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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前，福建的商税，史无记载，自唐而始。近代以前，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除某些税源较大的税种（如盐税、茶税）外，其他则根据历代实际情况对商税税种采取独立税种分述或综述的方法。
  唐代关市之征始于安史之乱以后，福建地区关市之征尤其严格，“凡公私给与买卖每＝留数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索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即为署记，日合算之。立税场，凡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酤、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以上皆税”（①《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其时福建关卡林立，不仅县以上有市，而且县以下还有七镇八场，各县、场、镇对商人均胡乱征税，对商品的正常流通危害甚大。
  此外，福建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兴起，政府亦置官对外商进行征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在发布的“病愈德音”中指出：“此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②《全唐文》卷75。）。可以肯定舶脚税率较为苛重。
  五代王审知重视发展国内外贸易，“先是，闽疆税重，百货壅滞。审知尽去繁苛，招徕蛮夷商贾，纵其交易”（③《重纂福建通志》卷88《五代封爵》。）。同时王审知还开凿连江黄崎港以通海道，遂使海舶乘潮能够直抵福州。此外，王审知还任命其侄王延彬为泉州刺史，延彬在泉前后历26年，致力发展海外贸易，时人谓之“招宝侍郎”（④《十国春秋》卷94《闽》五《列传》。）。在王审知治闽期间，福建的商业发展迅速，其时闽中“关机不税，水陆无滞，遐迩怀来，商旅相继”（⑤《全唐文》卷841,于兢《琅琊忠懿王德政碑》。）。闽王审知最初仅是命张睦领榷货务，对商品买卖进行抽解，但由此给闽国带来的财政收入就相当可观，故《十国春秋》卷95言：“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
  审知晚年，开始增重商税。《十国春秋》卷98云：“时开府多事，经费不给。（陈）岘献计，请以富人补利市官，恣所征收，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岘由是得宠”。及至闽王延钧（璘）时，以中军使薛文杰为国计使，“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⑥《资治通鉴》卷278,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国人恨之入骨。永隆时，闽王延曦淫侈无度，赀用不支，国计使陈匡范以聚敛求宠，自告能日进羡余万金，于是“匡范增算商贾数倍，务以聚敛得上心，人不堪其苦”。其后黄绍颇、杨思恭主持财政时，“津梁有征，关市有税，长日极租，盐榷擅利，苛虐之政，刻剥是务”（①晋江西街《留氏家谱》，转引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一文。）。此外，杨思恭还在建州实施榷茶，至是闽中无物不征，无津不税，商税泛滥成灾。
  宋代，凡州县、关镇皆置税务，“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②《宋史》卷186《食货》下八《商税》。），对各种商品流通课以税收。商税分“过税”与“住税”两种，过税是对行者赍货征税。每千钱算20；住税是对居者市鬻抽税，每千钱算30。各地对科税的商品种类规定不一.但法令统一规定不准对行旅货赍装，贩夫贩归细碎交易及日用品中的非贩卖品征税；所有常税商品，有司必须揭版公布墙上，若藏匿应税货物为官司所捕获，没收三分之一，以其中一半奖励捕者；商贩不由官路运销货物按法科罪。
  宋初熙宁以前，商税征收一直遵循宋太祖关于“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的诏令，凡州县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收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因此，在熙宁十年（1077）以前福建诸州县税务所课取商税，基本上以端拱元年（988）至淳化元年（990）收到课利最多钱数立为租额，列表如下：
  王安石变法更改祖宗旧制，“增减税额所申省司不取旨矣”。此后，“商税轻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无减矣”（③《文献通考》卷14《征榷》一。）。福建系省窠名钱收入剧增，仅福州一府岁入就达11.3万余贯。（④《三山志》卷17《财赋•岁收》。）此外，商税增加的税目尚“有遗利钱、陪纲钱、增税一五分钱、增税二五分钱、糜费头钱等名”（⑤《闽书》卷39《版籍志•商税》。）。宣和年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还在福建等路增收添酒钱、头子钱、卖契钱、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以充经制钱。上述商税税目一经设立，很少废除。南宋绍兴以后为供应军事开支，尚有“月桩钱”，州县官府必须按月解送。月桩钱在福建主要由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等构成。至于“版帐钱”，南宋时实行于东南各路，福建称为“印板帐”（⑥《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其“检税不止于商旅，而苛细及盘、台、〓、具”，甚至预借于明年的田产交易，寄纳于“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编举”（①《文献通考》卷19《征榷》六。）。
  元初，政府在各地设立征收课税所，其所属仓库院务官及稽征人员等，全部由各处官司选有行之人充当，其收征的商税必须每月赴所输纳。同时，政府尚规定商人必须随身携带“商引”，入城交易不出视商引按匿税论罪。商税税率为三十分取一。
  至元二十年（1283），朝廷诏各路商税必须差廉干官二员提调，增羡者迁赏，亏兑者赔偿阵黜。在这种赏罚制度下，元代全国商税收入剧增。本来在至元七年（1270），政府已经将年收入银4.5万锭作为定额，及至天历年间，全国商税岁额达到93.95万余锭，而福建所在的江浙行省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商税收入增长更快，天历年间岁入已增至26.92万余锭，占全国商税总收入近30％。
  明代福建的商税仍包括货物的通过税和买卖税两个部分。即所谓“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②《明史》卷81《食货》五。）。明初规定农具、书籍及其他不设于市者一律免税，应征而匿税者没其半，所有应税物件均须析榜于官署，商税税率定为“三十税一”。
  明初福建各府均置税课司，各县均置税课局，主管商税的征收。司、局下设有巡栏，执行具体的征税任务，均由地方上“有力人户”充当。福建在明初商税税目不多，但不久就多如牛毛。民间田土交易，官给工本墨令填写印照有税，商估物货有税，竹木柴薪有税，蔬菜、饮食、畜牧诸物有税，野兽皮输水产有税，市肆门摊有税，桥梁、道路、关津均设卡抽税。其名目有：商税课（通过税）、门摊课、桐油课、果木课、蜂蜜课、窖冶课、铸泻课、蛎房课、面税课、契本工墨课。（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5《福建》五。）另外，据《重纂福建通志》卷49载：福建各府商税除上述税目外，尚有房地赁钞、水磨钞、瓦窖课钞、过山税钞、曲糖课钞、牛租钞、西瓜课钞、莲篷菱角课钞、比附亏免课钞、通天神会课钞、酒醋课钞、犁耙钞、桃李柿树钞、茶子油树课钞等等。从明代商税税目规定至细来看，可以看出福建基本上是无物不征。据万历六年（1578）统计，福建商税等课钞共收入26.73万锭。
  明代福建商税除税目繁多之外，政府尚采用从价课税，在钱钞、银的比值上玩弄花招，无形中不断地提高税率。由于官府的横征暴敛，福建的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名扬国内的宁化竹器，因“顷来征取既多，工不能给，几为灾矣”（④李世熊《宁化县志》卷2《货之属》。）。行销天下惠安北镇布，亦由于“明时横索为息”（⑤黄任《泉州府志》卷19《物产志》。），日趋衰落。明代享誉天下的武夷茶，因无法应付有司的诛求，至景泰间“茶山遂荒。输官之茶，至购自他山，其衰落可知”（⑥郑丰稔《崇安新县志》卷19《物产志》。）。其时百工凋残，商人裹足，货物“盈缩不常”，商税收入锐减。正统年间，政府下令革除了一批每年税课不及3万贯的司、局。从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又先后裁减了福清海口、长乐、闽县、侯官、建宁府、浦城、瓯宁、崇安县后山、建安、建阳、延平府、沙县、顺昌、南平、将乐、邵武府、光泽、兴化府、莆田、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等税课司、局。（①《重籑福建通志》卷49《田赋》。）由此可见明代福建商税严重萎缩。至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时，福建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商税常赋，则将商税并入条鞭内汇征。（②《闽书》卷39《版籍志.商课》。）万历三十年（1602），明廷又遣中贵人高采入闽坐榷商税，“山海川泽诸利搜刮无遗，诸关津饷税毕尽献”（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三。），大扰闽中达十余年，商民困苦不堪。
  清代福建的商税主要包括货物税和通过税两种。从清初开始，政府就在各水陆津要置关征税，故商税亦称为内地关税，以示与海关税相区别。清代福建境内主要大关有闽安关、竹崎关、崇安关、浦城关、杉关、上杭关、税课关，分别扼守福建各水陆要津。清代前期福建的商税是按价征收，其税率各关不同，但大抵上以从价百分之五为标准。道光以前，福建商税年征额定为1.6万余两白银，其实际征额往往超过，一律实行尽收尽解。各关年征定额如下：闽安关4040余两，竹崎2800两，崇安关570余两，浦城关2230余两，杉关2500两，上杭关3020余两，税课关880余两。（④《重纂福建通志》卷50《田赋》。）
  此外，清代福建尚有落地税，即对市集乡镇的货物买卖进行征税，此项收入多归府县所得，亦称门摊商税，全省独延平、建宁二府实行。其征收办法分为二种：店货由官府派人定期征收；贩货由经过税所随时征收。税率大致值百抽一。总之，清依明例，但变本加厉，包括对农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