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各地物价指数
  （一）零售物价总指数
  民国26～34年（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本省零售物价指数，见表1-1-5。其走势：①战时的物价上涨是全省的普遍现象，无一地区例外；②一旦物价暴涨，无论沿海如福州，或内地如浦城等，均深受其害；③民国30～34年物价总水平呈上涨势头，加上政局不稳定，物价猛涨，势不可挡；④这一时期物价增幅速率是惊人倍增，以民国26年为基期，8年中零售物价总指数增幅，福州816.4倍，永安730.7倍。
  （二）各地物价指数增幅
  福州、永安零售物价总指数走势，见图1-1-3。
  图1-1-3中，福州、永安零售物价指数，在不同年份上升速率显然不同。以民国26年（1937年）的物价指数为基期（本节各地零售物价总指数及分类物价指数基期均相同，不一一注明）图中曲线速变率，反映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物价指数变动态势。民国27～34年,各物价指数除以基期物价指数得出累计增幅的倍数，即从静态看7年间物价总水平上涨总态势。民国27年，4个地区零售物价水平基本平稳，倍比数虽有差异但不大。从表1-1-5看，永安物价指数比民国26年升高16.6%,涨幅最小浦城，为4.7%。民国28年，全省物价水平开始震荡，倍比数波动区间在0.311～0.46倍之间，从相对数看，龙溪物价水平比上年上涨53.8%,浦城波动最小，但涨幅也达38.0%。民国29年，全省物价总水平剧烈震动，物价指数开始成倍翻番，环比倍数增幅达2.36～3.03倍。龙溪物价水平增幅倍数速率列前，福州物价水平增幅倍数略小，但相对数增幅为227.4%。民国30年，全省物价水平大波动。同年4月，福州第一次沦陷，物价水平是上一年的3.05倍，相对数为809.6%,增幅最大；其余三地区增幅倍数在1.84～2.6倍之间，龙溪地区相对数增幅为430.6%。民国31年，全省物价指数涨幅如同脱缰之马，比上一年再涨2.256～3.76倍，出现轮番上涨的态势。这一年浦城物价涨势最凶，以相对数表示，比上一年增长2512.6%。民国32年，本省物价水平升幅飞涨，图1-1-3上升曲线接近90度，再用相对数已无法描述。福州物价总水平涨幅在上一年已经翻了2.256倍的基数上，再涨3.924倍，永安、龙溪、浦城指数涨幅均在3.226～3.4倍以上。民国33～34年（抗日战争末期），全省物价水平涨幅陡升，大的惊人，通货膨胀到了恶化地步。如福州物价水平在抗日战争6年间累计涨4倍，民国34年一年就猛涨4倍。民国27～29年，以这3年作为一个观察区间，全省各地零售物价指数比基期的增幅福州2.6倍、永安3.354倍、龙溪3.938倍、浦城2.311倍。其中，头一、二年份零售物价指数较平稳，第三年物价出现较大波动，通常可把这一年数据看作抗日战争时期物价总水平震荡的起始年份。民国19～21年，这3个年为第二个观察区间，同第一个观察区间最后一年的民国20年再作比较，增幅倍数为：福州95.592、永安117.953、龙溪87.468、浦城103.509。可以看出，永安、浦城均超百倍以上。民国33年，各地零售物价指数只同上一年比，其增幅为：福州300.33倍、永安287.04倍、浦城170.487倍。福州比浦城高出近130倍。民国34年，即抗日战争最后一年，全省各地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增幅情况：福州416.798倍、永安321.157倍、浦城450.85倍。各地零售物价指数这一年涨幅，等同前7年累计增长的总倍数。因此，出现“买米钞票用肩扛，买回的米用手提”的怪现象。这就是当年极度通货膨胀下的物价水平的真实情况。
  二、各类物价指数
  （―）粮食类物价指数
  民国26～34年（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各地粮食类物价指数，见表1-1-6。其走势:一是粮食类物价指数与零售物价总指数同步上涨；二是粮食类物价指数上涨中占有重要的权数；三是除个别年份外，福州、永安的粮食类物价指数上涨幅度都高于总指数上涨幅度。
  表1-1-6中数据，绘制成各地粮食类物价指数走势曲线图，见图1-1-4。若将图1-1-4同图1-1-3的曲线相比较，显见各地零售物价总指数曲线与粮食类物价指数曲线走势基本相似。
  抗日战争期间，粮食类物价指数在各年份中上升速率也各不相同。粮食类物价指数曲线轨迹没有脱离或偏离零售物价总指数曲线轨迹，进一步证明粮食类物价指数是物价总指数的重中之重。民国26～27年（1937～1938年），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波动不大。同样，粮食类物价指数涨幅也不大。如民国28年，福州、龙溪、浦城粮食类物价指数略低。若该分类项指数接近物价总指数涨幅水平，说明粮食类物价指数升幅在推动着物价总指数，而主要波动影响因素在日益增强。
  民国29年（1940年），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动荡。福州、永安、龙溪粮食类物价指数在环比、定比计算的增幅的倍数，都超过物价总指数，并呈成倍涨幅。浦城只有在环比计算的增长倍数超过总指数，更全面地反映本省各地普遍存在着粮食类价格指数最先发生动荡，即率先带动物价指数的上涨。由于粮源一天比一天吃紧，粮食供应已成为当时社会大问题,由此引发福建“公沽局”的问世。民国30年，抗日战争进入“拉锯战”时期，本省物价涨幅产生大震荡，“物价猛于虎”，成为社会公害。福州粮食类物价指数环比倍数超过物价总指数增长速度的1.183倍，永安、浦城粮食类指数同物价总指数同步增长。抗日战争中期与初期粮食类物价指数累计增幅同物价总指数累计增幅的比较，得出两者相差倍数为：福州7.215倍、永安1.49倍。福州一向缺粮，日本军队未入侵时，就有大批军队驻扎，机关留守人员和市内居民的粮食供应极其困难。永安是战争时期的临时省会，机关、学校陆续内迁，人口突增，消费增大，尤其军队、机关、学生、居民等粮食供应也成大问题。“永安公沽局”在永安下渡强制借粮，激起民愤，群众持城反抗。因此，福州、永安粮价暴涨，在全省各类项指数中已十分突出，连浦城、龙溪粮食类物价指数也超过物价总指数。
  民国31年（1942年）是粮食类物价指数曲线增长速率的变速点，虽低于总指数增长速率但不显著。反映在图1-1-4中年份间形成一个小平台，或相近曲线有平缓上升的曲线段。福州粮食类指数增幅速率略低上一年水平，这在图中的曲线留下极特殊的坐标点。就在这一年，“公沽”政策宣告破产，开始整治福建粮政，逐步恢复粮食自由流通。同年，福州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增幅14.085倍，是由衣着类等项物价指数涨幅占了主导位置。永安粮食类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增长17.25倍，总指数增长24.538倍。龙溪物价总数增长17.836倍，粮食类物价指数11.556倍。浦城物价总指数24.323倍，粮食类指数20.947倍。印证这一年物价总指数升幅显著特征，物价猛涨风已延伸并牵引到粮食类以外的各类商品价格的暴涨。民国32年，福州、龙溪又一次粮食类物价指数超过物价总指数0.741～0.811倍，永安、浦城粮食类物价指数与总指数同步增长。因此，粮食类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增幅倍数，福州67.85倍，永安71.818倍，龙溪63.88倍，浦城56.231倍。物价总指数同上一年比，福州73.969倍，永安86.524倍，龙溪65.396倍，浦城73.741倍。这两组数据证实，各地粮食类价格指数升幅再一次起“领头羊”作用，物价总指数上涨在65～86倍之间。各地各类主要商品和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量十分紧缺，物价昂贵。民国33年，各地物价总水平陡升，通货膨胀到了恶化地步。福州粮食类物价指数再一次超过总指数增长速率1.764倍，永安、浦城、龙溪也同步增长。
  从同比口径看，粮食类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增幅情况，福州191.31倍，永安238.96倍，在图1-1-5中曲线速率最陡，龙溪91.594倍、浦城117.844倍。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增幅情况，福州200.34倍，永安287.44倍，浦城170.487倍。这一年各地物价总指数上涨在170～287倍之间。民国34年（1945年），各地物价总水平狂升，永安、浦城粮食类物价指数在7年抗日战争期间多次超过总指数涨幅，永安330.515倍，浦城298.16倍，在图1-1-4中永安曲线处高峰位，浦城处次高峰位。福州上涨220.73倍，显示了上一年粮食类物价指数已翻两番后再翻两番。福州出现米荒，邻县调粮极其困难。这一年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增幅倍数：浦城45.085倍，福州416.798倍，永安321.157倍。全省物价总水平增幅在321～450倍。
  （二）衣着类物价指数
  民国26～34年（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衣着类物价指数数据，见表1-1-7。其走势特征：一是衣着类物价指数与物价总指数也是同步上涨，并且逐年加速增长。民国27年本省这一指数平均增幅30%。民国28年，龙溪、浦城衣着类物价指数增幅为102%；二是衣着类物价指数涨幅加速，民国29年本省各地衣着类物价指数开始成倍增长，民国30年该指数以千点位数增幅，民国31年全省衣着类平均物价指数已达5448点，在上一年指数进入千位数后，继续翻4倍。民国32年衣着类物价指数到达万点，比上一年再涨4～5倍以上。民国34年，全省衣着类物价指数狂涨，并直奔十几万点以上，福州为17.677万点、永安14.816万点、浦城14.523万点，又比上年增幅再超出1.6～2.0倍左右。
  表1-1-7中数据，绘制成衣着类物价指数走势图，见图1-1-5。将此图曲线走势同各地零售物价指数、粮食类物价指数曲线作一比较，明显看出衣着类指数曲线呈加速型陡升线，尤其抗日战争末期的2年内，此指数曲线加速上升，轨迹接近90度。
  抗日战争期间，衣着类物价指数在各年份增幅速率非常显著。民国26～27年（1937～1938年），本省零售物价总指数波动不大。永安、龙溪衣着类物价指数还低于零售物价总指数。民国27年，福州、浦城、龙溪衣着类物价指数略低总指数涨幅。民国28年，从动态看，福州、永安、浦城衣着类物价指数略低于总指数，龙溪衣着类指数略高于总指数0.613倍，龙溪衣着类商品价格开始率先波动。民国29年，各地零售物价指数震荡时，福州、永安衣着类物价指数增幅已逼近物价总指数水平，而龙溪、浦城衣着类物价环比指数紧逼物价总指数，只差0.802倍、0.173倍。民国26～30年（抗日战争前4年），以同比口径比较，福州、永安衣着类物价指数低于物价总指数。龙溪、浦城衣着类物价指数高于物价总指数，说明地处山区的城乡的布匹类商品货源已趋紧，价格上扬。民国31年开始，维持4～5年之间各类项物价指数格局被打破，衣着类物价指数全部高于物价总指数涨幅，并超总指数倍数为：福州1.964倍、永安2.207倍、龙溪2.492倍、浦城1.025倍，比同期粮食类物价指数高于总指数所涨的倍数还多。以静态看：各地的衣着类物价指数已呈明显加速增长态势。衣着类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增幅：福州33.942倍、永安21.21倍、龙溪49.86倍、浦城38.046倍。同期物价总水平比上一年增幅：福州14.085倍、永安24.638倍、龙溪17.836倍、浦城24.323倍。各地这两项指数的增幅倍数相差：永安21.21倍、福州19.857倍、龙溪32.024倍、浦城13.723倍。这一年物价总水平涨幅中，因衣着类物价指数狂升影响较大。民国32年，福州衣着类物价指数超总指数1.266倍，又超过当年粮食类物价指数；永安、龙溪、浦城衣着类指数分别超总指数0.85、0.55、1.049倍，都分别大于同期粮食类物价指数增幅速度。再从定比看，衣着类物价指数比上一年的涨幅：福州186.38倍、永安183.347倍、龙溪187.061倍，浦城157.468倍；同期零售物价总指数增幅速度：福州73.969倍，永安86.514倍，龙溪64.396倍、浦城73.74倍，二者相差倍数依次是：福州112倍、永安96.833倍、龙溪122.665倍、浦城83.727倍；民国33年，从动态看：浦城衣着类指数超物价总指数0.909倍，福州、永安、龙溪这一指数仍然逼近物价总指数增幅，并以3～4倍速度增涨。以定比口径比较，衣着类物价指数增幅的绝对值到了陡升阶段，福州680.539倍、永安514.667倍、浦城514.667倍，而当年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增长倍数，福州300.339倍、永安287.04倍、浦城170.487倍，即暴涨区间为512～680倍，而物价总指数涨幅区间170～380倍。这一年衣着类物价指数远大于当年粮食类物价指数增幅的速度,这在绘制图的坐标系曲线的形态的比较，直观结果很明显。民国34年，永安粮食类、衣着类物价指数都超物价总指数增幅速率。福州、浦城粮食类指数、衣着类物价指数是共同推动总指数的上扬的主要因素。因此，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增长，永安712.64倍，福州620.426倍，浦城619.31倍。
  （三）燃料类物价指数
  民国26～34年（1937～1945年）燃料类物价指数，见表1-1-8。
  其走势特征：①燃料类物价指数与物价总指数的增长是同步的；②燃料类物价指数与衣着类物价指数增幅速度非常相似，倍数差异显著，这与福建纺织品等商品长期靠上海、杭州、江苏等省市市场进货有关。将表1-1-8中数据抽样绘制成燃料类物价指数趋势曲线图，见图1-1-6。这三条曲线在底部区域比衣着类物价指数底部区域曲线变速要早一个年份，其陡升的斜率几乎等同于衣着类物价指数。
  抗日战争期间，燃料类物价指数上涨幅度相似于衣着类物价指数在各年份增幅，而且非常显著。民国26年（1937年），福州、龙溪、浦城燃料类物价指数平稳，永安上涨11.2%。民国27年，浦城还略低于上一年5%,龙溪、福州比上一年涨10%～11%，永安涨幅35%，居全省之首。民国28年，福州燃料类物价指数先行震荡上涨86.0%，永安64.0%,龙溪79.7%，浦城53.1%。民国29年，该指数随同粮食类、衣着类物价指数开始同步成倍增幅，市场物价暴涨风一旦形成，就不分产品和行业，不分商品种类，汹涨如潮。龙溪燃料类物价指数增幅最大为338.75%,福州248.2%，永安274.1%,浦城226.9%。民国30年，燃料类物价指数类似衣着类指数涨幅进入千点，浦城上升464.1%为最小。民国31年,该指数不但保持千点位置，且再暴涨2.54倍。本省物价总指数进入大震荡时期，各类项指数互相之间牵引越来越大。民国31～34年（1942～1945年），物价总指数与各类项物价指数异常震荡，物价总指数进入陡升阶段，燃料物价指数涨幅超过粮食类物价指数，仅次于衣着类物价指数。总指数体系中粮食类和燃料类不单是两项指数之间密切关系，而且是商品价格之间，相关度较高，“米和炊”紧密关联非常清晰地互为依存。除个别年份外，福州燃料类指数环比，都超过粮食类物价指数的涨幅0.63～2.54倍。永安也在同一时期超过和接近粮食类物价指数涨0.8～1.05倍幅度。从静态比较，燃料类指数超粮食类指数情况：福州12.506倍、131.79倍、498.12倍，在曲线图上这一指数位于最高峰值10.07万点；永安2.4倍，142.73倍，在坐标曲线图上位于次高峰值9.053万点。抗日战争前后，本省燃料类市场供应上，绝大多数仍以木柴为主，乌炭、白炭为辅，煤及焦炭作为燃料供应尚未普及,地处山城环抱的浦城，在燃料类以木、竹为主的市场供应上占有地理的优势。因此，两地这一指数低于福州、永安是正常的，也较客观地反映当年实际情况。在战争环境中，不但供电少，而且极其困难。煤油（洋油）、蜡烛（洋烛）等商品供应是相当紧缺，价格不断上扬。由于战乱，加上山区土匪对交通主干道的封锁，这一类商品价格在抗日战争末期居高不下，导致燃料类物价指数的持续暴涨。
  （四）杂项类物价指数
  民国26～34年（1937～1945年），杂项类物价指数见表1-1-9。
  表中的指数走势：①与总指数的增幅是同步的；②杂项类物价指数同衣着类、燃料类物价指数增幅方向相似；③抗日战争末期物价狂涨风涉及面极广，包含几乎所有的商品种类的价格的上涨。
  将表1-1-9中数据，抽样绘制成杂项类物价指数走势图，见图1-1-7。这个图曲线同衣着类、燃料类物价指数曲线作一比较，在等同的坐标上其变速点与陡升的起点、曲线斜率均相似。因此，这几张指数曲线图上曲线非常形象地浓缩抗日战争8年中，广大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下的基本状况。
  民国26年（1937年），本省物价总指数平稳，福州、永安、龙溪、浦城的杂项类物价指数也较平稳，仅波动7.2%左右。民国27年，涨幅最小为浦城8.0%，涨幅最大为龙溪20.6%,永安19.5%、福州15.0%。民国28年，福州这一指数率先震荡76.5%，浦城连动上升62.3%，龙溪52.0%，永安相对较低为27.6%。民国29年，各地杂项类物价指数成倍震荡上升，随同衣着类、燃料类指数以加速度递增。民国30～34年，物价总指数大幅震荡，也是本省物价指数狂升期。福州杂项类物价指数5年超过粮食类物价指数，其中4年是连续出现的；永安曾有4次超过或相当于粮食类指数增幅；龙溪曾有5次超过或接近于粮食类指数增幅；浦城曾有4次超过或接近于粮食类指数增速。杂项类物价指数同粮食类物价指数增幅比较情况，如民国32年同上一年增幅速率倍数：福州杂项类指数上升109.05倍，粮食类指数上升67.85倍，二者相差41.196倍；龙溪杂项类指数上升72.395倍，粮食类指数上升63.88倍，二者相差8.515倍；浦城杂项类指数上升63.823倍，粮食类指数上升56.231倍，相差7.59倍；永安粮食类指数上升71.818倍，杂项类指数上升69.542倍，杂项类指数增幅低2.316倍。民国33年，再比较上一年增幅情况：福州杂项类指数上升300.845倍，粮食类指数上升191.308倍，相差109.537倍；浦城杂项类指数上升150.814倍，粮食类指数上升117.844倍，相差32.97倍；龙溪杂项类指数上升94.309倍，粮食类指数上升91.594倍，相差2.705倍；永安杂项类指数上升223.16倍，粮食类指数上升238.96倍，比粮食指数类高出15.8倍。永安为临时省会，杂项类大部分商品由省外进货。由于内迁机关部门、学校日益增多，对粮食与副食品供应需求更为突出。民国34年，杂项类、粮食类指数比上一年增长情况，福州533.22倍、220.73倍，永安397.476倍、330.515倍，浦城344.398倍、297.546倍，两者相差：福州312.49倍，永安66.96倍，浦城46.85倍。
  在抗日战争后期物价指数体系中，将衣着类、燃料类、杂项类指数反复同粮食类指数相比较，充分显现市场商品比价以粮价为中心，且从中可以看出工农商品比价严重背离，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极其悬殊。一旦粮食类物价指数暴涨，与此商品相比价密切的衣着类、燃料类、杂项类指数就共同震荡，当年本省物价指数体系中4大主要分类指标同时高涨，更促进物价总指数陡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