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鸦片战争以前，福建的杂税杂捐仅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补充，在财政上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地方事务的增加，特别是中央允许各省地方“就地筹款”后，各种税捐方急剧地增加起来。
  清代后期福建省的杂税共有十二种，其中除契税、当税、牙税、炉税、门摊商税已单独列目或并入商税、营业税中论述外，尚有渔船税、枋税、夏布税、河沟税、车糖税、渡税、炭税等，收入额较少，征收方法也较复杂。渔船税是对滨海的渡船、渔船课征的税，其税率按梁头分上、中、下三等，梁头7尺至4.4尺，征银1两；4.3尺至4.1尺，征银5钱；4尺以下征银3钱。枋税是汀漳龙道对西北溪运漳造船枋料课税，源始于乾隆年间，按枋枝大小征收。夏布税在清代唯惠安县实行，每匹夏布抽银7厘，年约征银200余两。河沟税是对百姓在河沟养鱼课税，主要在海澄县实行，年约征银20余两。车糖税是对榨糖作坊征收的税，以轧蔗造糖的蔗车为征收单位，每一辆车征银3.6钱，全省独罗源县实行，年约征银10余两。渡税由江河渡口为人摆渡的艄公按年约交。主要征于闽县、侯官、长乐、金门、龙溪等县，年约征银近200两。炭税为漳州府所特有，征额最多，年约4000余两。
  清代后期福建省杂捐有七十多项，收捐的对象几至无所不包，凡人民的财产、经营收益、运销中的货物和日用消费品等无不抽税纳捐。其中以粮、贾、铺、膏、酒“五项捐”和铁路随粮捐最为普遍，征收数额也最大，其次是以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为对象的税捐，此外还有对粮户、牙户、屠户、船户、盐商、茶商、米商及其他商人的直接捐派，主要有：
  一、随粮捐：随田赋正税而附加征收，在田赋收入一节中已作了叙述。
  二、贾捐：相当于营业税，是以商人的经营发生额为标准按比率征收的。税率按经营额的3％纳捐，即每交易银1两收捐3分，钱1000收捐30文。由于商户普遍隐匿短报，造假帐敷衍，以致贾捐多征不足额，大多由州县凑足解汇省司。宣统年间统计，贾捐年定额2.73万两，实收数为2.51万两。
  三、铺捐：是一种财产税，对于出租房屋地产等不动产的拥有人征收，税率按不动产收益的10％，自有房产则可以免捐。铺捐开征后取代了原有的房捐，不同的是房捐一向是屋主和租户各出一半，而铺捐则由房产所有人交纳。各地征收铺捐都是由县府直接向铺户收缴，只有省城福州有专门办理铺捐的官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福州的部分绅士创议设立了“工艺传习所”，负责城内、南台二地的铺捐收缴工作，铺捐收入因此而增加不少。从全省的情况看，铺捐征收比其他捐税要好一些，拖欠短征的现象较少，全省每年铺捐定额7.2万余两，实收实解年约6.9万两，短收仅3000两左右，这是因为房地产不易瞒匿的缘故。
  四、膏捐：即鸦片税，包括“洋药”和“土药”，凡从事销售鸦片的商行、烟馆和个人都必须向政府缴纳“膏捐”。光绪二十六年（1900），福州有一个叫郑蕴和的大商人，承包年缴膏捐4万两，并预先缴交质银1万两，后来因经办不善，拖欠甚多，质银被没收充公。光绪二十七年（1901），把音捐收回官办，年额定为6.5万余两，税率为每销售鸦片一两收捐50文，饬令各州县仿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起提高税率，每售鸦片一两改交小洋3角，每年实征实解约5.2万两。
  五、酒捐：本省产的土酒原不征税，外来酒也没有征收厘税。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为筹军饷，即比照他省办法，先在福州试办，由商人陈祥春承包，并令各州县有条件的都要仿行。税率是从量征收，土酒每缸抽捐洋银1.6元，酒坛按大中小分别收捐2角、1角、0.3角。试办一年后，于第二年十月改归官办。并移入赔款税源的行列，连同贾捐一并征收，年定额初定为5.6万余两，实际征收只4万余两，短绌甚大，于是不得不扩大征收范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对外来酒，也征收酒税，但税率比土酒轻，绍兴酒和高粱酒按大小坛分别小洋2角、0.6角、0.3角，五加系列洒每六瓶捐洋0.3角，这样每年可增酒捐1.6万余两。
  六、铁路随粮捐：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田赋收入一节中已作了叙述。
  七、纸木捐：纸和木材是福建最主要的土产出口商品，除缴纳厘金外，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起，开办纸木捐，对这两种商品加收税捐，由各该行业公会的董事包征包解，以作为地方行政费用的补充。税率是按纸与木成交的销售额按比例征收，凡售纸100两抽捐8钱，全省每年约可征得纸捐9000两。木材每100两纳捐6钱，全部由卖方负担，全省年可得1.2万两。后来由于商人的抗捐，以及包征董事的侵吞肥己，税收日见减少。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起，当局准各地木商减一成交纳木捐，一年后，即三十二年正月再减一成，并把原来全部由卖方负担改为卖方和买方各缴一半，饬令各州县照办，据各属册报的结果，全年木捐实收入9600两，较原额减2400两。
  八、木排捐：是于江河溪流要道设立关卡，对通过水路运销木材的商人征收。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始于闽东北山区的延平府，先由商人包征包解，后改为官办，凡50枝一连的木排，西溪和南溪捐钱400文，东溪则只收200文，后来建宁、邵武属各县先后仿办，由于税率不一，且年无定额，加上设卡征收需要支销薪工杂费，各地大多隐匿吞并，化整为零，化公为私，所以到清末，木排捐已经很少。
  九、米谷捐：对贩运或经营粮食的商人和店铺征收，以石或店铺为标准，税率各地不统一。米谷捐的开征大多是因为举办学堂或其他公益的需要，年无定额，采取“量出为入”的原则，当所收税捐不敷支用时再行加捐。
  十、茶捐：是茶税以外按箱或按重量抽收供地方经费的特捐。最早见于光绪元年（1875）闽北的延建邵道，初时税率较轻，大多按箱计征，凡用船运销茶叶每大箱捐钱1文，小箱捐钱0.5文，年额约200余两。崇安县则设关征银，凡经该县兴田关、南关的茶叶，每大箱捐市平银2分，小箱1分，年收茶捐可达1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宁府用茶捐充作官医局经费，由于捐收苛扰，遭到茶农和茶商的反对，曾一度废止停征。到宣统元年（1909）筹办官立中学，又重征茶捐，每茶叶一斤捐钱1文，全年约收330余两。其他产茶县份有的也征茶捐，有的只征茶税，不再收茶捐。
  十一、柴把捐：福建丘陵山地多于平原，柴木资源十分丰富，山地县份凡柴木出口亦需抽捐，以10斤为一把，每把捐银5毫，初由柴商包办，后因办理不善，乡民屡有控告，遂收归官办，由该地税厘局代收。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改税率为每把一文钱，统计全年约有柴木出口240万把，可捐钱2400串。到宣统年间实收仅1300余串。
  十二、猪捐：是对贩猪屠户征收的，相当于后来的屠宰税，有时也对饲养人征收。各地猪捐的征收标准五花八门，税率很不一致，而举办的原因无非筹办学堂或捐助警察、卫生经费等。
  十三、戏捐：对戏班演出所得收入征收，有按台计征，也有按月认缴，有由管班或绅董承包，也有由官府派人收缴，各地税率多不相同。征收也没有定额，悬殊颇大。如厦防厅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办，每年可收戏捐360元，同年云霄县由管班承包，年缴戏捐200两，宣统元年又加额140两，莆田县每年戏捐达2000元，而后浦城、漳浦等县相继开办，年额皆在百两左右。所得捐收也都是补助公办学堂或地方巡警经费。
  十四、契尾捐，实际上是契税的附加，人民持契向官府报税时，于正税之外每张加收若干，作为地方特定用途的经费来源。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藩司详定章程，规定每张契纸准收工本费也称料价银5钱，同时随收学堂经费2钱，由县府在契尾上盖戳为记，如有不敷支用，还准各州县酌量加收，最高可以比原额加一倍，即每张契纸加捐4钱。这样，许多县份纷纷加收，使人民增加一层负担。据宣统年间统计，全省64个县每年约用契纸4.6万张，可收契尾料价银6253.3两，另外附加官契纸价1426余两，附加学堂经费9454余两，三项合计共达1.7万余两。
  十五、牙帖捐：是牙税的一种附加，凡领帖从事牙业的人都必须交纳。光绪三十二年（1906）整顿牙税，仿照浙江省的办法，按所在地商品发达的程度，分上中下三等，不仅新请领的牙帖要加捐，就是已领帖的旧牙也一律要按则补捐，发现有隐匿不捐和降等少捐的，给予勒令退帖或罚款五倍的处罚，对于不纳税的“私牙”则杖六十，没收所得收入。
  十六、其他各捐：除以上税捐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是属一县一地所特有的，大多收无定额，征办法更是五花八门。如厦门抽收“水果捐”，按所经营水果价值的3％收捐，年额约3500元。漳州有“砖瓦捐”，按所烧制砖瓦价值的5％收捐，原额5500元，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增为7200元。侯官县有“炭捐”，按篓分大小抽6至9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每年实收台伏1600余元。连江县对进入该县境交易的竹子和木材抽收“竹木捐”，按售价8％计征，年包征认额台伏4000元。云霄县有“船照捐”，“海埕捐”、“鱼捐”。漳浦县有“锅炉捐”、“红柴捐”、“油车捐”、“粪捐”。长春县有“音店捐”、“纸箔捐”。延平府则有“炮船捐”、“盐船捐”、“随排捐”和“商货捐”等等。此外还有蛤牙捐、粮串捐、盐牙捐、埠租捐、牙捐、官渡捐、酒捐、布捐、鱼牙捐、膏牌捐、花炮捐、纸捐、灰捐、靛捐、牛皮捐、香菇捐、笋捐、羊捐、厘卡捐、油捐、盐帮捐、租谷捐、盐厘捐、善社捐、桥会捐、会捐、水仙花捐、碗捐、盐馆捐、煤坑捐、花轿捐、善举捐、货船捐、学生捐、喜庆捐、社仓捐、商会捐、钉麻行捐、彩票捐、公业捐、公帮捐等等。有案可查的就有80余种之多。按地域内征收的情况看，抽捐种类最多的是宁德和长汀二县，分别达14种，其次是长乐、霞浦、福安、上洋、光泽、上坑、永定、云霄、龙溪、莆田、厦门、晋江等地，抽捐都在10种以上，附加捐收名目在6至9种之间的还有52个州、县，只有少数地方在5种以下。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军阀割据和财政困难，杂捐杂税名目繁多，其中最大宗的一项税捐就是鸦片税，都是各地军阀以田亩捐的名义勒收的。民国7年（1918）李厚基“援粤”失败后，因地盘仅余一半，收入骤减，便以此为生财之道，税额为每亩6元至24元不等，每年收入至少在百万元，不过当时勒收的范围还仅限于闽南各县。以后，粤军许崇智入闽，勒令全省各地一律负担，不管有无栽种鸦片，都要按亩抽收，收入自然较李厚基统治时期大得多。各地大小军阀也纷纷效法，如王麟部在闽东五县勒收了150万元，臧致平、陈炯明部先后占据漳属十二县时，都曾勒收到300万元之巨，成为地方军阀最大的财源之一。
  至于其他各种苛捐杂税，更是数不胜数。每一个占地为王的军阀，都可以在其防区之内自行开征税捐，如沿海有各种名目的鱼捐、船捐，城市里有花捐、车捐、行人捐、随意捐、戏捐、消遣捐、警捐等等，内地有按户、按人头、按土特产征收的各种杂捐。还有各种摊派，如王永泉对其辖县每年摊缴3万至8万元，名日“解饷”。孙传芳则把200万元印花税票在全省各县摊派。在商业稍发达地区，军阀们往往以“借款”的名义进行勒索，商会则只好向商人们摊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鸦片税仍是各地军阀最大的财源，但并设有统一的征收制度。虽然中央政府在福建设有禁烟督察处，“统制”鸦片运销，负责“禁烟收入”，但各地驻军却不受任何约束，自定名目征税。为了保证税收，每年军队都要派兵下乡武装迫种鸦片。据揭露，仅民国19～20年（1930～1931）间，割据闽南部分地区的省防军陈国辉部所征收的“烟苗捐”就达四五百万元之巨。民国22年漳州各属驻军抽收的烟苗捐达300万元，泉州各属500万元，兴化各属160万元，南安、同安各120万元。至于全省总数有多少，从无统计，省预算上也无此项目，故不得而知。直到民国23年1月，鸦片收入才由中央收回，并开征“特税”。不过，这笔收入只是名义上属中央税，实际上大部分都拨给省财政“以资救济”。民国23年3月至民国24年4月的一年间，除由汉口禁烟督察处征收运闽“特货”统税30余万元外，归福建方面的特税收入在50万元以上，其中30万元用于拨还银行借付的建设厅筑路经费。
  属于省级收入的还有一些附加收入，如丁米征收费、丁粮建设附加、保安团费附加等。抗战时期还有一些较小的税捐，如国难捐、娱乐捐、菜牛捐、船舶公益费、烟酒特捐等，但收入并不多，且在预算科目上分合不定，旋置旋废。
  福建地方杂税、杂捐主要是县级财政所收。民国25年（1936），省政府制定的县地方预算岁入科目规定的附加有十五种。全省财政统一后，经常的田赋附加有十四种，其中属省收入有六种，属县收入有八种。附加普遍超过正税。据民国25年对27个县的土地调查报告，正税额计130余万元，附加税达168.9万余元，附税是正税的129.8％，其中省附加只占27.4％，县附加占72.6％。
  摊派是县以下区或乡镇筹措经费的主要办法。民国24年（1935）以前，县以下设区公所，“划疆而治”。各地民团也擅自创设各种各样名目摊收、抽派。十九路军在闽时，将民团改编为地方保卫团，其经费“就地筹款”，大部分也属摊派性质。民国24年，全省推行保甲制度，为了有稳定的经费来源，遂开征房铺宅地税。该税与县征收的原铺税不同，其课征范围扩大到乡村农民的自住房屋，实际是摊派。民国24年起，福建开始整理县财政，清理县级税捐，至抗战前夕，全省总计废除各类苛捐杂税630种，款额达230万余元。抗战爆发后，县财政支出更形膨胀，原有的收入规模日益不敷分配，一度有所收敛的苛杂与摊派又大量出现，县地方当局无不任意抽捐派款，甚至遍设关卡，如长汀境内有各种名目的通过税42种之多。抗战后期，由于法定税源日益萎缩，各种摊派数量越来越多，取代了过去的附加与杂税。据民国33年省政府统计，各地摊派项目有95种。福建解放后，除田赋附加改为农业税附加（附加率不超过15％），列入农业税科目统计外，其余苛杂税捐均予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