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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东濒台湾海峡，西和南安县接壤，南与金门隔海相望，北同鲤城区毗邻，东北紧连石狮市。面积64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8.24万亩。全市辖15个镇，1个国营农场，823个自然村。人口94.12万人，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满族等。
“海流城外青萝带，岩耸天边碧玉簪”。晋江枕山面海，山川秀丽。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以台地、平原为主。西部呈脉状丘陵分布，地表起伏和缓。海拔517.8米的紫帽山，常因紫云覆盖其巅而得名，是境内的最高峰。晋东为冲积—海积平原，是水稻主要种植区。中部及南部为低丘、台地，是番薯、花生、甘蔗等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境内无大河发育，仅有20多条以低丘、台地为中心，呈放射状、自成单元独流入海的时令溪流。主要客水有晋江和九十九溪。晋江象一条蓝色的飘带流经市境北端萦回入海，九十九溪流贯市境，是晋东平原水网区的重要灌溉河系。龙湖、虺湖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市境东南部，是福建省著名的淡水湖。
晋江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光热资源丰富，蒸发旺盛，季风显著。夏长不酷热，冬短无严寒。唐末韩偓的“四季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这一诗句，描绘出这里气候温暖宜人的特点。最热的7、8月份，平均气温在28℃上下，最冷的1、2月份，平均气温在12℃上下。全市各地年降水量累年平均911.7—1231毫米，常年年蒸发量超过年降雨量。夏季多干旱，5—10月份常有台风侵袭。
晋江海岸线总长110公里，岩岸蜿蜓曲折，港湾良多，著名的有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晋江拥有海域面积6345平方公里，大小岛礁星罗棋布，是福建省主要的渔业生产县市之一。晋江物产丰富，土、砂、石等矿产资源蕴藏量大。海产资源有200余种之多，其中江瑶柱、石斑鱼、锯缘青蟹等10多种海珍品闻名遐迩。
晋江历来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占有重要位置。在古代是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起点站之一，对外交通贸易盛极一时；晋江又是文教昌明、人才荟萃、声华文物的文明古县，素有“泉南佛国”、“海滨邹鲁”之誉；晋江人出国侨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与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晋江与台湾一衣带水，有深厚的地缘与血缘关系，是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改革开放以后，晋江是“闽南金三角”经济开放区的主要县市，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迅猛崛起，并以其独特的发展形式和持续的发展速度，瞩目中外。
据考古查明，在距今7000年前，晋江市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族人在这里繁衍生息，陆耕海渔。周秦以来，始有汉人入迁。尤其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板荡，衣冠士族为避兵燹，即纷纷南渡入闽。这些千里迢迢自河洛南来，筚路蓝缕的中州晋人，部分定居在今晋江两岸，他们为寄托对故土的怀念，遂把栖身之地的这条河流取名为晋江。从此，中原文化在晋江这块土地上扎根、衍化、递嬗。
大约经过400年的开发，晋江这个地方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到了唐初，人口增长达5万左右，生产力也得到不断发展，以前是“茂木深翳”，“皆虎豹猿猱之墟”，这时已开始有“人稠地狭”之感了。唐久视元年（700），武荣州州治由丰州东迁泉州（今鲤城市区）。景云二年（711）武荣州改称泉州（即今泉州），州治无县，刺史冯仁知以此为由呈请置县，于开元六年（718），析南安县东南部置晋江县（因江得名），县治设于泉州，州县同治，从此晋江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千百年来，勤劳、勇敢、富有拚搏开拓精神的晋江人民，凭藉这块历史舞台，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下，披荆斩棘，顽强不息地走出了一条晋江之路，勾画出古往今来、文明盛衰交替的社会发展轨迹。
晋江自建县以后，由于人口剧增，赖以生存的耕地日益不相适应，为此，人们就“向山要地”，“与海争田”。五代诗人所记“晋江两岸趁春风，耕破云山万千重”的诗句，是当时晋江人民辟山要地的生动写照。至于与海争田，规模、工程较大者，有唐太和三年（829）的天水淮，以及五代围垦的陈埭等。历史上留下来的以渚、塘、埭、陂、洲、湾、屿命名的村落、田洋和水利工程，原来都是海潮起落之所。
耕地不断扩大，水利问题开始困扰着晋江人民。自唐贞元以迄南宋，晋江先后筑成尚书塘、仆射塘、六里陂、清洋陂、留公陂等水利工程，使大片斥卤之地变成良田。同时，在晋西南和中部丘台地带修建湖、塘60多处，以蓄汇地面水，引灌旱田，其中最大的有龙湖、虺湖、龟湖塘、■田塘和大沙塘等。
在开发耕地、兴修水利的同时，人们一方面开始重视引种双季稻和进行农、蔬、果、副多种经营，并以“网罟为耕耘”，发展渔盐业生产。另一方面则开始挣脱土地桎梏，发展商品经济，并沿着这条奔流不息的晋江，走向海洋，进行海上贸易。于是，当时的后渚港和湾海（今安海）港便由一个普通的港湾发育成为通海码头。中唐以后，晋江县城泉州（今鲤城）出现了海外各国商贾云集、车马辐辏的盛况，成为“市井十洲人”的国际市场。
晋江海外贸易自唐至五代能迅速发展，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五代时期，自王潮及其后的几位继承者，都很重视海外贸易，王延彬曾为此而赢得“招宝侍郎”的绰号。王潮筑子城，留从效拓罗城，开辟通衢大道，构筑“云屋货栈”，也正是为适应这种贸易形势发展所需。
海外贸易不仅带动造船、陶瓷、丝麻等与外贸有关行业的发展，也促进文教事业的兴旺发达。唐贞元八年（792），晋江人欧阳詹与韩愈同榜题名，开了晋江人中进士之先河，此后，文教渐兴，读书中举的人逐渐增多，至唐末有8人中进士，五代也有5人。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晋江析东乡十六里另置惠安县。
宋元时期是晋江县城的鼎盛年代，它以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为特征。谢履的《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反映了泉州对外贸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北宋元祐二年（1087）于晋江县城设置福建市舶司，徽宗时，又置来远驿，为大批外商的到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南宋前期，泉州已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关系。出口商品有衣料、器皿、食品、药物、杂货等5大类，共60多种手工业、农业产品，其中以丝绸、瓷器为大宗；输入的商品有棉花、棉布和象牙、玳瑁、玻璃、玛瑙、异香、胡椒等。“涨海声中万国商”，晋江县城泉州成为世界东方一个重要大港。海外贸易为
南宋政府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据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从泉州、广州两个市舶税收入200万缗，约占国库收入的五分之一。县城南门外出了许多大富商，南宋诗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写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晋江人开始到海外定居，成为晋江华侨之先驱。《宋史·高丽传》载：在朝鲜“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这里所指的闽人，多数是泉州晋江商人。在印尼，“以巴邻祁（今苏门答腊）巨港为多”。爪哇东部的杜瓶、勾栏山也是华侨的集结地。许多人到了海外，就在寓居地“先纳一妇人”，借以立足，其中有个王元懋还当上占城王的驸马。到海外定居的人多了，中外关系随之密切起来。如北宋熙宁二年（1069），由于泉州海商黄谨的引进，使中断42年之久的北宋与高丽的关系，获得恢复，高丽王因此把中国海商当作宋朝的使者，厚礼以待，他们派到宋朝的使臣，也大多是通过中国海商牵引的。
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晋江的农业、手工业也获得较大的发展。如县城一带出产的丝绸可以和蜀吴之产相媲美。1975年福建南宋黄升墓出土的两匹金丝绢，就有泉州宗正司记号，证明在宋代晋江已有高超的丝织技术。当时所生产的棉布完全代替了舶来品而被人们看好，并被当作贡品上贡朝廷。作为大宗出口的瓷器业，也大展宏图。此时，磁灶造窑烧瓷十分普遍，今经发掘的遗址就达9处之多，其所产的青瓷，载誉海外。制盐业方面，宋代晋江沿海有161处盐场，居全省首位。至于造船业，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泉州的海船“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吴自牧《梦粱录》也说，泉州“海上商船，大者五千斛”。出洋的人，都到泉州集中出发。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大船（一艘中等远洋帆船），具有结构坚固，抗风力强，吃水深，稳性好的特点。由此可见，两宋时期，泉州的造船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在当时居世界先进地位。
为适应海交贸易进出口物资的集散转运，两宋时期晋江共造了90座石桥，其中长度在80丈以上的有9座。建于宋绍兴八年（1138）的安平桥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全长2255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梁式石桥。晋江因造桥之盛，而赢得了“闽中桥梁甲天下”的美誉。
两宋时期，晋江文教事业也发展很快，文武进士及第者共1233人，其中有两名状元，5名榜眼，并有6人当上宰相。曾公亮这位北宋有名的贤相，他主编的《武经总要》，是一部军事史和科技史的名著。南宋状元梁克家，其所著的《三山志》，被列为宋代不可多得的优秀方志。晋江文教昌明，人文鼎盛，雄称海内。
进入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即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在县城设置市舶司，任命阿拉伯穆斯林后裔蒲寿庚为市舶司提举，并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等一系列方便海商贸易的政策，还颁布“官船官本商贩”之法，扶助商人出海贸易，使泉州海交贸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百个，贸易额超过广州。“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泉州一跃成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
海交贸易的空前繁荣，招徕了四面八方商旅。中世纪晋江县城既是贸易大港，又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外国商人及传教士也把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传入晋江，使晋江文化既有中原古老文化遗风，又有外来文化痕迹相映交融的特色。同时晋江出现了既有中国古老的道教、汉化了的佛教，又有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中亚的摩尼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和欧洲的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
元末，由于占据泉州的那兀纳的叛乱，加上明初实行“海禁”，不许“携带违禁货物下海”，甚至于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使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顿时窒息了，占重要地位的对外经济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在生存斗争的逆境之中，有着700多年海交贸易历史的晋江，却在挫折中出现奇迹，海上民间私商乘机崛起。明朝中叶，晋江参加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要比宋元时期更加多而普遍，并涌现出一批新兴的自由海商，尤其是安平商人，在“走私”贸易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贩海贸易这个行业，再也不象宋元时期仅是海商世家的独家行业，而是摆脱了封建政府和封建势力之控制，变成社会上各阶层乃至“山居谷汲”“田亩之夫”竞相驰逐之所。晋江的安海港由此而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私商贸易的最大港口。
海上私商贸易悄悄地兴起，一些受生活所逼的无业贫民，纷纷违禁出海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安南（越南南部）、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据《明史》记载：当时到菲律宾的“闽粤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虽然他们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寓居异域，被国内封建政府视为罪民，成了“海外孤儿”，遭受殖民主义者任意摧残，处境非常困难，但拳拳赤子之心，却使他们时时关心着国内的乡亲，如晋江大仑蔡氏，于嘉靖年间（1522—1566）就寄钱回乡赡养家眷、帮助兄弟建家立业。诸如此类，渐渐形成并出现了晋江的早期侨汇。
随着海上民间私商贸易的崛起，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晋江商业性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作物种植的社会化，促进了农作物专业化地区的形成和扩大。晋江以种棉花为主，因而成了“吉贝之乡”。另者，因“蔗利厚，故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还大量种植荔枝、龙眼、靛青等。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达。此时，棉纺织业已是晋江妇女最主要的家庭副业。妇女们善刺绣，“或剪彩为花，或仿北土缇缣，或效西方毳罨罽，色色俱工”，并能生产十几种丝绸。磁灶的瓷窑，也有所变化，以烧陶器为主，“大小钵子缸窑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制盐方面，普遍推广淋卤滩晒法，晋江的盐业生产位居全省第二。制糖业仍是手工业中的顶梁柱，产品远销日本、波斯、欧洲。造船业，由于本地木料日趋昂贵，商人多赴东南亚各国采购木料，就地造船。这时期，安海镇“人口十余万”，“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故“市镇繁华，贸易丛集，而不亚于省城”。至明末，福建沿海连年灾荒，社会动荡，晋江灾民，又纷纷徙流海外。
清兵入闽之后，清政府为了消灭沿海抗清势力，实行“禁海”、“迁界”等残酷的镇压政策，安海镇尽成废墟，晋江私商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在郑成功抗清期间，晋江滨海居民大量外流，许多晋江人举家迁往台湾，亲戚互相提携，去台人数象滚雪球一样增加。他们不但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带去了传统的风俗文化，对开发台湾发挥了重大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复界之后，安海港很快蹶而复振，外洋大船时常泊淀于此。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不得不在安海设户部税馆“鸿江澳”以榷税。乾隆四十七年（1784），清政府准许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进行对口贸易，后又批准蚶江与八里岔对口通航。晋江海商以鹿港为转口站，与日本、吕宋等国发生贸易关系。清代中期以后，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行郊”，在晋江沿海一带相继出现。
明清时期晋江的文化教育艺术也很有特色。境内有泉山、小山、梅石、崇正、清源、石井、
南塘、欧阳、宝海庵、正音等10所书院，乡间普遍设有社学、私塾和蒙馆。明代，晋江有443人高中文、武进士，还出了6名相国，9名尚书。清代也出了163名文武进士。明代晋江的《易》学研究独步海内，著名的学者有几十家，著作达98种。其中蔡清的《易经蒙引》，陈琛的《易经通典》，苏浚的《易说》是研究《易》学的权威作品。明代大文学家王慎中，是唐宋文风的首倡人，以他的非凡才华，誉摘“一代文学宗师”桂冠。其他如何乔远的《名山藏》、《闽书》等也很有名气。而张瑞图的书画，与董其昌之作齐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成为中国目录学的圭璋名著。清代军事科学家丁拱辰，他研制新式火炮和所著《演炮图说》，对军事国防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艺术方面，既保留中原文化遗韵又汲取闽南风土文化精华的晋江南音、民间乐曲、舞蹈以及梨园、木偶、高甲、打城等戏曲，到了明清时期，也盛极一时，风靡海内外。
鸦片战争之前，侵略者以鸦片开路，晋江许多村庄都成了侵略者贩毒走私的据点。随着鸦片而来的是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到处倾销，使晋江传统的棉布等手工业产品遭到严重的冲击。战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对外贸易停滞，手工业倒闭，加上清政府的层层盘剥，农村凋蔽，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民不聊生。晋江人又一次像先辈一样，满怀悲怆地拖着踉跄的脚步，纷纷逃往南洋谋生，其中有不少人成为西方殖民者诱骗的“契约华工”——苦力，从而形成了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出国高潮，为晋江后来成为福建，乃至全国著名侨乡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期，晋江人有华侨关系的日益众多，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侨汇的社会特点越来越突出。
辛亥革命期间，海内外晋江人积极参与。晋江华侨纷纷在居住国参加同盟会组织，并慷慨解囊，以巨资资助革命，而深受孙中山赞誉。还有不少晋江籍华侨回国参加光复斗争。1911年10月，泉州同盟会成立统一领导机构，以印尼华侨蒋以麟为会长。11月7日，安海革命党人发动群众暴动，打响辛亥革命在福建的第一枪，宣布安海光复。11月18日，晋江县城光复。辛亥革命失败后，晋江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压迫下，人民生活更加艰难。晋江人为谋求出路又成批出洋逃生。
为救国拯乡，晋江海外侨胞试图走“实业救国”道路，他们开筑公路，创办汽车运输公司、海运公司、电灯公司、农场、工厂企业和兴办新学、医院，乃至施医、舍药、助棺、恤邻，希望祖国强盛，家乡人民安居乐业。然而，“实业救国”也不能使晋江人民摆脱苦难。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始传入晋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创办社团、报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1月，中共泉州特别支部成立，中国共产党晋江县地方组织诞生了，工农民众组织工会、农会，减租减息斗争，如火如荼。4月，泉州“四一〇”反革命事变后，泉州国民党实行“清党”反共，晋江革命斗争转入低潮。1929年5月，中共泉州县委成立，领导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五抗”（即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抗饷）斗争。1934年4月，在中共晋南县委领导下，组成晋江第一支武装队伍，翌年4月，扩编为晋南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的反共剿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共晋南工委领导下，1938年5月，成立有2000余人的抗日群众武装组织——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继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同国民
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间，海外晋江爱国华侨均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晋江侨乡人民陷入严重困境，生活十分悲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晋江人民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清乡”斗争。同时组织武工队、游击小分队、泉州团队，开辟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1949年8月31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县城泉州。9月4日，晋江全境解放。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广大晋江人民勇敢战斗，前赴后继，董云阁、李子芳、沈尔七、许运伙、尤大斧等一大批优秀儿女，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9年9月9日，晋江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然而国民党留下的旧晋江，经济衰竭，交通破坏，匪乱如毛，时疫蔓延，投机猖獗，通货膨胀，年人均粮食176公斤，人均年收入只有45元，整个社会经济濒临破产。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行政区划历经了几次析变：1951年析城关及其近郊置泉州市（今鲤城区），县治迁至青阳镇，70年代初又析晋北3个公社和1个农场归泉州市，1988年析出4个乡镇置石狮市。1992年3月6日结束了1275年县建制的历史，成立了晋江市。
43年来，晋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1949—1978年和1978—1992年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49—1952年，全县开展剿匪反霸、禁毒清毒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行“三反”、“五反”斗争，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实现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52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551万元，比1949年增长61.64％。交通运输、财政贸易、文教卫生均有迅速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1953年以后，晋江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针对历史上农业生产水源紧缺、常年干旱、风沙危害等实际情况，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营造防风沙林带。1954年8月，组织上万民众，自南安县金鸡桥下新辟金鸡水渠，引晋江水与原晋东水渠相接，并筑堤防洪，实现了自明朝以来数百年晋江人民梦寐以求的“破金鸡，灌晋南”的夙愿。至60年代末，全县建成大小水利工程3000多处，其中以新■水库、石壁水库（和南安县合建）为最大。70年代，随着山美水库的建成，先后在灌区内建成5大电灌站，共修建0.5立方米/秒流量的水利干渠381公里，外引客水2.61亿立方米，占实际可利用水量的78.3％。全县有效灌溉面积42.7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与此同时，在风沙严重的晋东沿海一带营造防风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挡住了风沙，保持了水土，改善晋江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稳产高产。在这期间，晋江还进行农业耕作制度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恢复与发展。其中1950—195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38％；1953—1957年，平均每年递增7.73％；1958—1962年，由于“大跃进”、“公社化”、浮夸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使全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8.76％；1963—1965年，经过几年的调整，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发展缓慢。至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1.47亿元，比1949年增长4.1倍，平均每年递增5.81％。
据1978年统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2.3873亿元，比1949年的3433万元增长了5.95倍，其中工业产值9200万元，比1949年的580万元增长了14.86倍；社会商品零售额1.2807亿元，比1949年的4189万元增长了2.06倍；财政收入1476万元，比1950年的387万元增长2.8倍；农民人均年收入107元，比1949年的45元增长1.38倍。人民生活有了较大幅度提高。此外，渔业、交通、邮电、电力、文化、卫生等发展迅速。尤其教育事业发展速度更快。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新学之后，晋江的学校教育虽有一定发展，但至1951年市县分治（即不含今鲤城区）时，境内也仅有中学4所、学生1042人，小学201所、学生34499人。而至1978年，全县则发展到中学27所、学生35518人，小学412所、学生123940人，学校数与学生数均出现几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同时，向全国大专院校输送1800余名合格新生，并为后来造就了众多教授、专家、学者。
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中，晋江以发展农业为基础，全面恢复、调整、巩固、发展国民经济，使晋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粮食产量获得了较大的增产。然而，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海防前线，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海峡两岸人为的严重对峙，战备需要延缓了工业建设步伐，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10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由于人口的不断急剧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恶性循环，加上长期推行单一经济模式的制约，使晋江仍然是个封闭的农业的“高产穷县”。获得新生的晋江人，远未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完全摆脱贫困，寻觅到致富之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晋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继落实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农村第一步改革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如同春风化雨一样，滋润了晋江南岸这块贫瘠的赤土地，并使之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富有博采、开拓、进取精神的晋江人，终于冲破了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羁绊，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全面发展，使晋江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乃至精神面貌均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1978年底，陈埭率先出现了利用侨乡闲散的资金、房屋、劳力，联户创办企业。1979年，全县各乡镇纷纷仿效创办，摸索前进。1980年8月，中共晋江县委从县情实际出发，毅然选择扶持乡镇企业作为振兴晋江经济的重大决策，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允许社员集资办企业，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推销提成、允许价格随行就市以后，全县乡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企业如春潮涌动，迅猛崛起。一年中，联户办企业就创办500多家。当年，晋江第一次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历史性变化。
以大办乡镇企业为契机的同时，1978年底，晋江开始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合同，承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业务。1982年起，晋江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创办“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1991年又出现了外资成片土地开发热潮。福埔、安平和深沪东海■三大片综合开发区总面积达4880亩。
至1992年底，晋江乡镇企业总数2.16万个，为1978年的18.93倍，创办市、镇级工业小区40个、村级工业小区20个，市内从业人员26.5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58.29％，吸纳外来劳工约18万人。乡镇企业总收入48.42亿元，比1978年3453万元（不含石狮市）增长了163.36倍。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6.35亿元，占全市全年社会总产值的74.25％，位居全
国县（市）级第28位，福建省首位。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超亿元的镇有14个、村6个、企业1个，超千万元的村101个、企业46个。乡镇企业跃为晋江国民经济主要支柱。至1992年，晋江共对外签定“三来一补”合同19993份，有4000多家企业先后承接过来料加工装配业务，消化城乡富余劳力4万多人。实收工缴费3912万美元，占泉州市各市县工缴费收入的一半以上，占福建省工缴费总收入的40％以上。至1992年，晋江累计批准三资企业903家，实际投资13.99亿元，利用外资2.0437亿美元。外商从以港澳台为主逐渐扩展至东南亚、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13个国家和地区，跻身于国际市场的产品有电子、机械、建材、塑料、纺织、服装、食品、鞋帽等20多类，1000多个品种。至1992年福埔、安平和深沪东海■三个土地成片综合开发区已破土动工，资金投入总数达1788万美元，占注册投资金额的40％。同时，晋南开发区也初具规模。镇村级29个工业小区开始起步，共建成标准厂房30万平方米。
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晋江经济的第一次飞跃。而成片开发区的建设，则标志着晋江对外开放正向大资金、高技术、多行业和群体化方向发展，实现晋江经济的第二次飞跃。晋江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正向综合开发区、三资企业小区、乡镇企业群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功能、多形式的外向型经济新格局发展。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轻型产业结构，正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以中小型为主的企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区域化专业生产经营格局，并逐步向企业集团公司发展。“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令世人所瞩目。
随着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猛发展，晋江国有工业生产也在大踏步前进。一些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工业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适销对路的花色品种有较大的增加，有数十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传统的通草画、锡雕、珠绣拖鞋、竹编、福绣等工艺品驰名中外，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衙口花生、泉成肉饼、安海食珍糕等名牌土特产品备受青睐。各种精美服装、鞋类吸引着广大的消费者。至199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含乡镇工业企业）达54.45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了58.18倍。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重1949年为16.89∶83.11，1978年为25.4∶74.6，1992年则为89.64∶10.36，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适应乡镇企业与外向型经济的腾飞，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对制约经济发展的能源、邮电、交通等设施加强建设，集中财力改善投资环境。先后筹资完成罗山和龙湖2个110千伏输变电站的投建工作；引进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日本富士通F—150C程控电话设备；新建东石300—500吨级栈桥式码头2个，以及深沪5000—7500吨级散杂货兼集装箱码头1个。至1992年，全市2个110千伏输变电站先后投入运行，全年供电量达5.5亿千瓦时，比1978年增加30.09倍；全市程控电话总容量达1.92万门，为1978年“摇把子”电话机总量的14.5倍，用户可直拨全国400多个城市以及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电话程控化；全市公路通车里程596.64公里，比1978年增加317.94公里，并以平均每百平方公里通车里程87公里的密度居全国榜首，客货运汽车可直通全省各地以至广州、深圳、温州、上海等地，东石码头成为可直航香港的起运点，新的水陆交通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广泛的商品流通渠道，也
正迅速形成。晋江为改变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局面，鼓励发展个体工商业，允许并组织农民进入市场，搞活流通，同时对国营商业体制进行改革，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有计划地发展专业或综合市场。如先后建设石狮服装市场、青阳综合市场、安海家电市场、磁灶建材市场、陈埭鞋帽市场、罗山食品市场、华洲水产市场，作为乡镇企业产品走向全国的窗口。这些措施也促进了晋江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商品经济的繁荣。至1992年，全市有商业企业机构9416个，从业人员21388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7.87亿元，比1978年增长12.95倍。此外，晋江还多次组织企业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办商品展销会。上千家企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常设专柜，把晋江产品引向全国城乡。几万晋江农民放下手中长期厮守的锄头，走南闯北，跻身于神秘的市场经济殿堂，形成遍布全国的销售和信息网络，在全国市场经济发育初期，为晋江货开辟了广大市场。
对外经济贸易是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的起飞。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对外贸易出口交货总值增长速度快，尤其在晋江获自营出口权后，对外贸易如虎添翼。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轻工、工艺、五矿类产品比重不断上升，粮油食品、土特产、抽纱等传统商品的出口比重，则从1976年前的70％以上下降至20％左右。晋江的国产“洋货”开始走出国门，远销世界五大洲。90年代初，数百家企业还投入南疆和北疆的边境贸易，与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国家进行交易。至1992年，全市出口交货总值达12.7亿元，比1978年（不含石狮市）增长86倍，出现了重振晋江古代对外经济贸易雄风的势头。
社会商品经济向高层次发展，也增强了晋江人的质量意识和信誉意识。改革开放以后，晋江一方面从海内外招聘、引进各种专业人才，一方面创办了10所职业高中（含中专），为发展经济培养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与此同时，全市还利用内外资金投入技术改造，如建造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陶瓷辊道窑生产线125条，购置一次成型制鞋注塑机600多台，引进各类电脑绣花机160多台等，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为晋江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赢得了高速度发展的主动权，涌现出一批优秀企业和创造一批优质产品，至1992年，全市有36家分别荣膺省级先进企业，省基础企业，省先进乡镇企业称号，有25项产品被评为省优产品，15项产品被评为部优产品。
改革开放以后，晋江乡镇工业企业的迅猛发展，并没有使农业生产萎缩滑坡。在各级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同时，由镇、村级提取联户办企业和个体办企业年收入的2—3％作为集体提留，以建立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反哺”机制。采取一系列诸如严格控制开发区及工企业小区对耕地的动用，开荒围海造田，划定农田耕地保护区，运用行政、经济手段落实完善耕地承包责任制等举措，使农业生产也取得了稳步发展。至1992年，全市农业生产总值达6.29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2.52倍，并出现了许多经营规模较大的农业大户，使耕作逐步走上集约化、科学化道路。
此外，晋江市城乡建设、科技、教育、体育、文化、卫生事业成绩显著。自1978年实行规划与建设并举的方针之后，城乡建设发展很快，公共事业建筑群拔地而起，供水、排水、交通、邮电、供电等基础设施配套成龙。撤县建市后，市区建设速度加快，“五店市”旧貌换新颜，一个新型的城市建设格局，已初步形成。科技也有较大进步，继紫菜人工养殖研究等19项科
技成果荣获省、部委级奖励后，又在35个科技开发项目中，取得25项成果，研制新产品、新技术21项。其中，高阻燃防火涂料和高效节能火花塞二项系列产品在1991年的第19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和新技术展览会上分别获镀金牌奖和铜牌奖。全市宣布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33％，为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和教育“6项督导”省优级达标单位。自1979—1992年，为省内外各大专院校输送合格新生3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至1992年，市内外晋江人获高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达752人。群众体育运动活跃，英林伍堡村曾获全国“排球之乡”称号。1992年市农民篮球队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农民运动会荣获冠军。晋江城乡南音活动经久不衰，民间喜见乐闻的高甲戏、梨园戏，80年代以后，又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曾获布加勒斯特第二届国际木偶与傀儡戏剧节表演一等金奖的晋江木偶剧团，1992年又受文化部委托应邀参加荷兰阿尔黑姆偶像艺术节。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日益健全，全市医院床位总数近1400张，99.5％的行政村设置医疗点。市医院、中医院均配备有B型超声波、纤维胃镜、脑电图机、超声心动图机、心脏监护抢救仪、尿液全自动分析仪以及电脑专家诊疗系统等先进器械。
晋江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日新月异的同时，侨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斐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抓好理想、道德、法制和纪律教育，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和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实行殡葬改革，坚决制止“普渡”等封建迷信活动。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取缔卖淫嫖娼，严禁传播淫秽书刊和录像制品，大力禁止赌博和其他危害社会秩序的活动，巩固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新中国成立43年来，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晋江的变化，尤其改革开放后的14年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是巨大的。至1992年，全市全年社会总产值达75.89亿元，比1949年增长167.35倍；国民生产总值达34.98亿元，比1949年增长83.90倍；工农业总产值达60.75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1949年增长175.93倍，全市15个镇工农业总产值均超亿元；财政收入达2.20亿元，比1950年增长55.90倍，居福建省首位；城乡储蓄余额达1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713元，比1949年增长37.07倍。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也有明显的改变和提高。80年代以后，家庭普遍拥有音响设备，卡拉OK厅、歌舞厅遍布城乡各地，文化娱乐生活出现向高层次追求趋势。1992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25元，每百户拥有电冰箱10台、摩托车21辆、黑白电视机54台、彩色电视机47台，人均住房面积23平方米。人民生活水平已从“温饱型”奔向“小康型”，晋江之路越走越宽广。
今朝已辉煌，明日更灿烂。当今晋江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实力增长最快、发展生机最旺、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晋江的未来更加光明绚丽，一个“轻型外向、工贸结合、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稳定、繁荣、文明、开放的侨乡社会主义新型城市，将在不远的将来，放射更加夺目的光彩。
“潮涌大江阔，风正一帆悬。”晋江正以磅礴气势奔流向前。
“海流城外青萝带，岩耸天边碧玉簪”。晋江枕山面海，山川秀丽。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以台地、平原为主。西部呈脉状丘陵分布，地表起伏和缓。海拔517.8米的紫帽山，常因紫云覆盖其巅而得名，是境内的最高峰。晋东为冲积—海积平原，是水稻主要种植区。中部及南部为低丘、台地，是番薯、花生、甘蔗等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境内无大河发育，仅有20多条以低丘、台地为中心，呈放射状、自成单元独流入海的时令溪流。主要客水有晋江和九十九溪。晋江象一条蓝色的飘带流经市境北端萦回入海，九十九溪流贯市境，是晋东平原水网区的重要灌溉河系。龙湖、虺湖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市境东南部，是福建省著名的淡水湖。
晋江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光热资源丰富，蒸发旺盛，季风显著。夏长不酷热，冬短无严寒。唐末韩偓的“四季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这一诗句，描绘出这里气候温暖宜人的特点。最热的7、8月份，平均气温在28℃上下，最冷的1、2月份，平均气温在12℃上下。全市各地年降水量累年平均911.7—1231毫米，常年年蒸发量超过年降雨量。夏季多干旱，5—10月份常有台风侵袭。
晋江海岸线总长110公里，岩岸蜿蜓曲折，港湾良多，著名的有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晋江拥有海域面积6345平方公里，大小岛礁星罗棋布，是福建省主要的渔业生产县市之一。晋江物产丰富，土、砂、石等矿产资源蕴藏量大。海产资源有200余种之多，其中江瑶柱、石斑鱼、锯缘青蟹等10多种海珍品闻名遐迩。
晋江历来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占有重要位置。在古代是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起点站之一，对外交通贸易盛极一时；晋江又是文教昌明、人才荟萃、声华文物的文明古县，素有“泉南佛国”、“海滨邹鲁”之誉；晋江人出国侨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与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晋江与台湾一衣带水，有深厚的地缘与血缘关系，是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改革开放以后，晋江是“闽南金三角”经济开放区的主要县市，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迅猛崛起，并以其独特的发展形式和持续的发展速度，瞩目中外。
据考古查明，在距今7000年前，晋江市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古越族人在这里繁衍生息，陆耕海渔。周秦以来，始有汉人入迁。尤其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板荡，衣冠士族为避兵燹，即纷纷南渡入闽。这些千里迢迢自河洛南来，筚路蓝缕的中州晋人，部分定居在今晋江两岸，他们为寄托对故土的怀念，遂把栖身之地的这条河流取名为晋江。从此，中原文化在晋江这块土地上扎根、衍化、递嬗。
大约经过400年的开发，晋江这个地方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到了唐初，人口增长达5万左右，生产力也得到不断发展，以前是“茂木深翳”，“皆虎豹猿猱之墟”，这时已开始有“人稠地狭”之感了。唐久视元年（700），武荣州州治由丰州东迁泉州（今鲤城市区）。景云二年（711）武荣州改称泉州（即今泉州），州治无县，刺史冯仁知以此为由呈请置县，于开元六年（718），析南安县东南部置晋江县（因江得名），县治设于泉州，州县同治，从此晋江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千百年来，勤劳、勇敢、富有拚搏开拓精神的晋江人民，凭藉这块历史舞台，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下，披荆斩棘，顽强不息地走出了一条晋江之路，勾画出古往今来、文明盛衰交替的社会发展轨迹。
晋江自建县以后，由于人口剧增，赖以生存的耕地日益不相适应，为此，人们就“向山要地”，“与海争田”。五代诗人所记“晋江两岸趁春风，耕破云山万千重”的诗句，是当时晋江人民辟山要地的生动写照。至于与海争田，规模、工程较大者，有唐太和三年（829）的天水淮，以及五代围垦的陈埭等。历史上留下来的以渚、塘、埭、陂、洲、湾、屿命名的村落、田洋和水利工程，原来都是海潮起落之所。
耕地不断扩大，水利问题开始困扰着晋江人民。自唐贞元以迄南宋，晋江先后筑成尚书塘、仆射塘、六里陂、清洋陂、留公陂等水利工程，使大片斥卤之地变成良田。同时，在晋西南和中部丘台地带修建湖、塘60多处，以蓄汇地面水，引灌旱田，其中最大的有龙湖、虺湖、龟湖塘、■田塘和大沙塘等。
在开发耕地、兴修水利的同时，人们一方面开始重视引种双季稻和进行农、蔬、果、副多种经营，并以“网罟为耕耘”，发展渔盐业生产。另一方面则开始挣脱土地桎梏，发展商品经济，并沿着这条奔流不息的晋江，走向海洋，进行海上贸易。于是，当时的后渚港和湾海（今安海）港便由一个普通的港湾发育成为通海码头。中唐以后，晋江县城泉州（今鲤城）出现了海外各国商贾云集、车马辐辏的盛况，成为“市井十洲人”的国际市场。
晋江海外贸易自唐至五代能迅速发展，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五代时期，自王潮及其后的几位继承者，都很重视海外贸易，王延彬曾为此而赢得“招宝侍郎”的绰号。王潮筑子城，留从效拓罗城，开辟通衢大道，构筑“云屋货栈”，也正是为适应这种贸易形势发展所需。
海外贸易不仅带动造船、陶瓷、丝麻等与外贸有关行业的发展，也促进文教事业的兴旺发达。唐贞元八年（792），晋江人欧阳詹与韩愈同榜题名，开了晋江人中进士之先河，此后，文教渐兴，读书中举的人逐渐增多，至唐末有8人中进士，五代也有5人。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晋江析东乡十六里另置惠安县。
宋元时期是晋江县城的鼎盛年代，它以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为特征。谢履的《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反映了泉州对外贸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北宋元祐二年（1087）于晋江县城设置福建市舶司，徽宗时，又置来远驿，为大批外商的到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南宋前期，泉州已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关系。出口商品有衣料、器皿、食品、药物、杂货等5大类，共60多种手工业、农业产品，其中以丝绸、瓷器为大宗；输入的商品有棉花、棉布和象牙、玳瑁、玻璃、玛瑙、异香、胡椒等。“涨海声中万国商”，晋江县城泉州成为世界东方一个重要大港。海外贸易为
南宋政府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据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从泉州、广州两个市舶税收入200万缗，约占国库收入的五分之一。县城南门外出了许多大富商，南宋诗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写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晋江人开始到海外定居，成为晋江华侨之先驱。《宋史·高丽传》载：在朝鲜“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这里所指的闽人，多数是泉州晋江商人。在印尼，“以巴邻祁（今苏门答腊）巨港为多”。爪哇东部的杜瓶、勾栏山也是华侨的集结地。许多人到了海外，就在寓居地“先纳一妇人”，借以立足，其中有个王元懋还当上占城王的驸马。到海外定居的人多了，中外关系随之密切起来。如北宋熙宁二年（1069），由于泉州海商黄谨的引进，使中断42年之久的北宋与高丽的关系，获得恢复，高丽王因此把中国海商当作宋朝的使者，厚礼以待，他们派到宋朝的使臣，也大多是通过中国海商牵引的。
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晋江的农业、手工业也获得较大的发展。如县城一带出产的丝绸可以和蜀吴之产相媲美。1975年福建南宋黄升墓出土的两匹金丝绢，就有泉州宗正司记号，证明在宋代晋江已有高超的丝织技术。当时所生产的棉布完全代替了舶来品而被人们看好，并被当作贡品上贡朝廷。作为大宗出口的瓷器业，也大展宏图。此时，磁灶造窑烧瓷十分普遍，今经发掘的遗址就达9处之多，其所产的青瓷，载誉海外。制盐业方面，宋代晋江沿海有161处盐场，居全省首位。至于造船业，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泉州的海船“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吴自牧《梦粱录》也说，泉州“海上商船，大者五千斛”。出洋的人，都到泉州集中出发。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大船（一艘中等远洋帆船），具有结构坚固，抗风力强，吃水深，稳性好的特点。由此可见，两宋时期，泉州的造船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在当时居世界先进地位。
为适应海交贸易进出口物资的集散转运，两宋时期晋江共造了90座石桥，其中长度在80丈以上的有9座。建于宋绍兴八年（1138）的安平桥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全长2255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梁式石桥。晋江因造桥之盛，而赢得了“闽中桥梁甲天下”的美誉。
两宋时期，晋江文教事业也发展很快，文武进士及第者共1233人，其中有两名状元，5名榜眼，并有6人当上宰相。曾公亮这位北宋有名的贤相，他主编的《武经总要》，是一部军事史和科技史的名著。南宋状元梁克家，其所著的《三山志》，被列为宋代不可多得的优秀方志。晋江文教昌明，人文鼎盛，雄称海内。
进入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即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在县城设置市舶司，任命阿拉伯穆斯林后裔蒲寿庚为市舶司提举，并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等一系列方便海商贸易的政策，还颁布“官船官本商贩”之法，扶助商人出海贸易，使泉州海交贸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百个，贸易额超过广州。“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泉州一跃成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
海交贸易的空前繁荣，招徕了四面八方商旅。中世纪晋江县城既是贸易大港，又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外国商人及传教士也把他们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传入晋江，使晋江文化既有中原古老文化遗风，又有外来文化痕迹相映交融的特色。同时晋江出现了既有中国古老的道教、汉化了的佛教，又有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中亚的摩尼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和欧洲的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
元末，由于占据泉州的那兀纳的叛乱，加上明初实行“海禁”，不许“携带违禁货物下海”，甚至于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使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顿时窒息了，占重要地位的对外经济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在生存斗争的逆境之中，有着700多年海交贸易历史的晋江，却在挫折中出现奇迹，海上民间私商乘机崛起。明朝中叶，晋江参加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要比宋元时期更加多而普遍，并涌现出一批新兴的自由海商，尤其是安平商人，在“走私”贸易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贩海贸易这个行业，再也不象宋元时期仅是海商世家的独家行业，而是摆脱了封建政府和封建势力之控制，变成社会上各阶层乃至“山居谷汲”“田亩之夫”竞相驰逐之所。晋江的安海港由此而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私商贸易的最大港口。
海上私商贸易悄悄地兴起，一些受生活所逼的无业贫民，纷纷违禁出海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安南（越南南部）、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据《明史》记载：当时到菲律宾的“闽粤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虽然他们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寓居异域，被国内封建政府视为罪民，成了“海外孤儿”，遭受殖民主义者任意摧残，处境非常困难，但拳拳赤子之心，却使他们时时关心着国内的乡亲，如晋江大仑蔡氏，于嘉靖年间（1522—1566）就寄钱回乡赡养家眷、帮助兄弟建家立业。诸如此类，渐渐形成并出现了晋江的早期侨汇。
随着海上民间私商贸易的崛起，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晋江商业性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作物种植的社会化，促进了农作物专业化地区的形成和扩大。晋江以种棉花为主，因而成了“吉贝之乡”。另者，因“蔗利厚，故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还大量种植荔枝、龙眼、靛青等。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达。此时，棉纺织业已是晋江妇女最主要的家庭副业。妇女们善刺绣，“或剪彩为花，或仿北土缇缣，或效西方毳罨罽，色色俱工”，并能生产十几种丝绸。磁灶的瓷窑，也有所变化，以烧陶器为主，“大小钵子缸窑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制盐方面，普遍推广淋卤滩晒法，晋江的盐业生产位居全省第二。制糖业仍是手工业中的顶梁柱，产品远销日本、波斯、欧洲。造船业，由于本地木料日趋昂贵，商人多赴东南亚各国采购木料，就地造船。这时期，安海镇“人口十余万”，“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故“市镇繁华，贸易丛集，而不亚于省城”。至明末，福建沿海连年灾荒，社会动荡，晋江灾民，又纷纷徙流海外。
清兵入闽之后，清政府为了消灭沿海抗清势力，实行“禁海”、“迁界”等残酷的镇压政策，安海镇尽成废墟，晋江私商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在郑成功抗清期间，晋江滨海居民大量外流，许多晋江人举家迁往台湾，亲戚互相提携，去台人数象滚雪球一样增加。他们不但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带去了传统的风俗文化，对开发台湾发挥了重大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复界之后，安海港很快蹶而复振，外洋大船时常泊淀于此。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不得不在安海设户部税馆“鸿江澳”以榷税。乾隆四十七年（1784），清政府准许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进行对口贸易，后又批准蚶江与八里岔对口通航。晋江海商以鹿港为转口站，与日本、吕宋等国发生贸易关系。清代中期以后，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行郊”，在晋江沿海一带相继出现。
明清时期晋江的文化教育艺术也很有特色。境内有泉山、小山、梅石、崇正、清源、石井、
南塘、欧阳、宝海庵、正音等10所书院，乡间普遍设有社学、私塾和蒙馆。明代，晋江有443人高中文、武进士，还出了6名相国，9名尚书。清代也出了163名文武进士。明代晋江的《易》学研究独步海内，著名的学者有几十家，著作达98种。其中蔡清的《易经蒙引》，陈琛的《易经通典》，苏浚的《易说》是研究《易》学的权威作品。明代大文学家王慎中，是唐宋文风的首倡人，以他的非凡才华，誉摘“一代文学宗师”桂冠。其他如何乔远的《名山藏》、《闽书》等也很有名气。而张瑞图的书画，与董其昌之作齐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成为中国目录学的圭璋名著。清代军事科学家丁拱辰，他研制新式火炮和所著《演炮图说》，对军事国防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艺术方面，既保留中原文化遗韵又汲取闽南风土文化精华的晋江南音、民间乐曲、舞蹈以及梨园、木偶、高甲、打城等戏曲，到了明清时期，也盛极一时，风靡海内外。
鸦片战争之前，侵略者以鸦片开路，晋江许多村庄都成了侵略者贩毒走私的据点。随着鸦片而来的是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到处倾销，使晋江传统的棉布等手工业产品遭到严重的冲击。战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对外贸易停滞，手工业倒闭，加上清政府的层层盘剥，农村凋蔽，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民不聊生。晋江人又一次像先辈一样，满怀悲怆地拖着踉跄的脚步，纷纷逃往南洋谋生，其中有不少人成为西方殖民者诱骗的“契约华工”——苦力，从而形成了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出国高潮，为晋江后来成为福建，乃至全国著名侨乡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期，晋江人有华侨关系的日益众多，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侨汇的社会特点越来越突出。
辛亥革命期间，海内外晋江人积极参与。晋江华侨纷纷在居住国参加同盟会组织，并慷慨解囊，以巨资资助革命，而深受孙中山赞誉。还有不少晋江籍华侨回国参加光复斗争。1911年10月，泉州同盟会成立统一领导机构，以印尼华侨蒋以麟为会长。11月7日，安海革命党人发动群众暴动，打响辛亥革命在福建的第一枪，宣布安海光复。11月18日，晋江县城光复。辛亥革命失败后，晋江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压迫下，人民生活更加艰难。晋江人为谋求出路又成批出洋逃生。
为救国拯乡，晋江海外侨胞试图走“实业救国”道路，他们开筑公路，创办汽车运输公司、海运公司、电灯公司、农场、工厂企业和兴办新学、医院，乃至施医、舍药、助棺、恤邻，希望祖国强盛，家乡人民安居乐业。然而，“实业救国”也不能使晋江人民摆脱苦难。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始传入晋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创办社团、报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927年1月，中共泉州特别支部成立，中国共产党晋江县地方组织诞生了，工农民众组织工会、农会，减租减息斗争，如火如荼。4月，泉州“四一〇”反革命事变后，泉州国民党实行“清党”反共，晋江革命斗争转入低潮。1929年5月，中共泉州县委成立，领导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五抗”（即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抗饷）斗争。1934年4月，在中共晋南县委领导下，组成晋江第一支武装队伍，翌年4月，扩编为晋南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的反共剿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共晋南工委领导下，1938年5月，成立有2000余人的抗日群众武装组织——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继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同国民
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间，海外晋江爱国华侨均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晋江侨乡人民陷入严重困境，生活十分悲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晋江人民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清乡”斗争。同时组织武工队、游击小分队、泉州团队，开辟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1949年8月31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县城泉州。9月4日，晋江全境解放。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广大晋江人民勇敢战斗，前赴后继，董云阁、李子芳、沈尔七、许运伙、尤大斧等一大批优秀儿女，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9年9月9日，晋江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然而国民党留下的旧晋江，经济衰竭，交通破坏，匪乱如毛，时疫蔓延，投机猖獗，通货膨胀，年人均粮食176公斤，人均年收入只有45元，整个社会经济濒临破产。
新中国成立后，晋江行政区划历经了几次析变：1951年析城关及其近郊置泉州市（今鲤城区），县治迁至青阳镇，70年代初又析晋北3个公社和1个农场归泉州市，1988年析出4个乡镇置石狮市。1992年3月6日结束了1275年县建制的历史，成立了晋江市。
43年来，晋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1949—1978年和1978—1992年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49—1952年，全县开展剿匪反霸、禁毒清毒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行“三反”、“五反”斗争，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实现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52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551万元，比1949年增长61.64％。交通运输、财政贸易、文教卫生均有迅速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1953年以后，晋江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针对历史上农业生产水源紧缺、常年干旱、风沙危害等实际情况，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营造防风沙林带。1954年8月，组织上万民众，自南安县金鸡桥下新辟金鸡水渠，引晋江水与原晋东水渠相接，并筑堤防洪，实现了自明朝以来数百年晋江人民梦寐以求的“破金鸡，灌晋南”的夙愿。至60年代末，全县建成大小水利工程3000多处，其中以新■水库、石壁水库（和南安县合建）为最大。70年代，随着山美水库的建成，先后在灌区内建成5大电灌站，共修建0.5立方米/秒流量的水利干渠381公里，外引客水2.61亿立方米，占实际可利用水量的78.3％。全县有效灌溉面积42.7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0％。与此同时，在风沙严重的晋东沿海一带营造防风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挡住了风沙，保持了水土，改善晋江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稳产高产。在这期间，晋江还进行农业耕作制度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恢复与发展。其中1950—195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38％；1953—1957年，平均每年递增7.73％；1958—1962年，由于“大跃进”、“公社化”、浮夸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使全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8.76％；1963—1965年，经过几年的调整，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发展缓慢。至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1.47亿元，比1949年增长4.1倍，平均每年递增5.81％。
据1978年统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2.3873亿元，比1949年的3433万元增长了5.95倍，其中工业产值9200万元，比1949年的580万元增长了14.86倍；社会商品零售额1.2807亿元，比1949年的4189万元增长了2.06倍；财政收入1476万元，比1950年的387万元增长2.8倍；农民人均年收入107元，比1949年的45元增长1.38倍。人民生活有了较大幅度提高。此外，渔业、交通、邮电、电力、文化、卫生等发展迅速。尤其教育事业发展速度更快。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新学之后，晋江的学校教育虽有一定发展，但至1951年市县分治（即不含今鲤城区）时，境内也仅有中学4所、学生1042人，小学201所、学生34499人。而至1978年，全县则发展到中学27所、学生35518人，小学412所、学生123940人，学校数与学生数均出现几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同时，向全国大专院校输送1800余名合格新生，并为后来造就了众多教授、专家、学者。
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中，晋江以发展农业为基础，全面恢复、调整、巩固、发展国民经济，使晋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粮食产量获得了较大的增产。然而，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海防前线，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海峡两岸人为的严重对峙，战备需要延缓了工业建设步伐，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10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由于人口的不断急剧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恶性循环，加上长期推行单一经济模式的制约，使晋江仍然是个封闭的农业的“高产穷县”。获得新生的晋江人，远未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完全摆脱贫困，寻觅到致富之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晋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继落实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农村第一步改革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如同春风化雨一样，滋润了晋江南岸这块贫瘠的赤土地，并使之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富有博采、开拓、进取精神的晋江人，终于冲破了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羁绊，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全面发展，使晋江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乃至精神面貌均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1978年底，陈埭率先出现了利用侨乡闲散的资金、房屋、劳力，联户创办企业。1979年，全县各乡镇纷纷仿效创办，摸索前进。1980年8月，中共晋江县委从县情实际出发，毅然选择扶持乡镇企业作为振兴晋江经济的重大决策，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允许社员集资办企业，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推销提成、允许价格随行就市以后，全县乡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企业如春潮涌动，迅猛崛起。一年中，联户办企业就创办500多家。当年，晋江第一次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历史性变化。
以大办乡镇企业为契机的同时，1978年底，晋江开始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合同，承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业务。1982年起，晋江积极引进外商投资，创办“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1991年又出现了外资成片土地开发热潮。福埔、安平和深沪东海■三大片综合开发区总面积达4880亩。
至1992年底，晋江乡镇企业总数2.16万个，为1978年的18.93倍，创办市、镇级工业小区40个、村级工业小区20个，市内从业人员26.5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58.29％，吸纳外来劳工约18万人。乡镇企业总收入48.42亿元，比1978年3453万元（不含石狮市）增长了163.36倍。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6.35亿元，占全市全年社会总产值的74.25％，位居全
国县（市）级第28位，福建省首位。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超亿元的镇有14个、村6个、企业1个，超千万元的村101个、企业46个。乡镇企业跃为晋江国民经济主要支柱。至1992年，晋江共对外签定“三来一补”合同19993份，有4000多家企业先后承接过来料加工装配业务，消化城乡富余劳力4万多人。实收工缴费3912万美元，占泉州市各市县工缴费收入的一半以上，占福建省工缴费总收入的40％以上。至1992年，晋江累计批准三资企业903家，实际投资13.99亿元，利用外资2.0437亿美元。外商从以港澳台为主逐渐扩展至东南亚、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13个国家和地区，跻身于国际市场的产品有电子、机械、建材、塑料、纺织、服装、食品、鞋帽等20多类，1000多个品种。至1992年福埔、安平和深沪东海■三个土地成片综合开发区已破土动工，资金投入总数达1788万美元，占注册投资金额的40％。同时，晋南开发区也初具规模。镇村级29个工业小区开始起步，共建成标准厂房30万平方米。
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晋江经济的第一次飞跃。而成片开发区的建设，则标志着晋江对外开放正向大资金、高技术、多行业和群体化方向发展，实现晋江经济的第二次飞跃。晋江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正向综合开发区、三资企业小区、乡镇企业群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功能、多形式的外向型经济新格局发展。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轻型产业结构，正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以中小型为主的企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区域化专业生产经营格局，并逐步向企业集团公司发展。“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令世人所瞩目。
随着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猛发展，晋江国有工业生产也在大踏步前进。一些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工业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适销对路的花色品种有较大的增加，有数十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传统的通草画、锡雕、珠绣拖鞋、竹编、福绣等工艺品驰名中外，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衙口花生、泉成肉饼、安海食珍糕等名牌土特产品备受青睐。各种精美服装、鞋类吸引着广大的消费者。至199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含乡镇工业企业）达54.45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了58.18倍。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重1949年为16.89∶83.11，1978年为25.4∶74.6，1992年则为89.64∶10.36，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适应乡镇企业与外向型经济的腾飞，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对制约经济发展的能源、邮电、交通等设施加强建设，集中财力改善投资环境。先后筹资完成罗山和龙湖2个110千伏输变电站的投建工作；引进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日本富士通F—150C程控电话设备；新建东石300—500吨级栈桥式码头2个，以及深沪5000—7500吨级散杂货兼集装箱码头1个。至1992年，全市2个110千伏输变电站先后投入运行，全年供电量达5.5亿千瓦时，比1978年增加30.09倍；全市程控电话总容量达1.92万门，为1978年“摇把子”电话机总量的14.5倍，用户可直拨全国400多个城市以及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电话程控化；全市公路通车里程596.64公里，比1978年增加317.94公里，并以平均每百平方公里通车里程87公里的密度居全国榜首，客货运汽车可直通全省各地以至广州、深圳、温州、上海等地，东石码头成为可直航香港的起运点，新的水陆交通网络正在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广泛的商品流通渠道，也
正迅速形成。晋江为改变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局面，鼓励发展个体工商业，允许并组织农民进入市场，搞活流通，同时对国营商业体制进行改革，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有计划地发展专业或综合市场。如先后建设石狮服装市场、青阳综合市场、安海家电市场、磁灶建材市场、陈埭鞋帽市场、罗山食品市场、华洲水产市场，作为乡镇企业产品走向全国的窗口。这些措施也促进了晋江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商品经济的繁荣。至1992年，全市有商业企业机构9416个，从业人员21388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7.87亿元，比1978年增长12.95倍。此外，晋江还多次组织企业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举办商品展销会。上千家企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常设专柜，把晋江产品引向全国城乡。几万晋江农民放下手中长期厮守的锄头，走南闯北，跻身于神秘的市场经济殿堂，形成遍布全国的销售和信息网络，在全国市场经济发育初期，为晋江货开辟了广大市场。
对外经济贸易是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的起飞。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对外贸易出口交货总值增长速度快，尤其在晋江获自营出口权后，对外贸易如虎添翼。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轻工、工艺、五矿类产品比重不断上升，粮油食品、土特产、抽纱等传统商品的出口比重，则从1976年前的70％以上下降至20％左右。晋江的国产“洋货”开始走出国门，远销世界五大洲。90年代初，数百家企业还投入南疆和北疆的边境贸易，与越南、缅甸、俄罗斯等国家进行交易。至1992年，全市出口交货总值达12.7亿元，比1978年（不含石狮市）增长86倍，出现了重振晋江古代对外经济贸易雄风的势头。
社会商品经济向高层次发展，也增强了晋江人的质量意识和信誉意识。改革开放以后，晋江一方面从海内外招聘、引进各种专业人才，一方面创办了10所职业高中（含中专），为发展经济培养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与此同时，全市还利用内外资金投入技术改造，如建造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陶瓷辊道窑生产线125条，购置一次成型制鞋注塑机600多台，引进各类电脑绣花机160多台等，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为晋江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赢得了高速度发展的主动权，涌现出一批优秀企业和创造一批优质产品，至1992年，全市有36家分别荣膺省级先进企业，省基础企业，省先进乡镇企业称号，有25项产品被评为省优产品，15项产品被评为部优产品。
改革开放以后，晋江乡镇工业企业的迅猛发展，并没有使农业生产萎缩滑坡。在各级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同时，由镇、村级提取联户办企业和个体办企业年收入的2—3％作为集体提留，以建立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反哺”机制。采取一系列诸如严格控制开发区及工企业小区对耕地的动用，开荒围海造田，划定农田耕地保护区，运用行政、经济手段落实完善耕地承包责任制等举措，使农业生产也取得了稳步发展。至1992年，全市农业生产总值达6.29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2.52倍，并出现了许多经营规模较大的农业大户，使耕作逐步走上集约化、科学化道路。
此外，晋江市城乡建设、科技、教育、体育、文化、卫生事业成绩显著。自1978年实行规划与建设并举的方针之后，城乡建设发展很快，公共事业建筑群拔地而起，供水、排水、交通、邮电、供电等基础设施配套成龙。撤县建市后，市区建设速度加快，“五店市”旧貌换新颜，一个新型的城市建设格局，已初步形成。科技也有较大进步，继紫菜人工养殖研究等19项科
技成果荣获省、部委级奖励后，又在35个科技开发项目中，取得25项成果，研制新产品、新技术21项。其中，高阻燃防火涂料和高效节能火花塞二项系列产品在1991年的第19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和新技术展览会上分别获镀金牌奖和铜牌奖。全市宣布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33％，为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和教育“6项督导”省优级达标单位。自1979—1992年，为省内外各大专院校输送合格新生3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至1992年，市内外晋江人获高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达752人。群众体育运动活跃，英林伍堡村曾获全国“排球之乡”称号。1992年市农民篮球队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农民运动会荣获冠军。晋江城乡南音活动经久不衰，民间喜见乐闻的高甲戏、梨园戏，80年代以后，又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曾获布加勒斯特第二届国际木偶与傀儡戏剧节表演一等金奖的晋江木偶剧团，1992年又受文化部委托应邀参加荷兰阿尔黑姆偶像艺术节。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日益健全，全市医院床位总数近1400张，99.5％的行政村设置医疗点。市医院、中医院均配备有B型超声波、纤维胃镜、脑电图机、超声心动图机、心脏监护抢救仪、尿液全自动分析仪以及电脑专家诊疗系统等先进器械。
晋江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日新月异的同时，侨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斐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抓好理想、道德、法制和纪律教育，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和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实行殡葬改革，坚决制止“普渡”等封建迷信活动。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取缔卖淫嫖娼，严禁传播淫秽书刊和录像制品，大力禁止赌博和其他危害社会秩序的活动，巩固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新中国成立43年来，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晋江的变化，尤其改革开放后的14年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是巨大的。至1992年，全市全年社会总产值达75.89亿元，比1949年增长167.35倍；国民生产总值达34.98亿元，比1949年增长83.90倍；工农业总产值达60.75亿元（1990年不变价），比1949年增长175.93倍，全市15个镇工农业总产值均超亿元；财政收入达2.20亿元，比1950年增长55.90倍，居福建省首位；城乡储蓄余额达1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713元，比1949年增长37.07倍。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也有明显的改变和提高。80年代以后，家庭普遍拥有音响设备，卡拉OK厅、歌舞厅遍布城乡各地，文化娱乐生活出现向高层次追求趋势。1992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25元，每百户拥有电冰箱10台、摩托车21辆、黑白电视机54台、彩色电视机47台，人均住房面积23平方米。人民生活水平已从“温饱型”奔向“小康型”，晋江之路越走越宽广。
今朝已辉煌，明日更灿烂。当今晋江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实力增长最快、发展生机最旺、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晋江的未来更加光明绚丽，一个“轻型外向、工贸结合、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稳定、繁荣、文明、开放的侨乡社会主义新型城市，将在不远的将来，放射更加夺目的光彩。
“潮涌大江阔，风正一帆悬。”晋江正以磅礴气势奔流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