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地方医院、医疗所
  民国18年（1929年）7月，在上杭蚊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中，明确指出：“要举办地方建设事业……如开办医院等。”次年，上杭西三区（才溪区）苏维埃政府为收治赤卫队伤病员，成立了才溪苏维埃政府医疗所，聘请当地骨伤科医生任职，用自制的中草药伤科药散医治刀枪外伤病员。同年，在永定大排洪源成立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太平区卫生队，有中草药医生一人，护士二人，收治十余名伤病员。民国19年2月间，在该卫生队基础上，在永定湖雷乡成立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后方医院，有工作人员40余人，设院长、政委、财粮、事务员、采购员、文书、护士长及药剂员、炊事员、护理员。此外，另有洗衣队。医院备有担架20付，药箱8担。用药以西药为主，也组织采药队采集草药，制成膏、丸、散、酊剂等。
  民国19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建设问题决议案》，要求在各区乡设立公共看病所，由各区乡苏维埃政府聘请医生，为群众看病免收诊费，廉价售药。医生少的区乡则由医生轮流到各村出诊，便利贫苦群众诊病购药。民国22年9月，中央内务部作出各区设立诊疗所的决定，把农村土医集中起来，在诊疗所工作，如宁化全县办了20余所，为群众看病，不收诊费。
  二、红军医院
  汀州福音医院原为中华基督教会于清光绪年间创办的一所教会医院。该院设备大都由英国进口，设有内、外、儿各科，有急救室、男病房、女病房、重病号房，医疗技术力量较强。早在民国16年，院长傅连暲接收南昌起义军伤病员三百余人在该院治疗，郭沫若、陈赓也在该院养病。民国18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其时正值闽西地区天花流行，疫情严重，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噑，同情革命，拥护红军，带领叶青山等医院工作人员，把刚从厦门、潮州、汕头运回的一批牛痘苗，为全体红军接种牛疸，使入闽红军指战员免受传染。傅连嗥还派其两名学生随军服务，成为红军医生。其中，共产党员陈炳辉担任福音医院第一任医务主任，协助院长工作。汀州福音医院虽不是红军创建的医院，但由于傅连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使汀州福音医院在当时成为为红军服务的医院，毛泽东、徐特立、周以粟、陈正人、罗明、伍修权等曾在该院疗养。民国22年初，国民党军队“围剿”闽西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将该院迁往江西瑞金杨岗下，傅连嘷将医院设备及自己家产全部献给红军，受到《红色中华》的表扬，被称为“苏区第一个模范”。在原汀州医院迁出的人员和设备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央红色医院，傅连嘷任院长。不久，该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附属医院。
  民国18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进军闽西。是年六月，红四军军部和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蚊洋傅家祠设立第一所红军医院。红四军军部副官陈永林任院长，王俊恒任党代表，除原有3名医官外，又聘用当地中西医生5人，并设3名看护兵，后勤工作由当地群众负责。医院设备简陋，没有病床，架起门板、木板，铺上稻草当病床；没有高压消毒锅，就以蒸笼替代；西药短缺，就多用中草药。医疗器械也只有手术刀、听诊器、针筒、剪刀、竹制锿子等，仅能做简单的小手术。该院先后共收治红四军伤病员二百余人。在办院期间，毛泽东、朱德、邓子恢曾到医院看望伤病员，指导工作。是年底，在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将蚊洋红军医院的缺点写进大会决议案，指出“蚊洋医院的缺点：1.无组织状态；2.医官和药太少；3.医官卖私药；4.不清洁；5.御寒衣被不够；6.看护兵太少；7.饮食恶劣；8.房子窄；9.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决议案中指出：“蚊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和红军”。大会之后，医院各方面条件渐有改进。
  民国19年初，闽粤赣国民党军队“会剿”闽西苏区，蚊洋红军医院转移至上杭古田乡小吴地村张氏宗祠，院长和政委分别由赖子欣和简载文担任。是年六月间，红四军收复龙岩，蚊洋红军医院迁往原基督教会医院——龙岩爱华医院院址（红军占领龙岩后，教会医院原有医生大多已离开医院），利用其设备，增加医生和看护员，组建为闽西医院，王俊恒任院长。闽西医院各方面条件较原先的蚊洋红军医院有较大改善。贺子珍曾在该院分娩，由闽西苏区江怀瑾医生接生。该院隶属闽西苏维埃政府和闽西红十二军领导，经费由闽西苏维埃政府负担。是年底，龙岩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闽西医院迁往龙岩小池禾南厝原基督教堂内，收治红十二军伤病员300余人。民国20年初，闽西医院又迁往上杭小和坑。不久，一部分伤病员转移到上杭亭园。是年二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将用西药治疗的伤病员留在上杭小和坑；需用中药治疗的伤病员转移到上杭溪口乡大洋坝，设立闽西医院中医部，后又设中、西医内科和西医外科（有轻伤、重伤病房），共收治三、四百名伤病员，其时由罗化成担任院长。是年底，贺诚、彭真（龙伯）和陈志方、王立中等去江西中央苏区途经闽西，曾到该院指导工作近一个月。
  民国20年9月，长汀四都成立了红十二军后方总医院，该院由迁往长汀四都的永定县苏维埃政府后方医院和上杭溪口大洋坝的闽西医院合并组建而成。
  民国21年2月，福建军区成立于长汀，其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后方医院，归属福建军区卫生部领导。院址开始在长汀蔡坊，不久迁往长汀四都同仁天丁架下廖氏祠堂(院本部），在上杭南阳黄腊坑、长汀水头及宁化设立分院。该院把“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作为办院方针。罗化成、王俊恒、川详信、徐子良、周子述、傅才彪、范一农等先后担任院长；何锋机、谢育才、雷炳臣、张弟等担任政治部主任。该院机构较健全，有共产党支部、共青团支部、政治处、医务科、财政科、材料科、中西药房、中西内外科室等，并根据伤病员病情分为病兵所、轻伤所、重伤所和花疥所（即传染病所，设在长汀河田）。医院下辖三个看护排、一个特务排（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残废院、制药厂等，共有工作人员200余人，是闽西苏区的医疗中心。
  民国22年12月，福建军区后方医院的三个分院缩编为一个医院，称福建军区医院，院址仍在长汀四都，收容1000余名伤病员。长汀蔡坊原福建军区后方医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预备医院，迁到宁化，归属总卫生部指挥。长汀河田的花疥所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皮肤病疗养所，由福建军区指挥。为加强伤病员管理，维持医疗秩序，福建军区卫生部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医院出院介绍表”，内容包括伤病员的“姓名、家庭通讯处、家庭状况及经济地位，是否党团员及加人年月，原在何部队担任工作、何时人院、伤病情况、在院表现怎样、犯过错误没有、备考”等栏目。民国23年底，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危害，闽西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苏维埃区域沦陷。福建军区医院开始向长汀谢坊、琉璃、姜畲坑等地撤退，将重伤病员分散，寄住群众家，派护士护理，如仅长汀谢坊一个村就保护90余名伤病员。医院附近村庄几乎每家住有伤病员，群众还帮助护理和采集中草药医治伤病员，有的将谷仓让给伤病员住，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伤病员，不少群众为之献出生命。
  民国23年10月，红军主力以宁化为依托休整、待机，此间在宁化设有红军第十医院、第四医院、红三军团医院等。
  在闽西苏区，红军除创办上述西医院外，还办有中医院。民国20年，在上杭才溪苏维埃医疗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院址设在上杭才溪庄背庙，王赠接任院长。是年夏，伍修权战斗负伤，曾在该院医疗。该院次年改属福建省军区领导。民国22年，国民党军进犯上杭苏区，该院转移到才溪偏僻地带。建院三年余，共收治200余名红军伤病员。
  民国20年秋，中共闽北分区委在闽北苏区的中心——崇安县大安陶观创办闽北红军医院，先后由徐之嵩、刘树宝担任院长，叶泉太、刘瑞宝先后任政委，有四名医生，看护生一个排，看护兵（又称武装运输连）一个连共有七十余人。民国23年因战争形势的变化，该院先后迁址于崇安陈家垅、大安源、马家坪等地。次年初，闽北苏区党政机关撤离大安，红军医院从马家坪转移到闽赣苏区江西的钻山县石垅村，并精简为三个医疗所，分为轻伤所和重伤所。
  民国22年春，闽北苏区在崇安大安张山头创办闽北红军医院调养所。民国23年8月，闽北红军挺进建瓯、松溪、政和，在政和县东平乡丰岭建立红军医院，收治红军伤病员。
  民国22年，闽东苏区业已形成。次年，成立中共闽东特委、闽东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此期间，闽东苏区曾在连江官坂和下宫、罗源冀屿、外洋和北山、宁德天峰院和牛栏头、福安八斗、鸭母湾和西圣寺、柘荣高丽（今高峰村)、周宁桐子坑等地设立红军后方医院或临时医疗所。院址大多数设在便于隐蔽和转移、且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寨、庙宇、自然洞穴，或者临时搭寨，收容红军伤病员。福安西圣寺红军医院是闽东苏区条件较好的医院，闽东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伤病员大多住该院治疗。民国2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挥师东进，连江、罗源等地苏维埃政府组织担架队，将500余名伤病员送往闽东各红军医院或医疗所医治，其中连江下宫红军医院接收300；余名伤病员，院长林烈泰配合红七军团的卫生人员积极抢救，使大部分伤病员痊愈归队。
  苏区红军医院办院经费靠中央和当地苏维埃政府筹措和群众募捐资助。医院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红军医院依战争形势的变化经常转移，灵活机动。当地群众经常组织担架队、洗衣队、宣传队到红军医院慰劳伤病员，并送去粮食、蔬菜、鞋帽、衣被等，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红军医疗工作。
  三、药械供应和使用
  民国19～23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武装“围剿”和经济封锁，并严禁苏区产品外销，破坏根据地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加上频繁的战争破坏，造成苏区军民经济生活极其困难，尤其是药物、食盐供应异常紧张，有时连最基本的止痛、止血、消炎、退热药物都十分匮乏，严重影响苏区医疗工作的开展。在那“黄金有价药无价”的非常时期，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解决苏区药物、食盐的军需民用，苏区共产党和政府千方百计，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主要有：
  (一）建立地下交通运输线 民国20年，由中央交通局开辟一条由上海至香港，经汕头、大埔、永定进入闽西苏区的长达几千里的红色交通线。在粤东和闽西设立大站，沿途设中站、小站，除沟通中共中央与苏区的联系外，也运送食盐、药械等紧缺物资。汀州福音医院积极帮助红军购买药械，院长傅连噑利用福音医院的名义，派他的学生曹国煌化装成商人到上海中英药房购买药械。民国21年11月，在共产党领导下，汀州福音医院又以傅连唪的名义，分别在上海、汕头、峰市、上杭等地开设药房，帮助红军购药运药，曹国煌在峰市药站工作时被捕，牺牲于上杭。民国22年初，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设立省对外贸易局，实行灵活机动的贸易政策，出口土特产，同时也购人食盐、中西药和医疗器械等紧缺物资。民国23年初，成立中华商业公司长汀分公司，以采购为主，购进金鸡纳霜、阿斯匹林、碘酒等西药。这时，闽北苏区所辖的崇安县、崇浦（浦城）县和建浦（建阳）县苏维埃政府，也分别在崇安与河口(属江西铅山县）、崇安与浦城、崇安与建阳的边境设立对外贸易处。此外，苏区政府还采取减税、预先支款等办法，吸引国民党统治区商人到苏区进行药材贸易。苏区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发挥集体智慧，通过各种巧妙办法，把药品和食盐运回苏区，如群众把挑柴的、扛猪的竹竿打通竹节，装人药品、食盐，妇女用双层粪桶（上层装粪便，下层装药品、食盐等），或化装成孕妇，把食盐、药品绑在腹部；码头工人用铁箱装药捆在船底等，以各种方法通过国民党设置的层层关卡，许多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
  (二）成立药材合作社 民国19年起，闽西苏区不少区乡成立药材合作社（或称公共药铺）。其形式有一乡或几乡联办，或以区为单位；资金由政府投资，或群众自愿入股集资、合股经营。有的专门售药，群众到公共看病所看病后，凭医生处方到药材合作社购药；有的聘请医生坐堂，既看病又售药。合作社职工由各乡推荐责任心强、有业务经验的老药工参加。上杭才溪区合作社运动开展得比较好，该区办了五个药材合作社，多次受到《红色中华》报的表扬。其中，才溪区通贤乡办得最好。通贤乡药材合作社由八个村的群众自愿认股140元(大洋）为基金，社里设主任、药剂生、采购员和医生。采购员每周到上杭城或连城新泉药店进药，做到常用药不缺，备有人参、鹿茸等补品，并自制丹、膏、丸、散等成药。药品售价按进货价加20%计算；医生诊病或出诊，不收诊费；对红军家属（发红属优待证）、合作社社员（发社员优待证）和贫困户，收费优待，或可赊药；还免费为过路红军伤病员诊病送药，合作社每年农历五月节、中秋节、春节各结帐一次，交社员审查公布，乡苏维埃政府派员参加，从纯利中提取15%分红，余额作为基金，顾及群众、社员和合作社三者的利益。当时苏维埃政府虽然财政困难，但仍对药材合作社免纳税金，以扶持苏区医药事业的发展。闽西苏区药材合作社的建立，对于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政策，缓和苏区严重缺医少药状况起过一定作用。民国23年底，苏区药材合作社遭国民党军队洗劫一空。
  (三）自办制药厂 苏区红军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办制药厂。民国21年初，福建军区在上杭白砂洋子里（今中洋村）创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制药厂，同年下半年迁至上杭南阳乡茶树下。该厂属福建省军区后方留守处领导，曾由红十二军派一特务连护厂。厂房寄于民家，仅有一些镐头、斧子、筛子、铁锅、药碾等简单工具。药厂设厂长、共产党支部书记、司务长、文书、药剂员、药品管理员、工人等共三十余人。工人分为采药班、加工班和制药班。采药班按制药需要到深山密林或崖头岸边采集各种中草药；加工班将鲜药材凉晒、炒干，加工成粉末；然后由制药班在药剂员指导下按配方制成各种成药。药厂主要产品有止痛片、麻黄素、鸦片酊等七、八种，将产品打成小包后送往前线和各红军医院。该制药厂于民国22年底转移到长汀河田，后又迁至长汀四都。
  民国22年11月下旬，毛泽东深入才溪乡作社会调查，指示区苏维埃工作人员，要广泛发动群众，利用山区中草药资源丰富的优势，组织群众上山采集中草药。闽北苏区红军医院采集杜鹃花、车前草、六月雪、苦菜、冬泡刺、南瓜心，加工成药膏或药粉，用于去暑解毒，退热止血；并用蜂蜡或猪油拌苦菜、杜鹃花、冬泡刺加工的药粉医治伤口。此外，苏区还通过收集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如第二次反“围剿”时期，红军攻克建宁城缴获药械二十余担；有的通过没收土豪军阀财物等途径，集中后有计划分发到各红军医院。红军医院还自制脱脂棉花、代用纱布，用竹子制作镊子、竹碗、竹水壶等等。
  红军部队和医院的医生虚心向群众请教，学习中草药知识，广泛收集民间单方、验方，并把它传授给连队卫生员和战士，在防病治病中充分发挥中草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