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依法逮捕拘留
  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历来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50年代初期，规定罪该逮捕的人犯，必须由市（县）公安局长审核，报中共市（县）委批准后，方可执行。1951年5月，镇反运动进入高潮时，逮捕人犯的批准权收回中共地（市）委掌握。为保证案件质量，各县（市）成立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清理积案委员会，对久拖未决的积案进行清理，先由公安机关提出处理意见，提交乡、镇政府讨论，依靠群众查漏纠错，然后报请市（县）清理积案委员会讨论，并报省、专（市）级有关部门核准。龙溪等专区将被逮捕的地主、恶霸、土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公布，让群众核实、补充，做到准确定案。
  1954年12月，《中华人民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布后，公安部颁发了《关于逮捕及预审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以这两个条例为依据，以“及时、合法、准确”为原则，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案。从此，逮捕人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持有逮捕证，方能执行。在特殊情况下，公安机关来不及事先办理逮捕手续时，先办刑事拘留后办逮捕手续。
  省厅于1956年2月召开全省预审工作会议，检查总结1955年两个条例的贯彻情况，部署清理积案等工作。5月，以检查错捕、错拘和刑讯逼供为重点，认真纠错。9月，对过去法律手续不完备的案件，按法律程序补办手续。至1957年上半年清案工作基本结束。各级公安机关在打击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依法办案，办案质量不断提高。1957年1～10月，全省共移送起诉3780件，比1956年同期退查率下降25％。
  1958年，一部分县公安局与检察、法院合署办公，实行“一长（领导）带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分片包干”，“一长包中心，三员包业务”的做法，妨碍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职能的发挥，影响办案质量。省厅根据“勿纵勿枉”的原则，有重点地进行复查，予以改正。
  1961年，省厅发出《关于加强整风整社中暴露出的违法乱纪、侵犯人权案件的审讯工作意见》，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清案件的性质，查明罪行的主次、情节的轻重，严格依法办案。
  1962年，全省公安机关对1958～1959年“拔白旗”和“反右倾”运动中被错捕、错拘、错劳教的人进行复查，分别予以纠正。为纠正拘留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违纪现象，省厅专门发出《关于执行拘留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的界限、对象、期限和审批制度等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
  省厅1963年发出《关于做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保卫工作的通知》，强调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依靠群众改造敌人。1964年3月，推广浙江省诸暨县执桥区“矛盾不上交，就地改造”的经验，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1965年省厅召开第二十四次全省公安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指示。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执行“公安六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新的逮捕、拘留条例的公布实施，公安机关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1980～1982年，各级公安机关对杀人、抢劫、强奸、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及走私、投机倒把、盗窃等经济犯罪分子，从拘留、搜查、讯问、收集证据到结案，均按法律程序进行，在法定的时限内审结，发现错捕、错拘的立即撤案放人；结案时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犯罪情节和罪名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
  1983年8月至1986年12月开展的“严打”斗争中，公安机关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在“严打”第一战役中，全省审结的流氓团伙案件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移送起诉率达97.8％，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法律手续不完备等退回补充侦查的占2.2％。1986年5月，在“严打”第三战役中，公安机关进一步强调依法办案，文明办案，保证办案质量。1987～1989年，全省公安机关推行岗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办案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
  二、依法审批劳教
  1957年8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颁布后，省厅根据省人民委员会指示，制订贯彻执行方案。10月，省厅与省民政厅联合成立劳动教养办公室，领导和管理劳教工作，先后建立8个劳教场所。各专（市）、县相继成立劳教办公室，组织专门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和审批收容工作。是年，全省收容劳教1176人。对被劳教人员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1958年收容劳教754人1959年初，省委政法小组决定，劳教工作划归省公安厅管理。省厅劳改局设立劳教办公室，专管劳教工作。各专（市）民政科将劳教业务移交给专（市）公安处（局）管理。同年6月，省厅根据全国政法会议关于收缩社办劳教队的原则和省委批示，提出整顿劳教工作方案，公布《劳教人员工资制度（暂行草案）》。7月，省厅制订《关于劳教分子解除劳动教养的试行办法（草案）》。通过整顿场所，撤销社办劳教队，清理劳教对象，加强了劳教工作。1960年先后撤销大田县东坂、光泽县大坡、将乐县三涧渡3个劳教农场。1962年，省厅发出《关于劳教期满办理手续问题的批复》。1963年，全省收容劳教1335人。1964年7月，省厅发出《关于专属劳改、劳教单位收归省属后有关刑满留队等审批程序的通知》。
  “文化大革命”期间，劳教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劳教单位全部移交给省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6月，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公安机关恢复劳教工作，指定场所，担负收容全省劳教人员的任务。1980年4月，省厅贯彻1979年11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教养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精神，为办好劳动教养，提出收容、安置劳动教养问题的实施方案。5月，省和福州、厦门市分别成立劳教管理委员会（劳教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福州、厦门市的劳教人员，由市劳教管理委员会审批；建阳、宁德、莆田、晋江、漳州、龙岩、三明七个地（市）的劳教人员，由省劳教管理委员会委托各该地（市）公安处（局）审批，报省备案。
  1981年1月，省政府批准省公安厅成立劳教管理处（10月改为劳教管理局）。继之，福州、厦门市公安局治安处设劳教管理科。
  1983年7月，原设在公安机关的劳教工作机构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建制，劳动教养场所也随之交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但劳教审批工作仍由公安机关办理，福州、厦门市公安局治安处设立劳教审批科，其余地、市、县公安处局治安科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劳教审批工作。
  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和国务院批准颁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4～1986年，福建结合实际对劳教对象作了补充规定。1988年，省厅制定《劳动教养审批程序规定》，其中的劳教复议是监督的一个程序，强调要抓好复议。1989年，全省不服劳教复议提起诉讼18起，其中法院维持劳教决定12起，当事人撤诉5起，法院撤销1起。
  三、依法治安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于1957年10月公布后，省厅遵照公安部指示，在省委、省人委领导下，向全省人民广泛宣传，动员广大党员、团员、干部、军人、工人、农民、学生等自觉遵守条例，同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斗争。共翻印张贴条例8.5万份，编发宣传提纲6.5万份、小册子2.5万本、彩色连环画2万套，制发幻灯片72套。同时各地各单位运用漫画、广播、黑板报、会议等多种形式宣传贯彻。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公布，获得全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群众反映说：“大案大处理，小案小处理，毛主席算得够好。”基层干部说：“对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人，现在有武器了，犁不着耙得着”。通过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的违法犯罪人员主动到公安派出所交待违法犯罪事实。泉州市贯彻条例后，7天内有36名违法犯罪人员提供检举材料101份。1958年，全省共查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17160起、19462人。
  1959～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部分地区群众私拿乱拿财物，小偷小摸也较严重。少数公安干警和基层干部在处理这类问题中，发生乱斗、乱罚、乱拘、乱搜查等违法违纪现象。各地党委和公安机关发现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制止。1959年，中共南平地委指示：对群众的少量偷摸行为，应贯彻说服教育方针，坚持一不斗争、二不吊打、三不动刑罚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适当教育处理；吊打、捆绑、游街、挂牌和随意罚款、扣饭等非法手段，必须严格禁止，不得再犯。南平专署公安处停止执行治安处罚中的罚款。福安专署公安处在《关于福安社口、霞浦仙东违法乱纪情况报告》中指出：今后凡拘留人，必须按拘留条例办事；农村停止使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小偷小摸的处理，主要是加强教育，不准乱斗乱罚，更不能动用刑罚。1960年春，省委指示：“对于小偷小摸，偷菜偷瓜等等这些问题，不能算偷，因此，要教育，要搞好生产、生活，不要把有这些行为的人放在群众中批评，也不能斗争，更不能动用刑罚，这个问题要教育全党干部都知道，这不仅仅是公安干警的问题，而是全党基层干部都要注意的问题，捕人、集训、拘留不能宽，捕人不能多。”1961年1月，省厅召开各专（市）公安处（局）长和部分治安情况复杂的县公安局长紧急会议，根据公安部指示精神，规定除福州、厦门、三明市（不包括郊区）外，其他地区一律不准执行行政拘留，农村一律不执行治安处罚条例，不准罚款、罚劳役。
  根据第十二次全国公安会议有关文件规定，1963年5月22日，省厅党组报经省委同意，将执行行政拘留的地区，由福州、厦门、三明等3个城市扩大至漳州、泉州市和南平、邵武、光泽、漳平、永安、莆田、晋江、龙岩、福安、福鼎、崇安、诏安、长汀等13个县的城关及石狮、石码、涵江、金峰、莱舟5个镇，并授权给这些县（市）公安局审批。
  “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被破坏。1980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公安机关恢复执行《条例》。1983、1984、1985年全省查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分别为25828起、36426人，25340起、38412人，30941起、50465人。
  1986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11月6日，省厅根据有关法律、法令，提出《关于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若干意见》，同时发出指示，要求全体公安干警认真学习、掌握《条例》精神实质，严格执行《条例》各项规定。治安、交通、户籍、刑侦、消防等部门和派出所、行政拘留所的干警联系实际，检查和纠正过去工作中不符合《条例》规定、不按法律程序办案、重处罚轻教育的做法，改变“以言代法”、“以情废法”的现象，提高执法、守法、护法的自觉性，做到严格依法办事、文明礼貌待人。
  1987年，全省印发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75430本，宣传资料、画册76088份（本），图解幻灯片3.2万片；举办培训班524期，培训公安干警、保卫干部33053人。是年，全省公安机关共受理违反治安管理案件35051起，查处30570起、61332人，其中：警告10621人，罚款27465人，拘留23246人。凡受到治安处罚的，基本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得当、程序合法。这一年，各地（市）公安处（局）受理治安处罚申诉案件372起472人，通过复查，维持原处罚163起200人，撤销处罚96起124人，变更处罚76起102人，申诉人自行撤诉18起18人，未复查终结19起28人；向法院提起诉讼60起85人，通过审理，公安机关胜诉32起49人，败诉5起6人，起诉人自行撤诉16起21人，未审查结案7起9人。各地（市）公安机关在实施新《条例》初期，对首起诉讼案件，都召集县（区）公安局治安科长、诉讼代理人到庭旁听。厦门市公安局对首起治安诉讼案件，局党组专门开会研究，办案人员走访所有在场证人，搜集详尽证据，诉讼代理人制订严密的答辩提纲和应诉方案。此间，省厅还派人到福州、泉州、建阳等地参加首起诉讼案，针对执法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发执行《条例》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召开各地（市）公安处（局）治安科长会议贯彻，保证诉讼案件的公正裁决。
  1988年5月，省厅发出《关于审理治安案件几个问题的通知》，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做到：治安案件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需要报县、市、区公安局、分局审批的治安案件，由治安部门负责审查，公安局领导审批，严格把好事实关、证据关、处罚关和程序关，填写治安处罚裁决书，按有关规定送达，交被罚人签收，不搞口头裁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依照《条例》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或委托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条例》规定，按法律程序予以处罚，不以乡规民约或企事业单位内部规章取代《条例》进行处理；对罚款和没收的财物，按规定上缴国库。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情节轻微的治安案件，做好调解、疏导、教育工作，能调解的尽量调解处理；经多次调解难以达成协议，而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足、双方责任明确的，依法裁决。公安机关对申诉案件及时受理，认真复查，对原裁决认定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在法定期限内能查清的，通知原裁决单位及时补充材料；在法定期限内难以查清的，则撤销原裁决，提出意见，发回重新审理。原裁决单位在查清事实或取足证据后，重新作出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提出申诉的，按二裁程序受理。对被处罚人提出申诉的案件，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申诉裁决时不加重处罚，但对被害人不服公安机关裁决提出申诉的案件，则酌情处理。1989年，全省受治安处罚的有5730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