69人为最少。
  第五章 計划生育
  “在多子多福”旧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历来对生育是放任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济也以多子女的家庭为重点。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人口急剧增长．至1963年全县人口增加到270551人，比1949年增长40.47％，于是开始宣传计划生育，免费供应避孕工具。1965年有些机关干部、职工带头实行绝育手木。1966年“文革”开始，计划生育工作被搁置了。从1967年至1970年的4年中，有两年人口的年增长率都在30‰以上。
  1971年，县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1972年规定．凡生育三胎以上的育龄夫妇，要动员其实行绝育。鼓励晚婚晚育，优生少生，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提倡女的25岁、男的28岁，山区农村女的23岁、男的25岁结婚。各公社卫生院成立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室），负赍宣传介绍避孕常识，做好四种手术（男扎、女扎、上环、人流引产）。各公社都摘试点。女扎的补助营养费6元，男扎3元，参加集体劳动的女社员做结扎手术的由生产队付给10天工分，男社员做结扎手术的，由生产队付给同等劳力的5天工分。女职工做结扎或人工流产的，给休息二星期；男职工做结扎的，给休息5天。如经济上有困难的，在福利方面予以照顾。
  1973年9月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两胎。1974年全县各医院和医药门市均设避孕药具免费供应点，县医院和主要卫生院陆续配备计划生育手术医生。
  1977年提倡“晚、稀、少”。规定：一对夫妇生二个孩子，第一胎至第二胎要间隔四至五年。晚婚年龄，城镇、机关、企事业单位男的28周岁、女的25周岁，农村男的25周岁、女的23周岁。
  1979年提倡．农村的婚龄，为男25周岁，女23周岁，城镇居民、干部、职工，为男26周岁、女24周岁。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第一胎和第二胎要间隔四年。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要响应“最好一个”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就采取绝育措施者（子女幼小，可先放环，后结扎），由女方所在单位核实后报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发给“独生子女证”。独生子女享受“三优先”、“三免费”即凭证优先入托儿所、幼儿园，优先入学（同等条
  件），优先医疗；入托儿所、幼儿园免收，保育费，小学、初中免收学什费，从小事受公费医疗至10岁。凡招生、招工、招干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各生产大队，对只有一两个女儿的老年社员，优先实行养老金或退体工分制度。还规定“白1979年1月1日起，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不到晚婚年龄结婚的，每年罚款50至100元，到男女双方各至晚婚年龄为止。一胎间隔不到四年而生育第二胎的，每年罚款50至100元，到间隔四年期满为止，生第三胎的每年罚款50至100元，到孩子16岁为止”。同时，全县招收23名计划生育专职干都，派往各公社工作。这一年，全县人口年增长率下降到10.44‰。1980年2月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还规定“从1980年起，干部、职工、城镇居民要带头落实一胎化”，“农村要积极扩大一胎，严格限制二胎，坚决刹住三胎”。生一个孩子施行男扎或女扎手术的，由县发给独生子女证，并给奖金100元；生一个孩子施行上环乎术的，与社队、单位订立合同，写保证，由县发给独生子女证，农村给奖金20元，机关、企事业由单位给奖金20元。1980年1月1日起，农村独生子女每月给保健费3元，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每月发给保健费4元，至14周岁为止。重申党团员、干部、职工要带头实行晚婚、节育，并以此作为考核政治思想和执行政策表现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不实行晚婚，节育的，不招工、不招生、不补助、不评奖、不调资，不提干、不入党入团。5月又规定：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二个孩子的要结扎。10月补充规定：白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上环加保证终身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由原来一次性奖励20元改为30元。只生二个女孩的夫妇施行男扎或女扎手术的，奖励金30元。这一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8.96‰。从1980年以来，每年集中力量开展二三次或三四次四种手术突击活动，并对县直各单位及其下属单位普遍进行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大检查。
  1982年6月规定：按法定婚龄推迟三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妇女24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孩子者为晚育。对独生子女保健费，从申请起到14岁每月发给3元至5元，有条件的单位也可以一次性发给，但最多不超过300元。国家干部或职工领取独生子女证者，其产假可延长到四个月（达到晚婚者，可延长到四个半月）。这一年，五里街公社被评为全省计划生育红旗单位，岵山公社，城郊公社、达埔公社金星大队、湖洋公社吾岭大队、城关镇五里街居委会、五里街公社蒋溪大队被评为省计划生育先进单位，2人被评为省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
  1983年2月规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方是国家干部、职工或城镇居民，另一方是农村社员的，在生育安排上一律按千部，职工和城镇居民的要求，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问题，要求生第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要间隔五年），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准生第三胎。
  这一年，湖洋公社、五里街公社，石鼓公社桃星大队、永春纺织厂被评为省计划生育先进单位，3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4年7月，取消了对国家干部、职工（包括集体工）、城镇居民生育
  一个孩子享受奖励30元的待遇。对全县2000多名独生子女进行全面体格检查。这一年，县和岵山乡、五里街乡、城关镇荣获省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称号，有4人被评为省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
  1985年12月，县委和县政府联合发文提出。一、结婚与生育，二，奖励和限制，三、办理婚姻登记和严禁早婚早育，四、征收计划外生育的社会抚育费等有关规定，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这一年，桂洋乡、石鼓乡、介福乡、城郊乡、湖洋乡吾岭村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称号，谢雪芳、陈百平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1年以来，农村中超胎生育的屡有发生，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回升，除1982年外，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10‰，其中1983年达到21.82‰。从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看，19岁以下的人口有220214人，占总人口数的51.7％，即将进入第三个婚m、育龄的高峰期。农村中认为没有一个男孩就是断了后代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上现在的社会福利还差，大家都怕老无依靠，要推行“～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阻力还是很大的．
  第六章 人民生活
  1949年以前，广大城乡群众在高租重利、苛捐杂税的盘剥下，终年劳象，难保温饱，大多数过着“草菜半腹粮”的贫困生活。民国20年（1931）全县仅有脚踏车（自行车）125辆，且都是外国产品。抗日战争期间，城乡人民尤其是侨脊，的生活普遍陷入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经济得到发展，生活有了保障。1958年的“大跃进”、“瞎指挥”、“共产风”，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1959年后连续三年经济困难，人民生活困苦，以瓜菜代粮食，许多人患了水肿病，甚至有人饿死。1962年后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经济得以复苏，群众生活开始好转。“文革”10年，政治运动取代经济建设，
  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有的有所下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群众生活迅速改善，高档商品需求量越来越大。
  1985年，全县有自行车6万余辆，摩托车1000余辆，私人购买的汽车、拖拉机3000多辆。1987年
  全县人均国民收入447.98元。比1978年增长1.68倍，人均消费额324.42元。但在外来生活方式
  和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影响下，有些人未能量入而出，盲目攀比物质享受，助长奢侈之风。
  第一节城镇人民生活
  
  工949年前，在城镇居住的大多数是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或从事运输，服务行业的劳动者，他们自谋职业，靠各自的一技之长维持一家生计。有些商人既经商又在农村买田地出租，还有部分靠薪俸生存的官僚，靠工资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民国25年（1936），全县非农业户6762户，占全县总户数的20％。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人员绝大部分成为全民或集体职工，经济来源主要靠工资收入。19邬年全民职工年人均工资收入498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倡多种形式就业，搞活市场经济，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的增多，出现各类个体专业户。1985年，桃城镇桃城居委会四、五、六、七选区不完全统计，有干部、职工88户，从事建筑业的26户，手工业15户，小商贩29户。1987年，全民职工年人均工资1435元，城镇集体职工年人均工资1031元，中外合资企业职工二年人均工资1397元。
  一、吃民国及以前，城镇一般人家每日三餐吃稀饭，辅以地瓜等杂粮，逢年过节买点猪肉等副食品。1953年，城镇居民开始实行粮油定量供应，成年人每月大米24斤、油4两，副食品消费量迅速增多。60年代初，居民粮食定虽减少，提倡“瓜菜代”中后期开始定量供给豆腐、肉、糖等副食品。进入80年代，由于收入增加，城镇居民食谱，有很大变化。普通家庭每日“一干两稀一点”，集体食堂大多是“两干一一稀”，且多吃细粮。副食品定量供应改为现金补贴，自由采购。大部分居民已从吃饱转向吃好，逢年过节举行家宴的越来越多。不少人家婚丧喜庆讲排场，铺张浪费。有些人家丧葬时既请道士、和尚，又雇中、西乐队，迷信之风有所抬头。
  二、穿民国以前，除少数官僚士绅穿绫罗绸缎外，平民大多穿土布汉装，少量机织布。民国期间，一般平民衣服只分冬、夏装，脚着木屐的仍很普遍。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居民一般穿咔叽布汉装或中山装，但式样、颜色较为单一。呢绒、哔叽、毛衣只少数人穿用。“文革”中，草绿色军装风靡一时。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化纤布料服装，并逐渐取代棉布衣服。进入80年代，从穿暖转向追逐时髦，从买布制作到直接购买成衣，有的还讲究高档名牌。各式皮鞋、旅游鞋、凉鞋取代了胶、布鞋和木屐，各式丝袜代替了布袜、线袜。一般穿着四季分明，补钉衣服已极少。
  三、住民国时期，城镇居民住房绝大部分都是土木结构，除街道两旁有二三层店式楼房外，其余大都是平屋，且低矮阴暗，规格也较为单一，楼梯、楼板、门窗都是杉木或杂木制作。70年代以来，部分机关、厂矿开始兴建砖石水泥钢筋混合结构的宿舍楼，部分干部、职工住上宽敞明亮的套房。80年代中期，由于改革开放，不少个体户富裕起来，部分干部、职工、个体户掀起建房热，一幢幢砖石水泥钢筋混合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桃城镇桃东村的耕地大部分建起楼房，且多为四五层套房。装修日趋高档：有的玻璃钢质门窗、瓷砖地板、各色涂料的墙壁、消音天花板等。
  四、用民国时期，家具都为中式木、竹制品。使用钢笔、座钟，怀表、手电筒的人不多。50年代家庭有收音机的很少。60年代初，城镇居民大多用电灯照明。70年代大多数家庭有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闹钟、铝材日用制品。进入80年代，家用电器日渐普及，电视机、收录三用机、洗衣机、电风扇、电饭锅、电烫斗等已成为普通家庭必备之用品。手表、自行车不但每个干部、职工都有，而且在中学生中也不为少见。不少家庭有录像机、照像机、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用品，不少新房里是组合家具高档沙发。
  第二节农村人民生活
  
  民国25年（1936），有农户27047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0％，其中佃农16634户。民国26至38年（1937—1949），锦斗、坑仔口两乡约有2000多户，卖儿子的131户，借高利贷的359户，“草菜半腹粮”的491户，流落当乞丐的13人，外出逃荒的22人，为逃避抓丁而逃亡的92人，给地主当长工的57人，给富农打短工的659人。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生活迅速改善。“大跃进”以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些社队每人每日仅发大米三两。德风村1960年死亡60多人，经鉴定属非正常死亡的40多人。“文革”中“政治评分”，“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做法，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20多年来的“大锅饭”，出现部分万元专业户。1987年，在黄沙、美林、嵩溪，楚安、吾中、凤美、张埔7个村中抽查70户农家，人均年总收入517元、纯收入365元；人均年总支出502元，其中生活费用支出320元，人均实消费稻谷412斤；人均住房面积10平方米。
  一、吃1949年以前，农民生活水平很低，一般农家三餐都是稀饭，只在大忙或逢年过节时才日吃一餐干饭。不少农家一年四季的主粮是地瓜、地瓜于、地瓜渣和其他杂粮，有的三餐难以维持，靠借贷过生活。遇上天灾人祸，则家破人亡。1951年农民按人口分得土地，做了主人，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连年大幅度增产，许多农家开始有余粮。1957年全县人均口粮645斤。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低标准，有的以瓜菜代粮食，有的甚至断炊饿死人。“文革”期间，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1976年人均口粮下降到404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数农民迅速解决了吃饱问题，不少农家平时每日“两稀一于”，农忙时“两干一稀”，地瓜已不作为主粮。有的婚丧喜庆讲排场，节日设家宴。一般人家婚庆设筵二三十席，个别的上百席，因此而负债的大有人在。
  二、穿
  民国时期，普通农家都是穿家织土布汉装，少数地主、富农穿长袍马褂、戴爪皮帽。广大农民白天赤足，晚上穿木屐，挑担时穿草鞋。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衣着式样不断更新，但“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的俭朴之风不变。70年代后期，衣服的制作由主妇手工缝制转为裁缝师傅裁剪，缝纫机制作。衣料大多选用涤纶，尼龙，穿补钉衣服的少了，木屐已为各种拖鞋所代替。进入80年代，农村中讲究衣着以至穿皮鞋、西装的人逐年多起来。
  三、住
  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村盖房子的地皮要用三倍于买断土地的价钱购买。如果所买的田地是公田，还得由同宗族亲画号签字。一些地痞、豪绅以“挡风水”为借口趁机敲榨。因此，凡兴建新房都被作为大事载入族谱。住宅都是土墙平屋，居室窄小，有的，床上睡人，床下挖洞养禽畜。土地改革以后，许多翻身农民在其旧居的附近添盖新房，也有另觅新址的，但仍是土木结构平屋，传统格式。
  80年代以来，广大农村掀起“建房热”，一座座新楼拔地面起，占用了许多良田。楼房大多是二三层钢筋水泥与砖石混合结构，居室宽敞明亮，装修日趋高档。仙夹乡西向郭氏八世次塘一派繁衍380多年，前350年只建5幢房屋，近30年新建13座房屋。
  四、用民国及以前，农家家具简陋，脸盆、水桶等都是木制品。多数人家留“火种”引火，夜间照明用竹片，松脂片，能用上灯火盏（油灯）的就很不错。计时白天看日影，晚上听鸡呜。50年代，热水瓶，搪瓷制品进入农家。70年代塑料制品的应用增多，许多农家有自行车、闹钟，缝纫机。1980年以后，不少农民戴上手表，部分专业户购买汽车、拖拉机、摩托车。农家基本上用电灯照明，电风扇、电视机、收录三用机，洗衣机、电饭锅等家用电器也进入部分家庭。1985年东平乡共5633户，用电5626户，占99.88％，有电饭锅808个，鼓风机节柴灶615个，家用电风扇1593台，电视机703台，收录三用机466台，电冰箱7台，洗衣机5架。1987年，对黄沙、美林、嵩溪，楚安、吾中、风美、张埔7村中70户住家进行调查，拥有自行车48辆、缝纫机33架、钟41只、手表93只、电风扇15台、收音机10台、收录三用机。4台、黑白电视机10台、彩色电视机1台、沙发5个，大衣柜20个、写字台35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