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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闽南甚早。据《名胜志》载，晋江流域最早的佛教寺是延福寺。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建于丰州城西南，距九日山2里许。唐大历三年（768），移寺址于九日山下。南朝时，印度高僧到延福寺翻译佛教《金刚经》。据《泉州府志》记，宋朝曾会修寺碑铭云：“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7）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
  唐代，晋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垂拱二年（686），泉州城区建莲花道场（今开元寺）。晋江置县后创建的著名佛教寺院有开元寺、镇国东禅寺、青阳的法云寺等10所。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唐大中八年（854）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唐末，黄滔撰《泉州开元寺佛殿碑铭》，记载开元寺的历史、传说和兴旺情况。
  五代，王审知治闽，崇尚佛教，在闽中建佛寺267座。王延彬治泉，捐田舍宅大造寺院54座，在晋江县所建佛寺中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和灵秀山的空相院等11座。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五代梁开平三年（909）的立姿石观音雕像。泉州文管会保存有纪年为南唐保大四年（94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
  晋江县佛教的传播，虽然受唐会昌武宗“灭佛”之打击，其传播仍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会，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各家宗派学说竞立，汇成卷帙浩瀚，内容深博的佛学经藏，研究佛学思想的风气大盛。如县城开元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匡护，善讲《上生经》，听众“骤致千人”；寺僧会音“精通内典，广传《法华》、《上生》二经”；释叔端，学通《唯识》、《维摩》、《俱舍》诸论，学识渊博，著有经论数十卷。其门下弟子道昭，深通《唯识》，著作《真师唯识论解》80卷，时人称为“唯识大师”。据开元寺《紫云开士传》记载，唐与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34人，其中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为最盛行。
  宋代，晋江县唐、五代遗下的较大规模佛寺得到重修，且新建佛寺26座。其中较有名的是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南华寺和虎岫寺（道庙改建）。宋室南渡，经济拮据，大量发卖道牒，放开度僧的限制，出家僧尼人数遽增，仅县城里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住寺僧尼总数就达七八千人，因而保持“泉南佛国”的称誉。泉州开元寺中的水陆寺，保存有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六角形陀罗尼经幢构件，为僧人元昭、宗美所撰立，还有天圣九年（1031）的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而泉州承天寺尚保存有淳化二年（991）和天圣三年的加句灵验佛顶陀罗尼经幢。这反映北宋晋江佛教的兴盛。
  宋代，晋江的佛教宗风尤盛。有不少高僧、宗匠，在与宋儒的佛、儒论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南宋的新儒学者，大量摄取佛学精华融入理学体系。自从朱熹在晋江倡导义理之学后，研究理学之风大盛，出现不少理学名家和论著。因此，有些佛学宗师在学佛的同时，又兼通儒术，以便与儒家争辩抗衡。如开元寺僧定诸，“学佛而儒术兼通”，与当时名士曾会友善，唱酬诗篇，收入《群乘》。僧宗达善世学，有诗名，主张“正心诚意”的理学家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对他很推崇。又如招庆和尚，为人说法，或引用儒家经论，或演绎老庄道学，无不通达。
  宋代晋江的佛学在与儒家争论的同时，不同宗派的学说也开始互相融合，渐趋统一，并逐渐以禅、净二宗的简易法门为指归。故皆称为“简易法门”。此后，两宗又再趋统一，提出“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禅净双修。他们抛开文字传教，推行简易修持，容易为缺乏文化而又要求信仰的广大民众所接受，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仰和崇奉。佛教也因此蜕变为满足人们“有求必应”的现世利益的精神寄托，并与晋江县民间世俗的杂神信仰相混合而逐渐走向世俗化。如开元寺拜庭的两座绍兴十五年（1145）建的婆罗门教式石佛塔，左边1座的须弥座上刻“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此即为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元代，晋江的佛教继续世俗化。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态度，在泉州（晋江）出现世界各大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典章》记载，按元朝制度，僧人可规避差役，且僧人在“朝贺班次”及“于祝圣处祈祷”均排前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等率军征爪哇、从后渚港放洋，无功而返，受到“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为此，亦黑迷失在晋江城里“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他于延祐三年（1316）给所施舍的全国佛寺，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留念，碑中提到受施舍的泉州路（包括晋江县）著名的佛教寺庵接待有承天寺、崇福寺、光孝寺、北藏寺、大开元寺、水陆寺、法石寺、积善寺、西禅寺、香积寺、招福寺、封崇寺、明心寺、清源洞、齐云洞、楞伽寺和延福寺17座。僧人和教徒又自建弥陀岩（1364）、碧霄岩（1292）、六胜塔（1336—1339）。承天寺保存有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佛教石炉，炉盖刻：“泉城孙府前，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永充供养。祈求现世康安，预布来生福果者。”这是元代晋江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明清两代，晋江县佛教进入衰微的时期。统治者对佛教虽没有明显的贬抑，但重视与支持却大不如前。明代中后期，泉州地方政府不仅听任豪强势族侵夺寺产，甚至“奉例变卖”寺产以充“兵饷”。明嘉靖前，晋江县共有寺产98顷又8.3亩，后被官府奉例变卖，连同其他侵损的寺产达87.15顷，剩下的11顷多，又先后被“豪强和悍恶佃户吞占”，以至寺产荡然无存。加以官府苛征，“饷额在寺，法重僧逋”，迫使不少寺院“僧亡寺废”。清代，地方政府对寺院的建立和寺产的数额都有严格的限制，影响佛教寺院的发展。
  从明初至清中叶的460多年间，晋江县仅建寺院9座。然而毁于明末清初的“倭患”和“迁界”的寺庙，却多达20多座，其中建于唐宋间的古寺被毁的就有法云寺、方广寺、崇真寺、普照寺、广教寺、安福寺、龙兴寺、报恩寺等。此外，还有废于清代中后期的寺院，如镇国东禅寺、竺细庵等。
  清末以来，晋江县佛门兴起一种寺僧收度女众带发出家弟子（菜姑）的新事。按佛教规定，女众要求出家，必须由尼僧为其落发剃度。但近代以来，闽南一带已少见有落发出家的尼僧，只由寺僧按收度在家女居士的规仪，受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可让其出家住寺，并穿起袈裟，参与世俗的佛事活动。这些菜姑大都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文化素养低，宗教意识淡薄，但对神佛的信仰却很专诚。
  民国初年，晋江社会上曾兴起一股破除迷信，驱逐僧尼，没收寺产，兴办新学的风潮，晋江佛教也受到波及。其时，京、沪一带佛教界人士正在开展佛化运动，晋江县佛教界一些较有见识的僧俗人士，邀请京、沪著名高僧和居士来晋江县讲学弘法，发起佛学革新运动。佛化运动不仅使晋江佛教界人士受到深刻的佛学教育，也使社会各界人士改变原来对佛教的偏见。甚至有些知识青年，包括原来破除迷信时反对佛教的青年，先后皈依佛教，成为佛教居士，从此，晋江出现佛教居士。佛教居士积极配合晋江名僧转道、性愿、妙月诸大师，开展佛化运动。民国30年（1941），召开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会员代表大会，有会员793名，寺庙149座。又创立佛教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组织多种形式的弘法活动，举办各项“利乐众生”的公益事业，如重兴寺院、整顿寺规，创办开元慈儿院、鹦山义务小学、崇福寺义诊施药处等。
  晋江的佛化运动曾得到全国著名高僧太虚、圆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以后，又有高僧弘一法师来晋江住锡弘化，晋江的佛教又出现新气象，但这一盛况只维持到抗日战争期间。抗日胜利后，南洋交通恢复，晋江佛事活动盛行。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1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合作化期间，寺产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菜姑有的入社务农，有的参加工作。1954年，全县有住众的寺院庙堂79座。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晋江县有些地方提出若干时日“创造无宗教区”的口号。动员寺僧、菜姑还俗，同时采取并寺集中的办法，把未还俗的出家徒众，集中在指定的10所寺庙居住，并开办制药厂，让他们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中，佛教被视为“四旧”而扫除，教徒被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法器被捣毁，寺庙被砸或被占用，僧人和菜姑被赶出寺门。
  1978年12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晋江县被破坏和占用的寺庙，全部退还，有的还进行修建或扩建。“文化大革命”中被驱赶还俗的僧人和菜姑，又回到寺庙住持，并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寺。1982年后，晋江地方政府先后批准开放龙山寺、南天寺等10座佛教寺院。这些寺院大都得到全面的翻修和扩建。1984年2月，在泉州开元寺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原泉晋佛教协会），同年6月，在安海龙山寺正式设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长静心。1985年，晋江县有住众的寺庙44座，102人。其中比丘13人、比丘尼6人、菜姑83人，受戒者61人。
  晋江和泉州在中世纪曾一度成为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与日本的佛教交流尤为突出。近代以后，晋江县有些寺僧南渡东南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衍传中国佛教的基地。
  一、日本
  唐天宝间（742—755），晋江超功寺僧昙静，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元寺僧木庵应先期到日本的本师隐元和尚之召，率慈岳、喝禅等僧人，从安海港放洋赴日本长崎。康熙三年木庵继承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在日本建10座寺院，成为日本禅宗三大派系之一。追随木庵东渡的法嗣有喝浪（俗名黄广官）和尚与雕佛师范道生，都是安海人。如今日本黄檗宗万福寺有分寺500多座，信徒2.5万人。1979年、1983年、1984年和1986年，日本黄檗宗组团来开元寺朝拜，有些人还能用闽南语言诵念佛经，可见木庵对日本宗教文化影响之深远。
  历史上日本亦有僧人到泉州。南宋嘉定十年（1217），庆政上人随泉州回航商船到泉，在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回泉州开元寺版《崇宁万寿大藏》等两部宋版《大藏经》，迄今仍珍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咸淳三年（1267），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人到开元寺学禅，回国后在楞岩寺讲学，从学者达3万多人。
  二、新加坡、马来西亚
  清末，安海龙山寺僧转武在新加坡首建龙山精舍。民国2年前后，转道、瑞等、转岸前赴星、马。抗战前又有转逢、宏船、广洽、觉林、开论等赴星洲。1949年前后，有常凯、广义、广净、广余、广周、觉悟等僧人到星洲。此后，于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赴星、马的晋泉僧人有妙灯、晴晖、广安等人。
  晋泉旅居星、马的僧人，于所在国建寺院，办教育，广渡信徒，弘扬佛法，为促进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和团结星、马各民族不同教派，发挥巨大作用。其中较负盛名的高僧有：
  转道在新加坡与瑞等、转岸合建普陀寺，并任天福宫主持，举办义诊，被誉为“儿科活佛”。民国10年，在光明山建普觉寺，为星洲十方丛林。民国17年，在星洲组织中华佛教会，任会长。民国23年，组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民国27年，创办英文佛教会。为中国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奠定基础。并为重兴和重修泉州开元寺作出巨大贡献。
  广洽为僧瑞等门徒，20年代出国居星洲龙山寺。曾任新加坡佛教会总会长，筹办文殊中学、弥陀学校（原龙山学校）。
  常凯民国36年南渡星洲。1951年，创办中华施诊所，被誉为正骨科“医圣”。1958年，在自建的伽陀精舍开办国术及中医正骨科研究班。1960年任星洲佛教总会弘法副主任。1987年，代表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回国参加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
  宏船在槟城建香林寺，兼任普陀寺住持。曾连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主席，创办施诊所和文殊中学。80年代以来，对重建泉州承天寺、庆莲寺、安海龙山寺贡献颇大。
  广义原为泉州开元寺监院，1949年飞锡星、马，曾任妙香林地藏寺住持，自建华岩精舍。
  广净原为泉州开元寺僧，1949年南渡星、马，居妙香林地藏寺。1952年任龙山寺监院，创办弥陀学校，创建龙山寺福缘慈善基金会。80年代以来，对家乡雪峰寺、承天寺、开元寺的重修，做出重大贡献。
  妙灯1957年赴星洲，主持修建普济寺，协建文殊中学，组建佛教居士林，历任星洲佛教总会副主席，兼理财务，主讲光明山卫塞佛理讲座，为佛教居士林佛青弘法团导师。倡办泉州佛学苑，捐修南安雪峰寺。
  晴晖1957年南渡，住锡普明寺，协办施诊所，任该所理事，协办弥陀、文殊、菩提等3校，任各校董事。1987年，捐资助办泉州佛学苑，助修南安雪峰寺和惠安平山寺。
  广余40年代卓锡南洋，主持重建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兴建普光寺，创办佛教学校。
  晋泉住锡星、马僧人，大都在居留地建寺，作为海外弘扬佛法的基地，计有大小寺庙20多座。
  龙山寺宣统二年（1909），僧转武建精舍。民国14年，瑞等扩建为龙山寺，为新加坡首刹。
  普陀寺民国2年，僧转道建。历任住持有转岸、广懿、广周等人，宏船法师曾任方丈，广纯为当家。
  普济寺1949年，僧转解建。1960年，妙灯为监院。1979年，改称普济佛学研究院。
  普觉寺民国初僧转道建。圆瑛、真任相继住持。30年代末期，宏船为主持。1966年，举办水陆大法会，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僧伽数千人云集。
  普明寺抗战前夕建，僧广洽、晴晖曾任住持。
  詹葡院僧广洽建，为净修之所。
  华严精舍僧广义建，自任当家。
  伽陀精舍僧常凯建。
  马来西亚方面，也有晋泉僧人创建住持寺院，如；
  槟城妙香林地藏寺抗战前僧转道建。圆瑛曾任方丈，广洽、广净曾任主理，妙灯、广余相继主持。
  吉隆坡鹤鸣寺僧广余为主持。
  此外，晋泉僧人还在马来西亚建巴生的龙寺、新山的宝莲寺和芙蓉观音亭等。
  佛教总会1950年，为新加坡的晋泉僧人宏船、常凯、广洽、广义、广净等倡办，致力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如定期举行佛学理论讲座，创办菩提、文殊、弥陀学校和女子佛学院，创办《南洋佛教》月刊，南洋佛学书局。此外，还有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菩提迦耶、佛教居士林、大觉寺和昆卢寺等佛经流通处。在社会福利方面，创办佛教施诊所、佛教群肃毒辅导组、佛教总会义山、大悲安老院、慈恩林老人院和万佛堂养老院等。
  三、菲律宾
  民国26年，原泉州开元寺监院僧性愿赴菲，扩建大乘信愿寺。邀请晋泉僧人如满、瑞今、觉定、善契、妙钦、妙诀赴菲。抗战后，又有广纯、善戒、瑞耀、妙戒、心理等飞锡菲国。1950年，又建华藏寺，50年代，有道津、传诲和李心莲菜姑等赴菲。在卓锡菲国的出家徒众中，有一部分为菜姑。她们募建佛寺，开办学校，募资回国建佛寺等，做了大量工作。
  性愿在泉州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和鹦山义学。抗战后，重建泉州百源铜佛寺和南安大慈林。1950年在菲创华藏寺，建能仁、善贤佛教学校，支持在家弟子陈珍珍居士创办觉华佛学苑。
  瑞今晋江东石人，曾任养正僧学院院长，协办《佛教公论》杂志。民国37年，渡菲国任大乘信愿寺住持。1957年，协办能仁中学。在菲国建圆通寺为女众道场。多次率团参加世界性佛教会议。创菲国佛教慈赠会。19811年，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和世界华僧会荣誉主席。捐修晋江祖堂佛寺。
  张文莲民国28年赴菲，建宿燕寺。1987年，在晋江宿燕寺创文莲姑赠药处。
  瑞妙尼与李心莲姑1957年赴菲国，合建灵鹫寺。后瑞妙尼赴檀香山玉佛寺当住持。
  晋泉赴菲佛教徒在外建寺，一般沿用家乡佛寺名称，较著名的有：
  大乘信愿寺为菲首刹，性愿建，瑞今任方丈。
  普济寺瑞今建，广纯任当家。
  普陀寺心理为住持。
  福泉寺传贯为住持。
  崇福寺元果建。
  灵鹫寺李心莲、瑞妙尼建。
  宿燕寺张文莲姑建。
  海印寺元敬姑、正义姑建。
  莲华寺妙树姑、宗道姑建。
  天莲寺秀琴姑建。
  隐秀寺清和姑建。
  观音寺桑莲姑建。
  晋泉佛教僧众海外传教，除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外，其他如印尼、美国，以至香港、澳门等地都有其足迹。如元果在香港建福慧精舍，并任香港佛教总会副会长；印尼的灵山寺、极乐寺、普门寺都有晋泉僧人住锡；美国檀香山玉佛寺、洛杉矶的观音寺、华盛顿的觉林精舍，都有晋泉僧人住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