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矿税之征，始自唐代中叶。唐初福建五州中，只有将乐、尤溪、宁化、建安、福唐（今福安）、邵武、长汀、沙县、南安九县有矿山，其中八县产铁，五县产铜，四县产银，一县产金，政府没有设冶征税。德宗时，根据户部侍郎韩泗“山泽之利，宜归王者”的建议，开始对矿产品进行课税，由盐铁使掌管。其后由于课征极其有限，至开成元年（836），唐王朝又将山泽之利下放给州县，由州县牟利以自殖。此时唐代“钱荒”现象已极为严重，地方州府为了铸钱，纷纷官营铜矿。这一时期福建铜的产量增长迅速，唐初闽中产铜五县均未列入全国168坑冶之数，到会昌五年（845）唐王朝令天下铸钱须署上本郡州号名时，福建铸钱监已经在全国23监中名列前茅，给地方州府带来的收入当是相当可观。
  五代时闽国继续推行官营矿山政策。自闽王审知后期开始，闽国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闽王在加强赋役征敛及财政上巧立名目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开始大量铸造劣币盘剥人民。王氏父子所铸货币均使用低贱金属铅、铁，而且铸币面额愈铸愈大，制作极为粗糙。
  宋代福建由于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和人口的急剧增加，大批农业过剩人口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中“尤取资于坑冶”（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福建》一。），福建矿冶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北宋初期，福建矿冶业就颇具规模，有银场27处，铁场20处，铜、铅场各28处，均居全国首位。（②《文献通考》卷18《征榷》五。）及至北宋熙、丰年间，福建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矿区。据统计，元丰初福建一路共有金场4个，银场72个，铜场44个，铁场11个，铅场31个，锡场5个，其中银、铜、铅场数列居全国第一；金、铁场数位居全国第二，多数金属矿产量在全国矿产量中亦名列前茅。
  宋初，政府对矿冶生产控制尚不太严，官营、半官营和民营三种矿冶经营在福建均同时存在。不过，官营矿冶劳动生产率极低而获利甚微，民营矿冶属于非法私自采炼，数量都极其有限，普遍存在的是半官营矿冶，其经营方式：或由官府设场监，招人采炼；或由财力雄厚人户租下乃地，进行采炼。这两种经营方式均属于半官营性质。场监官员仅对生产单位进行监督，并向其课税、征购，不直接参与生产的组织管理。坑冶每年采炼的矿产，除按规定比例交纳租税外，所余产品必须全部以官定价格卖给政府，当时称为“中卖”。显然，宋初政府对于矿冶的征敛亦和食盐一样，包括课税和差价两个部分。
  及至北宋熙宁、元丰年间，政府对矿冶的征课采取了“二八抽分制”的办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③《宋会要.食货》三四之一六。）。同时熙宁元年（1068）又将天下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八年（1075）又取消派官监督矿场。熙宁年间这种对矿冶业的经济政策，极大调动了坑户生产积极性，该时期成为宋代福建矿冶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而政府亦获得相当可观的矿税收入。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熙宁间对矿冶业所采取的积极措施亦基本废止。封建政府加强了对矿冶业的控制，同时各路坑冶均遣官提辖措置，福建路坑冶令漕臣领辖。政和八年（1118），又“令诸路铁仿盐法榷鬻，……私相贸易者禁之”（①③《宋史》卷185《食货》下七《坑冶》。），所有矿产品均须中卖于官。宋室南渡后，政府对矿税的征收有分成税和定额税两种形式，分成制税率从北宋二八抽分提高到三七抽分，而在实际征税过程中往往超过。定额税制在某些地方实行，如福州长溪县（今霞浦县），坑户皆纳定额税钱，“东山小乾铁砂坑，淳熙三年（1176）佃户岁输钱二万二千五百五十文”（②《三山志》卷14《版籍》五。）。但不论是分成税还是定额税，均出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①③《宋史》卷185《食货》下七《坑冶》。）的普遍现象。其时福建大量的坑冶无人承买而荒废，矿冶业开始由盛转衰。据南宋乾道二年（1166）统计，福建、湖南等6路原有银冶174处，荒废84处，福建、潼川等八路原有铜冶109处，荒废45处，旧额岁收铜705.72万斤，乾道中岁入仅26.32万斤有奇。
  元代福建与宋代相比，不仅产矿地减少，而且矿产种类亦明显减少，闽中未见有开采金、铜矿的记载。政府对不同的矿产品分别采取不同课征办法。对于银矿，至元二十一年（1284），政府在建宁、南剑等处设立银场提举司，调集民夫、囚犯开山煽炼。成宗元贞元年（1295），罢福建银场提举司，听民采炼。大抵上以十分之三输官，由地方有司收其岁课。天历元年（1228），江浙行省处州、建宁、延平三处银课岁额115锭39两2钱。对于铁、铅、锡、矾产品.元代实行专卖，推行引法。大抵上铁每引200斤，铅锡每引100斤，官收钞300文；矾每引30斤，价钞5两。据天历年间统计，铁课，江浙行省共14处产铁（其中福建占六处），每年共课铁24.5万余斤，课钞1703锭14两，两项合计居全国之冠。铅锡课，江浙行省共6处产铅锡（其中福建3处），每年铅粉课887锭9两5钱，铅丹课9锭42两2钱，黑赐课24锭10两2钱，在全国占第一位。矾课，江浙行省有2处产矶（福建占1处），每年矾课42两5钱。
  明代初期就开始禁止开矿。此后亦是时开时禁，矿冶业的发展极不正常。在所有的矿产中，政府对金银矿的控制最为严格。正统年间规定私煎银20两者“处以极刑”，家口迁移化外，聚众偷挖银矿者调军队剿捕，“获首贼枭首示众，为从及诱引通同有实迹者，连当房家小发云南边卫充军”（④《闽书》卷39《版籍·坑冶》。）。在这种情况下，明代福建的银产量骤减，远不能与宋代相比。洪武年间，福建各银矿岁课仅为2670余两，永乐宣德以后开始逐步增加矿税，永乐年间福建银矿税额达到32800余两，宣德时又增至40270余两。此为明代最高的银矿税年额，以后一直呈减少的趋势。正统以后，福建巡按马杰将银课定为每岁28250两。
  《重纂福建通志》卷49称：“明政莫坏于开矿，而福建之受害特甚”。明代福建的银矿由官府垄断开采，对矿山所在的府县人民骚扰极大。一是开矿动用无数的民工，强迫服徭役；二是银矿名为官办，实则开采工具均须矿夫自备；三是实行定额税制，不管丰歉、开闭，矿税均要按定额收满。正因为如此，明代福建矿工与政府的关系极为紧张，经常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如银屏山银矿，“鼓铸者折，往往鬻妻子家室偿课，致逮逋聚为盗”（①《闽书》卷19《方域志•延平府大田县》。）。永乐年间曾爆发银屏山矿工起义。正统年间，矿首叶宗留亦率宝丰银矿矿工起义。正统十三年（1448），终于酿成了明王朝建立以来规模较大的邓茂七农民大起义。明王朝镇压了邓茂七农民起义后，福建地方政府鉴于矿工的不断反抗，改变了矿税征收形式，将矿税分摊到本地田赋中征收，照样还是按定额收足。如宁德宝丰银矿岁课，于天顺二年（1458）匀入宁德县丁粮中赔纳；瑞应银矿岁课在正德年间银场停办之后，亦匀入松溪县田赋中赔纳。（②乾隆《宁德县志》卷1《坑冶》；潘拱《松溪县志》卷6《坑冶》。）建宁府银矿岁课8948两，闰月加办课银1536两，亦在此时由于“年久矿脉断绝，递年俱照丁粮赔纳”（③万历《建宁府志》卷14《贡赋》。）。到万历十二年（1584），明朝遣中官高采主持福建税监，高采素行贪婪，“往矿脉细微无所得勒民偿之”，“闽人震恐”。
  至于铁矿税，据《闽书》载：“皇朝悉罢官冶，铁课均敷丁田出办”（④《闽书》卷39《版籍志•坑冶》；《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5《福建》五。），即言明代福建的铁矿均由民营，铁课按丁田摊派。闽初福建的铁课为本折兼收，正德以后福建铁课俱解折色，每斤折银2分5厘。嘉靖以后，大致由于“南方以闽铁为上”（⑤⑥⑦方以智《物理小识》卷7《金不类铁》；超士祯《神器谱•杂说》；《徐氏笔精》卷8。），“铸刀剑甲天下”（⑤⑥⑦方以智《物理小识》卷7《金不类铁》；超士祯《神器谱•杂说》；《徐氏笔精》卷8。），以及“制统须用福建铁，他铁性燥不可用”（⑤⑥⑦方以智《物理小识》卷7《金不类铁》；超士祯《神器谱•杂说》；《徐氏笔精》卷8。），故福建铁课一律征本色。明初福建每年的铁课收入为12.43万斤，嘉靖元年（1522）以至明末，大致保持在29.92万斤，遇闰加1.78万斤。
  清代福建由于采矿业衰落，矿税实际上仅余铁课。有再征铁课的是沙县、尤溪、永安、长汀、归化、上杭、大田、漳平等8县，年收入不过227两左右。
  民国期间，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矿业务例》，对矿税分为三种：（1）按矿区亩数征税，税率为每亩征大洋3角或1角5分，探矿征5分。（2）矿产按出产地平均市价计算，征收10％～15％。（3）矿统税，由各矿业公司认缴，按市价计算，税率为5％。民国16年（1927），国民党政府拟定《矿税暂行条例草案》。民国21年（1932），颁布《矿业法》。规定矿税为矿区税和矿产税两种。矿区税每亩纳国币1分；矿产税按市价纳2％～10％。民国36年（1947），国民党政府修正颁布《矿产税条例》，分三类：煤、铁、石油，从价征收3％；石膏、滑石、铜、锡等从价征收5％；其他矿产物从价征收10％。福建省据此执行，但征收税额不多，1937年，全省仅收到矿税9000元，到1944年也仅有73万元。（⑧刘支藩《十年来福建之税务》；《福建十年》（上）第14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84年开始征资源税。征税的范围与本省有关的是煤炭。由于本省煤层薄，成本较高和利润较低，福建省税务局决定资源税暂缓开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