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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至春秋战国时期，晋江系古越人聚居地，有“削发、文身、漆牙”和“生殖崇拜”之俗。西晋永嘉之乱以后，衣冠南渡；唐、五代时，中州士庶50余姓相继入闽；北宋，中原百姓又纷纷南迁。这些对晋江风俗影响很大。
自唐以降，晋江文化渐兴，礼教弘扬，影响日深，民俗淳朴，知礼重义，有“海滨邹鲁”之称。宋元以后，晋江曾为海上交通贸易中心之一。随着各国商贾云集，多种宗教传入，且僻处海隅，人稠地狭，出国谋生，流寓异邦者众多，从而形成著名侨乡。晋江风俗既有中原古老文化的遗风，又有外来文化的痕迹。在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日、礼仪道德、信仰崇拜、乡土民情等方面，无不勾画出中外文化交融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风俗不断走向文明进步。崇尚科学，敦亲睦邻，遵法守纪，爱国爱乡，“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等社会主义新风尚得到发扬。“破旧俗、立新风”日益深入人心，但一些陋习流弊并未完全销声匿迹，有时还会沉渣泛起。
第一章 衣食住行
第一节 穿戴
晋江人的衣饰打扮，既承袭传统，又受海外影响，故颇具特色。
一、衣着
清道光《晋江县志》载：“上古草衣卉服，太朴无华”。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仕宦“品服荣身悉遵定制”，一般平民百姓“冠裳之饰而贵贱无淆”。清末，平民百姓以粗布汉装衣服及镶边大裾衫，纳底布鞋、草鞋、木屐为主。仕宦缙绅以及殷富阶层则穿弓鞋、珠拖，长衫马褂，并冠以“鲁笠”或瓜皮、毡仔帽。民国以后，中山装、学生装、长衫、旗袍、连衣裙、皮鞋、胶底鞋逐渐进入社会生活。抗日战争结束后，菲律宾华侨带回的各种美国军服、军鞋、军帽，一度在晋江流行。新中国成立初，则时兴灰、蓝色“列宁装”、“干部服”以及“万里”鞋、球鞋之类，出现所谓清一色“蓝蚂蚁”时期。60年代初，“白鹄笠”、塑料凉鞋、拖鞋始进入一般群众家庭，改变了长期以来“天亮打赤足，晚上木屐响”的习惯。
“文化大革命”期间，绿色军装、军鞋、军帽甚为流行。此外，渔民衫（薯榔衣）、红灯芯绒女式外衣在社会上也十分趋时。改革开放以后，衣着变化甚大，进口及本地产的西装、牛仔服、茄克衣、套装以及品种繁多的时装琳琅满目，无所不有。人们讲究美观时髦，注重质地与“牌子”（名牌），而且变一衣多季为一季多衣。并以轻、薄、软取代以前厚、重、硬的服装。以往，村间农民习惯于赤脚，穷苦者常衣布袋衫。现身穿西装、“鞋袜带脚”耕地种田者不在少数。
晋江人穿衣除历来有“上肿下虚”（即上身厚、下身单薄）特点外，还带有一些地方色彩和习俗禁忌。青阳、池店一带当祖母的妇女，喜庆节日习惯穿大红袄。深沪、金井一带华侨妇女则常着花衫裤。衣服忌反穿、忌直接和衣带鞋入睡、忌衣服穿在身上打补钉、寡妇忌讳艳服等。有的“贵器”儿童常着“百补衣”，以避邪。
二、发式
清代，男人蓄发辫，儿童留束发。民国以后，剪去发辫，一般理平头或分头。家庭妇女留发髻，年轻姑娘扎长辫。抗日战争期间，推行“新生活运动”，男学生一度盛行剃光头，女学生剪短发。新中国成立后，发式变化不大，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男女亦讲究发式时髦，如剪“运动”发、长鬓发或卷发，家庭妇女弃髻卷发或剪发者亦甚为普遍。遇长辈去世，仍保留49天内男人不理发的旧俗。
三、打扮
清末民初，女子缠足陋俗流弊甚广，民国以后始废。妇女素有薄施脂粉注重打扮的习惯，常以珠仔针、夹针、丝线札的红花，或各式金银玉钗，甚至用芙蓉之类鲜花插于发髻或两侧。青阳、池店、陈埭一带妇女，有以时鲜花串绕髻习惯。喜庆时一般插红花。丧事期间要别上白、或蓝小布条以志哀悼。在抗日胜利后，妇女佩带珠宝戒指、金银镯链、耳栓玉坠日益盛行，体现侨乡“番客婶”雍容华贵之特色。但50年代末，在所谓“献金”运动中，即销金匿玉，直至70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佩金带玉才重新出现。一些青年女子浓装艳抹，染漆指甲；男人时兴西装革履、鲜艳领带、佩硕大戒指、项链、手链等。
第二节 饮食
晋江依山傍海，人多地少。自古以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一、主食
晋东南及西北旱地区以粗粮（甘薯、甘薯干）为主，沿海渔村渔民则常吃甘薯佐以鱼虾、海鲜之类，晋东水田区农民粗细搭配。副食常辅以豆纤、线面、米粉等。普通家庭平时俭朴，一日三餐，以稀为主，粗食淡饭，兼味盘餐，大都以自制豆豉、酱瓜、咸菜、萝卜干或沿海内河小杂水产品等。逢节祀日方见改善。凡遇喜庆节日，大宴宾客极为普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物质生活逐步提高。80年代，高档次食品、饮料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群众消费，日渐趋向营养化、口味化。
二、风味
晋江烹饪属闽南菜系。颇具地方特色的菜谱有：桂花蟹肉，珍珠蚝煎、通心河鳗、油焗红蟳、八珍芋泥、五香鸡卷、糖醋荔肉、汤煮鱼丸、清蒸鲈鱼、快炒红虾、归炖乌鸡、八宝香饭、虎咬荽草、四果甜汤等等。名土特产食品有：石狮甜粿、安海捆蹄、深沪水丸、东石蚝煎、衙门花生、安海食珍糕、源和堂蜜饯、石湖红膏蟳、龙湖金边鳖、灵水菜脯、五乡米粉、陈埭泥蛏、西滨礼饼等。地方小吃有菜粿、蚝〓、田螺肉碗糕、米糍、花生卷、肉粽、蚝煎、花生汤、面线糊、米丸、鱼丸、咸馅芋圆、炸薯枣、土笋冻等。此外，以甘薯为主食的农村，还有薯粉包、薯粉糊、撒粉坯、薯干粿、薯渣煎等农家小吃。
三、禁忌
古有“食不语”等禁忌。今仍存有若干食忌，例如：餐桌上菜忌6碗，以避“活祭”之讳；上9碗也视为自嘲或无礼，因方言的“9”与“狗”同音。用三个指头端碗为“乞丐相”。筷忌竖插饭碗中，以别于“辞生”之俗。用餐时严禁敲碗筷，才能家和。饭后碗底不留饭粒，以免生“麻子”脸。沿海一带的渔民，碗、瓢之类均不准覆置、吃鱼不得反翻，忌“船翻”。
第三节 居住
晋江一带传统民宅多为“皇宫式”大厝。“皇宫式”大厝，具有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对称等特点。大厝第一道是墀头大门，门位凹入，门上多嵌以绿辉岩雕刻业主姓氏郡望匾额，并装饰“伍员目”。大门要逢大事才启开，平时均由两侧边门进出。入门处下厅左右辟两间下房，下厅止步衔接天井，天井两侧的走廊和房间或叫“举头”或叫“厢房”。走过天井就到主屋正厝，中为厅堂，分前后两厅。厅的左右前后各有大房后房共四间，是主要起居住室。厅房结构，有“光厅暗房”之特点。大房与举头之间辟有左右两边门，可通室外或护厝，出后厅复有天井，两旁多半又是举头或厢房，最后是一列平屋作厨房、杂间或住房。大厝外的左右两旁，往往各建一排三间或五间的“护厝”。“护厝”中开辟为小厅，其余房间为住室。
“皇宫式”大厝大都为穿斗式木架结构。一般有四柱三开间或六柱五开间。屋顶为悬山式曲线燕尾脊，屋面顶铺红瓦、瓦筒、檐口挂滴水、瓦当。下房、厢房、护厝次之以硬山式屋顶或马头式山墙。房间间墙系用木板或砖壁，窗棂门扉，雕花镂柳。室内方砖地板，厅门、天井、墙础、埕院、台阶、举头铺设平整条石，四周红砖墙面贴砌各式几何图案。整体建筑造型，庄严大方，淳朴和谐。
民居习以聚族。大厝规模大小有一进一落，直至四进四落之分。豪华仕绅之宅，前有回向，后有花园，兼有东廊西厢、池亭水阁，书轩画室等等。普通百姓住宅结构、布局则较灵活简朴。建筑都为上木结构或土木砖石混合结构。
民国以后，民宅有新的变化，出现举头、下落戴楼，新旧结合的住宅。30年代始出现混凝土结构、式样不拘的洋楼。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型大厝构筑渐少，民宅时兴建筑改进型的砖石楼房。特别是80年代以来，堂构新颖，千姿百态，装潢美观，兼有会客室、厨房、膳厅、卫生间等现代设施，条石、砖混、框架结构的高楼大厦在晋江侨乡一带，比比皆是。而且，大厝门竖普遍镌刻有厝主名字的冠头联。城镇居民则渐趋购置布局科学的商品套房，逐渐形成居民新村。
历史上，晋江的一些住居陋俗仍时有出现，如建宅的中梁和“高尺”要长期妥善保留，女人不得跨越。如遇上女儿在娘家分娩，大都有下“高尺”之举，以拒外家夺走福气。乡间居民大门上常贴有八卦、佛符诸类以驱邪，大门正向习惯筑堵“照墙”，以避免冲路、冲巷、冲柱、冲窗、冲厝角等。正向路巷之宅的外墙，还常嵌“石敢当”以驱邪。尚未酬谢“土地”的新居，不得敲锣打鼓。正厅旁侧不添造厨房，否则有“乞丐背草袋”之讳。住室置床不能横梁等。
第四节 行走
晋江滨海一带，自古“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渔民行船海内外者颇多。内陆由于台地起伏绵延，溪流短浅，以舟代步却不多。清末民初，仕绅常以各种肩舆布轿代步，骑马代步者不多。庶民历来步行，唯婚娶，新娘才坐花轿。步履困难的儿童、老人则靠肩挑、独轮车运载。20年代，即有少数汽车营运。城乡间也相继出现些黄包车、自行车，但为数无几。新中国成立后，交通运输日益发达，以自行车、拖拉机、汽车代步者日渐盛行。80年代以来，依赖于汽车、轮船、火车、飞机作国内外商旅者骤增。境内乡镇通衢八达，公共汽车、出租小轿车、摩托车营运发达。日常上班、入学、做工普遍以自行车代步；个人拥有摩托车者也随处可见；一些企业家也拥有私人小汽车，反映出侨乡一派崭新的生活气息。
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科学落后，人们与自然灾害斗争能力薄弱，久而形成了一些行走的迷信习俗。尤以海上行船最为突出。如逢农历正月初七、二月初八不开航，正月初三、十三不启碇。相传与宋代杨继业（杨老令公）初三出征，十三兵败有关。一般行船船员均不得随意坐下，以免遭到“坐（停）风”之麻烦。船只抵靠海港码头，抛锚后，要烧“稳锭”金纸，以答谢神明保佑平安无事。此外，还有取金稳锭，弃金避免身沉等。至于陆上行走，也有诸如“初一、十五、廿五日头”不出远门之俗。幼儿习惯择日出门，佩戴香符，过桥“压金”，过庙“烧香”，尤其是首次到外婆家，出门之前，额头要涂上黑锅灰，意为向灶君辞行，以保庇小儿一路平安，俗称“笃灶额”。返回时，额头则要涂上红丹，以表示受到外婆丰厚款待，长得红光满面。另外婚丧忌相逢，穿村宜下马，以及抬尸不得过村入乡等习俗也十分突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普及，科学进步，上举诸俗逐渐消失。80年代以后，公路上上各类行驶车辆，于车上张贴佛符，悬挂香袋，用以驱邪避祸之风日盛。
第二章 婚丧喜庆
第一节 婚嫁
晋江男女婚嫁习俗历来颇为繁琐。
议婚，俗称说媒。即由媒人或亲友牵线，介绍嫁娶双方情况，经双方父母同意（后期有的家长还征求婚嫁本人意见），初步确定缔亲意向。
送庚帖，俗称“提生月”。双方缔亲意向既定，即由媒人或介绍人把用天干地支书写女方生辰年月的纸帖（又称“八字”）送至男家，压置于厅堂神龛香炉底下，3天以后，若男家平安无事，碗碟无损，合乎俗称的“三日圆”，再通过明查暗访女方家教品德，认可后，即把男方庚帖交中介者回送女家，女方又重复男方做法。在这期问若有一方没有“三日圆”，势必退还庚帖，取消议亲。
相亲。男女双方认可后，即由男方的姑母婶姆辈，择日径至女家相亲，以细察女方容貌仪表等。嗣后，往往还需到道观寺庙抽签问卜而后决定。
订盟。或称订亲、订聘，俗称“压订”、“戴戒指”等。仪式因人而异，繁简不一。一般男方送以戒指，订仪（红包）、喜糖等礼物，女方则以各式糕饼果糖及鲜芋、生姜、手巾扇等吉祥物回礼。仪式中，由男方直系女眷或姑母亲自将戒指戴于女方无名指上，婚事即告订笃。
纳彩，也称送彩礼。男家择日具柬，备办手镯、彩仪、喜包、坛酒、糖果、鲜花等彩礼去为女方“戴鑧”（戴手镯）。有的地方订盟、纳彩两者结合，一并进行。在彩礼中，除手镯外，女家尤其注重喜包、鲜花数量。因新娘出嫁时，受女方馈赠花、包的亲朋邻里，均要给新娘添妆“送路”贺喜。历来男女双方议定花包数量时，常出现讨价还价，犹如交易。
送花。婚期来临，男家还需具婚书礼帖兼有彩花、礼饼、绸缎等礼品送至女家。俗称“送花”。
此外，订婚后，女方还需向男方请求男家诸亲鞋样尺码，以提前制备各种新鞋，随嫁妆送给夫家诸亲，作为见面礼物。俗称“请鞋样”。清末，民间婚嫁纳彩、送花等礼仪渐渐趋向在“轿前盘日”，用花叠盘形式一并举行。“轿前盘”有七日盘、五日盘、三日盘和隔日盘之分。分法以办盘日子与结婚日子提前的天数计算。花叠盘包括：大盘小盘（或称头盘二盘），以及一大串用竹篮装叠的花包、花生糖、果品、全猪、鲜（熟）花、面线等礼担。故有“盘担”之俗称。其中大盘小盘系有丰盛佳肴、礼品、礼物（其中含聘金、六礼）。晋江历来聘金数额甚巨。聘金，女方一般“完璧送还”。所谓“六礼”，俗称“衫带”，为男方送给女方的喜帖礼、择日礼、被帐礼、花粉礼、收盘礼、嫁衣礼等。“六礼”女方历来皆收。“轿前盘”的送盘与收盘，旧俗也极其复杂繁琐。
结婚当天早上，新郎、新娘均要请福寿俱全的长者用木梳在头上梳三下。俗称“上头”，也称男冠女笄。新娘拜公上轿，要挥泪哭别，然后“封轿门”。由新娘的年轻侄辈挑灯引路，至村路口，新娘要从轿内丢出手巾、纸扇让女方亲属捡回。送嫁妈陪同，一路吹打到男家。花轿一至，送嫁妈抢先进门，边念“四句”，边撒“铅钱”（“铅”的方言与“缘”谐音寓意有缘，新娘入门后会受全家人疼爱），同时通知公婆、亲人和有“冲”者回避，然后新郎出迎“踢轿门”，再由新郎的年轻弟侄辈“请出轿”，新郎的嫂辈牵新娘跨过烘炉火入大门。沿道送嫁妈将篾笠米筛遮盖于新娘头上入洞房，挑乌巾、共吃红圆。当天，新郎亲朋邻里要送贺礼，男家则大宴宾客。新郎新娘要逐席敬酒，俗称吃“娶某桌”或“新人酒”。宴席上要尊新郎舅父坐大位（首席）。晚宴毕，新娘要到厅堂与翁姑及丈夫的亲属“相见”、“请茶”，被请茶者要以首饰、钱钞“压盅”答谢。嗣后即转入“吵新娘”（即闹洞房）。在新婚七天内的晚上可连续闹洞房，有“七日内不分大小”之俗。结婚隔天早上，新娘要到祖厝厅“启公”以及“启井”、“下厨房”、“扛水”等。新婚隔日（或三日、或五日、七日），新娘首次回娘家，称“头倒客”。女方即设晚筵宴请新女婿。请女婿席，礼仪甚多，宾主坐位和斟酒均严格有序，鸡、鳗两菜上席，女婿应即离席，故民间有“见鸡飞，见鳗趖”之说。青阳一带尤其忌上“乌贼”，否则即会触发事端。此外，新婚后还另有诸如换花、送灯、探房、送夏等习俗。
民国初期及以前，晋江男婚女嫁，一般由父母包办，各地基本沿用旧的礼俗。30年代，始有知识界倡导移风易俗，社会上“文明结婚”日渐流行。男女双方或经亲友撮合，或自由恋爱。志同道合者，一般只需赠物为据，照像留念，或于报端刊登订婚或结婚启事，夫妻关系便得到社会承认。这时期，城镇集体举行婚礼颇为时尚，影响所及，乡村陈旧婚俗的繁文缛节也逐渐简化。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婚姻自主，尤其是《婚姻法》颁布以后，实行自由婚姻，一夫一妻制度。除时有出现招嫁（即合伙婚）、二婚亲（男续弦、女再嫁），嫂叔婚（寡嫂与夫弟撮合）等旧俗外，诸如指腹为婚、童婚、童养媳、纳婢、纳妾、冲喜、嫁木主、嫁公鸡、女婢陪嫁等等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之劣俗，已基本消除。50年代，社会上自由婚姻，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十分盛行。用结婚证、合婚像、分喜糖、举行集体婚礼、开茶会等形式，取代了旧婚礼中的婚书礼帖，大盘担、大嫁妆，及其极为复杂的婚嫁习俗。民间一些守旧的婚嫁，也始有明显变革。如从说媒至订聘等一整套繁琐礼俗，改革为男女介绍认识，进而互相了解，同意后即合照订婚像，戴戒指，送“衫带”（彩礼），分喜糖。盘担改包礼金由女方代办。嫁妆普遍以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三大件为最高档。坐花轿改以自行车、三轮车代替。多兄弟结婚，唯序大（即兄长）者办筵，其他从简。简化或废除了诸多旧的礼俗，并打破历史上同姓不结婚、同村少联婚等旧的传统观念。80年代以来，晋江侨乡一带富裕家庭婚嫁，讲排场的遗风又有回潮，“重聘礼、大嫁妆”，聘金彩礼动辄以万元计；嫁妆包括彩色电视机、摩托车、电冰箱、音响和类目繁多的家用电器，更有甚者，有汽车、银行支票、套房等。城乡民间婚礼竞相铺张，波及渐广，普通家庭难以承受。民心普遍拥护政府婚事简办之倡导，移风易俗的文明婚礼仍深受社会欢迎。
第二节 生育
晋江一带，自古以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浓厚。民国以前，科学不普及，不讲卫生。用土法接生，婴儿死亡率甚高，故生育带有很多落后愚昧的，甚至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地方习俗。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科学昌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普及，一部分陈规陋习已渐消除。但一些地方习俗仍根深蒂固，沿袭深广。
孕妇临产前，娘家通常要送鸡蛋、线面、鸡等物品到男家，俗叫“催生”，以资孕妇营养保健，也藉以通知男家要做好生育前后的准备。婴儿出生，初喂哺以甘草黄连汤以至珍珠粉，后喂以母乳。产妇坐月要吃姜果（系用糯米粉、生姜末、酒粬发酵制成）、麻油、线面、煎蛋、爆鸡等热性补物。青阳一带，有7日内不吃干饭之习俗，以防干硬食物“损胃”，也防水份缺，乳水少。娘家一般还要为产妇送烹饪已就的瘦肉、面筋、鲜鱼等优质佐餐菜肴。
“重男轻女”历来甚为突出，生男时燃放鞭炮热烈庆贺，有向娘家“报生”的民间习惯。娘家亲戚则要贺送以鸡、蛋、线面等礼品。生女时，亲友一般仅送鸡蛋，不送线面。因线面系用面团手制拉长而成，有连续不断生女之讳。随着传统观念改变，男女平等，生女放鞭炮的、送线面也已有出现。
产妇房间，俗称“月内房”。外人一般都不能进入，否则可能触“霉头”。进“月内房”的人，一个月内不得触摸供品，敬奉神佛。坐月子的产妇及婴儿宜静养生息，坐月的产妇要经常躺卧，忌动七情六欲，忌走出房门，忌吹冷风、浸冷水等等。
婴儿出生后，志庆日子很多。为酬谢共同庇佑婴儿平安诸神明，婴儿出生第三日、第七日、第十四日，均有连续反复地供敬“床母”（眠床之女神）、七娘妈、檐口妈、夫人妈等迷信习俗。尤其在第十四天，产妇娘家要送来幼婴衣服、鸡、酒等。夫家则要备办大宗的姜麻油香饭或“糖豆”回礼，以资馈赠内外两家亲朋邻里，以示幼婴哺育顺利，安然无恙。弥月也称“满月”，夫家要以“满月圆”送亲友。“满月圆”米粿，俗称“猪母奶”，其状有如奶头，上面点个红，象征母乳饱满，婴儿健康。四周月，俗称“四月日”，产妇娘家又要备送鸡蛋、线面和幼婴衣裳、帽、袜。一般不送鞋，因有未周岁穿鞋以后走路易跌之俗忌。周岁，俗称“度〓”，要特别印制龟状糯米粿或面粉粿，俗称“度〓龟”或“四脚龟”馈送亲友。龟者善爬，象征婴儿很快能开步走路；龟者长寿，也象征婴儿健康长寿。度〓时，娘家礼品甚为丰厚，其中以缀绣个“卍”（古意为“吉祥海云相”，武则天长寿二年〔693〕规定卍读作“万”）字的“度〓裘”和虎耳帽、虎仔鞋等为特色，寓有避邪、吉庆、长寿之意。孩子周岁时，民间常有“爬龟”仪俗。所谓“爬龟”，即在大厅上置有算盘、秤、书、笔、剪刀、尺以及四脚龟等物，让孩子在爬行中任意选择，以占卜孩子长大后是工、是贾、是学。度晬之日，亲友祝贺，设筵酬神，宴请宾客，甚为普遍。沿袭民国以前富裕人家举办“请夫人”、谢天、内外鼓（即内有道士做敬、外有演戏酬神），肆意铺张者，已不多见。弥月、四月日、度〓，幼婴要理发，理发师常以熟红鸡、鸭蛋搓幼婴头脸，口念吉利四句。之后，还并有分送邻居乡亲“剃头蛋”的习俗。两周岁，俗称“头生日”，也有吉庆之俗。至16岁生日或“七夕”，更为隆重，各亲友送礼比度〓更丰，凡布匹衣服鞋帽等等，量多而质优。较富裕的外祖家，还常以黄金首饰、自行车、手表，甚至彩电、摩托车之类为礼品。庆贺之日，民间常用竹篾、五色纸糊制“七娘妈亭”并备供品向七巧娘或夫人妈“洗契”。此外，设筵演戏，酬敬天地等封建迷信仪俗，也时常出现。当日大宴宾客，铺张浪费甚为普遍。
第三节 寿庆
寿庆，俗称“做生日”，人逢周岁，16岁、弱冠（20岁）、寿诞（五秩以上）均作庆祝。平常生日，当天早上，一般煮线面鸡蛋烧香敬“灶君”，全家吃“生日面”。由于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影响，结婚而尚未当婆婆的妇女，一般不做生日。
晋江一带，做生日设宴酬神请客者，民间俗称“做大生日”，是为长辈祝寿的一种喜庆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医学落后，卫生保健甚差，平均寿命不高，所以，年满五十者就称为长寿，年至七十为“古稀”。因而五十岁开始做“大生日”，庆贺长寿者，甚为盛行。
一般“大生日”是做“九”不做“十”，也就是四十九做五十，五十九做六十，六十九做七十等，择“九”做“十”，寓意吉兆，因“九”与“久”谐音，有“长寿”、“长久”之意。庆贺日期则依据具体出生月、日而定，一般取农历。
做大生日时，全家老少聚集一堂，外出亲人提前回家，出嫁的女儿、孙女均应偕夫婿及其子女，并携带猪脚、寿面、寿蛋、烛炮等礼品亲临祝寿。德高望重的长辈做大生日，除本家亲眷外，一般亲戚朋友和邻居也来贺寿。贺礼有烛、炮，贺词、诗、对联、寿幛、寿轴等等。但忌送钟，以避“送终”之嫌。
富豪及仕宦缙绅做“大生日”，排场和仪式十分讲究。正厅中间摆设香案，案头高点大红龙烛，厅中悬挂寿星图或寿屏寿幛，两边贴“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寿联。横批则有“寿星高照”、“福寿双全”等佳句。寿星正坐高堂，夫妻白首齐眉者则同坐，以受儿孙辈拜寿。祝寿者，有时还吟诵祝寿诗词等。
祝寿礼毕，一般家庭即请亲友吃鸡蛋线面，但多数设酒宴请客。寿庆期间，旧俗富裕人家有请“嘉礼”（提线木偶）或戏班前来唱戏贺寿，热闹非凡。
祝寿礼事完毕，要向四邻馈送寿包寿面。也要让已婚女儿、孙女等至亲带回寿包寿面以分送邻里，俗称“压筐”，说是“内外欢喜”。
由于物质生活、卫生保健日益提高，晋江人平均年龄普遍增高，所以民间做“大生日”移于六十岁或七十岁做者，已逐渐形成习惯。80年代，一些殷富之家，时尚藉高级酒楼、宾馆、餐厅宴请宾客。举行祝寿仪式，寿庆挂彩灯、置花篮，高朋满座，鼓乐鞭炮齐鸣，甚为隆重豪华。送礼规格也随之提高，送钟已不属禁忌之列。年轻人（包括一些儿童）平时“做生日”，仿外国吃生日蛋糕，唱生日歌，开生日舞会，馈赠生日礼品，也日渐时尚。
第四节 建宅
建宅，民间俗称“起大厝”，也称“建业”。晋江侨乡一带，早就有句：“建业，‘业’字当头”的俗语流传。“业”的方言词义，有凡事多磨，艰难之意。历史上民间兴建住宅陈规仪俗十分繁琐。
一、择址合利
建宅之始，先请山家选择地址者相当普遍。事后，再由山家“牵庚”（即罗盘定向），确定住宅的建筑坐向、方位。民宅坐向忌朝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一般采用兼字，如东北方向即以“艮坤丑未”等为宜。乡村建宅普遍依山势龙脉。逆山势走向的，俗称“钳龙”，为“风水”所不取。所以，晋江村落住宅普遍有朝向基本统一之特点。
宅址与坐向一俟确定，又需经山家算合“年利”，方可动土。所谓年利，系以干支的“三合”、“三会”推算，如为“申子辰”或“巳午未”均示为“冲”，也就是宅址与当年年庚干支不合，方言俗称“无利”，就不得破土动工。
二、动土兴工
破土之时，民间习惯于正厅址处立一“福德正神”木牌，俗称“土地公”。破土前需酬敬一番，再用铁锥（忌以锄头）自东向西沿宅址四周挖一遍，称“动土”。动土后，土木即可兴工。但每逢农历初二、十六，均得奉敬土地公，直至宅建落成，“谢土”焚烧神牌，于正厅案上正式供奉土地公神位为止。动工伊始，一般先在厅正中置一磉石，为全屋建筑测量轴线与水准的依据。整座建筑规制与格局，通常统一于一根标画尺寸的“高尺”。“宫式大厝”各开间的长、宽、高规格均要严格符合“天父地母”寸白俗套。迷信“东龙西虎、重东轻西”吉利布局的宅式建筑相当普遍。施工中，凡下砛、置门、上梁、封归、合脊、放涵时，通常要选择吉日良辰，俗称“看日”。是日都带有一些迷信仪俗，如门底埋“五谷”，门柱顶压红布，中梁系“八卦”等。民间建宅，忌工匠暗中“做扣”（系指不利于房主的一种巫术），所以对各类工匠皆以礼厚待，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以及上梁等节日，都要设宴款待。故社会上有句“初二、十六，泥刀斧凿，封归合脊，师傅肚必（裂）”的方言顺口溜。
三、落成乔迁
新居落成，乔迁旧俗也颇具特色。一般乔迁均选择在吉日凌晨。新居主人长房大孙首当提红枣灯，其余则携带“脊驼梁”（床梁），摇篮轿车，鸡母鸡仔以及钱、水、米等，沿途燃放鞭炮入宅，以象征生息繁衍，人财两旺之吉意。乔迁之日，新朋邻里均贺送以烛、炮、红灯、镜、喜幛，甚至电视机、电冰箱、沙发椅等。而新居主人当日普遍敬备筵席，举行较大的谢天、谢土、酬谢夫人、土地等神祗的综合迷信仪式。演戏酬神者也时有出现。俗谓“一敬神、二敬人”。大摆宴席，送礼请客，庆贺活动，甚为热闹。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宅的陈规旧俗，随着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已逐步简化或革除。但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痕迹，仍斑驳可见。
第五节 丧葬
自唐以隆，晋江历为泉郡首邑，名宦迭出，士绅甚众，丧葬诸事习用官仪，影响深广。因而丧礼隆重，葬仪繁琐的仪俗逐渐形成。除基督教徒保留祈祷仪式以及十三四世纪少数回族用伊斯兰教葬礼外，大都沿用“丧葬悉遵古礼、祀先至诚；忌节及岁时伏腊，备物致祭、必洁必丰”的旧俗。
晋江俗规凡50岁或做“公辈”病危临终者均要抬置厅堂，男左女右，卧于4块床板简易搭成的床铺上，称为“寿终正寝”，俗称“上厅边”。死者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上“寿衣”。俗称“换张老衣裳”，寿衣服饰仿清服，内外7层。如断气后才更衣著，俗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辞世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并在尸体上置一面铜镜，预防家猫跨越。嗣后治丧开始，主要仪俗与程序如下：
守灵丧家大门上要挂上一块白布，死者亲眷要披麻带孝，跪坐在铺前稻草中哭哀，俗称“温狗朝（厩）”。随后，亲眷在死者铺头点燃一根白烛或一盏油灯，并置放一瓦片粘泥土（由孝男从池旁埂边挖来的）和蛋线面一碗。碗中插有竹筷一双，瓦片泥堆上插炷香，为死者“辞生”。此时，外人有忌见烛光或灯光之俗，俗称“见刺”。在此期间，孝眷要以钱两文，投入井中或溪中“乞水”，有的地方还有“乞火灰”习俗。孝眷要为死者梳洗整容，并不断续香，焚烧冥纸，藉此为死者入黄泉作“买路”钱。
治丧之始，死者五服内亲眷即各依服制，穿上丧服。成服后，要向各地亲戚报丧，俗称“报死”，被报亲戚，需给来者一杯清水或汤茶漱口，以添“彩气”。当天或翌日，一般还有“迎寿”仪俗。所谓“迎寿”，是指棺木一路吹吹打打抬至，孝眷跪地迎接。棺木俗称“寿板”，漆朱绘彩，华丽堂皇。时辰到，尸体由忤作抬移入棺，俗称入殓。入殓时，若是女者一般都必须有娘家的亲人在场。生肖与死者相克者，要回避，以免患“冲”煞。入殓尸体，覆盖以水被、面布并填塞“寿内”诸物后，封棺钉盖。殓毕，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旧席褥草、杯盆器皿等一切日常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烧，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送草路上啼呼恸哭，加上送终鼓钹声声，气氛甚为悲切！如果死者在晚餐后至午夜前断气，俗称“三餐都吃光”，民间还有“乞饭”习俗。民间守灵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有乡亲邻里作伴守灵“坐冥”。披麻带孝者不得随便出入他人住宅。守灵结束，道士常以桃枝清水蘸洒厅屋，以驱凶避邪。
出殡出殡俗称“出葬”。出葬之前，死者家属的亲戚至友、宗亲邻里要送赙仪（金银礼）。出殡时，棺夫把灵柩移至宅外，俗称“转柩”，后“绞棺”上罩。此时，孝眷披麻带孝跪地哭挽，道士“开光”作祭，送殡亲戚至友对棺行礼，丧家设礼生陪拜，礼毕，孝眷免冠谢拜，开路鼓吹响起，送殡仪式开始。送葬仪仗常以一人沿途“压金银”（将冥镪压于路旁桥头）者带路。前面有出殡仪式前导牌、横彩、铭旌灵幡、白红大灯、开路鼓吹等。其中主亭、丝竹管弦、挽轴、乡音民乐兼间鱼贯，最后是道士、灵柩。灵柩抬夫一般有8至16人不等。灵柩棺尾系结执绋，由孝眷边走边拉，俗称“拔麻尾”，有象征挽留死者之状。送葬队伍徐徐行进，哀乐阵阵，锣鼓喧天，哭声凄切，气氛肃穆。
灵柩抵达墓地，祀后土，祭棺头，点木主等礼仪完毕，棺木落圹，孝眷衣裙要各兜泥土一把，边哭边绕墓圹，慢慢撒入，俗称“帕土”。封盖墓穴时，孝男取墓土一块放于魂轿木主之座上，送葬队伍则取另道“归虞”，俗称“返主”。返主中，孝眷反拉魂轿执绋，把死者亡魂引入祖厅宗祠。归虞毕，丧家请送殡者就席用餐，民俗有吃个“彩气”的说法。送殡者当晚不能留宿，回去时不能辞别。丧葬如在农历七月举行，则不得抬魂“返主”，以避引鬼入宅之嫌，引魂返主诸事一般要待到农历八月才可进行。此后，相继举行一些诸如牵〓、做功德、化纸送库钱库银等仪俗。
奠仪葬礼告完，在祖厝或宗祠里往往要糊龛（冥屋）奠祭死者之灵，5天或7天内，孝眷每日均要清晨奠以汤、茶水，点心果合等供品，俗称“捧茶”；午、昏奠以饭菜，俗称“捧饭”。捧饭之奠，逐日按一定数量添加盘餐菜色。捧茶捧饭时，妻媳妇辈均要呼叫死者进餐用茶用饭，所以有“叫茶”、“叫饭”之称。时至第5天或第7天，孝眷要以咸煎、米粽答谢送赙仪的亲戚至友、宗亲邻里，俗称答金银礼。此后，奠祭复在十四日、四十九日、百日、周年（即小祥，俗称“对年”）、两周年（即大祥，俗称“三年”或“三载”）及至死者诞辰，以及清明、中元、冬至等岁时节日，直至“三年”除服，出嫁女儿辈“脱麻尾”，带回“烘炉枣灯衣食”，以示化凶转吉为止。
此外，晋江丧葬旧俗还有几个颇具地方特色的习俗如：
解愿唯恐死者亡魂未眠，思念人间，由孝眷请道士唱道情，“抛锣钹”，做道法，以规劝亡魂“驾鹤西归”的仪式，俗称“解愿”。解愿仪式诙谐，生动风趣，热热闹闹，与肃穆的丧仪迥然不同，发人节哀，围观者往往甚多。
墓筑墓址择地，迷信“风水”堪舆。墓圹一般为砖石砌体，有单、双、多圹之分。墓牌镌刻死者郡望姓氏，其字数严格按“兴旺衰微”取舍。殷富者以糖水三合土或花岗石筑砌成龟状大墓，一般平民则砌三合土长墓为常见。封建社会的达官显贵的古墓构筑堂皇，周围多数立有翁仲、武士、畜兽等石雕、望柱。一般殷富士绅的大墓均有铺设墓桌墓埕，墓脚墓手之类。各种墓茔左侧均立有“后土”牌位。
拾骸俗称“拾骨”，多在清明节前后进行。或择吉日吉时挖茔取骨，于有雨伞遮盖的草席上，拟人摆为骷髅，朱笔逐检无遗，缠以丝棉，依序装入陶制“皇金”（形似腰鼓，口宽底窄，径一尺，高二尺）密盖。再由孝男背至新穴埋葬。背走时，沿途有不得回头之禁忌。葬毕，通俗带回“烘炉枣灯衣食”。
骸棺目的是为先后亡故的夫妻合葬一圹，因民间有皇金与棺木金木相克之说，不能合葬，故把先前亡者骨骸按人形状拾入小棺木，俗称“骸棺”。
晋江长期沿用土葬旧俗。其迷信与铺张之风，为各地所罕见，所以历史上有流传“生要在苏杭二州，死要葬在晋江泉州”的方言俗谚。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期间，社会时尚“破旧立新”，旧的丧葬仪俗随之弃繁从简。一系列诸如设灵堂，写讣告，开追悼会，发唁电，献花圈，带乌纱、白花，挂遗像的创新与改革，逐步取代了陈规陋俗。特别是人死实行火葬，也开始为社会所接受，并且日渐推广。其中尤以青阳的高霞村丧事坚持推行火葬最为突出。7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的丧礼陈规始又回潮，大讲排场，铺张浪费，竞相出现。出殡队伍由摩托车开路，有舞龙弄狮，轻音铜乐，乡音小调，马队妆阁，高跷彩球等，如同踩街。有的还不惜巨资，大做功德，墓筑造亭建厝，因而丧事简办的社会呼声甚高。
附：回民、基督教徒丧葬礼俗
一、回民
回民命终，移遗体于厅堂中三块床板之上，头北脚南面朝西，或枕东脚西头稍填高正面朝西。朝西表示归向麦加圣地。厅中点安息香。死者生前所穿衣服全部脱去，盖上白布，然后请有德望的人为他净身穿上特制的白布葬服，移入“搭卜”（尸匣），举行葬礼。回礼一般是晨亡午葬，夜死晨埋，最长不超过3日。回民称死曰“归真”，意谓归于真主，故不哀哭。厅堂上保持安静，亲友惟微声诵“清真言”（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出殡前，死者子孙后裔，举家齐集同往拜请阿訇主持丧礼。阿訇为死者祈祷。然后将搭卜抬到厅堂口，阿訇诵经，再次为死者祈祷，乞求真主饶恕亡人，解脱亡人一切罪愆。
出殡时，不用鼓乐，不作任何排场。送殡者随在搭卜后面静静而行，妇女送距丧家百步即可返回，男的则送至坟山。埋葬不用棺木，用白布把遗体移入墓圹，脸部显露朝西。圹用石板或砖块砌成。圹底及遗体上都撒下相当数量的檀香末等香料，然后盖上石板7块，用纸塞缝，涂上灰土。葬毕，家人跪于墓前，静听阿訇诵《古兰经》句，为死者祈祷。然后绕墓一周，取墓土少许置于香炉，炉中燃安息香，由孝男捧香炉前行，家属及送殡者随后，结队返回。
返回后，丧家送殡者吃“油香”（油炸面食），喝甜茶，谓之彩气。
墓盖一般用白石雕成长方形弥座式的石墓；清代以后，多有以灰代石的。
如果请不到阿訇，丧葬时只须捧出《古兰经》就可以成礼，形式更加简单。
晋江陈埭为回民聚居地，过去都按此仪式进行，现在也在改革。
二、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临终，常有牧师或传道师及会友环集病人左右，微声吟诗祈祷，劝慰病人坚定信心，安然接受神召返回天家。
大殓及出殡、安葬时，也均有牧师或传道师或教会长老主礼。吟诗祈祷外，主要是选读有关信徒蒙召回天家的经文，慰勉丧家节哀，坚定信心。如选读新的经文：“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25节）等。
丧葬礼节比较庄重，没有木主、祭奠等事项。丧服或白或黑不限，但一般只用一色，极少两色杂用。送殡会友则臂缠黑纱或胸佩黑章（黑纱黑章由教会购置备用）。
出殡时以鸣钲前导，其次是出殡仪式牌，上书“某某教会信徒某某出殡仪式”，接下是铭旌、花圈、挽轴、乐队等。乐队多用西乐，有的教会特定哀悼乐章。最后是灵柩、丧家、主礼牧师及亲友、会友。
第三章 岁时节日
第一节 传统节日
一、春节
除夕结束的钟声响后，初一凌晨各户人家纷纷起床，先盥洗手脸，更换新衣。然后，在厅堂设案，摆上供品，燃香点烛，敬拜“天公”，燃放鞭炮，开门迎春纳祥。是时，城里农村，四乡八邻家家户户爆竹喧天，是为“开正”。
初一早餐，合家吃面线，祈冀新年增添福寿。亲友之间互相走访，拜年贺正，见面“恭喜”声声。客来人往，请甜、吃甜、饮甜，以示有个甜蜜的开头。充满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这一天禁忌诸多，如：不能动刀切东西，不能扫地，不能打骂吵架，不能打破家中器皿，不能向别人讨钱索债，不能到井边挑水，……凡此种种，均寓有吉利绵长、聚财纳福、和睦美满、年余岁丰、喜庆如意等等，意在新年伊始，就取个吉兆，有个好的“彩头”。
春节，民间旧俗有点香烛，拜神拜佛和敬祭祖先习俗。初二为“女儿日”，嫁出的女儿常回娘家团聚。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旧俗仍有沿用，禁忌已渐淡化。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初四），经常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娱体育活动，组织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慰间教师、举行团拜、开新春茶话会、听音乐、看电影等活动，为传统佳节增添祥和热烈的节日气氛。
二、上元节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晋江民间有吃“元宵圆”和“闹花灯”等风俗。
“元宵圆”制作独特。一般方法是先将馅捏成小球状，沾湿放置在盛有干糯米粉的盘中，反复数次滚转而成。其馅以炒熟的花生仁去膜捣末，加上糖、芝麻，拌以蜜冬瓜及少许金桔泥精制而成。食之甜而不腻，尤为人们青睐。
上元那天，民俗中有“送灯”和“替身”旧习。所谓“送灯”，即指婚嫁的女方娘家为男方送莲花灯，以祝“莲（连）生贵子”；所谓“替身”，即以少许猪肉、豆腐、芋之类酒菜，敬祭“代人”（指能立置的小篾纸人）。敬祭时，家庭主妇点香祷告，口中念念有词：“吃肉紧迫迫，吃酒跑溜溜，吃主人酒菜，替主人消灾。”然后烧金纸放鞭炮，焚烧纸人。其俗旨在祈冀当年消灾消难，平安无恙。
元宵之夜大“闹花灯”。城镇各家店铺张灯结彩，千姿百态。真是“寺观闹市花灯聚，踩街游人溢通衢”。花灯如海，游人如织，举城欢庆。在农村小镇，家家户户儿童手提各式各样花灯，穿巷过街，嬉戏游玩。期间或有风趣青年人，装扮成火鼎公火鼎婆，击鼓配乐，沿街窜巷，装疯作傻逗乐取耍，乡土气息浓郁。
新中国成立后，除传统的“闹花灯”外，城镇农村还时常举办南音演唱、诗词吟咏、文娱晚会、体育比赛以及赛象棋、猜灯谜、攻炮城、舞会等活动。
三、清明节
阳春三月（一般都在公历4月5日）的清明节，晋江一带习俗颇异，家家户户要吃“润饼菜”和做“清明粿”。“润饼菜”制法别具一格：用加水的面粉作团擦制烘成薄皮，俗称“润饼”或“擦饼”，卷包胡萝卜丝、肉丝、乳豆、蚵煎、豆芽、浒苔、甜花生末、芫荽等混锅菜肴。甜润可口，别有风味。“清明粿”即用小麦或地瓜干碾粉加水作团，包上糖豆沙馅，蒸制成适口香甜的“麦龟粿”或“薯干（包）粿”。
清明节中午，民俗要敬祭祖先。是日下午，家家户户，空室踏青，携带“果合”（供果）、金纸、香、炮和锄头畚箕扫帚，成群结队上山“献纸”（即扫墓）。扫墓形式：一般是除草，修整墓地，用朱砂红漆描红墓牌字迹和在墓上施压五色“纸钱”（约四五寸长，三四寸宽，镂有几行水波曲线的色纸），然后，点香奉敬“果合金”，燃放鞭炮，祭祀亡人。扫墓期间，时有丧夫或夭子的妇人，在坟前挥泪痛哭，悲恸至极。深沪一带“哭墓”仪俗尤为闻名，哭啼声调音旋韵转，情悲声凄。期间，或有男人肩披裤裆，徘徊于哭妇之间，即暗示有意被招入赘。如此冲决旧封建礼教，和谐的风土民情也常有传闻。
清明节前后10天，扫墓、修墓、拾骸移葬的，凡事无讳。新中国成立后，仍保留清朝“献纸”风气，同时社会上也出现缅怀先烈、祭扫烈士陵园活动的新风。
四、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又称“五月节”。有洒雄黄酒、包粽子、赛龙舟、挂蒲艾等活动，相传均为纪念古代爱国诗人屈原，乃为全国传统性的古民俗。除此之外，晋江一带别具地方特色的节日民俗有：
“煎〓补天”。所谓“煎〓补天”，即用小麦或其他谷物粉，或甜或咸加上其他佐料拌为糊状，置于油锅煎成圆片状食物。历代相沿，成为民间粘补穹苍裂缝，堵塞五月连绵黄梅阴雨，祈求雨止天晴的食俗，故民谣有句“雨仔微微、舀油来煎〓”。
制“午时茶”、“晒龙袍”与“烧苍术、蝉蜕”。节日午间，有的人家于午时用茶叶、盐，加少量蒲姜、薄荷等药，炒制成药茶，以防治中暑、呕吐和腹痛等病，俗称制“午时茶”或“午时盐”。是时，家家户户翻箱倒柜，晾晒衣服被褥，俗称“晒龙袍”。还关门闭户，在室内焚熏苍术和蝉蜕，以驱邪净室。凡此等等，均为先民祛湿消毒防病、对付时疫的原始作法衍化而成的古朴民俗。
“采莲”，又称“唆啰连”。亦为端午节民间驱邪消灾的一种民俗。“唆啰连”活动诙谐风趣。活动队伍是：前头走着一个头戴清朝“鲁笠”，肩扛木棍，棍的前端挂锣，后端悬挂一个装有烧酒的新尿壶，走一步，敲一下响锣，丑相十分滑稽的“铺兵公”，接着为手擎彩旗的“采莲队”，彩旗顶端均插有榕枝艾叶。后面紧跟着几个男扮女装，手提盛有红、白鲜花漆篮的送花婆。活动中，“铺兵”来回开路，四人抬着一具木雕老龙头，“采莲”在敲锣打鼓，唢呐劲吹和“龙王出世除灾难啊，唆啰嗹哪，啰嗹哩啰嗹啦！”的乐曲声中，载歌载舞，游街串巷。“采莲”队伍所到之处，逢有店铺民宅放鞭炮，即口喊“大吉利市，添丁进财”，入店入宅舞旗“掸尘”。其时主人要礼施“红包”，提花婆则以数朵玉兰和红花回送主家，以示吉祥如意。民间“采莲”活动，寓有驱邪避灾，财福广进之吉兆，故颇受民众的欢迎。
旧俗五月节还有为儿童佩香袋，系五色丝线镯以避邪“续命”。但这种习俗与“采莲”活动至60年代已不多见。唯包粽子或“煎〓补天”、烧苍术、蝉蜕以及敬祭祖先、“送夏”（新婚女方为男家送凉席等类礼品）等依然存在。
端午节“赛龙舟”和水上捉鸭活动，在清代、民国时期的晋江乡镇颇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群众活动更加活跃，“水上捉鸭”的体育运动，深受群众喜爱。所谓“水上捉鸭”，即或在江河，或在港湾的水中，架起一根硕长并涂有油脂的水上圆木，木端挂着鸭笼子。谁能赤足走到尽头，拉开笼阀，鸭便归其所有。但走完油滑圆木谈何容易？往往半途“扑通”落水而告失败，赛者“丑态”百出，观者欢笑不绝。
五、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这一天，各家敬祭祖先。道家在道观作斋醮，僧尼在寺院作盂兰盆斋（梵语“盂兰有解救倒悬之意”）。晋江沿海一带，历史上屡遭倭寇荼毒以及兵燹之祸，死者无数，祭奠阵亡将士和惨死百姓，以普渡众生而逐渐衍化成为后来的“普渡”民俗。
中元节，称为“鬼节”，俗称“七月半”。这一天，旧俗甚为隆重肃穆，各地须先竖旌树幡，串挂冥灯，请道士书榜告示普渡祭敬亡魂时辰，并于宫口庙前构筑高台一处，上面立有用纸糊制的雄伟魁梧、狰狞可怕的“大士爷”。届时，众多大小上下筵席和纸制神马，鳞次栉比。“上桌敬神，下桌祭鬼”，泾渭分明。然后由道士作道法，施以祭仪。
此俗，后来又逐渐演变为在整个农历七月份，分铺隅乡里，按月日顺序，进行此起彼伏的普渡活动（详见信仰崇拜章）。
六、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各地有赏月、吃月饼和用炊番薯芋头敬祀祖先的习俗。晋江中秋节民俗，自古以来，仕庶、男女、老少有异，各地也不尽相同。
民国及其以前，中秋之夜，县城的仕族学子，常藉江天月色，结伴泛舟，故有“笋江泛月”的传统活动，城外安海一带，亲朋至友在皓月当空，用骰赌饼，俗称“卜状元饼”，以聊添赏月欢乐气氛。沿海深沪、东石一带渔村，更有青壮年聚集于海滩旷野，在茫茫月色中，分群用拳头、竹棍、石头以及燃红的薪柴，对阵投掷斗打，并视流血负伤为吉利的粗犷民俗。
中秋月明，城镇农村儿童喜欢成群结队，捡碎瓦破砖，垒叠成一圈圈，一层层玲珑剔透的小塔仔。生火撒盐烧塔仔，闪闪噼噼，欢呼雀跃的景象到处可见。一些年青人则喜欢用熏烟火放“孔明灯”。四处徐徐升空的“孔明灯”扶摇直上，犹如繁星点点，蔚然壮观。唯老妇少女习惯在居家佛龛神祗点香祈示，并隐藏于厝边壁角，听取传来的片言只语，以卜祈冀之事的好坏成败。俗称“听香”。
新中国成立以后，“卜状元饼”和“烧塔仔”等民俗依然存在。每逢佳节，更有海内外诗朋弦友欢聚一堂，举行诗词吟诵、南音演唱会。“千里共婵娟”，乡音、乡情、乡谊交融骤然成风。
七、冬至
冬至，俗称“冬节”。节日前夕，“三升米丸不能等至天亮”，家家户户舂米“搓丸”。米丸有红、白两色，经常还捏做几盘小巧玲珑的瓜果动物和金锭银宝，象征兴旺吉祥。俗称“做鸡母狗仔”。许多人家还做寿龟、蒸年糕，以庆贺人寿年丰。“搓丸”手艺细巧，尤以深沪渔村妇女名闻遐迩，粒粒似鱼目珠子，巧夺天工。
这一天，家家要祭祀祖先。早晨，煮甜丸敬奉祖先，然后合家吃丸，用餐以后还要留下儿颗红丸，粘于窗棂、门户、灶头、米缸、牛厩、鸡埘等处，向诸物神祗酬谢降赐丰年。中午，复以荤素五味祭敬祖先。
旧俗，冬至之日，族居乡村都要大开祠门（祠堂门一般关闭需逢大事才开）祭祖，合清明节统称“春冬二祭”。冬节祭祖仪俗隆重，宗族各房份要轮流承办“主筵”和数席“全筵”，并依序摆列于祠堂之中。另外还要杀“全猪”、宰“全羊”置于两侧。祭祀时，由德高望重、身着礼服的宗族耆老担任主、陪祭。祭仪进行十分严格，虔敬至诚。祭后，则分房份由新婚丁户设筵席请全房头成丁男子。新中国成立以后，冬节各俗略有删繁就简，但仍基本沿用。唯大型的开祠门祭祖的大型民俗活动，已不多见。
八、除夕
农历十二月廿九日或三十日，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称为除夕，俗称“年兜”。“大人忙嘈嘈，孩子畅年兜”俗谚，意思是说：除夕前儿天，家家户户要忙于诸如打扫卫生、缝裁新衣、洗筐净具、炊糕做粿、杀鸡宰鸭、备办年货诸事；孩子们却因能先吃东吃西大饱口福，年兜又有新衣斗艳而欢天喜地。年兜前儿天，过年的喜庆气氛日渐增浓。
除夕中午，各家各户要先祭祀祖先，敬奉厝主，然后洗扫庭院居室，准备干干净净过年。过年民俗，普遍要贴大红春联、门签和年画，装饰布置房间。但逢居丧人家不贴红联，一般贴绿色（居丧一年内）或淡红色（居丧未满二年）哀联，以寄予对亡故亲人的思念。
除夕晚上，外出亲人均要回家团聚，设丰盛酒肴合家吃“团圆饭”。这一传统习俗，历来颇受重视，故有“清明不回家无墓，冬至不回家无祖，年兜不回家无某（妻）”的俗谚。除夕吃“团圆饭”古称“围炉”，今仍沿用，或许与古代先民在除夕之晚，合家围火炉而食之习俗有关。除夕，长辈需给晚辈分发压岁钱，俗称“分年”。但后来渐渐发展，能挣钱的后辈也时尚给长者“分年”。
除夕之夜，城镇农村，家家户户还有“跳火群”习俗。所谓“跳火群”，即集薯藤稻草以及扎有蔗尾的“掸尘”枝等于大门外，燃起火堆。随后家中男子成员逐一跳而越之。年幼儿童均由男青壮年连抱带跳，外出未归男人则由在家兄弟替跳，还边跳边念：“跳出去，无忧共无虑；跳入来，年年大发财；跳过东，五谷吃〓空；跳过西，钱银满厝内”。跳越方向，一般都从外往里，以祈纳大吉大利。嗣后，家庭主妇要从火堆中扒些余烬，置于火笼之中，藏于房里床下，俗称“挑金挑银”，寓意火红兴旺。孩子们常唱念：“年兜夜，跳火群，公挑金，婆挑银，阿爸怕火熏，阿母笑〓〓”的童谣，使过年的喜气更加融融。
除夕晚上，妇媳辈要在厅堂和房中，各排一钵“过年饭”，两侧点上两支长红烛。钵盂上插桧花、四季花（俗称“春枝”）；钵盂中盛有白米、年糕、红蛋、红橘、芋艿等，以象征岁丰年吉，添丁进财。当夜还有“辞年”仪俗。所谓“辞年”，即以“三牲”供果，点香敬奉厅中神祗和灶君，燃放鞭炮酬谢各神明一年来的庇佑与恩赐。有的农村人家，在当夜、还把一些米饭撒于壁边床下，为“三娘分年”。所指“三娘”乃老鼠讳称，其意叫它来年不再损坏主人家具与五谷。也有的人家在大门两侧，分置二株带尾甘蔗，蔗上圈有红纸条，俗称“甘蔗〓门”。因方言的“蔗”与“者”谐音，“〓”有满溢之意，所以其俗有“甜蜜盈溢家门”，生活美好的象征。
除夕晚上，家家户户厅堂习惯红烛通宵长明，合家欢聚一堂、守岁迎春。守岁或称“坐寿”，以寄意迎来“天增岁月人添寿；春来乾坤福满堂”的美好来年。70年代以后，由于电视机普及，“守岁”仪俗渐为合家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所取代。直至午夜钟声响起，才在阵阵爆竹声中，除旧岁迎新春。
第二节 岁时仪俗
一、“天公生”与“做半年”
农历正月初九为天帝诞辰。家家户户事前杀鸡、炊糕、炊甜粿（磨糯米粉浆调糖入皿蒸制而成）。并备办“三牲”（鸡、猪脚、鱼之类）、“五果”（五种水果）、六斋（如香菇、木耳等素食品六色）、清茶、红酒、糕果和“敬饭”（白米饭上插红的蔷薇花）等，于当天凌晨，搭“天桌”，点“天公灯”，行香跪拜。农历六月十五日，以同样形式再度酬敬天帝，俗称“做半年”。
新中国成立后，做“天公生”已渐简化。城镇和一些农村，已普遍把正月初九“天公生”敬仪移在正月初一合并举行。
二、“接春”、“迎春牛”
入春之日，旧时有“接春”仪俗。家家户户要贴“接春大吉”的红纸条。并用甜茶敬奉居家神祗佛龛，烧香点烛放鞭炮。当日，还必须把门户窗棂箱橱柜桌屉尽皆打开，俗称“接春”纳祥。自清代至民初，其时还有知县或县长率民众到迎春门城外，举行规模盛大的“迎春”仪式，迎泥塑春牛入城。上述诸俗，后渐废除，至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消失。
三、吃“虾面”与“补冬”
立夏与立冬两个节气，均时值气候寒暑交替，时疫流行和作物收成起落的农忙季节。先民为了抵御酷热或严寒，强身防病，故有在立夏和立冬两个时节，添加营养食物，改善生活的古朴习惯，由此相沿演化，便形成现在独具一格的地方时令食俗。
立夏中午，家家户户习惯用新上场的小麦碾粉制面，加上虾皮海鲜等佐料，或炒或煮，烹饪为鲜美可口的虾面，合家食用，俗叫“吃虾面”，方言“虾”与夏谐音，故又称“吃夏面”；立冬时节，城镇农村各家各户，又普遍杀鸡杀鸭、宰羊宰兔，并调以少许川芎、熟地、当归、白芍等药物，或燉为营养高汤，或煨为香腻佳肴，一家人尽饱口福，俗称“补冬”。70年代以后，民间又渐兴杀鸡杀鸭“补夏”。举凡补夏补冬的时令食俗，后来在食物中加入洋参、高丽、鹿茸等名贵滋补药物者，也日益增多。
四、“七夕”敬“七娘妈”
农历七月初七，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的日子。织女是天帝第七个女儿，晋江民间习呼织女为“七娘”，所以七月初七，俗称“七夕”，也叫“七娘妈生”。
七夕之日，旧俗，人们普遍要备瓜果菜肴七盘，胭脂花粉七件，剪刀七把，燃香七炷，敬七娘娘。是时，又挂七娘灯，敬檐口妈，烧七娘轿，迎七娘下凡。在焚烧七娘轿时，还要将孩子在端午节系带的五色丝线从手上解下，与胭脂花粉一并望檐口屋顶撒去。说是让七娘妈戴花抹粉打扮。此俗到60年代基本废除。
60年代以后，晋江一带仍存在着在“七娘妈生”让新生婴儿拜七娘妈为干娘的民俗，俗称“新契”。新契时，为让孩子长得聪明活泼可爱，在敬奉七娘时，往往要加上一盘糯米糖粿。糖粿形圆，中稍凹，寓有让儿女长大后，有个圆圆润润甜甜的笑靥。新契后，年复一年，年年都要在这个日子做“七娘妈生”，直到16岁，才以隆重俗仪，敬七娘“洗契”，烧“七娘亭”，脱离干娘关系。
此外，七夕尚有“乞巧”民俗。即未成年姑娘有在当夜向七娘妈祈求授予精巧手艺的俗仪。故七夕又有“乞巧节”之称。
五、“起灯脚”和“倒灯脚”
晋江一带普渡民俗，由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化集中为分散，衍化而成为全县各地分乡里村落，分日分批举行普渡的形式。因而出现了农历七月初一，各地普遍“起灯脚”（点路灯）到农历八月初一又普遍“倒灯脚”（烧路灯）的岁时俗仪，以示普渡的开始与终止。当晚家家户户要在大门外，备菜肴小祭鬼魂。但也有一些农村乡里，有当日普渡当日“倒灯脚”的习俗。
六、“头牙”和“尾牙”
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生”，俗称“头牙”；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土地公生”，俗称“尾牙”。晋江民俗中，“头牙”与“尾牙”有史以来均被视为全年最隆重的两次土地公诞日。举凡农工商贾，在为之庆诞之时，供品与金纸均要比平常的初二、十六倍加丰盛。尤其是开山采石、工厂、商店，更要举筵敬奉，并大宴职工，故也称这两个日子为“打牙祭”。“尾牙”之日，旧时东家有向雇工分“红包”（奖金）礼仪，但逢东家宴中为雇工斟酒，便有暗示来年脱离雇佣关系，因而有尾牙敬酒辞工之俗。以前塾师均在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停课放假归里，所以有“尾牙先生”之俗谚。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城乡商品经济发达，许多工厂、商店、企业在这两个岁时俗节中，因受到视经营得利为“赚土地公钱”的旧风俗观念影响，故出现盛筵大敬“土地公”之举。
七、“送神”与“神落天”
农历十二月廿三日为民俗“送神”节日。当天下午，各家备办果合金纸香炮，剪黄纸“神马”到神祗前举行送神仪俗。因为除夕快到，春节将临，据说各路神明纷纷要上天述职，所以要为诸神“饯行”。旧时“饯行”仪俗，摆上“甜碟”和“糖塔”（俗称“糖鸡仙”）敬奉。认为“糖塔”好让神上天，“神马”好让神纵马上天庭。这一天，雇长工（俗名“长年”）的人家，也要为长工回家过年饯行，是谓“送神长年”。至正月初四，又按此行仪，接神下凡，俗称“接神”，又叫“神落天”。是日，续聘的长工要回东家上班。“送神”和“接神”时剪“神马”和摆“糖塔”者，50年代以来已极少见。
八、四时俗节
除以上民间岁时节日外，还有诸如农历正月初七称“众人生”，当天，家家户户要合家吃“七宝羹”（即混有七种菜肴的羹）；“霜降”时令吃“橙柿”，据说能防伤风流鼻涕；农历九月初九，为九九“重阳节”，当日，有登高北望中原之俗说（80年代以后，重阳节已成为各地老人会的活动日）。农历八月初三“灶君生”要敬奉“灶君司命”等等繁俗缛节。
第四章 礼仪道德
第一节 礼仪交际
自唐至清，晋江“文治华光，海滨盈溢，经学之儒，彬彬辈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伦”礼仪交际，长期遵循封建伦理“三纲五常”。宗亲邻里、亲朋戚友注重礼尚往来。民国以后，在文化鼎革涤荡之下，封建的旧礼俗规始渐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带有封建糟粕的旧规陈矩已被废止或剔除。家庭礼仪与社会交际有很大变化。
一、家庭礼仪
民国期间，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三从四德”等旧的家庭俗仪，仍然根深蒂固。家庭结构崇尚几世同堂，封建家长制度普遍存在，男尊女卑十分突出。婚丧喜庆，分阄析伙等大事，唯一家之长是尊。妇女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以及“妇德、妇容、妇言、妇工”等封建家庭礼教束缚十分严重。媳妇辈对翁姑晨昏要请安，凡事要侍候，日常生活、汤水饮食有主次先后，重男轻女之别。大家族中，辈份之间讳直呼其名，习以翁姑伯叔婶姆兄弟姐妹互称。新中国成立以后，旧时的大家族结构形式已逐渐被小家庭取代，封建家庭礼仪习俗也明显淡薄，特别是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实行同工同酬，妇女地位明显提高。“三从四德”的桎梏被彻底打破，敬老爱幼、男女平等、互助互爱等新的家庭礼仪普遍形成。
二、社会交际
晋江民情淳朴，热情好客，知交至诚。逢亲遇友习惯点头招呼。客人来主人要奉茶或饮料接待。招待贵客还要端上甜鸡蛋或线面等“点心”。客人一般不吃空。吃鸡蛋常留双以向主人表示敬意。
历史上，民间十分重视血缘、亲缘、地缘的联系与交往，素有敦亲睦邻的优良传统。亲戚之间，俗有“同八字”的关系，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习惯互相支持，“有来而无不往”；宗亲之间，以亲堂兄弟叔伯婶姆关系，相尊共处，互帮互济。素有喜庆不失礼，治丧皆出力的族居旧俗。故“有万年亲堂，没有千年亲戚”的俗谚流传久远。邻里之间，乐睦相安，“远亲不如近邻”、“千金卖厝，万金买厝边”被视为邻里交际的信条。
社会交际，诚信重义。封建社会知交挚友，时兴结拜兄弟，烧香盟誓，同甘共苦，休戚与共。民国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社交面日广，因而逐渐出现社团交际活动。特别是海外华侨，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晋江人，以“一姓会”、“宗亲会”、“同乡会”组织开展联谊活动日渐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外的晋江社团组织，还打破了过去狭隘的宗族、地域观念，发展为联姓联亲跨地跨国的、冠姓冠籍冠地域的“宗联”、“商总”或“同乡会”等社团组织。这些组织在联络乡情，增进乡谊，共帮互济，共建桑梓文明之中，发挥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80年代，晋江城镇出现各种各样的“协会”组织，各阶层的社交友谊活动非常活跃。农村则出现了许多共襄共举乡里大事的“老人会”组织。年轻人中，旧时的结拜盟誓衰而复振。朋友间子女尊拜谊父谊母者，日益见多。城乡青年人出现了举办晚会、舞会、茶话会等各种交谊活动，形成新的潮流。
第二节 道德风尚
晋江“教化覃敷，习尚益趋于正”。自古以来，崇尚文明、团结互助、恤孤济贫、勤劳拚搏等优良的社会道德风尚，源远流长，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扬光大。
一、崇尚文明
晋江古为名邑。有史以来，重视读书识义，熟谙廉耻。“髫龄即有能诵十三经，岁科赴童子试不下五干人”。尊贤重教的社会习尚，“卖三文破布也让子女读书”的民间风俗，世代相传。在文化习俗之中崇拜孔子，“敬惜字纸”的民俗更为突出。所谓“敬惜字纸”，也就是对凡有文字的零散纸张，无论巨细，尽皆予以敬惜，并加以妥善收集处理。直至民国以后，各乡镇村落，学堂店铺均挂有书写“敬惜字纸”4个醒目大字的篾篓，以供专人定期收集字纸，送寺院焚化炉塔销毁。这一朴素的古代民俗，至抗日战争胜利后逐渐消失。但一些从学拜师的旧俗依然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日益普及，特别在80年代，教育受到社会普遍重视。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许多中、小学校，出现由国外校友捐资兴建的“尊师楼”或“教师之家”等。节日慰问教师活动逐步成为社会新风尚的一个主要内容。社会上“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团结互助
晋江民性慷慨豪爽，素有团结互助的优良美德。古往今来，宗亲观念浓厚，不论是工农商务，或者背乡离井，出洋谋生者，“亲引亲”，“邻帮邻”的传统习俗，经久不衰。诸如阿舅牵外甥，姑母带侄儿，亲朋引挚友，厝边帮近邻等提亲带邻，远涉重洋，开拓创业者，绵连不绝。这是为晋江著名侨乡形成的一大因素。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一家有困难，四邻共扶助。尤其是海外宗亲戚友集资支持一些赤贫户举办红、白大事，经常成为社会美谈。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全县出现了许多携亲带故，海内外合作的联户、合资企业，为走向共同富裕，而互相帮助，团结拚搏。磁灶的陶瓷专业村，陈埭的鞋帽专业村，英林的服装专业村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迅猛崛起，都体现了团结互助的风尚。
三、恤孤济贫
清末民初，晋江民间自发的社会慈善事业渐兴。明善堂、养生堂、救济院和育婴堂等社会福利机构不断涌现，其中尤以安海育婴堂历史最为悠久。30年代以后，社会慈善团体开展一些诸如施舍药物、棺木，赈济食品等救世济贫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并发展了社会福利事业。50年代，实行对孤寡残疾人“五保”。群众自发互助互济，亲邻相帮的风尚普遍发扬。60年代在开展“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中，群众中照顾孤寡老人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个别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受到社会的充分重视。孤儿寡母，生活无依的现象骤然减少。社会民间慈善事业，趋向敬老爱幼方面，各地以华侨和台湾、香港、澳门的晋江籍同胞筹资兴建的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等相继出现。
四、热心公益
有史以来，晋江热心公益的民风长久不衰。“人多好义，凡邑中兴建大事，及寻常施舍，家非富饶，亦耻为人后。”封建社会中，举凡垒塔造桥，建寺修祠，无不群策群力，慷慨解囊。民国以后，海内外许多实业家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纷纷集资创办公路交通，电灯照明，学校教育，医院卫生，消防救灾等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时新公益事业建设更加日新月异。据统计，全县有80％以上，包括各类学校设施，城乡医院建设，乡村道路拓建，农村电力设备等等，均系由广大热心故土、爱国爱乡的晋江华侨和台、港、澳同胞筹资捐建。其中出现不少祖孙三代连续捐资办学，以及一人数处捐建医院事业的突出事例。80年代，在兴建家乡文化事业，创办文化中心，设立教育基金等公益事业方面也有新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耗资巨额，独资捐建的，如县城的敏月公园，罗山的季延中学等受世人赞扬的突出事迹。
五、勤劳拚搏
晋江一带，因人多地瘠，在风风雨雨的岁月磨炼之下，勤劳拚搏的民性长存。道光《晋江县志》即有“士、农、工、商各安本业”，“莫不各尽勤劳”，“玉木为工作巧，或能雕文刻镂，闲民为役力勤，可任抱瓮灌园”的记述。
自鸦片战争至民国，列强入侵，兵祸战乱，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晋江民不聊生。过去习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耕为本的生活，已难以维持，因而有众多民众被迫或上吴下粤，或远渡异邦开拓拚搏。在8年抗日战争时期，侨汇断绝，百业萧条，更是苦不堪言。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苦力，肩挑“福州担”和“缠足”侨眷出门挑盐贩米度日者。凡此种种，拚搏的风尚，是为晋江人民赖以生存和造就无数能人志士和商贾巨子的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民工支前修路，“破金鸡、灌晋南”，筑机场，建“山美”，抗旱、防洪救灾等活动中，所涌现的许许多多晋江人的先进事迹，以及一些过去从“一双手，五粒钮”出洋奋斗，而今飞黄腾达而成为大商巨贾的海外赤子的事例，都再现了晋江人勤劳拚搏的优良的道德风尚。80年代晋江经济的振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被海内外人士所赞誉的“晋江精神”、“晋江模式”、“晋江速度”也是这一优良道德风尚发扬光大的结晶。
第五章 信仰崇拜
古代科技文化落后，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迷惑，使人们产生了泛神崇拜。加上历史上各种宗教传入晋江，相融演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信仰崇拜民俗。
第一节 泛神崇拜
千百年来，晋江民间泛神崇拜（即杂神崇拜）普遍而又突出，人们以为宇宙万物均有神明或鬼魅在主宰。诸如天有天公，海有龙王，地有土地，山神河鬼，花仙树怪，甚至尿壶、马桶也附有“铃鎯公”和“栖栖妈”等等。为了祈求保庇平安福寿，不论城镇乡村，供奉菩萨观音、关帝、城隍、夫人、王爷、将军、阎罗等名目繁多的寺院道观随处可见。都里乡间，除各都分建都祀庙，各宗族建宗祠外，一个小小的村落甚至出现多座“挡境佛”、“角落神”、“土地公”等赫然的神观佛庙。居民宅室，同样也奉祀厝主、灶君、床母，以及关帝、菩萨、土地等等。各种行业祀奉着形形色色的神明：种田的奉祀田头土地；行船的奉祀妈祖娘；做医生的奉祀保生大帝；土木工匠奉祀鲁班；经商的奉祀赵公明；教书的奉祀魁星爷及孔夫子；理发的奉祀吕洞宾；演戏的奉祀相公爷田都元帅；乞丐营奉祀李铁拐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技文化教育的不断普及，唯物主义思想日益深入民心，尤其在“破旧立新”中，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学生、干部中的泛神崇拜业已消失或淡化。各处的宫庙殿观，佛偶神像，也逐渐毁废。但70年代以后，农村以及城镇一些年轻人的泛神崇拜又有回潮。个别地方甚至新建各种名目的庙宇，为诸神重塑“金身”。
第二节 祗奉习俗
自古以来，晋江一带除天主、基督教徒外，由于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泛神崇拜长期浑然交融，故而形成一整套固有的民间祗奉习俗。
一、酬天敬地
家家户户，每逢农历正月初九凌晨（有的或在初一与十五日），都要在厅堂高摆天桌，备设供果，敬奉“天公”，俗称做“天公生”。农历六月十五日，复而再敬，俗称“做半年”；每逢农历每月初二、十六日皆要敬奉“土地”，开店做生意，开山种田者尤为重视，俗称做“土地公生”。以酬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吃天吃地”，天地庇佑之恩泽。此外，凡逢婚庆喜事，主人也大有举办“酬谢天地”之俗，唯逢丧事只祀土地。
二、祭敬亡魂
每逢亡故亲属的生卒日要“祭祀”，俗称“做忌”。春节、清明、端午、中元、冬至、除夕要到祖祠敬奉仙逝祖亲，宗族春冬要举行隆重“二祭”（今渐废）。凡逢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日，有的室外略备荤素五味供神祭鬼者，俗称“犒兵”。青阳地区，清明后数天，还有“烧小清明”祭敬游散亡魂之俗。农历七月，分乡里村落，“初一起，青阳内头李，初二杏厝王……”逐日按序，点“路灯”设祭筵烧纸马，敬阴间鬼魅，以“普渡”众多游魂散鬼。俗称做“普渡”。
晋江各地做“七月普渡”，铺张浪费至极。从农历七月初一至卅日，全县无日不普，无日不敬。适逢闰月又要复始重做。其中，首推石狮“闻名龟湖大普渡”。所谓龟湖“大普”，也就是指龟湖附近13个村落，12年各轮流普渡一次，互相宴请。其形式即按：塘头（鼠）、锦陈（牛）、塘边（虎）、苏厝（兔）、后宅（龙）、埔仔（蛇）、洪堀（马）、塘后（羊）、后〓、仑后（猴）、山雅（鸡）、浯头（狗，今已废村）、后头（猪，今已废村）等12生肖序列，轮流进行规模盛大的普渡。普渡之日，数十台戏济济于一村演出，家家户户祭敬用“五斗米篮”作碗，请客时以“大盖”（晒谷物篾盖）、草席为桌，席地大宴宾客，即使是过路乞丐也任其入席狼吞虎咽。如此铺张浪费，致使许多村民为了大做普渡而倾家荡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禁止普渡，至70年代普渡活动已有较大收敛。但80年代以后，这一迷信习俗又有所回潮。
三、做“佛生日”
清末，规模较大的有“都祀公”庆诞仪式。一个以都（相当于今的一个乡镇）为范围的都祀公生，牵涉到全都乡乡里里。是时，张灯结彩，唱“目连”、演“说岳”，连日设筵敬奉，昼夜鼓乐不息，仕女熙来攘往，香火连延不绝，常达七天七夜。至民国改都设区以后，“都祀公生”活动始渐消除。但每逢各地奉祀的“挡境佛”或“角落神”诞辰，均要在神龛庙前，结彩摆坛，演戏酬神，设筵作庆，俗称做“佛生日”或“圣迹日”。做“佛生日”往往要热闹数天。期间，时常出现以“信杯”卜数阴阳，众人争夺“龟头”（纸扎的仙境图景）回家祗奉，以图大吉大利的民俗。
在做“佛生日”时，兼举行“进香乞火”，迎神赛佛仪俗也十分盛行。所谓“进香乞火”，即组织众多善男信女，举行隆重仪式，列队到该佛分身的祖寺取回不灭香火。“进香乞火”之日，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五色旌旗，鼓乐吹打，神轿佛辇，化妆的高跷、马队，妆阁，以及旗、锣、鼓、枪，无所不有，招摇过市。有时，还出现神棍跳神戳钎刀者，场面十分森严壮观。
新中国成立后，在破除迷信中，做“佛生日”和“进香乞火”等封建迷信活动一度基本消失。但由于传统习俗和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些迷信活动却长期以来破而不除，时隐时现。80年代以后死灰复燃的“进香乞火”活动日趋现代化，用拖拉机、汽车代步，用录音机播放鼓乐之声和一路的鞭炮声连在一起。
四、烧香点烛
民间一般在农历初一、十五日，有在居家住宅的神龛佛前，或到乡里宫观庙殿烧香点烛时俗。春节或春暖秋爽时节，更有一些善男信女，成群结伴到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宫大庙行香虔敬，抽签许愿，祈求平安福寿。近者则在本乡本里，邻乡近镇，远者则跨县跨省，四处顶礼膜拜。晋江民间烧香点烛，习惯走安海龙山寺，灵源佛祖，青阳王公，深沪镇海爷，石狮城隍，泉州帝爷和南安官桥与河市马甲的南北仙公等。70年代以后，又时兴到漳州三坪祖师公、莆田湄州湾妈祖，甚至坐火车、坐船、坐飞机到浙江杭州灵隐寺，以及舟山普陀山寺庙等地进香朝圣。
晋江城乡，无论是酬天敬地，祭祀亡魂，或是为佛庆诞，行香拜佛的民俗，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其间，有几度时废时兴，时起时落。70年代以后又有回潮。
第六章 乡土殊俗
晋江先民为求生存，历来有一部分人渡洋谋生，侨居他邦异域；而多数人则“生于斯，而辛勤于斯”，从事农耕、捕鱼、工贾以及形形式式的肩挑小贩，以糊口营生。因而，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许多颇有特色的乡土俗情。
第一节 侨乡民情
一、“送顺风”与“脱草鞋”
“送顺风”与“脱草鞋”是晋江为华侨出洋和归里举办的两种仪俗。华侨出洋之前，乡间邻里的亲友都要来赠送鸡、蛋、线面以及茶叶、土特产、药物等礼品，为其送行，俗称“送顺风”，有祝渡洋“一帆风顺”的意思。即将启程出洋的华侨，其眷属要煮“四果鸡蛋”为他们饯行，以祝冀他们出洋后有个圆满美好的结果。安海一带，饯行有煮豆腐的习俗，藉“腐”与“富”谐音，象征出洋后能发财致富。有的地方对初次出洋的人（俗叫“新客”），还要特意把煮好的“四果鸡蛋”置于自家的水缸盖上，为其饯行，并为他们备好一小瓶家乡的水和一小包家乡的泥土让其随身带走。寓意：出洋后要饮水思源，莫忘乡井故土；又一说好让他们出洋后适应侨居地“水土”。对一些出洋投亲靠友者，还要特地带上一包竹叶心和铅钱片，旨在他们寄人篱下，与所投靠的人有个“缘份”，得其真心诚意的栽培与提携（因为方言的“铅”与“缘”、“竹心”与“得心”谐音）。
华侨临行之前，普遍要事先到祖祠点炷香，拜辞列祖列宗，俗称“拜公妈”，牢记“摇篮血迹”（即出生地）。尤其是“新客”出洋，父母或妻室送他们出大门后，即要呼其名，叫他们再次折回家中，其意寓有“不要一去不回头”，要永远记住这里有他自己的家园与亲人。华侨抵达侨居地后，要向家里和亲友寄信寄钱，以告知平安抵达或答谢“送顺风”之情，俗称寄“相探批”（即探候信）。
民国期间，华侨一俟回归故里，家乡的亲人有为他们脱下脚上草鞋（草鞋系供远涉者穿用，以稻草、细麻布绳编扎而成），洗尘接风的俗仪，邻里亲友，常送礼以鸡、蛋、面线以及名土特产，甚至设宴请客，俗称“脱草鞋”。归里的华侨，往往则回送诸如香皂、针线、衣服、布料、成药、用品等洋货。其中，尤以送针送线为尚礼，俗有“穿针引线”，牵来带去，情谊绵长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货日益增多，并备受青睐，故回乡华侨常以“红包”代物，好让堂亲戚友各自选购所好。为报故土养育之恩，敦睦乡谊，许多回乡华侨在回国期间都有到祖祠和祖墓行香作拜的习俗，并出现慷慨解囊修祠建庙、修路造桥等等热心公益之义举。50年代以后，华侨穿草鞋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华侨归里“脱草鞋”的俗称，至今仍然沿用。
二、“公鸡娶亲”
晋江侨乡一带，在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婚姻大事概由父母包办，甚至连远隔重洋、身在异国他乡谋生的华侨也不例外。所以，旧时经常出现通过媒妁之言定亲，封建迷信择日迎亲。婚期择定后，新郎未能如期归国娶亲，便有公鸡代新郎娶亲的奇异婚俗。结婚之前，诸如订盟、纳彩、送花，轿前盘等依然按俗礼进行。至结婚之日，新娘抬到，则只好抱公鸡代踢轿门，新婚之夜，用公鸡置于洞房床下，与新娘作伴而已。此婚俗，旧时为侨乡社会生活习惯所承认，一旦华侨回乡即可正式与早已入门的新娘过夫妻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崇尚婚姻自主，侨乡“公鸡娶亲”的婚礼殊俗，已经废除。
三、“引水魂”归故里
历史上，晋江华侨众多。“山是故乡青，月是故乡明”，为海外数以百万计华侨素有的传统乡土观念。所以，长期以来，每到耆老暮年的华侨，均有“叶落归根”，回归故里，安度晚年的民情习俗。但也时常出现众多事与愿违，而客死他邦，骨埋异域者，为了让这些人遗愿得以补偿，魂归故里，于是侨乡一带往往以纸船一只置于海边江畔，船上插死者衣服一套，道士选择时辰作道法，拉上衣服，扮成“魂身”，祭敬点木主后置入魂轿，按殡葬归虞仪式，引其魂入祖厅宗祠，俗称“引水魂”。70年代以后，随着交通工具变化，有些地方糊纸飞机与纸汽车，置于村外旷地举行“引魂”仪式。但仍称为“引水魂”。
第二节 农耕习俗
一、搭草寮“看山”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荡，风气日下，晋江农村一带，特别是农业地区，每逢作物收获时节临近，为避免损失，往往在山边田畔搭草寮，通宵达旦守更防盗。为此，农村各户事前统一举行“放兵”做敬仪俗，呼请所谓“代天巡狩的七大巡”，集结阴兵协助，并于田间地里立插神符令箭，以神助人威，祈庇五谷无损，守更人无恙。
守更期间，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日，均有“犒兵”时俗，直到农作物全部收获完成，全村再举行“收兵”仪俗。届时，村落摆筵演戏，酬谢“七大巡”功告回殿。这一愚昧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虽有时出现寥寥无几的“看山”草寮，但酬神敬鬼的仪俗基本废除。
二、乞雨
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农村，每逢天旱地枯，即有聚众祈雨之迷信习俗，俗称“乞雨”。
有的地方乞雨之时，以桌垒高台作“天坛”，由当地耆老绅士主持，抬“真人”或“当境”等显赫神明。参与祈雨民众，尽皆斋戒沐浴，头扎白巾，身着素服，手执炷香，如丧考妣地跪拜于“天坛”底下，祈天降雨。嗣后，以神轿带路列成队伍，沿途三步一跪一叩头，口中念念有词曰：“乞雨乞雨，烂肠烂肚，皇天不顾，百姓无路”。直至江海湖畔，众人齐跪，神轿直奔入水。其时，若能捞上水母、螃蟹之类水族，便认为天将作情，普降甘霖在望；若是捞到小虾，则示为无雨之兆，务必反复以求苍天降恩。
有的地方，求雨时常抬神轿佛辇显灵“坐井”，以祈赐泉水长流，润灌庄稼五谷，虽形式不同，但目的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破金鸡、灌晋南”，大兴水利，特别是80年代科技进步，遇大旱，打催雨炮降雨。故乞雨民俗业已终止。
三、“扎草人”和“打簸箕鼓”
古习遗留，晋江水田与农地区一带，凡谷物将熟的地里田间，常见插稻草人。草人手足俱全，穿衣戴帽，脸部头发拟人，头上挂扎一串金冥纸（敬神祭鬼的金纸），其态狰狞可怕，旨在吓鸟驱鼠，防止庄稼被损。但天长日久，竟发展到被崇奉似神如鬼。有的农村人家，凡遇到鸡、鸭、猪、牛失窃，便一会儿举起火把，一会儿擂簸箕，对草人哭诉骂贼，俗称“打簸箕鼓”骂人。如此做法，旧俗说是草人闻声，会惩贼治恶。60年代以后，“扎草人”与“打簸箕鼓”的农耕习俗，已很少见。
第三节 船民异风
一、船上贴春联
新春佳节，晋江沿海一带渔村艟艚船只，张贴春联的格式千篇一律，但别具一格。
大主桅：“八面威风”；头桅：“开路先锋”或“一见大吉”；舵上：“万军主帅”；龟壳即舵屋：“满载而归”；上枰即顶帆横轴：“锦帆捷至”；寿面即前舱：“木龙光彩”；龙面：“龙头生金角，尾口出银牙”；妈祖神龛：“海国安澜”、“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水得天时”或“身居湄洲真显赫，神在船中保平安”；船尾：“海不扬波”“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二、祭祀“好兄弟”、“放洋”和插“黑旗”
“行船走马无三分性命”是沿海一带流传已久的俗谚，船民迷信历来异常突出。譬如，货船满载启航之前，务先酬谢“天公”和“妈祖”，后取若干供品倒入海中祭祀海难的“好兄弟”，事毕方在“满载、顺风”的呐喊声中扬帆启程。民国前后，大货船远航，复又增加“放洋”仪俗。其形式是仿制1只长丈余、且船体一样，舱里设备近似的布船，于出港时，罗盘定位，把布船顺流放入海中，意作“替身”，仪式进行十分肃穆。沿海渔船，尤其是乌槽渔船出外海捕捞，船头都要插上一把黑旗，以告示海神，渔船将开“杀生”之戒，祈以包涵保佑。
三、船上的“生”与“死”
海上船只，若逢孕妇在船上分娩，视为吉兆，要礼以“红包”，放鞭炮热烈庆贺。因为海上行船历来风险大，船员有减无增，而今船上“添丁”，自然是件祥兆吉事。
海上，如遇船上人员不幸死亡，则习惯就近沉尸水葬；而海上遇有浮尸，却要焚烧金纸冥钱，捞尸回港土葬，并祀奉于渔村“海头宫”里。
四、做“海醮”
晋江沿海各地渔村，每隔若干年必做一次“海醮”，敬奉海中的孤魂野鬼，仪式十分隆重。
做“海醮”之前，应择黄道吉日，事前糊制1只大纸船，船上备柴米油盐，碗筷餐具，纸衣纸袍、以及金银纸钱等。纸船雅称“彩舟”，俗叫“王爷船”。并在当地“海头宫”或佛宫殿观之中，立置数尊青面獠牙、形象高大的“纸王爷”。随即由道士以所谓张天师名号出榜，呼请各路神明及众“好兄弟”到时齐来受飨。
做“海醮”一般1至3日，届时全村要演戏酬神，热闹非凡。渔村家家户户又是“犒兵”又是备筵设敬。尤其是纸王爷上船之日，“王爷船”出巡，沿途渔户人家，要在门外设香案顶礼膜拜。是时，更有腰扎红肚裙的神棍，俗称“僮子”，赤膊登在王爷船上，或执剑持斧，或手甩刺球，口念喃喃咒语，往自己脊背乱砍乱打，如果执护板者遮挡不及，“僮子”也要落得浑身鲜血淋漓。特别是，出现“倒僮”贯穿“钎刀”，（即用尺余或近丈的细圆铁钎，穿贯于双颊），装神弄鬼的场面，气氛十分阴森恐怖。因而，在做海醮送“王爷船”时，渔家均要叫儿童回避，避免灵魂被掠走之灾。
民国后期，各渔村做“海醮”仍十分盛行，唯金井塔头，明末以后就废除。据说是当时有个做官的蔡道宪在“王爷船”上写了“准出不准入”之故。新中国成立后，“海醮”仪俗消废，但做“水普”（与内地普渡仪同）祭敬海上“好兄弟”仍然存在。
第四节 叫卖风情
晋江自古以来，城乡之间，“其小者如卖〓、卖饼、卖荔、卖柑、卖桃李、卖杨梅、卖甘蔗，熙来攘往，朝暮不息”。其招揽生意，往往是卖什么喊什么，拖腔拉调，似喊似唱，进而发展用吹击器代声以广而告之。长期相沿，从而形成乡土叫卖风情。
卖小百货的货郎担摇小手鼓，当当作响，俗称之为“摇鼓仔”；卖豆腐花和鱼丸汤等小吃的肩挑摊贩、汤匙击碗叮叮声脆；挑卖蜜饯担的吹唢呐，俗称“卖咸酸甜吹爱仔的”；卖猪肉的吹海螺或竹管；阉牲口吹短笛，俗谚有：“阉猪割狗，〓吁唔〓吁，华佗是吾师。”；修理小五金器皿、削刀磨剪的，碰击铜铁片串，声声咧咧，故称之为“咧咧仔”；卜命，啄鸟卦的背包袱或提鸟笼，敲起牛角，俗谚“鹄、鹄、鹄，算命先生背包袱”。卖冰棒雪糕、石花糕冷水的摇小铜铃；还有一些走江湖打拳卖膏药的，常敲锣打鼓，以吸引四邻光顾等。
第七章 陋习流弊
第一节 迷信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的封建迷信虽然已有所破除，但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影响，加上旧的信仰崇拜民俗世代相传，封建迷信仍十分严重。除诸如上述的“七月普渡”、做“佛生日”、“进香乞火”等活动外，迄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有种种表现。
一、凡事“择日”、“抽签问卜”
各地渔农工商，举凡栽种纳畜，出海捕鱼，学工习艺，开市营业，直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包括开剪裁衣，安床合帐，迁居入宅；动工建屋，张门竖柱，下砛上梁，开井砌灶；订盟纳采，冠笄嫁娶；进寿行丧，入殓移棺，修绩筑墓，功果祭祀等大事，普遍习惯由日师或山家选择黄道吉日，甚至还要到神祗佛前“卜杯讨准”而定。举凡生活中有疑难大事，群众中则有扛佛问神，扶乩抽签，听香运梦或算命卜卦等，以判断祈冀之事的是非曲直，凶吉好坏，原由结果，是兴是衰等等迷信习惯，俗称“抽签问卜”，在晋江一带相当突出。
二、求神托佛，庇佑赐福
为祈平安，群众中有所谓“契七娘”，“契夫人”，挂香火，贴佛符，系“八卦”，插神旗，搞“替身”，添“运气”等繁多封建迷信民俗；为祈赐福，则更有到道观寺院，亲自顶礼膜拜，点香添油许愿者。所谓“许愿”，也就是求神托佛，保佑所祈求之事告成，而日后事成将以予重礼酬谢的封建迷信仪俗。其谢神方式有：洁身斋戒，举筵敬奉，演戏酬神，甚至捐资复修寺庙，塑像造佛等各种形式。由于群众求神许愿十分盛行，所以在闽南各地许多道观寺院中，出现不少的晋江善男信女以巨资“题缘”的勒石碑记。其中清末年间，金井塘东的蔡本由，因求神一事凑巧如愿以偿后，耗巨资为卓望西资岩重修庙宇，金镶庙中3尊大佛，使晋江城乡轰动一时。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晋江群众求神托佛人数之众，传习之久，为外地所罕见。
三、巫婆神棍，装神弄鬼
由于封建迷信严重，晋江一些地方，长期来巫婆神棍，装神弄鬼活动猖獗，骗取钱财，坑害群众的流弊常有出现。群众中“观三姑”、“观落阴”十分流行。农村中，治病“亦靠神，亦靠人”的迷信观念浓厚，求神问病的做法长久存在，一些神婆神乩则无孔不入，作法念咒，鬼话连篇，时而说是触犯阴魂，需举敬举祭；时而大开“佛药”坑害病者。特别是利用一些突然伤亡事件，从中兴风作浪，说神道鬼，有时搞得全村人心惶惶，影响很坏。
第二节 赌博
民国期间，社会上赌博成风。尤以石狮、东石、安海、永宁、内坑、衙口以及深沪一带最为突出。赌博形式，五花八门，常见的有推牌九（俗称“比班将”）、搓麻将，摇铜宝（俗称“压宝斗”）、摸十二字（俗称“摸水鸡”）、打纸牌、摔王公、押“花会”（俗称“压花当”）等等。
那时，社会赌博之风，不论绅士官吏，渔农工商，三教九流，均有人染指。且似乎还有上搓麻将，下推牌九杂赌，身份各别，层次有分的状况。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上尤以“花会”为害最烈。民间有“一文廿九听（即以一赢廿九），大人孩子皆兴”的口头谚语。群众为了一赌输赢，到处求神托佛，抽签问卜，甚至把尿壶与马桶当作佛扛，弄神间卜，达到趋之若鹜，昏头转向地步。经常出现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沦娼为盗、投水上吊、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其时，国民党政府虽也下过禁令，但官吏上梁不正，百姓下梁竞相效尤，致使赌博泛滥成灾，禁赌成为一纸空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明申禁赌法令，采取教育与惩治相结合措施，有效地刹住了社会上聚众赌博之风。80年代以后，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旧社会的赌博劣俗又死灰复燃。
第三节 吸毒
早在明末清初，漳州泉州一带即有鸦片走私活动。至嘉庆年间，晋江沿海一带村落，时有小船出海暗中贩入鸦片。其中，衙口施姓，深沪陈姓，陈埭丁姓等一些殷商富豪，内外勾结贩运鸦片最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开放“五口通商”，鸦片即由厦门源源流入闽南一带。于是晋江各地贩毒与吸毒者日益增多。当时磁灶张林，成为闻名全省的鸦片走私大本营。至民国14年（1925）以后，在军阀陈国辉所谓征收“烟苗捐”的幌子下，张林及其附近的几个村落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罂粟，公开提炼吗啡、鸦片，并流毒全县全省。
其时，晋江城乡各地，挂有“上桂在此”招牌旗号的烟馆林立，吸毒者日众，社会上一派乌烟瘴气。不管是城镇农村，许多人家都备有烟盘烟枪，用之以社交待客。宾主之间，有事商量便凑在一起，似卧非倒，面对烟灯，吞云吐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吸毒成瘾，靠吃鸦片，打吗啡度日的“鸦片仙”和“扎针仙”。这些人倘若遇到经济拮据，停吸停打，便出现了口流唾涎，四肢无力，浑身颤抖，大小便失禁，病态十足，人鬼难分的丑像。
民国21年，十九路军入闽治泉，发布命令，设戒烟所，强制戒烟，晋江社会吸毒现象有了收敛，吸毒人数明显下降，成瘾者基本戒除，但吸毒并未根除。新中国刚刚成立，即雷厉风行，大张旗鼓严厉打击制毒贩毒犯罪活动，开展切断毒品源头与全面进行戒烟教育相结合的清毒运动，有效地铲除了旧社会遗留的残根余孽。从而出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的社会风气。80年代虽发生少数来自国外走私贩毒犯罪案件，但均立即受到人民政府的有力打击和严厉惩处。
第四节 嫖娼
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各地妓院甚多，娼妓卖淫活动颇为猖獗。对此，国民政府不但不予取缔禁止，反而专门设立花捐局，以征收妓院捐税。民国27年（1938）晋江县花捐局统计资料记载表明，当时全县妓女达600余人（私娼不计其中），大都来自江西等地。
那个时候，每逢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县城各条大街小巷，闹区茶楼旅馆，常有不少娼妓争妍斗艳，拉拢顾客。石狮、安海、青阳、衙口、深沪、金井等地，也有许多幽街曲巷的娼妓馆舍，红灯作号，张挂艳帜，招揽嫖客。社会生活混浊，性病蔓延，群众深受其害。
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建立后，立即取缔妓院，一方面三令五申严禁嫖妓卖淫；一方面加强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明妓暗娼进行教育改造，妥善安置她们就业劳动，改邪归正，从良成家。因而卖淫的社会劣俗根本绝迹。
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晋江各地商品经济活跃，随着国内外人来人往，石狮、青阳、安海等城镇又出现了一些外来的娼妓，对这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政府十分重视，及时开展了一系列扫黄打丑运动，并根据情节轻重，对一些留宿嫖妓、卖淫做娼的人，分别予以法办和教育，有力地打击了卖淫宿娼的丑恶时弊。
第五节 械斗
自明清以来，晋江广大农村大都聚族而居，封建宗族思想浓厚，加上小农经济自私狭隘观念，历史上，常因山林、水利、地域、“风水”等争端，导致封建械斗，结下没完没了的宗族怨仇，形成了时起时落，持续蔓延，经久不息的封建械斗。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曾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封建械斗：
一、东西佛械斗
清康熙年间，县城东部风池境与西部奉境，因迎神赛会发生纠纷，进而导致附郭三十六铺分帮结派，形成势不两立的“东佛”与“西佛”两支封建势力派系，并时而大动干戈，进行封建械斗。以至蔓延并扩大到县城南门外晋江各乡里，延伸300余年。互相抓人、杀伤人命。其牵动面之大，时间之长，为祸之烈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二、都蔡冤
清光绪年间，东石塔头村刘氏与同村蔡氏，因修建祠堂为“风水”之争，而演化成大型封建械斗。这场械斗以十一都杂姓与大姓恶斗闻名，长达6年之久，牵动200多个乡里，360余人无辜惨死，伤者不计其数，酿成震动海内外的“都蔡冤”。
这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封建械斗，造成交通断绝，田园荒芜，百业凋蔽，治安混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严重后果。为了办理此案，晋江五易县令，最后泉州知府李增蔚亲临督办，追捕双方罪魁祸首斩头示众，归侨陈增钭献银3千，抚恤双方伤亡，事态才告平息。
三、安海黄颜械斗
民国13年（1924），安海黄姓与颜姓因祖墓“风水”发生纠纷，引起两姓械斗。此时磁灶张林因张、颜历史上有联宗关系，即组织人马支援颜氏。当时，驻泉军阀孔昭同，派兵一连到张林镇压。但结果却遭张林伏击，连长与20多名士兵当场毙命，遂使事态扩大。事后，经“华侨救乡会”及地方绅士出面斡旋，几经周折，在孔昭同索得银元2.8万元的赔命钱后，方告罢休。
除此之外，晋江还出现过持续达数十年的永和林股械斗，龙湖前后港施姓械斗，以及磁灶张林与青阳赖厝，陈埭西边与青阳高岑（今高霞村），永宁龙穴与杆头械斗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镇压反革命，狠狠打击械斗的肇事者与操纵者，铲除城乡封建势力，晋江历史上时断时续的封建械斗终于平息。“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封建械斗又有所抬头。据县公安部门统计，仅1973年，全县共发生封建械斗39起，死7人、伤249人，涉及16个公社（乡镇）、163个大队、215个自然村。直到1982年，全县还发生封建械斗18起，死11人、伤192人，其中尤以陈埭的洋埭林李械斗，东石塔头孙刘械斗，损失最为惨重。1983年，人民政府为了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查处并惩办一批械斗的首要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收到了较好效果。
自唐以降，晋江文化渐兴，礼教弘扬，影响日深，民俗淳朴，知礼重义，有“海滨邹鲁”之称。宋元以后，晋江曾为海上交通贸易中心之一。随着各国商贾云集，多种宗教传入，且僻处海隅，人稠地狭，出国谋生，流寓异邦者众多，从而形成著名侨乡。晋江风俗既有中原古老文化的遗风，又有外来文化的痕迹。在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日、礼仪道德、信仰崇拜、乡土民情等方面，无不勾画出中外文化交融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风俗不断走向文明进步。崇尚科学，敦亲睦邻，遵法守纪，爱国爱乡，“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等社会主义新风尚得到发扬。“破旧俗、立新风”日益深入人心，但一些陋习流弊并未完全销声匿迹，有时还会沉渣泛起。
第一章 衣食住行
第一节 穿戴
晋江人的衣饰打扮，既承袭传统，又受海外影响，故颇具特色。
一、衣着
清道光《晋江县志》载：“上古草衣卉服，太朴无华”。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仕宦“品服荣身悉遵定制”，一般平民百姓“冠裳之饰而贵贱无淆”。清末，平民百姓以粗布汉装衣服及镶边大裾衫，纳底布鞋、草鞋、木屐为主。仕宦缙绅以及殷富阶层则穿弓鞋、珠拖，长衫马褂，并冠以“鲁笠”或瓜皮、毡仔帽。民国以后，中山装、学生装、长衫、旗袍、连衣裙、皮鞋、胶底鞋逐渐进入社会生活。抗日战争结束后，菲律宾华侨带回的各种美国军服、军鞋、军帽，一度在晋江流行。新中国成立初，则时兴灰、蓝色“列宁装”、“干部服”以及“万里”鞋、球鞋之类，出现所谓清一色“蓝蚂蚁”时期。60年代初，“白鹄笠”、塑料凉鞋、拖鞋始进入一般群众家庭，改变了长期以来“天亮打赤足，晚上木屐响”的习惯。
“文化大革命”期间，绿色军装、军鞋、军帽甚为流行。此外，渔民衫（薯榔衣）、红灯芯绒女式外衣在社会上也十分趋时。改革开放以后，衣着变化甚大，进口及本地产的西装、牛仔服、茄克衣、套装以及品种繁多的时装琳琅满目，无所不有。人们讲究美观时髦，注重质地与“牌子”（名牌），而且变一衣多季为一季多衣。并以轻、薄、软取代以前厚、重、硬的服装。以往，村间农民习惯于赤脚，穷苦者常衣布袋衫。现身穿西装、“鞋袜带脚”耕地种田者不在少数。
晋江人穿衣除历来有“上肿下虚”（即上身厚、下身单薄）特点外，还带有一些地方色彩和习俗禁忌。青阳、池店一带当祖母的妇女，喜庆节日习惯穿大红袄。深沪、金井一带华侨妇女则常着花衫裤。衣服忌反穿、忌直接和衣带鞋入睡、忌衣服穿在身上打补钉、寡妇忌讳艳服等。有的“贵器”儿童常着“百补衣”，以避邪。
二、发式
清代，男人蓄发辫，儿童留束发。民国以后，剪去发辫，一般理平头或分头。家庭妇女留发髻，年轻姑娘扎长辫。抗日战争期间，推行“新生活运动”，男学生一度盛行剃光头，女学生剪短发。新中国成立后，发式变化不大，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男女亦讲究发式时髦，如剪“运动”发、长鬓发或卷发，家庭妇女弃髻卷发或剪发者亦甚为普遍。遇长辈去世，仍保留49天内男人不理发的旧俗。
三、打扮
清末民初，女子缠足陋俗流弊甚广，民国以后始废。妇女素有薄施脂粉注重打扮的习惯，常以珠仔针、夹针、丝线札的红花，或各式金银玉钗，甚至用芙蓉之类鲜花插于发髻或两侧。青阳、池店、陈埭一带妇女，有以时鲜花串绕髻习惯。喜庆时一般插红花。丧事期间要别上白、或蓝小布条以志哀悼。在抗日胜利后，妇女佩带珠宝戒指、金银镯链、耳栓玉坠日益盛行，体现侨乡“番客婶”雍容华贵之特色。但50年代末，在所谓“献金”运动中，即销金匿玉，直至70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佩金带玉才重新出现。一些青年女子浓装艳抹，染漆指甲；男人时兴西装革履、鲜艳领带、佩硕大戒指、项链、手链等。
第二节 饮食
晋江依山傍海，人多地少。自古以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一、主食
晋东南及西北旱地区以粗粮（甘薯、甘薯干）为主，沿海渔村渔民则常吃甘薯佐以鱼虾、海鲜之类，晋东水田区农民粗细搭配。副食常辅以豆纤、线面、米粉等。普通家庭平时俭朴，一日三餐，以稀为主，粗食淡饭，兼味盘餐，大都以自制豆豉、酱瓜、咸菜、萝卜干或沿海内河小杂水产品等。逢节祀日方见改善。凡遇喜庆节日，大宴宾客极为普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物质生活逐步提高。80年代，高档次食品、饮料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群众消费，日渐趋向营养化、口味化。
二、风味
晋江烹饪属闽南菜系。颇具地方特色的菜谱有：桂花蟹肉，珍珠蚝煎、通心河鳗、油焗红蟳、八珍芋泥、五香鸡卷、糖醋荔肉、汤煮鱼丸、清蒸鲈鱼、快炒红虾、归炖乌鸡、八宝香饭、虎咬荽草、四果甜汤等等。名土特产食品有：石狮甜粿、安海捆蹄、深沪水丸、东石蚝煎、衙门花生、安海食珍糕、源和堂蜜饯、石湖红膏蟳、龙湖金边鳖、灵水菜脯、五乡米粉、陈埭泥蛏、西滨礼饼等。地方小吃有菜粿、蚝〓、田螺肉碗糕、米糍、花生卷、肉粽、蚝煎、花生汤、面线糊、米丸、鱼丸、咸馅芋圆、炸薯枣、土笋冻等。此外，以甘薯为主食的农村，还有薯粉包、薯粉糊、撒粉坯、薯干粿、薯渣煎等农家小吃。
三、禁忌
古有“食不语”等禁忌。今仍存有若干食忌，例如：餐桌上菜忌6碗，以避“活祭”之讳；上9碗也视为自嘲或无礼，因方言的“9”与“狗”同音。用三个指头端碗为“乞丐相”。筷忌竖插饭碗中，以别于“辞生”之俗。用餐时严禁敲碗筷，才能家和。饭后碗底不留饭粒，以免生“麻子”脸。沿海一带的渔民，碗、瓢之类均不准覆置、吃鱼不得反翻，忌“船翻”。
第三节 居住
晋江一带传统民宅多为“皇宫式”大厝。“皇宫式”大厝，具有多层次进深、前后左右有机衔接、对称等特点。大厝第一道是墀头大门，门位凹入，门上多嵌以绿辉岩雕刻业主姓氏郡望匾额，并装饰“伍员目”。大门要逢大事才启开，平时均由两侧边门进出。入门处下厅左右辟两间下房，下厅止步衔接天井，天井两侧的走廊和房间或叫“举头”或叫“厢房”。走过天井就到主屋正厝，中为厅堂，分前后两厅。厅的左右前后各有大房后房共四间，是主要起居住室。厅房结构，有“光厅暗房”之特点。大房与举头之间辟有左右两边门，可通室外或护厝，出后厅复有天井，两旁多半又是举头或厢房，最后是一列平屋作厨房、杂间或住房。大厝外的左右两旁，往往各建一排三间或五间的“护厝”。“护厝”中开辟为小厅，其余房间为住室。
“皇宫式”大厝大都为穿斗式木架结构。一般有四柱三开间或六柱五开间。屋顶为悬山式曲线燕尾脊，屋面顶铺红瓦、瓦筒、檐口挂滴水、瓦当。下房、厢房、护厝次之以硬山式屋顶或马头式山墙。房间间墙系用木板或砖壁，窗棂门扉，雕花镂柳。室内方砖地板，厅门、天井、墙础、埕院、台阶、举头铺设平整条石，四周红砖墙面贴砌各式几何图案。整体建筑造型，庄严大方，淳朴和谐。
民居习以聚族。大厝规模大小有一进一落，直至四进四落之分。豪华仕绅之宅，前有回向，后有花园，兼有东廊西厢、池亭水阁，书轩画室等等。普通百姓住宅结构、布局则较灵活简朴。建筑都为上木结构或土木砖石混合结构。
民国以后，民宅有新的变化，出现举头、下落戴楼，新旧结合的住宅。30年代始出现混凝土结构、式样不拘的洋楼。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型大厝构筑渐少，民宅时兴建筑改进型的砖石楼房。特别是80年代以来，堂构新颖，千姿百态，装潢美观，兼有会客室、厨房、膳厅、卫生间等现代设施，条石、砖混、框架结构的高楼大厦在晋江侨乡一带，比比皆是。而且，大厝门竖普遍镌刻有厝主名字的冠头联。城镇居民则渐趋购置布局科学的商品套房，逐渐形成居民新村。
历史上，晋江的一些住居陋俗仍时有出现，如建宅的中梁和“高尺”要长期妥善保留，女人不得跨越。如遇上女儿在娘家分娩，大都有下“高尺”之举，以拒外家夺走福气。乡间居民大门上常贴有八卦、佛符诸类以驱邪，大门正向习惯筑堵“照墙”，以避免冲路、冲巷、冲柱、冲窗、冲厝角等。正向路巷之宅的外墙，还常嵌“石敢当”以驱邪。尚未酬谢“土地”的新居，不得敲锣打鼓。正厅旁侧不添造厨房，否则有“乞丐背草袋”之讳。住室置床不能横梁等。
第四节 行走
晋江滨海一带，自古“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渔民行船海内外者颇多。内陆由于台地起伏绵延，溪流短浅，以舟代步却不多。清末民初，仕绅常以各种肩舆布轿代步，骑马代步者不多。庶民历来步行，唯婚娶，新娘才坐花轿。步履困难的儿童、老人则靠肩挑、独轮车运载。20年代，即有少数汽车营运。城乡间也相继出现些黄包车、自行车，但为数无几。新中国成立后，交通运输日益发达，以自行车、拖拉机、汽车代步者日渐盛行。80年代以来，依赖于汽车、轮船、火车、飞机作国内外商旅者骤增。境内乡镇通衢八达，公共汽车、出租小轿车、摩托车营运发达。日常上班、入学、做工普遍以自行车代步；个人拥有摩托车者也随处可见；一些企业家也拥有私人小汽车，反映出侨乡一派崭新的生活气息。
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科学落后，人们与自然灾害斗争能力薄弱，久而形成了一些行走的迷信习俗。尤以海上行船最为突出。如逢农历正月初七、二月初八不开航，正月初三、十三不启碇。相传与宋代杨继业（杨老令公）初三出征，十三兵败有关。一般行船船员均不得随意坐下，以免遭到“坐（停）风”之麻烦。船只抵靠海港码头，抛锚后，要烧“稳锭”金纸，以答谢神明保佑平安无事。此外，还有取金稳锭，弃金避免身沉等。至于陆上行走，也有诸如“初一、十五、廿五日头”不出远门之俗。幼儿习惯择日出门，佩戴香符，过桥“压金”，过庙“烧香”，尤其是首次到外婆家，出门之前，额头要涂上黑锅灰，意为向灶君辞行，以保庇小儿一路平安，俗称“笃灶额”。返回时，额头则要涂上红丹，以表示受到外婆丰厚款待，长得红光满面。另外婚丧忌相逢，穿村宜下马，以及抬尸不得过村入乡等习俗也十分突出。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普及，科学进步，上举诸俗逐渐消失。80年代以后，公路上上各类行驶车辆，于车上张贴佛符，悬挂香袋，用以驱邪避祸之风日盛。
第二章 婚丧喜庆
第一节 婚嫁
晋江男女婚嫁习俗历来颇为繁琐。
议婚，俗称说媒。即由媒人或亲友牵线，介绍嫁娶双方情况，经双方父母同意（后期有的家长还征求婚嫁本人意见），初步确定缔亲意向。
送庚帖，俗称“提生月”。双方缔亲意向既定，即由媒人或介绍人把用天干地支书写女方生辰年月的纸帖（又称“八字”）送至男家，压置于厅堂神龛香炉底下，3天以后，若男家平安无事，碗碟无损，合乎俗称的“三日圆”，再通过明查暗访女方家教品德，认可后，即把男方庚帖交中介者回送女家，女方又重复男方做法。在这期问若有一方没有“三日圆”，势必退还庚帖，取消议亲。
相亲。男女双方认可后，即由男方的姑母婶姆辈，择日径至女家相亲，以细察女方容貌仪表等。嗣后，往往还需到道观寺庙抽签问卜而后决定。
订盟。或称订亲、订聘，俗称“压订”、“戴戒指”等。仪式因人而异，繁简不一。一般男方送以戒指，订仪（红包）、喜糖等礼物，女方则以各式糕饼果糖及鲜芋、生姜、手巾扇等吉祥物回礼。仪式中，由男方直系女眷或姑母亲自将戒指戴于女方无名指上，婚事即告订笃。
纳彩，也称送彩礼。男家择日具柬，备办手镯、彩仪、喜包、坛酒、糖果、鲜花等彩礼去为女方“戴鑧”（戴手镯）。有的地方订盟、纳彩两者结合，一并进行。在彩礼中，除手镯外，女家尤其注重喜包、鲜花数量。因新娘出嫁时，受女方馈赠花、包的亲朋邻里，均要给新娘添妆“送路”贺喜。历来男女双方议定花包数量时，常出现讨价还价，犹如交易。
送花。婚期来临，男家还需具婚书礼帖兼有彩花、礼饼、绸缎等礼品送至女家。俗称“送花”。
此外，订婚后，女方还需向男方请求男家诸亲鞋样尺码，以提前制备各种新鞋，随嫁妆送给夫家诸亲，作为见面礼物。俗称“请鞋样”。清末，民间婚嫁纳彩、送花等礼仪渐渐趋向在“轿前盘日”，用花叠盘形式一并举行。“轿前盘”有七日盘、五日盘、三日盘和隔日盘之分。分法以办盘日子与结婚日子提前的天数计算。花叠盘包括：大盘小盘（或称头盘二盘），以及一大串用竹篮装叠的花包、花生糖、果品、全猪、鲜（熟）花、面线等礼担。故有“盘担”之俗称。其中大盘小盘系有丰盛佳肴、礼品、礼物（其中含聘金、六礼）。晋江历来聘金数额甚巨。聘金，女方一般“完璧送还”。所谓“六礼”，俗称“衫带”，为男方送给女方的喜帖礼、择日礼、被帐礼、花粉礼、收盘礼、嫁衣礼等。“六礼”女方历来皆收。“轿前盘”的送盘与收盘，旧俗也极其复杂繁琐。
结婚当天早上，新郎、新娘均要请福寿俱全的长者用木梳在头上梳三下。俗称“上头”，也称男冠女笄。新娘拜公上轿，要挥泪哭别，然后“封轿门”。由新娘的年轻侄辈挑灯引路，至村路口，新娘要从轿内丢出手巾、纸扇让女方亲属捡回。送嫁妈陪同，一路吹打到男家。花轿一至，送嫁妈抢先进门，边念“四句”，边撒“铅钱”（“铅”的方言与“缘”谐音寓意有缘，新娘入门后会受全家人疼爱），同时通知公婆、亲人和有“冲”者回避，然后新郎出迎“踢轿门”，再由新郎的年轻弟侄辈“请出轿”，新郎的嫂辈牵新娘跨过烘炉火入大门。沿道送嫁妈将篾笠米筛遮盖于新娘头上入洞房，挑乌巾、共吃红圆。当天，新郎亲朋邻里要送贺礼，男家则大宴宾客。新郎新娘要逐席敬酒，俗称吃“娶某桌”或“新人酒”。宴席上要尊新郎舅父坐大位（首席）。晚宴毕，新娘要到厅堂与翁姑及丈夫的亲属“相见”、“请茶”，被请茶者要以首饰、钱钞“压盅”答谢。嗣后即转入“吵新娘”（即闹洞房）。在新婚七天内的晚上可连续闹洞房，有“七日内不分大小”之俗。结婚隔天早上，新娘要到祖厝厅“启公”以及“启井”、“下厨房”、“扛水”等。新婚隔日（或三日、或五日、七日），新娘首次回娘家，称“头倒客”。女方即设晚筵宴请新女婿。请女婿席，礼仪甚多，宾主坐位和斟酒均严格有序，鸡、鳗两菜上席，女婿应即离席，故民间有“见鸡飞，见鳗趖”之说。青阳一带尤其忌上“乌贼”，否则即会触发事端。此外，新婚后还另有诸如换花、送灯、探房、送夏等习俗。
民国初期及以前，晋江男婚女嫁，一般由父母包办，各地基本沿用旧的礼俗。30年代，始有知识界倡导移风易俗，社会上“文明结婚”日渐流行。男女双方或经亲友撮合，或自由恋爱。志同道合者，一般只需赠物为据，照像留念，或于报端刊登订婚或结婚启事，夫妻关系便得到社会承认。这时期，城镇集体举行婚礼颇为时尚，影响所及，乡村陈旧婚俗的繁文缛节也逐渐简化。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婚姻自主，尤其是《婚姻法》颁布以后，实行自由婚姻，一夫一妻制度。除时有出现招嫁（即合伙婚）、二婚亲（男续弦、女再嫁），嫂叔婚（寡嫂与夫弟撮合）等旧俗外，诸如指腹为婚、童婚、童养媳、纳婢、纳妾、冲喜、嫁木主、嫁公鸡、女婢陪嫁等等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之劣俗，已基本消除。50年代，社会上自由婚姻，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十分盛行。用结婚证、合婚像、分喜糖、举行集体婚礼、开茶会等形式，取代了旧婚礼中的婚书礼帖，大盘担、大嫁妆，及其极为复杂的婚嫁习俗。民间一些守旧的婚嫁，也始有明显变革。如从说媒至订聘等一整套繁琐礼俗，改革为男女介绍认识，进而互相了解，同意后即合照订婚像，戴戒指，送“衫带”（彩礼），分喜糖。盘担改包礼金由女方代办。嫁妆普遍以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三大件为最高档。坐花轿改以自行车、三轮车代替。多兄弟结婚，唯序大（即兄长）者办筵，其他从简。简化或废除了诸多旧的礼俗，并打破历史上同姓不结婚、同村少联婚等旧的传统观念。80年代以来，晋江侨乡一带富裕家庭婚嫁，讲排场的遗风又有回潮，“重聘礼、大嫁妆”，聘金彩礼动辄以万元计；嫁妆包括彩色电视机、摩托车、电冰箱、音响和类目繁多的家用电器，更有甚者，有汽车、银行支票、套房等。城乡民间婚礼竞相铺张，波及渐广，普通家庭难以承受。民心普遍拥护政府婚事简办之倡导，移风易俗的文明婚礼仍深受社会欢迎。
第二节 生育
晋江一带，自古以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浓厚。民国以前，科学不普及，不讲卫生。用土法接生，婴儿死亡率甚高，故生育带有很多落后愚昧的，甚至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地方习俗。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科学昌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普及，一部分陈规陋习已渐消除。但一些地方习俗仍根深蒂固，沿袭深广。
孕妇临产前，娘家通常要送鸡蛋、线面、鸡等物品到男家，俗叫“催生”，以资孕妇营养保健，也藉以通知男家要做好生育前后的准备。婴儿出生，初喂哺以甘草黄连汤以至珍珠粉，后喂以母乳。产妇坐月要吃姜果（系用糯米粉、生姜末、酒粬发酵制成）、麻油、线面、煎蛋、爆鸡等热性补物。青阳一带，有7日内不吃干饭之习俗，以防干硬食物“损胃”，也防水份缺，乳水少。娘家一般还要为产妇送烹饪已就的瘦肉、面筋、鲜鱼等优质佐餐菜肴。
“重男轻女”历来甚为突出，生男时燃放鞭炮热烈庆贺，有向娘家“报生”的民间习惯。娘家亲戚则要贺送以鸡、蛋、线面等礼品。生女时，亲友一般仅送鸡蛋，不送线面。因线面系用面团手制拉长而成，有连续不断生女之讳。随着传统观念改变，男女平等，生女放鞭炮的、送线面也已有出现。
产妇房间，俗称“月内房”。外人一般都不能进入，否则可能触“霉头”。进“月内房”的人，一个月内不得触摸供品，敬奉神佛。坐月子的产妇及婴儿宜静养生息，坐月的产妇要经常躺卧，忌动七情六欲，忌走出房门，忌吹冷风、浸冷水等等。
婴儿出生后，志庆日子很多。为酬谢共同庇佑婴儿平安诸神明，婴儿出生第三日、第七日、第十四日，均有连续反复地供敬“床母”（眠床之女神）、七娘妈、檐口妈、夫人妈等迷信习俗。尤其在第十四天，产妇娘家要送来幼婴衣服、鸡、酒等。夫家则要备办大宗的姜麻油香饭或“糖豆”回礼，以资馈赠内外两家亲朋邻里，以示幼婴哺育顺利，安然无恙。弥月也称“满月”，夫家要以“满月圆”送亲友。“满月圆”米粿，俗称“猪母奶”，其状有如奶头，上面点个红，象征母乳饱满，婴儿健康。四周月，俗称“四月日”，产妇娘家又要备送鸡蛋、线面和幼婴衣裳、帽、袜。一般不送鞋，因有未周岁穿鞋以后走路易跌之俗忌。周岁，俗称“度〓”，要特别印制龟状糯米粿或面粉粿，俗称“度〓龟”或“四脚龟”馈送亲友。龟者善爬，象征婴儿很快能开步走路；龟者长寿，也象征婴儿健康长寿。度〓时，娘家礼品甚为丰厚，其中以缀绣个“卍”（古意为“吉祥海云相”，武则天长寿二年〔693〕规定卍读作“万”）字的“度〓裘”和虎耳帽、虎仔鞋等为特色，寓有避邪、吉庆、长寿之意。孩子周岁时，民间常有“爬龟”仪俗。所谓“爬龟”，即在大厅上置有算盘、秤、书、笔、剪刀、尺以及四脚龟等物，让孩子在爬行中任意选择，以占卜孩子长大后是工、是贾、是学。度晬之日，亲友祝贺，设筵酬神，宴请宾客，甚为普遍。沿袭民国以前富裕人家举办“请夫人”、谢天、内外鼓（即内有道士做敬、外有演戏酬神），肆意铺张者，已不多见。弥月、四月日、度〓，幼婴要理发，理发师常以熟红鸡、鸭蛋搓幼婴头脸，口念吉利四句。之后，还并有分送邻居乡亲“剃头蛋”的习俗。两周岁，俗称“头生日”，也有吉庆之俗。至16岁生日或“七夕”，更为隆重，各亲友送礼比度〓更丰，凡布匹衣服鞋帽等等，量多而质优。较富裕的外祖家，还常以黄金首饰、自行车、手表，甚至彩电、摩托车之类为礼品。庆贺之日，民间常用竹篾、五色纸糊制“七娘妈亭”并备供品向七巧娘或夫人妈“洗契”。此外，设筵演戏，酬敬天地等封建迷信仪俗，也时常出现。当日大宴宾客，铺张浪费甚为普遍。
第三节 寿庆
寿庆，俗称“做生日”，人逢周岁，16岁、弱冠（20岁）、寿诞（五秩以上）均作庆祝。平常生日，当天早上，一般煮线面鸡蛋烧香敬“灶君”，全家吃“生日面”。由于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影响，结婚而尚未当婆婆的妇女，一般不做生日。
晋江一带，做生日设宴酬神请客者，民间俗称“做大生日”，是为长辈祝寿的一种喜庆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医学落后，卫生保健甚差，平均寿命不高，所以，年满五十者就称为长寿，年至七十为“古稀”。因而五十岁开始做“大生日”，庆贺长寿者，甚为盛行。
一般“大生日”是做“九”不做“十”，也就是四十九做五十，五十九做六十，六十九做七十等，择“九”做“十”，寓意吉兆，因“九”与“久”谐音，有“长寿”、“长久”之意。庆贺日期则依据具体出生月、日而定，一般取农历。
做大生日时，全家老少聚集一堂，外出亲人提前回家，出嫁的女儿、孙女均应偕夫婿及其子女，并携带猪脚、寿面、寿蛋、烛炮等礼品亲临祝寿。德高望重的长辈做大生日，除本家亲眷外，一般亲戚朋友和邻居也来贺寿。贺礼有烛、炮，贺词、诗、对联、寿幛、寿轴等等。但忌送钟，以避“送终”之嫌。
富豪及仕宦缙绅做“大生日”，排场和仪式十分讲究。正厅中间摆设香案，案头高点大红龙烛，厅中悬挂寿星图或寿屏寿幛，两边贴“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寿联。横批则有“寿星高照”、“福寿双全”等佳句。寿星正坐高堂，夫妻白首齐眉者则同坐，以受儿孙辈拜寿。祝寿者，有时还吟诵祝寿诗词等。
祝寿礼毕，一般家庭即请亲友吃鸡蛋线面，但多数设酒宴请客。寿庆期间，旧俗富裕人家有请“嘉礼”（提线木偶）或戏班前来唱戏贺寿，热闹非凡。
祝寿礼事完毕，要向四邻馈送寿包寿面。也要让已婚女儿、孙女等至亲带回寿包寿面以分送邻里，俗称“压筐”，说是“内外欢喜”。
由于物质生活、卫生保健日益提高，晋江人平均年龄普遍增高，所以民间做“大生日”移于六十岁或七十岁做者，已逐渐形成习惯。80年代，一些殷富之家，时尚藉高级酒楼、宾馆、餐厅宴请宾客。举行祝寿仪式，寿庆挂彩灯、置花篮，高朋满座，鼓乐鞭炮齐鸣，甚为隆重豪华。送礼规格也随之提高，送钟已不属禁忌之列。年轻人（包括一些儿童）平时“做生日”，仿外国吃生日蛋糕，唱生日歌，开生日舞会，馈赠生日礼品，也日渐时尚。
第四节 建宅
建宅，民间俗称“起大厝”，也称“建业”。晋江侨乡一带，早就有句：“建业，‘业’字当头”的俗语流传。“业”的方言词义，有凡事多磨，艰难之意。历史上民间兴建住宅陈规仪俗十分繁琐。
一、择址合利
建宅之始，先请山家选择地址者相当普遍。事后，再由山家“牵庚”（即罗盘定向），确定住宅的建筑坐向、方位。民宅坐向忌朝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一般采用兼字，如东北方向即以“艮坤丑未”等为宜。乡村建宅普遍依山势龙脉。逆山势走向的，俗称“钳龙”，为“风水”所不取。所以，晋江村落住宅普遍有朝向基本统一之特点。
宅址与坐向一俟确定，又需经山家算合“年利”，方可动土。所谓年利，系以干支的“三合”、“三会”推算，如为“申子辰”或“巳午未”均示为“冲”，也就是宅址与当年年庚干支不合，方言俗称“无利”，就不得破土动工。
二、动土兴工
破土之时，民间习惯于正厅址处立一“福德正神”木牌，俗称“土地公”。破土前需酬敬一番，再用铁锥（忌以锄头）自东向西沿宅址四周挖一遍，称“动土”。动土后，土木即可兴工。但每逢农历初二、十六，均得奉敬土地公，直至宅建落成，“谢土”焚烧神牌，于正厅案上正式供奉土地公神位为止。动工伊始，一般先在厅正中置一磉石，为全屋建筑测量轴线与水准的依据。整座建筑规制与格局，通常统一于一根标画尺寸的“高尺”。“宫式大厝”各开间的长、宽、高规格均要严格符合“天父地母”寸白俗套。迷信“东龙西虎、重东轻西”吉利布局的宅式建筑相当普遍。施工中，凡下砛、置门、上梁、封归、合脊、放涵时，通常要选择吉日良辰，俗称“看日”。是日都带有一些迷信仪俗，如门底埋“五谷”，门柱顶压红布，中梁系“八卦”等。民间建宅，忌工匠暗中“做扣”（系指不利于房主的一种巫术），所以对各类工匠皆以礼厚待，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以及上梁等节日，都要设宴款待。故社会上有句“初二、十六，泥刀斧凿，封归合脊，师傅肚必（裂）”的方言顺口溜。
三、落成乔迁
新居落成，乔迁旧俗也颇具特色。一般乔迁均选择在吉日凌晨。新居主人长房大孙首当提红枣灯，其余则携带“脊驼梁”（床梁），摇篮轿车，鸡母鸡仔以及钱、水、米等，沿途燃放鞭炮入宅，以象征生息繁衍，人财两旺之吉意。乔迁之日，新朋邻里均贺送以烛、炮、红灯、镜、喜幛，甚至电视机、电冰箱、沙发椅等。而新居主人当日普遍敬备筵席，举行较大的谢天、谢土、酬谢夫人、土地等神祗的综合迷信仪式。演戏酬神者也时有出现。俗谓“一敬神、二敬人”。大摆宴席，送礼请客，庆贺活动，甚为热闹。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宅的陈规旧俗，随着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已逐步简化或革除。但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痕迹，仍斑驳可见。
第五节 丧葬
自唐以隆，晋江历为泉郡首邑，名宦迭出，士绅甚众，丧葬诸事习用官仪，影响深广。因而丧礼隆重，葬仪繁琐的仪俗逐渐形成。除基督教徒保留祈祷仪式以及十三四世纪少数回族用伊斯兰教葬礼外，大都沿用“丧葬悉遵古礼、祀先至诚；忌节及岁时伏腊，备物致祭、必洁必丰”的旧俗。
晋江俗规凡50岁或做“公辈”病危临终者均要抬置厅堂，男左女右，卧于4块床板简易搭成的床铺上，称为“寿终正寝”，俗称“上厅边”。死者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上“寿衣”。俗称“换张老衣裳”，寿衣服饰仿清服，内外7层。如断气后才更衣著，俗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辞世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并在尸体上置一面铜镜，预防家猫跨越。嗣后治丧开始，主要仪俗与程序如下：
守灵丧家大门上要挂上一块白布，死者亲眷要披麻带孝，跪坐在铺前稻草中哭哀，俗称“温狗朝（厩）”。随后，亲眷在死者铺头点燃一根白烛或一盏油灯，并置放一瓦片粘泥土（由孝男从池旁埂边挖来的）和蛋线面一碗。碗中插有竹筷一双，瓦片泥堆上插炷香，为死者“辞生”。此时，外人有忌见烛光或灯光之俗，俗称“见刺”。在此期间，孝眷要以钱两文，投入井中或溪中“乞水”，有的地方还有“乞火灰”习俗。孝眷要为死者梳洗整容，并不断续香，焚烧冥纸，藉此为死者入黄泉作“买路”钱。
治丧之始，死者五服内亲眷即各依服制，穿上丧服。成服后，要向各地亲戚报丧，俗称“报死”，被报亲戚，需给来者一杯清水或汤茶漱口，以添“彩气”。当天或翌日，一般还有“迎寿”仪俗。所谓“迎寿”，是指棺木一路吹吹打打抬至，孝眷跪地迎接。棺木俗称“寿板”，漆朱绘彩，华丽堂皇。时辰到，尸体由忤作抬移入棺，俗称入殓。入殓时，若是女者一般都必须有娘家的亲人在场。生肖与死者相克者，要回避，以免患“冲”煞。入殓尸体，覆盖以水被、面布并填塞“寿内”诸物后，封棺钉盖。殓毕，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旧席褥草、杯盆器皿等一切日常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烧，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送草路上啼呼恸哭，加上送终鼓钹声声，气氛甚为悲切！如果死者在晚餐后至午夜前断气，俗称“三餐都吃光”，民间还有“乞饭”习俗。民间守灵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有乡亲邻里作伴守灵“坐冥”。披麻带孝者不得随便出入他人住宅。守灵结束，道士常以桃枝清水蘸洒厅屋，以驱凶避邪。
出殡出殡俗称“出葬”。出葬之前，死者家属的亲戚至友、宗亲邻里要送赙仪（金银礼）。出殡时，棺夫把灵柩移至宅外，俗称“转柩”，后“绞棺”上罩。此时，孝眷披麻带孝跪地哭挽，道士“开光”作祭，送殡亲戚至友对棺行礼，丧家设礼生陪拜，礼毕，孝眷免冠谢拜，开路鼓吹响起，送殡仪式开始。送葬仪仗常以一人沿途“压金银”（将冥镪压于路旁桥头）者带路。前面有出殡仪式前导牌、横彩、铭旌灵幡、白红大灯、开路鼓吹等。其中主亭、丝竹管弦、挽轴、乡音民乐兼间鱼贯，最后是道士、灵柩。灵柩抬夫一般有8至16人不等。灵柩棺尾系结执绋，由孝眷边走边拉，俗称“拔麻尾”，有象征挽留死者之状。送葬队伍徐徐行进，哀乐阵阵，锣鼓喧天，哭声凄切，气氛肃穆。
灵柩抵达墓地，祀后土，祭棺头，点木主等礼仪完毕，棺木落圹，孝眷衣裙要各兜泥土一把，边哭边绕墓圹，慢慢撒入，俗称“帕土”。封盖墓穴时，孝男取墓土一块放于魂轿木主之座上，送葬队伍则取另道“归虞”，俗称“返主”。返主中，孝眷反拉魂轿执绋，把死者亡魂引入祖厅宗祠。归虞毕，丧家请送殡者就席用餐，民俗有吃个“彩气”的说法。送殡者当晚不能留宿，回去时不能辞别。丧葬如在农历七月举行，则不得抬魂“返主”，以避引鬼入宅之嫌，引魂返主诸事一般要待到农历八月才可进行。此后，相继举行一些诸如牵〓、做功德、化纸送库钱库银等仪俗。
奠仪葬礼告完，在祖厝或宗祠里往往要糊龛（冥屋）奠祭死者之灵，5天或7天内，孝眷每日均要清晨奠以汤、茶水，点心果合等供品，俗称“捧茶”；午、昏奠以饭菜，俗称“捧饭”。捧饭之奠，逐日按一定数量添加盘餐菜色。捧茶捧饭时，妻媳妇辈均要呼叫死者进餐用茶用饭，所以有“叫茶”、“叫饭”之称。时至第5天或第7天，孝眷要以咸煎、米粽答谢送赙仪的亲戚至友、宗亲邻里，俗称答金银礼。此后，奠祭复在十四日、四十九日、百日、周年（即小祥，俗称“对年”）、两周年（即大祥，俗称“三年”或“三载”）及至死者诞辰，以及清明、中元、冬至等岁时节日，直至“三年”除服，出嫁女儿辈“脱麻尾”，带回“烘炉枣灯衣食”，以示化凶转吉为止。
此外，晋江丧葬旧俗还有几个颇具地方特色的习俗如：
解愿唯恐死者亡魂未眠，思念人间，由孝眷请道士唱道情，“抛锣钹”，做道法，以规劝亡魂“驾鹤西归”的仪式，俗称“解愿”。解愿仪式诙谐，生动风趣，热热闹闹，与肃穆的丧仪迥然不同，发人节哀，围观者往往甚多。
墓筑墓址择地，迷信“风水”堪舆。墓圹一般为砖石砌体，有单、双、多圹之分。墓牌镌刻死者郡望姓氏，其字数严格按“兴旺衰微”取舍。殷富者以糖水三合土或花岗石筑砌成龟状大墓，一般平民则砌三合土长墓为常见。封建社会的达官显贵的古墓构筑堂皇，周围多数立有翁仲、武士、畜兽等石雕、望柱。一般殷富士绅的大墓均有铺设墓桌墓埕，墓脚墓手之类。各种墓茔左侧均立有“后土”牌位。
拾骸俗称“拾骨”，多在清明节前后进行。或择吉日吉时挖茔取骨，于有雨伞遮盖的草席上，拟人摆为骷髅，朱笔逐检无遗，缠以丝棉，依序装入陶制“皇金”（形似腰鼓，口宽底窄，径一尺，高二尺）密盖。再由孝男背至新穴埋葬。背走时，沿途有不得回头之禁忌。葬毕，通俗带回“烘炉枣灯衣食”。
骸棺目的是为先后亡故的夫妻合葬一圹，因民间有皇金与棺木金木相克之说，不能合葬，故把先前亡者骨骸按人形状拾入小棺木，俗称“骸棺”。
晋江长期沿用土葬旧俗。其迷信与铺张之风，为各地所罕见，所以历史上有流传“生要在苏杭二州，死要葬在晋江泉州”的方言俗谚。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期间，社会时尚“破旧立新”，旧的丧葬仪俗随之弃繁从简。一系列诸如设灵堂，写讣告，开追悼会，发唁电，献花圈，带乌纱、白花，挂遗像的创新与改革，逐步取代了陈规陋俗。特别是人死实行火葬，也开始为社会所接受，并且日渐推广。其中尤以青阳的高霞村丧事坚持推行火葬最为突出。7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的丧礼陈规始又回潮，大讲排场，铺张浪费，竞相出现。出殡队伍由摩托车开路，有舞龙弄狮，轻音铜乐，乡音小调，马队妆阁，高跷彩球等，如同踩街。有的还不惜巨资，大做功德，墓筑造亭建厝，因而丧事简办的社会呼声甚高。
附：回民、基督教徒丧葬礼俗
一、回民
回民命终，移遗体于厅堂中三块床板之上，头北脚南面朝西，或枕东脚西头稍填高正面朝西。朝西表示归向麦加圣地。厅中点安息香。死者生前所穿衣服全部脱去，盖上白布，然后请有德望的人为他净身穿上特制的白布葬服，移入“搭卜”（尸匣），举行葬礼。回礼一般是晨亡午葬，夜死晨埋，最长不超过3日。回民称死曰“归真”，意谓归于真主，故不哀哭。厅堂上保持安静，亲友惟微声诵“清真言”（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出殡前，死者子孙后裔，举家齐集同往拜请阿訇主持丧礼。阿訇为死者祈祷。然后将搭卜抬到厅堂口，阿訇诵经，再次为死者祈祷，乞求真主饶恕亡人，解脱亡人一切罪愆。
出殡时，不用鼓乐，不作任何排场。送殡者随在搭卜后面静静而行，妇女送距丧家百步即可返回，男的则送至坟山。埋葬不用棺木，用白布把遗体移入墓圹，脸部显露朝西。圹用石板或砖块砌成。圹底及遗体上都撒下相当数量的檀香末等香料，然后盖上石板7块，用纸塞缝，涂上灰土。葬毕，家人跪于墓前，静听阿訇诵《古兰经》句，为死者祈祷。然后绕墓一周，取墓土少许置于香炉，炉中燃安息香，由孝男捧香炉前行，家属及送殡者随后，结队返回。
返回后，丧家送殡者吃“油香”（油炸面食），喝甜茶，谓之彩气。
墓盖一般用白石雕成长方形弥座式的石墓；清代以后，多有以灰代石的。
如果请不到阿訇，丧葬时只须捧出《古兰经》就可以成礼，形式更加简单。
晋江陈埭为回民聚居地，过去都按此仪式进行，现在也在改革。
二、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临终，常有牧师或传道师及会友环集病人左右，微声吟诗祈祷，劝慰病人坚定信心，安然接受神召返回天家。
大殓及出殡、安葬时，也均有牧师或传道师或教会长老主礼。吟诗祈祷外，主要是选读有关信徒蒙召回天家的经文，慰勉丧家节哀，坚定信心。如选读新的经文：“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25节）等。
丧葬礼节比较庄重，没有木主、祭奠等事项。丧服或白或黑不限，但一般只用一色，极少两色杂用。送殡会友则臂缠黑纱或胸佩黑章（黑纱黑章由教会购置备用）。
出殡时以鸣钲前导，其次是出殡仪式牌，上书“某某教会信徒某某出殡仪式”，接下是铭旌、花圈、挽轴、乐队等。乐队多用西乐，有的教会特定哀悼乐章。最后是灵柩、丧家、主礼牧师及亲友、会友。
第三章 岁时节日
第一节 传统节日
一、春节
除夕结束的钟声响后，初一凌晨各户人家纷纷起床，先盥洗手脸，更换新衣。然后，在厅堂设案，摆上供品，燃香点烛，敬拜“天公”，燃放鞭炮，开门迎春纳祥。是时，城里农村，四乡八邻家家户户爆竹喧天，是为“开正”。
初一早餐，合家吃面线，祈冀新年增添福寿。亲友之间互相走访，拜年贺正，见面“恭喜”声声。客来人往，请甜、吃甜、饮甜，以示有个甜蜜的开头。充满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这一天禁忌诸多，如：不能动刀切东西，不能扫地，不能打骂吵架，不能打破家中器皿，不能向别人讨钱索债，不能到井边挑水，……凡此种种，均寓有吉利绵长、聚财纳福、和睦美满、年余岁丰、喜庆如意等等，意在新年伊始，就取个吉兆，有个好的“彩头”。
春节，民间旧俗有点香烛，拜神拜佛和敬祭祖先习俗。初二为“女儿日”，嫁出的女儿常回娘家团聚。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旧俗仍有沿用，禁忌已渐淡化。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初四），经常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娱体育活动，组织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慰间教师、举行团拜、开新春茶话会、听音乐、看电影等活动，为传统佳节增添祥和热烈的节日气氛。
二、上元节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晋江民间有吃“元宵圆”和“闹花灯”等风俗。
“元宵圆”制作独特。一般方法是先将馅捏成小球状，沾湿放置在盛有干糯米粉的盘中，反复数次滚转而成。其馅以炒熟的花生仁去膜捣末，加上糖、芝麻，拌以蜜冬瓜及少许金桔泥精制而成。食之甜而不腻，尤为人们青睐。
上元那天，民俗中有“送灯”和“替身”旧习。所谓“送灯”，即指婚嫁的女方娘家为男方送莲花灯，以祝“莲（连）生贵子”；所谓“替身”，即以少许猪肉、豆腐、芋之类酒菜，敬祭“代人”（指能立置的小篾纸人）。敬祭时，家庭主妇点香祷告，口中念念有词：“吃肉紧迫迫，吃酒跑溜溜，吃主人酒菜，替主人消灾。”然后烧金纸放鞭炮，焚烧纸人。其俗旨在祈冀当年消灾消难，平安无恙。
元宵之夜大“闹花灯”。城镇各家店铺张灯结彩，千姿百态。真是“寺观闹市花灯聚，踩街游人溢通衢”。花灯如海，游人如织，举城欢庆。在农村小镇，家家户户儿童手提各式各样花灯，穿巷过街，嬉戏游玩。期间或有风趣青年人，装扮成火鼎公火鼎婆，击鼓配乐，沿街窜巷，装疯作傻逗乐取耍，乡土气息浓郁。
新中国成立后，除传统的“闹花灯”外，城镇农村还时常举办南音演唱、诗词吟咏、文娱晚会、体育比赛以及赛象棋、猜灯谜、攻炮城、舞会等活动。
三、清明节
阳春三月（一般都在公历4月5日）的清明节，晋江一带习俗颇异，家家户户要吃“润饼菜”和做“清明粿”。“润饼菜”制法别具一格：用加水的面粉作团擦制烘成薄皮，俗称“润饼”或“擦饼”，卷包胡萝卜丝、肉丝、乳豆、蚵煎、豆芽、浒苔、甜花生末、芫荽等混锅菜肴。甜润可口，别有风味。“清明粿”即用小麦或地瓜干碾粉加水作团，包上糖豆沙馅，蒸制成适口香甜的“麦龟粿”或“薯干（包）粿”。
清明节中午，民俗要敬祭祖先。是日下午，家家户户，空室踏青，携带“果合”（供果）、金纸、香、炮和锄头畚箕扫帚，成群结队上山“献纸”（即扫墓）。扫墓形式：一般是除草，修整墓地，用朱砂红漆描红墓牌字迹和在墓上施压五色“纸钱”（约四五寸长，三四寸宽，镂有几行水波曲线的色纸），然后，点香奉敬“果合金”，燃放鞭炮，祭祀亡人。扫墓期间，时有丧夫或夭子的妇人，在坟前挥泪痛哭，悲恸至极。深沪一带“哭墓”仪俗尤为闻名，哭啼声调音旋韵转，情悲声凄。期间，或有男人肩披裤裆，徘徊于哭妇之间，即暗示有意被招入赘。如此冲决旧封建礼教，和谐的风土民情也常有传闻。
清明节前后10天，扫墓、修墓、拾骸移葬的，凡事无讳。新中国成立后，仍保留清朝“献纸”风气，同时社会上也出现缅怀先烈、祭扫烈士陵园活动的新风。
四、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又称“五月节”。有洒雄黄酒、包粽子、赛龙舟、挂蒲艾等活动，相传均为纪念古代爱国诗人屈原，乃为全国传统性的古民俗。除此之外，晋江一带别具地方特色的节日民俗有：
“煎〓补天”。所谓“煎〓补天”，即用小麦或其他谷物粉，或甜或咸加上其他佐料拌为糊状，置于油锅煎成圆片状食物。历代相沿，成为民间粘补穹苍裂缝，堵塞五月连绵黄梅阴雨，祈求雨止天晴的食俗，故民谣有句“雨仔微微、舀油来煎〓”。
制“午时茶”、“晒龙袍”与“烧苍术、蝉蜕”。节日午间，有的人家于午时用茶叶、盐，加少量蒲姜、薄荷等药，炒制成药茶，以防治中暑、呕吐和腹痛等病，俗称制“午时茶”或“午时盐”。是时，家家户户翻箱倒柜，晾晒衣服被褥，俗称“晒龙袍”。还关门闭户，在室内焚熏苍术和蝉蜕，以驱邪净室。凡此等等，均为先民祛湿消毒防病、对付时疫的原始作法衍化而成的古朴民俗。
“采莲”，又称“唆啰连”。亦为端午节民间驱邪消灾的一种民俗。“唆啰连”活动诙谐风趣。活动队伍是：前头走着一个头戴清朝“鲁笠”，肩扛木棍，棍的前端挂锣，后端悬挂一个装有烧酒的新尿壶，走一步，敲一下响锣，丑相十分滑稽的“铺兵公”，接着为手擎彩旗的“采莲队”，彩旗顶端均插有榕枝艾叶。后面紧跟着几个男扮女装，手提盛有红、白鲜花漆篮的送花婆。活动中，“铺兵”来回开路，四人抬着一具木雕老龙头，“采莲”在敲锣打鼓，唢呐劲吹和“龙王出世除灾难啊，唆啰嗹哪，啰嗹哩啰嗹啦！”的乐曲声中，载歌载舞，游街串巷。“采莲”队伍所到之处，逢有店铺民宅放鞭炮，即口喊“大吉利市，添丁进财”，入店入宅舞旗“掸尘”。其时主人要礼施“红包”，提花婆则以数朵玉兰和红花回送主家，以示吉祥如意。民间“采莲”活动，寓有驱邪避灾，财福广进之吉兆，故颇受民众的欢迎。
旧俗五月节还有为儿童佩香袋，系五色丝线镯以避邪“续命”。但这种习俗与“采莲”活动至60年代已不多见。唯包粽子或“煎〓补天”、烧苍术、蝉蜕以及敬祭祖先、“送夏”（新婚女方为男家送凉席等类礼品）等依然存在。
端午节“赛龙舟”和水上捉鸭活动，在清代、民国时期的晋江乡镇颇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群众活动更加活跃，“水上捉鸭”的体育运动，深受群众喜爱。所谓“水上捉鸭”，即或在江河，或在港湾的水中，架起一根硕长并涂有油脂的水上圆木，木端挂着鸭笼子。谁能赤足走到尽头，拉开笼阀，鸭便归其所有。但走完油滑圆木谈何容易？往往半途“扑通”落水而告失败，赛者“丑态”百出，观者欢笑不绝。
五、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这一天，各家敬祭祖先。道家在道观作斋醮，僧尼在寺院作盂兰盆斋（梵语“盂兰有解救倒悬之意”）。晋江沿海一带，历史上屡遭倭寇荼毒以及兵燹之祸，死者无数，祭奠阵亡将士和惨死百姓，以普渡众生而逐渐衍化成为后来的“普渡”民俗。
中元节，称为“鬼节”，俗称“七月半”。这一天，旧俗甚为隆重肃穆，各地须先竖旌树幡，串挂冥灯，请道士书榜告示普渡祭敬亡魂时辰，并于宫口庙前构筑高台一处，上面立有用纸糊制的雄伟魁梧、狰狞可怕的“大士爷”。届时，众多大小上下筵席和纸制神马，鳞次栉比。“上桌敬神，下桌祭鬼”，泾渭分明。然后由道士作道法，施以祭仪。
此俗，后来又逐渐演变为在整个农历七月份，分铺隅乡里，按月日顺序，进行此起彼伏的普渡活动（详见信仰崇拜章）。
六、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各地有赏月、吃月饼和用炊番薯芋头敬祀祖先的习俗。晋江中秋节民俗，自古以来，仕庶、男女、老少有异，各地也不尽相同。
民国及其以前，中秋之夜，县城的仕族学子，常藉江天月色，结伴泛舟，故有“笋江泛月”的传统活动，城外安海一带，亲朋至友在皓月当空，用骰赌饼，俗称“卜状元饼”，以聊添赏月欢乐气氛。沿海深沪、东石一带渔村，更有青壮年聚集于海滩旷野，在茫茫月色中，分群用拳头、竹棍、石头以及燃红的薪柴，对阵投掷斗打，并视流血负伤为吉利的粗犷民俗。
中秋月明，城镇农村儿童喜欢成群结队，捡碎瓦破砖，垒叠成一圈圈，一层层玲珑剔透的小塔仔。生火撒盐烧塔仔，闪闪噼噼，欢呼雀跃的景象到处可见。一些年青人则喜欢用熏烟火放“孔明灯”。四处徐徐升空的“孔明灯”扶摇直上，犹如繁星点点，蔚然壮观。唯老妇少女习惯在居家佛龛神祗点香祈示，并隐藏于厝边壁角，听取传来的片言只语，以卜祈冀之事的好坏成败。俗称“听香”。
新中国成立以后，“卜状元饼”和“烧塔仔”等民俗依然存在。每逢佳节，更有海内外诗朋弦友欢聚一堂，举行诗词吟诵、南音演唱会。“千里共婵娟”，乡音、乡情、乡谊交融骤然成风。
七、冬至
冬至，俗称“冬节”。节日前夕，“三升米丸不能等至天亮”，家家户户舂米“搓丸”。米丸有红、白两色，经常还捏做几盘小巧玲珑的瓜果动物和金锭银宝，象征兴旺吉祥。俗称“做鸡母狗仔”。许多人家还做寿龟、蒸年糕，以庆贺人寿年丰。“搓丸”手艺细巧，尤以深沪渔村妇女名闻遐迩，粒粒似鱼目珠子，巧夺天工。
这一天，家家要祭祀祖先。早晨，煮甜丸敬奉祖先，然后合家吃丸，用餐以后还要留下儿颗红丸，粘于窗棂、门户、灶头、米缸、牛厩、鸡埘等处，向诸物神祗酬谢降赐丰年。中午，复以荤素五味祭敬祖先。
旧俗，冬至之日，族居乡村都要大开祠门（祠堂门一般关闭需逢大事才开）祭祖，合清明节统称“春冬二祭”。冬节祭祖仪俗隆重，宗族各房份要轮流承办“主筵”和数席“全筵”，并依序摆列于祠堂之中。另外还要杀“全猪”、宰“全羊”置于两侧。祭祀时，由德高望重、身着礼服的宗族耆老担任主、陪祭。祭仪进行十分严格，虔敬至诚。祭后，则分房份由新婚丁户设筵席请全房头成丁男子。新中国成立以后，冬节各俗略有删繁就简，但仍基本沿用。唯大型的开祠门祭祖的大型民俗活动，已不多见。
八、除夕
农历十二月廿九日或三十日，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称为除夕，俗称“年兜”。“大人忙嘈嘈，孩子畅年兜”俗谚，意思是说：除夕前儿天，家家户户要忙于诸如打扫卫生、缝裁新衣、洗筐净具、炊糕做粿、杀鸡宰鸭、备办年货诸事；孩子们却因能先吃东吃西大饱口福，年兜又有新衣斗艳而欢天喜地。年兜前儿天，过年的喜庆气氛日渐增浓。
除夕中午，各家各户要先祭祀祖先，敬奉厝主，然后洗扫庭院居室，准备干干净净过年。过年民俗，普遍要贴大红春联、门签和年画，装饰布置房间。但逢居丧人家不贴红联，一般贴绿色（居丧一年内）或淡红色（居丧未满二年）哀联，以寄予对亡故亲人的思念。
除夕晚上，外出亲人均要回家团聚，设丰盛酒肴合家吃“团圆饭”。这一传统习俗，历来颇受重视，故有“清明不回家无墓，冬至不回家无祖，年兜不回家无某（妻）”的俗谚。除夕吃“团圆饭”古称“围炉”，今仍沿用，或许与古代先民在除夕之晚，合家围火炉而食之习俗有关。除夕，长辈需给晚辈分发压岁钱，俗称“分年”。但后来渐渐发展，能挣钱的后辈也时尚给长者“分年”。
除夕之夜，城镇农村，家家户户还有“跳火群”习俗。所谓“跳火群”，即集薯藤稻草以及扎有蔗尾的“掸尘”枝等于大门外，燃起火堆。随后家中男子成员逐一跳而越之。年幼儿童均由男青壮年连抱带跳，外出未归男人则由在家兄弟替跳，还边跳边念：“跳出去，无忧共无虑；跳入来，年年大发财；跳过东，五谷吃〓空；跳过西，钱银满厝内”。跳越方向，一般都从外往里，以祈纳大吉大利。嗣后，家庭主妇要从火堆中扒些余烬，置于火笼之中，藏于房里床下，俗称“挑金挑银”，寓意火红兴旺。孩子们常唱念：“年兜夜，跳火群，公挑金，婆挑银，阿爸怕火熏，阿母笑〓〓”的童谣，使过年的喜气更加融融。
除夕晚上，妇媳辈要在厅堂和房中，各排一钵“过年饭”，两侧点上两支长红烛。钵盂上插桧花、四季花（俗称“春枝”）；钵盂中盛有白米、年糕、红蛋、红橘、芋艿等，以象征岁丰年吉，添丁进财。当夜还有“辞年”仪俗。所谓“辞年”，即以“三牲”供果，点香敬奉厅中神祗和灶君，燃放鞭炮酬谢各神明一年来的庇佑与恩赐。有的农村人家，在当夜、还把一些米饭撒于壁边床下，为“三娘分年”。所指“三娘”乃老鼠讳称，其意叫它来年不再损坏主人家具与五谷。也有的人家在大门两侧，分置二株带尾甘蔗，蔗上圈有红纸条，俗称“甘蔗〓门”。因方言的“蔗”与“者”谐音，“〓”有满溢之意，所以其俗有“甜蜜盈溢家门”，生活美好的象征。
除夕晚上，家家户户厅堂习惯红烛通宵长明，合家欢聚一堂、守岁迎春。守岁或称“坐寿”，以寄意迎来“天增岁月人添寿；春来乾坤福满堂”的美好来年。70年代以后，由于电视机普及，“守岁”仪俗渐为合家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所取代。直至午夜钟声响起，才在阵阵爆竹声中，除旧岁迎新春。
第二节 岁时仪俗
一、“天公生”与“做半年”
农历正月初九为天帝诞辰。家家户户事前杀鸡、炊糕、炊甜粿（磨糯米粉浆调糖入皿蒸制而成）。并备办“三牲”（鸡、猪脚、鱼之类）、“五果”（五种水果）、六斋（如香菇、木耳等素食品六色）、清茶、红酒、糕果和“敬饭”（白米饭上插红的蔷薇花）等，于当天凌晨，搭“天桌”，点“天公灯”，行香跪拜。农历六月十五日，以同样形式再度酬敬天帝，俗称“做半年”。
新中国成立后，做“天公生”已渐简化。城镇和一些农村，已普遍把正月初九“天公生”敬仪移在正月初一合并举行。
二、“接春”、“迎春牛”
入春之日，旧时有“接春”仪俗。家家户户要贴“接春大吉”的红纸条。并用甜茶敬奉居家神祗佛龛，烧香点烛放鞭炮。当日，还必须把门户窗棂箱橱柜桌屉尽皆打开，俗称“接春”纳祥。自清代至民初，其时还有知县或县长率民众到迎春门城外，举行规模盛大的“迎春”仪式，迎泥塑春牛入城。上述诸俗，后渐废除，至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消失。
三、吃“虾面”与“补冬”
立夏与立冬两个节气，均时值气候寒暑交替，时疫流行和作物收成起落的农忙季节。先民为了抵御酷热或严寒，强身防病，故有在立夏和立冬两个时节，添加营养食物，改善生活的古朴习惯，由此相沿演化，便形成现在独具一格的地方时令食俗。
立夏中午，家家户户习惯用新上场的小麦碾粉制面，加上虾皮海鲜等佐料，或炒或煮，烹饪为鲜美可口的虾面，合家食用，俗叫“吃虾面”，方言“虾”与夏谐音，故又称“吃夏面”；立冬时节，城镇农村各家各户，又普遍杀鸡杀鸭、宰羊宰兔，并调以少许川芎、熟地、当归、白芍等药物，或燉为营养高汤，或煨为香腻佳肴，一家人尽饱口福，俗称“补冬”。70年代以后，民间又渐兴杀鸡杀鸭“补夏”。举凡补夏补冬的时令食俗，后来在食物中加入洋参、高丽、鹿茸等名贵滋补药物者，也日益增多。
四、“七夕”敬“七娘妈”
农历七月初七，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的日子。织女是天帝第七个女儿，晋江民间习呼织女为“七娘”，所以七月初七，俗称“七夕”，也叫“七娘妈生”。
七夕之日，旧俗，人们普遍要备瓜果菜肴七盘，胭脂花粉七件，剪刀七把，燃香七炷，敬七娘娘。是时，又挂七娘灯，敬檐口妈，烧七娘轿，迎七娘下凡。在焚烧七娘轿时，还要将孩子在端午节系带的五色丝线从手上解下，与胭脂花粉一并望檐口屋顶撒去。说是让七娘妈戴花抹粉打扮。此俗到60年代基本废除。
60年代以后，晋江一带仍存在着在“七娘妈生”让新生婴儿拜七娘妈为干娘的民俗，俗称“新契”。新契时，为让孩子长得聪明活泼可爱，在敬奉七娘时，往往要加上一盘糯米糖粿。糖粿形圆，中稍凹，寓有让儿女长大后，有个圆圆润润甜甜的笑靥。新契后，年复一年，年年都要在这个日子做“七娘妈生”，直到16岁，才以隆重俗仪，敬七娘“洗契”，烧“七娘亭”，脱离干娘关系。
此外，七夕尚有“乞巧”民俗。即未成年姑娘有在当夜向七娘妈祈求授予精巧手艺的俗仪。故七夕又有“乞巧节”之称。
五、“起灯脚”和“倒灯脚”
晋江一带普渡民俗，由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化集中为分散，衍化而成为全县各地分乡里村落，分日分批举行普渡的形式。因而出现了农历七月初一，各地普遍“起灯脚”（点路灯）到农历八月初一又普遍“倒灯脚”（烧路灯）的岁时俗仪，以示普渡的开始与终止。当晚家家户户要在大门外，备菜肴小祭鬼魂。但也有一些农村乡里，有当日普渡当日“倒灯脚”的习俗。
六、“头牙”和“尾牙”
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生”，俗称“头牙”；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土地公生”，俗称“尾牙”。晋江民俗中，“头牙”与“尾牙”有史以来均被视为全年最隆重的两次土地公诞日。举凡农工商贾，在为之庆诞之时，供品与金纸均要比平常的初二、十六倍加丰盛。尤其是开山采石、工厂、商店，更要举筵敬奉，并大宴职工，故也称这两个日子为“打牙祭”。“尾牙”之日，旧时东家有向雇工分“红包”（奖金）礼仪，但逢东家宴中为雇工斟酒，便有暗示来年脱离雇佣关系，因而有尾牙敬酒辞工之俗。以前塾师均在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停课放假归里，所以有“尾牙先生”之俗谚。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城乡商品经济发达，许多工厂、商店、企业在这两个岁时俗节中，因受到视经营得利为“赚土地公钱”的旧风俗观念影响，故出现盛筵大敬“土地公”之举。
七、“送神”与“神落天”
农历十二月廿三日为民俗“送神”节日。当天下午，各家备办果合金纸香炮，剪黄纸“神马”到神祗前举行送神仪俗。因为除夕快到，春节将临，据说各路神明纷纷要上天述职，所以要为诸神“饯行”。旧时“饯行”仪俗，摆上“甜碟”和“糖塔”（俗称“糖鸡仙”）敬奉。认为“糖塔”好让神上天，“神马”好让神纵马上天庭。这一天，雇长工（俗名“长年”）的人家，也要为长工回家过年饯行，是谓“送神长年”。至正月初四，又按此行仪，接神下凡，俗称“接神”，又叫“神落天”。是日，续聘的长工要回东家上班。“送神”和“接神”时剪“神马”和摆“糖塔”者，50年代以来已极少见。
八、四时俗节
除以上民间岁时节日外，还有诸如农历正月初七称“众人生”，当天，家家户户要合家吃“七宝羹”（即混有七种菜肴的羹）；“霜降”时令吃“橙柿”，据说能防伤风流鼻涕；农历九月初九，为九九“重阳节”，当日，有登高北望中原之俗说（80年代以后，重阳节已成为各地老人会的活动日）。农历八月初三“灶君生”要敬奉“灶君司命”等等繁俗缛节。
第四章 礼仪道德
第一节 礼仪交际
自唐至清，晋江“文治华光，海滨盈溢，经学之儒，彬彬辈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伦”礼仪交际，长期遵循封建伦理“三纲五常”。宗亲邻里、亲朋戚友注重礼尚往来。民国以后，在文化鼎革涤荡之下，封建的旧礼俗规始渐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带有封建糟粕的旧规陈矩已被废止或剔除。家庭礼仪与社会交际有很大变化。
一、家庭礼仪
民国期间，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三从四德”等旧的家庭俗仪，仍然根深蒂固。家庭结构崇尚几世同堂，封建家长制度普遍存在，男尊女卑十分突出。婚丧喜庆，分阄析伙等大事，唯一家之长是尊。妇女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以及“妇德、妇容、妇言、妇工”等封建家庭礼教束缚十分严重。媳妇辈对翁姑晨昏要请安，凡事要侍候，日常生活、汤水饮食有主次先后，重男轻女之别。大家族中，辈份之间讳直呼其名，习以翁姑伯叔婶姆兄弟姐妹互称。新中国成立以后，旧时的大家族结构形式已逐渐被小家庭取代，封建家庭礼仪习俗也明显淡薄，特别是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实行同工同酬，妇女地位明显提高。“三从四德”的桎梏被彻底打破，敬老爱幼、男女平等、互助互爱等新的家庭礼仪普遍形成。
二、社会交际
晋江民情淳朴，热情好客，知交至诚。逢亲遇友习惯点头招呼。客人来主人要奉茶或饮料接待。招待贵客还要端上甜鸡蛋或线面等“点心”。客人一般不吃空。吃鸡蛋常留双以向主人表示敬意。
历史上，民间十分重视血缘、亲缘、地缘的联系与交往，素有敦亲睦邻的优良传统。亲戚之间，俗有“同八字”的关系，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习惯互相支持，“有来而无不往”；宗亲之间，以亲堂兄弟叔伯婶姆关系，相尊共处，互帮互济。素有喜庆不失礼，治丧皆出力的族居旧俗。故“有万年亲堂，没有千年亲戚”的俗谚流传久远。邻里之间，乐睦相安，“远亲不如近邻”、“千金卖厝，万金买厝边”被视为邻里交际的信条。
社会交际，诚信重义。封建社会知交挚友，时兴结拜兄弟，烧香盟誓，同甘共苦，休戚与共。民国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社交面日广，因而逐渐出现社团交际活动。特别是海外华侨，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晋江人，以“一姓会”、“宗亲会”、“同乡会”组织开展联谊活动日渐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外的晋江社团组织，还打破了过去狭隘的宗族、地域观念，发展为联姓联亲跨地跨国的、冠姓冠籍冠地域的“宗联”、“商总”或“同乡会”等社团组织。这些组织在联络乡情，增进乡谊，共帮互济，共建桑梓文明之中，发挥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80年代，晋江城镇出现各种各样的“协会”组织，各阶层的社交友谊活动非常活跃。农村则出现了许多共襄共举乡里大事的“老人会”组织。年轻人中，旧时的结拜盟誓衰而复振。朋友间子女尊拜谊父谊母者，日益见多。城乡青年人出现了举办晚会、舞会、茶话会等各种交谊活动，形成新的潮流。
第二节 道德风尚
晋江“教化覃敷，习尚益趋于正”。自古以来，崇尚文明、团结互助、恤孤济贫、勤劳拚搏等优良的社会道德风尚，源远流长，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扬光大。
一、崇尚文明
晋江古为名邑。有史以来，重视读书识义，熟谙廉耻。“髫龄即有能诵十三经，岁科赴童子试不下五干人”。尊贤重教的社会习尚，“卖三文破布也让子女读书”的民间风俗，世代相传。在文化习俗之中崇拜孔子，“敬惜字纸”的民俗更为突出。所谓“敬惜字纸”，也就是对凡有文字的零散纸张，无论巨细，尽皆予以敬惜，并加以妥善收集处理。直至民国以后，各乡镇村落，学堂店铺均挂有书写“敬惜字纸”4个醒目大字的篾篓，以供专人定期收集字纸，送寺院焚化炉塔销毁。这一朴素的古代民俗，至抗日战争胜利后逐渐消失。但一些从学拜师的旧俗依然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日益普及，特别在80年代，教育受到社会普遍重视。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许多中、小学校，出现由国外校友捐资兴建的“尊师楼”或“教师之家”等。节日慰问教师活动逐步成为社会新风尚的一个主要内容。社会上“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团结互助
晋江民性慷慨豪爽，素有团结互助的优良美德。古往今来，宗亲观念浓厚，不论是工农商务，或者背乡离井，出洋谋生者，“亲引亲”，“邻帮邻”的传统习俗，经久不衰。诸如阿舅牵外甥，姑母带侄儿，亲朋引挚友，厝边帮近邻等提亲带邻，远涉重洋，开拓创业者，绵连不绝。这是为晋江著名侨乡形成的一大因素。社会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一家有困难，四邻共扶助。尤其是海外宗亲戚友集资支持一些赤贫户举办红、白大事，经常成为社会美谈。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全县出现了许多携亲带故，海内外合作的联户、合资企业，为走向共同富裕，而互相帮助，团结拚搏。磁灶的陶瓷专业村，陈埭的鞋帽专业村，英林的服装专业村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迅猛崛起，都体现了团结互助的风尚。
三、恤孤济贫
清末民初，晋江民间自发的社会慈善事业渐兴。明善堂、养生堂、救济院和育婴堂等社会福利机构不断涌现，其中尤以安海育婴堂历史最为悠久。30年代以后，社会慈善团体开展一些诸如施舍药物、棺木，赈济食品等救世济贫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并发展了社会福利事业。50年代，实行对孤寡残疾人“五保”。群众自发互助互济，亲邻相帮的风尚普遍发扬。60年代在开展“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中，群众中照顾孤寡老人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个别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受到社会的充分重视。孤儿寡母，生活无依的现象骤然减少。社会民间慈善事业，趋向敬老爱幼方面，各地以华侨和台湾、香港、澳门的晋江籍同胞筹资兴建的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等相继出现。
四、热心公益
有史以来，晋江热心公益的民风长久不衰。“人多好义，凡邑中兴建大事，及寻常施舍，家非富饶，亦耻为人后。”封建社会中，举凡垒塔造桥，建寺修祠，无不群策群力，慷慨解囊。民国以后，海内外许多实业家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纷纷集资创办公路交通，电灯照明，学校教育，医院卫生，消防救灾等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时新公益事业建设更加日新月异。据统计，全县有80％以上，包括各类学校设施，城乡医院建设，乡村道路拓建，农村电力设备等等，均系由广大热心故土、爱国爱乡的晋江华侨和台、港、澳同胞筹资捐建。其中出现不少祖孙三代连续捐资办学，以及一人数处捐建医院事业的突出事例。80年代，在兴建家乡文化事业，创办文化中心，设立教育基金等公益事业方面也有新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耗资巨额，独资捐建的，如县城的敏月公园，罗山的季延中学等受世人赞扬的突出事迹。
五、勤劳拚搏
晋江一带，因人多地瘠，在风风雨雨的岁月磨炼之下，勤劳拚搏的民性长存。道光《晋江县志》即有“士、农、工、商各安本业”，“莫不各尽勤劳”，“玉木为工作巧，或能雕文刻镂，闲民为役力勤，可任抱瓮灌园”的记述。
自鸦片战争至民国，列强入侵，兵祸战乱，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晋江民不聊生。过去习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耕为本的生活，已难以维持，因而有众多民众被迫或上吴下粤，或远渡异邦开拓拚搏。在8年抗日战争时期，侨汇断绝，百业萧条，更是苦不堪言。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苦力，肩挑“福州担”和“缠足”侨眷出门挑盐贩米度日者。凡此种种，拚搏的风尚，是为晋江人民赖以生存和造就无数能人志士和商贾巨子的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民工支前修路，“破金鸡、灌晋南”，筑机场，建“山美”，抗旱、防洪救灾等活动中，所涌现的许许多多晋江人的先进事迹，以及一些过去从“一双手，五粒钮”出洋奋斗，而今飞黄腾达而成为大商巨贾的海外赤子的事例，都再现了晋江人勤劳拚搏的优良的道德风尚。80年代晋江经济的振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被海内外人士所赞誉的“晋江精神”、“晋江模式”、“晋江速度”也是这一优良道德风尚发扬光大的结晶。
第五章 信仰崇拜
古代科技文化落后，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迷惑，使人们产生了泛神崇拜。加上历史上各种宗教传入晋江，相融演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信仰崇拜民俗。
第一节 泛神崇拜
千百年来，晋江民间泛神崇拜（即杂神崇拜）普遍而又突出，人们以为宇宙万物均有神明或鬼魅在主宰。诸如天有天公，海有龙王，地有土地，山神河鬼，花仙树怪，甚至尿壶、马桶也附有“铃鎯公”和“栖栖妈”等等。为了祈求保庇平安福寿，不论城镇乡村，供奉菩萨观音、关帝、城隍、夫人、王爷、将军、阎罗等名目繁多的寺院道观随处可见。都里乡间，除各都分建都祀庙，各宗族建宗祠外，一个小小的村落甚至出现多座“挡境佛”、“角落神”、“土地公”等赫然的神观佛庙。居民宅室，同样也奉祀厝主、灶君、床母，以及关帝、菩萨、土地等等。各种行业祀奉着形形色色的神明：种田的奉祀田头土地；行船的奉祀妈祖娘；做医生的奉祀保生大帝；土木工匠奉祀鲁班；经商的奉祀赵公明；教书的奉祀魁星爷及孔夫子；理发的奉祀吕洞宾；演戏的奉祀相公爷田都元帅；乞丐营奉祀李铁拐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技文化教育的不断普及，唯物主义思想日益深入民心，尤其在“破旧立新”中，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学生、干部中的泛神崇拜业已消失或淡化。各处的宫庙殿观，佛偶神像，也逐渐毁废。但70年代以后，农村以及城镇一些年轻人的泛神崇拜又有回潮。个别地方甚至新建各种名目的庙宇，为诸神重塑“金身”。
第二节 祗奉习俗
自古以来，晋江一带除天主、基督教徒外，由于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泛神崇拜长期浑然交融，故而形成一整套固有的民间祗奉习俗。
一、酬天敬地
家家户户，每逢农历正月初九凌晨（有的或在初一与十五日），都要在厅堂高摆天桌，备设供果，敬奉“天公”，俗称做“天公生”。农历六月十五日，复而再敬，俗称“做半年”；每逢农历每月初二、十六日皆要敬奉“土地”，开店做生意，开山种田者尤为重视，俗称做“土地公生”。以酬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吃天吃地”，天地庇佑之恩泽。此外，凡逢婚庆喜事，主人也大有举办“酬谢天地”之俗，唯逢丧事只祀土地。
二、祭敬亡魂
每逢亡故亲属的生卒日要“祭祀”，俗称“做忌”。春节、清明、端午、中元、冬至、除夕要到祖祠敬奉仙逝祖亲，宗族春冬要举行隆重“二祭”（今渐废）。凡逢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日，有的室外略备荤素五味供神祭鬼者，俗称“犒兵”。青阳地区，清明后数天，还有“烧小清明”祭敬游散亡魂之俗。农历七月，分乡里村落，“初一起，青阳内头李，初二杏厝王……”逐日按序，点“路灯”设祭筵烧纸马，敬阴间鬼魅，以“普渡”众多游魂散鬼。俗称做“普渡”。
晋江各地做“七月普渡”，铺张浪费至极。从农历七月初一至卅日，全县无日不普，无日不敬。适逢闰月又要复始重做。其中，首推石狮“闻名龟湖大普渡”。所谓龟湖“大普”，也就是指龟湖附近13个村落，12年各轮流普渡一次，互相宴请。其形式即按：塘头（鼠）、锦陈（牛）、塘边（虎）、苏厝（兔）、后宅（龙）、埔仔（蛇）、洪堀（马）、塘后（羊）、后〓、仑后（猴）、山雅（鸡）、浯头（狗，今已废村）、后头（猪，今已废村）等12生肖序列，轮流进行规模盛大的普渡。普渡之日，数十台戏济济于一村演出，家家户户祭敬用“五斗米篮”作碗，请客时以“大盖”（晒谷物篾盖）、草席为桌，席地大宴宾客，即使是过路乞丐也任其入席狼吞虎咽。如此铺张浪费，致使许多村民为了大做普渡而倾家荡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禁止普渡，至70年代普渡活动已有较大收敛。但80年代以后，这一迷信习俗又有所回潮。
三、做“佛生日”
清末，规模较大的有“都祀公”庆诞仪式。一个以都（相当于今的一个乡镇）为范围的都祀公生，牵涉到全都乡乡里里。是时，张灯结彩，唱“目连”、演“说岳”，连日设筵敬奉，昼夜鼓乐不息，仕女熙来攘往，香火连延不绝，常达七天七夜。至民国改都设区以后，“都祀公生”活动始渐消除。但每逢各地奉祀的“挡境佛”或“角落神”诞辰，均要在神龛庙前，结彩摆坛，演戏酬神，设筵作庆，俗称做“佛生日”或“圣迹日”。做“佛生日”往往要热闹数天。期间，时常出现以“信杯”卜数阴阳，众人争夺“龟头”（纸扎的仙境图景）回家祗奉，以图大吉大利的民俗。
在做“佛生日”时，兼举行“进香乞火”，迎神赛佛仪俗也十分盛行。所谓“进香乞火”，即组织众多善男信女，举行隆重仪式，列队到该佛分身的祖寺取回不灭香火。“进香乞火”之日，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五色旌旗，鼓乐吹打，神轿佛辇，化妆的高跷、马队，妆阁，以及旗、锣、鼓、枪，无所不有，招摇过市。有时，还出现神棍跳神戳钎刀者，场面十分森严壮观。
新中国成立后，在破除迷信中，做“佛生日”和“进香乞火”等封建迷信活动一度基本消失。但由于传统习俗和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些迷信活动却长期以来破而不除，时隐时现。80年代以后死灰复燃的“进香乞火”活动日趋现代化，用拖拉机、汽车代步，用录音机播放鼓乐之声和一路的鞭炮声连在一起。
四、烧香点烛
民间一般在农历初一、十五日，有在居家住宅的神龛佛前，或到乡里宫观庙殿烧香点烛时俗。春节或春暖秋爽时节，更有一些善男信女，成群结伴到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宫大庙行香虔敬，抽签许愿，祈求平安福寿。近者则在本乡本里，邻乡近镇，远者则跨县跨省，四处顶礼膜拜。晋江民间烧香点烛，习惯走安海龙山寺，灵源佛祖，青阳王公，深沪镇海爷，石狮城隍，泉州帝爷和南安官桥与河市马甲的南北仙公等。70年代以后，又时兴到漳州三坪祖师公、莆田湄州湾妈祖，甚至坐火车、坐船、坐飞机到浙江杭州灵隐寺，以及舟山普陀山寺庙等地进香朝圣。
晋江城乡，无论是酬天敬地，祭祀亡魂，或是为佛庆诞，行香拜佛的民俗，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其间，有几度时废时兴，时起时落。70年代以后又有回潮。
第六章 乡土殊俗
晋江先民为求生存，历来有一部分人渡洋谋生，侨居他邦异域；而多数人则“生于斯，而辛勤于斯”，从事农耕、捕鱼、工贾以及形形式式的肩挑小贩，以糊口营生。因而，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许多颇有特色的乡土俗情。
第一节 侨乡民情
一、“送顺风”与“脱草鞋”
“送顺风”与“脱草鞋”是晋江为华侨出洋和归里举办的两种仪俗。华侨出洋之前，乡间邻里的亲友都要来赠送鸡、蛋、线面以及茶叶、土特产、药物等礼品，为其送行，俗称“送顺风”，有祝渡洋“一帆风顺”的意思。即将启程出洋的华侨，其眷属要煮“四果鸡蛋”为他们饯行，以祝冀他们出洋后有个圆满美好的结果。安海一带，饯行有煮豆腐的习俗，藉“腐”与“富”谐音，象征出洋后能发财致富。有的地方对初次出洋的人（俗叫“新客”），还要特意把煮好的“四果鸡蛋”置于自家的水缸盖上，为其饯行，并为他们备好一小瓶家乡的水和一小包家乡的泥土让其随身带走。寓意：出洋后要饮水思源，莫忘乡井故土；又一说好让他们出洋后适应侨居地“水土”。对一些出洋投亲靠友者，还要特地带上一包竹叶心和铅钱片，旨在他们寄人篱下，与所投靠的人有个“缘份”，得其真心诚意的栽培与提携（因为方言的“铅”与“缘”、“竹心”与“得心”谐音）。
华侨临行之前，普遍要事先到祖祠点炷香，拜辞列祖列宗，俗称“拜公妈”，牢记“摇篮血迹”（即出生地）。尤其是“新客”出洋，父母或妻室送他们出大门后，即要呼其名，叫他们再次折回家中，其意寓有“不要一去不回头”，要永远记住这里有他自己的家园与亲人。华侨抵达侨居地后，要向家里和亲友寄信寄钱，以告知平安抵达或答谢“送顺风”之情，俗称寄“相探批”（即探候信）。
民国期间，华侨一俟回归故里，家乡的亲人有为他们脱下脚上草鞋（草鞋系供远涉者穿用，以稻草、细麻布绳编扎而成），洗尘接风的俗仪，邻里亲友，常送礼以鸡、蛋、面线以及名土特产，甚至设宴请客，俗称“脱草鞋”。归里的华侨，往往则回送诸如香皂、针线、衣服、布料、成药、用品等洋货。其中，尤以送针送线为尚礼，俗有“穿针引线”，牵来带去，情谊绵长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货日益增多，并备受青睐，故回乡华侨常以“红包”代物，好让堂亲戚友各自选购所好。为报故土养育之恩，敦睦乡谊，许多回乡华侨在回国期间都有到祖祠和祖墓行香作拜的习俗，并出现慷慨解囊修祠建庙、修路造桥等等热心公益之义举。50年代以后，华侨穿草鞋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华侨归里“脱草鞋”的俗称，至今仍然沿用。
二、“公鸡娶亲”
晋江侨乡一带，在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婚姻大事概由父母包办，甚至连远隔重洋、身在异国他乡谋生的华侨也不例外。所以，旧时经常出现通过媒妁之言定亲，封建迷信择日迎亲。婚期择定后，新郎未能如期归国娶亲，便有公鸡代新郎娶亲的奇异婚俗。结婚之前，诸如订盟、纳彩、送花，轿前盘等依然按俗礼进行。至结婚之日，新娘抬到，则只好抱公鸡代踢轿门，新婚之夜，用公鸡置于洞房床下，与新娘作伴而已。此婚俗，旧时为侨乡社会生活习惯所承认，一旦华侨回乡即可正式与早已入门的新娘过夫妻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崇尚婚姻自主，侨乡“公鸡娶亲”的婚礼殊俗，已经废除。
三、“引水魂”归故里
历史上，晋江华侨众多。“山是故乡青，月是故乡明”，为海外数以百万计华侨素有的传统乡土观念。所以，长期以来，每到耆老暮年的华侨，均有“叶落归根”，回归故里，安度晚年的民情习俗。但也时常出现众多事与愿违，而客死他邦，骨埋异域者，为了让这些人遗愿得以补偿，魂归故里，于是侨乡一带往往以纸船一只置于海边江畔，船上插死者衣服一套，道士选择时辰作道法，拉上衣服，扮成“魂身”，祭敬点木主后置入魂轿，按殡葬归虞仪式，引其魂入祖厅宗祠，俗称“引水魂”。70年代以后，随着交通工具变化，有些地方糊纸飞机与纸汽车，置于村外旷地举行“引魂”仪式。但仍称为“引水魂”。
第二节 农耕习俗
一、搭草寮“看山”
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荡，风气日下，晋江农村一带，特别是农业地区，每逢作物收获时节临近，为避免损失，往往在山边田畔搭草寮，通宵达旦守更防盗。为此，农村各户事前统一举行“放兵”做敬仪俗，呼请所谓“代天巡狩的七大巡”，集结阴兵协助，并于田间地里立插神符令箭，以神助人威，祈庇五谷无损，守更人无恙。
守更期间，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日，均有“犒兵”时俗，直到农作物全部收获完成，全村再举行“收兵”仪俗。届时，村落摆筵演戏，酬谢“七大巡”功告回殿。这一愚昧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虽有时出现寥寥无几的“看山”草寮，但酬神敬鬼的仪俗基本废除。
二、乞雨
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农村，每逢天旱地枯，即有聚众祈雨之迷信习俗，俗称“乞雨”。
有的地方乞雨之时，以桌垒高台作“天坛”，由当地耆老绅士主持，抬“真人”或“当境”等显赫神明。参与祈雨民众，尽皆斋戒沐浴，头扎白巾，身着素服，手执炷香，如丧考妣地跪拜于“天坛”底下，祈天降雨。嗣后，以神轿带路列成队伍，沿途三步一跪一叩头，口中念念有词曰：“乞雨乞雨，烂肠烂肚，皇天不顾，百姓无路”。直至江海湖畔，众人齐跪，神轿直奔入水。其时，若能捞上水母、螃蟹之类水族，便认为天将作情，普降甘霖在望；若是捞到小虾，则示为无雨之兆，务必反复以求苍天降恩。
有的地方，求雨时常抬神轿佛辇显灵“坐井”，以祈赐泉水长流，润灌庄稼五谷，虽形式不同，但目的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破金鸡、灌晋南”，大兴水利，特别是80年代科技进步，遇大旱，打催雨炮降雨。故乞雨民俗业已终止。
三、“扎草人”和“打簸箕鼓”
古习遗留，晋江水田与农地区一带，凡谷物将熟的地里田间，常见插稻草人。草人手足俱全，穿衣戴帽，脸部头发拟人，头上挂扎一串金冥纸（敬神祭鬼的金纸），其态狰狞可怕，旨在吓鸟驱鼠，防止庄稼被损。但天长日久，竟发展到被崇奉似神如鬼。有的农村人家，凡遇到鸡、鸭、猪、牛失窃，便一会儿举起火把，一会儿擂簸箕，对草人哭诉骂贼，俗称“打簸箕鼓”骂人。如此做法，旧俗说是草人闻声，会惩贼治恶。60年代以后，“扎草人”与“打簸箕鼓”的农耕习俗，已很少见。
第三节 船民异风
一、船上贴春联
新春佳节，晋江沿海一带渔村艟艚船只，张贴春联的格式千篇一律，但别具一格。
大主桅：“八面威风”；头桅：“开路先锋”或“一见大吉”；舵上：“万军主帅”；龟壳即舵屋：“满载而归”；上枰即顶帆横轴：“锦帆捷至”；寿面即前舱：“木龙光彩”；龙面：“龙头生金角，尾口出银牙”；妈祖神龛：“海国安澜”、“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水得天时”或“身居湄洲真显赫，神在船中保平安”；船尾：“海不扬波”“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二、祭祀“好兄弟”、“放洋”和插“黑旗”
“行船走马无三分性命”是沿海一带流传已久的俗谚，船民迷信历来异常突出。譬如，货船满载启航之前，务先酬谢“天公”和“妈祖”，后取若干供品倒入海中祭祀海难的“好兄弟”，事毕方在“满载、顺风”的呐喊声中扬帆启程。民国前后，大货船远航，复又增加“放洋”仪俗。其形式是仿制1只长丈余、且船体一样，舱里设备近似的布船，于出港时，罗盘定位，把布船顺流放入海中，意作“替身”，仪式进行十分肃穆。沿海渔船，尤其是乌槽渔船出外海捕捞，船头都要插上一把黑旗，以告示海神，渔船将开“杀生”之戒，祈以包涵保佑。
三、船上的“生”与“死”
海上船只，若逢孕妇在船上分娩，视为吉兆，要礼以“红包”，放鞭炮热烈庆贺。因为海上行船历来风险大，船员有减无增，而今船上“添丁”，自然是件祥兆吉事。
海上，如遇船上人员不幸死亡，则习惯就近沉尸水葬；而海上遇有浮尸，却要焚烧金纸冥钱，捞尸回港土葬，并祀奉于渔村“海头宫”里。
四、做“海醮”
晋江沿海各地渔村，每隔若干年必做一次“海醮”，敬奉海中的孤魂野鬼，仪式十分隆重。
做“海醮”之前，应择黄道吉日，事前糊制1只大纸船，船上备柴米油盐，碗筷餐具，纸衣纸袍、以及金银纸钱等。纸船雅称“彩舟”，俗叫“王爷船”。并在当地“海头宫”或佛宫殿观之中，立置数尊青面獠牙、形象高大的“纸王爷”。随即由道士以所谓张天师名号出榜，呼请各路神明及众“好兄弟”到时齐来受飨。
做“海醮”一般1至3日，届时全村要演戏酬神，热闹非凡。渔村家家户户又是“犒兵”又是备筵设敬。尤其是纸王爷上船之日，“王爷船”出巡，沿途渔户人家，要在门外设香案顶礼膜拜。是时，更有腰扎红肚裙的神棍，俗称“僮子”，赤膊登在王爷船上，或执剑持斧，或手甩刺球，口念喃喃咒语，往自己脊背乱砍乱打，如果执护板者遮挡不及，“僮子”也要落得浑身鲜血淋漓。特别是，出现“倒僮”贯穿“钎刀”，（即用尺余或近丈的细圆铁钎，穿贯于双颊），装神弄鬼的场面，气氛十分阴森恐怖。因而，在做海醮送“王爷船”时，渔家均要叫儿童回避，避免灵魂被掠走之灾。
民国后期，各渔村做“海醮”仍十分盛行，唯金井塔头，明末以后就废除。据说是当时有个做官的蔡道宪在“王爷船”上写了“准出不准入”之故。新中国成立后，“海醮”仪俗消废，但做“水普”（与内地普渡仪同）祭敬海上“好兄弟”仍然存在。
第四节 叫卖风情
晋江自古以来，城乡之间，“其小者如卖〓、卖饼、卖荔、卖柑、卖桃李、卖杨梅、卖甘蔗，熙来攘往，朝暮不息”。其招揽生意，往往是卖什么喊什么，拖腔拉调，似喊似唱，进而发展用吹击器代声以广而告之。长期相沿，从而形成乡土叫卖风情。
卖小百货的货郎担摇小手鼓，当当作响，俗称之为“摇鼓仔”；卖豆腐花和鱼丸汤等小吃的肩挑摊贩、汤匙击碗叮叮声脆；挑卖蜜饯担的吹唢呐，俗称“卖咸酸甜吹爱仔的”；卖猪肉的吹海螺或竹管；阉牲口吹短笛，俗谚有：“阉猪割狗，〓吁唔〓吁，华佗是吾师。”；修理小五金器皿、削刀磨剪的，碰击铜铁片串，声声咧咧，故称之为“咧咧仔”；卜命，啄鸟卦的背包袱或提鸟笼，敲起牛角，俗谚“鹄、鹄、鹄，算命先生背包袱”。卖冰棒雪糕、石花糕冷水的摇小铜铃；还有一些走江湖打拳卖膏药的，常敲锣打鼓，以吸引四邻光顾等。
第七章 陋习流弊
第一节 迷信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的封建迷信虽然已有所破除，但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影响，加上旧的信仰崇拜民俗世代相传，封建迷信仍十分严重。除诸如上述的“七月普渡”、做“佛生日”、“进香乞火”等活动外，迄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有种种表现。
一、凡事“择日”、“抽签问卜”
各地渔农工商，举凡栽种纳畜，出海捕鱼，学工习艺，开市营业，直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包括开剪裁衣，安床合帐，迁居入宅；动工建屋，张门竖柱，下砛上梁，开井砌灶；订盟纳采，冠笄嫁娶；进寿行丧，入殓移棺，修绩筑墓，功果祭祀等大事，普遍习惯由日师或山家选择黄道吉日，甚至还要到神祗佛前“卜杯讨准”而定。举凡生活中有疑难大事，群众中则有扛佛问神，扶乩抽签，听香运梦或算命卜卦等，以判断祈冀之事的是非曲直，凶吉好坏，原由结果，是兴是衰等等迷信习惯，俗称“抽签问卜”，在晋江一带相当突出。
二、求神托佛，庇佑赐福
为祈平安，群众中有所谓“契七娘”，“契夫人”，挂香火，贴佛符，系“八卦”，插神旗，搞“替身”，添“运气”等繁多封建迷信民俗；为祈赐福，则更有到道观寺院，亲自顶礼膜拜，点香添油许愿者。所谓“许愿”，也就是求神托佛，保佑所祈求之事告成，而日后事成将以予重礼酬谢的封建迷信仪俗。其谢神方式有：洁身斋戒，举筵敬奉，演戏酬神，甚至捐资复修寺庙，塑像造佛等各种形式。由于群众求神许愿十分盛行，所以在闽南各地许多道观寺院中，出现不少的晋江善男信女以巨资“题缘”的勒石碑记。其中清末年间，金井塘东的蔡本由，因求神一事凑巧如愿以偿后，耗巨资为卓望西资岩重修庙宇，金镶庙中3尊大佛，使晋江城乡轰动一时。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晋江群众求神托佛人数之众，传习之久，为外地所罕见。
三、巫婆神棍，装神弄鬼
由于封建迷信严重，晋江一些地方，长期来巫婆神棍，装神弄鬼活动猖獗，骗取钱财，坑害群众的流弊常有出现。群众中“观三姑”、“观落阴”十分流行。农村中，治病“亦靠神，亦靠人”的迷信观念浓厚，求神问病的做法长久存在，一些神婆神乩则无孔不入，作法念咒，鬼话连篇，时而说是触犯阴魂，需举敬举祭；时而大开“佛药”坑害病者。特别是利用一些突然伤亡事件，从中兴风作浪，说神道鬼，有时搞得全村人心惶惶，影响很坏。
第二节 赌博
民国期间，社会上赌博成风。尤以石狮、东石、安海、永宁、内坑、衙口以及深沪一带最为突出。赌博形式，五花八门，常见的有推牌九（俗称“比班将”）、搓麻将，摇铜宝（俗称“压宝斗”）、摸十二字（俗称“摸水鸡”）、打纸牌、摔王公、押“花会”（俗称“压花当”）等等。
那时，社会赌博之风，不论绅士官吏，渔农工商，三教九流，均有人染指。且似乎还有上搓麻将，下推牌九杂赌，身份各别，层次有分的状况。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上尤以“花会”为害最烈。民间有“一文廿九听（即以一赢廿九），大人孩子皆兴”的口头谚语。群众为了一赌输赢，到处求神托佛，抽签问卜，甚至把尿壶与马桶当作佛扛，弄神间卜，达到趋之若鹜，昏头转向地步。经常出现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沦娼为盗、投水上吊、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其时，国民党政府虽也下过禁令，但官吏上梁不正，百姓下梁竞相效尤，致使赌博泛滥成灾，禁赌成为一纸空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明申禁赌法令，采取教育与惩治相结合措施，有效地刹住了社会上聚众赌博之风。80年代以后，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旧社会的赌博劣俗又死灰复燃。
第三节 吸毒
早在明末清初，漳州泉州一带即有鸦片走私活动。至嘉庆年间，晋江沿海一带村落，时有小船出海暗中贩入鸦片。其中，衙口施姓，深沪陈姓，陈埭丁姓等一些殷商富豪，内外勾结贩运鸦片最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开放“五口通商”，鸦片即由厦门源源流入闽南一带。于是晋江各地贩毒与吸毒者日益增多。当时磁灶张林，成为闻名全省的鸦片走私大本营。至民国14年（1925）以后，在军阀陈国辉所谓征收“烟苗捐”的幌子下，张林及其附近的几个村落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罂粟，公开提炼吗啡、鸦片，并流毒全县全省。
其时，晋江城乡各地，挂有“上桂在此”招牌旗号的烟馆林立，吸毒者日众，社会上一派乌烟瘴气。不管是城镇农村，许多人家都备有烟盘烟枪，用之以社交待客。宾主之间，有事商量便凑在一起，似卧非倒，面对烟灯，吞云吐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吸毒成瘾，靠吃鸦片，打吗啡度日的“鸦片仙”和“扎针仙”。这些人倘若遇到经济拮据，停吸停打，便出现了口流唾涎，四肢无力，浑身颤抖，大小便失禁，病态十足，人鬼难分的丑像。
民国21年，十九路军入闽治泉，发布命令，设戒烟所，强制戒烟，晋江社会吸毒现象有了收敛，吸毒人数明显下降，成瘾者基本戒除，但吸毒并未根除。新中国刚刚成立，即雷厉风行，大张旗鼓严厉打击制毒贩毒犯罪活动，开展切断毒品源头与全面进行戒烟教育相结合的清毒运动，有效地铲除了旧社会遗留的残根余孽。从而出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的社会风气。80年代虽发生少数来自国外走私贩毒犯罪案件，但均立即受到人民政府的有力打击和严厉惩处。
第四节 嫖娼
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各地妓院甚多，娼妓卖淫活动颇为猖獗。对此，国民政府不但不予取缔禁止，反而专门设立花捐局，以征收妓院捐税。民国27年（1938）晋江县花捐局统计资料记载表明，当时全县妓女达600余人（私娼不计其中），大都来自江西等地。
那个时候，每逢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县城各条大街小巷，闹区茶楼旅馆，常有不少娼妓争妍斗艳，拉拢顾客。石狮、安海、青阳、衙口、深沪、金井等地，也有许多幽街曲巷的娼妓馆舍，红灯作号，张挂艳帜，招揽嫖客。社会生活混浊，性病蔓延，群众深受其害。
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建立后，立即取缔妓院，一方面三令五申严禁嫖妓卖淫；一方面加强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明妓暗娼进行教育改造，妥善安置她们就业劳动，改邪归正，从良成家。因而卖淫的社会劣俗根本绝迹。
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晋江各地商品经济活跃，随着国内外人来人往，石狮、青阳、安海等城镇又出现了一些外来的娼妓，对这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政府十分重视，及时开展了一系列扫黄打丑运动，并根据情节轻重，对一些留宿嫖妓、卖淫做娼的人，分别予以法办和教育，有力地打击了卖淫宿娼的丑恶时弊。
第五节 械斗
自明清以来，晋江广大农村大都聚族而居，封建宗族思想浓厚，加上小农经济自私狭隘观念，历史上，常因山林、水利、地域、“风水”等争端，导致封建械斗，结下没完没了的宗族怨仇，形成了时起时落，持续蔓延，经久不息的封建械斗。新中国成立以前，晋江曾发生过几起大规模的封建械斗：
一、东西佛械斗
清康熙年间，县城东部风池境与西部奉境，因迎神赛会发生纠纷，进而导致附郭三十六铺分帮结派，形成势不两立的“东佛”与“西佛”两支封建势力派系，并时而大动干戈，进行封建械斗。以至蔓延并扩大到县城南门外晋江各乡里，延伸300余年。互相抓人、杀伤人命。其牵动面之大，时间之长，为祸之烈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二、都蔡冤
清光绪年间，东石塔头村刘氏与同村蔡氏，因修建祠堂为“风水”之争，而演化成大型封建械斗。这场械斗以十一都杂姓与大姓恶斗闻名，长达6年之久，牵动200多个乡里，360余人无辜惨死，伤者不计其数，酿成震动海内外的“都蔡冤”。
这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封建械斗，造成交通断绝，田园荒芜，百业凋蔽，治安混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严重后果。为了办理此案，晋江五易县令，最后泉州知府李增蔚亲临督办，追捕双方罪魁祸首斩头示众，归侨陈增钭献银3千，抚恤双方伤亡，事态才告平息。
三、安海黄颜械斗
民国13年（1924），安海黄姓与颜姓因祖墓“风水”发生纠纷，引起两姓械斗。此时磁灶张林因张、颜历史上有联宗关系，即组织人马支援颜氏。当时，驻泉军阀孔昭同，派兵一连到张林镇压。但结果却遭张林伏击，连长与20多名士兵当场毙命，遂使事态扩大。事后，经“华侨救乡会”及地方绅士出面斡旋，几经周折，在孔昭同索得银元2.8万元的赔命钱后，方告罢休。
除此之外，晋江还出现过持续达数十年的永和林股械斗，龙湖前后港施姓械斗，以及磁灶张林与青阳赖厝，陈埭西边与青阳高岑（今高霞村），永宁龙穴与杆头械斗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镇压反革命，狠狠打击械斗的肇事者与操纵者，铲除城乡封建势力，晋江历史上时断时续的封建械斗终于平息。“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封建械斗又有所抬头。据县公安部门统计，仅1973年，全县共发生封建械斗39起，死7人、伤249人，涉及16个公社（乡镇）、163个大队、215个自然村。直到1982年，全县还发生封建械斗18起，死11人、伤192人，其中尤以陈埭的洋埭林李械斗，东石塔头孙刘械斗，损失最为惨重。1983年，人民政府为了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查处并惩办一批械斗的首要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收到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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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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