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计划管理
  粮食商业计划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份，对粮食商业实行计划管理，是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在不同时期对粮食商品流转计划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
  (一)分口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允许粮食自由贸易，除国营粮食商业外，大部分是私营商贩。因此，国家对粮食只能实行分口管理，即把粮食的征收与采购分属两个部门。征收方面，是利用行政手段，由财政部门所属的粮食局(科)按农业税的规定，向农民征收公粮；采购方面，是利用经济手段，由贸易公司或粮食公司在自由市场上收购粮食。征收和采购有分工，供应对象也各有侧重，财政部门所属的粮食局(科)只负责军供、支前、区以上机关干部口粮和社会救济粮；贸易公司则负责市场安排，根据掌握的粮源有计划地组织调拨供应，重点保证福州、厦门等城市居民的口粮、侨区的供应以及事业用粮等，起稳定市场、调剂品种的作用。在库存管理上，1953年3月实行国库制度，把中央粮食与地方粮食严格分开，征收、调剂分别记帐，一切收支经过国库支拨手续，任何人无权动支或自行出借粮食。
  (二)集中统一、分级管理
  1953年12月，福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计划管理制度随之改变，逐步健全起来。
  1954年粮食统购计划按“一条鞭”管理。统销分市场销售、财政供应、基建用粮、酿造用粮和饲料用粮五大项，省采取由粮食部门分级管理加以控制。省粮食厅直接掌握财政供应和基建用粮两项指标，由各专市粮食部门代省开支；酿造用粮和饲料用粮由省粮食厅核定年度计划，委托省商业厅在指标之内控制安排；市场销售由各专市粮食局，按照省定计划数安排供应。粮食调拨计划分季安排。
  1954年前，油脂分别由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两个经营系统审批管理。1955年，改为“一条鞭”办法，购销统一计划，统一管理。1956年3月，油脂归粮食部门统一计划经营。1957年根据省内油料、油脂产需情况，分为余油、自给、缺油三种类型计划管理。福州、厦门两市计划安排与供应定额由省统一平衡掌握；晋江、龙溪两专区为余油区，全面实行统购统销，由省统一计划，统一调度；福安专区为自给区，原则上不调进也不调出，区内余缺和支前供应由专区调剂包干，品种需要由省调剂；南平、龙岩及闽侯县为缺油区，由省根据油源情况予以补助，专县根据区内油源与省的补助，自行安排产需余缺。同时，规定所有地区不论有无上调任务，其库存必须服从省统一调度。
  1958年，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扩大地方权限。，在粮食问题上，批转《国务院关于改进粮食体制的几项规定（草案）》，把由“中央集中统一管理”改为“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的办法，具体做法是：“粮食征购数和销售数相抵以后的余额和缺额，由中央核定，归地方包干”，粮食管理体制把“由中央高度集中统一”，改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分级管理”的办法。根据国务院规定，省对各地市粮油计划采取统一平衡，分级管理，即分省、专、县三级管理。省只管专区和福州、厦门两市，其余各县(市）由所属专区负责管理。省对专(市），实行购销差额调拨包干，年度购销计划仍由省统一安排，固定各地上缴或调入的包干任务。粮油季度购销调拨计划，由省根据年度计划分别下达；征购计划，按春、夏、秋生产季节分别安排。粮食供应方面，省负责财政供应、国营酿造、供应出口和复制品用粮及省属基建大工程。国营饲料、非省属的基建用粮和在各地区内的省属单位需要的工业用粮油，从1958年起，下放由各地负责统一平衡，在各地市场销售项目中开支。油脂供应方面，除部队、省属基建工程、出口肥皂用油由省开支外，其余项目一律纳入各地市场销售。
  粮库管理，实行三线管理，合理安排不同交通条件地区的库存布点，第一线是火车站、轮船码头及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南平五个市；第二线是县城、大工矿、通汽车的公路两旁及通民船的河流两岸；第三线指需要用肩挑或手推车、竹筏运输的地区。
  1960年，省粮食厅补充规定：各地在保证省定包干任务后，按计划多购少销的粮食结余数，归各地掌握使用，省不进行分成；当年用不完的，在年终结算后，划为地方机动粮，留下年度继续使用或增加储备。各地需要动用时，应在粮食收购到手以后，提出计划报省备查。油脂在保证完成省定任务后，余额归各地，但要统计在油脂总库存之内，不单独划分地方库存。在调拨方面，省定调出粮油包干任务必须保证，必要时，省可以在包干任务外增加调出指标，增调部分作为动用省属库存，凡调出地区未完成当年包干任务或对调入地区多调入的数量，均作为增加库存数计入。
  同年在粮食库存极端紧张的局势下，省粮食厅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加强粮食统一管理的指示，于当年11月起，先后建立粮食会计制度和支拨(调)证制度，规定：全省国库粮食由省统一管理，省、专、县、站、点均设立粮库会计(县以上附设在计划部门），逐级掌握粮食收、支、调、存帐目。同时，自上而下建立支拨(调)证制度，从省粮食厅一直到粮店、门市部，支拨(调)证分三级签发，省签发到专(市），专(市)签发到县，县签发到门市部。1962年改为四级签发，即省总库签到专(市)分库，专(市)分库签到县支库，县支库签到粮库，粮库签到粮店、分仓。无支拔(调)证粮库不能支拨粮食。1963年8月，粮库由储运部门移归计划部门管理。
  1961年，为了渡过难关，克服暂时困难，省粮食厅于12月下达《关于改进粮食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一计划，集中调度”办法：粮食征购计划由省统一管理，城乡销售由省统一安排，统一调拨，各项粮食归粮库统一管理。至此，原已逐级下放的计划管理权力，实际上又重新高度集中统一于省级。
  1962年，加强对月份粮食计划管理，按月自下而上逐级上报销售、调拔计划，经省粮食厅审核平衡后，再逐级下达执行。同年，省粮食厅还下达《关于附加粮和机动粮问题的通知》，规定附加的地方粮和生产队的机动粮两项合计不应超过国家任务的5%(县市3%，大队2%)。以后改为附加7%(地县4%，上交省3%)，以保证国家征购任务和计划外开支需要。此外，60年代初期，还实行粮食收支结算制度。
  1968年，为了便于调出和调入地区能及早安排好当年粮食的购销和调运工作，省对各地市采取固定对口调拨的管理办法：南平专署全调给福州市；龙溪专署调给厦门市3750万公斤，其余全调给晋江专署。省外调进的粮食，由省按月统一分配。并决定：（1)凡自给地区调进小麦、大豆和跨界接收的粮食，则相应调出稻谷；（2)把沿海平潭县、南日岛、湄州岛和闽东地区各岛屿，作为重点优先安排调进，优先供应。经批准动用的省后备粮食应按时补上。
  1970年实行粮油上调和下拨计划包干办法，指定上调地区调省粮食2.4亿公斤，省下拨地区3.4亿公斤，差1亿公斤由省外调入；食油也按指定地区上调490万公斤，下拨840万公斤，差额350万公斤，由调进和挖库存解决。实行调拨包干后，省只统一制定年度购销计划，原来由省专项安排的工业原料、部队供应和出口等粮油，由各地负责安排。
  (三）“四统一”管理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强调，粮食要做到“四统一”(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据此，1973年，省粮食厅制定了粮油计划管理试行办法：粮油年度购销计划由省编制；销售指标专项专用，项目之间不准流用；粮票调拨按季结算，其差额顶抵或增加销售计划；年终超购的粮油和销售节余的指标一律上交，不得搞小库存。
  1974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通知》，重申“四统一”的粮食管理制度，并指出：“所有征购入库的粮食，都要如实统计上报，不许层层留机动，不许打埋伏，搞小仓库，粮食指标结余要上缴，绝不允许搞突击销售。”据此精神，省粮食厅规定：协商多派购的超购粮食，也纳入计划，并把超购、加价粮也作为计划任务进行安排，历年各地多购少销的各项节余粮食，全部上缴。到1979年全省加价任务达5.3亿公斤，比1971年“一定五年”加价任务增加4.3亿公斤，平均每年增加0.55亿公斤。
  (四）粮油购销调拨全面包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粮食商品流通制度的改革，“四统一”的粮食管理体制已不适宜。为了稳定农民负担，促进粮食生产，调整农业布局，搞活粮食经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继1981年粮油征购任务“一定五年”后，1982年起实行粮食购、销、调拨全面包干的新的管理办法。当年国务院增加福建粮食超购任务贸易粮5000万公斤，油脂250万公斤，均用议价收购补上，差价款由省财政负担。五年内，凡基建征用土地，除建大型水库经省批准适当调减其征购任务外，一律归地（市）县调剂解决。粮食议购转超购业务，从1984年3月起停止执行。
  同年，省政府决定对完成花生果“一定五年”收购包干任务外超购入库的部份，由省地各半分成。
  1982年1月，省政府批转省粮食厅《关于贯彻执行粮油包干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
  1、省对各地、市粮油包干数：征购，仍按原“一定五年”的包干数(粮食14.2亿公斤、花生果5500万公斤、油菜籽587万公斤、油茶籽489万公斤）不变；粮食销售，以1980年实绩为基数，考虑五年内增减因素定为16.25亿公斤(食油销售则逐年确定）；省留粮食机动数2000万公斤；调拨，先定调出地区稻谷5.25亿公斤和花生油（包括花生果)600万公斤。以上的销售和调拨包干计划从1982年起到1984年“一定三年”。
  2、粮食销售。除财政供应、甘蔗补助粮两项由中央负责开支外，其余项目全面包干。调拨包干数，分别地区确定主要粮食品种数量，除调出稻谷、花生油“一定三年”外，其它品种调拨逐年商定。由省安排出口的粮食、花生果相应顶抵其调出任务。
  财政供应和甘蔗补助粮由省与商业部单独结算。
  粮票的收入、支出，每年结算一次，其差额均顶抵粮食调拨计划。
  粮食库存，实行定额管理。定额以内的由地方用作周转，在周转库存定额未确定之前，暂以1982年3月底的周转库存数作为定额，周转库存属于中央，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不得动用。
  3、省对各地市的粮食、花生油征购、销售、调拨包干数确定以后，一般不作调整，各地市在包干期内，要以丰补歉，允许年度之间丰歉调剂，统一结算。
  4、在正常年景，各地市多购少销的粮食和节余的花生油归各地掌握，自行支配，但省定的征购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实行包干后发生的亏空，由各地自行解决。属于省定政策改变，或省定大型工程，严重影响包干数的，省另行研究解决。在包干期间一般丰歉由各地自行调整处理，如遇严重灾害，年度之间调剂有困难，省酌情给予支持。
  1984年起，调减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边沿海岛等(简称“老、少、边)贫困地区的征购任务。当年商业部、财政部通知福建“一定三年”粮食征购包干任务由11亿公斤贸易粮调到10.5亿公斤，减少5000万公斤，折原粮7000万公斤，省只核减各地征购任务6500公斤。这样1984年度省对地市粮食征购包干任务由原粮14.2亿公斤，调减为13.55亿公斤。当年征购按调减后的任务进行包干结算。
  1985年，实行粮油合同定购，原来的粮食购、销、调拨包干，改为“购销包干，差额调拨，财务包干，少购多销的粮油由各地自负”的办法。省对各地市仍实行包干，安排粮食合同定购任务12.5亿公斤，销售15.8亿公斤；花生果、油菜籽仍按“一定五年“包干计划数字，食油销售一年一定。这一办法延至1987年不变。
  当年，国务院分配给福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用粮3亿公斤贸易粮和以工代赈用粮8450万公斤贸易粮，两项指标分三年用完，年终单独结算。但从1987年1月1日起，把原计划尚未用完的指标，改为补给差价款，不再支付现粮。
  1987年度计划管理规定：除城乡销售外，加工折差及损耗也实行包干，还实行“议价粮转平价粮”的差价款包干，当年粮食合同定购包干数与总开支计划数的贸易粮收支缺额为10.05亿公斤。国务院规定所缺额的粮食，除安排一部分现粮外，增加“议转平”和中央转地方外汇进口粮计划指标，其中：国务院现粮调入计划7亿公斤，中央转地方进口（顶抵粮食调入)计划1.5亿公斤，省间协调“议转平”(视同平价调拨)计划1.05亿公斤，省内就地议转平价计划0.5亿公斤。除现粮调入和其他粮食计划指标按政策规定结算价款外，其差价款按每公斤贸易粮补贴0.064元包给各地市包干使用。但食油不搞“议转平”补差款。
  二、余缺平衡
  (―)粮食
  50年代以来，福建粮食生产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耕地不断减少，人口逐年增加，仍然缺粮。粮食征购从1955年农村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到1984年，每年递增1.9%，而每年销售递增2.4%，递增速度已销大于购。特别是1985年起，全省合同定购任务减少，而各项用粮不断增加，收支缺额更逐年扩大。
  全省平价粮收支缺额，主要靠中央安排调进。从1953年到1987年，共调进粮食累计达107.06亿公斤，而调出省外、供应出口和复制品出口用粮共只30.08亿公斤，对抵后实际净调入76.98亿公斤。粮食调出的原因是：一、中央安排外调上海和出口粮食；二、边界调整流向(相应增加调入）；三、为了调剂省内粮食品种需要，调出部分大米换进面粉、大豆、杂粮等满足省内市场和工业生产原料的需要。虽然调出不多，但调入的数量往往不足补缺，不少年份靠挖库存过日子，粮食库存一直是不充裕的。35年来，收支缺额逐年扩大：1953～1957年，政策稳定，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头两年亏空1.33亿公斤，1955年到1957年三年收购计划超额完成，粮食销售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收支节余6.13亿公斤，五年实际节余4.8亿公斤。
  1958～1960年，由于浮夸风影响，粮食产量越估越高，征购计划不断加码。1958年6月省粮食厅下达年度购销计划，定购14亿公斤，定销12.69亿公斤，比1957年度分别增加2亿公斤和1.86亿公斤。到年终实际入库粮食12.48亿公斤，比上一年多购3500万公斤，而城乡销售却比上年增销2.35亿公斤。主要原因是当时盲目大办工业，全省有4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需要国家供应1亿公斤，加上当年冬季放松供应政策，多销了0.5亿公斤，农村大办食堂，用粮无计划，国家又补销了0.5亿公斤。同时，为保证外汇需要，组织地方出口粮食1.3亿公斤，结果全省收支亏空达1.96亿公斤。在此情况下，为保证市场供应，一方面把所有死角粮全部调出来，另方面挖库存以供外调。全年度执行国务院调拨指令，完成外调苏联大米1400万公斤，外调上海大米1400万公斤，全省挖库存达2.24亿公斤。1959年粮食减产4.5亿公斤，征购计划仍然高达15亿公斤，入库实绩达15.8亿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9.7%，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0年粮食生产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产量在1959年减产的基础上，下降到32.34亿公斤，减少了7.67亿公斤几乎退到1950年的水平。当年在粮食收支亏空1.51亿公斤的情况下，又挖库存0.81亿公斤保证外调任务。到1961年6月底，全省库存急剧下降，粮食全面紧张。
  为了渡过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的难关，省政府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实行少购少销；二是收购粮食奖售工业品和用工业品换购粮食；三是地方进口粮食，1961年用地方外汇进口3250万公斤；四是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压缩粮食开支。
  1962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35.85亿公斤回升到1965年的45.55亿公斤，粮食购销计划恢复正常。此时，全国粮食形势也已好转，在这三年中国务院安排调入福建的粮食4.04亿公斤，补充库存1.03亿公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粮食征购任务完成较差，收支缺口扩大。该年度亏空2亿公斤，1967年度扩大到4亿公斤，1968年度净调入粮食4.5亿公斤。70年代初期，不适当地提出“以粮为纲，备战夺粮”和粮食低标准自给的要求，挤掉了一些必要的经济作物，压缩了一些必须的供应，使副食品和酿造用粮无法增加，工业用粮从原来的3920万公斤连续五年压缩在3000万公斤以内，市场供应紧张。1971年至1973年勉强做到收支基本平衡，1974年起，全省收支缺额逐步增大，每年都要中央安排调进。到1976年，粮食严重减产，征购任务没有完成，销售计划被突破，当年收支亏空4.13亿公斤，从省外净调入2.19亿公斤，挖库存1.94亿公斤。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使农民负担持续稳定，促进农业生产，保证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省采取粮食包干管理办法，把粮食缺额纳入收支平衡计划。
  1981年实行新的“一定五年”、粮食征购包干办法后，国务院增加福建的粮食征购任务由省从议购转超购补上，差价由省财政负担。从1980年到1984年五年中，共议购转超购粮食3.4亿公斤。1985年，粮食购销缺额由1982～1984年三年包干的2亿公斤扩大到3.5亿公斤。当年实际净调入9.93亿公斤，比上年增加4.7亿公斤。粮食销售，由于退出部分统销品种和项目，扩大议价销售，因而比上年度减少统销1.79亿公斤。
  1986年度，全省粮食因灾减产，国务院减购增销贸易粮各1亿公斤。省对下调整：合同定购原粮任务由12.5亿公斤调减为11.58亿公斤；城乡销售计划由年初安排14.4亿公斤，调整为17.62亿公斤。全年总收入10.65亿公斤，总开支24.18亿公斤，收支缺额13.53亿公斤。由于减购增销国务院没有相应增加调进，当年实际净调入为9.95亿公斤，挖库存3.58亿公斤。
  1987年度，因小麦收购和调进多于需要量，稻谷收购和调进少于需要量，所以在粮食收支中品种比例失调的矛盾十分突出。当年省外调进、国外进口和省内自购的小麦达6.25亿公斤，大米调进只有1.5亿公斤。解决的办法，除城乡销售和甘蔗粮实行按适当比例供应面粉外，多方设法以小麦兑换稻谷，如以平价小麦兑换议价稻谷；以平价小麦、玉米转议销收回的差价款再购买议价稻谷转平价供应；用小麦向浙江省兑换大米。全年全省共兑出小麦2.15亿公斤，玉米0.35亿公斤，换回稻谷2.67亿公斤。
  (二)油脂
  50年代，全省油脂形势较好，生产逐年有所增长，油料折油产量由1950年的2011万公斤上升到1959年的3839万公斤；收购量从1953年的1798万公斤增加到1959年的2756万公斤；城乡销售基本稳定在2200多万公斤，收支有余，略有调进，库存充实。
  60年代，油料折油产量徘徊在2000万公斤左右，油脂收购量下降到1000万公斤上下，城乡销售虽然采取压缩供应，但每年都从省外调入食油300万公斤以上。
  70年代，油料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折油产量从1970年的3435万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4709万公斤。但人口增长过快，油脂购销还只能维持低标准自给。这个时期，每年购销量大体保持在2000万公斤左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油料生产进一步发展。到1987年油料折油产量上升到5701万公斤。为稳定农民负担，对油料收购任务采取包干办法，一定五年不变。但由于各方面用油急剧增长，城乡供应逐年增加，收支缺额扩大。1981年以后，从省外净调入食油均在1000万公斤以上。
  总之，从1953至1987年，全省油脂油料生产虽然有了发展，油料折油产量增长41.36%。但收购量却从1798万公斤下降到1769万公斤；而城乡销售量则从1589万公斤扩大到24%万公斤，增长57.22%。人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1987年，人均占有产量为2.04公斤，只比1953年增加0.22公斤；人均消费食油为2.3公斤，也只增加0.65公斤。
  1953年至1987年，全省累计收购油料折油量为6.17亿公斤，加上大豆、米糠搾油收回的3000万公斤，总收入为6.47亿公斤；城乡销售总支出为7.7亿公斤，收支对抵缺额1.23亿公斤。全省实际净调入总量为1.38亿公斤，其中27个年份净调入达1.45亿公斤，其余8个年份虽亦有调入，但因供应出口和到省外零星兑换种子需要，对抵后净调出714万公斤。三、消费统计
  福建自1949年以来，才开始在政府和国营粮食部门重视下，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粮食消费总量(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和工商行业用粮等)的统计制度，据此进行计划管理，决定了以本省粮食生产为主，适当调入补充为辅的消费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粮食消费量为34.47亿公斤，人均消费水平为264公斤，1957年消费量、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上升到42.71亿公斤和294公斤。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减产。1961年消费量下降到32.78亿公斤，人均消费水平减少到205公斤。“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均消费水平一直徘徊在270公斤上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基础上，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多渠道经营，除国家安排调入的粮食外，国营议价部门和社会粮行米商也从省外采购大批议价粮。因此，社会粮食总消费量逐年增加，人均消费水平提高较快。社会粮食消费量：1978年以前都在75亿公斤以下，1979年上升为80亿公斤，1983年为90亿公斤，1987年达到102亿公斤。人均消费水平随之提高：1978年以前在300公斤以内，1979年为322公斤，1982年342公斤，1985年351公斤，1987年达到364公斤。
  全省社会粮食总消费量结构的主要特点：
  1、省内自产粮食人均消费水平一直很低。全省总人口1953年为1303万人，到1987年增至2801万人，增长115.4%。耕地面积由2206万亩下降到1866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从1.83亩减少为0.66亩。尽管粮食产量从38.82亿公斤上升到83.93亿公斤，增长116.20%，但人均占有产量1987年只有300公斤，基本停留在1953年人均298公斤水平。
  2、省外调入的粮食在消费量中的比重渐趋扩大。1983年以前，全省自产粮食占社会消费比重尚居95%上下，省外调进的只占5%左右。1983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粮行米商向省外议价采购的粮食从1.5亿公斤增加到1987年的7.61亿公斤，加上国家计划内平价调进和国营粮食议价部门采购的粮食，总调进量由9.03亿公斤上升到18.49亿公斤。从1984年到1987年的四年中，在全省社会粮食消费总量中，省内自产的粮食比重由95%降到80%，而调进的粮食比重则从5%提高到20%左右。
  3、粮食消费品种一直以稻谷为主。1987年的粮食产量83.93亿公斤中，稻谷为71.58亿公斤，占85.29%；地瓜8.24亿公斤，占9.82%；小麦2.11亿公斤，占2.51%；杂粮1.02亿公斤，占1.2%；大豆0.98亿公斤，占1.18%。省外调入的18.49亿公斤中，除国家平、议价调入的粮食和中央转地方外汇进口的5.7亿公斤是小麦外，其他的12.66亿公斤大部分是稻谷或大米。
  四、统计监督
  为正确编制粮油流通计划和计划管理，使适应粮食经济政策变化而设立的各项统计指标，能准确地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在粮食工作中的贯彻执行结果，必须不断完善统计制度，加强基础建设，开展统计分析、预测，编印统计资料。所以统计的服务与监督工作，一直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所重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统计工作，是由省财政厅粮食局和省商业厅粮食公司各自分别组织进行的。省财政厅粮食局主管公粮征收、拨付和库存的统计；粮食公司负责国家粮食商品的收购、销售、调拨、加工、库存的统计。
  1952年11月，成立福建省粮食厅后，统一负责全省各级国家粮食机构的粮食商品流通统计。根据粮食部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统计制度暂行办法》，开展统计工作。
  1953年12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商业统计在指标的设置、统计方法等方面，即随之逐步建立起一套与此相适应的统计制度，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初期设置的统计指标特点是，反映粮食征收、收购、销售、调拨、加工、库存等情况，其中，销售按批发、零售和其他销售分组，收购、批发销售和加工按5种经济成份分组统计。
  1954年收购、销售、加工不再按5种经济成份分组，而收购、销售则分为计划购销和市场购销两部份分组统计。
  1955年取消市场购销项目，把收购来源改按农业经济类型和合作化程度分组，设征收和收购两部份，在收购中又分设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及个体农民、其他等项目。销售照计划供应办法，分为城镇与乡村两项目，再各按其不同的去向用途分组。城镇项目分：消费者、食品业、工业、酿造业(包括制酒）、饲料、其他。乡村项目分：食品业、制酒等指标统计。1956年省油脂公司划归粮食厅领导后，统计内容扩大为粮食与油脂两大部分。
  从1958年开始，根据全国粮食统计制度规定的原则，省粮食机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省统计制度实施细则。从1958年起县级以上的粮食机构，执行省定的统计报表；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执行县制定的基层统计报表。
  同年，受“大跃进”浮夸风影响，统计数字严重失实，又砍掉部分必要的统计报表和指标，统计制度受到损害。
  1960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及时了解和掌握粮食形势，统计报表逐步增多，统计指标也越分越细。
  1964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和国务院颁发的《统计工作试行条例》、合理分配征购任务和保证粮食合理供应，避免瞎指挥，提供了比较全面详细的各项收、支、存的统计数据和统计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报表项目被取消，部分统计资料散失，粮食统计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与削弱。但各级粮食部门对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和库存等最主要的统计数字仍坚持上报，为及时安排粮食调拨，保障供应，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食统计工作经整顿逐步恢复健全，并有新的发展：（一)恢复与增设统计报表和统计项目。到1985年设置了3种电讯报告和16种报表，以反映平、议价粮油商品流转的全面情况。同时，根据议价粮油经营特点，为避免数字重复统计，省将议价指标体系调整为总购总销的口径分项统计。（二)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充实统计机构的决定》、《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和中共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恢复了部分粮食统计机构，补充了统计人员。(三)统计报表质量明显提高，上报时间趋于稳定，技术性差错减少，电讯月报与表式月报数字的离差缩小。（四）1986年7月，省粮食厅开始使用微型电子计算机汇总统计报表，整理常用资料。
  1953年至1987年的34年间，为了取得准确的统计数字，福建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基础建设。主要是：（一)建立健全原始记录。（二)开展统计质量检查。1976年以后，省粮食厅每年都组织统计人员到两个县检查统计质量；地(市)局组织一次抽查或互查，县(市)局每半年检查一次；粮站每季度自查一次，力求运用真实、客观的统计数据来反映粮食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揭露矛盾，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把原始的信息资料变为领导决策的信息，当好参谋和助手。为此，不断加强统计数字和统计资料的综合整理。从1953年开始，每年根据掌握之数字资料及业务活动情况，作出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围绕粮食工作的中心，搜集与粮食商品流转有关的社会资料，跟踪粮食政策的调整，运用科学的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和预测，及时反映粮食工作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有数据、有情况、有分析、有观点、有建议的统计分析与预测资料。省粮食厅从1979年至1987年共印发了88期《粮食统计资料》。1987年度全省共撰写统计分析、调查报告及预测资料1688篇。1962年12月，省粮食厅发布《关于按新粮食年度（当年4月至翌年3月）整编历年粮油统计资料的几项规定》，系统地出版粮油统计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中断，直到1976年，又恢复资料整理、编印工作，并重编了1965～1975年度的统计资料。此后，每个年度都及时铅印一本统计资料。